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第三部分 流寓伦敦的家庭苦难
19）伦敦新家
伦敦就像地狱……公平凤毛麟角，怜悯踪迹难寻。
——珀西·比希·雪莱〔1〕 |
在1849年，哪怕体魄再强健的人，横渡英吉利海峡都极为辛苦，燕妮更是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才熬过这2天的旅程。她已经35岁，怀孕7个多月，自从5月被迫离开科隆以来，一直在奔波。天气寒冷，她的身上湿漉漉，加上晕船和照顾孩子（一样湿漉漉，寒冷，难受），燕妮筋疲力尽，不过总算上了船，顺泰晤士河而上，她相信很快就能与丈夫会面。但马克思并没有在码头迎接他们。他得了一种很像霍乱的病，因此，马克思派诗人朋友格奥尔格·维尔特去码头接他们。维尔特领着燕妮、琳蘅和孩子们乘坐马车，在大雾中，来到他们冷冰冰的新家：一个德国裁缝经营的一家旅店，位于伦敦西区中心莱斯特广场附近。燕妮先住下，等丈夫病好之后，再找固定住处。这期间，马克思与被他称为和金钱结了婚的德国朋友卡尔·布林德一起住在高档的格罗夫纳广场。〔2〕
燕妮独自坐在炭火不足的狭小房间里，思索未来。她的悲伤不难想象，她又一次被迫离开明亮、华丽和欢乐的巴黎，来到一个并不了解、语言又不通的城市。但这次转移比之前更艰难，因为家庭更庞大了，钱却少了，退路也少了。伦敦处在欧洲边缘，是成千上万像他们一样别无可去的旅者的终点。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英国收容有流亡的君主、罪犯和起义者，给因起义或镇压而逃来的人以虚幻的自由。有意大利来客愉快地写道：“从统治五千万人的专制君主，到挨饿的手风琴师和扫大街的女孩，这片庇护之地向所有人平等开放。”〔3〕但英国改革者哈尼更加准确地描述了流亡者在这里可以享受到的自由：他有自由“上岸来到我们的土地，到污浊的天空下享受饥饿”。〔4〕
正如马克思的曼彻斯特之行，燕妮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的最庞大和富庶的城市，居然如此肮脏、嘈杂和穷困。伦敦也有能让她感到自在的地方，比如格罗夫纳广场。这里所有房子的房间都烧得暖暖的，人们穿着丝绸衣服，舒服地依偎在带靠垫的椅子上，这种舒适感绝对能让她想起特里尔的家。甚至在有些区域，人们安于贫穷，虽然财富不多，却保持着应有的风度，受人尊敬。但在莱斯特广场附近，丰富无影无踪，连假装的体面都寻不到。燕妮的行李箱里还装着当年初到巴黎时买的精致衣服，名片上还写着“冯·威斯特华伦女爵”。她与这片冷酷、灰暗的区域格格不入，呼吸的肮脏的空气中都蕴藏着一丝绝望的味道。
的确，马克思一家人抵达时，伦敦正进入大雾最浓的季节，整日看不到太阳。大白天，虽然有小孩专门被雇来举着油灯或灯笼站在高处，照向人行道，陌生人来到这儿，还是会分不清方向。〔5〕有外国人说大雾浓得你跟别人握手时连对方的脸都看不清。加之臭气熏天，这里的空气让人窒息。
每天，成千上万匹马拉着私人和公共马车行驶在伦敦泥泞的马路上，排泄的粪便多达100吨。伦敦人把粪尿倒进挖出的化粪池里，马粪的味道与池子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让人不敢呼吸。〔6〕在西区和索霍区这样拥挤的区域，有些池子里的粪便深达3英尺。〔7〕燕妮来到伦敦这年，伦敦人开始把粪便倒人泰晤士河，但这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更加棘手。散发出恶臭的污泥顺着伦敦早期的排泄系统随着水流来回循环，本应让城市更清洁的大河变成了臭水沟，穿过城市中心，不但散发出恶臭，还传播疾病。〔8〕1849年，伦敦刚刚度过一个霍乱疫情周期。索霍区和莱斯特广场周围的区域疫情最为严重，部分原因是这里穷人聚集，每个角落都有人居住。〔9〕
1845年后，马铃薯枯萎和经济危机催生了大规模移民，成千上万欧洲人和爱尔兰人来到伦敦西区和索霍区。他们来到这些区域是因为之前已经有本国流亡者在这里开辟出小块的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聚集区，这里不用讲英语，不用按照英国人的方式生活。但新来者经常受到剥削，支付昂贵的租金，直到口袋被完全掏空。结果，很多无依无靠的不幸者只能流落街头，与伦敦庞大的流浪人口竞争，急匆匆寻找差事，即便踩到躺在臭水沟里的难民，也不会放慢脚步。无助又寒冷的难民只得到巷子里找地方栖身，随着越来越多的穷人聚集进来，这里逐渐变为城中之城，有自己的法律，甚至语言。〔10〕
