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17）坚守堡垒
《新莱茵报》复刊后，首先讲述的是欧洲反革命势力即将胜利。1848年10月6日，一出丑陋的剧目拉开序幕。奥地利战争部长泰奥多尔·拉图尔要求国民卫队协助皇家军队到匈牙利镇压独立运动，这使得本已因为目睹数月的倒退、眼睁睁看着3月时取得的革命成果即将不保而气恼的维也纳工人、学生和国民卫队更加愤怒。工人抓住拉图尔，用铁锤和铁棍对他一顿猛打，又用刀连续戳他，最后把他已经不完整的尸体挂在街灯柱上。国王马上离开维也纳，一边逃跑一边向工人许诺让步，以便顺利出逃。大多数资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留下。他们把大门紧紧关闭，担心维也纳陷入混乱，数月前学生领导的革命演变成工人的恐怖统治。皇家军队被从匈牙利召回，数千士兵向维也纳进发，要为国王和有产阶级夺回维也纳。
城内，多达5万工人、学生和国民卫队分发武器，建造街垒，准备战斗。抵达城外的奥地利军队约有7万人，等待进攻的命令。〔2〕10月28日，命令下达。政府军使用重武器轰城，战斗在4天内结束。事实证明，怒火终究不是大炮的对手。战斗中，3000名维也纳市民和1300名士兵丧生。另外，还有2400人被捕，25人被处死。起义就此结束，如同梅特涅7个月前在维也纳下台一样，起义失败的消息同样震惊了欧洲。〔3〕
马克思对于欧洲各国政府1848年对待起义如此冷酷血腥感到愤怒，对懦弱的中产阶级面对如此残暴保持沉默感到心寒。他以罕见的愤怒语言在报上写道：“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4〕
马克思虽然使用了这样煽动性的语言，但他清楚地知道暴力不是答案。之前数月的斗争让他知道：民众凭借街垒绝对不是国王和军队的对手。仅仅凭借双手工作和战斗的人们无法在战斗中击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又有国家和有产阶级的财富支持的军队。唇枪舌剑放在一边，马克思从10月底开始更加注重实际，寻找新的武器。他在捐税中找到了。马克思研究了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发现他们是相互依存的。他的结论与对这一关系的传统解读完全不同。各国君主宣称人民完全依存于政府，但在马克思看来，事实正好相反。统治者需要人民经营农场、工厂、商店、轮船和铁路。他们需要人民工作。此外，他们还需要人民把挣的钱交给政府。人民交的税支撑着他们的宫殿、议会和军队——换言之，人民让王国得以存在。这样说来，在专制国家，人民等于出钱让人给自己戴上枷锁。
马克思认为，当人民识破这个“经济秘密”——他们只要关闭捐税这个阀门，整个王国都会被击垮——君主自然会转向立宪政府。马克思在10月20日《新莱茵报》上对此进行了讨论，〔5〕奇怪的是，这一主题也引起了普鲁士议会的兴趣，后者在3月18日后的第三任内阁也倒台之后，已经被国王彻底削弱。
新任首相勃兰登堡伯爵属于保守派，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私生子。11月9日，他将普鲁士国民议会强行迁往位于首都以西35英里的小城勃兰登堡。为防止民众上街支持议会，4万名士兵进驻柏林，全城戒严。〔6〕议会别无他法，只得将目光投向选民，要求他们在议会被准许迁回柏林前，不要纳税。〔7〕
11月17日起，马克思用头号大标题在自己的报纸上不断重复“打倒捐税！！！”的号召。他还多次重复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在呼吁书中提出的号召。〔8〕几天内，在文件上签名的马克思、沙佩尔和卡尔·施奈德尔第二（律师和科隆民主协会主席）三人被法院传讯，被控罪名是公开号召叛乱。〔9〕这一指控并非毫无依据：从波恩到杜塞尔多夫，起义者都采用了反对捐税的口号，攻击和焚毁所有税收点。（虽然这些反抗行为一直未能壮大到足以对政府造成严重威胁。）〔10〕
马克思面对的法律压力全面加大。11月初，《新莱茵报》编辑部受到搜查，马克思因为报纸刊登的一封信被控叛国罪。〔11〕12月初，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原因是《新莱茵报》〔12〕（被指为“邪恶的报纸”中最坏的）〔13〕被王室指控诽谤。开始有传言说，马克思将被逮捕。但马克思在写给仍在瑞士的恩格斯的信中说，自己会继续在报上刊登攻击政府的文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14〕
马克思忙着应付各种官司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2月5日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并颁布“宪法”，授予自己随时收回给予的人民权利和宣战的权力，就此彻底杀死了9个月前降生的政府。他还大度地宣布重新进行选举（不是他想接受选出的议会的支配，而是需要做个样子，毕竟人民已经逼过一次宫）。马克思称这样的做法与政变无异。〔15〕
