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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13)燃起革命的火焰
他们没有对自己和自己的命运感到绝望,也没有对他们的国王和上帝感到绝望。但最终,饥饿让他们无法不绝望。
——费里克斯·李希诺夫斯基亲王
〔1〕
最终,《共产党宣言》被翻译成多达200种文字,但刚刚出版时,并未引起多大关注。此时,欧洲已经陷入混乱。1848年2月的第三个星期,布鲁塞尔出现传言,说巴黎发生了政治地震,有些传言让人难以置信:国王路易·菲利普已经退位,开始流亡。法国临时政府已经成立。法国成了共和国!24日,布鲁塞尔火车站挤满了人群,等着从巴黎开来、但已经晚点的火车,以便了解准确消息。法国大使也来了,总要搞清楚自己在为什么政府服务,或者说还有没有政府。25日,凌晨零点30分,火车终于到站。站在等候的人群中的斯蒂凡·波尔恩回忆说,火车还没停稳,工程师就跳下来,大喊“瓦朗谢纳塔顶飘起了红旗。共和国成立了!”人群马上爆发出欢呼,“共和国万岁!”法国大使和他的夫人在人群的欢呼声中(大多是德国人)赶紧离开。
〔2〕
数周内,欢呼声响彻欧洲各国首都,之前看似不可战胜的统治者如多米诺骨牌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倒在军队面前,而是倒在普通民众面前,民众的唯一武器就是人数众多。
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历史不会扫清怨恨,而是把它们像地雷一样埋下。”
〔3〕
1848年的情况便是如此。这一年爆发的怨恨直接源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为了消除拿破仑的征服痕迹,会议重划欧洲版图,参加会议的大人物们重新划定的边界,与各国民众实际居住的地理范围严重不符。会议之后,登上统治地位的各国君主自以为拥有了新的力量,实际上,实力已经被拿破仑战争大大削弱了。各国人民为了战争流血牺牲,获胜之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税收没有被用来改善人民生活,反而被充人国库,最终被宫廷挥霍。之前,为了打退法国人而许诺给人民的权利从来没能得到兑现,反而被新的警察部门更加卖力地镇压。庄稼没有收成,政府不给予任何救济;失业率飞升,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创造工作机会。从1815年到1848年,民众逐渐找到了发泄不满的渠道,并最终在1848年揭竿而起。这一年的革命浪潮被称为“人民之春”,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席卷整个欧洲的、人民反抗统治者的革命风暴。
〔4〕
虽然,这次革命浪潮于1848年2月在巴黎达到高潮,但革命的星火在1847年秋天便已开始。首先在瑞士出现,刚刚成立的联邦政府,与不肯接受新自由主义宪法、妄图从联邦分离的7个天主教州展开战争。邻国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认为战争会对欧洲传统君主统治造成威胁,因此,他竭力纠集力量对付“不尊敬上帝的激进分子”。但经过26天激战,自由主义者获胜,瑞士统一。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欧洲。
〔5〕
有激进分子称赞瑞士人民说:“各国人民的时钟还停留在午夜;瑞士人民却已经把指针朝着黎明拨近了几个小时。”
〔6〕
紧随着,意大利巴勒莫爆发起义。当然,在那个时候,如今意义上的意大利还不存在,那时的意大利被分成两个公国、三个王国、三个独立公爵领地和教皇控制下的数个教皇领地。皮徳蒙特的统治阶级讲法语,伦巴第和威尼斯的统治阶级讲德语,整个半岛的民众则讲不同的方言,相隔几英里,语言便不通。
〔7〕
19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者朱塞佩·马志尼组织青年意大利运动,试图统一意大利。但这里不像欧洲其他地区那样,拥有铁路和通信网络,可以将起义者轻易地组织起来,因此看起来毫无希望。
〔8〕
但在1848年1月初,西西里(后来纳入意大利版图的最贫穷的地域)食物危机引发了一场骚乱。犯罪分子趁机扩大势力范围;自由主义者受教皇九世庇护在教皇领地推行的改革影响,也开展活动。混乱中,巴勒莫居民趁国王斐迪南不备,发动突袭,两周内便建立了临时政府。1月底,一直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失去了对从西西里到普利亚的领土的控制。2月,斐迪南为保住王位做了最后努力,推出宪法。
