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14）人民之春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
——埃利泽·路斯达洛〔1〕 |
第二天，马克思和燕妮抵达巴黎。途中，虽然车厢里铺上了厚厚的干草，但还是招架不住天气寒冷，孩子们很难暖和起来。〔2〕燕妮抱着刚刚一岁的埃德加，两个女儿把小小的身躯蜷缩在男人厚厚的外套里，免得被冻僵。这次旅途比平时耗费的时间更长，因为有些铁轨已经被抗议者破坏——铁路公司被认为助长了工业的邪恶。深更半夜里，乘客不得不换上公共马车，继续旅程，直到重新找到能用的铁轨。到了黎明，大家的精神都恢复了，进入法国境内后，沿途车站都装饰着红旗和三色旗。经过乡下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幅欢庆场面，但随着距离巴黎越来越近，战争的伤痕越来越明显：不断有被烧焦和砸毁的火车头、车厢和架桥映.入眼帘。到达巴黎前的最后一站是工厂集中的圣丹尼镇，这座车站已经完全被烧毁。〔3〕进入巴黎后，毁坏的痕迹随处可见。起义时用来建造街垒的石块散落在原本铺设整齐的街道上。路上满是被烧毁的小推车，堆积到屋顶一样高的碎家具，还有被掀翻的马车。皇宫的窗户已被砸碎，对面的卫兵楼已成废墟，里面的卫兵早已葬身火海。〔4〕在美轮美奂的杜伊勒里宫，之前墙上挂着的历代君主像已被撕为碎片，伤者横七竖八躺在厚厚的地毯上。白色的窗帘在破碎的窗间迎风飘摆，犹如破烂的降旗。〔5〕
如今的巴黎早已不是燕妮和马克思1845年离开时的样子。这座瑰丽的城市已被破坏，但却迎来了自由（至少对男人如此）。他们抵达的当天，法国刚好宣布男性普选权。马克思的很多朋友和伙伴都在这里，他和燕妮再也不用生活在被捕的担惊受怕中。提醒马克思起义即将爆发的雅克·安贝尔担任了最高长官，办公室就在杜伊勒里宫。〔6〕另一位密友马克·科西迪埃担任了巴黎警察局局长，正忙着把刚刚释放的政治犯组织起来，成立一支市民自卫军。〔7〕恩格斯把这段时间称为“共和政权的蜜月期”。白天，只有干面包和土豆可吃的民众沿林荫大道植下“自由树”——起义时，大道两侧的树木被砍倒，用来建造街垒。晚上，巷陌里满是欢庆和歌声。〔8〕
由于太多人涌人巴黎庆祝，抵达当晚，马克思和燕妮花了很大功夫才在右岸梅尼蒙当区新路上的一处小公寓住了下来。这里临近巴士底狱，老板是一个妇女，她很愿意给德国社会主义者提供住处。〔9〕住下后，马克思便马上出去参加法国前革命者阿蒙·巴尔贝斯（因为图谋对付国王而入狱，刚刚被释放）召集的会议，探望新的临时政府成员，与留在巴黎以及2月24日后陆续返回巴黎的各国政治流亡者叙旧。〔10〕巴枯宁便在其中。2月28日，巴枯宁回到巴黎后，惊奇地发现巴黎林荫大道上最主要的景色居然不再是坐在马车上的年轻时髦男子和无所事事的闲人。〔11〕现在，街上到处都是革命者——他们称自己为“四八年人”，留着胡须，围着饰巾，戴着宽边帽。〔12〕他们是坚强的斗士，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像浪漫主义者一样沉醉在自由的阳光中。
自从1830年起义后，这样的巴黎再也未曾出现过，甚至可以说，自1789年大革命最为轰轰烈烈的头几天之后，就再也未曾出现过。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离开家乡鲁昂，来到巴黎观察这次起义的“艺术方面”。〔13〕乔治·桑进入内政部撰写宣传公告，维克多·雨果受邀出任教育部长（他拒绝了）〔14〕。政治俱乐部雨后春笋般出现，只要有一张桌子，椅子足够，人们就能坐下来谈论政治，成立俱乐部。女性团体也出现了，她们支持离婚，要求消除工作场所歧视，成立日间托儿所，让女人能够出去工作。墙壁上贴满海报，大力宣传妇女权利。这些主张妇女权利的活动主要由女性知识分子领导，男性革命者给予的支持实在太少。〔15〕（法国社会主义者一向因为反对女权主义而为人诟病。）〔16〕此外，报纸的数量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仅一个月内，巴黎便新出现了171种报纸。〔17〕实际上，马克思抵达巴黎的第一天，弗洛孔便提出为马克思提供资金办报，但马克思拒绝了，说自己要保持独立，面对共和政府也是一样。〔18〕而且，他正忙着把德国战友组织起来，回国去战斗。伦敦的同盟领导者已经来到巴黎，布鲁塞尔的同盟成员也已经在路上。正如恩格斯所说：“汹涌的革命浪潮使一切科学研究工作都退居次要地位；当时必须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19〕
