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20）小福克斯之死
我看到这个地方纯粹是靠咖啡袋、茶叶箱、鲱鱼桶、食用油瓶支撑着的田园景象，真想做一个纵火者，举着火把走遍各地。
——燕妮·马克思〔1〕 |
1850年6月，天气干热，春季的泥泞和粪便已经干透，被马蹄刨起后，飘在空中，呛人口鼻，马克思发现一处可以躲避的地方，一处让他可以思考的天堂。那便是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费了一番口舌，他让工作人员相信自己在这里的研究非常重要，又找人写了推荐信后，马克思终于拿到了一张读书证。〔2〕如果说马克思去教堂的话，阅览室便是那圣堂。从这个6月开始，这里成了马克思一生的避难所。
1850年的阅览室尚非如今的壮观圆形穹顶模样，为木质结构，如绅士们的会所般，长条桌子一排排摆放着，从地面到屋顶，全是书。负责人名叫安东尼·帕尼泽，1823年从意大利流亡来到英国，当时，他同样是分无分文的密谋者，不会讲英语，不过马克思1850年与他相识时，他已经成为阅览室的图书管理员。〔3〕
不难想象，走进阅览室对马克思的健康是有益的。他得以远离吵闹和灰尘（家里家外都是），远离在工人教育协会、同盟和流亡者委员会要面对的政治纷争。一走进在博物馆，他就明显放松了下来。他最喜欢安静地学习和研究，唯一让他沮丧的是没办法一直呆在阅览室里。原因无他：债务。马克思之前在伦敦一家商号开的一张20英镑的期票将在7月底到期，但他没钱偿还。他写信给卡尔·布林德（在伦敦时与马克思住在一起，现已搬去巴黎），请他找人帮忙：“如果我不能兑现，我可能会遭到公开的（羞辱），而鉴于这里的党派状况以及（我）同普鲁士使馆和英国内阁的关系，（可能会产生）非常不愉快的后果。”但即便他借到钱偿还这笔债务，也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他的著作看不到出版的机会，没有付钱的工作可做，唯一的希望是他在荷兰的姨父，但他告诉布林德说，由于一些私事，短期内也指望不上荷兰方面。〔4〕）
此时，恩格斯的家庭在向他施压，要求他离开那些危险和反叛的朋友，尤其是在他们看来毒害了他年轻的心灵的马克思。与他最亲近的妹妹玛丽亚（嫁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建议他在他的党成功的机会不大时先回去工作。〔5〕父亲的建议更彻底：让他去加尔各答，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在那里大量出口棉花。〔6〕恩格斯考虑过纽约，因为他可以劝马克思一起去。但最终，他两个地方都没去。恩格斯知道留在伦敦的艰难。街上满是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流亡者，其中很多也是作家，也想创办报纸或把文章寄到国外发表。恩格斯觉得，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回到父亲的工厂工作，不但供养自己，顺带供养马克思一家。他相信，马克思只要有机会，一定能写出一本创造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从而教育无产阶级，准备起义。马克思也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他需要的是时间，换言之，钱。到目前为止，两个人中恩格斯的写作生涯更为成功，不论是作为诗人、作家还是报人，但他更相信马克思的才华，因此自愿放弃自己的抱负，让他的朋友能够写作。〔7〕
恩格斯的父亲自然不知其中的缘由，但对于恩格斯回来，还是很高兴。棉纺行业竞争激烈，他需要有一名家人留在曼彻斯特，盯着英国的合伙人。〔8〕三十岁的恩格斯将在11月开始工作，不到一年，年薪便达到了丰厚的200英镑，另外还有招待补助。（相比之下，银行雇员一年收入大概70英镑，有3个孩子的中下阶层家庭一年生活花费大概150英镑。）〔9〕但马克思已经债台高筑，等不及恩格斯领到第一份薪水。
燕妮也许是受到恩格斯所做的牺牲的鼓励，也想做点什么，缓解家里的压力。她决定去荷兰扎尔特博默尔见马克思的姨父。她说自己对未来感到急迫——由于一个新的原因。马克思说自己是个“多子女的父亲”，“我的婚姻比我的工作更多产”——他是对的。〔10〕燕妮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在8月从荷兰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燕妮描述了她的旅程：“在海上颠簸了15个小时，忍受了15个小时的极度不适”后，却受到了冰冷的接待，莱昂·菲利普斯好不容易才认出站在自己门口的浑身湿漉漉的女人，才给了她一个拥抱。燕妮说与她熟悉的女性都不在家，这让她手足无措，她决定开门见山，说如果拿不到一些马克思的遗产，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去美国了。让她失望的是，菲利普斯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当燕妮说此行需要路费时，这个“小气鬼”又变得态度不实在了，攻击她和马克思的信仰。菲利普斯这样尖刻是有原因的，他和儿子们因为1848年起义损失惨重。燕妮回忆说：
