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先驱者

　　有两位被忘却了的人^[1]、遭到了与大多数先驱者相同的命运——被人们所遗忘。无论是在野蛮的国度里也罢，抑或是在所谓文明的国度里也罢，他们都不愧是文化的开拓者。在野蛮的国度里，他们为培植文明充当着无声无臭的“肥料”。在所谓文明的国度里，他们的糟糕常常要比在野蛮的国度里更糟糕，因为在这种国度里，旧的文化要抗拒新的文化，因而有一种很恶劣的习惯：把具有新思想的人推上执行火刑的薪堆，或者愚蠢地送他们上断头台，或者把他们投入监狱，而其中最糟糕的是，让他们在“自由”中饥饿而死。
　　这两位之所以被人忘却，是由于我们要持续不断地从事挣扎与斗争，因而每天都有新的战斗和新的人物给我们留下新的印象，他们便日渐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他们被人们遗忘，一直到在美国的一位保存他们遗物的忠实的朋友把他们从遗忘中发掘出来，才被列为青年人应该遵循的光辉榜样。这两位先驱者在被赶出旧大陆之后，曾经在美国这个“新世界”中作为“培植文明的肥料”而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当翻阅我们党在美国的同志今年出版的《先驱者年历》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一张相片，而且立刻认出是谁，于是旧日的回忆骤然来到了眼前。相片上方的标题是：

