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斯基 -> 国家的理论与实际（1935）
第四章 当代的展望
一
从外面观察起来，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公民组织，旨在完成一种共同的目的；而从它的国际的地位来看，尤其是这样的情形。我们想到众多公民共有一个为亲切的独有的记忆所神圣化了的共同历史传统，这些记忆把它的各成员维系在一起，其真实与亲密不啻家人父子间的关系。我们想到它有许多社会服务，力图借此减少贫与富之间的差异。我们想到它有法庭，公正无私地对待各阶级成员。我们想到它有一个立法的议会，不仅最卑贱的公民可在其中占得一席，而且即使是最显赫的公民也必须赢得了他所属团体的推选方能入门。我们试将今日国家的职能与一世纪前甚或50年前的国家职能加以比较。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种变化表明社会良心确已深厚得多了。从这个结论上自然就会推论说：一个更深厚的社会良心能使国家成为旨在实现它的各成员的共同福利的一个组织。
这是一个容易得到的结论，但也是一个肤浅的结论，不然本书的论点就全然错误了。因为根据我所陈述的见解，我们在现社会内所看到的那种统一，不是出于同意，而是出于强制，而且国家的根本特征，不在于它追求一种共同的福利，而在于它迫人接受某种阶级关系；那种共同的福利只是它的外表的目的，而不是中心的目的。国家的真实目的是要维持那些保全生产工具所有者在国家范围内的统治地位的法律原则。而它对于共同福利的任何措施，也永远是以这个主要目的为转移的。社会立法并不是社会中全体成员对于共同福利所提出的合理客观要求的产物；它是为了保全有产阶级统治地位的法律原则而付出的一笔代价。它是随着有产阶级的枯荣而消长的。它是他们所提出的让步，以便他们的权威所赖以维持的那些原则，可以不致受到断然攻击。
以上所述当然是把局面过于简单化了，这种局面，尤其在它的心理方面，事实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但是用这种赤裸裸的方法来加以说明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使我们注意国家分析中的关键问题；它强调说明生产工具所有者控制了最后的强制权力；它也坚决认为大众所得到的那些让步不仅是要靠斗争才能获得，而且是为国家所组织的那个社会特有的财产关系体系内包含的种种定律规定了它们的限度的。假如大众的要求与这些定律发生矛盾，那就必须改变财产关系体系，而后才能实现。这一种改变，根据我们所有的历史证据，非经过一番革命是做不到的。
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是靠了艰苦斗争才实现的。除非我们说今世的人类已较过去任何时期更有理性，否则我们毫无理由以为我们能够不经艰苦斗争而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至于所谓人类理性增长的那种假定，乃是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幻想，现在已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了。十九世纪特殊的经济情形，因当代惊人的科学发现，使生产力骤然增长。因为生产有了巨额的过剩，能够以一种广大与深刻的规模，分配种种利权，使资产所有者与除出卖劳力外一无所有的人都能满足，因此造成了宽大容忍的气氛，有利于自由主义的各项假定。在那不仅可以充分生产，而且可以充分分配的地方，满足一般愿望的能力使多数西方文明人士认为似乎不会因比例分配原则而起什么冲突了。毫无疑问，这种自由主义的浪潮也会有涨有落；但广泛地说，到了十九世纪末叶，自由主义的理想似乎已为西欧与美洲人士所普遍接受了。
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便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那时怀疑它能够作为一个永久和平有益于人类的工具的人，比较上只有少数；其人数之少在1914年显得非常明白，当时第二国际各党派，不顾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抽象信仰，竟很容易地接受了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作战的义务。直要到厌战情绪与俄国革命结合在一起，揭开了战争惨剧的外皮，人们才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之结合是非常偶然的。这种结合不是因为内在的原则上有什么根本的和谐，而是由于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它将政治权力给予群众；但是却附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这种政治权力不得用来破坏资本主义各项定律的根基。当社会改革不致扰乱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关系的时候，资本主义是肯实行社会改革的。但当这些基本关系有被扰乱之虞的时候，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间的矛盾就变成了西方文明的制度上的基本特征。
这种矛盾以种种的方式出现，在历史上每个严重的过渡时期屡见不鲜：资本主义各政党的合作，以求维持资本主义利益的统一阵线；对俄国的干涉——与一世纪半以前干涉法国一样——企图以武力消灭据称是危害法律与秩序的坏学说；温和改良派的执政，以及当温和改革代价太大的时候，他们的被推翻；末了，当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象在意、德、奥三国那样，民主政治被视为资本主义原则所不能接受的严重的危险而遭到野蛮的排斥；所有这些情况的发展丝毫没有什么可使我们吃惊之处。人们在1931年象在1792年一样称赞无与伦比的英国宪法；而当他们正在拆它的台脚的时候，也象那时一样，他们还在颂赞它怎样为自由而努力。人们指谪温和改良派扰乱了法律与秩序的种种保障，而同时他们却在那里利用这些人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反对宪法上的改革。这种过程在不同国家内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它的性质却是处处相同的。虽然美国白宫里高坐着一位自由主义的总统，但是国内言论自由所受到的威胁也达到惊人的程度。[1]
