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斯基 -> 国家的理论与实际（1935）
第三章 国家与国际社会
一
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生存。它是许多国家合成的团体中一个成员，每个国家从理论的立场说来，都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每个国家都被包罗在一个国际关系网内，为了控制这些关系，就不得不订立各种规则。任何国家理论，凡是不顾及这个国际社会的存在所包合的种种事实的，都不能算是完全的理论。
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理论在另一方面必须就是一种国际法哲学。它必须解释为什么国家应该被国际交往的各项规则所约束。它的根据必须建筑在能够圆满地适合于我们所属的这个世界的定律上。它的基础必须相当广阔，要能够说明从三百年前格老秀斯对于国际法各项问题作科学研究以来，我们在国际关系上所看到的那些巨大的变迁的意义。这一种哲学的基础若要称得上适当，则它所规定的各项国际交往的规则，必须能够保证继续适用性，使国家在它自己的社会内能以它的法律，作为衡量与它相接触的其他一切组织的行为的准绳。
在国际法理论的历史上，国家至上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占着一个中心的地位。因为这很明显，既然国家是一个有主权的组织，它除了它自己的意志以外，是不能受任何意志的约束的；要为一个国际社会订立各种规则，而它的成员只能遵守它们所同意接受的约束，从逻辑上看，这具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国家各种内部关系的本质，便是它以主权地位能够把它的意志加于领土以内一切人民的那种权利。但是在领土范围以外，它的本质的逻辑使我们不得不说，要使一个国家服从不合它的意志的约束（譬如当另一国家向它提出它所不愿接受的条件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只有战争；因此从这种主权理论说来，国际关系的最后裁判者便是战场上的胜利。
这个主权观念以两种方式出现于国际法上。一方面它是一个逻辑的概念，它的正当性是纯粹形式上的；从这方面我们得到了国际法的实证理论，它假定万国公法的一切规则完全都是从国际习惯或条约上蜕化而来的，因为只有国际习惯与条约才能代表各国的意志。这里它是以无可疑问的正确性，从主权性质上来推论，说法律的唯一的来源必然就是国家的意志。假如我们不是这样假定，则国家的意志将被它所未曾同意的各项规则所约束；于是在定义上，它就不再是一个主权的组织了。
另一方面，主权观念在国际法上是一个哲学的观念。这是为实证主义者的理论作辩护的，它认为国家具有一种绝对的道德价值，不是我们所能超越的；所以国际法的正当有效性必然在于它能够促进这种价值。而促进与否既然只有国家才能够判断（否则它就不复具有绝对的道德价值了)，那么，国家在判断它应否接受一种拟议的国际法规则的约束的时候，它只须顾及它自己的利益就够了。就它的假定性质说来，它这样专顾自己利益，便是实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目的。因为当它取得它自己的利益时，它也就是取得它包含的那种绝对的道德价值。
那些缔造国际法正统结构的学者，并没有规避上述这些结论。他们和黑格尔一样，假定国家是那种“客观的精神”，只有通过这种精神，“个人能够达到他的客观性，他的真义和他的道德”[1]，他们因此很正确地推论，谓法律的统治终止在国家的边界上。黑格尔说，其他国家的权利“并不在一个有权力统治它们的普遍的规则中得到实现，相反地，它们的权利只能通过它们的特殊的意志得到实现”[2]。国家高出于那个普遍的规则；国际法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国内法。它的力量不过是从那愿意实行它的那个国家或那些国家的意志上得来的。因此，只要国家保持着它们的主权，若要创设一种国际的秩序，各国成为它的构成部分，那是办不到的。拉森在一段著名的文字里写道：“国家从来就不能……隶属于一个法律秩序，或者一般地说，不能隶属于它自己意志以外的任何其他意志……它乃是一个无限制的利己的意志。” [3]考富曼之所以主张除了强权即公理这个规则以外，不会有约束各国的普遍的法律规则，其理由即在于此；由此推论起来，战场上的胜利便是国家所能有的最高的理想。[4]因为战场上的胜利就是自我保存，而这点根据定义说来，就是取得了绝对道德价值的胜利。
这种态度一向是被普遍接受的；例如大家都知道，它决定了英国理想主义者政治理论的观点。当博山克讲到国家说，“它在一个更大的团体内并无一定的职能，但它自己便是最高的团体……要有道德上的关系，必须先有组织生活；但是这种组织生活只是在国家内部才有，而在国家和其他团体之间的关系上是没有的”，他事实上便是在主张，谓出了国界以外，必然是无政府状态，除非各国能够成立协议或以战争决定它们之间的争议。这种主权信仰贯彻了1919年国际联盟的整个概念。这种信仰又使各国在军缩问题上非常难于达成协议。因为只要我们承认战争是国际命运的最后裁判者，那么逻辑地说来，每个国家所能同意的军备限制必须在它自己的判断中是不违背它本身的最高的利益的；而且每个国家既然是自身利益的最后保护人，它所能接受的军备限制必然要能够充分保证它在战场上的胜利，假如我用象某些名人那样，认为和平只是进行战争的另一方式（因为背地里总有运用武力的可能性），那么国际关系的每一形态上都要感受到上述的因难，无论是关税问题、移民问题、金本位运用问题，或是劳动时间问题，各国如果要有所行动，便必须互相先得到协议才能动手。
实证主义者的理论一遇到国际生活的种种事实，就陷入了严重的逻辑上的困难了。这不仅由于它的信徒认为各国无论愿意与香，都应受国际法的约束[5]——这是一个与主权观念不相容的理论。也不仅是由于实证主义者为了要解释国际法具有拘束力量，不得不承认一个国际法律秩序的假定：认为每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有它适当的和平等的地位；这种学说给国家强加了种种非它所能自主的义务。[6]除非我们用遁辞遮饰，我们很难把这种见解和国际法庭的实践调和一致。[7]除非我们再用遁辞，更难把它和国际司法常设法庭章程调和一致。[8]还有一种在继续增长中的认识，认为不能再把国家当作国际法的唯一的主体了[9]；这种认识本身是大有碍于实证主义者的见解的。同时又有因许多国际附庸与非主权国家之存在而造成的种种不便的问题。[10]实证主义在1914年大战期内曾经风行一时，如今则已转入劣境了。这是因为它的假定不仅与种种事实不相容；并且违背了我们现代国际关系演进的整个趋势。我们已经迅速地到了这一论点上：只要我们假定国家是至上的，那么，对于事实逼迫我们设立的那些国际制度，我们就要推断为无存在的可能了。
很有意义的是，这种演进正迫使法律哲学家在完全不同性质的基础上，去建筑国际法的定律。现在的趋势不是从国家出发，而是从国际社会——最高的人民组织出发，在这种国际杜会里，国家已降到一省的地位。国际社会的各项规则于是被视为最高无上；它们在逻辑上是超过国内法各项规则的。[11]从这种基础说来，每当国内法与国际法冲突的时候，国内法必须让步；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破坏了国际法的规则，就等于一个个人破坏了他本国的国内法的规则。如果不能使犯法者对簿公堂，那并非法律本身的缺点。这是由于在世界社会里，国际法至今还没有完备的有组织的制裁的缘故。所以要填补国联规约里的许多漏洞，象1924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即其一例。所以要成立巴黎非战公约那类文件，使个别国家放弃运用武力以实现它的意志的那种主权权利。所以会产生多数国家共同对付一国侵略的集体安全观念。末了，所以也渐渐产生了一个象工党所正式提出的，效忠世界的学说[12]，使个人可以合法地抵抗他的国家作战的意志，除非这是有国际联盟的许可而进行的战争。
