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21）黄金时代的艰辛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
1851年，维多利亚女王自豪地宣布，她亲爱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已经成功地通过和平和繁荣把世界团结到了一起。阿尔伯特是组织这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的名流委员会的主席。这是贸易、工业和发明的盛会。5月1日的开幕式上，四分之一的伦敦人聚集在海德公园，见证这一盛事的开幕。32岁的女王也出席了开幕式，她对周围的珍奇事物惊叹不已。展馆水晶宫的穹顶比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还要大，馆内10万件展品展示着那个时代的奇珍，从傅科的钟摆到抽水马桶，从棉纺机到月球的银版照片。博览会犹如一个大商场，各层商店的商品移动极为轻松。展出的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温室，展示着人对自然的主宰。当千人唱诗班唱起亨德尔的《哈利路亚》合唱曲时，女王感叹说，“让人感觉……充满虔诚，比我听过的所有合唱曲都要动听”。〔2〕英国国教会宣布工业为新的信仰。英国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一词和它对应的帝国主义刚刚开始在专业领域内使用）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始。〔3〕
实际上，资本已经在全欧洲加冕。1849年，起义被彻底镇压、反动政权力量恢复后不久，经济开始快速发展。马克思的宣扬让各国政府意识到，失业、饥饿以及由此引发的疾病对政权稳定造成的威胁，比任何思想或敌人都要大，这是因为社会的底层是基础，基础不稳，整个房子就会倒塌。为避免这一点，他们制定计划，建造铁路、房屋和工厂等既吸纳就业，更为重要的是利润丰厚的东西。〔4〕仅1851年的伦敦，建筑业便雇用超过66000人，成为首都规模最大的行业。不用说，房子不是给聚集在贫民区的穷人盖的。建筑潮主要集中在贝尔格莱维亚和肯新顿，伦敦北部的新郊区更是建起大片别墅，卖给突然暴富的中产阶级。〔5〕
大工业得到了欧洲君主和已经变得百依百顺的议会的嘉许，很多拥有铁路和在那个刺激、不断扩大的股票市场上驰骋的商人进入议会。他们提出，想要保持成功和繁荣，只需要遵循一条简单的规则：商业保持私营和竞争力，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商品（包括劳动力），把加工出的产品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在自由市场出售。这个规则便是资本主义。〔6〕
铁路、轮船和电报加快了商业扩张的步伐，时间和距离的限制被缩小，但真正让市场开始冒进甚至不顾一切的，是黄金。欧洲商人看到美国同行在加州随心所欲、毫无限制地聚敛财富。欧洲政府见国库空虚，不得不承认很多条例的确过时了，束缚了欧洲商人的发展，让他们落后了。〔7〕很快，各国政府解除采矿管制，推行更加自由的贸易条例，建立银行提供资金，重新制定法律以促进商业发展。〔8〕
伦敦博览会反映了贸易的这次曙光，正如普通工人无法躲避新经济制度的到来，普通伦敦人也无法躲避这次盛大的演出。为了迎接各国元首和其他可能光临的贵客，城内很多地方进行了改造：粪便刚倒进池子就被马上清走；画家用绿色、紫红色、蓝色和黄色将建筑的装饰粉刷一新；店主把脏兮兮的窗户擦得闪亮；最重要的是，睡在海德公园的数百名无家可归者被赶到了更远的区域。伦敦这个老妇人打了粉，擦上胭脂，做好了迎接宾客的准备。
让英国人没完没了庆祝的，不仅有博览会，还有英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到1851年，英国拥有的渡海轮船和铁路数量占世界一半。这些成功是哲学理性主义、政治实用主义和商业创造力的胜利，这些都在博览会上得到了展示。〔9〕