这种空气的变化是有其明白易知的理由的。资本主义在衰落期间对于自由主义政策的奢求不能负担了；它只能在民主政治的压力下放弃它的外围护墙，而决不肯不经过一番战斗就放弃它的中枢堡垒。在每况愈下的时期内，要继续进行社会改革，就意味着要改变财产关系的基础。这就等于放弃特殊权利。这将使社会从经济寡头制，转变为生产工具公有、利益均等的制度。向来都是这样，当财产的基本观念发生动摇的时候，有产的人们就要大起恐慌。这时民主政治就被视为仇敌，因为民主政治是给群众以正式宪法权力的。对于它种种涵义的不满成为日常谈话的材料，而它所造成的那些既定愿望也被热烈地否认了。在世界大战结束后十五年中，千千万万人为之牺牲生命的民主政治，在大部分文明人士看来，已不复认为是一种满意的理想了。世界各国十之八九公然放弃了它们采用已久的自由的原则，而重新明目张胆地保护私产权利使之不致遭受侵犯。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国家权力的争夺战。现在很鲜明的主要事实就是：我们社会的阶级关系已与社会和平的维持成为水火不能相容了。这些阶级关系已把我们的生产力量与分配力量之间的矛盾这样暴露了出来，使目前那种奇异现象——丰富之中反有贫困——在身受损失的人们看来是忍无可忍了。可是现在的有产阶级，正与往昔一样，在择取和平改革，与择取不惜冲突以维持特权之间，竟宁肯为了他们法定的特权作战而不肯让步。这种态度不仅表现于法西斯主义国家之悍然推翻民主制度。而且也更加明显地表现于英、美两国之反对社会改革，以及法国右派之公然仇视民主政治。这些国家，虽然想要假装公正不偏，可是也没有装得象。只要财产权利一入危境，国家的强制本质就格外分明地在它的措施上表现出来；而它所强制的对象便是一般大众。
人们有时候说，这种僵局并非由于资本家不愿改革，而是由于改造家操之过切。但今日资本家的态度，以及二十多年前，路易·乔治提出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温和的财政改革方案的时候资本家的态度，两者之间并无根本的差异。那次预算案遭贵族院的否决不是意料以外的事情。远在1906年巴尔富勋爵就已经告诉那辈拥戴他的人说，他们的天职就是要使“这个伟大的统一党无论在朝在野，不断地控制着这个伟大帝国的命运。”[2]他这句话的意思，在三个月后向众议院透露了出来，那时候自由党政府的流产的1906年教育法案正在举行第三读，他宣称“必须在其他地方进行真正的讨论”[3]。这就明白表示要以财产权利来统治国家而不顾人民的意志；无论何人，只要读了一些显赫贵族对于该预算案的发言，就不会怀疑，这些贵族心中认为他们有保障他们自己的权利，可以反对他们所认为是要没收他们财产的任何议案。[4]爱斯葵士警告选民们说，贵族们的主张中隐隐含着革命的威胁[5]，他这话说得并没有错。
当时一位评论家写道：“保守党人不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敌党着想；他们不能看出，这样运用他们所独占的武器，以剥夺政敌战胜应得的胜利品，是‘不合运动道德’的；而这在普通英国人眼中看来，乃是最大的罪恶。”[6]晚近25年来，这种情形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因为现在依然有人声称，贵族院的作用是在保障国家，以防止工党政府将社会主义原则订入法律之中；保守党提出的关于改革贵族院的一切建议，目的就只在于使工党政府不能象它的敌党那样订立法律。[7]但这种行为在任何合理的解释下，意思终不外是说选民的意志只能在一个议院所规定的限度内发生作用，而这个议院的整个性质就是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的。
贵族院的态度是一种纯粹的工团主义的态度。但它之所以重要，并不由于它本身的意义，而毋宁是因为它是一种更广泛的心理的表现。这种心理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都有所表现。它表现在煤业主人不仅坚决反对该业的国有化，而且顽强反抗该业的统一化，虽然大战以来每个皇家委员会都建议要向这方面改革。它表现在棉花业拒绝——乔西阿·斯丹浦爵士强调说这是存亡攸关的[8]——考虑改造它的基础，以应付它们所遇到的新竞争的局势；假如既得利益方面对于它的友人的劝告尚且悍然不纳，那么它更不会愿意听取它视为仇敌的人们的建议了。它表现在对于工会改良工人地位的种种努力的反感。这种情形既然可以看作是走的独裁制的一种运动[9]，那么在社会危机时期中，社会关系分析上的缺乏善意是很明显的。我以为我们未尝不可以说英国的资产阶级是愿与大众共享繁荣之利益的，然而这要附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对于它的法定的特权不得提出任何问题。然而经济演进所提出来的正就是这些问题。
美国的情形在实质上亦无不同。总统已经干涉到工业界，以求为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创造条件。但是他失败了，因为既得利益方面对于他的冒险的原则拒绝合作。他们对于他所提出来的办法没有信心；而资本市场的复兴既然要靠他们的信心，所以他就缺乏成功的根本条件了。在另一方面，他扶助有组织的工人以求承认的努力，也遇到了全国性的抵制。旧金山的总罢工事件，1934年棉织业罢工事件，只不过是美国商人抵抗改革压力的普遍决心之一些重大表现而已。我已经说过，这种改革压力，同时是有一种能够衡量紧张局势的对于民主观念越来越深的仇视心理，与之相辅而行的。罗斯福的政敌举着自由的旗帜作战；但是他们所谓的自由，就是要永久保持他们的权利，将美国社会永久保特在这次危机所由发生的那种状态里。[10]
事实是这样：在我们目前所达到的环境里，我们必须跳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各项定律，然后才能完成重要而持久的改革，那些老式的让步，只在资本主义的成功有充分余地，可以让步而无碍于那些定律的时候，才有做到的可能。我们现在不是这种时候。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演进的阶段，是马克思早就看到了的，他曾预言说，资本主义的矛盾，结果将造成一群永久性的而且日见增多的找不到能够赚钱的工作的工人。因机械化而造成的失业，金融资本有增无减的权力，经济帝国主义的发展，在这几方面，马克思的预言均已充分实现了。[11]在现行法定秩序结构内，我们不能控制这些趋势。它们交织在我们社会结构中最深奥的地方。就现社会的定律说来，它们真可被视为是社会福利的条件。因为对于它们的任何片断攻击，就打扰了该制度有效实施所依赖的信心，1929年工党政府的经验已经说明了这点，而且罗斯福实验历史又再度把它加以证明了。费边社的改革策略认为在改革之际可以得到那些人的合作，而在那些人看来，这一制度不仅是保护他们本身利益的武器，而且也是国家福利的保证。假如这一种策略为了避免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设法贿赂资本主义使之同意，对于所有权的转让184许以大宗赔偿，那么它所付的代价，将使它无从实现它所企图增进的福利了。