我本人毫不怀疑，认为只有这样研究国际法哲学才能符合我们的时代的需要，因为过去三十年间的种种事实，对于有眼光的人说来，是极其悲惨地说明了主权国家与人类文明是不能相容的。但是，假如那些较老的国际法理论，不管是考夫曼那班实证主义者，或是黑格尔那班理想主义者所揭橥的，都是过分着眼于以往的客观历史条件，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说，主张较新见解的人就都过分欢喜用希求语气来做漂亮文章了。因为当我们签订巴黎非战公约的任意条款时，我门一定要附带一些重要的保留案[13]，关于一切根本重要的事件，这些保留案仍许每个签字国家保留自己裁决的权利。将来也许有一个英国政府会说服议会通过一个一般都希望他能够通过的和平法案，但是，由于议会不能约束它的机任者，所以这种法案的撤销在法律上总是可能的事情，甚至不止是可能而已。以往曾有种种企图，要将国联规约修正，使它的那些制裁能够自动发生效力，但是主要由于那些会员国家坚持矢忠国联规约，这些企图都失败了。国联会章规约里一致同意的原则在最近将来绝无取消的表示。世界各国莫不高唱地说：军备不加减缩就无从认真谈及集体安全计划，然而1932年的军缩会议如果说能有些成绩，那就告诉我们，在现在的世界里是没有真正裁军的希望的。国际联盟庄严地谴责了日本在东北的对华侵略，但它的谴责的效果，无异于一个基督教牧师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我们虽可以把主权国家从国际大厦的前门送出去，但它依然能从后门又进来，重新盘踞它旧日的重要地位。
大家认为整个问题的重心，在于有必要使任何国家不能运用战争作为推行它的政策的工具。我们可以同意说很少有国家真正愿意运用这种工具。我们可以想出各种方法，使运用这种工具的可能性减至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证明在现代情形下，战争是不合算的；而且战争这个工具对于战败者与战胜者在经济上是同样为害无穷的。[14]我们可以确信战争结果，在战败国家一定会，在战胜国家可能会，促成国内组织上的社会革命。我们可以静待这种个人信仰的生长发展，相信作战在道德上是不对的，因此各个公民当国家从事战争时，就有拒绝为国家服务的义务。[15]我们甚且可以见到一些有名望的科学家的意见，认为作为人类的公仆，他们的责任就是不从事那些可使国家获得更加有力的作战工具的科学实验。[16]即使这一切都是确实的，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局面里也还没有具备一个有效能的国际社会的种种条件。
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讨论，必须回到这些条件的种种涵义上去。一般公认主权国家与建立一个有效能的世界秩序是不能相容的，然而每次有人要去认真侵蚀国家主权的时候，总在重要关头遇到阻遏。作为国家最高利益的保卫者，每当涉及这些利益的时候，国家总认为它必须保留自由决裁的权利。它当然坚持说这种态度的动机完全不是自私自利，如果要怀疑他们的诚意，那就是判断错误。一位显要的英国海军上将说，一个强大的英国海军乃世界和平最好的保证[17]，我相信他这样想的时候，他是完全诚恳的。但是他并未弄清这种和平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不自觉地假定，把英国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就是为着全世界的好处。同样地，那些声称英国之在印度是完全为了印度利益的政治家，我也毫不怀疑他们是十分诚恳的。但是，重要的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对于英国海军的作用，并不抱着与裴迪爵士相同的见解；而我们的政治家关于英国在印度负有义务的看法，特别是在近年来，并未能够得到印度人的同意。这种情形不仅在英国为然。例如美国与尼加拉圭的关系，荷兰与爪哇的关系，戈林将军对于德国军用航空的态度都是如此情形。凡是对于利害关系有不同看法的地方，主权概念就变成了一种法律上的借口，用来实行一方面的见解。
因此，我们必须从本书中已经揭示的国家基本性质的见解上出发，来看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存在是要维持某种阶级关系体系；而在国际方面，也象在国内一样，由于它自己所固有的逻辑，必须促进那种体系里包含的利益。所以国家所保障的那些“国家最高的利益”必须是永远被它自己的经济组织的内容所规定的。因为正是这种内容最后形成了国家的目的；它所要求的国家就要做到。假如它所要求的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办到的话，国家在运用那个可怕的手段以前，无疑地将用尽一切外交手段。但是当外交手段用尽的时候，它就要发动战争了。当然，他是为了“国家荣誉”，“文明使命”，“为求世界民主政治的安全”、或是任何其他说来非常高贵的目标而这样做的。而且无论何人研究了各民族作战期间的心理，一定要承认这些口口声声的表示中是多少含有诚意的。但是当这些表示经过仔细切实的检查，就会看出它们只是交战国内开始作战时统治阶级要求获得某种实际经济利益的企图。这种实际经济利益总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基础。
我认为，开战缘由绝少出于显然经济动机这一事实，并不会损害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我认为，统治阶级的经济福利从外表看来，时常与被它统治的各阶级的经济福利连在一起这一事实，也不会削弱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塞拉奇伏一颗流弹促成了世界大战这个事件，并不能遮掩这次大战本质上乃是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之间一场斗争的事实。美国1917年参加大战是抗议德国无限制潜水艇政策这一事实，也并未抵触那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美国对于英、法两国的贷款这时已经为数可观，美国是不能坐视它们失败的。英国盘据印度实际上是它在那里商务利益的一种作用；近来经济史已经表明，这些利益是与那些由于我们在印度商务关系而被雇用的工人们的利益，有重大联系的。但这种重大联系并不比我们对美输出贸易与赖以为生的许多英国工人的利益间的联系更为重大。然而我们未尝因此推论谓为了保护英国在美利益起见，我们就应该占据美国。
因此，我的见解在本质上是很简单，虽然它在复杂世界中的表现非常错综的。我的见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国家必须保有主权，借以保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作为最后手段，这些利益必须用战争来保护，而战争便是国际关系上主权的最高表现，因此，只要国家的有效目的，从它的内部看来，是要保护资本主义的各项原则，那么从它的外部说来，它就必须保持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假如国家主权与一种有效的世界秩序是互不相容的两个生活方式，那么资本主义与一种世界秩序亦是不能相容的，因为从我们经验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作用说来，战争是根深蒂固地盘踞在这个制度中间的。
二
上面一段话，拥护资本主义的人当然是断然否认的；我们不妨在开始时研究一下他们提出的论点的重心。格里高莱教授写道：“我们没有一丝证据，可以表明资本主义必然会促成战争——资本主义登峰造极的十九世纪并不是最富于武装冲突的时期，而且无论怎样说，难道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就没有过战争么？”[18]他们还提醒我们说，十九世纪最坚决反对战争的人士，正就是象柯布登与布莱脱这些最关怀于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各项假定的政治家们。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整个理论的根据，便是努力要使国家干涉极度减少。认为它与战争有因果的关系——战争是国家干涉的最高表现——便是否定了它的那些基本前提。柯布登在1842年这样写道：“自由贸易改善国际关系，使它们互相依赖，结果必将夺去各国政府使人民投入战争的那种权力。”[19]而自由贸易正是资本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但是我们所必须分析的，不是一种概念的资本主义的纯粹理论，而是我们所熟悉的资本家们的习惯。很明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假如资本家不去求国家帮助，国家也不去帮助资本家，则这种经济制度的种种实施就不会促成战争了。假如我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确是这样的资本主义，那么格里高莱教授一派的思想家就有权利说资本主义绝对不是必然包含着战争的了。然而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在经济学书本以外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它只是他们的概念的想象产物。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在它的历史的每个阶段上，都是要求国家保护它的种种设施的。它曾经要求了，而且得到了关税税则，津贴，贸易限额，外交部援助它的国外商务经纪人；运用国家的威望（换言之，便是调动它的武装部队的权利）以保护它所认为正当的在国外的种种权利要求。埃及自被英国占据以来的历史，非洲晚近六十年来的历史，中国、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各国的历史，除非根据资本主义能以国家武力做它的企业的后盾而进行解释以外，就无法可以解释了。我们不妨认为国家从事那些干涉行动是不幸的事情。我们不妨说经商者假如不求国家帮助，而只运用他那通商或不通商的权力，那他会聪明得多。然而事实依旧是事实，假如他当真这样做法，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资本主义，虽然一方面可以造就一个较好的世界，同时也就成为另一种资本主义了。总之，我们在作出我们的假定的时候，我们所要应付的是现实的事情，而不是假想的事情。