无论我何时将话题引入正题，如何将话题引入正题，都是白费力气。……我昨天晚上心情沉重得像压上了一块铅，是流着眼泪上床的……唉，亲爱的卡尔、珍爱的卡尔，我真担心，我担心自己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到头来连这趟旅行的成本都收不回来。我从昨天就在这里忍受的内心痛苦、怒火，我无法在字里行间表露出来。
愤怒之下，她写道，自己当时的想法是“我看到这个地方纯粹是靠咖啡袋、茶叶箱、鲱鱼桶、食用油瓶支撑着的田园景象，真想做一个纵火者，举着火把走遍各地”。燕妮显然感受到了极大的屈辱——向家人乞怜，却被拒绝——但她依然没有责怪丈夫。
珍爱的卡尔，我想我将一无所获、大失所望、惊慌失措地重新回到你的身旁。但愿你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和小家伙们。关于孩子们，我写不下去了，我的双眼开始抽动，而我在这里必须保持勇气。——那就替我亲吻他们，替我亲吻这些小天使一千次。我知道你和琳蘅会怎样照顾他们。没有琳蘅，我在这里会坐卧不宁的。……再见，亲爱的卡尔。〔11〕
虽然燕妮未能从莱昂·菲利普斯手里要到钱，只是给每个孩子带了一个玩具，但一回到家，马上感受到了重聚的喜悦。她回忆说：“我可怜的小埃德加蹦蹦跳跳地朝我跑过来……小福克斯把他的小胳膊伸向我，让我抱。”燕妮在回忆录中写道，她迫切地回到他们中间，不管生活多苦、多难。〔12〕
马克思来到伦敦后，在第一年便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当中，奥古斯特·维利希绝对是最耀眼的。他出生时的姓氏是冯·维利希，成为共产主义者后，放弃了这个高贵的姓氏。他出自普鲁士最古老、最尊贵的家族之一，据说祖上是霍亨索伦家族——普鲁士多名国王出自这一家族。在巴登时，恩格斯曾在他手下作战，他告诉燕妮说，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着、机智”，但其他时候却是个无聊的理论家和社会主义梦想家。〔13〕
维利希外表更像恩格斯说的那个战斗英雄。他衣着整洁，举止优雅，蓝色的眼睛很尖利，颊骨棱角分明，金色的胡子卷曲、浓密。他在科隆时与激进医生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相熟，并在1848年初参与尝试在科隆发动共产主义起义。但在他经恩格斯介绍到伦敦前，马克思与他并无多少交往。〔14〕到伦敦后，维利希便紧紧地站在了马克思一边，积极参加事务，不管是公开的还是暗地的，在英国还是在普鲁士。马克思和燕妮住在切尔西时，他有一天一大早便冲进他们的卧室，燕妮描述说，他兴致很高，进来时“像堂·吉诃德一样，穿着一件灰色羊毛紧身上衣，腰间没系腰带，围了一条红带子，高声大笑，一派普鲁士人模样，已经准备要就‘自然’共产主义进行一番长谈”。〔15〕马克思赶紧让他打住，但这绝不是他最后一次来马克思家寻找私密接触。
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一起处理同盟和流亡者委员会事务，但在策略上出现了分歧。马克思自从1848年后便把理论工作放在一边，进行政治煽动和创办反对派报纸，但他逐渐发现革命不会马上发生。相反，维利希讲究行动，喜欢搞秘密组织。他认为同盟人数虽然不多，但凭借意志力，照样可以发动起义，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大的社会变革数年后才能出现的看法。在马克思看来，革命想要成功，需要若干必要条件，维利希的鲁莽暴力方式显然不在其中。
争论开始公开。马克思在很多方面更像一名社会进化论者，而非革命论者；思想是革命性的，但方法是进化性的。在他看来，革命是历史进程的结果，不能在时机未成熟时暴力发动。有专家总结说，马克思认为旧社会被新社会取代需要两个前提：其一，民众阶级觉悟提高，通过工会活动以及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积极参加社会政治发展进程。其二，无产阶级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前，会有一段小资产阶级统治。〔16〕但维利希认为这是谬论，他指责马克思为了理论安全，放弃了起义的战场。
