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120）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9月9日） 我想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 无产阶级，我们的党，是要进行革命的。要革命胜利，就要依靠广大群众，要放手发动群众，并且在运动中正确地领导群众前进。在历史上，社会上，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的阶级，各位同志要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要记住这一条。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而且是最彻底的革命的阶级，不彻底就要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要领导民主革命，就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民主革命彻底胜利以后，要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这个任务，过去是这样做了的。现在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到现在已经十年了，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取得了胜利，但还要把它进行到底。是否要进行到底？这里有两种思想，有的说够了，尽是这样下去，革命到那一天为止啊？他们要不彻底，要停止，抱怨革下去。而我们就是要把它进行到底，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了又怎么办呢？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要进行不断革命。所谓不断革命，无非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革命，这就叫社会革命。 另一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外国人叫产业革命，我们叫技术革命。我们是革命的阶段论者，又是不断革命论者，我们革命是要分阶段的，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不要混淆起来。同时我们又是不断革命论者，不断进行革命，革命阶段论就是讲质变，因为量变的革命，部分的革命是经常有的，无产阶级就是要这样进行革命的。 在一切革命中，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在民主革命中也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好，都要放手发动群众。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发动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主要是发动工人、农民劳动群众，以及其它有革命性的群众。发动群众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越大越好。有人讲，发动这么大群众这还得了，要越小越好。放手发动群众这是大家知道的原则，是马克思、列宁、毛主席老早讲过的。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间，不赞成这样的方针和路线，一方面，他们要革命，但是又怕出乱子，怕犯错误，怕出缺点。因而他们就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胆子不大，不敢放手。放手发动群众这是毛主席提出的口号。但是有些人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就产生无穷的忧虑，他们用许多办法搞清规戒律，限制群众运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既要革命，就不能怕出乱子，怕出某些缺点、错误。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有很多的区别，但是最重要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采取反对、指手划脚批评，还是鼓励？这是分界线。一切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都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限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当限制不住时，就反对，甚至要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是这样的，当着他要反对他的敌人时，就要一点群众来参加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当群众动手干起来，他们就害怕了，就要限制，就要颁布命令、法律来限制，如果限制不住，就要反对、镇压。这方面中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和国民党合作，在广东时他们是要群众运动的，那时毛主席做农民运动工作，我做工人运动工作，还有其他同志也做群众运动工作。但革命一发展，打到武汉，他们就想法子反对，反对不了，他们就叛变革命。后来在抗日战争中间，蒋介石一直不让群众运动发展，他要一点，但不让群众运动发展，国民党大后方就没有群众运动。我们搞群众运动，他就反对。这一点无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切资产阶级革命家、包括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在内，都是害怕群众运动的。外国的例子也很多，如现在印度的尼赫鲁，阿联的纳赛尔，伊拉克的卡塞姆，缅甸的吴努，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很早以前，法国的大革命，当广大的群众起来时，资产阶级就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国和外国的例子很多，东南亚的尼赫鲁等这些人，他们是会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这是一定的，不反对就不是资产阶级，就变成无产阶级了。