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119） 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 （1959年8月24日） 各位讨论了，大家的意见，都是赞同×××的报告。指标，也赞成。指标是两个：一个是去年的指标，核实了的；一个是今年的指标，人大通过的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把它降下来，降低一点。本来每一年的指标，都是到了八月要调整一次。一九五六年人大也通过一个计划，后来一调就调的很高，人大通过的计划根本不管多少用了，不知道各位记得不记得。各部部长他们是很清楚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也是人大通过的，也是比较低，后来也是调高了一些。特别是人大通过的一九五八年的指标，后来一调就调得那么高。今年不是调高，是调低，所以就出问题了：去年调高，今年为什么调低？很多人有这个思想。我们作工作，搞计划，也是有这么一个反复，就是有时候搞低了，调高，有时候搞高了，调低。是否将来还要调低？将来还是有的。作事情总是有反复嘛！“高”“低”两个字也可以用“左”“右”两个字来代表。有人说，你们一高一低，一左一右。当然，我们主观上总是希望正确。政府的领导是正确的，计划是正确的。事实上，要作得不左不右，世界上没有那个事。主观上想搞的正确，作的结果，不是左一点，就是右一点，经常有这个事情。理想只是理想，理想跟实际是有一定矛盾的。正确的领导它跟实际都是有出入的。不过那个出入总是离这个线上下不远。方针错了，那就偏，偏，偏，偏……一直偏下去。那就叫做路线错误，叫做方针、路线的错误。那个是不容易纠正的。有时搞的高了一点，有时搞的低了一点，这个应该是常事。有人讲，你们去年的统计不确实，统计产量高了。结果核实是少了：有人就怀疑去年的大跃进，说，我老早就怀疑，你看，还不是自己承认了吗！？就是不可靠嘛！会不会有这个话呢？我看，有一些人会有这个话的。还有人讲，今年的指标降低了，我原来就怀疑那么高达不到。你看！还不是达不到，是不是？好象他有先见之明。这种人，我看也有是好意讲的；我看，讲这个话的人好意的不多。去年说粮食那么多，东西那么多，我们那个时候也是相信的。后来说没有那么多，就没有那么多嘛！还有一些人怀疑没有那么多，是好意的，听了就不讲这个话了，就不会来讽刺我们。刚才讲的话是一种讽刺我们的话，是一种反对我们的借口。去年的怀疑派，我们的指标核实、落实以后，是否会增加这个怀疑派呢？我看不是会增加怀疑派，而是会减少怀疑派。当然也会有这种人：你们去年报告统计的、公报统计的那么多，现在核实没有那么多，你们核实的是否可靠呢？恐怕也值得怀疑。也会有这种人，恐怕这种人是少数。相信我们的话的人会更多的，怀疑的人会减少的。今年的指标很快就会看到作得到或是作不到。一到年底，作到了他就不怀疑了。能够超过一点就更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反“左”反右的问题。现在提出鼓干劲、反右倾，是否还应该反“左”呢？现在不提反“左”，恰当不恰当？是否反“左”反右都提，又反“左”，又反右？或者只反“左”，不反右？或者只反右，不反“左”？这个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有人讲这个话：为什么只反右，不反“左”？原来去年指标核实的过程就是一个反“左”的过程。反了“左”才核实了的；不反“左”就核实不了。去年不是有一些虚报浮夸吗？由于反对了虚报浮夸，才核实了；不反虚报浮夸，就核不了实。经过反复多次，有这么一个过程。核实过程就是反“左”过程。落实过程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曾经提出过，一九五九年要生产×万吨钢，……去年郑州第一次会议就开始反“左”了。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要充分可靠，要有实际根据，头脑不要太热，要实事求是。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实际上是从郑州会议开始就进行反“左”工作的。一个是经济计划的指标，一个是人民公社中间的一些东西。那个时候三级所有制还没有确定，有一部分“左”的现象，就是集中过多。有一部分平均主义，过早地否定了等价交换、按劳分配这些原则。对这些原则不大那么重视了，重视不够。从武昌会议、郑州第二次会议以后，就作了纠正，确定了三级所有制，基本所有制还是原来的高级社，公社只搞部分所有制。因此，也就有人讲了：你们只搞部分所有制，我们还搞公社干什么？是否不搞公社好一点？公社是否搞得早了？但是不要轻视公社的部分所有制，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公社的部分所有制，一个公社有几千户上万户，每一个生产队一年可以积累百分之几，总产量的百分之几交给公社。如果一个公社有五十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交百分之几，五十个就相当多了。公社自己还办一些企业，企业完全是公社所有的。