还有这样一个论点，说是资本主义以前的战争很多，所以资本主义不能成为战争的根源，这实际上也不成为理由。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只是指在它的正统期间英国放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那些假定而已。所以这个论点开始时就兜圈子。它开始就下了定义，说资本主义社会便是以企业自由为其特色的社会。它所谓企业自由，意思是指国家不干涉商业经营，所以当遇到国家出而干涉的时候，它就耸耸肩膀说，不论其结果为害如何，总不能归罪于资本主义。很明显，如果我们这样给资本主义下定义，那么这个结论在逻辑上是无可置辩的，因为它已经包含在前提中间了。
但是我已经说过，这种资本主义除掉在十九世纪里曾有几年作为一种半真半假的趋势而出现之外，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实际所见的资本主义在性质上完全与此不同。这个现实的资本生义，在美国的关税上，在用军事的与半军事的冒险以扩展非洲商业上，都表现了它的本质；这个资本主义以大量金钱津贴德国农业，这个资本主义在海地与尼加拉圭与圣多明各根据各政府对它的态度制造了并且推翻了许多政府。任何人不能抹杀了诸如此类的不胜枚举的事实，来维持一个与这些事实真实涵义相矛盾的理论。不错，十九世纪以前会有许多战争，其中朝代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非经济动机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即便在这些战争里，只要将它们的目的仔细审察一遍，总可以发现经济斗争是一个关键。战争的动机总是与国家对于经济力量的追求不能分开的。这种追求有时候是间接的，象一个国家觅取有战略意义的边界时便是如此；或者是混合的，象法国希望恢复亚尔萨斯-洛林，其中历史传统的感情，法国重工业的利益是相等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任何战争的解释，对于它的发生如果不能寻出经济原因，这种解释总是不够的。
今日的情形比较过去确是严重得多，这有两种原因。第一是国家观念与民族感情的结合；第二是国家行政技术有了极大的改进。前者使国家能利用民族主义引起的一切激情的，排外的，只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情绪来支持它的政策。后者使国家能够组织全国以从事战争，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甚至象拿破仑那样优越的行政家都未能做到。所以当资本家营利的意图——这是他的生存的目的——支配国家政策的时候，他所运用的武力规模之大是前所未的有的。在1954年大战以前，英国派到战场上的军队数目从未超过十万人以上；而在这次大战里，它为军事目的动员的人数占全国成年人数三分之一。新式战争对于现代国家生活影响之深在性质上与现代历史以前任何时期都有所不同了。在我们这种文明里，我们再也不会有珍妮·奥斯汀所著的那关古典的小说，其中男女主角能够仪态万方，盘旋起舞，而不必触目惊心地回忆战争对于他们的环境的影响。
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必须是实际情形下的资本全义，而不是各种曾经企图表现的趋势真正充分实现以后才能有的资本主义。我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是生产工具属于私有的一种制度，而生产的有力动机便是这种私有制度所形成的利润。我已经说过，这种制度包含一种特殊的阶级关系体系，而它的各种习惯的根本要点，便在于国家权力是被用来维持这些阶级关系的涵义的。所以国家的全部努力都用于保全有产者的获利权利。只要这种制度的定律不变，它就必然是这个样子，这点我已经说过了。凡是妨碍获得利润的东西，国家权力就来压制它，只要它能被压制住的话；因为社会之中，占有生产工具的阶级与不占有生产工具的阶级之间，永远有一种斗争，要争取多分生产过程的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对内的职能便是保障法律的各种最后原则，规定把生产品的一大部分给予有产者。而且，又象我已经说过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从这个基本事实取得它们的形态与色彩的。
那派否认资本主义与战争具有根本联系的思想家的理论根据，概括说来，都不接受这个国家观。如果供给与需要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得毫无冲突，所有资本家都了解他们顾客的一切欲望，所有工人都能完全流动自如，那么国家干涉就不必要了；各项社会关系将建筑在契约上面，而不在武力上面了。但是既然资本家无此知识，工人也不能流动自如，则我们所现有的，和我们所必须解释的，便是这样一个现实社会的种种作用，在这社会里，不存在这种知识与流动性，因此国家干涉是资本家自己所要求的，并且是被用来促进他们的利益的。他们所以能够这样做，乃因为他们的生产工具所有权使他们有权力决定国家干涉应循的方向。我已经分析了国家干涉的种种后果，而且我以为它们对于格里高莱教授一派思想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这样说明：据这派思想的意见，这些后果只是一个理想被滥用了的结果。它主张理论只能应付纯粹的例子，借此保全它的假设。可是遗憾的是，在我们所熟悉的社会里，我们并没有遇到这种纯粹的例子。
现在在我看来，国家在对内关系上是如此，在对外关系上也是如此。正象它在国内要用武力保护资本家的利益一样，它也要用武力保护他的国外利益。在国际场合里，它的主权对于它的价值，就在于遇到极端情形时，它能够运用武力对付企图干涉它的意志的敌人。假如它放弃了这种主权，它就要遵守各种规则；而只要它遵守这些规则，它就不能把它所能随意使用的强权当作衡量它所企图实现的公理的标准。一个无主权国家的世界是与国际组织的全部理想相适合的，这些理想最后便包含在国际联盟那样一种制度里面了。但是这些最后的涵义是与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阶级关系不能兼容的，因为它们把我们社会所有的基本矛盾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我们必须从而出发的基础，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资本的积累过多，在国内没有有利运用的机会。它在国内得不到象国外投资所提供的安全和利润率，所以它就向国外转移；而当它转移的时候，它就希望国家尽力保护以免受损失。资本积累为什么会比国内吸收能力发展得更迅速呢，其原因就在于生产与分配的失调。由于我们社会的阶级关系，公众的消费能力是与它的生产能力不相等的。在现代工资制度下，消费者的欲望不是“有效的”欲望——就这个名词的技术上的意义而言。资本之所以向国外转移，乃是由于一定社会内财富的分配大不不均，以致它的资本在国内不能经营得利了。假如分配较为平均一些，那么工资阶级的需要便成为“有效的”的需要，结果国内自然需要更多的资本。在不平等的社会里面，资本所有者积累了过多的资金，虽然他们过着一个贪得无厌的社会内所特有的穷奢极欲生活，他们依然挥霍不尽。所以他们就要环顾国外寻找有利可图运用资本的机会。这种资本用在什么目的上，他们是不很关心的。它也许用于军备，也许供应东方专制君主寻欢作乐的需要，也被用来支持一种丑恶的专制政体的腐朽基础，象著名的法国对帝俄放款就是这样。只要有利可图，投资者是不会过问他所资助的那些事情的性质的。