　　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的
　　两位先驱者

　　这张神采奕奕的半身像下边写着：

　　西格弗里德·P·迈耶尔

　　这是那些曾经在德国本土，而且是在当时最困难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场——柏林，不声不响地埋头苦干，和少数几个人单枪匹马地作了许多艰苦的开拓工作的真正先驱者中的一个。这样的先驱者今天仅剩下两三个人了。
　　不过在我继续谈到他以前，我还得讲一讲另一个人。题目不是《两位先驱者》么。这另一位先驱者比他年长，是他的老师，原是个制鞋工人，是个来自莱茵河畔的科伦人。莱茵河畔在两千年前曾是移殖〔植〕罗马文化的先哲们的基地；后来，在十九世纪中叶成了社会主义文化开拓者的基地。在那里，在那座出版《新莱茵报》的城市里，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弗莱里格拉特的思想影响下，这个制鞋工人福格特^[2]终于决心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并且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个同盟中，除了毕尔格尔斯和“红色”贝克尔（他后来作为上议院议员而去世）之外，属于最激进的成员的还有米凯尔先生（可是就在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米凯尔正在反动派的政治舞台上走钢丝，大显其身手。如果他自己不从钢丝上跳下来或者及时死去，哪怕当成特技表演故意做作一下也好，那么明天他也许就是一个堕落下来的大人物，到了后天则肯定是一个堕落下来的大人物了）。福格特出生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但是他早就和宗教断绝了关系，而拿《共产党宣言》当作他的圣经。他不但能背诵《共产党宣言》，而且已经把《宣言》溶化在自己的血肉之中，融合在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动之中。在任何场合扮演一个显著的角色，对他来说都太年轻——他是在七月革命之后出生的，哪一年我不知道。但是尽管如此，福格特还是参加了那“疯狂”的两年的革命斗争。当时他十七岁或者十八岁。他是在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才受到政治教育的。那时，在科伦案件^[3]之后，莱茵河畔也还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残余组织和新结集的组织。
　　他和几个朋友一起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悄悄地活动着，直到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4]发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为止。当时福格特正在柏林谋事。他是属于最早参加早期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那一批人。我们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但是关系并不密切。这以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拉萨尔方面出现了各种倾向，我们“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对这些倾向是不满意的。对于拉萨尔和贵族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关系，人们虽然不十分喜欢，但也容忍了；现在竟又出现了和俾斯麦频送秋波的现象，以及跟俾斯麦委任的处理西里西亚织工问题的代表们交往^[5]，那就更令人不满了。我自己虽然[6]参加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但态度上一直是有保留的。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磨擦。必须让人们看清，《公开的答复》只是对《共产党宣言》所作的一个修正主义的蹩脚的修订版；还必须让人们看清，我们这批“老共产主义者”决不是由当初来去匆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培养起来的。然而我们现在勉强可以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了，因为总算有了一个运动和一个组织，尽管这两者还都处在萌芽状态。
　　当我和福格特在一次告别宴会上相会的时候，我心里是明白这些情况的。那次告别宴会是1864年拉萨尔在他那幢陈设讲究的寓所里举行的。拉萨尔要离开柏林，而且不打算再回来。那是一次来客相当复杂的社交（拉萨尔家里老有这种现象），例如，在我对面就坐着巴龙·科尔夫^[6]。在他的旁边，我的斜对面，坐着一个瘦长的男子，神色严峻，几乎显得有点冷酷地紧闭着嘴唇。他以半似拘束，半似嘲讽，但无论如何不是赞赏的态度，望着这豪华的客厅和十分铺张的筵席。他是由拉萨尔介绍给我的，说这是奥古斯特·福格特，当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兄弟。我们只是交谈了很少几句。他一贯沉默寡言，从来没有说过很多话。
　　那天晚上，发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在丰盛的酒宴将近结束的时候，拉萨尔突然站起来，站在科尔夫的后边，面朝着我，发表祝酒辞，向大家辞行。他在祝酒辞中希望在座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忠实地坚持斗争。但在谈到普鲁士的宪法危机时，却又说，在国王和邦议会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中，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无论如何不能站在进步党一边。他当时说话的语气还要尖锐得多。我顿时就十分气愤。拉萨尔刚一结束他的讲话，我就说了几句。我说，看来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站在俾斯麦一边反对过资产阶级似的。拉萨尔把话题岔开，于是避免了一场争论。然而欢乐的和谐气氛终于消失了。在回家的路上，福格特走到我的身旁，激动得连说话都断断续续（每当他心里有许多话要说时，他总是结结巴巴）。他说，他对晚宴上发生的事非常愤懑，接着又用激烈的词句告诉我他对拉萨尔及其策略的看法。我们的意见基本上一致。就在那天夜里，我们结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商量好，不管情况怎样，我们要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我们很快成立了一个小组，有我们的朋友梅茨内参加进来（据我所知，他是今天还唯一活着的一个参加者）。也许还有另一个人报名参加。
　　当施韦泽于拉萨尔去世后进行的阴谋活动导致分裂的时候^[7]，福格特、梅茨内、雷曼（他早已去世），还有其他十几个同志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有一天晚上，在我们的分会开会之前，福格特来看我，并且给我介绍一个年轻人——一名工科大学的大学生。此人体形细瘦，属于中等身材，留着剪得短短的乌黑鬈发，高高的额角和一双闪烁有神的眼睛。他就是西格弗里德·迈耶尔。他对我讲，他是怎样在报上读到我的文章，怎样下了决心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一切贡献给党的事业。他约莫二十四、五岁。但是他的每一句话，就像他的人品一样，表现出一种与他年龄相比罕见的明确性。这种明确性显示出他深邃的思想和判断的成熟。