我们现在还是要进行革命。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党内的整风，主要是肃清干部以及党员中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使无产阶级思想增加起来，继续进行思想革命。思想革命也就是在脑子里进行革命。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直接反对资产阶级和他的知识分子，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去年的国民经济大跃进，组织人民公社，以及体制下放，改革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放生产力，为什么要整风反右，提出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组织人民公社，体制下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高共产主义风格，改革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搞这么一套干什么？目的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放生产力。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来受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包括我们自己的脑子在里面。这种思想在人民中间是束缚生产力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那么大的生产力从地平线上冒出来，好象是很奇怪，生产力是那里来的呢？……我问你：人还是那么多，东西还是那么多东西，工具变更不多，那么，生产力那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蕴藏在我们社会中间，我们人民中间。潜伏的生产力，在以前由于种种束缚，有封建制度的束缚，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特别是几千年思想习惯的束缚，一下子解放好不容易呵！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鼓足干劲来干的时候，生产力就发挥出来了，潜伏着的生产力，沉睡着的生产力，就发挥出来了。机器没有增加多少，生产资料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么多，但是生产力可以很大的发挥。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公社、体制下放，也是解放生产力。刚才讲包到石景山也是体制下放，体制下放一下，生产力可以提高一倍，这不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吗？同是全民所有制，由王鹤寿来包干，是全民所有制，包给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也是全民所有制。可是归你王鹤寿管，生产力就降低一倍，归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管，就提高了一倍，可见全民所有制内部，还有很多生产关系问题，集体所有制内部有生产关系问题，全民所有制内部有生产关系问题，这种生产关系需要不断地调整，不断地使它完备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经常要做的，在共产主义时期也是要做的。经常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一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要不断调整，不断地使它完备。去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体制下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善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是属于革命范畴里面，也属于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发动几亿人口彻底解放生产力这么一件事情。 但对去年这些事，有些人是害怕的，他们害怕去年大办钢铁、人民公社、体制下放等这些事情，发动这样广大的群众，不知道要出多少乱子。关于出乱子这个问题，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毛主席说过，革命就叫造反，造反还不叫乱子？革命的本身就是乱子。有些人讲的所谓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不是缺点错误，而是革命正常现象，革命的正常秩序。但是，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间，总会有一些缺点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错误的。一万年以后就不要群众运动吗？就不要很多群众起来搞事情了吗？盖这么大礼堂，也要搞点群众运动，要是搞一百个几百个呢？不要搞群众运动吗？这是人与自然界的斗争。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改变，那非搞斗争不可。一万年以后还要搞群众运动，那就还是要有缺点错误，我就不相信没有。我们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正确地去引导群众运动，要避免和尽量减少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在发生缺点的时候，随时随刻加以纠正。我们要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有这个态度，而不要随随便便，粗枝大叶，马马虎虎。毛主席告诉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是要谨慎小心的。即使你这样做，随时注意，但所有的群众运动，总会有九个指头的成绩和一个指头的缺点。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不是现在暂时性的问题，恐怕以后总是会有的。