博览会还向整个世界彰显了私有财富的力量，这尤其令马克思懊恼。之前，他对于很多想要成为革命者的人什么事都还没做就给自己树立了想象中的丰碑而感到烦扰，与他们争论，现在，他又要对付资本主义梦想家，这些人以为商人是和平的使者，通过全球贸易，把货物从中国卖到巴西，从加拿大卖到布尔共和国，就让世界更和谐。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博览会不过是当代的罗马万神庙，用来颂扬“世界主义、博爱主义和商业……资产阶级的自吹自擂”。〔10〕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家所宣称的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突破国家界限和特性，减少地区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将会导致又一次巨大的金融危机，而时间就在下一年。〔11〕
在博览会的刺激下（效果甚至比燕妮和恩格斯还要好），马克思重新投入工作。在他看来，展出的工业和技术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并无不妥之处。实际上，他在摄政街的橱窗里看到一个电机模型后，兴奋得像孩子般，说电是比蒸汽“更伟大的革命者”“前景无法估计”。〔12〕但他需要给出解释：人类的伟大发明为什么会控制在如此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这些巨大的进步又为什么不该只让少数人受益。
1851年春，当大多数人还尚未听说过“资本主义”一词时，马克思已经开始对抗这一庞大的、不断进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一个后来遍布全球、影响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刚刚出现时，马克思便开始记载其兴盛，预测其衰亡。〔13〕在接下来的16年里，他经过数千张草稿的积累，才终于完成巨著《资本论》的第一卷。他的年轻追随者们才看到一张替代资本主义的蓝图——他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做事从不马虎；他彻底投入到了经济学的研究当中。一个名叫威廉·皮佩尔的年轻伙伴也偶尔来给马克思打打杂，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跟恩格斯抱怨说，“一有人来拜访，他就拿经济学的东西招呼别人，连问候都省掉了”。〔14〕恩格斯应该也有些诧异，马克思写给他的信中满是经济理论，征询他的意见。正是从这时起，两人开始了长达20年不间断的通信，有时甚至每日一封，直到恩格斯在1870年回到伦敦。马克思的一个女儿回忆说，家里最高兴的时候便是穿着红色军式礼服、戴着黄色条纹礼帽的邮差到来的时候，每当他敲响住处的门，孩子们都会从楼上飞快地冲下来，因为他们知道“恩格斯叔叔”的来信会让父亲何等开心。〔15〕信里不但有恩格斯对正在讨论的话题的回复，经常还会有一家人生活所需的钱。
12月搬到曼彻斯特后，这位马克思家的孩子们眼里的“天使”找了两个住处。一处是典型的商人住宅，体面，可以招待同事。另一处位于郊区，以博德曼先生和夫人的名义登记，恩格斯和玛丽·白恩士以及她的妹妹莉齐一起居住，他们的朋友大多是爱尔兰激进分子。席卷爱尔兰的饥荒虽已结束，但国力被严重削弱，短期内再也无法从英国独立，各郡资源匮乏，无力再发动独立战争。曼彻斯特的爱尔兰人满腔愤懑，不仅因为威斯敏斯特对爱尔兰的统治，还因为在英格兰工作的爱尔兰男男女女和孩子们面对的境况。
恩格斯自愿用资本主义“强卖”的收益资助革命的朋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的负罪感。成为一名棉纺商人之初，他便决定供养马克思一家——甚至为此愿意动用工厂的钱——并帮扶曼彻斯特的白恩士一家。作为一个工厂主的儿子，他表现得很出色，参加适当的俱乐部，而且很受欢迎，但他真正的朋友是那些会被这个社会送上绞刑架的人。他游泳，击剑，骑马打猎。他在享受这些运动本身的乐趣的同时，也在锤炼自己的身体，做好武装战斗的准备。〔16〕燕妮曾揶揄他是“棉纺大王”。他的确是，但同时有着一颗反叛的心。燕妮说自己很高兴他仍然是原来的弗里茨。〔17〕
恩格斯不知道父亲会让自己留在曼彻斯特多久，但留在这里期间，他极大地缓解了马克思和燕妮的忧虑。他经常随信寄给他们一两英镑，满足他们生活所需。自来到伦敦后，他们的境况终于开始好转。马克思沉浸于经济学研究，并计划在科隆以小册子的形式出售自己的作品。〔18〕他甚至开始考虑《评论》在瑞士复刊。〔19〕孩子们好像也走出了小福克斯的死带来的阴影。当然，不是一切都顺利，流亡者之间的争吵仍很激烈：红色沃尔弗12月时遭到维利希的追随者殴打，康拉德·施拉姆和皮佩尔参加纪念巴黎起义的一次宴会时，受到粗鲁对待。〔20〕但马克思没有参与到争吵中，而是尽量远离对手，说他们只会“模仿别人的方法”，“用自己的粪便向对方抛掷”。他还挖苦道：“各显神通”。〔21〕（这几个字在这里虽然用作嘲弄，但在后来被马克思加以引申，成了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石。）
