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18）梦碎巴黎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

　　——卡尔·马克思〔1〕



　　有时，从重大事件的灰烬中站起来的人物很特别。法国1848年春天的混乱中，便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他就是“他”——在一场很具现代特色的宣传运动中，免费发放的纪念章和版画上都是他，那个最终出现拯救一切的人。当巴黎人相互残杀，农村人胆战心惊，担心城市里的暴力扩散到小镇和村庄时，这个未来的救星就在伦敦，等待着合适的机会到来。他已经无处不在，巴黎的墙上贴满关于他的海报，他虽不为人所知，却有一个令人安心和熟悉的名字。
　　“他”就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波拿巴之侄。他相信自己也应该成为法国的皇帝。林荫大道上的手风琴师和街头歌手被人雇用散布消息，说一个叫拿破仑的人即将归来。对很多法国人而言，这个名字意味着稳定、工作、食物甚至财富——简言之，他们缺少的一切。〔2〕
　　路易·拿破仑在巴黎出生，瑞士长大，除了历史，与法国没有真正的关系，但在此之前已经在法国政坛试过两次水。〔3〕两次均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尤其如此。第二次时，他在1840年8月回到法国，穿戴如皇帝般。头上雄鹰相随，但这都不如他藏在帽子里的一片培根更能衬托他的不凡。他宣布法国将由自己领导，在布洛涅竖下皇旗。国民卫队很快将他逮捕，罪名是试图发动政变。〔4〕他被判终身监禁，囚禁在法国北部，但6年后（到这为止在这个国家待得最久的一次），他乔装成工人，逃往英国，继续策划坐上他叔叔曾经坐过的皇位。〔5〕
　　1848年5月，时机来临。路易·拿破仑虽在法国声名不显，但当他的名字出现在国民议会选举的选票上时，还是引起了轰动——他代表4个区获得胜利。〔6〕政府被吓坏了，担心这个逃亡者凭借名字的优势，真的进入国民议会，其他官员马上与他竞争。路易·拿破仑很有风度地退出，返回英国，等着法国的政客们意识到，一个软弱的拿破仑（他这样扮演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力、可塑的符号，带领法国复兴。他没有权力基础，必须依赖目前的政府领袖。他知道，政客总能找到光在哪里。9月，他回到法国，进入国民议会。〔7〕
　　路易·拿破仑长相难看：头部和身躯庞大，双腿却瘦小，面容呆滞。他的法语很差，外国腔很浓。不过，迎接他回来进入议会的政客们还是控制着他爬向更高的位置。他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通过他，在给民众以虚假的安全感的同时，还能让数十年来操纵政权的人继续控制法国。〔8〕12月总统选举时，路易·拿破仑赢得超过500万张选票，与他最接近的卡芬雅克不过赢得100万张。〔9〕
　　但这位新拿破仑可不像他装的那么傻。最开始，他迎合法国人的需要，让他们把希望、梦想和未来寄托在自己身上，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只是在第一年里一直藏着。的确，他最需要做的是了解这个他被选出来领导的国家。法国已经被政治争夺、猜疑和仇恨拖垮。去年的伤口远未愈合，极左势力和工人虽被击败，但并未消亡，路易·拿破仑需要巩固政府，以应对必然而至的挑战。但挑战来得不会太快：政府四分五裂，反对势力更甚；工人尚未从去年六月的斗争中恢复过来。
　　6月9日，马克思抵达巴黎时，城内正爆发亚洲流行性霍乱，夏日的热浪已经来袭。他在政府中已经没有朋友，为了安全起见，他在旅途中化名兰博兹先生。〔10〕1849年6月的巴黎与1848年2月的千差万别，但法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曲线与欧洲并无不同，经过了一样的演变过程：从起义初期的畅快，到政治不稳，暴力频发，保皇势力重新组合，工人阶级独力战斗，最后又回到反动政府统治，只是统治阶级多了新的成员——企业家和金融家。
　　马克思对于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或有产阶级，在面临选择自己的利益还是无产阶级这个他们并不了解的阶级的利益时，抛弃了无产阶级，虽感到厌恶，但并不诧异；对于庞大的无产阶级无法联合起来对抗压在头顶的政权，虽感到诅丧，但同样并不诧异。他有信心，“四百万没有稳定收入”的法国工人阶级终究会站起来。〔11〕他写信给恩格斯说：“巴黎是一片阴沉。而且霍乱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革命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目前在巴黎这样逼近。……我正同所有革命派会晤。”〔12〕