　　社会主义当时还正锋芒初露。拉萨尔的鼓动引起了他（迈耶尔）的兴趣。他曾经参加过一次集会，在那次集会上我作了关于英国工会的演讲。他是在那次集会上认识福格特的。福格特不久就确信，迈耶尔并不是仅有那种稍纵即逝的兴趣而已，于是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他的父亲虽称不上是有钱的富豪，却有一份不愁吃穿的殷实的家业，因此他可以经常从家里得到一张相当可观的“汇票”。他生活节俭，所以他的生活费和学费用不了“汇票”的一半。剩余的钱，我敢说有一大半，他是用在为党的工作上。他的最美好的计划是把马克思请回德国来。这计划当然不能实现，因为马克思当时正准备出版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不可能从伦敦来；再则，他失去了普鲁士的国籍，也不可能重返普鲁士。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来散发国际工人协会的《贺信》^[8]和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9]。至于《共产党宣言》，当时我在德国几乎只剩下唯一的一本孤本，好在迈耶尔自己出资印行了新版，这样才使德国工人有机会用《共产党宣言》原著来对照阅读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
　　在柏林，我们在数量上肯定超过施韦泽的追随者，我们还联络了其他地方，并且和马克思保持经常的通信。这样，就为建立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国际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奠定了基础。1864年秋天，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建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坚实的据点。
　　关于当时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的斗争这里就不谈了，我本人由于对俾斯麦政策所采取的立场而不得不亲自到公众场合、到第一线进行活动，因此于1865年夏季被逐出柏林和普鲁士。这件事对俾斯麦的警察来说实在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借口，但是那位从最珍贵的朋友变为最凶狠的敌人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却竭力助纣为虐（这是她后来亲自向我承认了的），竟帮助警察找出这样一个借口：既然我退出了《北德总汇报》编辑部因而生活没有着落，那么我和我的家庭就不应留下来给柏林地区增加社会负担。
　　于是我搬到莱比锡。我在莱比锡仍然同柏林的朋友和同志们，特别是同迈耶尔和福格特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一旦有什么困难出现，他们总是盼望我能呆在柏林。于是我就化名威廉·米勒，戴着一副太阳眼镜和一顶伦敦式大礼帽到柏林去了。我就住在迈耶尔那里。在那里我感到十分安全，以致于我有一次为了得到一项重要的情报，竞敢于公然在奶酪市场^[10]行走。我在那里大概由于我的那顶大礼帽而受到特别的尊敬。
　　1866年的兄弟之战（普奥战争）使我们的鼓动工作中断了一个时期。迈耶尔被征召入伍，并且在卢森堡呆了几个月。和约缔结后，我急忙赶到柏林，以便在新的政局下把中断了的联系重建起来。当时北德意志同盟正在创立，发表了未来德国的基本政纲，其中有关于共同国籍^[11]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由于我的家乡上黑森省也参加了北德意志同盟，因此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戴着太阳眼镜和英国大礼帽。我公开地和老朋友，尤其是和福格特与迈耶尔来往，甚至接受邀请到柏林的印刷工人联合会去作报告。警察局虽然让我安安静静地把报告作完，但是在作完报告之后我被捕了，我被控违反驱逐令。尽管有了共同的国籍（居住权），我还是被柏林的法官们判处三个月的监禁。我只好接受这项判决，到市监狱去坐牢。因为这虽然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大家都不赞成我从拘留所保释出来，其原因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向上申诉的话，其结果只会是延长我的刑期。那是自从1848-1849年革命以来我第一次同德国的法官和监狱打交道。这是一次很好的提前尝试，使我约莫预感到我以后面临的将是什么。
　　我在监狱里与外界完全隔绝，而当我出狱时，我十分惋惜地得悉，迈耶尔已经到美国去了。这是因为军事-容克普鲁士的胜利对德国来说意味着更糟糕的未来，加上我的被捕和判刑更增加了他的困难处境。到美国去的计划他以前早就和我讲过，但我想这是因为我曾向他吐露我有过到美国去的打算的缘故。
　　这时福格特也不愿意留在德国了。他的朋友迫切地邀请他，并且向他介绍说，在那里不仅鼓动工作可以有成果，而且也有较好的物质条件，这就时刻吸引着他。我当然劝他留在德国，但是最后我从良心上讲，也不好意思再阻拦他。他的思想和活动已为众所周知，因而再也找不到工作，再也不可能有顾客了。而我自己也处在可以想象得出的最困难的境地。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党能使它的先驱战士免于饥饿。
　　这样，他便在1867年夏天前往纽约，当时我正在萨克森第十九选区竞选国会议员。
　　西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两人在美国尽到了他们的义务。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左尔格都成了国际工人协会和科学社会主义最勤勉和最有影响的先驱战士和鼓动者。
　　福格特不爱写信，他很少用书面谈话，跟他很少用口头谈话而沉默寡言一样。但在鼓动工作中，如果为了驳斥一个敌人或者争取一个朋友，他也真能说会写。写信似乎是迈耶尔的事，总是由他来替福格特代笔。迈耶尔还不辞辛劳地为使我能在美国的报纸上取得一些收入而奔波。他肯这样尽力，真是感人肺腑。
　　德法战争（普法战争）使倍倍尔和我进了监狱，我们的通信中断了。1872年6月，在我到胡伯图斯堡要塞去服刑之前，我还接到过迈耶尔一封充满深厚同情的信。这是他最后一封信。隔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才从左尔格那里知道，迈耶尔去世了。他曾在匹兹堡的一位工程师那里找到了一个与他本人卓越的才能相称的职位。他在那里执行公务时，脚部受了一点轻伤；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脚底踩着了一根铁钉。可是这个并不严重、因而未加重视的伤口却越来越恶化，最后引起强直性痉挛（破伤风）。1872年7月西格弗里德·迈耶尔去世了。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三十二岁。由于死在异乡，过了几个月之后朋友们才得到他死去的消息。
　　福格特为此异常悲痛。他不仅失去了他的最好的朋友和学生，也失去了生活上的资助而从此入不敷出。朋友们部想接济他，只不过他是那种很难帮助的人。他不愿增加别人的负担，不肯让别人对他尽义务。他在向他提供接济的朋友面前总是规避。他在美国周游了好几次，到处为革命事业而工作。他最后一次给我来信是1880年，从此以后就杳无音讯。我曾多次打听，但得到的答复总是：行踪不明。而这总使我党得他还依然活着。后来我通过《先驱者年历》才得知，他大概是在迈耶尔死后十一年去世的……