总而言之，在工业先进国家内，资本的迅速积累，以致结果有输出必要的这种根本事实，就说明了那里有一个显然不平等的社会存在着。很明显，假如工资水准较高一些，则对于商品的需要将使国内需用较大的资本，金钱可以用来建筑工人阶级的住所，而不必为一个破产国家制造额外的战斗舰了。事实上在工人阶级工资收人仅足糊口的情形里，资本必然要寻觅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扩张，因为质的扩张并不会造成同等的购买力，以购买生产的商品。只要资本主义的扩张是量的性质而非质的性质，则它所冒的危险就包含着掠夺政权的技术，不论是直接的，如在印度，或是间接的，如在南美洲，借此来保护投出的资本。由于所冒的危险常是很大的，所取得的租让权是很贵重的，所获取的利率是极高的，所以只有不时使用军事压力才能够保证它们的安全。
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国内情况会使资本输出不仅是有利可图，而且是有引诱力的。这是因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里，有着大宗低廉的本地工人，使所投资本获利丰厚，这在西洋文明比较严格规定的情形下是不许可的。长时间的工作，低廉的工资，无须注意现代的卫生与安全的要求，没有组织严密的工会，甚且还有一种无异于奴隶制度的包工制度，凡此一切都是极好的获利途径，投资者自然想要充分利用的。在这种地方，一切汗血劳动都在供人榨取，埃及与印度工业，中国工厂以及非洲种植场的历史，都说明它们被榨取得淋漓尽致了。至于利润遭受损失的危险，永远可以不必挂怀，因为在私有企业的背后是有外交与武力作后盾的，商人的才智决不会得不到报酬。
此外，毫无价值的是经济帝国主义还提供了其他各种不容漠视的情况。商业需要有平静安定的地区；这就必须有民政与军政的管理。印度、埃及与非洲领地的文官制度——这只是几个最显着的例子——就是这样产生出的。我们的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子孙在那里都有机会找到了高贵和优裕的职业。这种发展已经发生了许多重要影响。一方面它在当地养成了真正仇视自治政府的心理；因为被统治人民的民族主义运动一定要攻击这一种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使许多年青人一年一年地知道非如此不易得到其他的职业。另一方面，它在这些地区需要有适当的军事占领，这事本身又包含着更多的职业；因为国内的與论自然是要求保障它的子孙的安全，使其不受叛乱或革命的威胁。谁也不必怀疑这种事情有许多是必要的、有价值的。不过同时谁也不必怀疑，造成了一种既得利益，阻碍自治的进行，而这种自治能力特别在印度是非常显著的。
这种经济帝国主义还有另一个特色，对于它的最初原则有很重要的影响。当市场争夺战只限于西方各工业国家的时候，这种竞争还只是工业生活水准颇相近似的各国人民之间的竞争。自从远东加入之后，就添了许多新的因素。例如日本的工厂水准使它可以击败兰开夏的制造家，夺去他不少历史悠久的市场；而印度，不久也许还有中国，那种浓厚的民族主义会促使当地实行保护关税，以便他们本国人民能够掌握本国的市场。这种发展的头一结果不是使竞争失败者各项工业发生严重的失业，便是促成国家干涉，用立法权来削弱不平均的竞争力量。对于国家干涉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其反应就是要采取各种办法来保卫自己。这也是保护关税发展的结果。保护关税鼓励经济自给自足：当国际贸易继续增进，正是充分利用资本，而科学上的进步又无限地增加了资本的生产能力的时候，经济的自给自足却阻断了国际贸易的通路。于是整个经济机器股了节；象1929年那种不景气，严重地扰乱了整个社会的均衡，乃是势所必然的结果。这在现在已是一种无待赘言的老生常谈，因为在这种局面所产生的利益冲突之中，要想避免一场最后的灾难是很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
从这些论据所得到的推论是很明白的。国外投资所造成的利润，特别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四十年间，发展了这种帝国主义。为要保护并加强它所获得的利益，每个参加这种冒险的国家都不得不扩充军备，以保障它的利益。但军备增加的结果便发生了相互的疑惧猜忌，从而促成二十世纪初年钩心斗角的同盟与反同盟；各民族国家以角斗士剑拔弩张的姿态彼此相峙着。殖民地、被保护国、势力范围，甚至还有合理期望的范围，这些都说明这种发展的几个不同形态。这些都牵涉到国家威望的政治问题，而国家威望又牵涉到一个国家武装力量成为它的权威的最后手段的制度。真正研究一下，所谓国家威望也者，无非就是某一国资本家能够策动国家来维护他已经获得或者希望获得的利润的那种权力。英国之占领埃及，便是要保全英国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南非洲战争无非是由于争取金矿而引起的一场可耻的斗争。
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不能例外。法国统制摩洛哥便是企图保护法国资本家的投资。日、俄战争归根到底便是一个腐败政府努力要为一小群庸碌朝臣，维护在中国东北大宗森林让与权之结果。为了美国资本家的利益，尼加拉圭，圣多明各，海地，全都降到美国郡县的地位。刚果地方惨无人道的暴行，英、美金融家控制墨西哥石油的斗争，德国与协商国间战前在近东的争夺霸权，日本的并吞朝鲜和它最近创设的傀儡“满洲国”，这一切都是各异实同，换汤不换药的举动。有一些人找到了，或名象他们所想的，发现了，特别有利的投资场所，他们就能动员他们的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等到末了，政府竟与投资者分不开来，以致把对于投资者利润的危害和对于国家荣誉的侵犯等量齐观了。在这样的情形里，国家的武装力量，在事实上，等于资本家用来保障他的特殊权利的武器。
很明显，生活在这种气氛里的一个国家，根据这种制度的逻辑，不得不把战争当作它的主权的最高表现。它的政治家也许不顾有战争，但是种种势力逼迫着他们，不容许他们有所抉择。因为这种制度的定律假如不变，则不进行战争便等于危害了资本主义实质所在的利润获得。不进行战争便是取消了国家主权的整个目的。而且爱国思想与资本家的冒险联到一起，到了1914年竟是这样牢不可分，甚至以前宣誓反战的社会主义领袖们，也放下了反战决心，而认为这次危机的特殊情况与先前一切战争有所不同了。到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们的解释是错误的，但是那时候要亡羊补牢，挽救大错，已经太迟了。
这里我旨在维护的论点，就是说国家权力只要掌握在资本所有者的手里，国家就不会放弃它的主权。国际联盟在它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所以失败，就由于此。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失败了；它在军备的威胁下失败了；它在经济国家主义的威胁下失败了。假如有人说这种失败是由于各会员国家意见不一致的缘故——1933年3月间全体一致地谴责日本正是一椿非常的成就——这话绝不能驳倒我的议论；因为失败的根源就在于它乃是许多主权国家的联盟的概念。若要有成功的把握，国联必须制止各国把战争当作推行国家政策的可能的工具。若要做到这点，取消主权观念是根本必要的。除非把它取消，国际方面不能有任何认真的结合。唯有把它取消以后，国联才能认真以全副力量来消弭战争的原因。只要国家保持主权，那么国联为了消弭战争而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将被主权观念固有的后果所阻挠而减低效力。建立国际的警察，放弃潜水艇，废除军用飞机，对侵略国家实行经济抵制，这一切步骤对于某一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具有影响，它便要运用它的主权出而阻挠，使这些事情不能达成协议。而国际联盟的基础除却程序问题以外，一切议案都要全体一致的同意，所以每个国家的主权就可以保障它所认为是它的利益的东西，这就是说在各项重大问题上根本不能达成什么协议了。同时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危机又产生了一种越来越紧张的空气，结果每个国家虽然都知道战争的悲惨后果，却仍然准备战争的到来，仿佛战争是一件它们无力控制的事情。因此，我的论点是很简单的，我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各项定律必然地包含着战争；一个有效的国际秩序在先天上是与它不能相容的。这种国际秩序必须适合统一的经济世界范畴，而这个经济范畴已经完全跳出了主权国家作为政治范畴所加之于它的种种限制。国际秩序想要有效，必须控制，如币制、关税、劳动标准、移民、原料供应，落后区域的开发等等事项。但是要控制这些事项，它必须能够废止现有的种种利用国家主权作保障的既得利益。在目前这样组织的世界里，国际秩序不能废止它们，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必然的产物。保护它们的各种力量正就是在国家社会内保护着本国资本家权利的那些力量。主权国家在国内既然保卫着一种法律权利体系，借此保证资本家的优越地位，所以在国外，由于资本家与它的关系的逻辑必然性，国家权力必须尽可能地被用来保证资本家对于其他国家资本家的优越地位。只有当这些阶级关系转变了以后，各国的矛盾才能有基本的调和。至于在现行的基础上，国际关系间纵有最大的善意，也只能暂缓，而不能解除，最后不可避免的冲突。