1月底，不知是因为小福克斯死在第恩街64号，还是因为没有付租而被驱赶（马克思月初时曾向恩格斯要钱，说自己已经欠租了），他们又搬家了。〔22〕新住处在索霍区第恩街28号，相隔不过几个门，但条件其实要更好一些。这座狭窄的房子建于乔治王朝时代，已有百年历史，共4层，一层为商店，马克思家3个大人和3个孩子租下的两间房间在顶层。房子还有另外3家住户：两家意大利人（其中一家是房主）和一个从爱尔兰来的语言教师，〔23〕后者把自己的一部分空间又转租给了马克思。[①]
这处顶层阁楼极不宽敞。前厅有三扇窗朝街，面积不过150平方英尺，用作会客室、餐厅、休息室和书房。后屋更小，屋顶是斜的，墙角有个壁炉，是一家人做饭、睡觉和洗漱的地方。〔24〕自来水只能供到一楼地面以上10英尺的高度，所以他们只能到一楼打水。房子里没有马桶连接到中央供水系统；他们或者到一楼用公共厕所（粪尿流到地窖里的化粪池），或者在楼上用夜壶。〔25〕不过，住的高，也不错，至少从窗户看出去，目光掠过其他已显陈旧的房子的屋顶和烟囱，可以想象自己离天空更近。李卜克内西说，这里就像“鸽子笼，数不清的叛逆者、流亡者和难民进进出出”，在接下来的5年里，这里被称作“摩尔家”，是马克思周围的人聚集的中心。李卜克内西说，对这些流亡者朋友而言，除了墓地，这里是他们在伦敦最固定的地方。〔26〕
搬进新住处后，一家人的生活变得规律起来。女孩子们去学校。燕妮一边帮丈夫处理事务，一边照看孩子。琳蘅负责家务，把恩格斯寄来的（或马克思借来的）钱精打细算，确保不至挨饿。钱实在不够，她就去当铺，后者在孩子们眼里成了又一个“叔叔”，像恩格斯一样给她们钱，但是需要她们抵押一些家里暂时可以不用的物件或衣物。
马克思则每天去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顺便带上了年轻的伙伴李卜克内西，〔27〕后者回忆说，当伦敦的其他流亡者忙着密谋推翻世界时，“我们却坐在大英博物馆里，继续学习，为将来的战斗准备弹药。……有时我们饭都吃不上一口，就赶去博物馆。……那里至少有舒适的椅子可以坐，冬天又比家里暖和，当然，很多人连家都没有”〔28〕。
晚上的政治会议大多在一家酒馆的私人包房里举行。大家一般会喝黑啤酒，用闪闪发光的壶装着，想抽烟的可以要长长的陶制烟斗。〔29〕如果谁都没钱（经常如此），白天一直跟着马克思的年轻流亡者们便来第恩街马克思家，这里虽然贫穷，却让他们感受到极为想念的家的味道。马克思家虽也紧张，但对这些把马克思当成领袖的人非常大方，大方到马克思都不想再要这个称号。
裁缝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说，燕妮对待他们极为轻松自在，让他们觉得面对的是母亲或姐姐。他说燕妮身材高挑，美丽高贵，但完全没有她出身的那个阶级对待下层人会表现出的骄傲或生硬。相反，她可爱，幽默。〔30〕李卜克内西承认说，燕妮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比马克思还要大。“她的端庄，她的高贵，不排斥亲近，却又不允许逾越，对我们具有莫大的魔力，让我们有些失礼甚至逾越。”〔31〕数年后，李卜克内西写道，燕妮是“第一个让我认识到知识女性的力量和魅力的女人。……又像母亲、又像朋友、又像知己、又像导师，她在我眼里就是完美的女人，现在依然如此”。〔32〕她的魅力让渗透到马克思的圈子里的一名普鲁士间谍都招架不住，他报告说燕妮“因为对丈夫的爱，已经习惯了流浪的生活，在苦难中依然从容”。〔33〕
他们的活动少不了马克思家的3个孩子。他们一直跟大人们待在一起，不是因为马克思觉得他们可以向大人学习，而是他认为大人应该向孩子们学习。（马克思喜欢说“孩子们必须把父母带大”。）〔34〕马克思对他们的影响不是凭借命令，而是通过建议——他们总是同意。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在家里的女人和孩子面前表现出的温和能让“英国家庭女教师感到汗颜”。〔35〕
1848年后，第一波抵达伦敦的流亡者中有很多重要人物，但在1851年，很多老革命者来到后，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在知名度不高的激进分子中间，掀起了一场新的、有些滑稽的竞争。〔36〕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人称为“组织了大人物称号的互助保险会”。〔37〕