　　6月13日，革命逼近的期望实现。在国民议会中属于少数自由派的赖德律—洛兰反对路易·拿破仑进攻罗马以恢复教皇为所有教皇领地元首。〔13〕其民主倾向曾推动西西里1848年起义的教皇，在罗马陷入政治混乱、一名亲密伙伴被暗杀后，逃离罗马，罗马趁机宣布成立共和国。〔14〕路易·拿破仑认为帮助教皇能让自己赢得法国天主教徒的支持，在领土问题上处于更有力的位置，展示干涉欧洲事务的拿破仑传统——当然不再通过侵略。〔15〕
　　议会驳回赖德律—洛兰就进攻罗马一事弹劾总统的议案后，他的支持者蜂拥而出，试图煽动市民。〔1〕马克思虽然对革命乐观，但从1848年6月起，政治和社会氛围已经降温。造反派控制了一所学校，号召修建街垒，但据马克思说，最多能在街上找到几把破凳子。〔17〕抗议徒劳无功，反而展示了所谓革命者的无能，让路易·拿破仑的镇压更加严厉——宣布戒严，对流亡者实施更多限制。政府不希望巴黎再次成为各国煽动者的避难所。〔18〕警察认为德国人是某个国际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因此尤为注意德国人。马克思早期传记作家认为这个组织只存在于安全部队的丰富想象中——但其实，恐怕也存在于马克思的想象中。〔19〕显然，他说什么都无法改变各国政府对灾难的想象。
　　燕妮、琳蘅和孩子们在7月7日抵达巴黎。燕妮从前总是不愿离开母亲，但这个夏天她期盼着离开。她告诉朋友琳娜·舍勒尔（后者在埃德加去美国前与他订了婚），母亲担心金钱，又上了年纪，变得冷酷和自私。“我这次在特里尔没有回到家的感觉。那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里的人也不总是原来的样子。”而且，她想念巴黎。〔20〕
　　燕妮又怀孕了，她和家里的小旅行者们带着在科隆收拾的行李，先是坐马车到布鲁塞尔，之后转火车到巴黎。她说，自己的旅途愉快而平安，但这应该与旅途的舒适关系不大，重要的是到了让她着迷的巴黎。经过一年在科隆忍受弗里德里希·威廉的铁腕统治和驻军的威胁，路易·拿破仑反动统治下的巴黎反而让她觉得自由。“巴黎眼下灯红酒绿、奢侈淫靡到了极点。贵族和资产阶级觉得，自从不幸的6月13日以来，……自己又安全了。……早在14日，所有隐藏起来的大人物就坐着豪华马车、带着穿镶边制服的仆人，从他们的洞穴中爬了出来。因此，富丽堂皇、五金十色的街道上此时人流滚滚、车水马龙。孩子们……总是紧盯着不放。”
　　这是她喜爱的城市，想要的家。她做新娘时便在这里度过，当时离开也非她所愿。她向琳娜描述说，他们在距离巴黎大概一个小时路程的帕西租下了一处房子，有6到10个房间，价格合理，离海涅的新家很近，装饰考究，带花园。〔21〕不过，他们目前住的地方在荣军院附近，周围环境良好，房子不大，但漂亮、舒适。红色沃尔弗和他们一起住，她还邀请琳娜（被马克思称为“红色的疯狂的罗兰”的沃尔弗对她非常着迷）来看望他们，顺便看看巴黎有多美。〔22〕
　　就在燕妮兴高采烈地讲述他们的近况时，马克思却在四处写信找钱，支撑家用。他显然把坏消息都瞒着燕妮，燕妮并不知道他们通常就紧张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已难以为继。在科隆时，马克思已经把剩下的遗产都花在了报纸的经营上。马克思告诉约瑟夫·魏德迈，自己已经一文不名，问他能不能帮自己找些钱。他还极为乐观（即便算不上言不由衷）地说，自己反对蒲鲁东的小册子很快就将重新开售，到时就能有些收入。“如果可能的话，就请你办这件事，但是不要告诉别人。告诉你，如果我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援助，我就完了，因为我全家都在这里，而且我妻子的最后一件首饰也已经送到当铺里去了。”〔23〕他还向在巴登和起义者并肩作战的恩格斯求助：“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闭门不出，更不能陷人经济困境。”〔24〕
　　但钱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燕妮写信给琳娜描述自己在众城之城的生活5天后，有人敲门。她安全和快乐地生活在巴黎的梦想被击得粉碎。燕妮后来在未完成的回忆录中写道：“那名熟悉的警官来了，通知我们，卡尔·马克思和他的太太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马克思被定性为不受巴黎欢迎的外国人。〔25〕他试图说服当局，自己没有其他意图，只专心写一本经济学著作，但1845年让他得以留在布鲁塞尔的说法在1849年的巴黎不再管用。〔26〕马克思之前提醒过通信人，法国警察可能在检查他的信件，如果是这样，他如何辩解都没用，他显然就是一个为着早日实现他所说的“革命的复兴”而奋斗的激进分子。〔27〕