三
我以为战后时期内有好几件事情都证实了这种解释的正确性。很有意义的是，那些准法西斯主义或彻底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日本、德国、意大利，都在那里寻求殖民地利益；而且它们都是明目张胆地军国主义化的。它们每一个都面对着严重的国内的不满情绪，一个专制政府为了它所代表的资本家们的利益，是要镇压这种不满情绪的；它们都进行着一种剑拔弩张的外交政策，借此来转移国内的视钱。谁都知道，在长时期中日本与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被它们国内状况所驱使而采取的这类政策，不可避免地要促成战争的；同样地，谁都看到，由于它们的影响，使其他各国都想从同盟与军备上寻求保障。它们这类政策给和平体系所带来的危害，在阶级关系保持现状的时候是没有消除可能的。但是这些政策都是在资本主义灾难的逼迫下的逻辑的结果，因为它要挽救它的危亡，就必须设法取得一片扩张的阵地。世界既象现在这样组织，它要从事扩张，除了使其他国家吃亏而外，别无他法。而其他国家又不能将它所占据的领土拱手让人，因为这样一来，退让的国家将益发增加它自己感受的经济困难了。
战后期间英国经济国家主义之生长同样也说明这个问题。英国保护主义运动远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已显出微弱的复活征兆[20]，自1903年张伯伦的竞选运动以来，保守党就多少带有一些保护主义观念了。但是从1906年以后，选民在每次选举时，总是表示发对关税改革；到了1923年，当包尔温专为这事解散议会的时候，他遭到了极大的失败。这并不是仅有的例子。就是1931年人心惶惶的选举中，保守党得票之多为近代所未有，但是选民还是得到举国一致政府中领袖人物的保证，说是没有人提出保护关税的问题[21]；的确，如果有的话，自由党决不会参加联合政府的。但是这个政府成立了仅仅几个月，自由贸易制度就不见了，而在1932年渥太华会议上，就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发展英帝国内更密切的经济关系，这些办法是三十余年来历届政府始终不敢试行的。
这种演变很值得加以考虑。英国是首先受到工业革命实惠的国家；而在自由贸易之下，它变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国。它全靠它的输出；假使减削输入以限制输出，那在它的棉、毛、钢、铁及煤等等的生产者看来，实在是自杀政策。但当其他国家把它们的经济性质从农业变为工业的时候，它们开始为了本国制造家的利益而保护它们的国内市场，象美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英国一直到大战以前虽没有失掉它的优越地位，却已开始尖锐地感到其他国家的竞争了。大战使这种形势更加深刻化。它不仅使贸易常轨起了革命的变化，它的种种特殊问题又产生了一种马上表现在经济领域内的国家主义。英国于是发觉它所处的地位，是可以从关税收入上给予纳税人以切实利益的。输出市场的丧失使输出者的威势远不如前一代中那样的深远了。同时国内制造家对于保护自己以抵制外来竞争的关怀，在严重失业情形之下，使贸易平衡那个老论调又有复活的可能了，正象重商主义时代那样，人们不愿张开眼睛来看这种论调的明显的荒谬性。并没有什么新的论点来替关税作辩护；商人就承认局面已经改变，使自由贸易成为不再具有意义的陈腐废物了。结果当然是大大地危害了比利时与丹麦那些国家的经济地位，因为它们的福利主要是依靠它们能够出入于英国市场。但是这种改变在国内政治上竟没有引起什么波澜；这表示一个民族，它的经济技术首先使它必须保持国际眼光，不得不放弃它的历史理论，而采取经济自给自足的理想，这种理想的涵义便说明我们的生产力量与我们的分配力量是深深矛盾着的。而这种矛盾，我们不妨再说一遍，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包含的阶级关系体系的必然结果。
我们现时代第三个可注意的特征是：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一致同意地拟出了可以使资本主义制度延长寿命的方案，而在现行阶级关系结构里，要使他们的建议发生实际效力却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把一切国外公债交给国际联盟管理，这是一致同意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防止债务国家滥用借款，同时避免因此而产生的紧迫情况。我们需要减低关税及类似的贸易限制。我们需要一个协定的世界货币制度。我们需要改善国内投资方式，特别是制止目前证券交易所造成的投机疯狂。我们又需要将工业方法加以重大改组。我们必须以国际协定来调整各种基本原料的生产量；同时要制止各种用血汗劳动制造的商品的倾销，制止由政府拨款补助实业的政策，例如英国甜菜糖业便是靠了这种人为的奖励才能存在的，而它的存在是不必要的。总而言之，我们能够规定一个国际经济政策的大纲，只要和平维持下去，这个政策大纲或能给予资本主义相当程度的复兴，而使生活程度有递增的可能。[22]
但是根据我们1919年以来的经验，上述种种方法不是现在竞争的资本主义结构下所能做到的。既得利益方面决不肯作必要的牺牲；他们指望利用爱国情绪来保全他们这方面的利益。沙尔特尔[23]曾预言说，各国政府举行世界会议以寻求合作的经济行动基础，可能是害多而益少；他1925年的预言，为1933年的经验证实是完全正确了。事实是这样，我们的阶级关系体系追使我们采用一个从全然不同的时代蜕化而来的技术，来处理国际社会的各项问题。技术与目的，既然根本是互不相容的，则其不能达成和谐的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解决国际社会的各项问题，每个国家的行动必须能够服从共同的利益。只要各国行动都是旨在保全，甚且扩充，既得利益方面的权利要求，它就不会服从共同利益。要知道各国假如要顾全私利，便须有可以自由使用的工具来实现它的目的；这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就意味着军备减缩与现行经济制度是绝不相容的两种观念。热心裁军的人看出各国没有当真愿意战争的，所以就认为军缩应该是直截爽快的一件事，他却忘记了这个重要的事实：各国虽不欲战争，但是它们的经济制度使它们有许多利益不经冲突就不能长期保全。只要这种情形继续如此，每个国家的陆海军事专家就必然会要求他们认为必要的那些工具，以保全这些利益。除此以外，1932年军缩会议的迁延作态就无由解释了。简单地说，这里暴露的事实是：虽然每个国家愿意大声疾呼地主张一切抽象的裁军，但是它并不认真愿意放弃任何在它考虑中认为对于战争具有特殊价值的武器。解除军备，便要信赖理性的服人力量，而信赖理性力量便要抛弃不负责任的行动及实行这种行动的实力政策。要使一个国际社会能够发生实效，必须把这些东西抛弃。但就现存秩序的各种定律而言，这是一个矛盾。
的确，这在内外两方面都是矛盾。在对内的方面，因为社会阶级结构既然否认人们有平等要求福利的权利，所以就须另寻方法以使群众得到满足，这种方法就只有到国外去榨取。在对外的方面呢，若要保护它的榨取权利，它就须维持它的主权，以便当它的威势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就可以抛开理性而采取行动。我们可以抽象地想出一个资本主义，它具有国际的规模，跳出了国家的壁垒。然而，历史限定它要与民族国家相结合，所以它不能在它的假定上做到各种必要的调整。