“人民之春”没有在巴黎结束，反而在欧洲不断传播，而传播速度最快的地区，便包括德意志联邦。德意志联邦的39个邦，无一躲过席卷欧洲的灾难性农业歉收和商业危机。1844年以来，食品价格上涨超过一半，各邦均出现了因饥饿引发的暴动。虽然，此时的德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家，但工业还是对工匠造成了极大冲击，他们不得不到工厂里去，和缺少技术的成年人甚至孩子干同样的工作，有时甚至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
各邦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1600万人）的普鲁士问题最为严峻。〔20〕一年前，危机便已出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向成员多为普鲁士上层社会的联合议会寻求帮助。弗里德里希·威廉把继承的财产都挥霍在了宫廷娱乐上，只得向控制着钱袋子的联合议会求助，他想通过借款修筑铁路。但他没想到，联合议会（他本以为可以相信他们的忠诚）不愿批准他的要求。议员们不想在这样关键的时候，被民众看作是纵容这位浪费而且越来越不受欢迎的国王。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有数万人死于饥饿及饥饿引发的问题。以往总是忍气吞声的农村地区已经不再沉默，三分之一的反政府和反贵族抗议出现在农村。〔21〕仅1847年4月议会召开期内，便爆发了150起因粮食短缺引发的暴动。〔22〕
联合议会提出，除非国王批准他的父亲30多年前就已承诺过的宪法，否则他们不会批准他的借款要求。弗里德里希·威廉没有同意，他说，不会允许一张纸夹在自己和爱戴自己的人民之间。国王就此解散议会，但在解散之前，议会进行的辩论已经刊登在全普鲁士的报纸上，而且论调越来越大胆。有评论者指出，“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氛围，联合议会……与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不是没有相似之处”〔23〕但过了将近一年，而且是在巴黎起义爆发和强势的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下台之后，普鲁士才出现像样的起义。
在所有的改革者眼里，已经74岁的梅特涅身上集中体现了所有欧洲政府普遍存在、尤其是君主统治存在的恶疾。他安排举行了维也纳会议，推动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组成反动的神圣同盟，其首要目的是确保这三国的强权地位，继续分裂和奴役波兰。梅特涅虽然仅仅是奥地利首相，不是国王，却在整个德意志联邦拥有很强的话语权，被很多人看作是欧洲大陆上外交手段最为高明的人。〔24〕
2月29日，维也纳正在举行狂欢，法国起义的消息突然而至，奥地利各个阶级相互打量，充满怀疑和期待。反抗肯定会出现，但会来自哪里？不久前，一群维也纳医学生刚刚向奥地利皇帝斐迪南请愿。他们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不是激进主义者，要求的不过是普通的改革：新闻和言论自由、宪法以及学术自由。请愿无果后，数千名学生组织了游行示威。随着工人加入，又恰逢3月13日奥地利议会召开会议，示威队伍不断壮大。示威者在行进途中，遭士兵开枪射击，15人遇难。抗议范围扩大，示威者得到更多支持，国民卫队也抛弃政府，加入了反对行列。〔25〕
骚动声势巨大，当权40年的梅特涅不得不当天便宣布辞职。（他也像路易·菲利普一样，乔装逃到了英国。）〔26〕两天后，斐迪南承诺颁布宪法，胜利的游行学生组成学术军团，控制了维也纳。在整个奥地利帝国，布达佩斯、布拉格和威尼斯等地区相继获得自由。〔27〕米兰爆发了持续5天的反对奥地利统治的光荣起义。工匠和劳工们用米兰城里最富裕的家庭和教堂贡献的沙发、钢琴、木桌和长凳建起1500座壁垒。米兰人只有600支步枪，他们便从博物馆和斯卡拉歌剧院找来木棍、长矛和佩剑充当武器，进行战斗。一周内，便夺回了自己的城市。〔28〕
3月16日，维也纳的消息传到柏林。自从巴黎的消息传来，柏林便不断有暴乱和斗争在街头上演，但这些早期的抗争都是散乱的，没有组织的。它们只是民众表达沮丧的自发行为——在柏林，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拥有工作，而且其中一半的人还只是做学徒，微薄的工资甚至无法养家糊口。柏林40万人口中多达85%身处社会下层，他们中又有超过一半依靠极为有限的救济生存。这些人只是自然而然地对抗权力，抢到什么算什么，谁阻止他们谁就是敌人。但维也纳造反的消息传来后，随着中产阶级组织者、学生和激进知识分子的加入，反抗活动更加有组织性，也更具威胁。民众再次请愿，要求自由权利。这一次，国王选择了倾听。〔29〕
