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16）笔杆子不得不服从枪杆子
我一睁开眼睛，就听到刺耳的金属响声，震得窗户玻璃直响，很快消失在巴黎的静寂中。
我问：“这是什么声音？”
妻子回答说：“是炮声。”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 |
有人说，1848年6月的巴黎，所有人不论男女都武装起来了。各阶级间的鸿沟已经变得无法逾越。政府毫无作为。民众忍饥挨饿。每天夜里都有人聚集在街头，无所事事、易怒、暴躁。〔2〕5月底，有谣言说，工人阶级计划在6月举行自己的宴会。不难想象，宴会如果得以举行，必然出现工人的叛乱。最终，引起叛乱的不是宴会，而是政府的行动。〔3〕6月21日，国民议会执行委员会发布法令，撤销拉马丁的部长们之前批准的确保就业计划。已经进入议会的维克多·雨果警告说，这样做会制造一支“穷人大军”，还可能在将来产生“新独裁者的禁卫军”。但政府资金短缺，打算削减昂贵的就业计划，毕竟，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计划已经成为反政府激进分子的避难所。〔4〕
根据就业计划建立的国家工厂通过国家和市政项目为男人提供工作。这样的工作没有了，也就意味着很多人赖以生存的收入没有了。〔5〕法国经济极为脆弱，这一计划对10万男人和他们的家庭而言，意味着有没有吃的。就业计划将被修改甚至撤销的消息传出后，抗议开始爆发。“子弹或面包！子弹或工作！”的喊声响彻巴黎，街上再次立起街垒。6月23日，工人控制了巴黎部分地区。〔6〕6月24日，战争部长和前阿尔及利亚军事独裁者路易·欧仁·卡芬雅克将军指挥5万军队对工人发动了攻击。〔7〕
这一天，大暴雨袭击巴黎，淹没了很多地方，但战斗没有停歇。晚上6点，政府军开始炮击建筑和街垒。很多人被当场炸死，鲜血在湿漉漉的石块间流淌。建筑被炸毁，变成瓦砾。商店窗户被震碎，如果有人敢在这个地狱般的夜里出来，店里的商品绝对可以随便拿。〔8〕第一天结束前，新选出的国民议会便投票将全部执行权授予卡芬雅克。法国的民主派领袖下了赌注，相比铤而走险武装那些要发动更大革命的工人阶级，他们宁愿选择一个独裁者。〔9〕但给予卡芬雅克更大权力不但没能吓退工人，议会的怯懦反而让他们怒火更胜。战斗每天都在扩大。
数万男女展开了巷战。托克维尔虽然对平民战斗者不抱多少同情，但还是说他们在战斗中“有着不可思议的协调和丰富的军事经验，让老军官都感到差异”。妇女搬运弹药，男人开火，男人太累或牺牲后，女人就爬上街垒战斗，由小孩安装弹药。面对军队和重武器的进攻，巴黎人在圣安托万近郊、万神庙、玛德莲广场、市政厅以及城里各个角落，坚持了4天。〔10〕
战斗在6月26日结束。伤亡极为惨烈：大约有1500人死亡。但所有街垒都被攻克后，杀戮没有结束。陆续又有3000名叛乱者被追捕、杀害。还有15000人被捕，其中4500人被押送到阿尔及利亚。〔11〕这样的旅途对很多人而言与死刑无异。但这样的悲剧没有让胆怯的议会感到多少不安。
卡芬雅克完成击溃工人的任务后，宣布全城戒严，沿香榭丽舍大道部署了5万军队，曾经作为巴黎骄傲的绿树林成了喂马的地方。激进俱乐部被关闭，出版自由法被修改——报纸必须交纳24000法郎的巨额遵守法纪押金，方可发行。卡芬雅克很快又撤销了不久前制定的每日工时限制令，把没有参加6月激战的工人也惩罚了一遍。〔12〕民主实验就此结束。路易·勃朗逃到英国，其他改革者没这么好运，因为宣传政治权利、工作和平等权利，被纷纷投入监狱。〔13〕
6月24日，马克思开始每日报道巴黎六月斗争的最新情况。凭借身处各地的战友的支持，德国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报道得如此迅速，引起如此高的关注。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数天之后才传到柏林，但更加血腥的六月革命的情况只需几个小时便能传到。政府担心这次巴黎之乱会再次在柏林引发后续动乱，因为柏林和巴黎存在同样的阶级对抗，同样的紧张局面很容易失控，引发骚乱。