令人意外的是，“政变”好像对普鲁士有益——虽然是暂时的。国王恢复了自己认为合法的地位，剩下的只是扫尾工作，换言之，一劳永逸地把所有反对力量清除。
1849年1月中旬，时局转为安全，恩格斯返回科隆，帮助马克思度过这段被后者称为“极为困难的处境”。〔16〕之前数月因为面临被捕危险而离开普鲁士的战友大多都已回到《新莱茵报》。有的指控已被撤销，有的已被宣告无罪。恩格斯决定和马克思一同面对庭审。
2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报纸发行负责人出庭，就报纸去年报道安内克被捕一事被控侮辱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警察，接受庭审。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众多听众，当庭做了反驳。
面对侮辱茨魏费尔的指控，马克思反驳说，如果《新莱茵报》这篇文章直接说茨魏费尔是人民的叛徒，那报纸的确有罪，但文章只是陈述说，茨魏费尔说过要取消民众三月革命时取得的自由，因此不构成侮辱或诽谤。〔17〕马克思在抗辩中多次说到《拿破仑法典》和出版自由。他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他指出，文章表明报纸不过是在践行揭露事实的职责。最后，他回顾了过去数月的混乱，把庭审放到更大的背景中，认为这一案件必须考虑其历史背景。〔18〕“为什么三月革命会失败呢？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法庭里叫好声一片。马克思从容坐下。〔19〕
接下来，恩格斯就文章提到逮捕安内克的警察中有一个喝醉了而对警察造成诽谤，进行了辩解。他说，文章连警察的名字都不知道，何来诽谤之说。况且，有证词印证文章的真实性：
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么，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如果你们想这样做，那你们就宣判我们有罪吧！
陪审团没判他们有罪：所有罪名均不成立。〔20〕
第二天，马克思回到法庭，参加因“拒绝纳税”言论而起的叛国罪庭审。同行的有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马克思的辩解长达近一个小时。为了说明他和其他被告有权拿捐税对抗政府，他带着陪审团回顾了一遍去年的历史。君主专制、贵族特权、商会、上当的农民——马克思说，选出的国民议会朝着经济进步、基本权利和现代社会迈进，但国王、军队和旧社会势力受到威胁，发动了政变。〔21〕他说：“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用革命来回答他。”他列举历史上把纳税作为革命武器的例子，美国的《独立宣言》便源自对抗英国的拒绝纳税起义。“国民议会本身没有任何权力——人民委托给它的只是维护人民自己的权力。如果它不根据交给它的委托来行动——这一委托就失去效力。到那时，人民就亲自出台，并且根据自己的自主权力来行动。”〔22〕陪审团认可三人的行为属于践行权利范围，判定他们无罪，审判长还私下里感谢马克思的辩词让他大开眼界。〔23〕
政府想通过法庭让马克思和他的战友销声匿迹，但莱茵省的陪审团并不配合，一次次取消指控或宣告他们无罪。但政府还有其他牌可打。科隆驻军司令写信给莱茵省总督艾希曼，说马克思“自从被陪审团宣布无罪以来愈发大胆，在我看来，是时候把他驱逐了”。他说马克思“用他的毒舌到处污蔑”。2月17日上午，警察局长收到一份正式的驱逐要求，说马克思自从去年4月来到科隆，行为就越来越危险和出格：“他凭借自己越来越出名的报纸，随心所欲攻击我们的宪法、国王和政府要员，还一直鼓动民众不满情绪，间接地煽动了民众造反。”〔24〕
几天后，一份关于马克思的报告被直接送到内政部长曼陀菲尔的桌上。报告说马克思的确拿“所有人通常都尊敬和当做神圣的东西”不当回事，但驱逐他可能导致动乱。曼陀菲尔原则上批准驱逐马克思，但具体做法交由地方政府办理，后者决定等马克思自己给他们“直接的理由”驱逐他。〔25〕
与其他被从普鲁士驱逐的人相比，马克思在煽动反政府情绪方面的作用更大。奇怪的是，他却得到了政府的更多忍让，这可能与燕妮对她哥哥的影响有关。担任西里西亚小城里格尼茨地区政府长官的斐迪南与所有能够决定马克思的命运、顺带决定燕妮的命运的人都能说得上话：过去数月，他为国王、勃兰登堡伯爵、威廉王储、艾希曼和曼陀菲尔做过事，有了交情。〔26〕不论马克思得以留在科隆的原因为何，他受到的骚扰绝对不少。报社经常收到恶意邮件，甚至要面对人身威胁。（27）曾有两名无衔军士带着武器，来到马克思和燕妮的公寓，向报纸报道军官私售军用物资讨要说法。他们说，科隆驻军全都觉得受到了侮辱。他们要知道作者的名字，如果不把作者交出来，他们“再也不能约束他们的人”。马克思很冷静，告诉他们可以诉诸法律，威胁没有任何用处。他把自己放在衣服口袋里的枪露出枪托给他们看。会面陷入僵局，哪方都不想先动手。〔28〕