〔9〕
宪法之风迅速向北蔓延。身在伦敦的马志尼召集追随者返回故土,他们的民族之梦看起来即将实现。
〔10〕
瑞士和意大利的起义虽然令人激动,但在反对君主统治的斗争中,却还只是热身而已。重量级的战斗发生在法国,这里一向是欧洲革命的发源地。与斐迪南一样,身在巴黎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也对1848年的起义感到吃惊,虽然在所有国王中,他是最不应该坐上这个位置的。他只要肯向周围看一看,就会发现很多值得警惕的迹象,但他把自己锁闭在宫殿里,自以为是地断言:“巴黎人不会在冬天发动革命。他们只会在热天闹事。”
〔11〕
他对自己的子民了解实在不多。
近一年来,法国反对派议员一直在要求进行选举和政治改革,部分原因是1847年发布的选举法把人民的选举权变成了笑话。
〔12〕
按照该法律,缴纳200法郎选举税,方可参加选举,但在法国,即便是工人中的“贵族”——工匠——每年平均收入也不过600法郎。换言之,在900万男性潜在选民中,只有25万人买得起选票。
〔13〕
面对政府对政治集会发布的新的严厉规定(未获批准,6人以上不得聚集讨论政治问题),法国人想出了规避的办法——组织大型宴会。
〔14〕
首次宴会于1847年7月在巴黎举行,支起的帐篷充作露天舞厅,乐队奏响70支曲子。这次沙托鲁格宴会吸引了超过1200人参加,其中多为温和的乐观主义者。之后,全国各地又陆续组织了至少22次宴会,有的宴会参加入数多达6000多人。每次宴会,论调都变得更加激进。11月,在里尔举行的宴会上,共和主义领袖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在祝酒词中,谈到广大法国人民神圣却仍未受到承认的权利。“有人说给民众政治权利是愚蠢的。他们那么无能、无知、无德,如何能给予他们权利?”但赖德律—洛兰宣称,“我相信用血汗钱纳税的人有权利参与政府对所有财富的支配”。
〔15〕
这时,恩格斯在《北极星报》撰文称,大多数资产阶级下层已经准备加入反对派,因为他们认识到国王和他的政府官员已经变成“一小撮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铁路股票投机家、大工业家、地主和矿主的恭顺仆从”。
〔16〕
2月22日,巴黎第12区计划举行盛大宴会,宴会举行前,买不起入场券的群众将集中行进到宴会现场。直到这时,国王仍没有给予宴会活动过多关注,但一直被认为在路易·菲利普的统治中带头作恶的首相弗朗索瓦·基佐担心这次集会可能催生大麻烦,所以他对此次宴会予以了禁止。宴会的99名组织者中有80人服从了基佐的禁令,但被号召起来游行到现场的人群没有放弃。
〔17〕
虽然2月22日一早便下起冷雨,人群还是聚集到玛德莲广场,高喊“基佐下台”。
〔18〕
第二天,天气更加恶劣,雨水夹杂着冰雹落在人们的头上和手上,如冰针般刺骨,但游行队伍变得更加壮大。拥有8万兵力的国民卫队受命控制游行民众,但他们同样受够了君主统治,枪头朝下,加入到了抗议的队伍中。人群不断高呼,要求基佐下台。
路易·菲利普或是因为年迈,或是因为厌倦了斗争,下午便向民众屈服,开除了自己的强势首相。他原以为这足以让游行者满意。到了晚上,示威人群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挤满街道,男男女女手拉着手,哄哄嚷嚷地向卡布西纳大道行进,但在途中遭到警察枪击,50人(另有报道说80人)被杀。示威人群把16具尸体装进推车,在漆黑的城市里,点起火把,继续前行。
〔19〕
原本空旷的街道上,只有金属车轮碾过路面,与湿漉漉的石块发出的撞击声,以及人们的脚步声。他们不再呼喊,不再歌唱反抗歌曲,他们的怒火在静寂中显得愈加可怕。
可以说,巴黎整夜无人能眠——无论是国王,还是抗议的人群。人们连夜建造街垒,从路面撬起超过100万块石块,砍倒超过4000棵大树,建造了1500个壁垒,用来应付军队和警察的进攻。到了早上,军队也加入了反对的阵营。
〔20〕
路易·菲利普肯定想到了法国大革命时的情景,想到了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因此他在2月24日声称不愿见到法国人民流血后宣布退位,乔装逃往英国。离开前,他将王位传给年仅9岁的孙子,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成为法国的君主,由他的母亲摄政,直到成年。但形势的发展不会允许这样的闹剧再次上演,孩子和他的母亲同样逃离了法国,临时政府成立。
〔21〕