同时，莱斯特广场周围几个街区有超过100处酒馆，规模都不小，耀眼炫目，只要口袋里有一个先令，就可以买上一杯，享受一番。〔11〕实际上，这片区域氛围多样：滑稽的、黑暗的、热闹的，全都有。卖马铃薯、咖啡、热鳗鱼、豌豆汤、果饼和干果的小贩排成一排。贩售暴力或色情小书的贩子绘声绘色地进行推销（当然，不管是暴力还是色情内容都被他们夸大了）。诗人和剧作家站在角落里，声情并茂地朗诵自己的作品。但最显眼的还是意大利人。大约800名意大利男孩（其中很多是被人贩子卖到英国的）带着宠物猴或训练过的老鼠，在街头做手风琴师，演奏的曲调跑调得让人难以辨认出是罗西尼或贝利尼的曲子，挣来的钱则要交给在克勒肯维尔和萨夫伦山给他们提供住处的旅店老板。〔12〕
这样的嘈杂，这样的生活甚至带有一丝圣维特斯舞蹈症的色彩。他们停不下来，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恐惧。燕妮经常看到像自己一样的难民被生存的压力逼得发疯。这，将是他们的新家。
马克思像很多其他流亡的“四八年人”一样，到伦敦时依然带着去年的激情，想着要带领之前已经差点让欧洲改天换地的革命力量走出低谷。起义虽然被政府和有钱人镇压了，但马克思的激情反而更加高昂。中产阶级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利，商业自由也扩大了，但工人阶级的境况反而每况愈下。他们依然在工厂里劳动，生产产品，依然在受到剥削。他们依然没有政权，依然被无视。让他们得到注意的，是人们依然清晰地记得的巴黎、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街垒，但这些记忆带来的却是警惕和怀疑。
马克思相信斗争不该如此结束，他期待下一次起义的到来。他预测下次起义的领导者将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店主、小商人和小官僚），他们的生计受到贪婪的大资产阶级的威胁，在最近的起义后又一无所获。他们会诱惑工人加入他们，共同对抗统治阶级。马克思不情愿地承认，这样的联合不可避免，但不会长久：“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13〕
但马克思远在英国，如何让欧洲大陆的工人做好准备，迎接这次社会革命呢？这就需要一个组织、一份报纸和一个章程，来赢得他们的信任。马克思重新投身政治。他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重新建立联系，打算在伦敦重组同盟，并协助建立了一个流亡者救助委员会。他的重心是创办一份报纸。他的目标是一份德文月刊，80页左右，以后逐渐改为周报或日报，向全欧洲的流亡共产主义者发行，最重要的是，在敌人的腹地德国发行。随着同盟扩大，作为同盟的公开机关报，报纸将在欧洲大陆同胞不能自由地表达观点时，在伦敦帮他们表达，从而向反动政权施压。〔14〕
报纸需要资金，马克思没有，其他盟员也没有，他们大多是像他一样的流亡者，但马克思有信心找到资金。他告诉弗莱里格拉特说，最初的几周最艰苦。这期间，他在红狮酒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给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讲授经济学，比如“什么是资产阶级财产”。〔15〕他想，如果授课成功，以后可以重新登在报纸上。
这年马克思32岁，看起来很像一名大学教授。他身穿衬衫和一件破旧的暗色及膝礼服，除了这身传统绅士打扮，脖子上还系了一条围巾。蓬乱的蓝黑色头发有了一丝灰白，但胡子黑亮如旧。他不戴眼镜，只在右眼戴了一片镜片，让他本就敏锐的目光更加具有穿透力。〔16〕他在黑板上耐心地解释一些规则和理论，正是这些规则和理论被认为构成了他的《资本论》的基础。听众大多是年轻的革命伙伴，虽然他们极为欣赏这位带有浓厚莱茵省口音的老师的授课，但他们是工匠或知识分子，不是同盟需要招募的工人。刚刚抵达的难民中有工人的身影，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马克思到处寻觅资金，帮助他们。〔17〕
但想找到资助，并不容易，竞争很激烈。此时的伦敦有很多流亡者组织，其领导人在1848年起义中获得一定权力后，很快只得流亡英国。他们在这里建立的组织虽都不大，但竞争激烈，都想获得资助、关注和政治支持。德国人尤其以吵闹出名——相互之间如此，面对其他流亡者组织也如此。此外，他们还最为色彩多样。〔18〕在相对更加单色调的英国人眼里，这些德国工匠和工人可谓怪诞，穿着吊带皮裤，装饰着镶边和流苏的外套还带个绿色的兜帽，尖尖的帽子上还要点缀上一缕头发，手指上戴满象征地位和职业的指环。〔19〕酒馆里的他们更是让其他顾客侧目，坐下就喝上一宿，他们的身体构造好像多少啤酒都能装下。德国人坚决、强健，既然在英国不会呆太久，自然觉得不需要适应和改变。