我在前一章内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我以为这类合作是做不到的；我已说明，国家的一切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实施时所规定的一切意识形态，如果把它们冠冕堂皇的门面话拆穿以后，都是指向冲突方面，而非指向和谐方面。这里我以为值得注意的是，不要象往常那样，把这看作是从道德方面谴责那些拒绝合作的人。资本家所以不能接受与他们歧异的那些定律，乃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就资本家全体说来，他们之不能否认他们所奉行的主义，正无异于一个普通伊拉克公民之不能怀疑回教的真理。人类的积习，除非在危机之中，他们是不去研究他们所熟习的各项原则的；而时间因素又太短促，不容许他们以镇静的客观态度来研究这些原则。我们总得下决心来认清这个事实：在历史上，关于财产权利的争论，总比任何其他事件的分析，更容易引起激烈深刻的感情。这种情形是很自然的，因为财产权利所产生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社会生活上的一切主要型态。我们现在认为是显然错误的种种原则，大多曾在某一时期被拥护它们的人认为是显然的真理。君主的神圣权利，自由信教的义务，奴隶制度的当然性，战争的不可避免，凡这一切都曾有人热烈拥护过，有些至今仍旧得到人们的拥护哩。假如象生产工具私有制这样重要的一个原则，能够跳出这个常例之外，那倒是值得奇怪的事情。
我们必须牢记私有制在一切通常情形里，对于那个身受其益的阶级，是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健康与安宁、文化的享受、以及各种不仅本身富于趣味、而且在我们的眼光里是最受社会敬重的工作——这些都是它的明显的利益。它使一个人能够保障他的子女的地位。它保证他到了老年可以不受工人阶级全都难免的那种凄凉晚景。它代表着购买他人劳动的权利，和读书游历以调剂单调生活的能力。我们要改造阶级结构，就使上述种种那些人已经惯常享受的均衡状态受到威胁。若要期望这些人自动放弃这些东西，就等于期望一种超过人类想象之外的大规模的变化。而且这种期望也不能要求、或设法要求，从宗教制裁来取得支特。恰恰相反，它的主张不仅是为宗教制裁所极力否认的，而且也遭到了教会团体的反对，这些团体在多数人心目中正是宗教精神的明白表现。我们只要想一想那些播道的宗教，例如基督教，它们能够许它们的信徒永远得救，而它们所争取的代价，并不是要根本改变社会秩序，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说一个控制国家权力的有产阶级，能够帮同消灭那个国家权力所给予它的一切利益，那未免过于乐观了。凡是热烈依恋于一种生活方式的人，绝少能够不经过一场战斗就把它放弃的。他们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深信他们被邀参加的那个新世界，决不及他们已经控制的那个世界来得舒服满意。
二
但是有人说这种改革有多数人民为它声援。有产者为数很少，而无产者很多。无产者既日渐意识到他们的力量，照理他们必能控制局势。例如在英国，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选举他们自己的人取得政权。这样，他们就能支配那些有产阶级的统治所依赖的工具——归根到底，也就是国家的武装力量。于是国家可由多数人的力量所征服；而多数人是服从经验的劝告的。
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讨论过这种见解所包含的各项假定。[12]我以为这种见解是与许多因素相矛盾的，这些因素我们不能说得太多。首先，最重要的是：即使多数人已有确信，我们也很难保证他仍不受到阻难。特别从当代经验看来，我们所有的证据反倒显出这样情形，如果左派力量表示有企图改造社会的真正决心的时候，他们将被对方先发制人，废除民主程序，使他们不能使用他们的投票权利。遇到那种情形，象今日的中欧与意大利那样，当然只有依靠武装力量，才能实行社会改革。
但是，即使有一个决心大事改革的社会主义政府掌握了政权，它的种种困难也不过是刚刚开始。我以为无论何人若把它的处境考虑一下，总不会低估它所面临的难关的严重程度。如果它缓步进行，则企图在资本主义各项定律上，实行片断改革的任何政府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它也将一一遇到。一方面它因为摇动社会的信心，而触怒它的对手；同时它又不能言而有信地把振奋人心的信仰见诸事实，以致失却了它的拥护者。假如它从速进行改革——迅速行动的情形很占优势[13]——它就难免遭到抵制与反抗。在这种情形下，它的权威就不仅系于军队与警察对于当局者的忠心[14]，而且也系于它自己的拥护者的忠心了；然而这些拥护者是依赖工资为生的，这种扰乱又会直接危害他们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内包含的种种心理问题之认识是极其重要的。约90年以前，“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马克思与恩格斯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历史的对立，认为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很重要的因素，它必须在两大斗争的势力中间择一而从，那是很自然的。最近经济发展使社会结构日见复杂，我们看这个问题就比他们看这一问题困难得多了。马克思就他所有的证据，坚称只有无产阶级是一个前进的阶级，它们的主张实现时，将会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这话是绝对不错的。他还坚称小资产阶级命定处于一种依赖状态，它的本质不适宜于独立的革命行动，这话也是对的。