一个指头、半个指头，两个指头、三个指头，大小不一，总是会有的。有七分成绩，八分成绩，九分成绩，有一分缺点错误，我看那就很好了。只有一个指头的缺点，我看是好的；两个指头的缺点，我看是可以的；三个指头的缺点、错误，我看也是可以的，因为有百分之七十的成绩嘛！七分成绩、三分出了毛病，还不可以吗？你还要求怎么样呢？当然可以要求缺点少一个指头，但是努力干了，还是出了三个指头的缺点，我看即使出了三个指头的缺点，也不要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要害怕。现在的问题是，出了一个指头的缺点，就怕了，就不得了，就骂起来了，就岂有此理，你们不该搞，搞糟了。毛主席经常讲，军队干部带兵打仗，三仗中间打两次胜仗，一次败仗，威信还可以维持，如果是两败一胜，就站不住脚了。三次中有两次胜仗，只一次败仗，三分之一的缺点，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维持威信的。如果有人，怕在革命运动中发生一些缺点、错误，或者认为你搞可以，但不准犯错误，或者把一个指头的错误夸大起来，指手划脚，加以咒骂，那就不能有革命，不能放手发动群众，就等于反对革命。这样的人，具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缺点。 这里我讲一个我在一九五七年看到的一个材料，那是北京高级党校鸣放出来的一些材料。高级党校都是地委以上的高级干部，因此我们很注意。在那些材料中，对过去的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审干和合作化等运动很有意见，认为这些运动搞得不好。这些运动都是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他们认为搞是可以的，但不要发动群众；特别是审干，反贪污和肃清反革命，他们认为发动群众来参加是错误的。这些运动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成功的，必须的，不可少的。这些运动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缺点、错误，这些缺点、错误不过是一个指头。但他们却认为根本搞错了。这些人以后都成为右派了。这些人的态度特别恶劣，他们是借此反党的。除了右派以外，其中还有右倾思想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少的，他们也说这些运动搞糟了，搞得不好。那时的左派挺不起腰来，也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什么坏事，不大好讲，见不得人似的，有右倾思想的人，说这些运动付作用太大，伤人太多，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人民，有损失或者有很大的损失，和彭德怀同志讲的差不多。他们说中央领导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表现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说太偏了。因此他们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的好，绝对正确的好。不左不右，绝对正确的领导是没有的。总会有一个指头的缺点。这些人有一股很大的怨气，有些人的怨气恐怕到现在还有，你们空军也经过三反、审干，打过大老虎，怨气也还是有的。党校，不只是党校，其他机关、部队里面是否也有一些，我看也有的。他们抓住三反、五反中的缺点，说打了那么多人，结果只有百分之五，那百分之九十五不是都错了吗？而不知道有的是降低了标准，后来审查时有意降低了，少整一些人，一万元以上的才算大老虎，几千元的都不算，而且都是讲贪污的，浪费的、公私不分的不算，这样就少了么，所以只剩下百分之五了。在三反、五反中，也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将好人搞成了大、小老虎，那是错了的，不到百分之五，只有半个指头。其它的一些人，不是完全错了，也贪污了一些，几十、几百，或者浪费、公私不分很严重，因此把他打上，以后又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了。除完全错的以外，是否那么冤枉呢？老实说，我看不冤枉，应该打一下子，他总是贪污了一些，戴几个月老虎帽子，还有什么怨气呀？当然，有的人被打了，但他是没有怨气的，他真正改正了，小贪污也不搞了，这样的人是大多数，有怨气的人是少数。有怨气的人就那么正确吗？我看不见得，有机会还要打一下，他还有怨气么，他不承认错误么！这个问题值得考虑一下，我没有肯定意见。 …… 有人讲，现在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以后不要再搞运动了。黄克诚在西楼开会就对我讲过，说台风再刮不得呀！恐吓我们不要再搞群众运动了。当时我们没有理他。还有人讲，这几年，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一个接一个，象打摆子一样，一冷一热，实在不好受。这是我们干部讲的，共产党员讲的。毛主席在庐山批了一个文件，说洛甫同志打摆子，冶一阵热一阵。他们却说我们是打摆子，他们认为群众运动是打摆子，因此，他们反对搞群众运动。在最近的大的群众运动中间，他们也借口运动中间出了一些缺点错误而反对。他们要求不左不右，要求领导革命没有任何偏向，要求四平八稳。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领导呢？是没有的。不发生一点偏差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的。他们就是不要群众运动，不要前进，实质上是不要革命。现在我们中国，在社会上，同时也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看有这么三种人：一种人要求回到资本主义去，说我们现在已经前进得过分了。这是反动的，是资本主义要复辟，它可以采取各种方式，但实质上是要求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上有，资产阶级是这样的，一部分富裕中农是这样的，他们有社会基础，而我们党内代表他们的人，如彭德怀同志、黄克诚同志、张闻天同志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实质上他们是采取各种方式还是要求回到那个地方去，回到资本主义那个秩序里面去，他们认为这个秩序不好受，洽一阵热一阵嘛，打摆子嘛，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人，是要停留在现在位置上，不继续前进，或者要前进也是要四平八稳。