这样一个部分所有制，再经过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或者十年，那个公社就了不起了。到了这么一个时候，再经过三年、五年、七年、八年，至多十年以后，恐怕生产队所有制就不是基本的了，基本所有制是公社所有制了，因为它大了嘛！公社富起来了嘛！公社有工厂，有机器，有拖拉机，有电站，有很多东西，还可以办很多学校。那个时候生产队还是有所有制，恐怕那个时候就变过来了，基本所有制是公社所有制了，生产队变成了部分所有制了。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大概是经过三年、五年、七年、八年这么一个时期，就逐步地由生产队所有制（即原来的高级社所有制）变为公社所有制，即由小集体所有制变成大集体所有制。而这个大集体所有制、公社所有制是接近全民所有制的，跟全民所有制差不多了。只要我们农村的公社所有制变成了基本所有制，我们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就基本上过去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经过人民公社的形式，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成为基本所有制了，过渡问题就基本过关了。所以这是一个有伟大意义的事情。我们经过人民公社这么一个方式，我们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大大促进这个速度。所以不要轻视公社部分所有制。公社问题也好，指标问题也好，过去八、九个月以来，部分工作中所发生的“左”的现象已经纠正了，而且是纠正够了。今年六月，我们党中央就跟各地商量指标落实问题，向他们发出了一个意见，跟他们商量，指标落实，看怎样好，怎样决定好。他们就跟工厂商量。一跟工厂商量，有些工厂负责人就泄气了。从今年六月到七月这个时期，我们在庐山发出反右倾社论指示以前，已经有两个月，气就有点泄了，所以这个右倾现象已经冒出来了。就在落实的过程中、算账的过程中有些人就泄气了。这一阵风下来不得了，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几千万人、几万万人的问题。因为这样，有一两个月的生产情况不大好。有些地方的指标越定越低，认为越少越好。我们看到了有这个现象，一方面那些主观主义的过“左”的现象已经纠正，一方面右倾现象已经冒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反右倾、鼓干劲，而不同时提出反“左”。因为反“左”已经反过几个月了。是否将来还会有“左”倾现象出现呢？还可能有的。也许不会出现了，有了这次经验，他们就不那么干了。但有一些事情有人还会干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反“左”，再来纠正。这个现象并不可怕。我们应该是左派，不过这个左派县实事求是的左派，不能是主观主义的左派。主观主义的左，是带引号的“左”。真正的左派是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使自己成为左派。只要能实事求是，只要是经过努力可以作到的，是实事求是的，就不要怕错。经过努力能够作到嘛！你怕错干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此外，庐山会议上，我们党的八中全会还讨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路线问题。……原来是不想开全会的，但是在开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路线问题。就是在我们党的干部中间以及我们中央内部，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出现了怀疑。去年大跃进是否搞糟了？成绩是否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否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人民公社办得对不对？大办钢铁是否得不偿失？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前一个阶段就提出来了。说去年大办钢铁、搞人民公社是不对的，大跃进也是搞糟了！因此，我们的总路线就成问题了。总路线对不对呢？于是我们就召开八中全会讨论路线问题。我们中央内部也有这个问题，党内干部中也有这个问题。党外一定有这个问题，不会是没有的。国外也有这个问题。一个是帝国主义，还有我们的朋友，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也有这个问题。中国是否搞对了？去年搞钢铁、办人民公社是否办得对？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以及全世界的人民都关心的问题，是国内国外党内党外都关心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开中央全会，我们就讨论了路线问题。