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琳娜·马克思

　　……马克思的几个孩子就像我自己的孩子那样常在我心中惦记，其中爱琳娜，也就是杜西，是我最想念的一个。她小时候，我们叫她杜西；亲近的朋友们一辈子都叫她杜西。她的母亲，一个被驱逐的无辜的牺牲者，当时遭受了各种苦难。深重的忧愁使她昔日如此开朗的额角蒙上了阴影；穷困和死亡走进了这幢狭窄、简陋的流亡者的住宅；为每日的面包操心，为那棵小嫩苗，那棵移植到伦敦流亡生活苦难中来的小嫩苗——杜西操心，流亡生活就是苦难！七百年以前，《神曲》的作者^[1]就这样叹息过。这棵嫩苗是不是也会和另外三个在伦敦的极度贫困中出生的孩子一样枯蒌凋谢呢？
　　那是在1856年。哪一天我记不得了，反正是孩子出世的那一天。生下来的是一个女孩，长得健康。医生艾伦博士说，只要细心护理，这个孩子肯定能长得很好。还说头几年的食物只能限于乳汁，这时候妈妈微笑了。艾伦医生自1850年起就一直是马克思的家庭医生，并且也是一个常来的客人，以后也就成了朋友。大家对孩子的饮食和护理商量了很久，我也参与了这些谈话，因为我当时非常热衷于我们在英国发现的不用药物的自然养身疗法（以后由于经济拮据，这种自然疗法也带到德国）。请看，乳汁创造的奇迹：小东西健康地成长了。她长得伶俐活泼，两颊丰满红润。她是父母、姐姐们和我们大家的欢乐。十个月之后她就能奔跑。她长得壮壮实实，聪明乖巧。她调皮快乐，就像她的小姐姐劳拉（劳拉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她沉思多想的内向的个性，就像她的大姐姐燕妮（燕妮是父亲的宝贝，长得也和父亲一模一样，可以说是她父亲的一个女性的翻坂）。而爱琳娜的求知欲则完全和她两个姐姐一样。这几个姑娘都是好奇、聪颖，有时候她们的智力甚至超过她们的年龄，显得早熟……
　　总之，在那个时候，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马克思的家。杜西出生不久，马克思一家离开了狭窄的第恩街，迁到这个几百万人口城市的更富于乡村气息的北郊。我也尽快地跟着他们搬到了汉普斯泰特荒阜附近。并在那里成了家，作了一家之主。那里的空间和空旷的地面能让孩子们四处奔跑。我只要有时间也常和他们―起玩。当时对我们流亡者来说并不缺乏时间，我们缺乏的是钱。而那句言过其实的谚语“Time is money〔时间即金钱〕”，却把金钱看作是时间的本质、果实和等价物。爱琳娜没完没了地向我提出各种各样问题，尽管其中有些问题她的两位姐姐就能回答。爱琳娜还缠着要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于是我不得不把我已经给她两个姐姐讲过十几遍的故事，变着花样，改头换面地再讲一遍。我编造得很巧妙，甚至连她那两位喜欢嘲笑小妹妹的姐姐也不能一时就辨认出来。
　　在我的袖珍照相册里还有一张当时爱琳娜的相片，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是怎样得到的。那是她五、六岁的时候，穿着一件小短衫，手扶着椅子靠背拘束地站着，噘着小嘴，很不高兴的样子。一定是照相的时候，她正在玩着什么淘气的游戏而不让她玩了（愈是粗野的游戏，爱琳娜愈是喜欢）。但是，尽管由于打断了她的游戏而扫兴地噘着小嘴，她的脸部的一半还是露出笑容。她的眼睛不仅含着愉快的笑意，而且流露出一股严肃沉思的神情。这副眼神使我想起了她的大姐姐。她的大姐姐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让人永远看不透；而她那性情开朗、温文尔雅的小姐姐则是一双褐色的调皮的眼睛，显得分外诱人。她的小姐姐现在成了拉法格夫人，是目前马克思留在世上的唯一的一个孩子。
　　当我1862年秋天离开伦敦的时候，杜西约莫六岁光景。从此我们相隔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尽管我们彼此还是常常想念。从她母亲和她本人的来信中，我仍然能十分详尽地了解到他们家里发生的一切。她父亲在来信中是从来不谈家事的，或者只是匆忙地附上几句。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在马克思的家庭生活中引起一场革命。在这以前的十年时间里，马克思尽了极大的努力，好不容易脱离了政治的漩涡，而现在又重新卷入到政治漩涡中去。马克思曾尽量设法摆脱这种繁难的任务，让别人去做，从而减轻自己的负担，但是他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事实证明，只有马克思的双肩才能挑得起这样艰巨的任务。