6月26日，马克思决定报纸全版介绍巴黎的斗争。他的报道扣人心弦：“巴黎淹没在血泊中；起义发展成为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都要伟大的革命，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14〕恩格斯补充说：“六月革命和过去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根本没有幻想，没有冲动。如果说在二月里，人民站在街垒上高唱《为祖国而死》，那么在6月23日，工人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祖国对他们已失去了任何意义。”〔15〕
马克思说，这次斗争清楚地表明了法国的社会现实，一个资产阶级竭力掩盖、工人阶级尚未完全理解的社会现实：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16〕他说，二月革命宣传的、写在法国每所监狱和营房上面的博爱不过是个骗局。〔17〕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因为它得到了普遍同情，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词句上和言语上的存在。六月革命则是“一个丑恶的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18〕六月革命是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恩格斯把斗争的牺牲者称为“无产阶级第一次决战的牺牲者”。〔19〕
一切已经发生变化。二月革命已经过去，但反革命（反动力量要撤销他们之前不得已做出的改革）才刚刚开始，不仅是巴黎，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据恩格斯说，马克思写了一篇论文向革命的战败者致敬后，《新莱茵报》的最后一些中产阶级股东也抛弃了他们，他们只得另寻资助。〔20〕“但是，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当各国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战败者横加诽谤的时候，在德国并且几乎是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举无产阶级旗帜的唯一报纸。”〔21〕
6月底，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和布鲁塞尔领导人都已来到科隆，准备行动，但马克思决定将组织解散。在他看来，同盟已经过时，成为一种负担——当人们已经拿起武器，公开喊出不满，同盟这样的秘密组织自然没了意义。从马克思看似矛盾的角度，他觉得每次革命失败，革命的种子都在壮大，密谋性的组织对革命的胜利无益。不需要再躲躲藏藏，要光明正大地战斗。同盟成员进行了投票，虽然也有异议，但还是决定解散。他们要专注于《新莱茵报》（宣传效果比同盟印刷的任何小册子都要好），专注于对抗正在重新壮大的德国保守力量。〔22〕
7月2日，普鲁士出现新内阁，马克思的旧识康普豪森领导的内阁倒台了。新内阁虽然也是自由派，但宣称消灭贫困的最好办法是“恢复人们已经动摇的信心，使他们相信法律秩序是牢固的，相信君主立宪制即将出现”。〔23〕宪法还遥遥无期，法律和秩序的巩固却迅速开始。7月3日，《新莱茵报》报道了哥特沙克和弗里策·安内克的被捕，后者被捕的原因是在讲演中号召工人组织联合起来，警方控告他煽动内战。据马克思的报纸报道，六七名警察在日出时分冲进安内克家中，其中四名警察进入安内克和他怀孕的妻子睡觉的卧房。他们没有出示逮捕令，便要求安内克跟他们走。报纸还说，其中一名醉醺醺的警察把安内克推下楼梯，还打碎了一扇玻璃门。报道还提到一个名叫黑克尔的国家检察官随后来到现场。〔24〕不到两天，《新莱茵报》刊登了黑克尔对报道的反驳，说报道是对警察“诬蔑性的攻击和侮辱”。黑克尔说会采取法律行动。〔25〕