贵族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虽然对反对派并不特别支持,但对巴黎起义的观察却极具说服力。起义爆发前近1个月,他便在选出的下议院的一次演说中,要求政治领袖们睁开眼睛看看,民众的需求导致的反抗就在眼前。“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政治激情已经扩展到社会层面了吗?你们没有看见按照他们正在形成的观点和思想,他们要颠覆的不仅仅是某项法律、某个部门甚至某个政府,还有社会本身?……请你们相信,所有人失去政权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有效原因,都是他们不配再掌权了。”
〔22〕
美国很快承认了法国新政府,欧洲的反应则是担忧。
〔23〕
专制君主们觉得路易·菲利普的倒台是罪有应得,他本就是借1830年革命之机登上王位,现在被另一场革命赶了下来,但他们幸灾乐祸的时间不会持续太久。
〔24〕
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到布鲁塞尔前一个星期,马克思便已接到提醒,
知道有大事将要发生。正在布鲁塞尔避难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协会成员雅克·安贝尔告诉马克思做好准备。但马克思和燕妮不仅没有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反而从相对安全的郊区伊克塞勒搬回了市中心的野林旅店。
〔25〕
恩格斯在他们之前已经住进了旅店:1月29日,法国警察来到他在巴黎的住所,要求他在24小时内离开法国,否则他将被遣送回普鲁士。关于他突然遭到法国驱逐,
〔26〕
有一个解释是他向敌视政府的德国移民所做的一个演说引起了法国政府的警惕,
〔27〕
但真实的原因已经无从知晓。
〔28〕
民主协会只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简短地刊登了一条消息,声明完全相信恩格斯对于突然离开法国给出的解释。
〔29〕
巴黎起义的消息令人欢欣鼓舞,马克思一家和恩格斯期待着更多消息的到来。奇怪的是,一切突然安静了下来,好像各方都在对形势进行评估,谋划下一步行动。比利时当局对于各国激进流亡者在布鲁塞尔成立的俱乐部和协会早就一清二楚,但一直并未将其看作真正的威胁。现在情况已经不同,比利时纺织业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饥荒也开始在这个小国家肆虐。研究比利时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称,每天都有“饥饿的工人砸碎店铺玻璃,把自己送进监狱,免得在外面挨饿”。
〔30〕
当局担心国外激进组织利用与巴黎起义者的联系,在布鲁塞尔煽动暴乱,比利时工人也很可能会与巴黎起义者感受相同,他们会觉得比利时没有国王的时候会更好。
〔31〕
2月26日,比利时政府拟定了需要加以监视并在必要时驱逐的外国人名单。
〔32〕
马克思和民主协会其他领导人通知协会会员和朋友,第二天晚上举行游行,“通过适合于比利时政治制度的方式,为比利时人民带来法国人民已经获得的权利”。
〔33〕
维克多·德斯科到市里各个咖啡厅,站到桌子上讲演,号召人民参加抗议。
〔34〕
第二天晚上,市政府前的大广场挤满了人,有坚定地来参加抗议的,有好奇观望的。
虽然市民的初衷是和平游行,但随着人数不断增加,情绪高涨,局面开始失控。《马赛曲》的歌声和“共和国万岁!”的呼喊声夹杂在一起。市民自卫军(主要成员为中产阶级志愿兵)、警察、步兵以及从各省来援的预备部队,将广场团团围住,但看到人群变得愈加喧闹和暴躁,也显得极为紧张。示威人群高喊“自由、平等”,向各个小路分散时,恩格斯、斯蒂凡·波尔恩和鲁普斯正跟其他一些德国人一起在一家咖啡馆向外观看。突然,广场上的警察冲向群众,示威者被打翻在地,警察从四周推进,抓捕正四散而逃的群众。
〔35〕
鲁普斯被拦住后,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一把刀,他被关押了起来,一同被关押的还有34名比利时人和4名外国人。他先是被审讯,移送到看守所,之后被投入监狱。
〔36〕
马克思后来说鲁普斯遭到殴打,他被酒醉的看守“打掉眼镜,吐唾沫到脸上,拳打脚踢,辱骂……折磨”。(鲁普斯的右眼受伤严重,视力几乎不保,不过好在最后都恢复了。)
〔37〕
从某种程度上说,莱奥波德政府比欧洲其他政府更精明。布鲁塞尔当局相信只要能证明幕后策划大广场暴乱的是德国人,就能想办法让比利时民众相信比利时同胞并没有反对自己的政府,这样,他们就能争得时间,采取措施平息起义。他们还散播消息,说国王也是共和主义者,如果民众希望他下台,他会照做。这个传言散播得非常聪明,莱奥波德什么都不用做,便获得了民众的更多支持。