所有流亡者组织的领袖都自视为这场将让他们的革命得以胜利完成的新运动的领袖。他们成立委员会，制定策略，甚至建立临时政府，但除了自己和一小撮追随者，无人承认。他们昂首阔步，虚张声势，自以为有权有势，甚至相互攻击，以便保持支持者的战斗精神。但他们招募支持者的机会极为有限，只能到伦敦码头去找那些不幸的流民。他们争相帮助新来者，虽有出于同情之意，但同时也是为了扩大力量，为下一轮革命斗争做准备。
马克思没有像他们一样。他嘲笑他们是“民主的独裁者”，每天晚上在最喜欢的酒馆随意把身边的人任命为新部长。马克思虽然一生被指责抱有专制野心，但他很明确，不想成为任何国家（真实的亦或想象中的）的领袖，也不需要民众的赞扬，有战友说他当时认为民众“愚蠢，思想和情感都被统治阶级所支配”。〔20〕他不想领导他们，但愿意教导他们，因为如果他的历史进步理论是正确的，他们代表着未来。〔21〕马克思相信，只有他们能击败统治阶级，但他们首要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发挥自己人多的优势。共产主义这种他认为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要想实现，就必须通过这些每天登上伦敦码头来到英国的人，通过他们发动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知道，要想尽快在他们中间建立起基础，就必须给他们最需要的——这时还不是理论，而是物质帮助（人有梦想之前总要先吃饱）。他和伙伴们向德国的改革者呼吁，帮助这些成千上万来到英国的无助难民：
早上不知道晚上在何处过夜，而晚上又不知道明天早晨能在何处觅食。……不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民主主义者，是共和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和利益的拥护者，现在则由于同样遭到驱逐和同样遭受苦难而团结起来了。半数国民身穿破衣烂衫在他人门前乞讨。
我们的流亡同胞也流落在这世界繁华都市伦敦的寒冷街头。……在这个城市的各条街道上都可以听到被流放者用我们的母语发出的怨声。〔22〕
他们在呼吁书中说，救助委员会委员不会从中领取任何救济金，并承诺每月公布花费明细。11中旬，接受救助的家庭有14家，很快这一数字增加到60家，并在后来增加到500家。〔23〕他们在索霍区建起公共宿舍和食堂，还建起一个小工厂，让流亡的难民练习手艺。〔24〕
马克思周围开始出现一个团队，一起做救助工作，包括维尔特、红色沃尔弗、卡尔·布林德、盟员亨利希·鲍威尔和奥古斯特·维利希（前普鲁士军官和贵族，后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燕妮一如既往地做类似秘书的工作，恩格斯也很快来到英国帮忙。
自5月离开科隆后，恩格斯与马克思和燕妮便少有联系。恩格斯如他自己所说“身佩战刀”，直接去了巴登，担任维利希的副官，和大约800名志愿者一起战斗。巴登是德国起义中的最后一次碰撞，恩格斯对这段经历感到兴奋。〔25〕6月天气炎热，军服换成了短袖，起义者大军中不再有社会等级区分。〔26〕恩格斯在信中对燕妮说：“我参加了四次战斗……我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27〕
巴登起义者的人数大概在6000到13000之间，却要面对6万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军队。〔28〕牺牲者不在少数，其中就包括1847年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盟创始人之一莫尔。〔29〕莫尔死后不久，恩格斯的部队面对失利的局面，转移进入瑞士境内，之前已经有1万人先行抵达。恩格斯想去英国与马克思会合，但边境已经关闭，直线经过法国的最短路线无法通行。10月初，他先向南到意大利的热那亚，然后经过一段长长的（显然也更愉悦）海上旅程，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英国。〔30〕
燕妮到伦敦后，在莱斯特广场没住多久，便在一个能讲英语的朋友的帮助下，在切尔西国王路附近找到一处两居室的公寓。这里虽不像如今这般时尚（切尔西的居民大多也像马克思家一样穷困），还是比索霍区强上不少，燕妮也总算及时找到一处地方生下第二个儿子。〔31〕
1849年11月5日，当燕妮因为分娩的阵痛而喊叫时，整个城市好像都在回应。公寓下面的街道上聚集了一群喧闹的人。从窗户可以看到他们在燃起篝火，听到他们喊着“盖伊·福克斯万岁”和“谨记11月5日这一天”这样不明所以的话。原来是盖伊·福克斯日，英国人在纪念17世纪时天主教徒企图谋杀国王和议会成员的阴谋失败。戴着面具的孩子骑着木驴，穿着破衣碎布的“盖伊”们站在车上，用扫帚柄顶着各种面具，举得高高的，吓唬楼上的人。乐队奏乐，民众唱歌、跳舞、饮酒，纪念那场对暴乱者的胜利。〔32〕