但分析假使就此终止，那就没有答复了真正的问题。我们的局面并不是这样简单，只是少数资本家，面对着广大的生活日见凄惨、被不能忍受的负担所迫而不能不走上革命之路的无产阶级。除了俄国以外，就没有象马克思所想象的那种尖锐的阶级对立意识。阶级的界限是混乱而不解明的。资本主义之经济发展已使一大部分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了，这种心理上的影响是很重要的。银行职员、商店伙计、公务人员、小技术员、公司职员，以及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人们，——单举几个比较显着的例子，——他们似乎并没有受到工会组织的影响，更谈不到有什么无产阶级意识的演进了。他们不仅没有成为社会主义宣传的天然资料，相反地却成为法西斯观念的优良播种土壤。而且在最艰苦的时期，例如大战以后的德国，似乎还有许多前途绝少希望的失业工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这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对付的一种局面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在衰落中所有的种种困难，不但未使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而把它分散了，因而使资本家得以与法西斯主义者相结合推翻各种民主的制度，以保持他统治国家的权力。中欧与意大利的情形便是如此。法西斯主义在那里所以胜利，就是因为它一方面能够团结大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能够分散工人阶级的缘故。它既操纵了国家，也就控制了军队；这再一次表明了这个扼要的真理：一班没有武装起来的工人，是无力对付这些势力的。我以为这很的确，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团结是决不能持久的；它们对于独裁主义的国家所奉行的目的，是具有终于不能调和的见解的。现代规模的巨型资本主义很明显地需要集中管理，这使它不能满足它的合伙者的要求， 德、意两国现在正是这种情形。而且我以为这也很的确，万勃伦详尽而使人信服地说明[15]，金融资本的利益在经济上与心理上都发展了种种习惯，使它与技术家的联合，非常难于维持长久。因为金融资本除非能够支配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而这一点是经济帝国主义的情形所不许的——，必然以稀少而非以丰富作为它的政策的基础。这就伤害了技术家的感情；而且当然也违反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将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同样地带来工业危机与失业；这种危机与失业迟早会打破当初使资本主义能够击败工人阶级的那种联盟。
我以为俄国的经验也无损于这番分析。因为首先，那里的资本主义是刚刚开始，它的实力泉源大半来自外国，而它能够赖以组织我上面所说的防守同盟的人数又是寥寥无几的。[16]此外，俄国资本主义是在很特殊的环境里被推翻的。不顺利的战争与惨无人道的虐待使军队变成了革命的不满心理的先锋。政府机构已经完全解体了。任何政府，只要允许把和平与土地给农民，农民都准备予以拥护。无论米留可夫或是克伦斯基，即使有胜利的机会，也不能挽回颓势了。而且二月革命所造成的环境，带来了一种只有在战争失败以后才能出现的情形：一个武装的无产阶级面对着一个没有相当自卫兵力的资产阶级。这一切情形上面再加上列宁的卓越的战略眼光，于是布景完备，大事可以成功，这是目前欧美的局面所不能比拟的。
从以上所述推论起来，我以为分明可得到几个原则。在小资产阶级颇占势力的任何国家里，首先，它在心理上对于资本主义总比对于工人阶级更接近些。除非工人阶级能够争取那些技术家，长衫的无产阶级，行政人员以及一大部分的专业阶级，否则它企图以宪政方法征服国家是不会成功的；如果它对于一个保留着民主制度的国家提出强硬的要求，那么结果只会促成这种制度的废弃。还有：我以为这很明显，如果工人们用革命或总罢工这类不合宪法的方法去征服国家，只要军队依然效忠于当时的国家，而政府的正常机构依然有效地进行工作，那么他们总是要失败的。这样一种企图结果只会促成民主制度的废除与法西斯制度的待兴，这种政变的后果，便是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在他们各自国家内所成立的那种铁腕专制政治，直要到法西斯主义的许多经济矛盾迫使小资产阶级倒向工人阶级方面为止。
它将把他们驱往工人阶级那方面去，我是毫不疑惑的，其理由在本书全部论点里早已包含着了。简单地说，就是社会上潜在生产力之开发，需要抑制小制造家与小商人。他们在法西斯主义社会里的成功必然是得不偿失的成功。假如他们要找到经济扩张的方法，他们必然要变成大规模资本的仆从。但是，这就是说，假如他们要求生存，他们就不得不攻击他们的同盟者；而他们要使攻击成功，唯一的希望便是与他们先前曾帮忙击败的那个无产阶级结成同盟。而在这些情形下，要想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只有同意改变他们从前所不愿意改变的社会阶级关系。有了这样的环境，再加精干的领导，无产阶级是有胜利的希望的。因为任何政府在这种情势下要总是依赖它的武装力量来压制人民的不满，我以为这是不能支持很长的时期的。不满的空气变得太浓厚了，将使政府控制国家政权的力量为之削弱，象1848年便是这样。叛变心理可以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了；那辈自认为与资本主义有一致经济利益的人们，也开始感到怀疑和不安。任何阶级，只要这样丧失了自信心，都没有保持政权的希望，除非它的政敌犯了不可饶恕的策略上的错误。
说到这里，还有一种局面必须提及。我们以上的讨论是假定着一种与国外冲突不相关连的国内权力的争夺战。但是，如果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诊断没有错误的话，我们决不能把国外的冲突置之度外。恰恰相反，我已经说过，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它的固有的性质使国际战争成为它的程序的必然部分。[17]国际战争将有什么影响呢？我以为我们能够有把握地说，在现代的情形下，战争失败将给革命造成一个大好的机会、俄国革命便是战争失败所造成的。军队的斗志消灭了，这不仅使它不复做国家的一个可靠的工具，而且使它极易受到各种舆论的影响，结果终于把它送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去。由于军队的切实的解体工人们才能够把自己武装起来；而军队解体为革命成功的扼要条件，这曾是有明确证据的。军队纪律之废弛对于米留可夫与克伦斯基们组织稳固政府的企图，是制命的打击。因为纪律已经废弛，所以勒沃夫亲王的内阁与克伦斯基的内阁都是发出命令而得不到服从的。军队的解体，与民政当局的不能恢复指挥权，不仅是相并而行，而且是直接攸关的。在这种情形里，政权必然落到一个把战略建筑在和群众半公开的要求相适应的纲领上的党派的手中。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令人诧异的地方，不是它在那样情形里的胜利，而是列宁竟须与他中央委员会里的同志们做了那样一场激烈的斗争才能取得进行最后攻击的权利。[18]
