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施维舍尔

　　1862年9月22日，我第一次见到施维舍尔。那次会见是在异常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我对流亡生活已感到厌倦；虽已不再患怀乡病，但内心却热烈地渴望能回到祖国做些事，起点作用。我终于接受了多次的邀请，担任了新创办的《北德总汇报》的编辑职位。这家报纸的创办人布拉斯在1848年曾以鲜血一般红的民主主义者而著称。他曾说过：“我们要染成红色，我们要好好地用暴君的鲜血来染。”布拉斯曾在我们和“福格特先生”的论战中为我们出过力，所以我不加考虑就答应了他的邀请。当时的德国确实是正在完成一次意义深远的转变，使我终于又想重新“参与”进去。布拉斯也没有对我加以什么限制条件，于是我就怀着某种奢望跳进了这黑暗之中。我从当时世界中心的伦敦重新回到了柏林。我在柏林是无人过问的，象小鸟一样的自由，而突然之间回到柏林，来到一个军事与警察的国家，来到这个充斥着御用文人的国家的首都，这简直跟《一千零一夜》神话里的变化一样。我仿佛是在一个梦境里，周围的一切是如此的富有浪漫色彩，如此的不真实，假若这一切啥时化为乌有，而发现我重新作为一个流亡者在伦敦附近海威尔斯托克山丘上醒来，我将一点也不会感到诧异。
　　我在柏林一个人也不认识，只有布拉斯的地址。他住在脑恩堡街，编辑部也设在那里。我到达柏林之后，就立刻到了他那里，受到他非常亲切的接待。经过简短的谈话之后，他把我领到编辑室去介绍给同事们。其中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头发黝黑的的男子，用一双明亮的引人注目的眼睛，带着明显的兴趣审视着我，我后来才察觉到那是一种稍微特殊的目光。“这位是伦敦来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这位是洛桑来的罗伯特·施维舍尔先生。“当时我们只是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但是我已经得知，他也和我一样长期流亡国外，在瑞士住过，并在那里认识布拉斯的；大约一年前，为了筹办《北德总汇报》而随布拉斯来到柏林。
　　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我的编辑工作。不久之后，我们两人更接近了，也就很快明白了他那特殊目光的含意。
　　当时政治形势极度混乱，任何意外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已经开始了军队改组问题的争执。国王要不惜一切代价改组军队，而邦议会却加以否决，这就使得矛盾愈来愈错综复杂^[1]。是否能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最终解决呢？9月24日，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晴天霹雳——俾斯麦出任总理。此人在1848和1849年曾故意扩大事态，扮演了血腥镇压革命的骑士角色。谁也料不到前景将是如何，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将会发生决定性的重大变化。
　　在我到达柏林后两天，我就陷入《北德总汇报》一边忙乱的事务之中。我和施维舍尔负责政治版编辑工作。他预感到前景非常不妙。虽然他自己也被弄得晕头转向，但毕竟还能把握住一点方向，因而已经对布拉斯和这家报纸产生了怀疑。他告诉我的一切也同样使我产生了不信任。
　　我们决定把一切弄清楚。我们首先逼着布拉斯说出实情。但是他却用世界上最无辜的受冤屈的表情否认和俾斯麦有任何关系，甚至否认和政府里的人有任何关系。然而可以的理由愈积愈多。
　　这种情况对我们两人来说都十分严重，因为一旦我们的怀疑得到证实，我们就不可能在编辑部继续工作下去。由于这家新办的报纸与我们的生计有关，因此我们的心情就像在悬挂在空中一样飘荡不定。
　　相似的命运和共同面临的危险使我们的关系愈来愈近。这时候我也认识了施维舍尔的志同道合的妻子。不久我也和他的妻子结下了和他本人一样诚挚的友谊。他的妻子活泼、精明、机灵、勇敢，是一个和他门当户对的伴侣。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家里度过的那几个夜晚。我们闲聊着往事，讨论变得愈来愈错综复杂的时局，试图看清使我们这些“重返祖国的流亡者们”感到日益朦胧的未来。在这期间，我的家属也从英国迁来。家累在身，更使眼前的忧虑变为焦急，因而也愈来愈迫切希望能弄个水落石出。
　　我们一定得弄清楚，我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境地。
　　有一天晚上，这个谜题终于揭晓了。
　　我们的女仆（《北德总汇报》当时还没有发展到需要用一个男仆）冲进编辑室，喊道：“博士先生，布拉斯博士先生，有人急着找您。”（布拉斯对员工们自命为博士，并且说是“人家愿意这样称呼”。）因为布拉斯不在那里，施维舍尔便作为最年长者走了出去，并且很快就回来了。他的脸部神色告诉我，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情。他使了一下眼色，要我走到门外去。“现在我们总算抓住他了。他现在再也不能抵赖了！”他告诉我说：一个警卫骑兵直接从陆军部把罗恩的文稿送来，要在今天晚上编进报纸。这已经到手的罪证是再也不用怀疑的了。我们立刻做出决定：不采用这份稿件。