维利希不愿独自行动，更喜欢有一支队伍在身边，他开始寻找反对马克思思想的人。他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他虽出身贵族，但大多数支持者是德国工人流亡者。他跟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像朋友般交谈。他因此比马克思更受欢迎，后者住在家里，而且据说还拿工人阶级的钱，用于自己的资产阶级享受。〔17〕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战友们与一个叫作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伦敦组织结盟。领导该组织的法国人是奥古斯特·布朗基（他因为坐牢而苍白的面容和干枯的嘴唇吓坏了1848年的法国国民议会）的追随者。〔18〕马克思欣赏仍在法国坐牢的布朗基，但很快对协会的同伴大感失望，觉得他们是“革命的妄想狂”。他觉得他们可能会愚蠢地发动起义，走向又一次失败。〔19〕
维利希与协会的关系却愈加紧密。协会有一名成员叫艾曼纽埃尔·巴泰勒米，参加1848年6月起义被强制流亡后，刚刚逃到英国。〔20〕他经常去位于牛津街附近拉斯伯恩广场的一家击剑馆，这里很受法国流亡者欢迎，马克思和朋友也经常来。巴泰勒米开始经常造访马克思家，但燕妮并不喜欢他。他不到30岁，黑色的胡子让他的面色显得更加苍白。燕妮觉得他举止奇怪，空洞洞的黑色眼珠盯着人看，令人不悦。〔21〕她和马克思不知道，这是一个暴力的人，把政治当作犯罪甚至杀人的借口，喜欢革命是因为可以把刀子捅进别人的后背。
改信共产主义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当时24岁，也在夏天来到马克思家门口。据他说，维利希和巴泰勒米开始密谋对付马克思。“他们说马克思是叛徒，叛徒就要被杀死。”〔22〕此时的维利希已经向极端分子寻求支持，甚至向一年前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赶出流亡者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示好。他游说委员会与民主派联合，以便加强力量。提议被拒绝后，维利希一怒退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几天后，在同盟的一次会议上，闹事而来的维利希侮辱马克思，向他提出决斗。问题的根源应该在于政治。〔23〕
马克思未予理会，毕竟决斗在英国也是违法的。但年轻气盛的康拉德·施拉姆要保护马克思和他的家人，大骂维利希，就此卷人争执。决斗双方变成了28岁的施拉姆和40岁的维利希。马克思请求施拉姆放弃决斗，但后者没有答应，带着决斗的助手波兰军官亨里克·米什科夫斯基，与维利希和巴泰勒米一起，连夜坐船去了比利时。〔24〕李卜克内西说他们同意用手枪决斗，虽然“施拉姆从没开过枪，维利希却一向百发百中”。
第二天是9月12日，李卜克内西到马克思家，与燕妮和琳蘅一起整理会议记录。李卜克内西说，他们一整天都在焦急地等待施拉姆的消息，但直到晚上他和马克思都出去后，巴泰勒米才来。燕妮和琳蘅赶忙问：“施拉姆怎样了？”他回答说：“施拉姆脑袋中了一枪。”巴泰勒米再次鞠躬之后，转身离开，留下两个女人哀伤朋友的命运。
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一个小时后回到家，向心痛的燕妮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卜克内西说他们都放弃了希望。但第二天，正当他们都在谈论施拉姆时，“门开了，大家正在哀悼的人头上缠着绷带、笑呵呵地走了进来，说自己只是被子弹擦到，就晕倒了，醒来后，发现已经身在大海上，助手和医生都在边上”。〔25〕施拉姆恢复了，但马克思与维利希的关系已经无法恢复。决斗4天后，两人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分裂。
会议召开前发生的这些故事并没有出现在会议记录中。马克思的内心如钻石般坚硬、璀璨，知道自己在任何智力交锋中，都不会落败。他虽然在私事上容易动怒，但在会议上唇枪舌剑时，却一向冷静、理智，直到把对手击溃。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便是如此。会议的议题是他建议将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科隆；目前的同盟章程废除，重新草拟；在伦敦组建两个分部，彼此不发生任何关系，均直接向科隆汇报。〔26〕马克思说，这样才能避免内部出现公开分裂，确保即使成员间有不同意见，同盟的安全不会受到危及。他说，伦敦分为两个分部不是出于个人矛盾，而是大家对未来革命的立场不同。“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而他们〔其他同盟派别〕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马克思说希望自己的区部不超过12个人，另一个区部可以吸收剩下的人。〔27〕