国际工人协会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各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都加入这个组织而共同奋斗。马克思的家成了一切活动的中心和总部。人人都把马克思当作最高的决策人，有事就找上门来。在这个家中，除了马克思本人之外，还有那位聪明隽智，始终镇定自若的夫人。她既是家庭主妇，又是几个孩子的妈妈；既要协助丈夫完成伟大的事业，又要尽妈妈的责任，料理全部家务，操持全家的生活。而在这个总部中，还有三个受到革命社会主义哺育的女儿。她们随着革命社会主义一起成长壮大，在这台织造时代的织机旁受到热情的鼓舞，并尽力参与了这一工作。她们共同经历了好像我在过去也亲身经历过的一切。
　　六十年代末，法兰西共和派反对腐朽的法兰西帝国的斗争浪潮也冲击到这个总部和家中来。重新涌现出来的许多政治流亡者在这里来来往往。其中有年轻瘦长的弗洛伦斯，一位肩负领导的革命骑士。为了革命，他在克里特^[2]奋身战斗。他像一颗流星似地出现，又像一颗流星似地消失。这在十四岁的杜西的头脑里，或许还在她的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接着是爆发战争^[3]的“可怕的一年”。战争带来可怕的骚动。法国的流亡者们匆匆忙忙地返回法国，用各种方法进行反对拿破仑的革命斗争。然后是色当-麦茨战役中德国反动派的胜利^[4]。而在这时，巴黎宣布恢复共和政体。巴黎的共和国在硝烟弥漫、血雨腥风之中能生存下去吗？在百战百胜的俾斯麦常胜军的铁的包围之中能生存下去吗？这次战争是所有战争中最可怕，最具有毁灭性的一次。但是在它大肆摧毁了人类文化之后，终于出现了一线希望的光芒：公社在黑夜中，在战争的恐怖中诞生了。公社既照亮了黑夜，又使人们在战争的恐怖之外看到了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可贵的人物。
　　但是，理想的梦毕竟破灭了。残酷的战争窒息和扼杀了许多可贵的人物，使他们像烟雾似地消散了。弗洛伦斯牺牲了，他是最初一批牺牲者中的一个。一把胆怯的屠刀从背后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砍去，同时也砍伤了在伦敦的那位杜西姑娘的心。这位伦敦的姑娘把她那少女的诗意般纯洁的初恋，暗自不声不响地献给了他，因此她所受到的是双倍的创伤。
　　在“五月流血周”^[5]大浩劫的灾难日子里，公社流亡者像潮水般地涌到伦敦来。所有来的人都汇集到马克思的家里，其中既有比较重要的人，也有许多不是很重要的人。这一洪水般无法阻挡的流亡者的人流，又引起马克思家中一次新的更大的革命。如果与先前一次由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而引起的家中革命相比，那末那次革命简直是像田园诗一般的和平，而这一次却几乎要打破一切迄今为止的家庭生活秩序了。虽然马克思夫人竭尽全力，并且作了巨大牺牲去招架这股汹涌而来的洪流，但是徒劳无益。洪流伴着漩涡，卷向她的家庭，把她冲到一边，而夺走了她的两个较大的女儿。燕妮成了龙格夫人^[6]、劳拉成了拉法格夫人，而杜西则幸运地逃脱了也嫁给公社成员的命运。她留在家里，成了家庭的支柱，妈妈和爸爸的好帮手。她和“忠诚的琳蘅”这位善良的护家神一起，争着做各种琐碎的家事，为父母分忧，尽量减轻父母的工作负担。
　　杜西不仅熟悉了政治上的伟大的解放斗争，而且也熟悉了为生存而进行的各种琐碎而严峻的斗争。她不愿成为父母的负担；多年以来就一直是父母的左右臂。看上去她好像在玩似的，而实际上却在有意识地努力工作，她是埋头苦干的人，别人不会察觉到她干活的劳累辛苦，似乎繁重的工作对她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她除了在家里干各种家务外，还做各种政治宣传工作。由于她熟悉情况，因此做党的通讯联络工作也就像在厨房里干活一样胜任愉快。所以，她无论对母亲还是对父亲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就这样，她还觉得不够，还要在经济上自立。这完全不是出于自私之心，想逃避责任，而是出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以便更好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好让别人生活得更好些。
　　在父母的家——这个国际“正义的避难所”里，她除了讲祖籍的德语和出生地的英语外，还完全学会了法语，并且讲得很流利。英语是她讲得最流利的语言，而且以后她一直用英语书写。此外，她还会说其他好几种语言。这些知识使她能在以后卓有成效地为党工作，并能胜任外语教学。除此之外，她还学会了打宇（打字机是当时刚刚问世的）。她从不停息地、孜孜不倦地工作，使自己获得生活来源，不给父母增加困难。