马克思和燕妮觉得第四个孩子亨利希·吉多·马克思出生在反政府行动的纪念日是个好兆头，便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小福克斯，以纪念福克斯这位伟大的阴谋家。〔33〕但小福克斯一生下来身体就不好。家里请不起奶妈，燕妮便亲自给他喂奶，但他总是疼，没日没夜地哭，燕妮觉得这是因为他通过奶水从自己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忧伤和内心的痛苦”。〔34〕马克思的战友们彼说，“这个出生在马克思家的小共产主义者……每一声嚎哭，都揪着大家的神经，不过，他会很快好起来的”。〔35〕他没能好起来，燕妮初到伦敦的数个月都是在焦虑中度过，看着他一天天虚弱，却无能为力。
在小福克斯出生后一周的11月12日，恩格斯到达伦敦，他在索霍区住下。恩格斯的影响显而易见，他的到来给了马克思更大勇气。不过数日，流亡者委员会重组，清除了小资产阶级成员。〔36〕虽然马克思觉得在未来的战斗中与他们的联合不可避免，但有选择时还是不愿与他们共事。他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1848年起义中的背叛，恩格斯感受到的伤痛更加深刻，他有数名并肩战斗的朋友牺牲。无论流亡者的需求有多迫切，他们都不会与更加宽裕的资产阶级合作。
但在涉及自己的事业时，马克思没有犹豫。创办报纸需要500英镑，不管是商人还是任何其他人愿意资助，他都欢迎。〔37〕马克思曾写道：“政治中，你可以选择与魔鬼合作，但要确保你能骗过魔鬼，而不是被魔鬼骗。”〔38〕他有信心，正如之前的《新莱茵报》，不管是谁出钱，他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办报。
12月中旬，马克思告诉魏德迈，自己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以下简称《评论》）在汉堡找到了印刷商和发行人。《评论》理事会（地址是马克思在切尔西的住址）刊登启示说，报纸会在1月面世。
时机最为重要。马克思对未来极为乐观，告诉身在德国的魏德迈说：“我几乎不怀疑，在月刊出版三期或许两期后，世界大火就会燃烧起来。”〔39〕但《评论》的发行由于资金问题延期了——这不难想象。别无办法，马克思学习一些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做法，准备派人去美国摘“金苹果”。〔40〕美国很多城镇（其中有些为纪念“四八年人”而改名，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的拉马丁）〔41〕是反君主专制激进分子的乐园。但马克思等人连去美国的路费都凑不齐，只得放弃这一计划。
1850年的1月很快过去，报纸未能出版，2月又很快过去。马克思病倒了，他面对的经济压力太大时便会如此——报纸因为资金无法出版，还要应付上门讨债的。尤其让他厌烦是照顾小福克斯出生的德国医生路德维希·鲍威尔。马克思说，他想“宰”自己，没到期就来要账。〔42〕纷争对马克思和燕妮的后续影响很大。小福克斯一直病着，但以后恐怕很难再找鲍威尔看病，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会成为流亡者嚼舌的笑料。这样的境况让马克思难以忍受，但又无可奈何。他一无所有，唯一的武器便是对德国人进行更加严厉地批判，还有他的著作。
马克思为解决资金缺口，同意从报纸的未来收益中拿出一大块给发行负责人，《评论》终于得以在3月面世。报纸开始刊登被马克思称为《法兰西阶级斗争》的重要系列文章。〔43〕评估近期的法国起义时，马克思首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后被列宁等人解读得过于激进），认为这是在达到纯粹共产主义国家的暴力过程中的一站：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44〕
在首期《评论》报上，马克思把1849年欧洲大陆的相对平静与美国加州发现金子联系到一起，说后者也是一种革命，带动了欧洲的经济恢复。但他认为，不管有没有金子，新经济制度的固有缺陷决定另一场经济危机必将到来，而这场危机将引发一场全面起义。〔45〕
他的文字毫不克制，并不在意资产阶级资助者或读者的感受。《评论》报上的马克思是毫不含糊的共产主义者，为无产阶级而写，代表无产阶级，他说，1848年6月的巴黎起义是无产阶级发动的第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现在既然没人在街头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他和他的几个战友就通过文字把它继续下去。
