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15）《新莱茵报》与新斗争
激进的革命和所有人的解放于德国而言不是空想。空想的是不完全的、仅仅涉及政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将无法触及到房屋的支柱。
——卡尔·马克思〔1〕 |
虽然马克思已离开科隆5年，此次回来，却发现没有多大变化。1843年时便已对政府感到挫败的商人还在挫败中。深知自己受到双重剥削——国家和资产阶级的剥削——的工人阶级仍然处在被剥削当中。唯一真正的变革出现在上个月。柏林3月18日爆发起义后，书报检查制度被取消，作家终于可以畅所欲言。马克思的3名同事莫泽斯·赫斯、格奥尔格·维尔特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打算继承马克思之前在科隆主持的报纸，创办《新莱茵报》。〔2〕将报纸视为有力武器的马克思知道有人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后，感到更为振奋。同样让他感到振奋的还有在他抵达前的一个月，科隆已经播下一枚共产主义组织的种子。
3月3日，因救治穷人而知名的医生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连同两名普鲁士前军官奥古斯特·维利希和弗里策·安内克组织了一次共产主义起义，他们带领5000人到科隆市政厅提出诉求。这次起义很快以组织者被捕而告终，但共产主义的网络已经建立。被国王大赦的三人出狱后立即返回科隆，建立了新的劳动阶级组织。到4月份，成员已达8000人。〔3〕但很快，马克思便同该组织的领袖哥特沙克在策略上产生了分歧。哥特沙克倾向于使用激烈的措辞要求工人权利，成立民兵，这样的思想让德国中产阶级感到害怕，这很可能让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利在人数甚众的下层阶级的反抗中失去。马克思则认为历史发展是缓慢的，在无产阶级的统治到来之前必须经历中产阶级的统治——无论这多么令人沮丧。毕竟，无产“阶级”在德国几乎尚不存在。依靠双手劳动的人虽然数目庞大，但毫无组织，也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力量。马克思认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终极目标，首先要支持中产阶级主张的民主。他认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制度便是这样一个机会，他们应该积极参与进来，确保民主的力量在与反动力量的斗争中取得胜利。马克思还认为，自己和同伴在科隆出版的所有报纸都只能打出民主派的旗帜，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旗帜，因为民主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在德国具有更大、更直接的可能性。4）恩格斯说，如果创办一家极端激进的报纸，“那我们就只好窝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一个大型的行动党了”。〔5〕
这种更加实际的做法，与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时拒绝刊登“自由人”共产主义观点的做法不无相似之处。当时，他便觉得“自由人”的观点对报纸的中产阶级读者而言，过于不切实际。他回来的目的是通过平静而广泛的努力，引导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联邦走上改革的道路。他明白此时情况的复杂：过大的变革会使中产阶级倒向旧的制度——虽然腐朽、败坏，却让他们感到熟悉、安心。
在他的很多同伴看来，马克思选择的道路过于温和；但在政府和其他人看来，他却是一名危险的激进分子。这使得他想重新获得普鲁士国籍变得极为艰难——他在4月份抵达科隆后就马上提出了申请。〔6〕不论祖国是不是已经更自由，没有国籍，他随时面临被驱逐的危险。燕妮本想待在特里尔，等着马克思的申请得到批准。苦于一直没有消息，她在6月份收拾妥当，带着四岁的小燕妮、两岁的劳拉和一岁的埃德加搬到了科隆。〔7〕此时，马克思刚刚就《新莱茵报》的宗旨问题，在与赫斯的争论中获胜（部分是因为他自己出钱弥补了报纸的经费短缺问题），将来自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招入报社，马克思被任命为编辑。〔8〕