肯定了去年的大跃进是大跃进，不是假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人民公社是办得对的。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部分缺点、错误已经纠正了。大炼钢铁不是得不偿失，而是得的很多，失的少。×××已经把这个问题讲过了。市场问题也是这样。这里又牵涉到形势问题，牵涉到去年和今年整个经济形势，由经济形势又引起了政治形势。罗隆基讲我们是人心丧尽，龙云也讲我们是人心丧尽。好象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政府有这样的引起人家反对的，好象历史上就没有看见过。我们国内的形势是否是这样呢？不是这样。我们大办钢铁、大办公社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集中过多了一点，搞了一点平均主义，农民那个时候暂时也有一些不大满意。后来把三级所有制确定了。集中过多的一一什么叫做集中过多呢？就是公社不管生产队怎样就把东西调去了。没有代价的把你的东西调走，你的白菜，你的粮食，你生产的什么东西等等。现在把这些东西都退了回去，凡是调走的东西要照样给价钱，少价的要补给。这样给了以后，农民没有意见了。所以现在农民的情绪还是拥护我们的，拥护党，拥护政府，拥护公社的。市场上发生了一些问题，是一部分商品供应不够的问题。在职工中间有一些意见，经过解释也没有多大意见了。所以基本上讲来，经济形势是良好的，国内政治形势也还是良好的，并不因此我们不得下台。春荒有一部分，也过去了。现在是抗旱、救灾（水灾、虫灾）。在抗灾过程里面，人民公社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广东受了水灾，广东有一篇通讯上讲，因为发生了那么大的水灾，农民对公社的信仰更加提高了。有一个记者访问了一个农民，这个农民说，过去骂干部骂错了，因为有这么一场水灾，我们才知道这些人是好人，我们骂错了。他认错了。因为发生了大水灾，干部舍身跟他们一道，不顾自己的东西，而去帮助别人搬东西，跟他们一道吃苦，一道住。他们看到了这些东西。经过这场水灾，干部跟群众的关系也好了。湖南也有这个事。洞庭湖也是经过一场水灾，平常农民不大满意那些干部，经过那么一次水灾，干群关系也改善了。 关于我们的路线问题，今天恐怕不能多讲，等几天再讲。先把指标问题搞清楚。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引导到路线问题，庐山会议上就是这样引起来的：大跃进是否大跃进？是成绩大还是缺点、错误大？人民公社办得对不对？市场为什么这样紧张？因此，你们是否错了？就发生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党内发生，我们相信在党外也会有的。我看几天之后，再有一次会议（或者以座谈会的方式），把我们党内的庐山会议的问题再给各位谈一次。 要看到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我们国内形势是好的，党内形势也是好的。经过去年大跃进，我们最大的成绩（也是我们的经验）是取得了大跃进的经验。这个经验不是少数人取得的，是我们全党全民全体干部取得的经验。这个经验，不在实际中是学不到的。从大学里面，经济学里面是学不到的。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失败为成功之母”，只看失败，不看成功之母是不行的。我们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完的，我们还要办很多事。我们是新国家，初搞社会主义，不经过失败，那有这个事！？凡是我们的失败，应该说是很宝贵的，这样才能取得经验教训。没有这些失败，要想成功，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一条：我们经过总路线提出来以后，经过大跃进以后，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快一些了，而且可能比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快一些。我们可以高速度发展，取得了这么一个成功的经验。有那么多的问题，什么不平衡啦，市场物资紧张啦，等等问题。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都有它的积极的一面。我们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这一条。我们在这很短时期里面，几乎可以说党内党外、全体干部、全体人民都有这个经验。以后就可以避免错误，少犯错误。这个也是形势。有很多错误我们犯了，这一次不犯，将来还是要犯一点。经过这么一些曲折，我们才得到了这个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