事实上是没有四平八稳的，既要四平八稳就是要停止，就是再不要革命了，再不要搞群众运动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人实质上是要停留在现在的位置上。还有一种人，就是要求继续前进，在还要前进的人们中间也可能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慢速度地前进，一种是要前进的快一些，要大踏步地前进。我们应该是那一种人？我想你们应该考虑。属于第一类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属于第二类，不干了，不进则退嘛！我看也不好。第三类人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前进中可以有这种方法，也可以有那种方法，有快有慢。党中央、毛主席历来是主张继续前进的，而且是大踏步前进的。我们是属于这一派的。因此，和其他人有些冲突了，有些分歧了，意见不同了。真的意见不同挖出棍子来就是这个问题。 这里可以讲这么一个问题，过去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了这些运动，也可以检查检查领导，到底我们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是不是最正确的最好的领导。我想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是最正确最好的领导。这句话是有一部分人不赞成的，他们觉到不是这样的，特别是觉得外国人的领导好一些。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问：马克思、列宁的领导是不是比我们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更好一些？如果要马克思、列宁领导这样大的群众运动，领导这样大的革命，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指头的缺点？或者是一个指头的缺点也没有？是不是叫马克思、列宁打大老虎的时候一个都不错？要马克思、列宁领导我们的审查干部是不是一个都不搞错？是不是在审干小组会上斗了一下，斗的结果也还不是特务，可是斗了一下，伤了点感情，是否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我在一九二一年到过苏联，那时列宁领导的革命，我在莫斯科是看了一年的。一九三○年我也到过苏联，又住了一年，这一年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间，是斯大林领导的，我也看过。那时他们的情形也、不比我们好，和我们的情形比起来严重得多。我跟×××一道去的，那时我是组长，领导着这个小组，由海参威上岸，后到伯力，一路走到莫斯科，坐火车走了三个月，有时领不到面包，只好饿两天肚子。我们一到火车站，围起来的尽是要饭的。这是实际情形，困难比我们大得多。他们那时搞五年计划，那个紧张情形怎么样？比我们紧张得多嘛！市场没有东西卖。我是抽烟的，买一包烟好困难呀！买烟要开条子，我是外国人，开条子到秘密商店去，才能买一包烟。那时，他们是通货膨胀，钢的戈比一下子就不值钱了。就是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他们的困难，他们发生的问题，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所发生的后果，比我们大得多。当然，他们那时有他们的困难情形，我们的条件比他们好些，客观条件好些，所以我们也应该好一点。我想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因为没有看到过他们，所以就神化了。毛主席形容这些人的心理是：菩萨是远处的灵，近处的不灵。毛主席在我们的身边，天天可以见到，可是没有见过马克思、列宁。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讲，从毛泽东同志领导以来，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不是最正确的领导，最好的领导呢？我想是的。对于这样的领导，应该是满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不要既不左又不右了，一左一右，有一时期左一下，有一时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说过：矫枉必须过正，有一个时期就要偏一点，不偏就纠不过来。但不是一直偏下去，一直偏下去，就不得了。一个时期对于某个问题，要有重点，强调一个方面，强调得比较厉害一点，这是正常的领导，正确的领导。列宁也常常强调得那么厉害，在《左派幼稚病》中，他讲过：战胜农民、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比战胜资产阶级要困难一千倍。到底有没有一千倍啊！是不是强调得过分了一点？他为了说明这个任务的艰巨，就是那么强调的。我想最正确的领导，在大的群众运动中间也会有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缺点，没有，是不可能的。最正确的领导尚且如此，那么次正确的领导发生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缺点+也是可以原谅的，应该支持的，他只有三个指头的缺点嘛！百分之七十的成绩，你还不支持吗？但是有些人不原谅，要反对，甚至一个指头的缺点，也要反对。 一个时期有一股风。专讲工作中发生的这些缺点和错误，缺点和错误收集起来确实也不少，所以形成一股风。这一股风我们应该顶住。某些运动，即使是成功的，过后也总是有、一股风，批评这个运动，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个要顶住。犯错误的人也要顶住啰！王明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这不是一个指头的缺点，而是九个指头的缺点啰！但是他一直到现在不承认。博古开始也是顶住的，在遵义会议之后，他也是顶的，不承认的。洛甫在遵义会议之后，也跟着王明犯过路线错误，他也是顶住的，顶了七、八年，到整风的时候，就顶不住了。毛主席讲的两条路线一印，把他那些文章也印出来，他们就解除了武装，不顶了，顶不住了。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有他的顽强性。犯路线错误的人还是顶的哩，我们如果在运动中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做对了，只有那么一股风还顶不住？！我想是应该顶的。 