科隆医生罗兰特·丹尼尔斯帮马克思和燕妮在塞西利安街7号找到一处公寓住下。这里位于科隆的商业区中心地带，与莱茵河相距不过几个街区。〔9〕这里环境也不错，临近霍伊马克特广场，广场周围是商人建造的如宫殿般富丽堂皇的房子。但这里不是特别令人安心，公寓和编辑部随时要面对8000名普鲁士驻军的威胁。从早到晚，一车车物资不断运入军营，十分吵闹。随着弹药不断运入，炮兵全都配备了带刺刀的步枪。所有士兵都在忙着扩展和强化战斗的有利地点。〔10〕显然，他们在准备作战。但问题是，对谁作战？政府声称增援的目的是防止外部侵略，但恩格斯说军队正准备对付内部的新秩序。〔11〕面对这样的威胁，报社无奈之下，准备了8支带刺刀的步枪和250发子弹。恩格斯把编辑部形容为一座堡垒，虽然火力比不上周围的政府军，但他们的勇气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马克思也开始随身带枪。〔12〕
这便是自称为“民主派机关报”的《新莱茵报》在1848年6月1日首刊发行时普鲁士的出版自由的情状。〔13〕实际上，把报纸称为“民主面世阵痛机关报”可能更为准确。作为一份日报，《新莱茵报》经常刊登从斗争现场发回的报道，事无巨细地记录欧洲社会不断变换的面孔——旧政府如何倒台，反对派政党如何努力取而代之。马克思认为，报纸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让进步性稍差的德国人了解那些对民主的追求比德国更进步的国家的状况，以便让他们做好准备，迎接德国下一阶段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但其他欧洲国家传来的消息开始令人诅丧，主题不再是进步，而是倒退。
2月到6月间，革命初期的热情开始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各阶级间由于缺乏信任导致的对立。中产阶级将起义视为自己的胜利，又担心如果不把胜利的果实分给在起义中出过力的下层阶级，他们会做出何种反应。贵族在中产阶级政府中失去了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广大农民则担心中产阶级对自己加税，以筹集资金安抚在城市中作乱的饥民。到头来，推翻政府是容易的，恢复秩序却极为艰难——在大多数地方，秩序甚至无法恢复。
在法国，临时政府的总统职位象征性地交给了一名参加过法国大革命的80岁老人。但新政权的真正的领袖是贵族诗人阿尔方斯·马里·路易斯·德·拉马丁。拉马丁是共和派，极善雄辩，在很多人看来，他的口才的威力丝毫不逊色于枪炮。临时政府的领袖个个摩拳擦掌，约束他们的责任便落在了他的身上。〔14〕同他一道努力的同伴包括：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报社编辑弗洛孔、赖德律—洛兰（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宴会变得更加激进，并最终导致了2月24日彻底变革）和工人阿尔伯（又名亚历山大·马丁）。〔16〕但结果是一团糟。他们全都没有执政经验，又对新政府的形式各持己见。〔16〕
不过，自2月24日到4月23日进行普选期间，临时政府的成绩相当瞩目：在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实行男性普选，给予民众集会和出版自由，建立国家工厂确保就业，缩短每日工时长，废除政治罪的死刑。诸如此类，还有很多。〔17〕但不论颁布多少法令，总会有部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紧张和不满情绪在滋生。
比如农村，农民一直对巴黎抱有深切怀疑，他们对于临时政府未能撤销自1827年颁布以来剥夺了农民诸多共有权利的法令（比如枯树枝这个老问题），感到极为失望。当临时政府为缓解起义导致的经济危机，决定征收45%的土地附加税时，农民的失望转变为愤怒。当内政部长赖德律—洛兰派人到农村进行宣传，以确保共和派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在国民议会里获得足够席位时，农民更加愤怒了——这些在首都享受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太可怕了，他们掠夺了钱财还不满足，还要把政治意愿强加到各省民众头上。农民和中小地主开始像贵族一样大批倒向保守派候选人。〔18〕巴黎也出现了分裂，而且更加混乱。法国尚未建立真正的投票机制，无法让其超过900万男性选民全都投出选票。〔19〕