3月18日上午10点，弗里德里希·威廉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进行改革。普鲁士内阁全部解职，国王重新召集被解散的议会，共同努力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王站在阳台上，向聚集在下面广场上感谢他做出让步的欢庆人群致意。人群中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柏林市民和学生，骑兵在广场四周警戒。国王的讲话淹没在人群的喧闹声中，他们只听到了自己愿意听到的，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想要的一切。鼓声响起，他们以为骑兵也要撤走了，但实际上，骑兵直接驱马冲向人群，进行驱散。混乱中，两声枪声响起，片刻前洋溢着的喜悦变成了恐惧和愤怒。民众认为是国王下达了开火的命令。〔30〕据目击者说，人群中很快响起呼喊声：“我们被出卖了！我们被出卖了！”“武装起来！”〔31〕
目击者继续描述说：“广场通往各个方向的道路都建起了壁垒。普通市民、大学生、小商人、艺术家、劳工、行业精英等各行各业的人迅速把地上的石块拎起来，建成壁垒，上面插上黑色、红色和金黄色的旗子。他们匆忙找来各种武器武装自己，先进的如步枪和猎枪，简单的如长矛、斧头和锤子。”〔32〕王宫降下一面白旗，上面写着“误会”，但这太迟了。〔33〕下午4点，教堂的钟声响起，惨烈的战斗拉开序幕。整整一夜，政府军不断向人群开炮，民众则尖叫着予以反击。最为恐怖的是，炮弹爆炸之后，伴随而来的是人临死时凄厉的叫声。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教堂的钟声再次响起。〔34〕国王下令停止炮击。夜里恐怖的声音在王宫里也依稀可闻，经过一夜的思考，弗里德里希·威廉觉得保住王位的唯一办法是把自己交给民众，他希望得到他们的宽恕和忠诚。他命令军队撤出柏林，向民众敞开大门，允许他们把首都握在手里。〔35〕下午3点，军队开始撤退，街垒开始拆除。〔36〕到星期一中午，和平协议达成。〔37〕
日落时分，柏林城大街小巷所有的灯都点亮了，人们聚集在道路两侧，目送一队队士兵撤退出城。〔38〕之后，民众从各个方向沉默着向王宫行进。在之前的激战中，军队发射了大概10万枚炮弹，数百名民众丧生。身上粘满鲜血和炮灰的人把死者抬进宫院，并排放在地上。在民众的要求下，国王和王后双双出现在阳台上。〔39〕有人高喊“脱帽！”，之前从未向任何平民弯腰的国王摘下帽子，向下面的死者致哀。〔40〕
在这一刻，柏林的自由之战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的斗争都更加彻底，但在斗争开始仅仅3天后，全副武装的民众虽然控制了城市，却并未对国王采取进一步措施，他仍然能够骑马出现在民众中间。弗里德里希·威廉下令赦免全部政治犯和政敌，允许流亡国外的普鲁士人回国。他承诺将推出宪法。数百年的专制控制好像就要结束了，普鲁士人不再是臣民，他们成为了公民。“人民的财产”这样的字眼被大胆地刻在了城内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上。〔41〕
当时身在柏林的美国公使安德鲁·杰克逊·唐尼尔森，对柏林的这场斗争进行了记录。他在3月30日将报告发给华盛顿之前，写道：
国王此间失去了权力。神奇的是，他失去了卫队，失去了他的宏伟的宫廷和高贵的仪式，但他觉得这只是一个梦，他只是在梦中失去了继承自父辈和祖辈的神秘遗产，正是这份遗产让他深信自己的统治是神授的权力。……他仍然未能明白所有人生来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不应接受任何所谓神授的政治区别或权力，不明白这一普遍真理的力量。他未能明白这些美德……乃是天意，说明改革即将到来，欧洲将拥有更好的政府和更好的人民，在新的时代里，专制将不复存在，这并非说国王都是罪大恶极者，而是旧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42〕
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知道了柏林的情况后，谋划返回德国，确保劳动阶级获得与中产阶级同样的权利。海尔维格发动德国流亡者组成志愿军团返回德国南部，通过战斗建立起共和制度。〔43〕海尔维格的妻子埃玛表示支持，她相信，这样可以让丈夫的革命履历更加耀眼、诗人之名更加响亮。〔44〕数千名德国流亡者加入了这一冒险计划，新的法国政府给予了他们财力支持。