　　按照驱逐令，马克思一家可以搬去巴黎以西近300英里的布列塔尼地区莫尔比昂省，但马克思说那里满是沼泽，疾病丛生，去那里与被判死刑无异。他提出申诉，好在法国官僚办事缓慢，让他有了一个月的缓冲时间。〔28〕但这一个月并不好过，他说好像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29〕而且，燕妮和孩子们都病倒了，他要充当“男护士”。〔30〕在信件中，他把燕妮的这种状态归结为怀孕，但实际上，她很可能是因为4年里4度被迫搬家而感到沮丧。燕妮一生中经常在家庭困难的重压下病倒，这时，琳蘅就会充当女主人的角色，马克思（他对压力导致的疾病并不陌生）则总是对外说燕妮的疾病是身体上的。
　　马克思却能够利用对思想和党的追求来消除个人烦恼的影响，善于把事业和个人生活分开。（有作家说，马克思认为屈从于个人苦难是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在斗争中是不可原谅的。）〔31〕在7月写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一封信中，谈到一桩涉及金钱的争论时，马克思说，他们应该多谈谈政治，以摆脱这种不愉快的私事。〔32〕当他在7月极为艰苦，身无分文，不知未来如何时，他写信给魏德迈说：“不管目前的情况对我们个人的处境来说是如何不利，但我还算是心满意足的。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他认为，去年击败欧洲工人阶级的各方已经出现利益冲突，相互对抗。〔33〕
　　整个夏天，马克思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困难，想了各种挣钱的办法，比如写一些论经济问题的小册子，在柏林筹办新报纸。他甚至找到原来的出版商列斯凯（凭借那本没写的经济学著作向对方预支的稿酬尚未归还），问他有没有兴趣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所有办法均无进展。8月中旬，他的申诉最终被驳回，他或者搬去布列塔尼，或者马上离开法国。他的前景比离开科隆时更加黯淡。〔34〕
　　别无他法，马克思写信给年轻的德国律师和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寻求经济帮助，以便全家搬离法国。他让拉萨尔对此保密，但后者显然公开讨论了他的经济状况，让他大为不满。马克思不能忍受被视作弱者、无能，也不愿敌人知晓自己个人的苦痛。〔35〕他告诉弗莱里格拉特说，这件事把自己“气坏了”，自己“宁愿过最拮据的生活，也不愿公开求乞”。〔36〕虽然骄傲，但他还是接受了拉萨尔的钱。别无他法。
　　马克思申请护照，以便搬去瑞士，但法国政府只肯给他去英国的通行证。〔37〕8月23日，马克思写信给在瑞士的恩格斯说，自己将前往伦敦，燕妮会多留一段时间，料理一些事务。〔38〕在之前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提到他们应该创办一个文字或商业事业。〔39〕前往英国前，他恳请恩格斯也去英国，说在伦敦创办德文报纸的钱已经落实。“我对此事的估计是肯定的。你不能留在瑞士。在伦敦我们将有事情干。——我估计你一定不会置我于不顾的。”〔4〕
　　马克思第二天便离开法国，8月26日渡过英吉利海峡。〔41〕燕妮、琳蘅和孩子们在巴黎多留了两周，但不断被并不情愿他们留下的警察骚扰。〔42〕如果说和马克思第一次被从巴黎驱逐，众多朋友落入同样的政府陷阱时，燕妮便感受到了政治的危险，这次她感受到的是恐惧。她已怀孕7个月，巴黎的炎热让她无法外出，又没有朋友能帮忙。在巴黎与马克思家最亲近的海涅双臂已难以活动，他说自己的双腿感觉就像棉花，体重下降到了70磅，瘦得皮包骨般。他同时服用3种吗啡来止痛，从不离开房间，海涅虽然继续写诗，但依靠口述，由于下颚已部分瘫痪，说话的声音很低。〔43〕燕妮已经无法指望挽救过她的女儿的诗人再来挽救她。
　　不到一个月，燕妮为自己和家人憧憬的巴黎美好未来便破碎了。她只得去英国，一个不了解的潮湿寒冷的国家。带着弗莱里格拉特慷慨解囊的100法郎，燕妮和琳蘅带着孩子们（已经分别5岁、3岁和2岁）在9月15日出发前往加莱，从那儿坐船去英国。〔44〕很多她们认识的人都走过这条路线，她试着从中寻找力量。她说这些人“为了摆脱剥削者的统治，拿起剑和笔战斗，被逼到国外照样能找到活路”。但对她而言，经过6年的颠沛流离，到英国只有一个急迫的目的：她需要一个地方休息。〔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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