到投票日，投票人数相当可观，多达84%的有资格的选民投出了选票。计票结果出来后，876名代表当选，但只有不到100人是激进分子或社会主义者，绝大多数是保守派或温和派，其中很多甚至在路易·菲利普手下当过差。没有几个巴黎工人代表进入新政府，反而是他们以为已经被自己推翻的富人阶级进入了政府。〔20〕
选入国民议会的托克维尔说，自己在选举结束后回到巴黎时，对看到的场景感到震惊：
我在这座城市里看到10万工人武装了起来，组成多个部队，他们没有工作，忍饥受饿，挣扎在死亡边缘，头脑里却满是无用的理论。……我看到社会被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一无所有，被共同的欲求联合在一起；另一个阵营拥有一些财产，被共同的恐惧联合在一起。两大阵营间没有情谊，没有共通之处；到处弥漫着这样一种氛围：斗争不可避免，就在眼前。〔21〕
5月15日，不满的工人在经验丰富的极端分子领导下，袭击了刚刚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当时议会正在就波兰问题（其最近一次寻求独立的努力刚刚被镇压）进行辩论，他们以旁听辩论为名进入议会，但很快，随着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发出威胁，提出要求。无政府主义者奥古斯特·布朗基也提出了几项要求，他的出现让很多温和派议员感到心惊胆颤。布朗基因为政治罪坐了很久的牢，却仍然不断发出攻击统治阶级的言论。〔22〕出现在议会时，他已经出狱2个月左右，但牢狱生活导致的病态仍未从他的脸上消退：身体消瘦，嘴唇苍白，及膝的礼服贴在他瘦弱的四肢上，让他更加显得瘦骨嶙峋。托克维尔说他看起来就像一具干瘪的尸体。〔23〕他代表着中产阶级最为恐惧的未来——又一次恐怖统治。
前政府部长路易·勃朗一进来，就被布朗基的追随者抬了起来。托克维尔回忆说：“他们抓着他的腿，把他举在头顶。我看见他挣扎着想摆脱他们，但徒劳无功，他使劲扭动身体，向各个方向使劲，想摆脱他们，同时气喘吁吁地尖声呼喊着。”他们吵嚷着宣布国民议会已死，把一顶红色的帽子放在空着的议长席上，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他们的统治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便随着布朗基及其追随者的被捕而宣告结束。〔24〕
法国政府成功应对了第一次挑战。虽然这次事件在如今看来完全可以当做是一次政治闹剧，但在当时，却说明极左的力量对新秩序构成的巨大威胁。同在农村一样，这次事件使得巴黎很多原本对自由主义者抱有同情的选民转而支持温和派和保守派领袖。很多人开始觉得，更大的敌人不是来自社会上层，而是下层。
在普鲁士，随着自由主义者和中上层阶级对混乱的担心超过对真正的民主改革的愿望，局势的浪潮与工人渐行渐远。3月18日柏林起义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很快兑现承诺，组建了更加开明的内阁。首相卢道夫·康普豪森是马克思的《莱茵报》的支持者，财政大臣大卫·汉泽曼也是马克思在科隆的旧识。接着，准备选举产生新的议会，以引导普鲁士即将出现的变革，并准备在全联邦范围内选出一些人负责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德国。但德国也面临与法国一样的问题：选民对这样大规模的政治没有任何经验。各个派别倾尽全力吸引初次投票的选民——保守派希望恢复往日的稳定，制宪派希望国家进步但不愿看到混乱，民主派坚持3月起义时的约定。哥特沙克等共产主义者指示追随者不要投票，很多农民和工人没有耐心等待，要求在选举前便有所行动——他们的要求太重大，等不及投票和计算选票。〔25〕
3月底，起义再次爆发——工匠要求立刻恢复行业协会，以便控制竞争，确保他们的饭碗。他们攻击了富人的住所和工厂，这令人想起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农民也发动了暴动，对象是吞并小块土地、使得他们一无所有的大地主。〔26〕
即使在经济平稳、社会稳定的时候，政治改革都是很困难的，而在国内动荡已经导致经济危机出现时推行政治改革，自然更加艰难。刚刚掌权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了极为实际的考虑，如一位作家所说，发现“革命是危险的，他们的很多实际需求（尤其是经济上的）不经过革命也可以实现。资产阶级从此不再是革命的力量”。〔27〕他们可以做所有经济问题上的自由派，却不一定非要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也做自由派。〔28〕