马克思认识1848年巴黎的所有重要革命人物，现在由于路易·拿破仑政府不再容忍任何异议，他们也逃到了伦敦，并纷纷来第恩街28号打招呼。最先来的包括路易·勃朗，他是一大早来的。琳蘅把他引到前厅，马克思在后屋赶紧起床、穿戴。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后来向他描述了当时他和燕妮透过半掩着的门观察勃朗的情形。马克思说，勃朗看了看装饰寒酸的屋子，看到一面“极为老旧的镜子，便来到镜子前，摆了摆姿势，使劲儿拉伸他短小的身躯——他穿的靴子的跟儿是我见过的最高的——含情脉脉如三月里的兔子般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马克思说和自己一起躲在门后的燕妮忍不住发笑。马克思穿戴洗漱好之后，进门前清了清嗓子，“好让这位自恋的著名民众运动家离开镜子，以合适的礼仪迎接主人进屋”。〔38〕
实际上，马克思不想与勃朗或过去20年间的任何革命人物结成联盟。在他看来，参加过1830年革命运动的老革命者，包括深受英国喜爱、被视为刚正不阿的意大利伟大人物马志尼在内，都不过是“经验丰富的骗子”，让年轻一代做事，自己则坐收成果，享受荣誉。〔30〕大人物和次要的激进分子以令人瞠目的速度不断组成新的联盟，相互分裂，再重新组成新联盟——不断密谋，却没有时间真正做事。这些流亡者的焦点完全在他们自己和相互之间。
马克思相信，自己有周围这几个伙伴就够了，当然，如果恩格斯在伦敦自然更好。2月初，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很喜欢我们目前所处的公开的真正的离群索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原则。那种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折中的做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党内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40〕
恩格斯表示赞成，回信说：“人们越来越看出，流亡是一所学校，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不满足于同所谓的‘革命党’毫无瓜葛的独立著作家的地位，他就必然会成为傻瓜、蠢驴或者卑鄙的无赖。这是一所真正的卑鄙和下流的学校，在这里最蠢的蠢驴会成为祖国的头号救世主。”他认为目前的状态给了他们新的自由。“从现在起，我们只对我们自己负责，而当这些先生需要我们的时刻到来时，我们就可以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但这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安宁。当然不免有些孤独，但是，我的上帝，三个月以来我在曼彻斯特这里已经尝过这个滋味。”重要的是能出版一些东西。“如果你用经济学加以答复，全体流亡者败类对你散布的一切流言飞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41〕
马克思也想尽快完成著作。政治已成闹剧，理论是唯一值得关注的领域。但一系列难题影响了他的计划。他头顶的债务数额太大，恩格斯也没办法帮他还清。他总共欠人40多英镑，已经在伦敦、布鲁塞尔和特里尔传为丑闻。别无办法，马克思甚至威胁母亲，说如果她不肯给他钱还债，自己就去普鲁士被关起来。但她显然并不在意看到儿子被关起来，什么都没给他。马克思又写信给恩格斯说家里已经一文不名：“而欠小商人、肉铺老板、面包房老板等等的账却越来越多。……你会承认，所有这些琐事都是不很愉快的，我已经深深陷进了小资产阶级的泥坑。不仅如此，我还剥削了工人！我还追求独裁！多么可怕！”
在这一团糟中，燕妮在1851年3月28日又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弗兰契斯卡。虽然马克思说分娩是顺利的，但燕妮仍病得厉害，“其原因与其说是体质上的，不如说是生活条件方面的”。在4月2日写给恩格斯的下一封信中，马克思说，自己无论如何会去曼彻斯特一趟，向他当面解释。“我必须离开这里一个星期。最糟糕的是，我现在突然不得不停止我在图书馆的研究工作。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42〕
在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之际，全欧洲的反对派蜂拥而至。流亡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兴奋异常：访客们手上有他们需要的钞票，当然，自己得有起义的计划奉上才行。“流亡者们在有支付能力的庸人大批拥到伦敦的这段时期里比任何时候都喝得多，而花费则比任何时候都少。”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形容为“一片酒店政治的气氛”。〔43〕