《评论》作为平台，对马克思发表文章传播思想很有价值，但从一开始，它就明显无法像马克思想象的那样发展壮大。写稿和编辑在伦敦进行，发行却在汉堡，这里出版受到法律限制，校对人和发行人（万一有报道被政府追究，需要负责）因此主张先通过审查，但这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克制。汉堡方面的主张没有被采纳，报纸照常出版，〔46〕但发行后，引起的戒备比支持更多：德国当局已经开始警惕重组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同盟在德国的煽动活动。另外，报纸颠覆性论调太强，无法找到投资者。销售环节也有问题，虽然有人订阅，马克思却无法及时收到钱款冲抵花费。〔47〕
马克思、恩格斯和燕妮都竭力寻找资金，追要款项，把报纸办下去。所谓的“马克思派”处境极为艰难：他们办报需要钱，同时又在帮流亡者寻求救济。加上马克思的个人经济危机也已经不受控制地被更多人所知，毫不奇怪，他在伦敦的对手开始散布传言，说他和他的同伙把救济流亡者的钱用作私用，还说马克思把募集到的钱都用在了共产主义者身上，其他人在外面受冻都不管。〔48〕这些传言不仅在伦敦传播，还通过信件登上了德国的报纸，杀伤力很大。不难想象，马克思、恩格斯和燕妮极为愤怒和沮丧，他们没有金钱，名声是他们唯一能依靠的。
燕妮在5月暗自写给魏德迈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目前处境的愤怒和痛苦。
请您把已经或者将要收到的《评论》的钱尽快寄给我们。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这笔钱。当然，谁也不能背后指责我们，说我们曾经大肆宣扬过我们这些年来作了多少牺牲，经历了多少困难。公众很少或者几乎完全不知道我们个人的事情，我的丈夫在这些事情上是很敏感的，他宁愿牺牲仅有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官方的大人物所过的民主派的乞讨生活。而他所能够期望于自己的朋友，特别是科隆朋友的，就是对他的《评论》的积极有力的支持。……由于经营上的疏忽和混乱，事情完全弄糟了，不知道最大的问题究竟是书商或者经理和科隆友人的拖延呢，还是民主派的全部行为。我的丈夫在这里被种种生活琐事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镇定、清醒、冷静的自信心，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49〕
如果说魏德迈需要更清晰地了解他们的挣扎，燕妮给他描述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天：小福克斯已经6个月大，但从出生以来，从来没能一次睡到两个小时以上，又出现了抽搐，挣扎在生死线上。“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她说，自己有一天正在给他喂奶，女房东进来了，要求付给她5英镑欠款，没马上拿到这笔钱，便报了警，要燕妮必须付钱。“于是就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都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我那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燕妮叫来朋友康拉德·施拉姆，后者坐上一辆马车去求助，马狂奔起来，他只得从车上跳下，流着血被人又送回了马克思家，又多了一个需要照顾的。
燕妮说，第二天马克思出去寻找住处，但他一说有4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最终，一位朋友帮他们在莱斯特广场一家旅馆租了两间小屋。他们正忙着从切尔西的房子往外搬，突然只能停下，因为按照英国法律，日落之后不能搬东西。“房东领着警察来了，声称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5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马克思和燕妮之前也有过艰难的时候，但从未受过这样的羞辱。东西都已经搬到了外面，却又要全搬进来，等天亮。〔50〕
马克思一家终于搬到了莱斯特广场，但仅仅一周后，又被房东驱赶，原因自然还是房租，另外，小福克斯不停的啼哭可能也引起了其他住客的不满。燕妮的母亲终于站出来，帮了忙，给他们钱在第恩街64号租下两间屋子（其中一间极小）。
马克思的《评论》出版了不过6期，便停刊了。马克思把失败归结为缺少资金和官方的骚扰。燕妮说，普鲁士政府收买了负责报纸销售的书商，借以阻止报纸的销售。〔51〕