〔38〕
2月28日,谣言在布鲁塞尔传开,说昨天晚上的暴乱是几个激进的德国人搞起来的,这些人已经被三四个国家驱逐过。恩格斯在刊登于英国《北极星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不到一天的功夫,……全体小店主便异口同声地叫嚷着反对那些……德国造反者。……德国人曾指定一个咖啡馆为集会的地点,每个人应当把巴黎的最新消息带到这里来。但是,由于小店主喧嚷得太厉害,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风声,说政府要如何如何对付德国人,所以德国人不得不放弃这种与人无损的交往办法。”
〔39〕
燕妮也提到警察、军队和市民自卫军都叫嚷着要对付德国人,后者因此决定是时候武装自己了。多年后,她在自传中回忆说:“我们买了匕首、左轮手枪等武器。卡尔很高兴地出了这笔钱,因为他刚刚收到一笔遗产。”
〔40〕
的确,2月初,马克思收到了母亲答应给他的6000法郎。
〔41〕
这笔钱非常及时,因为他们已经欠下不少债务,接下来几个月还有花销,又没有其他收入可期。马克思很少考虑未来的经济问题。钱在他手上分分钟就能花出去。燕妮知道,提前把这笔遗产花出去意味着以后会债务缠身、生活不稳、仰人鼻息,但她并没有计较马克思把钱花在购买武器而不是家庭开支上。对于比利时政府对丈夫的活动如此警惕,她好像也极为诧异。燕妮说:“政府把这看成了密谋和犯罪计划:马克思收到钱,又购买了武器,因此,他是个必须解决的麻烦。”
〔42〕
燕妮的想法,在很多马克思传记作家中间找到了共鸣:其实比利时政府无需担心马克思和他周围的德国人,因为他们已经打算回普鲁士继续斗争。但即便是这样,比利时政府可能仍觉得自己至少有权力驱逐这些武装起来的造反者,毕竟他们决心要推翻自己的盟友。燕妮的这种异常反应说明她还没能完全认识到丈夫在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让自己无比敬佩的革命理论具有一个明确的物质基础,那便是枪杆子。
3月1日,鲁普斯和其他被捕的外国人被押上黑色的警察马车,送到火车站,驱逐到法国。马克思的时间也不多了。2月28日,有警察密探发现他与其他两个男人一起拿票据兑换了2100法郎。
〔43〕
如果马克思被证明在比利时是武装反叛者,他可能被吊死。马克思想让燕妮带孩子回特里尔,但燕妮没有答应。作为马克思的妻子,她面对的骚扰也不少。
〔44〕
(马克思的老母亲也未能免遭骚扰,特里尔政府询问她寄给儿子的那笔钱,她不得不签下一份宣誓书,发誓那笔钱是为了给马克思贴补家用。)
〔45〕
此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将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转移到布鲁塞尔,以便更接近巴黎。3月3日,马克思认为委员会需要再次转移——转移到巴黎。
〔46〕
事实上,他自己可能也想到巴黎去:巴黎反对派报纸《改革报》的编辑斐迪南·弗洛孔进入了法国临时政府,他邀请“优秀和忠诚的马克思”回法国来。弗洛孔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这封信的日期是3月1日,马克思可能过了一两天才收到)说道:“专制曾将您驱逐,但现在自由的法国欢迎您和所有像您一样为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命运这一神圣事业而奋斗的人。”
〔47〕
弗洛孔的这封信如果能到得更早一些,显然更好。3月2日,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一世签署命令,将马克思驱逐,永远不准他再回来。
〔48〕
马克思、恩格斯和波尔恩为避免被捕,在这期间没有待在布鲁塞尔,而是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但在3月3日,马克思正好在野林旅店,下午5点,他接到驱逐令,要求他在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
〔49〕
燕妮和琳蘅忙着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布鲁塞尔(在这里住了三年多,收拾起来并不容易),马克思把包括恩格斯和日果在内的五名同盟成员叫到三楼自己的房间,商量之后,正式决定将中央委员会转移到巴黎,并授权马克思在巴黎组建新的机构。