但是要正确地理解俄国那番经验的意义，我们必须把他放在1918-1919年德国革命的镜头下面来观察。在两方面，政治的崩溃以前都有军事的失败。不过在俄国的情形里，布尔什维克人取得政权以后，跟着就打破了他们所推翻的国家的法律原则。他们自己成为国家制度的主人翁，使各项制度符合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罢免了他们所不信任的人员。他们取消了一切反革命的组织。他们学过马克思的基本致训：革命是不能当作儿戏的。假如反对他们的人没有协调各国金钱与武器的接济，他们的铁一般的优越地位大概是永远也不会遇到严重的攻击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非等到他们断定国内团结已充分巩固，使他们可以认为新的均势已经相当安全的时候，他们是不与反对方面妥协的。
德国的局面是依着不同的路线而发展的。帝国政府的崩溃使国家权力落到社会民主党手中，而这个党对于如何运用这种权力却毫无准备。它没有统一的意旨。它不仅不能领导群众，反而为群众所驱使；甚且当它表面上跟随群众的时候，它暗中又在与旧制度下的势力作秘密的结合，若照它自己的逻辑说来，它与那些势力是应无妥协之可能的。它容许大实业家控制经济权力。它任凭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事刑事法律安然存在；而且它也不更动旧日的司法人员，任凭他们根据一切保守的传统去解释那些法律。[19]它成立了一个军队，任职的军官对于它所欲推行的各项新原则，都是莫名其妙的。它甚至非常尊重公务人员的中立性，不肯多所更动。德国的教会原系一个反动堡垒，也未受到任何搅扰。过了几年，这个教会甚至还得到了种种的新收入与新权利。它既不肯把它的政敌的财产充公，它就让他们尽量拿去接济反革命。对于历次推翻新政府的企图，如卡普事变或是1923年希特勒——鲁顿道夫的企图，都惩罚得非常之轻。它容许它的警察总监诺斯克在它取得政权的前夜，表演德国卡汾雅克这个角色，而把一个民主共和国唯一可以信赖的工人阶级之统一打破得不堪收拾。总而言之，魏马共和国过于亟亟讨好与它无妥协希望的敌人们，竟把依靠它的友人的必要性都忘记了。毫无疑问，经济的危难与外国的需索益发使它无力维持它自己；但是它象那样毫不费事的就被推翻，根本说明了它的首脑人物对于他们自己在1918年着手订立的制度毫无信心。
俄国与德国经验的比较——15年后又被西班牙大同小异的教训所证实——似乎很明白地确立了这个事实：失败的战争不一定就有胜利的革命。革命的主持人物单把国家夺取到手是不够的；他们还有另外的义务，必须把它改造得符合他们期望它奉行的各种目的，爱柏特和他的同僚在1918年只做了一番开场的革命姿态，随即为革命所需要的代价，吓得不敢去完成这个革命了。他们所创造的制度在形式上是一种完全的民主政治。但它有一个重大的弱点：他们对于经济权力这个中心问题任其原封不动而没有加以处理。战前德国那些基本的阶级关系也是丝毫没有改变。而那个时期，由于我已经提出的那些理由，[20]正是形式的民主政治遭逢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不能造成稳定的均衡的时候。根据德国战后演进的逻辑推论起来，新制度不是从速将敌人毁灭，把自身巩固起来，就得被它的敌人所消灭。德国却不是这样，它企图与敌人息事宁人，只要求自由的形式，而不肯要求那些形式所必须从而表现的实体。魏马的妥协便注定了它的结果。德国的民主政治并不是在1933年被希特勒推翻的；早在15年前它就被它的缔造者所毁灭了。这15年的期间只不过是冷酷地实行这座建筑原来所依据的各项原则而已。
这里的结论分明是说，革命如欲胜利，在逻辑上是不容有任何妥协的。国家政权并不是那种可以在朦胧的形式世界中生存的权威。它在定义上就是如果不是万能的东西，就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所以它无论在形式原则方面或者主持人物方面，均须配置适当，以符合它所必须奉行的种种新目的。苟不如此，便会引起纷扰，而在纷扰中出现的两种权力——象1917年3月至11月之间的俄国情况——其最后结果不以理性决定，而视各冲突力量的战略眼光为转移。俄国革命做到了这种适当的配置，因此一个新的国家，无论成立时怎样困难，能够把它的力量巩固起来了。德国就不是这样的情形。政治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大众手里，经济权力却依然由原先操纵它的人操纵着。在一个繁荣时期中，这也许是一种满意的分权办法。这时可以从它的财富里面分让出充分的物质福利，以满足工人们的愿望。但是德国那时候在事实上正当衰落的时期，再加上战败的苦境，在这种环境里，分权是不可想象的。企图维持这种分权的局面，结果只是把领导地位送给了一班和1918年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同的，准备不惜偿付任何代价以求胜利的人们。魏马妥协的唯一的结果——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把爱柏特和他的同僚当时不肯参预的那番斗争，展延到了后一个历史时期里去。
假如这番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可以很简单地说，历史固然给予人们许多机会，同时却听凭他们自己怎样去利用这些机会。俄国革命可以说是人们充分利用了良好环境的例子，他们已经锻炼成铁一般的意志，只等机会来到就把它抓住；而德国的革命就是犹豫蹉跎而失去了机会的历史。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虽然有意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但当国家权力落到他们手里的时候，他们却未准备使它适合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把政治权威的主要工具留在他们的敌人手里；实际上，德国的反革命势力从旧朝代被推翻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着了。而且在魏马共和国里，从来就没有那种可使政治基础团结巩固起来的心理基础。它即刻意巴结它的敌人，以求他们同意于它所建立的那些新形式，它就没有考虑到，他们对于那些形式必然包含的各项目的是怀有牢不可破的敌意的。至少从凡尔赛条约签订之日起，德国反革命力量真是万事齐全，只欠成功的机会。当这个机会来到的时候，成功之易是出于反革命派最乐观的人们的意料之外的。但是这里所实际说明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反抗力量的进攻，而是历史对于那些不知利用它送来的好机会的人们的一种报复。