7月6日，当局就这篇未署名的报道对马克思进行问询。〔26〕7月10日，报社11名排字工人被询问文章的作者是谁。〔27〕1个月后，科隆警察将目标锁定为报纸的编辑人员卡尔·沙佩尔。沙佩尔已经结婚，有3个孩子，虽然是德国公民，却被政府认定为外国人，被要求限期离开普鲁士。马克思的复籍申请尚未得到批准，很可能也是被当局认定为外国人。〔28〕
对马克思周围的人来说，科隆是危险的。他们的家随时可能被闯入，家人随时面对被骚扰和驱逐的危险。警察随便实施逮捕，不遵守任何法律程序。秩序好像已经无关紧要。普鲁士议会忙着取消让其得以成立的人民权利。但他们的速度无法让国王满意。又一次政治危机过后，第三个内阁成立——这次由国王在9月任命。马克思称之为反革命的胜利，领头的都是些“没有头脑的蠢驴”。〔29〕
马克思举目四顾，看到的都是政治和社会混乱。各国新选出的议会处于瘫痪状态，在巴黎、柏林和维也纳，所谓恢复秩序的力量在对抗民主的力量，触发骚乱的饥饿和权利缺失变得更加严重。二月革命前，下层阶级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六月斗争后，他们得到了关注，但得到的是不信任和恐惧，上层阶级对他们避而远之，不再对他们的苦难抱有同情。工人也有了变化。他们已经知道不能指望任何其他人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们在战斗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虽然又失去了几乎所有权利，但至少知道了暴力起义的作用。
1848年9月11日，科隆，一群醉酒的士兵骚扰一名年轻女子未果后，与市民自卫队的市民发生冲突，有市民被刺伤。直到军队指挥官命令士兵回营，冲突才算结束。〔30〕这次暴力事件的原因是人数占多的天主教本地人与人数较少的新教普鲁士士兵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士兵深信当地人极为痛恨他们，都不敢在餐馆吃饭，怕被下毒）。〔31〕这次事件发生时，城里士兵与市民的人数比达到1：14，而且军队手里掌握着大批武器。〔32〕事件使得很多科隆人相信必须成立民兵，保护自己。
两天后，多达6000人（又说1万人）聚集到科隆大教堂下的弗兰肯广场，商讨成立安全委员会。〔33〕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马克思的杰作：早上，《新莱茵报》的编辑们便走上铺着卵石的拥挤街道，摇响铃铛，号召市民参加晚上的集会。〔34〕人们举着火把，聚精会神地倾听演讲，一致支持成立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共30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5名《新莱茵报》编辑，此外，还有药剂师、商人、鞋匠、屠夫、屋顶工人和杂货商。〔35〕安全委员会的成立说明科隆市民对驻扎在此的普鲁士军队抱有普遍忧虑。〔36〕多名《新莱茵报》成员进入委员会，加之委员会的名称令人想起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派专政，引起了多方关切。城里的墙上开始出现海报，提醒人们警惕红色共和政权。中产阶级被这样的警报吓坏了，但工人和公民并未过度忧虑。〔37〕他们热切地期盼行动，而唯一代表他们的行动是来自政治上的极左力量。