〔50〕
在旅店外面进行监视的警察报告说,在晚上9点到11点间见到几个人来探望马克思。夜里1点,店员都已进入熟睡时,警察进入了漆黑的野林旅店,爬楼梯来到二楼,马克思家在这层楼租有房间。
〔51〕
警察后来在报告中说,一名密探带着四名警察和一名女佣首先进入燕妮和琳蘅的房间,搜查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们来到三楼马克思的房间,发现他穿着睡袍,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布鲁塞尔。桌子上的几个酒杯里还有未曾喝完的红酒和啤酒,证明之前确实有过集会。搜查过后,警察发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其中就包括把机构转移到巴黎的文件。警察要求马克思出示身份证,马克思拿出了法国政府之前发布的驱逐令和比利时政府刚刚发布的驱逐令,但警察认为这既不是身份证也不是护照,不予认可,把他当场逮捕。马克思穿好衣服后,被警察押送到等在外面的一辆警车上。
〔52〕
燕妮被吓坏了,赶紧去找他们的朋友比利时律师律西安·若特兰。她知道一个德国人在布鲁塞尔被捕,可能意味着什么。如果警察确定马克思出钱购买了武器,肯定会以叛逆罪起诉他。虽然燕妮找到了若特兰,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马克思出来,但她还是无比焦急,深更半夜中,她跑到一个又一个朋友家中叫醒他们,寻求帮助。在漆黑的夜色中,她急匆匆地跑在布鲁塞尔中心区域的街道上,身上披着的天鹅绒斗篷随风飘动。路上,燕妮遇到了菲利普·日果,在后者的安抚下,她的身体和精神终于平稳下来。他们一起返回野林旅店,还没进去,便碰见一名警察,他礼貌地说可以带燕妮去见她的丈夫。
〔53〕
日果和燕妮跟着来到警察局,却被告知马克思不在那里。接着,她也受到询问——为什么去见若特兰,以及她有没有身份证。日果提出抗议,说他们的问题荒谬而无礼,但他被关进牢房(警察后来在报告中说这都是他的勇气惹的祸)。
〔54〕
燕妮因为没有证件,被以游荡罪名逮捕,跟三个妓女一起关在漆黑的牢房里。
〔55〕
“我呜咽着走进牢房,一个不幸的牢友把她的位置让给了我,那是一张硬板床,我躺下了下来。”
〔56〕
警方说燕妮在这间牢房没待多久,就被转到了另一间牢房,新牢房里有两张床,一张被一名因为袭击他人而被抓的女人占据。按警察的说法,燕妮对于换牢房非常感激,还给了狱警半个法郎。
〔57〕
第二天早上,天气昏暗,寒冷。燕妮回忆说自己从窗户看出去,在对面窗户的铁栏杆里面看到一张“憔悴、悲伤的脸”——是日果。“他看到我后,示意我顺着他的眼神看,我顺着望去,看到卡尔正被士兵押送着离开。”燕妮不知道马克思是不是被带走处死,她只能悲惨地在焦急中等待。一个小时后,侦讯员审讯了她,在两个小时时间里,一直想从她嘴里撬出关于她和她丈夫活动的消息,但燕妮说自己什么都没说。
〔58〕
“审讯只可能是纯粹的形式主义,”马克思后来写道,“我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59〕
最终,马克思(他说自己夜里被和一个疯子关在一起)
〔60〕
和燕妮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在下午三时被释放,此刻距离驱逐令的最后期限只剩短短几个小时。马克思要求比利时政府允许燕妮在布鲁塞尔多留三天,做一下准备,再带着孩子离开。但燕妮没有同意,马克思不在,她也不想留下。
〔61〕
燕妮和琳蘅很快收拾好东西,燕妮把能卖的都卖了,并把他们一直珍视的纯银餐具和带有阿盖尔家族饰章的织品留给了书商福格勒。
〔62〕
马克思和燕妮的很多朋友来到野林旅店送别他们。斯蒂凡·波尔恩回忆说:“她纯净的脸上布满悲伤。我们握手道别,她将前往临时的家,一切对她而言都是临时的,她和她的孩子们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家。
〔63〕
3月4日,马克思、燕妮、琳蘅和三个孩子在红色沃尔弗的陪伴下,离开布鲁塞尔,前往巴黎。在车厢里忽明忽暗的烛光下,他们看到车上满是向南增援比法边境的比利时士兵。
〔64〕
马克思和他的家人比这些士兵的旅程更远,他们前往的是起义中心,但他们不但没有惊惧,反而非常兴奋。燕妮回忆说,她当时一直在想:“还有哪里能够比身处新革命朝阳的照耀之处更能让人感到安心呢?我们一定要去那儿,一定要去!”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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