马克思认为法国人的支持别有用意：巴黎的工作机会有限，德国流亡者们离开巴黎，将有助于法国人找到工作，事实的确如此。〔45〕另外，法国政府也考虑到巴黎聚集着来自各国的革命者，他们狂热而不安定，法国人希望他们离开。当然，波兰人和爱尔兰人除外——法国政府认为他们的国土正被他国侵占。〔46〕不过，弗洛孔认为波兰需要被唤醒，因此他派巴枯宁带着2000法郎和2本护照到波兹南，看能不能制造混乱。〔47〕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反对海尔维格的志愿军团计划，他们认为军团会很快被击败，让德国人重新想起法国人的入侵，使得政府中的保守力量更加壮大。但当马克思在海尔维格领导的民主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表达上述担忧时，他被斥责为胆小鬼和叛徒，甚至连他重组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也对他恶语相加。马克思因此将他们开除，建立了单独的德意志工人协会，成员包括从伦敦来的同盟领导人沙佩尔、莫尔和鲍威尔，还有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圈子中的成员。〔48〕马克思建议协会会员佩戴红色缎带，沙佩尔建议血红色，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得到了他的同意。〔49〕
接下来，马克思也准备返回德国，但他组织的不是战斗者，而是宣传者。他们并没有大张旗鼓，而是三三两两或者单独返回德国，悄悄地把共产主义的种子遍种在德意志联邦的土地上。
实际上，宣传早已开始。3月17日，燕妮写信给身在德国的魏德迈，让他刊登一则通讯，说明马克思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与海尔维格的组织之间的区别，她说后者使德国人“丢脸”。据燕妮说，海尔维格的组织正在普鲁士退伍军官的指挥下进行训练。恩格斯说过，海尔维格的志愿军团的一大问题是还没到德国便会暴露。燕妮的这封信印证了这一点，她接着说：
请您设法尽可能广泛地在德国报纸上报道这件事。本来还想告诉您这里许多引人瞩目的活动，它每分钟都在变得更加激烈（今天傍晚有40万工人游行经过市政府门前）。示威群众不断增加。但是我要料理家务并照看三个小家伙，十分忙碌，只能抽这点时间，从远方向您和您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50〕
她在信尾署名“您四处流浪的女公民——燕妮·马克思”。
4月1日，在进行了光彩夺目的阅兵式，并听过歌颂这支军队的数篇颂词后，海尔维格的志愿军团向德国进发。25天后，他的军团在首次战斗中便几乎全军覆没。〔51〕
马克思的协会有400名成员（当时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大约有8万人），也获得了法国政府的资助，他们于4月初陆续离开巴黎。恩格斯去了他最喜欢的招募基地伍珀塔尔，鲁普斯去了弗罗茨瓦夫，沙佩尔去了威斯巴登，波尔恩去了柏林，马克思去了科隆。〔52〕
此次回国，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侦查，〔53〕手上还有了武器——《共产党宣言》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传单《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传单要求建立统一的德国，给予所有男性普选权，给立法议员发放薪金（以便穷人也可以担任议员），并武装全体人民，废除所有封建义务和税收。传单还提出，各邦君主领地和封建地产全部收归国有，成立中央银行和发行纸币，实行政教分离，限制继承权，保证所有人的工作权利，实行免费的国民教育。〔54〕虽然这份传单在今天算不上激进，但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君主看来，实在是大逆不道。
马克思、燕妮、三个孩子、琳蘅、恩格斯和恩斯特·德朗克（不久前从德国监狱逃脱的一名作家）在4月6日从巴黎启程。他们有美因茨为期一年的签证，但在这里待了两天便分开了。恩格斯和德朗克分别去了各自的目标城市，燕妮和琳蘅带着孩子回特里尔，马克思则前往科隆。〔55〕
恩格斯称这是斗争的第二幕。〔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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