　　布拉斯那天晚上不在场，第二天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踩在编辑部出现。一张尴尬的愕然的脸，显得异乎寻常地懊丧颓唐。他轻声地问施维舍尔和我，昨天晚上是否接到一份需要立即发表的稿件。“一点不错。但那是陆军部送来的。您对我们说过，《北德总汇报》不和政府各部打任何交道，所以我们把它扔进了字纸篓，否则对一家独立的报纸来说是不相称的。”布拉斯满脸摆出一副可怜相，结结巴巴地解释。够了，别再演这种闹剧了！我们跟他一起走进他的私人房间，存心揭开他的一切内幕。他吞吞吐吐地绕了许多弯子，终于深表悔恨地承认，由于没有刊登那条非常重要的消息，他曾被俾斯麦召去受到严厉的训斥。他说，他不是要出卖自己，而是觉得一家想要办的好一点的报纸是需要官方消息的。他认为我们全然不了解俾斯麦，说俾斯麦根本不是一个守旧分子。这无疑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继续争论下去。我们两个人都辞职了。
　　我在就意识到这对我们两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获得新的谋生之处。施维舍尔先是被迫到了汉诺威，在那里担任了《汉诺威通报》的编辑，而我仍然留在柏林。当然，就别问我是怎样生活的了。我尽力了拉萨尔从登台到死去的整个斗争过程，并且跟俾斯麦建立的容克和警察的独裁统治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以致认为有必要把我驱逐出普鲁士。1865年深夏，我到了汉诺威，在施维舍尔那里避难，并在他那里过了一段喘息和做出决定的时期。
　　“兄弟之战”那一年^[2]，我被投进监狱。施维舍尔来到了莱比锡。他的那家报纸和《汉诺威信使报》合并了。在我从市监狱被释放之后，我们在莱比锡又重新相会了。然而相处的时间不长。1868年底，他从莱比锡迁到了柏林，成了《小说报》的副刊编辑。他在《小说报》工作了十三年，从此以后就一直住在柏林，而且一点也不显老，简直是鹤发童颜，因此只有他的黑发此刻变得雪白罢了。
　　他的精彩小说，尤其是那些取材于农民战争的小说，使德国工人堆施维舍尔相当熟悉。1868年他在纽伦堡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杰出的演讲更使他广为人知。这次演讲最重要的贡献是：使德国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会员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从而剥夺了假装与工人友好的敌人的监护权。
　　施维舍尔绝不是在一时的冲动下站到党的立场上来的。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民主主义者，是为数不多的、始终忠于人民的事业而从不动摇的“四八年革命者”之一。施维舍尔总是这样，即使从流亡归来，偶然的命运又一次把他推入政治斗争的前列，他也仍然如此。

　　摘自《1897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NeueWelt-KalenderfürdasJahr1897），1897年汉堡版，第68-69页。

^[1]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普鲁士发生了一次关于军队问题的争执，以后演变成关于宪法问题的争执。这是以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政府为一方，自由资产阶级控制的普鲁士邦议会为另一方。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政府为了确立普鲁士在德国的领导地位，要改组和加强军队。而控制着当时议会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固然认识到要达到资产阶级的民族目的，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削弱资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让王室和容克控制的军队逐步成为反对资产阶级利益和反对邦议会的重要工具。1861年邦议会否决了军事议案，于是政府解散了议会。可是1862年新选举的议会中自由资产阶级又获得多数席位，否决了军事改革的全部经费。这场资产阶级和容克之间的权力之争以俾斯麦出任普鲁士总理而告终。俾斯麦干脆不征得议会的同意就实行军队的改组。虽然自由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但也无可奈何，因为资产阶级害怕在议会以外动员人民群众进行斗争，从而对国王和俾斯麦做了让步。

^[2] 指1866年俾斯麦为统一德国而进行的普鲁士—奥地利之战。这场战争被当时的人称为“兄弟之战”（Bruderkri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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