万众瞩目之下，伦敦的流亡者不能让人失望。他们制定了新鲜的计划，确定了革命的日期，发行了战斗所需的公债券（起义政府成立后赎回）。〔44〕
博览会开幕前数月，有传言说，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此时仍是对手）在海马基特一家酒馆组织世界起义，有9万名外国流亡者参加，他们将同时在住处纵火，另外还有20万爱尔兰人和他们的天主教牧师化装成火柴商贩，进行协助。〔45〕传言显然过于荒谬，但欧洲大陆各国还是要求伦敦警方逮捕颠覆分子，调查颠覆计划。经历过1848年动乱的各国政府认为英国人在动乱刚刚过去便举行博览会太过草率。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写道："英国被看作是焦点，不仅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在这里得到宣传，甚至有人在这里煽动和鼓励谋杀和叛乱。”〔46〕
燕妮的哥哥斐迪南对于伦敦极端分子的威胁直言不讳。去年12月他被任命为普鲁士内政部长，负责王国的内部安全。他在1月1日的公告中严厉规定：所有政治会议必须在警察的监督下才能举行，出版行业由国家控制，报纸交纳保证金后方可发行。〔47〕恩格斯对马克思评论说：“你的内兄也正以值得赞许的劲头在没收书籍。我所担心的只是，他作为普鲁士官僚国家的布鲁土斯不久也会对你的东西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就可能产生停止支付稿费这样的讨厌的后果。”〔48〕随着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普鲁士却开始了十年反动时期。〔49〕
斐迪南的目的是把革命材料挡在普鲁士之外。他在火车站部署卫兵，加强监控，设陷阱抓捕把违禁文字带入王国的人。他不满足于把行动局限在普鲁士甚至整个德国。他相信革命的心脏在伦敦。1851年春，斐迪南派间谍和密探到英国挖出密谋者——他相信其中的一个自己非常熟悉。〔50〕（马克思公开称斐迪南为“毫无主见的、狂热的反动分子”。）〔51〕斐迪南相信，只有找到煽动者从事反叛行为的确凿证据，女王才会同意驱逐他们。他们的犯罪材料必须令人信服——但不需要真实。〔52〕
一个名叫威廉·施蒂贝尔的普鲁士间谍注意到了马克思的团体。他雇用一个名叫查尔斯·弗勒里的人假装成来伦敦报道博览会的报纸编辑施密特。〔53〕实际上，弗勒里要做的是报告伦敦的德国激进分子尤其是马克思的活动——报告的最高接收者是燕妮的哥哥。[②]
燕妮仍旧卧病在床，每小时喝一勺白兰地和波特酒，缓解神经疼痛。她把弗兰契斯卡寄养在一个奶妈家里——可能是担心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给她喂乳，她会遭受与小福克斯一样的命运。〔54〕琳蘅照料其他孩子。劳拉和埃德加还太小，感受不到家里的紧张氛围，但小燕妮5月就将年满6岁，应该有所觉察，但显然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从照片看，她从小就是一副因为周围大人的麻烦而焦虑、闷闷不乐的表情。她身体消瘦，脸色苍白，大大的黑色眼睛好像在努力理解她不需要理解的东西。数年后，她告诉劳拉说，她从儿时起，就“一直把不愉快的事情自己闷着，烦恼的事情自己憋着”。〔55〕
马克思一向自豪于自己能够把个人烦恼放在一边，专注于更大的目标。但在这个5月，他得是铁打的，才能做到这一点。就在这，他获悉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普鲁士的成员纷纷被捕。这次镇压行动是燕妮哥哥的命令，要把马克思在普鲁士的朋友一网打尽。5月10日，埃尔伯费尔德的裁缝彼得·诺特荣克第一个被扣押。8天后，警察根据从他手上搜获的文件，又逮捕了很多人，包括使用化名从伦敦到美因茨进行宣传的列斯纳、从4月起开始出版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的海尔曼·贝克尔、1848年帮马克思和燕妮找到住处的科隆医生罗兰特·丹尼尔斯以及多年前马克思被从巴黎驱逐时陪同他前往布鲁塞尔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总共12名马克思的战友被指控叛国和企图颠覆国家罪。11人被捕。〔56〕只有弗莱里格拉特在被捕前逃出普鲁士，在5月的第三个星期抵达伦敦。〔57〕其他人担心被捕，纷纷逃离普鲁士。到6月底，所谓的“马克思派”的成员或者被关在普鲁士的监狱，或者流亡在伦敦。