三
在推翻国家权力的任何企图中间，利用良好时机的重要性，是很难加以形容的。列宁于11月起事的前夜写给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信中说道：“历史不会饶恕那些迟延从事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可以在今天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延到明天去冒犯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21]一个国家内各种势力的消长永远是一椿动荡无定的事情；而夺取国家的成功，永远是一种局势的作用，在这种局势里，大众的心理，在半凝聚的状态下，已经意识到必须打破那些与他们所提要求不兼容的阶级关系了。列宁作为革命领袖的天才就在于他对于这种心理有卓越的见地。他比任何其他人物更加深切地看透了革命的种种事变，他不仅看出资本主义权威是怎样地已经完全崩溃，而且也看出全俄国的工人与农民心中对于这种权威，是怀着多么激烈的反感。但是他也看出，在一个革命的时代里，如果不决定权力的归属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社会必须恢复了它的生产程序，然后能够生存。它需要非常迅速地重新制定法律与秩序的各项原则。1917年俄国的局面已到了这样一个关头，这时候的抉择非常明显，不是由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便是成立某种军事独裁政府。这种军事独裁必然将重建资195 本主义的阶级关系，那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力图制止的。假如他未能说服他的党人于11月7日起事，那么俄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将成为势所必然了。
这对于俄国是否有利，不是我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本书的宗旨不在于判断而在于分析。我们只要认清了社会上各种力量的消长永远是动荡无定的事情，我们对于政权夺取的研究所得就有极大的意义。这对于英、美等较老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这些社会里，只有巨大事变的压力才能使工人阶级在一方面认清他们本身利害的一致性，并在另一方面认清他们的目的是与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不相容的。这些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福利，假如不遇到一番大崩溃的话，那么它的衰落的影响所及就太不平衡，无从造成革命的环境。它的衰落并不是对于一切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都给予一种共同的打击。这种打击毋宁说是属于片片断断的性质；结果至少可使那些并不立即受害的人，宁愿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而不肯与自己的同伴宣告团结。这里并没有象1917年俄国那番伟大经验的压力所产生的普及全国的极端主义。受害的意识是零散的，而非普遍性的。
除了这种意识是零散的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心理因素至为重要，必须同时加以考虑。英、美、法各国的工人兼有产者，绝没有1917年前俄国工人那种尖锐的无产阶级意识。他们常常拥有一座房屋，或者一本储蓄银行存折，一辆汽车、或者一份保险单，他怎么会有这种意识呢？与俄国工人相比较，他们多半能够分享到一种直至最近仍在上升的生活程度，他们感到如果生产机构遭到严重破坏，他们将有所损失，那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意识呢？而且盎格罗、撒克森民族国家，特别是斯坎迭那维亚诸国，无产阶级仍然深深感受着民主政治一帆风顺的传统影响。他们已经看到国家职能范围，已经由于他们的督促而推广了。他们的意向便是继续运用他们那种督促力量。对他们说来，革命是破坏，而不是继续他们根据自己过去历史而深信不疑的那些方法。例如俄国共产党员每以英国工人的保守为一怪事，实则他们是俄国标准而不是用英国的标准来判断英国工人的见解的；在他们对于经验压力的估计上，他是忽略了时间这个范畴了。
我以为在比较富裕的英、美两国，特别是这样的情形。在美国，关于一个极度变动的社会的幻觉，工人可以一跃而为百万富翁的老话，无限财富尚待开发的传说，至今还盘踞在大众的心头。这一直到现在还使任何切实有效的工会主义在美国不能成立。这又使社会主义在美国工人联合会看来不外是一种外来的东西，不适合那里工人阶级所享有的特殊有利的环境。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心理在美国之根深蒂固，已经由这次大不景气非常鲜明地暴露出来了。很明显，唯有非常剧变才能使美国迅速改变这种眼光。也很明显，这种心理作用使美国的发展趋势大半会倾向于成立一种法西斯局面来保障现行的阶级结构，而不致于陡然转变到革命的局面上去。
这种情况在较低的程度内对于英国也是确实的。英国工人阶级对于宪政主义的信仰是很深的；而被资本主义经济成功的悠久历史养成了习惯的那些工会，自然不免牢牢相信：他们只要对于资本主义加以督促，就有获得利益的可能。他们不愿采用行动以危害他们本身的安全，这种行动在他们看来，特别是根据德、意两国事件看来，是一种革命的赌博。英国态度的整个特征就是这种认识，以为现在保守主义在选举上的失败就等于工人阶级的胜利了这在多数人民看来，不仅意味着和平改造颇有希望，而且意味着工党政府如果受到不合宪法的侵犯，它就能够利用国家权力来保卫自己。