我们经过这个事件，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事件，对我们党是有很大好处的，使我们能够提高水平。我们应该学到一点经验，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就是借着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一点缺点和错误，刮起一股风，想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刮倒。这股风还不小，因为发现得早，还没有刮到八级、九级、十二级台风，就把它压下去了。如果一直让它刮下去，是可以刮到十二级的。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材料，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个材料是经过毛主席批示的，我希望同志很好地学习它，在这方面提高点水平。今天我在这里讲讲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一部分同志，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觉得自己挺不起腰来。所以这个问题值得讲一下的。 过去历次大的革命群众运动，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而毛主席领导的运动，尚且有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如果是其他人领导的，是不是可能会有更多的缺点和错误呢？我看更加可能。现在毛主席健在，也还发生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缺点和错误，如果毛主席不在了，不是更有可能吗？运动还是要搞，领导还是要领导，一个指头，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缺点还是要发生，那么，到那个时候再刮起这么一股风，谁来顶啊？毛主席不顶了，那时在座的同志们大家顶一下才好，是不是？大家顶住，事情就好办了；大家不项，事情就不好办。因此，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对于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自己阶级的试金石。当然，那时不赞成群众运动的人，是不搞群众运动的，因此，也就不会有缺点，不会有错误；但是也就不会有革命了。所以这就是取消革命的倾向，是反对革命的一种观点，这是资产阶级的方向。今后，我们还要搞更多更大的群众运动，如对社会的改革，对于自然界的斗争。也还会有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缺点和错误。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应当是最彻底的革命家，是不怕群众运动的，也不怕运动中发生的一点缺点和错误。当然在运动中要小心谨慎，努力避免缺点和错误，有了缺点、错误应立即纠正，这都是必要的。如果怕群众运动，怕群众运动中间发生缺点、错误，他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是革命家，他还革命；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了，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不能成为革命家了，资产阶级革命家如果不改变，现在就不能成为革命家，而成为反动家，起反动作用了。 以上这些问题，我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们还没有完全肃清资产阶级的影响）讲的，是对好人讲的，对同志们讲的。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要我们坚定起来。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方面要临事而惧，兢兢业业，力求避免在运动中发生错误，发生了错误，立即纠正。我们要采取这种态度。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大胆革命，放手发动群众，不怕出一个指头、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缺点。不要怕，不要不敢革命，要敢革命。那末，对于那些诽谤革命群众运动的歪风邪气要顶住，对于这种歪风，对于那些指责、咒骂和各种各样的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议论，要加以驳斥。要热情地对待群众，要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不要随便附合那些有损群众运动的歪风邪气。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是左派，马克思、列宁自己称自己为左派，历来如此，说我们是左派。我们要力争上游，所以我们是左派。但不是那种主观主义的左派。主观主义的左派，是括弧里的“左”派；我们是左派，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不是中间派，更不是右派。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犯一点过左的错误，但只要一发现，就随时纠正。发生了过“左”的错误，随时纠正了，这同主观主义的、系统的“左”倾路线错误是完全不同的。“左”倾路线错误是一直“左”下去的，他自己纠正不了的。毛主席讲过，凡是犯路线错误的，他自己是不能纠正的，只有别人来纠正，就是要把那个领导推翻。那末，就是正确的领导，有一个时期犯过左一点的错误，有一个时期犯过右一点的错误，但是一发现就纠正了，这是正常的，难免的。这与“左”倾路线错误和右倾路线错误完全不同。所以真正的实事求是的左派，同那个括弧里面的“左”派、主观主义的左派是两种不同的派别。前一种是好的，我们要学习的；后一种是不好的，我们要反对。所以一个时期的过左随时纠正了，同那系统的路线错误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毛主席讲矫枉必须过正，过正就是说要过左一点啰。这是必然的。彭德怀同志历来反对这句话，说矫枉必须过正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个人讲话、做事情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等于没有政策，有重点，就是过正一点，过正就是偏了嘛！