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89年7月14日至20日在巴黎佩特雷尔大厅召开,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欧洲和美洲22个国家[1]的近400名代表。
  与此同时,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在巴黎的朗克里街举行,它只召集了14个国家的代表,因此是一次失败。
  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中有一些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他们非常倾向和可能派联合,这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第四次全体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李卜克内西的提案,建议两个代表大会联合,但可能派所提的要求使这个提案落空了。
  代表大会通过以下决议:
  发动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和组织5月1日国际游行示威;
  禁止童工劳动,保护少年和妇女的劳动,规定日班,夜班,节日班的劳动;
  解散军队,武装公民。
  代表大会声明和平是解放工人的首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条件。
  爱琳娜和爱德华于7月6日抵达巴黎,住在勒—佩勒拉法格家的附近。他们利用代表大会开会前的空余时间参观了当时在巴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还去看望了燕妮的孩子们。
  代表大会期间,杜西担任英、德、法代表的翻译。
  1889年6月的那封信和下面这封信相隔18个月。
  国际代表大会结束以后,艾威林夫妇带着两个外甥,13岁的琼尼·龙格和10岁的爱德加尔回到伦敦。孩子们和他们住在一起,后来到伊斯特勃恩和恩格斯相聚。回伦敦后,有时住在恩格斯家,有时住在杜西家,杜西的活动越来越多,但只要可能,孩子们就和她住在一起。
  杜西组织工会,支持罢工,特别是支持码头工人大罢工。恩格斯说码头工人是“所有穷困者中的最穷困者”。杜西创建了煤气工人工会第一个妇女支部,并任该支部的书记,她还组织了非熟练工人的第一个工会。银镇橡胶制品厂举行的罢工特别得到煤气工人工会的资助,坚持了85天。在这次罢工中,杜西多次发表演说,保护罢工工人。她参加了伦敦和外省的一些游行示威,成为一个杰出的女演说家。她说话热情洋溢,以理服人,深受广大听众的爱戴。在煤气工人第一年度代表会议上,她在一片欢呼声中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5月1日(庆祝活动是5月4日,星期日举行的)她和拉法格,艾威林一起在海德公园面对几万。人发表演说。
  在法国,5月1日那天协和广场上聚集了10万人。处于戒备状态的军队占领了巴黎以防发生任何事件,但示威游行却完全是和平的。在农村,社会主义则进展甚微。1889年9月拉法格参加歇尔的议会选举,被击败;龙格是库伯瓦的候选人,也被击败。尽管障碍重重,《社会主义者报》第一期仍然于1890年9月21日出版。
  1890年8月艾威林夫妇前往挪威三周,挪威是易卜生的故乡,他们是易卜生的狂热崇拜者,杜西翻译过易卜生好几个剧本。他们回来后,又积极从事活动。1890年10月11日和12日他们参加了在利尔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然后,杜西应邀出席10月13日至18日在哈雷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这两次代表大会为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作了准备,杜西将代表煤气工人工会、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和许多社会主义组织参加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
  1890年11月3日,马克思一家和恩格斯的忠实佣人和朋友海伦·德穆特去世。三周后恩格斯将庆祝自己的70寿辰(这时他收到了从世界各地拍来的贺电)。这使他不知所措:他需要有人料理家务和担任他的秘书。他写信给路易莎·考茨基,恩格斯是在她跟丈夫几年前来伦敦时认识她的。现在路易莎已离婚,正在维也纳从事助产士的学业,在此期间,她与在离婚前结识的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在周围的人,特别是倍倍尔和辛格尔的促进下,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倍倍尔和辛格尔坚持要安排自己的人担任这项工作。
  我们将在这本通信集的以后部分看到这个新安排带来的后果,随着路易莎在恩格斯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的加强,杜西对路易莎的感情不断起着变化。

1890年


  在这一批信件中,第一次出现弗雷迪·德穆特的名字。杜西写这封信的时候,只知道他是海伦·德穆特心爱的儿子,是恩格斯的私生子。
  实际上,恩格斯为了避免马克思一家发生任何家庭悲剧,不惜承担私生父子关系。只是在他病重临终时,赛姆·穆尔,作为恩格斯遗嘱执行人之一,才很婉转地向杜西透露弗雷迪是马克思之子。她对父亲的崇敬使她无法接受这种说法。她不能相信这件事,这话必须要由恩格斯亲口说出来才算数。当她来到恩格斯床头的时侯,被喉癌折磨得很衰弱的恩格斯已经说不出话,他只能用手写来证实赛姆·穆尔的说法。
  自此以后,弗雷迪成了杜西的密友、逆境时的知己,她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写给他的。