在特里尔，打猎很普遍，马克思从小便学过射击，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对其他人开过枪。在之后数年里，他有时会因为沮丧和私人问题向敌人发起决斗，但我们不清楚他有没有那样做。他珍视生命（和工作），不想把生命交代在决斗场上。他宣传革命，但认为个体暴力毫无意义。待科隆局势缓和，家人不再受到威胁后，马克思提出正式抗议，形容那两名军士是“匪帮”，对于他们自认为代表法律、随便冲到平民家里的做法表示惊诧。〔29〕
1849年3月底，经过数月的辩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终于推出宪法，让德意志联邦后来得以成为统一的国家。4月初，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宪法，理由不是宪法太过自由主义，而是觉得让自己担任全德国的国王，其他各邦的国君恐怕并不愿意。国王终究背弃了去年做出的承诺，更加自由的各邦人民对此予以嘲笑，甚至中产阶级都重新考虑起义的可能性。〔30〕4月15日，在全联邦的反对声中，马克思离开科隆，到德国各地评估局势，为报纸筹集资金，与工人组织建立联系。〔31〕他把家人的安全托付给了恩格斯。〔32〕
离开前一天，马克思走出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重要的一步，正式断绝了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之前，他一直出于实际需要与民主派联盟，因此饱受批评。经过一年，马克思目睹的这些自由主义者说好支持工人，却一次次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出卖工人，马克思受够了他们，断然退出莱茵省民主联盟。〔33〕马克思传记作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和奥托·门琴—黑尔芬认为这是马克思彻底加入无产阶级联盟的时刻。他再也不会寻求与资产阶级达成政治妥协。〔34〕
马克思离开科隆3周。旅途期间，这位工人阶级的拥护者刚刚宣布与中产阶级永远断绝关系，接下来便在汉堡一家高级旅馆住了两周。〔35〕他还时不时给自己放放假，离开贫困，享受一番最好的旅店和疗养。他好像喜欢美好的环境，这是他的一个弱点，也给了敌人口实攻击他：在他一生中（甚至在他死后），都有人说，他表面上同情受压迫者，暗地里也是精英阶层。但这误解了马克思。他不反对任何人享受，只要是他们自己挣来的，没有剥削他人。从马克思的信件判断，他喜欢跑进上层阶级中，专门做他们的对立面，让他们一点一点喜欢上自己的陪伴（他们的确会如此），再看他们的反应。但在汉堡时，他放纵自己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他知道乞讨背后的心理学：如果只想要到一点钱，直接伸手就行；但如果想要到更多，最好装作自己不需要钱。他真的需要钱：他和燕妮几乎已经花光所有积蓄，大部分用在了报纸的开支上。但他又特别不善于要钱，5月9日回科隆时比离开时还穷，只得借钱支付旅店的账单。〔36〕
坏消息还不止于此：他的驱逐令下来了，签署的日期是5月11日，但直到5月16日才送到他手上。《新莱茵报》对德国最后一个革命浪潮的报道给了当局一直寻找用以驱逐他的借口。〔37〕
随着国王拒绝建立统一的德国，冲突开始在德国出现。在柏林以南的撒克逊邦首府德累斯顿，巷战持续将近一周。4月时来到德累斯顿听朋友里夏德·瓦格纳在德累斯顿歌剧院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巴枯宁留了下来，5月初与瓦格纳一起在一个城区坚守街垒，位于另一个城区的歌剧院已被烧毁。巴枯宁建议大家带上所有炸药，冲进市政厅，也不用再出来了，直接点燃炸药。〔38〕（他没有执行这一计划，反而逃走了，三天后被捕时，身上还带着在普鲁士逃亡期间写的色情小说。）〔39〕
马克思刚从筹集资金之旅返回，一直在科隆编辑部观察斗争走势并为莱茵河谷起义草拟计划的恩格斯便从刚刚袭击了索林根附近弹药库的工人手里弄来两箱弹药，然后去埃尔伯费尔德参加起义了。〔40〕恩格斯帮忙修建街垒，之后到区内各处查看起义情况。恩格斯在埃尔伯费尔德与巴门之间的桥上指导炮手时，被他的父亲发现了。他系着革命的红丝带，毫无疑问是来这儿发动起义的。他和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41〕同时，埃尔伯费尔德起义的一些中产阶级组织者开始担心来自科隆的“红色”会让起义比预期更加激进。他们要求恩格斯离开。〔42〕恩格斯同意，但走之前，执行了一项被他称为“侦查”的任务。他和两名战友佩带军刀和手枪，骑马到埃尔伯费尔德附近的一处军方弹药库，抢了很多武器和装备回来，交给街上的起义者。〔43〕这件事又给他带来一张逮捕令。