任何革命的策略欲求成功，都必须靠大众的拥护。这种拥护在英、美两国是没有的。它之所以没有，并不是象倡言革命者所说；一方面是由于反革命的社会党人的儒怯，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敌人的高明煽动手段。[22]它之所以没有，乃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并未产生为胜利的革命所必需的那些环境与那种心理。战争失败也许可以发生这种效果，或者生活程度有急剧的低落，为时又极长久，使大众认为复兴已属无望，那么也许可以发生这种效果；或者，如在英国，倘将宪法肆意曲解，使工人丧失了对于宪政主义的信仰，那么也许有发生这种效果的可能。我以为这里的重要关键很是简单，就因为资本主义之迟缓的没落，并不怎样惊人心目，所以在短时期内不能有深切的或者广大的影响。从这点看来，清楚得很，这些国家内凡是有意改变现社会阶级结构的人，他们应取的手段是尽可能地利用所有的宪法上的机会。因为任何其他政策都要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这里的工人阶级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团结犹未一致，不能单独夺取政权；而且即使团结一致了，不武装起来也夺不到政权。而在现代国家里，非得国家的善意帮助，他们就不能武装他们自己；而这种帮助从定义上说来，是根本得不到的。在另一方面，假如认为选举胜利必然是空虚的胜利，那么本诸普通常识，要证明其为空虚的，最简单的方法便是赶快促成工人阶级的选举胜利。这样说来，在英国的情形下，革命党人的策略应该与改良派结成统一战线，才可以确实证明改良的徒劳无功。
这里或许值得简单地分析一下，为什么革命党人取得那种统一战机的努力，已在战后时期证明为一场惨败。这种努力是在法西斯主义成为一种广泛威胁以后才认真从事的。为什么不及早企图，理由当然很易明了。第三国际认为大战以后世界革命已迫在眉睫；如果把它的力量与改良派社会主义的力量相联合，无疑只是延长迅速没落的制度的死亡痛楚。我相信俄国的顺利成功，产生了一种过度的乐观情绪，以为它马上可以推广到一个更加广大的历史舞台了。
但是一旦了解到资本主义已获得一种新的、即使是虚幻的稳定性，革命策略所根据的各项定律就显得有严重的缺点了。这些定律是建筑在这个著名的理论上，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法西斯社会主义，这种见解的涵义是有认识的必要的。这也许已由卡尔·拉狄克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极度尖锐地表示了出来。他说道：“除掉在列宁的旗帜与斯大林的领导下面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以外，更没有什么斗争是为了工人阶级。无论何人企图反对列宁党的总路线，就等于使自己加入敌人的营垒里面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斯大林说道：“社会民主主义在客观上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稳健派。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在它的斗争中或领导国家的事务中，倘无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赞助，没有理由可以想象它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二者不是相反的，而是相成的。它们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双生的兄弟。”
这种见解的虚妄是很明显的。因为经验证明，法西斯主义苟欲取得胜利，必须消灭社会民主主义的各种组织——它的工会，它的政党，它的合作运动。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所有可以令人訾议的地方，只是它过分热心于依法行事，因此削弱了利用它所影响的人从事革命目的的机会，而这种削弱的结果，使大众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抵抗也随之瓦解了。但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就在于它们控制着那些尚未准备参加革命的大众。共产党人认为他们的基本任务便是要争取那些大众来参加革命。这就是他们宣传统一战线理论的原因。但是因为他们解释说，他们做这种宣传，是为了夺取被邀请合作的人的那些组织，那么这种邀请自然要遭到拒绝了。统一战线理论结果并未能破坏大众对于他们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信赖，不管这种信赖是何等地错误。那些工人也不肯帮同消灭他们自己的那些机关，不管他们是对是不对。
这种见解之不适当，可以从德国的经验里最清楚地看出来。德国的共产党用了社会民主主义便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作为破坏德国工人阶级统一的正当理由。它依着这种策略，企图从下面造成一个统一战线。它对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一概加以攻击。但当魏马政府末日，它必须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的时候，就因为它先前造成的仇恨太深，双方不能有团结行动来给希特勒以有效的抵抗了。这种理论之所以致祸，就因为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法西斯主义机构一部分的说法乃是错误的；从这种说法推论起来，说白鲁宁、施莱辙、巴本与希特勒无分彼此，一例可以视为法西斯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因为没有与共产党人一起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应视为法西斯党人，当然也是错误的。而当魏马政府最后数年，环境特别有利于工人阶级统一的行动的时候，这种错误仍未被悟及，乃是更值得注意的事情。希特勒已经掌握政权以后，第三国际再向它的所属机构建议去和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接近，以便共同对付法西斯主义，这时候它的攻击已经失却中心点了。它这时准备“对于社会民主党各种组织不施行攻击”了。然而先前14年的丑诋中间，它已把联合行动所必需的信心消灭了，而只有这种信心才可以使对于国家政权的攻击得到胜利的结果。