一个国际社会必须有经济的世界计划；如果没有经济的世界计划，我们现在的资源就不能充分利用到最高的程度。但世界经济计划的意义是要舍较小的利益而取较大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以理性作为解决各项问题的关键。但当人们的利益联系到否认理性的要求的时候，他们是不大肯服从理性的。在这种情形里，在他们看来，小伙人要比大群人类来得重要。一个有组织的特殊权利要被取消的时候，就会抹杀理性，而诉诸它的制度所能鼓动的种种激情；而在激情表现之前，理性常是束手无策的。为什么束手无策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的阶级关系里，占优势的人就是制定政策轮廓的人，他们总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除非能够证明他们的特殊权利是公共福利下必有的副产物，否则他们的地位就不是理性所能卫护的；而现代国家中很少有真正可以用理性来卫护的经济特权。因此拥有特权的人们，为了保持其特权，就不得不去利用愚昧无知，激情和偏见了；而有助于这种利用更能顺利进行的，莫如战争所造成的那种气氛了。
当理性作用的结果，给予人们以平等利害的时候，人们是听命于理性的。只要理性的作用危害了他们所由取得特殊利益的那种制度的时候，他们就置理性于不顾了。过去所有社会大改革的历史——宗教自由的确立，奴隶制度的废除，妇女选举的允许，工会的承认，工人阶级的选举解放——都是这样。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置身其间的国际社会的各种涵义要给予制度形式所做的努力，也遭遇到同样的情形。它的涵义是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所包合的涵义互相矛盾的。它的那些涵义只有在资本主义享受和平环境的时候才能发生作用：而资本主义又只有在和平成为它的成员的明显利益的时候，它才能享受到和平。假如和平的结果危害了他们认为重要的特殊权利的话，他们就不相信和平是他们的重大利益了。于是他们就要想尽方法，发动战争，借以维护他们的权利。他们可以说他们的国家荣誉或者民族利益是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他们可以说他们是为了文明而与野蛮抗争。他们可以说他们是在保全历史契约的神圣义务。他们甚至可以根本否认战争是战争：而说成是一种征讨，或是为了恢复与他们交战的那个国家的秩序。这一切花样我们在现在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只要我们的社会继续建筑在它现有的阶级结构上，我们就没有理由说这些花样是不会再发生的。但是每次都是这样，不管花样如何翻新，只要激情的麻醉力消散了，它掩盖不住这个事实：一种特殊的经济利益运用了国家权力来保障或推广它的特权。
我们必须根据这种背景，来研究一切主张通过国际联盟来造成集体安全的方案。这些方案预先假定各国之间可以有一致利害的团结来对抗一个侵略国。它们假定每个国家都是那样热烈希望和平，所以愿意竭尽全力与其他国家一同来保持和平或恢复和平。但这是一种抽象的看法，未曾充分顾到力图出现的经济秩序与阻碍它出现的政治秩序之间的矛盾的意义。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正是那种应该把集体制裁制度付诸实施的侵略行为。可是没有一个强国准备对它实行任何制裁。日本倒是得到了很多道德上的谴责。但是它大概觉得它对于东北的实际保护权，以及由此可得的经济利益，尽够抵销国联一个空洞决议案了。希特勒德国处心积虑破坏奥国的独立，震动了每个欧洲国家的良心；可是就由于各国畏缩不顾对德国侵略施行制裁，大家就慎重设法，不使这件事提出日内瓦了。同样地，我们很难想象法国或意大利会对于它们各自之卫星同盟国行使这种制裁；因为一旦行使了制裁，就会破坏这些联盟所以慎重缔结的目的。这些制裁手段具有极大重要性是很明显的；但是正是因为它们有重要性，所以在现行制度下来行使它们，那是靠不住的。行使制裁意味着各国对于国际组织的各项目的要有一种协议，要有愿意使其他政策的目的服从于和平的意志，但是这样协议与意志是现行社会秩序的一切根本习惯所不许有的。难道在一次德、苏战争中，我们能够指望波兰与罗马尼亚，纵使有国联保护它们，会实施经济制裁以对付一个力量足以毁损它们本身福利的敌国吗？我们尽可以说，国联能设法赔偿它们所受的损失。但是向德国征取赔偿的经验说明这不是很有希望的事；我们至少可以想象到，对于没有直接卷入战争旋涡中间的国家说来，中立似乎是比较更有吸引力的政策。
四
因此，据我的意见，一个切实有效的国际秩序，须从改造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做起。这种改造做得愈是切实，则各国愈加无意进行帝国主义的政策。若将社会生产力发展得使人人能够平均分享它的产物，这就可以防止它的政治权威被滥用来为它的少数成员谋利益。这样它的主权就不再是这种利益的护身符。它的投资方向也不再成为专事对外榨取而不顾国内需要的一种技术。它的外交关系将成为一种商业的联络，不需要建筑在经济帝国理想上的军国主义政策了。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社会，是能够在真正互惠与善意的基础上考虑它的各项经济问题的，任何其他国际秩序都做不到这点。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社会，而非其他社会，才能够审慎周详地计划它的生活。资本主义国家本质内固有的那些威望问题——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所固有的——就不会再使它苦恼了。它对于和平的关心会更加直接，因为这种关心不会被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自全而虚造的爱国主义心理所滥用了。在以人剥削人为生活的那些原则——它们实施时候是这样的——上面，我们是无从建筑一个合作制度的。
有人辩称，除非国际秩序的种种制度已经切实有效地组织起来，否则这种改造阶级关系的运动，就不能成功[24]。但是，这就是假定在现社会结构里，这种组织是办得到的。假如我们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这个假定便不能成立。资本主义的和平，在本质上，只是战争与战争间一个喘息的机会；因为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间的关系乃是早晚必然发生冲突的一种关系。所以假使我们有和平的议意，我们的任务便是要设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以之作为实现真能发生作用的国际社会的主要先决条件。
只有这样改造才能去掉那种破坏和平根基的主权。只有这种改造才能使国际社会的全部旨趣开始具有意义。因为一个平等的社会并不需要帝国主义的手段。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结构内固有的财产关系的逻辑的产物。不仅美、法、德等国的经济历史是这样，即从英帝国这个正统典型的历史看来也是如此。帝国主义之发生，在英国和在罗马当年一样，永远是要保护特殊权利使之不受攻击，其手段便是向外发展，对于国内大众稍为让步。只有在保护特权的必要消除以后，投资的进行才可以真正达到一种局面，使公共福利能够得到切实的注意。关税、币制及原料等问题也是这样；有关移民的那些严重的心理问题也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秩序，则因为对于计划的结果具有同等的利害关系，是能够抱着以理性为先的真正决心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许许多多和平主义者的努力都是建筑在这个论点上，以为政治家们只要稍微多一些意志，稍微多一些毅力与决心，我们就不致遭受战后期间那些失望的痛苦了。政治家们也许可以使失望的事情减少一些；但是我不以为他们能够避免它们的发生。要知道政治家们的决议不是抽象的原则的判断；而是在一个为许多无情物质势力的互相作用所决定的世界里所作的决议。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若以撤回国联各会员国的驻日大使，或以经济抵制为威胁，借以影响日本的行动，至少可以想象到，结果会发生战争；而这种战争未必会得到與论的赞助。有人批评约翰·西蒙爵士不肯为国联冒风险，这话没有注意到事实，假使他这样做，他就会促成一场冲突，使国联本身以及种种其他的东西随之灭亡。批评他的人认为他的政策比他所面临事实的应取的政策懦怯得多，这种认识也许是对的。但他们所抨击的那种懦怯性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心理环境的实质。要有和平主义者所要求的那种勇敢性，他们必须创造一个环境，使每个遵守国联规约义务的国家都能得到其他会员国的自动的援助。但就现状而论，每个国家的利益，在每次有制裁必要的争议里，是这样的各不相同，以致无从保证那种自动性。既不能有这样的保证，我们所处的境地便是：一方面，国际联盟没有把握对付一个违约的会员国；而另一方面，一个忠贞地遵守它的义务的会员国反可能因此招致灾祸。