新政府极力稳定经济，通过行政手段促进贷款，采取措施让商业得以继续运转。（还批准了国王申请用来建造铁路的那笔贷款。）钱的问题已然解决，政府接下来要做的是安抚顽固的工匠和农民，承诺会在机会合适时解决他们关切的问题。但这样的承诺是不够的——在工匠看来，康普豪森政府比之前的政府好不到哪儿去。
新政府对民众的伤害还不止于此：政府大肆宣传选举的同时，却通过模糊的措辞剥夺了很多下层阶级成员的投票权。〔29〕虽然选举法规定所有达到法定年龄的男性都具有投票资格，却未曾保证他们全都有投票的权利。有些领取薪水的人不能投票，因为他们不“独立”。在城市里打零工的劳工和技术工人由于没有固定居所，不能投票。在有的地区，单身者和犹太人不能投票。〔30〕最终计票时，真正投票的选民不到所有具有投票资格的选民的一半，在有些地区，甚至不到30%。没能投票的大多是工人和其他下层阶级成员。面对这样的现实，很多人很自然地把选举的获胜者看作是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后者已经背叛了在柏林建造街垒的民众）的傀儡。〔31〕《新莱茵报》的负责人极为愤怒，宣布新选出的德国和普鲁士议会不具备合法资格。〔32〕
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尤其令人失望。作为新成立的议会，它把时间都浪费在了结构问题上。它的意义是作为统一的德国的最高立法机构，但由于德国尚未统一，它连能不能立法都尚不明确。恩格斯把它称为“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措施，通过一些谁也不感到兴趣的假想的决议”。〔33〕
《新莱茵报》虽然人手不足，又缺乏资金，却还是想办法撑着，对复杂的时政加以梳理。在科隆狭窄街道的两侧墙壁上，零星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海报，为报纸做广告。啤酒和红酒商店里也张贴着订阅单。〔34〕除这些努力之外，真正吸引读者的是报纸内容的广度和大胆无畏，这在普鲁士这样一个从未有过出版自由的国家里实在难能可贵。凭借遍布欧洲的通信人寄来的文章和通过一种非正式的交流体系得来的国外报纸文章片段，马克思的报纸刊登的国外消息比任何其他德国报纸都多。报纸的发行量快速增长，订阅人数增加到了5000人（考虑到报纸在咖啡屋和酒馆里传阅，读者人数显然比这个数字更多），成为39个德意志邦国中阅读人数最多的报纸之一。〔35〕其声名开始吸引访客，有的甚至远自美国。
很多访客对这家发行中的激进报纸感到好奇，尤其想见到那位被警察称为“报纸的灵魂”、被恩格斯称为“报纸的独裁”的人。〔36〕美国社会主义者阿伯特·布里兹倍恩当时正在莱茵省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进行报道。他说，自己一见到马克思就觉得他温和、内敛，同时又具备“一个无畏灵魂的高昂热情”。〔37〕其他人却没这么宽容。后来成为美国内政部长的德国人卡尔·舒尔茨当时19岁，刚刚首次品尝过反叛的滋味。他在柏林经历过3月18日斗争的高潮，之后，来到科隆，寻找新的反叛机会。他在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听到了马克思演讲。“他当时不过30岁，但已经被公认为先进社会主义学派的领袖。他有些矮壮，前额宽阔，头发和胡须漆黑，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一现身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与马克思更为亲近的人，尤其是燕妮和恩格斯，却能够透过他的愤怒，看到一个坚信自己正确的人感受到的挫折。说到政治，马克思从不会有任何自我怀疑，但不了解他的人却很难把他的极度自信与自大区别开来。他并不在意。他是一名报纸编辑、一名哲学家和一名经济学家，虽然这些职业都最终涉及政治问题，但他不是政客。他很少甚至从未表现出希望得到他人的爱戴，或者喜欢。有人欣赏，那很好，他会回报以强烈的忠诚。别人不能理解，那也没什么，他没有时间考虑别人的感情或者自尊是不是受到了伤害这样的小事。
马克思在科隆期间，对他恶言相向的人在增加。不幸的是，其中很多人是对报纸的生存极为重要的商人股东。由于首相康普豪森提议将3月18日起义正式定性为暴乱，马克思在6月5日攻击了康普豪森，众股东担心马克思走向极左，最终在6月份抛弃了他。这次的导火线不是地方性危机，而是巴黎的血腥战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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