虽然被赶走，恩格斯离开埃尔伯费尔德时的兴致并不比来时稍减。他希望在为德国统一而举起的黑、红、金三色旗的激励下，莱茵省的这次战斗会与以往不同，会最终发展为对抗国王的战斗。他在《新莱茵报》上写道：“看人民这一次是不是又到‘脱帽’而止。”〔45〕恩格斯对柏林人没能直接对抗国王感到惋惜，因为他们即使失败，至少也“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46〕
《新莱茵报》员工加班加点发行特别版，报道起义情况。办公区域极为拥挤，印刷机一刻不停地工作，撰稿人忙着完成最新的报道，交给排字工人仔细排版。伴着昏暗的油灯工作到深夜的马克思抛弃了谨慎，直接号召人民对抗国王，〔47〕后者经过一年的假意改革，终于道出了真实想法：对付民主派的唯一办法是军队。〔49〕马克思在报纸上把弗里德里希·威廉称为冯·霍亨索伦先生，直接免去了他自认为神授的国王称号。〔49〕两天后，政府向马克思发出驱逐令。
期限在临近，报纸抓紧时间，在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发行了最后一期。这一期从头到尾充满反政府言论。马克思写道：“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他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编辑部在告别中劝告科隆人民不要造反，因为他们会失败。他们感谢读者，保证他们“无论何时何地，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50〕这一期全部用红色油墨印刷，广受欢迎，卖出2万份，是订阅人数的3倍多，有的价格涨到原价的10倍。〔51〕恩格斯骄傲地回忆说：“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52〕后来有报人冷漠地说，这期报纸成了收藏家的藏品。“经常听说有人花大价钱把这期报纸裱起来。”〔53〕
但这些给不了马克思任何帮助。他和燕妮再次需要匆忙收拾，仓惶离开，以免最后被强行赶出边界。燕妮把东西收拢了一下，把他们唯一还值点钱的纯银餐具放进一只借来的箱子里。她把马克思的300本书托付给了帮他们在科隆找到住处的罗兰特·丹尼尔斯医生，把家具一件件卖掉，以便凑齐路费。〔54〕马克思则在处理报社的事情。他把设备卖掉，付钱给股东、印刷工和其他员工。剩下的设备和材料转给了科隆另一家民主派报纸《新科隆报》，后者出版了一期黑边报纸，哀悼《新莱茵报》的终刊。〔55〕
报社员工大多迅速离开了。恩格斯说至少还有23件案子悬在他们头上，自然要趁着还能走掉的时候尽快离开。〔56〕报纸最后一期一开售，马克思、燕妮、琳蘅、三个孩子和恩格斯便坐船顺莱茵河离开了科隆，先到宾根，然后转道法兰克福。〔57〕燕妮在法兰克福短暂逗留了一下，把银器当掉，“把我刚从布鲁塞尔典当行赎回来的纯银餐具又当了，换成现钱”〔58〕，然后，她和马克思分开，带着孩子返回特里尔。虽然不得不又一次流亡，燕妮还是自信地写信给朋友说：“我们目前面对的压力正说明我们的思想即将取得更彻底的胜利。”〔59〕她不过是在学马克思的乐观。虽然挫折不断，马克思依然相信——至少表面上——政府会被推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兰克福留了下来，请求全德国的起义者联合国民议会，集中力量，统一策划，对付柏林政府。毫无结果后，他们前往巴登，劝说巴登的战斗者转移到法兰克福。但没人愿意挽救倒霉的议会，他们只得返回宾根。
正当马克思已经放弃德国，准备离开时，他被捕了。回到宾根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军队抓住，一路带到法兰克福，关押了几天。被释放后，两人决定分开走。马克思和红色沃尔弗去巴黎等燕妮，德意志各起义邦的代表团已经在巴黎忙着寻求帮助和认可。恩格斯去巴登参加战斗，他的战斗基因指导他去战斗。他认为起义者必须表现出进攻者的样子。他说，“防守是所有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60〕
实际上，战斗已经结束，政府军已经开始清除残余的反抗力量。欧洲的国王和君主们再次坐稳了王位——但法国除外。〔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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