这样说来，走向和平的道路只有经济民主这条路；除此以外，别无方法可在理性与正义的基础上建筑社会组织。在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里，决定国家措施的权力总是操在拥有资产的特权阶级手里，而他们在国际方面总是运用这种权力去巩固而且伸张他们的权威。于是欲望成了原则之母，而理性变为威望的仆从。这样一个社会即使打算要伸张正义；然而它总不由自主地把正义观念与维持自己的权威并为一谈了。我已经竞过，它在国际关系上举措与它对待本国人民的举措恰是一样的。它那利益等于公理的观念，使它展缓各项对外的必要改革，恰象它展缓对内的必要改革一样。唯有改造整个资产制度，然后才能够改变阻碍适当国际秩序的心理状况。
这里也许需要插进一句话，社会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是不相容的。因为后者一举一动都离不开武力；而正就是武力的费用——这在英国今日已5倍于60年前了——成了社会改革经费上的主要障碍物，此外也许还可以说，帝国主义的拓展即使全国视线不复注意于社会改革，所以社会改革势必加以猛攻的那些特殊利益方面，如贫民窟与酿酒业，都能从帝国主义的发展中找到最好的烟幕来保护他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酿酒业主与贫民窟的房东永远热心拥戴一个扩张的帝国的原因。然而为毒之甚，更不止此因为人民对于帝国的利害关系愈深，那么它的民主的习惯就愈不稳固。它的各项问题就绝少可以由民众监督方式来解决了。这种情形已从历届左翼政府设法使我们对肯耶或印度的政策开明化的经过得到了说明。无论在人事上或思想上，不去继续成规是很难的，诚恐打破传统，会有损国家对外的威望。但要避免打破传统，结果就使许多重要的公共问题，实际上不受立法机关内的公共监督了。这样一来，会使各政党间的鸿沟缩小，并使行政当局不致在原则上遭人批评，因而增加了不少的职权。狄士雷里说得好，印度的钥匙是在伦敦；但是一位印度国家主义者假如知道众议院一年只有一度考虑去开什么门，他不见得会怎样舒服吧。
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方面政党政府变得削弱无力，同时代议政治这个有力的原则也随之削弱了。霍布森曾在一部名著里[25]说明自由党设法适应帝国主义所做的努力，使它不复具有独立的信条了。这种努力使它可与保守党融合无间，而追求共同的帝国主义目的；自从1906年以后，两政党间关于殖民地或外交政策上很少有重大的分歧。而且继续成规愈坚，则公众指摘愈少，结果议会对于殖民与外交政策的监督变成空有其名了。其后，当社会主义者成为国内第二政党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或者接受这种继续性，从而默认帝国主义的手段，或则向这种继续性挑战，根本推翻那些为他们所疾恶的国内既得利益的主要保障。假如他们在帝国领域内，例如在印度，要把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他们就要驱使既得权利方面对于民主政治原则发生怀疑。因为在帝国与国外事务上已养成了专制的习惯，既得权利方面一向随意行事，很少受到阻挠，这种情形在国内自然也有它的反映。假如经济的民主制度意思是指帝国主义的结束，那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想结束民主政体。
这些连带关系是有意义的。它们显出帝国主义的习惯在国家统一内造成的鸿沟是怎样地深。因为它为自保而需要的政策是否认平等的，而民主制度则肯定了平等的本质。一个内部没有平等的社会，对外也不难否认别人的平等。否认之道就是把其他民族的权利要求看得与自己的权利要求不同；而结果这种不平等的看待方法，就把别人的要求看得无足轻重了。帝国主义实施情形确是如此，这已由它对待当地土人的情形证明了；而从蔑视土人的人权到蔑视一般平民的人权，其间并无多大的距离。例如，一个冒充科学的生物学开始时就坚持白种人是优秀的人种，接着就一般地肯定了白种富人对于白种穷人的生物学上的优越性。它用了这种说法来抨击白种穷人的社会改革要求；这因为这些改革的费用，以及它们的后果，特别在教育方面，是危害他们自己的特权地位的。而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愈是不受民主的监督及其社会改革努力的搅扰，它就可以愈加随心所欲地向着有利可图的地方继续进行侵略。但它的侵略愈是深入，与它竞争的帝国主义的机会也就愈少，因而它们之间冲突的机会也就愈大。而当冲突日益迫近的时候，象1914以前几年那样，为了冲突而做的准备工作，无论是军事的，或经济的，或心理的方面，就愈加白热化。在这种关头，和平变成了一个喘息的间隙，而那些口口声声矢忠于和平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无疑是诚心诚意的——却正为了不可避免的战争而不得不从事种种的准备工作。
这种事实用一连串肯定的话就可说明白了。帝国主义必须用军国主义来保护它的战利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全国的注意力从紧急的国内问题转移开来，而将国家收入用在非生产的目的上。而且，要保持这些战利品就需要维持帝国与国外政策的继续性；这些事务越来越不受民主的监督了。这种情形对于国内民主的要求是越来越不兼容的；而民主政治坚持它的要求，又促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对于民主政体原则的根本怀疑。当民主制度开始在正式政治领域以外得势的时候，它就遇到了挑战；而挑战的结果，在环境利于反动的地方，就有了各式各样的专制政治。这种专制政治不受民主的束缚限制，于是就能更自由地追求它的帝国主义的目标，而且它也必须这样做法，借此可以把全国注意力从国内疾苦问题上转移开来。但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越来越大的，这就与各竞争国家的那些目的发生冲突；于是当事的强国，照例还有它们的卫星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走到战争道路上去了。
我们不妨指出，凡此一切情形非特可由战后几年来的历史来证明，而且也可以从战前的历史中得到解释。意、德两国内帝国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冲突，只不过是为保全少数阶级特权而处心积虑地反对经济平等的最有声有色的例子罢了。它们把多数人的要求牺牲在资产的要求下；只要资产阶级有权在手，立刻就会想到：强硬的外交政策如有充分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就能够使它染指于许多财富资源了。希特勒德国虎视眈眈，作领土利益之想，借此增加它在本国人民方面的声威，这并不是意料以外的事情。这个政策里所包含的实际经济利益，在首脑人心目中是值得一赌的。法西斯意大利憧憬于开辟非洲领土，以便使它的臣民亟亟于开辟一个新的帝国而不复注意里派列群岛的愁惨景象，这也不是意料以外的事情。这些梦想的代价便是战争；迟早会有这样一个时期，梦想者的威望与这些梦想的实现成为密切相连，使他不是偿付这笔代价，就是被人推翻。在这两个抉择之间，他实在是不能犹豫的。
其他民族的历史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自由传统最为根深蒂固的英、美两国，在它们国家内对于民主政治也有深刻的怀疑，因为当他们渗入新市场的能力衰弱下来的时候，民主政体对于经济特权的威胁也就愈见鲜明。在这两国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控制了国家，使国际气氛都为之毒化了。英、美的海军争霸，与军缩会议和世界经济会议的种种困难，都可以证明这点。很有意义的是，在这两国里，最拥护帝国威望的人也正就是最仇视社会主义的人；尤其有意义的是，在英国对于民主政治，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民主政治，攻击最力的，都是晚近六七十年从印度经验中养成帝国主义思想习惯的人。一个帝国主义社会，既然建筑在优秀人种统治低劣人种的盲目要求上，自然会认为它的权利就是它迫人服从它意志的力量的作用；这是它所知道的唯一逻辑。但是从这个假定出发，它就必须具有主权之一切涵义，以便保持它的立场。只要它没有自由裁决的权利，它就不复能够做它自己的行为的裁判者。在这个时候，权力须受原则的支配。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承认有一种超越于它的利益以上的要求权利，那么主权的全部宗旨便失其效力了。但是这也就否认了帝国主义的逻辑；帝国主义的逻辑，依据自己的内在冲动，是视强权为公理的。而一个国际社会的种种定律所要否认者，也正就是这个内在的冲动。