索霍区第恩街上的这处房子位于法国人聚集区，主人是一名卖饰带的犹太人，之前租过一间屋子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亨利希·鲍威尔。鲍威尔的职业是鞋匠，春天时受同盟委托作为特使到德国重组那里的组织。他随身携带的中央委员会文件指示说，“目前在德国正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文件对下一阶段革命做了说明，要求无产阶级做好准备，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文件指出，工人将来不应再自降地位，“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并做出保证，德国政府一被推翻，同盟中央委员会就会回归。〔52〕
照恩格斯所说，鲍威尔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但鲍威尔抵达德国大概一个月后，发生的一个不幸事件让他的努力变了样。〔53〕5月，一名妇女试图刺杀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鲍威尔的煽动活动，中央委员会的激进言论，加上《评论》上刊登的煽动性文章，使得这一事件被直接指向同盟。〔54〕普鲁士保守派报纸说刺杀是伦敦的马克思一伙策划的，还有忠于国王的报纸说马克思最近曾出现在柏林。〔55〕
像之前要求法国和比利时一样，普鲁士官员要求英国将危险的极端分子驱逐。驻柏林英国大使收到普鲁士内政部的一份机密报告，说马克思团伙不但密谋对抗德国，还想对付英女王——很可能与英国士兵有所勾结。报告还说，马克思团伙“正式研究和讨论过”谋杀君王，有20个人受过专门训练，随时准备行动。按照报告所说，维多利亚女王显然身处危险之中，有密探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大会上听到他们说“英国同样逃脱不了它的命运。英国的钢材是最好的，斧子最锋利，所有君主都要被送上断头台”。〔56〕
马克思和燕妮深知官方骚扰的可怕，考虑搬到乡下去避避风头，但苦于没有路费。〔57〕唯一的办法是以报道还报道，以诽谤还诽谤。他们把目光投向伦敦的主流报纸。在写给《太阳报》、《旁观者》报和《地球》报编辑的信中，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自豪地称自己为巴登起义军上校）表示自己被与试图刺杀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极端保皇主义者刺客联系到一起实在荒谬。〔58〕他们还间接向英国公众呼吁，让他们知道自己一直受到英国警探毫无道理的严密监视：
说实话，编辑先生，我们从来也没有想到，在英国有像我们在短短一周中荣幸地见到的那么多的警探。不仅如此，我们住宅的门旁，还被一些样子极其可疑的人严密监视着，一有人进出，他们都耐心地记下来，不管我们去哪里，步步都有他们在跟踪。我们无论坐公共马车或进咖啡馆，都至少会有一个这种不相识的朋友跟随关照。……请问，这群可怜的密探，这些显然按计件工资从最没用的告密者当中招募来的最下流的卖淫男子，从我们门坎旁搜集到的一点点情报，能给谁带来什么好处呢？〔59〕
英国人并不喜欢流亡者来到英国，尤其是穷人，把与自己不同的都看作异端和邪恶。但他们更倾向于不理会他们，而不是驱逐他们。英国人相信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无比健康，无需担心外国的激进分子，对英国人而言，这是一种骄傲，英国不像欧洲大陆的君主国家那样，只是因为民众有不同政见就剥夺他们的权利。〔60〕
他们的公开呼吁有没有影响到英国政府，不得而知，但后者确实没有对马克思等人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对普鲁士政府的驱逐要求给予任何官方回复。
马克思到底是谁，引起如此关注？在1850年的大环境下，答案是：谁都不是。在欧洲反对派圈子之外，他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甚至在这个圈子里，也并非广为人知。他是不知名的哲学家和报人。从哲学家的角度，他对社会尚无多大影响，要不是上过大学，则全无影响。从报人的角度，他不过是莽里莽撞从事了一个极不体面的职业。
当然，普鲁士官员从他开始从事煽动活动就知道他，他是他妻子的哥哥心中的一根刺，后者很快将升任内政部长。但他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他自己在当时也会承认这一点。马克思不过是普鲁士政府顺手拿来吓人的工具。1848年后，欧洲各国政府试图将动乱归咎于报纸，指责后者夸大社会不满，煽动本来奉公守法的公民。马克思成了普鲁士政府的目标，被当作动乱和所有后续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部分因为他在报上与动乱中最为激进的共产主义者有所牵连，还有部分原因是他名不见经传，很少会有人为他辩护。