73.
爱琳娜致劳拉

  1890年12月19日于东区巴尔金路141号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



亲爱的劳拉:
  但愿这封信不会使你感到吃惊。附寄给保尔的信,只是“尽职”而已。现在让我尝尝拉家常的乐趣。屋顶的水槽里积着好儿公分厚的雪,寒风刺骨,我真希望你在我的面前,这样可以跟你痛痛快快地聊聊。我想给你谈谈最近这儿周的事情,这些事情变化曲折,都够得上写史诗了,可惜我没有这个能耐,你走后,我从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天都呆在将军家,我们“开怀畅饮”到陵晨2点半。我昏昏沉沉困得不行,现在连当时狼吞虎咽地吃了些什么都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总的气氛是对令人生畏的彭普斯的一种挑战。简而言之,星期天平静地过去了,但彭普斯很早就退席了,将军开始感到不安。后来事情的发展扣人心弦,从奥地利拍来了电报,路易莎要来。彭普斯为此不断地到恩格斯面前吵吵闹闹。将军鼓足勇气告诉彭普斯,路易莎是应我的[2](!)邀请来的,因此必须对她以礼相待,否则要改变原先的遗嘱,另写新的遗嘱。路易莎终于抵达了。你可想象,她累得筋疲力竭,从维也纳旅行到这里,中途没有休息,而且是在几个星期紧张的工作之后,这不是闹着玩的。恩格斯本想当天就要她到彭普斯家去,但我说下午我要来(我们上午见到路易莎),这样才把拜访彭普斯推迟到第二天,他们后来去了。彭普斯光临的那天,大家痛饮香槟酒。自然谁坐上手就成了问题。
  开始,尽管路易莎一再推托,宣称她不会也不愿切肉,将军还是再三让她坐在这个位置上,但最后他让步了,还是象通常那样由彭普斯主持。得写一本书才讲得清种种波折,反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有一件事奇特有趣,不能遗漏。将军生日那天,彭普斯比平时醉得更厉害,向路易莎推心置腹地说,她知道应该对路易莎以礼相待,否则她将从遗嘱中被除名”!这番话真使我替路易莎感到难过。倍倍尔和所有其他的人都对路易莎说,到这里来定居是可能应尽的义务。她确实有点委曲。她在维也纳工作得好好的,完全牺牲自己的职业可不简单啊,对一个男子汉,也不会提出比这再高的要求。她还很年轻,刚30岁。把她圈在屋子里,使她失去过更圆满更幸福的生活的一切机会,似乎很不公正。你完全知道她在这儿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甚至我们可怜的尼米都不能外出,除非把彭普斯也带着,才能平安无事。我认为这种状况不会继续下去,不会维持多久。这句话你可不要传出去。当然,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我知道这一切的结局将非常令人不愉快。不管怎么样,路易莎的前景不会太妙。象玛丽·德克尔那样的陌生人是会提出条件的,而路易莎却不会。总之,我们插不上手,只能等着瞧。这期间发生过许多笑话和闹剧,将军比任何时候更怕彭普斯——怕她的目光?——对她更加温顺驯服了。彭普斯回家以后,恩格斯在星期日给她送过一、二次食物,把家里的一半食物都送给她,还不算饮料。
  弗雷迪无论在哪方面的表现都极好,不管恩格斯对他发脾气有多不公正,他都能谅解。我想我们当中谁都不愿意提起他的过去。每当我见到弗雷迪,我总有一种负罪和不公正的感觉。这个人的生活是多么不幸啊!听他讲述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一种耻辱。
  除了有关彭普斯的事情以外,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的了。我们每天的生活还是老样子,就是说,干很多的活,挣少得可怜的钱。爱德华的剧本《狂妄的人》还在喜剧院上演,他还写了其他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剧本,令人烦恼的是希望并不等于支票。
  我为一份新杂志搞翻译(译文糟得很)。我们俩都编撰戏剧专栏,但已经不为《时代》撰稿了,《时代》出完12月号后就要安息了。今后我们为《廷斯莱杂志》[3]撰稿。我打字,爱德华写一大堆的东西,有好的,有坏的,也有普普通通的。会议和类似会议的工作占去了我们俩的一切空余时间。实在没有时间思考一下这种生活究竟是有意义还是可恶之极。
  美美[4]的信写得动人极了。请告诉她。等我给她寄新年礼物时再给她写信。说起新年,我害怕即将到来的节庆,可怕极了。唯一使人欣喜的是,亲爱的老恩格斯非常快乐,好象越活越年轻了。
  孩子们怎么样?你经常见到他们吗?望近日内能得到你的消息。此时如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我再写信告诉你。
  再见吧,我亲爱的老劳拉。

你的 杜西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573页注229:“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欧洲和美洲二十个国家的三百九十三位代表。”——译者

[2] 指恩格斯——译者

[3] 刊登一些肤浅文章的月刊。

[4] 燕妮·龙格,她经常住在拉法格夫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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