　　1874年秋，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7]归来的途中，到莱比锡来看望我们，这次旅行是应医生的要求进行的^[8]。当时杜西陪伴着她的父亲，而从此以后她也就成了父亲的护士和勤务员。十九岁的杜西，青春焕发，长得非常漂亮而健康，特别是她那温柔的神情更是动人。温柔是一种崇高的、永恒的女性美。而她的容貌的美却不能用寻常的观点来衡量，因为她并不完全合乎女性美的特征。她的鼻子和嘴长得像个男孩；唯有她那―头美丽的浅色黑发，那一双如此深邃、如此诚实的乌黑眼睛，和那张像白雪公主一样“牛奶般白嫩、鲜血般红润”的脸，尤其是她的神态和风韵，才使她显示出最高贵的女性的美。总而言之，她是非常之美丽，而且她的美丽似乎从未随着岁月而消逝。从我那一次同她见面以后，我没有发现她的模样有什么改变。后来当她躺在灵柩里的时候^[9]，她还是两颊红润，容光焕发。这是她的一位女友莫特勒夫人从伦敦来信中这样写的。我们在莱比锡的那年秋天，天气晴朗，令人陶醉的秋色和残余的夏景融合在一起。马克思经过疗养之后，完全恢复了健康，显得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杜西看到我的大女儿，像孩子似地高兴得不得了。当我大女儿还是―个三岁小姑娘的时候，杜西就认识她了，这次重新见面，我大女儿已经十五岁了。杜西对我家里的几个女孩和男孩都非常喜欢。一年以前杜西还向我讲过，我的两个男孩是如何挖空心思地在她面前干傻事。有一次，他俩趴在地上，和我们那条狗抢着吃狗食碗里的食物。当她讲述这些事情时，眼泪都笑出来了。我的两个男孩中，杜西最喜欢的那一个，后来在居心不良的施韦泽的挑动下，差一点与一些工人一起，在所谓“爱国战争”中作为牺牲品而丧命。
　　当时倍倍尔因莱比锡叛国案而所服的两年要塞监禁虽已期满，但仍在兹维考的监狱里以渎君罪服刑。很可惜他当时未能与我们一起相会。
　　当时也有许多严重的、非常要紧的事要处理。对于这些最棘手的严重事情，杜西已表现出成熟和自持。她已经成为三姐妹中par excellence〔最杰出的〕政治家。她是生活在工人运动中，并随着工人运动一起成长起来的。她最了解她的父亲，是她父亲思想和意志的最好的执行者。
　　她母亲的健康状况也是这些严重的事情之一。她母亲的病痛是十分严重的，需要长期忍受可怕的折磨。
　　我们在莱比锡会面以后不久，为了商订营救被流放的公社战士的劫狱计划^[10]，需要我到伦敦去。从那时起，我就经常去伦敦，至少每隔两年去一次。杜西的两个姐姐都已美满地结了婚，燕妮还成了一个多子女的母亲。杜西看来是放弃了出嫁的机会，家务、职业和党的工作，使她忙得无暇顾及私事。最糟糕的是她以后失去了职业，而党的工作又老是做不完。不久，家庭又需要她大部分时间。妈妈受疾病折磨，病情愈来愈恶化，几乎无望了（幸亏当时还没有作出最后的诊断）。而爸爸又恢复了他彻夜工作的老习惯，同时旧的严重肝病又复发了。双亲在家里需要人护理；在尽可能节俭的经济条件允许下，到乡间或海滨去疗养时，也需要有人照料。
　　杜西和琳蘅一起担负了全部的家务和护理工作。她是怎样完成这些工作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正如我在别处写过的那样：舍己为人与工作，这就是她的生活。她从来不考虑自己。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她的行为，都是为了别人，为了集体，为了人类。她所努力从事的是，把她父亲的学说变成行动；她的职业就是为她那位献身于全人类的父亲服务。所谓献身于人类，就是要使人类摆脱贫困、疾病和愚昧的三重奴役，要把产生这三重奴役的根源——人剥削人的制度（在今天来说也就是资本主义）彻底粉碎和铲除干净。这种解放人类、拯救人类的工作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完成。杜西就这样把她充沛的工作锖力，把她无私的舍己精神，献给了无产阶级，献给了国际工人运动。
　　悲痛的日子终于到来——母亲去世了。杜西以安提戈涅^[11]一样的忠诚来对待自己的父亲。在马克思为恢复健康作最后一次旅行时，杜西一直陪伴着他。父亲已经不能再失去这位勇敢而忠实的同伴了；离开她是不行的，因为这时候马克思的大女儿突然死了，这个意外的死讯给了马克思致命的最后一击。这位在素质上异常健康，但由于彻夜的工作、无数的焦虑与忧愁而已憔悴衰老的父亲，终于被夺去了生命的最后一根神经。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了。到这时，党只有爱琳娜一个人，只有杜西，作为她父亲的唯―的纪念……