接下来的周日，中上阶层一直担心的暴力事件在刚刚成立的德国国民议会所在地法兰克福爆发。导火线是普鲁士与丹麦签署停战协议，将双方一直在争夺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拱手送给丹麦，给德国带来极大屈辱。〔38〕德国人觉得停战协议如果生效，对德国而言将是一个巨大打击，强大、统一的德国将很难再实现。9月5日，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停战协议，但这毫无意义，因为它无法强迫普鲁士重新开启这场代表整个德国已经打完的战争。面对如此不可能的任务，联邦政府痛快地承认无能，宣布下台。〔39〕
新政府迟迟无法组建，9月16日，国民议会修改之前的决定，投票接受停战协议。第二天，国民议会所在地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附近的街区响彻愤怒的民众失望的叫喊声。〔40〕国民议会议员费里克斯·李希诺夫斯基亲王和一个朋友外出骑马时被抗议者抓住，被施以私刑。军队被调入进行镇压。战斗持续48小时后，占据街垒的抗议者被击败。〔41〕
《新莱茵报》对抗议者表达了同情，并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募捐。9月19日和20日，恩格斯写道，抗议者虽然失败了，但他们不会放下武器，直到最终获得解放，他还警告说接下来的目标将是“小官邸”和“贵族领地”。〔42〕
恩格斯的武装号召肯定伪装成了对从法兰克福到科隆和柏林一路响起的警报的报道，但文章发表4天后，科隆当局就迸发出“一股最强烈的抓人的念头”（马克思的描述）。一大早，警察便逮捕了报社的两名成员，并对其他一些成员发出了逮捕令。〔43〕马克思写道：“如果这些先生们进一步实行他们的计划，不用很久，本报的编辑发行就只能成为奇迹了。……问题仅仅是，谁将首先失去幽默感，是国家检察部门的先生们还是《新莱茵报》的编辑。”〔44〕
在星期一早上，多人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暴力事件频发——抢劫，与警察的冲突，甚至在科隆很多地方，煤气灯被打碎，煤气管线被切断。〔45〕大多数工人在星期一休息，马克思担心当局选择在这一天实施逮捕是早有预谋，为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工人参与进来，以便让政府找到镇压的借口。马克思到工人聚集的各个地方，劝说他们不要上当，科隆驻扎着数千士兵，这个时候行动很可能失败。但到了晚上，民众的激情在酒馆里达到顶点，纷纷冲到街道上。他们建起多达40座街垒，从售卖枪支和工具的商店抢来枪支、镰刀和斧头等所有能用作武器的东西。〔46〕
第二天中午，科隆当局宣布戒严，工人连战斗的机会都没有。政府解散了民兵，命令所有酒馆晚上10点关门，禁止公共集会，查禁《新莱茵报》和其他三家科隆报纸。47马克思写字条给报纸的订阅者说，“笔杆子不得不服从枪杆子”，但他相信被禁的时间不会太久。〔48〕
被禁的时间的确算不上很久——但已经足以影响报纸的继续发行。由于之前一直负债经营，现在又没了订阅收入，报纸已经难以为继。更关键的是，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对鲁普斯、恩格斯和毕尔格尔斯发出了逮捕令，罪名是密谋推翻政府。〔49〕
鲁普斯向西南逃到巴伐利亚的帕拉提纳特省，但很快又回到科隆，尽量减少露面。〔50〕恩格斯和毕尔格尔斯却必须离开科隆，因为警察向公众描述了他们的模样。恩格斯的母亲从巴门写信给他说：“你真的走得太远了。……当我拿起报纸看到上面有我儿子的逮捕令，我忍不住颤抖起来。……亲爱的弗里德里希，如果你还肯听一听我这个可怜、悲伤的母亲的话，就听从你父亲的建议，去美国吧，放弃你之前一直走的道路。”〔51〕
恩格斯没有去美国，去了布鲁塞尔。10月4日，恩格斯和德朗克在一家旅店刚刚坐下准备吃饭时，被一直在注意他的警察逮捕。他们被扣押几个小时之后，被赶去了法国。（52）恩格斯不敢多待，因为他在这里也有被捕的危险。而且，眼前的一切让他心碎：