在某种意义上，有许多真正希望有效的国际秩序的人们是承认上述理论的。1924年日内瓦议定书企图对于违犯国际联盟规约的任何国家，能够自动地与以制裁。[26]这已经由国联大会动人视听地一致通过了，却立刻因英国政府拒绝批准而打得粉碎；假如英国政府批准的话，就将放弃它任意行事的主权了。对于这个议定书有过些什么批评呢？约翰·费歇尔·威廉斯爵士这样写道：“谁也不会怀疑它的起草人的诚恳，经验、技巧与好意，然而他们似乎是没有顾到达成各项国际决议——尤其是关于实施武力的决议——的实际条件。”[27]这些条件是什么呢？威廉斯爵士说：“最多只能规定出大概的原则，把它们尽力解释清楚，再信赖那些当时机来到就必须应用这些原则的负责政治家的诚意。”[28]
这里的涵义是十分明显的。这些“实际条件”是说，任何国际协定，如果要求一个大国放弃它的主权，都是办不到的。无论何时，只要有侵略行为发生，我们就得信任政治家应用他们在道德上受着约束的那些普通原则的“诚意”。但是历史经验肯定明白地告诉我们：政治家的“诚意”常常是受他们所处环境的限制的。“诚意”一词，在那些1914年必须解释他们对比利时的特殊义务的政治家看来，很可以有颇相抵牾的解释。日本认为它强占中国东北并不违反国联规约与巴黎公约的义务。意大利当它认为它的国家威望需要一种示威行动的时候，就毫不踌躇地炮攻柯夫城。政治家们以“诚意”接受了一个禁止毒气战争的公约；但大家知道没有一个大国不是在从事这种实验的。仅举几个“诚意”已表现于公然行动的例子，就德国对奥地利，意国对阿尔巴尼亚，日本对苏联的态度而论，我们要说靠“诚意”来做国际原则上的制裁很难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并不过甚其词吧。
归根到底，依靠“诚意”，事实上就是依靠理性；我们总是得反回来讨论国际事务上这种理性的力量。我们能够证明战争是得不偿失的。我们能从历史上表明，照现代的规模举行战争，会使战胜国与战败国同样受到致命的伤害。不仅它的恐怖是深刻的；而且它打开了革命的水闸，象在俄国那样，那种滔滔的洪水使它的当事者也有汨没的危险。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说明战争的明显危害性，我们迟早会使人们确信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是徒劳无功的。话虽如此，我们却不得不根据现有的条件来进行。假如我们越过这些条件，那就象1924年的议定书，只是自取失败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只使它旨在维护的各项崇高宗旨失却信用。
但是“我们现有的条件”在本质上限制理性影响人心的力量的，它们就是随时随地使理性服从利害关系的一个经济社会的阶级关系。我们信赖压制奴隶主的理性的力量，我们并不能废除奴隶制度。我们信赖理性力量能使贩卖妇女与毒物的商人确信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贸易，我们并不见得会废掉贩卖妇女与毒物的行为。我们的阶级体系使战争在某些环境里对于某些人有利可图；假如他们以为战争能给予他们取得特殊利益的机会，我们是无法劝他们放弃这种利益的。拥护理性论者论调的最后弱点便是：在我们现行的制度下，能够使理性切实发生作用的那些条件是没有具备的。
要知道应用“理性”时所处的环境，是被各种不顾代价唯求一逞的利益方面所毒害了。在这种环境里，新闻的真实性是靠不住的；在这种环境里，据路易·乔治告诉我们[29]，虽象格雷助爵那么光荣的政治家也打算扣留重要的消息，不告诉对于他的政策与他共同负责的那些同僚；此外，在这种环境里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没有适当地给群众以关于国际事务比较重大方面的知识，而没有这种知识，理性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在这种环境里，外交交涉的习惯依然浸渍着马基耶弗利与霍布斯世界里特有的那些观念。当我们强调理性的力量时，我们决不要忘记国际关系的世界如今仍建筑在培根的那句箴言上：“欲达目的而不耐手段者妄也。”格雷勋爵写给理文公主的信里说到修正法案，他说：“我是极重视道德的人，无论是公共的道德或是私人的道德”[30]；但是国际间的交涉并不能被这个法则所严格规定。象亚克顿勋爵指点出来的[31]，这个法则是象历史一样古老了。我们处事之际，理性所占地位，永远是以我们怎样热烈地要求那个须由理性辩护的对象为转移的。
我们的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一定社会内的阶级与阶级间的战争，是有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与之同时并进着，后者是在外部世界上反映出前者的。我们若要结束后者，必须消除前者所由发生的那些关系。我们关于国际权利的种种观念，归根到底，只是那些关系所规定的环境的反映。我们现在应该视为唯一逻辑目标的国际社会，其所以迟迟实现，关键便在于此。各成员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愈是尖锐，它们对于企图限制它们主权的一切原则与制度必然愈加猜疑。要知道它们完全靠着那种主权权威，才可以维持现在的阶级关系体系，以对付它们现在所遇到的挑战。这种起于内部的挑战愈是猛烈，国家愈是亟亟地要从国界之外设法减少它的猛烈性。战争并不仅由一些坏人的策划而造成的，他们当真有意这样作，也许会选择了和平。战争是一个不平等社会的表现，这个社会不顾一切代价只求维护它的特殊权利。我们若要跳出战涡，只有缔造一个世界，在这社会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再保护资本主义所要求的那种阶级结构。
[1] “权利哲学”(1821年)，第258节。
[2] “权利哲学”，第333节。
[3] “国际法的来源和展望”(1871年)，第22页。
[4] “国际法的本质”(1911年)，第146,151页。
[5] 例如，奥本海姆：“国际法”卷一(1920年)，第116页。
[6] 这个论点是克尔逊在他的经典著作“主权的概念”(1920年)里最后提出来的。
[7] 参阅劳特帕特博士名著“国际法中的私法来源和类例”(1927年)，第60页以下。
[8] 前书第67页。
[9] 史特拉普：“国际法要素”(1927年)，第22页。
[10] 魏尔德罗斯：“国际习惯法的构成”(1926年)，特别第180页以下。
[11] 参阅拙著“法律与政治的研究”(1932年)，第267页，及其所引各书。
[12] “工党与和平”(1934年)。
[13] 劳特帕特博士：“经济学”(1930年)第138-172页中的卓越的分析。
[14] 诺门·安吉尔爵士一篇著名的论文，参阅他的“伟大的幻想”(1933年)。
[15] 庞松贝爵士热烈地主张这个意见，参阅他所著“现在正是时候”(1926年)。
[16] 参阅1934年5月29日“新闻报”上约瑟夫·尼德哈姆等人签名的一封信。
[17] 裴迪爵士的话，见1934年8月11日泰晤士报。
[18] 书名见前，第28页。
[19] 摩莱：“柯布登传记”（埃维尔斯雷版），卷一，第248页。
[20] 参阅温士顿·丘吉尔著：“兰道尔夫·丘吉尔爵士传记(1906年)卷一，第290页。
[21] 参阅史诺顿爵士对于此事所搜集的文件，见“史诺顿自传(1934年)，第2卷，第991-995页。
[22] 见阿瑟尔·沙尔特尔：“复兴”(1932年)。他的结论实质上和1927年日内瓦预备经济会议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计划相同。
[23] “欧洲联合国”(1934年)，第35页。
[24] 齐墨尔恩教授的说法，见1932年10月份“政治学季刊”。
[25] “帝国主义论”(1904年)。
[26] 关于1924年的议定书，菲利浦·诺尔-贝克尔先生所著的“日内瓦议定书”(1925年)中有很好的讨论。
[27] “国际联盟规约的几个方面”(1934年)，第216页。
[28] 同上，第218页。
[29] “大战记录”第1卷，第46页以下。
[30] “和理文公主往来的信札”，第234页。
[31] “自由的历史”(1909年)，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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