要有重点。所以一时的过左同系统的路线过左是两回事情，前一种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有益处的，这就是“矫枉必须过正”那个左。但一直左下去，不纠正，成为路线过左，那就是数量变质量了，就变到王明那里去了。如果不是路线过左，而是一个时期，为了强调某些问题而过左一点，同时也迅速纠正了，如果是这样情形，那我就说左比右好。这个话是很多人反对的。如果不是路线的过左，不是系统的犯“左”倾错误，而是一个时候左了一点，并且随即纠正了，那确实是左比右好。当然一个时候的过右一点，也是允许的，这不会受很大的损失，而且是容易纠正的。譬如说，人民公社里面搞一平二调，这并不难纠正嘛，几个月就纠正了嘛，不比那王明路线几年还纠正不了，遵义会议后还等了十年，在整风中才纠正，花那么多力量。一平二调，不要整十年风就纠正了。所以一个时候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不知你们看过没有，航海里线是笔直的，但轮船驾驶员，这样一搬，那样一搬，他是一左一右的。飞机驾驶员我也看过，本来天上的航线也是笔直的，似乎是从上海一直就到北京了，对准它就可以一直走，但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一个时候左一下，一个时候右一下，他就是一左一右的。他不一左一右就到不了北京。自然界的事情，社会上的事情，都是合乎规律的。所以一时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飞机驾驶员、轮船驾驶员，他那么一左一右，就是最好的飞机驾驶员，最好的轮船驾驶员。但是，不论一个时候过左或一个时候过右，都是应该纠正的，因为过一点嘛！而且还应该实事求是的加以说明。 我的话不是对个人野心家、阴谋家说的，他们不是希望我们有正确领导，而是希望我们犯错误的，希望毛主席犯错误，中央犯错误的。我们犯错误，他就高兴，中央不犯错误，我们不犯错误，他就情绪低落。张闻天就是这样：只要我们一犯错误，他的劲头就来了，我们不犯错误，他就情绪低落。他们不是要把事情搞好，而是要把事情搞坏、搞糟，然后，他们可能推翻中央的领导，他们上台。高饶集团是如此，彭德怀、黄克诚同志也是如此。他们是别有野心的。如果他们这些观点不改正，要学马克思主义也是学不进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讲讲关于所谓个人崇拜的问题。所谓个人崇拜，在苏共一九五六年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后，那时候，在中国也有人要反个人崇拜。那时有一股风，各地方、各机关也有人说，在中国也应反对个人崇拜，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反对个人崇拜？党中央内部也有人反对个人崇拜，中央内部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也有其他的人。那时彭德怀同志，跃跃欲试，他也想搞个大跃进。他在西楼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出来反对唱《东方红》这个歌，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就是要中央来禁止群众唱《东方红》这个歌，禁止喊毛主席万岁，而这是几亿人民的事，中央怎么能禁止呢？我们没有理他，不管他那一套，他就讲不下去了。搞一次，我们不听他的，不理他，他就不讲了，再提一次又没有理他，他又不讲了。但是他到外面讲。西楼讲不通，中央会议上没有市场，就到别的地方找市场了。而这股风，被中央的两篇文章，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压下去了。那两篇文章一出来，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就反不起来了。但是彭德怀同志还是不死心哩。“七大”党章有这么一条：我们的党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指导思想，那时彭德怀同志参加我们那个党章起草小组，他就提议不要写这一条，他又没有什么道理，就是试探吧！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是试探试探哩！只要提一句没有人理他，他接着就不讲了。可是我们就很注意。到“八大”开会时，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讨论邓小平同志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小平同志没有把那一段写上去，彭德怀同志就说，那一条为什么没有了？“七大”党章有的啊，现在是不是要写上去啊，你们为什么划掉了？划掉了是不是外国人看见不好，中国人看见也不好？他主张写上。他讲了那么一篇，他以为我们忘了他在“七大”时讲的话，时间过去了十多年，可是我们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两篇文章出来之后，他还是不死心。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既然我在‘七大’反对你们写上去，‘八大’你们又划掉了，你们为什么不承认‘七大’写上去是错误的？而我是对的，那时我是反对的，苏共开了二十次代表大会，你们现在不敢写上这一条，你们于心有愧。我赞成写，你们还是不敢写。”有这么个神气，有这么一股劲。那时我答复他，“七大”时，有必要写这一条，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领袖问题已解决了，“八大”的决议里可以不写。因此，他很难讲下去。所以他在政治局是很不得志的，有什么话总是讲不下去，露那么一点，下面的话就说不下去了。他很不高兴政治局会议，因此，就不愿到会了，经常不来了，来了发言又不听他的。所以他跟绝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不是一道的，不是一条心的，话不投机，听又听不进去。 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的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的。我以后是不是还要搞别的同志的“个人崇拜”？也可能的。这完全不是为了那一个人，更不是为了我个人，或为了争选票，不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替彭德怀同志搞“个人崇拜”呢？我也想过，后来我想不能搞。他是想要我替他搞“个人崇拜”的，我可以感觉出来，不能搞。