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责怪维利希的党羽导致了逮捕的发生，说他们总把革命当儿戏，在举行博览会时密谋，引起了普鲁士当局的警惕。“这些饶舌者知道，他们既没有阴谋造反，也没有追求任何现实的目标，……他们只愿做出危险的样子，……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一种供认自己的目标纯粹是吹牛的党呢？”〔58〕
丹尼尔斯被捕前，设法寄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给马克思，让他处理好所有信件，英国这边也会搜查住宅。马克思告诉恩格斯，把不大用得到的信件烧掉，把重要的材料交给玛丽保管。恩格斯照办之后，启程去伦敦和马克思以及刚到英国的战友们见面。〔59〕恩格斯在伦敦从5月31日待到6月15日，男人们的话题肯定是政治。
马克思躲进阅览室进行经济学研究（他这一年的笔记最终写满14个笔记本）〔60〕，但对恩格斯说，家里的混乱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使得他难以取得任何进展：
而在家里，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61〕
8月2日，马克思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哀叹自己的处境：
你能想到，我正处在非常糟糕的境地。要是长此下去，我的妻子就要完了。经常的忧虑，为日常琐事的奔忙，使她筋疲力竭。此外，还要加上我的敌人的卑鄙行为。他们甚至从来也没有想在实质问题上攻击我，而是企图在生活琐事上污蔑我，散布关于我的难以言状的无耻谰言，来为他们自己的软弱无能报仇。……当然，我对所有这些卑鄙行为都置之一笑，我的工作不会因此受到片刻干扰；但是你知道，我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都处于极不愉快的日常生活困境中……当民主派腐朽的阴沟里的恶劣气味由愚蠢的搬弄是非者日复一日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精神振奋的。某些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审慎常常是难以置信的。〔62〕
8月中旬，马克思受到新的中伤。一家伦敦德语周报说，马克思为普鲁士反动报纸撰稿，是他的内兄斐迪南的间谍。〔63〕马克思写信给一名德国报人，让他帮忙把信件发表，驳斥指控的荒谬，解释说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与马克思之间的唯一关系是前者把后者的发行人关进了监狱，还阻挠后者的《评论》的销售。但这未能起到效果。接到这封信的报人是奥地利间谍，读到这封信的自然只有警察。马克思的反驳未能见诸报端。〔64〕
盛怒之下，马克思在弗莱里格拉特和鲁普斯的陪同下，来到这家伦敦周报，提出跟发行人决斗，后者应该没有接受这个野蛮的外国人想要恢复名誉的努力，因为决斗没有发生。〔65〕
就当他们的生活已经悲惨到极致时，转机到来。马克思收到《纽约每日论坛报》寄来的一封信，邀请他成为该报18名有偿国外撰稿人中的一员，领域为欧洲事务。该报编辑查尔斯·达纳1849年到欧洲观察反革命形势时，在《新莱茵报》与马克思见过面。马克思这年早些时候写过信给美国报纸，询问他们在伦敦是否需要撰稿人，也许是这些信让达纳想起了与马克思的会面。《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行量大概20万份，是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66〕马克思虽然对其评价不高，但还是愿意为其工作，〔67〕但也有一个问题：马克思虽然已经开始通过背诵莎士比亚作品学习英语，但尚不能用英语对话和写作。〔68〕他再次向恩格斯求助，说自己忙于经济学，问他能不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以前寄给我”。〔69〕马克思让恩格斯可以随意“写得俏皮而不拘束”。〔70〕马克思此时的风格与此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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