在流亡者相互对抗和竞争的伦敦，马克思同样容易成为政治对手指责和诽谤的目标，原因不是他的信仰，而是他的尖刻性情。这些使得批评马克思更加容易，而他的巨大潜力也容易招致批评。
古斯塔夫·特肖是前普鲁士军官，1848年起义时加入起义军作战。1850年，他在伦敦考虑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会面商谈。特肖说，马克思不仅在思维上主导，还表现得非常自我。“如果他除了智商也有情商，除了恨也有爱，即便他时不时流露出对我的轻蔑，甚至后来表现得很明显，我也会跟着他赴汤蹈火。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让我相信有能力领导我们，而且在重大事业中具有大局观的人。”〔61〕
特肖对马克思的思维能力和个人弱点的描述非常准确。在马克思心里，他是要做大事的，自然没有时间考虑身边的凡人关心的小事，或者考虑自己的做法对最深爱的人的影响。
燕妮9月17日抵达伦敦，第二天，便出现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例〔62〕9月18日，一个流亡者组织将马克思选入五人委员会。一般而言，他可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然，也有缺席被选的可能，但他如果没有缺席，他对家人就太冷漠了：当她们从法国一路痛苦和迷茫地来到伦敦，他病得太重，无法去码头接她们，第二天却完好无损地去了红狮酒馆参加会议，被选入流亡者救助委员会。如果那晚他在酒馆，那便是他把家人的安好丢在一边，只考虑党和自己的理论工作的需要。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在他的一生中，经常如此。
马克思当然珍视家庭，但他更愿意超脱于日常琐事之上，使得燕妮和孩子们的生活极为艰苦。为了实现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的终极目标，他不吝任何个人牺牲，但这场对抗残酷制度的斗争，结果却是对家人的残酷。十年前，马克思在柏林一边与青年黑格尔派争论一边不断从家里拿钱时，父亲便担心他过度的“利己主义”。〔63〕如同一心于创作的艺术家，马克思希望家人紧跟自己，因为她们也知道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性。对自己不会犯错的过度自信，使得他忽视了家人的需求。
燕妮呢？她有没有暗示过马克思，自己不能像他那样专注于他的目标和哲学，因为那样会让自己和孩子遭受太多痛苦？通过她的信件、她的未完成的自传，还有她的朋友们的说法，可以说，至少在她们刚到伦敦的几个月里，她没有这样暗示过，她的忠诚没有动摇过。当然，作为一个出身19世纪贵族家庭的妻子，她除了支持丈夫，并无其他选择，而且她肯定不想因为自己抱怨而给敌人——以及自己的家人——以口实攻击马克思。不管有没有这些原因，燕妮看起来的确全身心支持马克思的工作，认可和理解这位被自己选为丈夫的天才的需要。虽然他有缺点，但她深爱他，完全信任他，像其他为了爱可以与社会和家庭决裂的浪漫人儿一样，她把他一生的事业看作自己一生的事业。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燕妮在详细列举了家里的苦痛之后，又说：“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痛苦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尤其是我还有幸成为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生命的支柱。”〔64〕她的愤怒是针对她觉得背叛了马克思的人，控诉是针对丈夫对抗的统治阶级。燕妮的生活是艰苦的，这毫无疑问。但她没有因为苦痛而责怪马克思。她需要的只是他的忠诚。
初抵伦敦，燕妮表面柔弱，但内心坚定。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丈夫将来会不停地遭受政治和经济上的失败，让自己的意志和承诺一次次经受考验。而真正的悲剧是人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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