因为他自己极力搞他的“个人崇拜”，装得很认真，在各方面极力表现自己，他有个人野心。但我看他这个人的政治水平是很低的，比在座各位同志的政治水平都要低一些。不象他个人的想法，他自以为水平很高，我就不相信。他估计形势总是估计错的，这次在庐山会议又估计错误了嘛！他如果政治水平很高，为什么要搞这个事啊？政治水平高的人是不会搞阴谋的。马克思主义很少，或者没有，只有个人野心，所以他的“个人崇拜”不能搞。我们搞“个人崇拜”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不是为了任何人。 在革命队伍中间，个人的威信，若干个人的成信，跟党的、阶级的威信是不可分离的。集体的威信，党的威信、无产阶级的威信，是通过多少个个人的威信表现出来的。在威信这一点上来讲，无产阶级的威信长时期不如资产阶级的威信高。在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威信，比如陈独秀的威信不如孙中山高，就是我们毛主席的威信，过去也不比蒋介石高嘛，在长时期里面，无产阶级的威信不如资产阶级高的。两个阶级的领袖是悬殊的，而且在各方面还有这个问题，比如现在我们在学术界、文艺界中，共产党的威信还不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演员的威信，我们培养的还比不上梅兰芳高，那个演戏的比得上梅兰芳呢？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嘛。无产阶级的威信和它的领袖的威信不如资产阶级高，长期造成无产阶级的困难。比如英国共产党的威信，就不如保守党，不如工党，不如丘吉尔、劳埃德的威信高，他们不是困难吗？印度共产党的威信，就不如国大党高，共产党的领袖总书记高士的威信就不如尼赫鲁高。印尼共产党的领袖艾地就不如苏加诺高。伊拉克卡塞姆的威信很高，共产党现在还去拥护卡塞姆，虽然他现在很想反对群众运动，你还是不能不跟他合作。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不把资产阶级的威信和它的领袖的威信打下去，把无产阶级的成信和它的领袖的威信提高，压倒他们，无产阶级就不能得到胜利。没有一个有威信的党，没有一个有威信的党的领袖，有威信的党中央委员会，想把党团结起来，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是不可能的。恩格斯专门有一篇文章叫做《论权威》，因为那时有那么一些党员反对权威，恩格斯把他们称为“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恩格斯在那篇文章中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那些反对权威者，散布反权威的论调，要么他们是不懂，散布糊涂的观念，要么他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他批判那些反权威的人的结论就是这样：他说，这两种观念，无论那一种，都是为反动派效劳。这句话讲得很重。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那本书上讲阶级、政党、群众、领袖互相之间的关系，专门有一章。他说：阶级通常都是由政党领导的，而政党通常是由那些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负责职务而成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是起码的常识。……我们党是由中央委员会领导的，中央委员会有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常委，有主席、副主席这么一些同志来办事。因此，没有个人的威信，没有若干个人的威信，党的、无产阶级的威信就不能建立起来。你说党要有威信，无产阶级要有威信，如果没有什么个人的威信，怎样建立得起来？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的大国中间，建立党的阶级的若干个人的威信，被人民承认，被几亿人民所承认，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经过几十年来斗争的考验才建立起来的一个有威信的党，有若干有威信的人来主持，才有可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才有可能搞建设，搞大跃进。没有这个威信，那末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破坏这个威信，就等于破坏革命，破坏建设，为反动派效劳。彭德怀同志是借着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我们应该讲，斯大林的个人威信是很高的，他的个人威信中间，有一少部分不是那么健康的。这一部分不健康的东西，应该注意把它纠正，而毛主席和党中央则早就把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否定了。在我们党七二中全会上决定，党内不许作寿送礼，不许用人名来命名等等，这在苏联是很普遍的，苏联的领导人到五十岁就做寿，中央就有贺电，外国各国都有贺电。作寿、送礼、以人名命名地名，什么斯大林工厂，莫洛托夫工厂等，这些事情，我们党、毛主席早已否定了。所以我们党很早就注意这个问题上的某些不好的影响，我们以后还要注意。苏联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我看在方法上、分量上也有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上，讲过这些问题了。有人借着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我们党中央要有领导核心，这是常识。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搞的。在我党中央要有领导核心，所有各机关、企业、部队、各地方，都有领导核心嘛？每个支部要有领导核心，支部书记嘛，小组要有小组长，一个班要有班长，一个连要有连长，一个团要有团长，一个师、一个军都是这样。没有这样行不行？没有这样是不行的吧？但是要真正形成一个地方、一个公社、一个支部、一个县、一个省、一个连、一个团、一个师的领导核心有威信，他所领导的群众是心服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任命你当团长、师长这是一回事，在法律上是合法的，真正建立起威信来，成为实际领导核心，这又是一回事。这是经过长期工作考验才能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不只是党中央、各级、各地方、各机关、各部队，都要有意识地去建立那个地方的领导核心，那么彭德怀同志为什么要反对这一件常识呢？