摘自《1896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Jahr 1899），1899年汉堡版，第60-62页。

^[1] 《神曲》的作者是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Alighieri Dante,1265-1321），他早年参加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曾当选为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市政委员。后因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反动势力抬头，在1302年被驱逐出境，曾流亡巴黎。——出版者

^[2] 克里特（Kreta），地中海内的一个希腊岛屿。——中译者

^[3] 系指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1870年9月1-2日色当决战中法军大败，法皇拿破仑被俘。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涌进波旁宫的立法团会议厅，要求实行共和，保卫祖国。共和派议员甘必大被迫在市政厅宣布废黜法皇，恢复共和。但是普鲁士的德国军队为了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继续向法国长驱直入，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出版者

^[4] 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从里姆经色当开往麦茨的法国沙龙军，被德军围困于色当-麦茨地区而发生会战。拿破仑三世当时困在军中，不得已而命令法军投降，从而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崩溃和共和国的成立。——中译者

^[5] “五月流血周”是指1871年5月21日至28日凡尔赛的军队在俾斯麦的密切配合下，向巴黎公社发动总进攻。5月21日，反动军队得到奸细的内应，潜入巴黎西南的圣克卢门，冲入市街。激烈的巷战开始了。这场激战历史上称为“五月流血周”。在这一周之内以及在此以后的几周时间里，约有三万名巴黎公社战士被梯也尔法国大资产阶级政府的反革命军队枪杀。——出版者

^[6] 燕妮·马克思的丈夫沙尔·龙格（Charles Longuet，1833-1903）曾译为：查理·朗格，是法国的记者，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著名活动家，属蒲鲁东派，后参加可能派。——中译者

^[7] 卡尔斯巴德（Karlsbad），是现今捷克城市卡罗维发利的当时德国名称。——中译者

^[8] 1873年秋天，马克思得了很厉害的头痛病，很有中风的危险。但是经过他和恩格斯的共同的朋友——曼彻斯特的医生古姆佩尔特的治疗，终于痊愈了。遵照古姆佩尔特医生的劝告，马克思在1874年到卡尔斯巴德去疗养。——中译者

^[9] 爱琳娜·马克思（杜西）于1898年逝世，李卜克内西撰写此文是一年之后的1899年。——中译者

^[10] 1877-1878年间，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人酝酿过一项计划，要到放逐地卡宴（Cayenne——法属圭亚那首府）去武装劫狱，营救被流放的公社战士。但这种意图未能实现。——出版者

^[11] 安提戈涅（Antigone），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Oidipous）的女儿，她陪伴着父亲一起去流放。——出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