卡尔·沙佩尔是老盟员，也是马克思的朋友，但在这一问题上，与马克思看法相反。他不同意马克思的长期策略，说自己虽然会被“送上断头台”，还是要回德国。如果马克思想分裂同盟，那就分裂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得组织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了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28〕
维利希一言未发。马克思甚至点过他为什么不发言，但他和另一名盟员直接退出了会场。投票时，只有马克思一派的人投了票，一致同意分裂。〔29〕两天内，马克思和伙伴们又退出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不久后，又与布朗基主义者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分道扬镳，恩格斯、马克思和乔治·朱利安·哈尼甚至写信给协会，邀请他们到恩格斯在第恩街附近的住处，一起烧毁结盟协定。〔30〕马克思击溃维利希等人的计划还差最后一步：他要求新成立的科隆中央委员会将伦敦的不同政见者驱逐，说他们处于造反状态，违反所有同盟条例和法律。科隆方面予以批准。〔31〕
马克思取得如此甜蜜的胜利的同时，哈尼也在他的《红色共和党人》报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首个英文译本，首次注明作者：“公民查理·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32〕但马克思没有时间回味胜利。在击垮对手的同时，他也树下了数不清的敌人（他们说《共产党宣言》是反动的），恩格斯又要前往曼彻斯特。他离开后，马克思身边将剩下一群乳臭未干的年轻追随者，除了燕妮，他将再无思想上对等的伙伴，帮他应付同盟分裂后对手必然发动的反扑。此外，还有恼人的经济问题。马克思在10月底写给魏德迈（后者自5月起一直定期付钱到当铺，保住燕妮的银器）的一封信中，让他把银器卖掉，把钱寄给自己，家里需要这笔钱救命。他明确告诉魏德迈有几件东西不要卖掉：一个小酒杯，一个银盘和用盒子装着的小刀叉。这些都是五岁半的小燕妮的东西。〔33〕
孩子是马克思和燕妮生命中屈指可数的亮光。虽然不断搬家，受困于金钱和政治，忍受寒冷和饥饿，生活在连其语言都不懂的陌生人中间，燕妮依然乐观，说自己的女儿个个“美丽、健壮、活泼、可爱”，说3岁的“胖小子”埃德加“滑稽幽默极了，满脑子是可笑的想法。这个小淘气鬼整天兴头十足地扯着嗓子唱些滑稽可笑的歌，当他可着劲高唱弗莱里格拉特的马赛曲时，整个房子都嗡嗡作响。他唱道：快来吧，六月，你这立功的时刻，我们渴望建树新的功绩”〔35〕。
在伦敦这第一年，唯一一个遭罪的孩子是在这里出生的亨利希·吉多，但他很快便解脱了，11月19日，一岁生日后不久，他死于痉挛引起的并发症。马克思写信给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告诉他“小火药阴谋家”早上在痉挛症又一次发作时死了。“在这以前几分钟他还笑着，嬉戏着。……恰恰在这个时候没有你在身旁，我们感到非常孤独。”〔35〕在4天后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燕妮“处于非常危险的激动和疲惫状态。〔36〕她亲自为这个孩子哺乳，并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了他的生存作出极大的牺牲”。〔37〕
被燕妮称为“我备受痛苦的可怜的孩子”的小福克斯被埋在了托特纳姆法院路附近的奎克公墓。〔38〕葬礼上，他的小棺木不用抬很远，就到了。在索霍区的各条小街上，他们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应该也没引起多少关注，否则可能会让他们的悲伤更加难以抑制。他们只是成千上万深陷贫困的家庭中的一个，而在几条街之外，幸运者将不计其数的财富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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