毛主席在庐山也讲过彭德怀同志为什么要反对这个常识呢？他不是不懂，目的是破坏你们这些人的威信，要破坏你这个领导核心，才好建立他自己的领导。不破不立，他要破一个，才能立一个。他是建立以他自己为领导的核心，所以你这个他要破。这回我们明确表示：我们还是要我们这个，不要你那个。彭德怀同志几十年以来，背地里，背着中央，背着主席鬼鬼祟祟说了主席和许多中央同志的坏话，阴谋搞他个人崇拜。他的这个人不是反对“个人崇拜”，而是积极赞成“个人崇拜”的，只搞他自己的，搞了几十年，所以有他的影响。他讲了毛主席及讲了我们其他一些同志的坏话，而我们没有讲过他的坏话。今天在座的同志，几十年来，你们听到过毛主席和我们其他同志，讲到过彭德怀同志的坏话没有？你们听到过没有？没有听过嘛！我们总是不讲他的坏话嘛！虽然他有那么多缺点和错误，我们不是不知道。有些同志讲，彭德怀犯这么大的错误，还做中央政治局委员，还做国防部长，什么道理？为什么不早讲？我们早讲，那是讲他的坏话。我们是不讲的，我们遵守纪律。要讲，当他的面讲，在会议上讲，此外我们不讲。而他则是不遵守纪律的。当面不讲，会上不讲，背后乱讲。讲了几十年了。他有这个优越条件。人家要遵守纪律，是受束缚的；他不遵守纪律，就无拘无束，自由得很，他是这样自由的讲，所以造成他们的一些影响。那么好吧，他们讲了几十年，我们讲彭德怀同志几个月的话，总可以讲吧！从庐山讲起，现在还讲，我看还要讲几个月。我们不是鬼鬼祟祟的讲，我们是在大会上讲，公开讲，当他的面讲，不鬼鬼祟祟的搞。 还有这个问题，难道说毛泽东、刘少奇这些人是不能反对的呢？高岗那个时期就有这个活动。有错误不能反对吗？不能批评吗？党的中央委员犯了错误不能批评吗？不能反对瞩？只能拥护吗？只能赞成吗？不是这样。不论谁，毛主席也好，我也好，林彪同志也好，以及任何同志也好，有了错误都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党章上载了，以党章为准，保证了的，党中央委员犯了错误，也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没有犯错误，你有不同意见，也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但是要在一定的组织原则，一定的会议上，一定的纪律条件之下来进行，是为了把事情搞好，从好心出发，不是为了把事情搞坏，不是进行破坏活动。为什么彭德怀同志当面不讲，会议上不讲，要背地里鬼鬼祟祟去讲呢？不明火执杖起来反对中央呢？我想彭德怀同志他的方法主要是进行阴谋活动，他的反党反中央，跟高岗他们一样。他的纲领不是明火执杖地统统拿出来，而是背地里鬼鬼祟祟地进行阴谋活动，他的严重性也在这一点上，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党内斗争，陈独秀是完全提出自己的纲领的，是明火执杖的，瞿秋白也是有纲领的，王明也是提出纲领的，李立三也是提出纲领的，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提出纲领的，明火执杖起来反对的，这也好，不论你对也好，错也好，你明火执杖起来反对是可以的。但是高岗、彭德怀不是这样的，不是统统把自己的纲领拿出来，他们扭扭捏捏，拿那么一点，试一试，做一个幌子，幌那么一下，就收起来，为什么这样？因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党中央的威信高了，毛主席的威信高了，党进步了，提高了，干部的水平提高了，他的市场很小，那是提不出的，提出来没有好多人赞成，所以他们不能明火执杖把自己的纲领统统拿出来，他要搞阴谋，鬼鬼祟祟的搞。他自己懂得，如果统统把自己的纲领拿出来，他自己立即会垮台。他要隐藏起来，把资产阶级的路线，资产阶级的纲领隐藏起来，进行阴谋活动，所以这是个阴谋集团。 彭德怀同志要求民主，要自由。他们要求民主，是要求讲怪话的民主，要求反总路线的民主，要求宣传资产阶级路钱的民主自由。他们感到有压力，为什么？因为好人多了，正确的人多了，他的那一套拿不出来，一讲就遇到人家的抵杭，于是感到有压力。他们实际上是要求讲了资产阶级纲领之后，别人不能批评，只准他讲话，不准别人讲话，这就是他们的民主。只准我讲，你不能讲。你讲了就是有压力，就是不民主。我讲了，你不能驳。他们所要求的民主，实际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要无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叫有压力。我们开这么一千多人的大会，还不是民主吗？他说这个不叫民主，这个叫压力，你开这样的大会来压我，要操我的娘，这叫什么鬼民主啊？！他是这样想的。因此，所谓民主，所谓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同志们要看到这一点：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相反有了无产阶级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了。这是毛主席讲的。我们是讲民主的，是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毛主席讲过，毒草要放也可以自由放出来，你有自由放毒草，自由讲怪话，但是我们也有锄毒草的自由，反驳坏话的自由。要有两方面的自由，而这个他是不赞成的，所以他们感到有压力。毛主席讲，彭德怀反对人家的独裁，实际上他自己要独裁，与其你来个资产阶级的独裁，还不如我的独裁好，在这个地方是不能谦让的，不能轻视的。 高岗、彭德怀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都造这个谣言，说我有一个摊摊，很有私心，而且要篡党，并且在毛主席到重庆的时候，我就布置了。口里造谣说人家要篡党，实际是他自己要篡党，他自己搞这个事的，他有目的的。我有什么布置啊？我向你们那一个布置啦？一你们可以揭露，篡党布置有无证据？当毛主席有别的事情或有病的时候，中央决定要我代理他的职务，我自己也认为可以代理，而且我代理比别人代理也不见得怎样不好，在这种时候，我是不推辞的。如果我觉得别人代理比我代理好，那我就为别人搞“个人崇拜”了，那我就投别人的票了，因为别人代理比我好嘛！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要绝对遵守党的纪律，要有自知之明，要懂得自己，也要了解别人。所以我要遵守纪律，在这个时候，自己绝对不去追求，不去自封，急着去搞这个事。即使自己是正确的路线，中央领导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也不能搞，也不能不遵守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