卡芬雅克的榴弹把巴黎人的不可遏止的欢乐轰得烟消云散了。《马赛曲》和《进军曲》的歌声沉寂了。……工人们没有面包，没有武器，咬紧牙关，把仇恨藏在心里。……可是巴黎已经死了，这已经不是巴黎了。大街上只有资产者和警察密探；舞场和戏院空无一人。……总之，这又是1847年的巴黎，不过没有灵魂，没有生命……我必须走开，不管到哪里去都行。于是我先动身上瑞士去。因为我身边的钱不多，所以只好步行。并且我也不愿意选择最短的路程，因为我心里是不想轻易离开法国的。〔53〕
恩格斯开始了一段不得不远离革命的旅程。他已经28岁了，不再是那个在伦敦时被哈尼形容作“孩子气”的年轻人，经过数年身处思想革命第一线，他已经历过风雨，变得更加坚强。他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热爱丝毫未减。想到革命的征程，他便两眼发亮，不自禁地欢呼：“美丽的法国！”〔5〕
“什么样的葡萄酒呵！”这是恩格斯在日记《从巴黎到伯尔尼》中的感叹。这本日记记录了他的旅程（里面有非常多的感叹号），还有一张手绘的路线图。在“红色共和国”勃艮第（被恩格斯如此称呼，不是因为其政治，而是因为其红酒色的街道和人），他说，希望自己有满口袋的钱。“1848年葡萄空前大丰收，连装葡萄酒的桶子都不够。此外，质量也非常好——比1846年的葡萄酒还要好，也许甚至比1834年的葡萄酒还要好！……一路上，我尽碰见一群群非常快乐的人们、非常甜的葡萄和非常美丽的姑娘。……因此，人们会相信我：我在上山时花了更多的时间躺在草地上吃葡萄，喝葡萄酒，同种葡萄的人和他们的姑娘们谈笑。”〔55〕他通过画卡芬雅克和赖德律—洛兰的讽刺画，和当地人交朋友，路上还遇到一些像他一样远离动乱的巴黎、享受田野乡间的旅者。政治在恩格斯的旅途中所占的部分极少，他到日内瓦时，已晒得漆黑，他在这里略作休整，写信给马克思说自己需要钱。〔56〕
但钱也是马克思最缺少的——还有时间、帮助和平静的心情。他正焦躁着，想办法把《新莱茵报》继续办下去。报纸在10月12日，也就是科隆戒严令取消一周多之后，才开始重新发行——没办法更早，因为仅剩的几个愿意考虑继续资助的股东看到，报纸的编辑人员中有好几个逃犯，更加不愿再出钱。〔57〕此外，虽然秋季订阅已经到期，但报纸恢复发行的时间未定，甚至无法确定是否能够恢复发行，仅有的订阅者尚未支付续订费。〔58〕
格奥尔格·维尔特和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后者刚刚在杜塞尔多夫摆脱出版革命诗歌的指控）〔59〕加入报社，弥补写作人手不足。〔60〕燕妮也从舒适的公寓搬到脏兮兮，散发着浓重油墨、油灯和雪茄气味的编辑部，负责报社的各项杂事，处理像恩格斯一样逃亡在外的战友的需求，以及狱中战友的家人的需求。〔61〕
奇怪的是，在科隆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候，马克思和燕妮都未曾想过，是不是应该让燕妮带着孩子离开科隆，返回特里尔。马克思很可能随时被捕，而且有迹象表明，数千驻军和科隆的武装市民都在寻找借口开战。但马克思和燕妮都没有对她的安全表现出特别的担忧。原因很可能是燕妮的哥哥斐迪南，他在燕妮年轻时在特里尔参加舞会时，对她的保护便无处不在。最近，他在普鲁士政府升迁很快。斯蒂凡·波尔恩提到过马克思和燕妮非常少见的一次别扭，便是因为斐迪南。他听到马克思调侃燕妮说，“你哥哥那么蠢，没准将来能在普鲁士政府混上部长”。波尔恩说马克思的这番话让燕妮有些尴尬，虽然马克思经常表示看不上斐迪南，燕妮对他的亲情却很浓厚。〔62〕他们的通信很温馨，彼此关切对方，虽然有政治夹在中间，他们依然亲密。〔63〕斐迪南曾受邀到国王在波茨坦的宫殿，〔64〕与多名政府高官关系密切——尤其与内政部长兼莱茵省总督弗朗茨·奥古斯特·艾希曼和即将担任内政部长的奥托·冯·曼陀菲尔男爵关系紧密。〔65〕因此，他的妹妹虽然是声名在外的革命者的妻子，却也得到了他的保护。其他人却没这么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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