摘自《新世界》（ Die Neue Welt），1900年，第17期（插图增刊），第131-134。

^[1]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这篇文章里纪念了两位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一位是西格弗里德·迈耶尔，另一位是鞋匠奥古斯都·福格特。——中译者

^[2] 本文所叙述的先驱者之一、鞋匠奥古斯特·福格特，不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卡尔·福格特。参看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书原出版者的话，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中译者

^[3] 在1852年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几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被判处徒刑。——出版者

^[4] 1863年2月，莱比锡中央委员会请拉萨尔用任何一种他认为合适的形式，就工人运动及其可以利用的手段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拉萨尔用《公开的答复》一文作答。该文写的是3月1日的日期，大约在三月中旬公之于世。参阅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卷，第29页。——中译者

^[5] 1864年春，一个由三名织工组成的代表团前来朝见普鲁士国王，要他关心西里西亚织工困苦的状况。他们从国王那里得到财政资助，建立了生产合作社，但是生产合作社存在的时间很短。拉萨尔分子试图利用俾斯麦对工人阶级所实行的诱惑政策来证明普鲁士政府对工人友善的立场。

^[6] 巴龙·科尔夫（Baron Korff），斐迪南·拉萨尔的朋友。

^[7] 威廉·李卜克内西先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意下，参加了由约翰·巴普提斯特·冯·施韦泽于1864年末创办的拉萨尔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由于施韦泽赞同俾斯麦的政策，李卜克内西于1865年退出编辑部，以示抗议。

^[8] 1864年，阿伯拉罕·林肯再度当选美国总统。马克思向他致函祝贺。马克思起草了这封致“工人阶级的忠诚的儿子”的贺信是得到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赞同的。这封《国际工人协会的贺信》是马克思写作的纲领性文件。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页。

^[9] 《福格特先生》是1860年发表的论战性著作。

^[10] 柏林的乳酪市场（Molkenmarket）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市监狱、市警察拘留所的所在地。——出版者

^[11] 1866年普奥战争的结果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北德意志同盟取代了德意志神圣同盟。北德意志同盟规定，所有参加同盟的各公国的公民都具有统一的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