这种错误的另一涵义是很重要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与法西斯主义国家间的重大差别——这种差别不可加以夸大——就在于这个事实：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下，工人阶级的各种保护机构是未被消灭的。因此之故，假如他们形成一个共同的阵机，一致对付那辈攻击他们的宗旨的敌人，那么要推翻他们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是假如他们不仅是各自分裂，而且是，象在希特勒登台前德国的情形，互相仇恨有如他们仇恨那个共同敌人一样，那么他们的失败在正常情形里是几乎免不掉的。因为他们的不团结不仅能够极度削弱他们自己的力量，而且还有这个连带的结果：使为数众多的劳动者爽性对双方一概嫌弃，因为他们的争论显出他们双方都是不足凭信的；于是这些劳动者假如不象成千成万的德国工人那样接受了法西斯主义的惑人的口号，就会变得厌恶政治，因此，即使是间接地，也加强了法西斯主义的声势。所以当法西斯主义向本主义民主政治进攻的时候，对方就无从笕得能够击退它的充分抵抗力量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用在积极的工人阶级分散得很厉害的任何社会里面，在未参加战斗以前就保证了工人阶级的败北。
这样一种见解唯一可以自辩的理由，可能是这个理论：法西斯国家乃是工人阶级必须经历的一番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统一战线以反对它的敌人；换言之，工人阶级必须从法西斯主义获得教训，借此懂得革命行动的必要性。但这是一种错误，它的性质可以和列宁指责孟塞维克的那种错误互相比拟。孟塞维克党人坚称俄国必须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的阶段——其形式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作为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的序幕。他们并未觉察到客观条件已使二月革命直接进至十月革命成为可能了。这问题是一个各种势力配置的战略问题。在德国，一个团结一致的工人阶级在1933年3月间也许可能遭到失败。但它至少是处在可以一战的地位；而且在斗争之中，精干的领导是可以改变势力的配置，以使希特勒不能获得成功的。而且，大同小异地对于任何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来说，只要工人阶级的势力事先未因分裂而陷于瘫痪，这话也是可以适用的。但是，最能够散播这种分裂的种子的，莫过于相当数目的工人阶级接受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了。它强调社会民主党人对于合法主义的信仰，甚至当这种信仰已被他们的敌人的行动破坏无余的时候，他们依然保持着信仰。它增强了共产党人对于革命手段的信心，其激烈程度正和社会民主党人宣传对于宪政主义的信仰一样。这二者之间的分裂变得日益尖锐化；其尖锐化的代价便是法西斯主义易于得到胜利。我以为，上面分析的正确性，已由俄国革命期间科尔尼洛夫企图夺取政权的时候列宁所采取的政策所证明了。我们记得那时候列宁本人是躲藏着，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其他领袖们是在囹圄之中。这还不足。在列宁看来，科尔尼洛夫所反对的那个克伦斯基便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化身，他是列宁刻意要推翻的。然而列宁毫不迟疑地督促他的党人，说是他们的责任在于以全部力量帮助克伦斯基。他看清这二者之间的冲突对于布尔什维克自身的前途是有重大关系的。他并不打算拥护克伦斯基政府；但他当时明白那个政府若被科尔尼洛夫推翻，则无产阶级胜利的机会将会大大地减少。他明白要得到胜利，非把科尔尼洛夫消灭不可。[23]因为科尔尼洛夫的胜利就等于断送了二月革命。它将全然改变了当时正在展开的各种关系之整个重心。它将使俄国的资产阶级重新建立他们的权威。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下也有同样的形势。只要它的制度保持不变，工人阶级假如团结一致就随时能够采取攻势；一旦它的制度遭到推翻，象在德、意两国那样，采取攻势的权力就落到了他们的敌人手里。所以把工人阶级分化，就是使他们纷乱化。象共产党人以前那样攻击民主社会党不仅是削弱了工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不能使他们转而归心于共产主义，这已为事实所说明了。假如共产党人仍然是社会主义阵线的一个主要部分，那么工人阶级运动左右两翼遇到共同危机时，就会采取共同行动，一致对付敌人。但他们既然那样分裂了，各自都在两个前线上与两个敌人作战，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敌人是更值得痛恨的。要走向统一之路唯有放弃法西斯社会主义这个理论。这将使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样可以放心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共同作战；同时也可以使共产党人在危机之际争取群众采取行动政策。但他们起初所采用的方法，竟使他们在紧急关头虽欲行动而不能了；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破坏了为合作所必需的那种信心。到了1933年3月17日共产国际向它的各党建议，与民主社会党人采取共同行动，以对付法西斯主义，这时候已经太迟了，迟了14年了。
我以为这中间的涵义是很明显的。俄国革命那样的成功只有在俄国革命那样的环境里才能再度演出。在没有那样环境的时候，各工人阶级无论党派组织间有怎样的不同，必须保持着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政治权力。因为它们的实力就在于它们的团结力量；而一旦它们丧失了这种力量，它们的敌人就能利用它们的分裂来击败它们。1932年，假如对巴本政府举行一次总罢工，而且坚持下去，那么未尝不可将他推翻，并且将希特勒主义连带打倒。但总罢工的提议是由共产党人发出的；虽然这个政策毫无疑问地是正当的，但民主社会党的领袖们却加以排斥，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动议罢工的人没有信心。而且虽然民主社会党的下级干部与党员们准备采取这类行动，但因动议出自共产党人，这足够叫他们接受领袖们反对罢工的意见了。他们当然是要这样做的，因为共产党领袖们自己就曾详细解释过，说在共产党与民主社会党的领导之间有着“根本不能调和的分歧”，并且说他们要“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反对民主社会党，而且反对它的代表们”[24]。
这种进退两难情况是很重要的。除非国家的组织已经崩溃，否则各工人阶级只有维持它们自己的机关的完整统一，才能够取得国家权力。但是假如它们自身间有了共产主义自革命以来引起的那种分裂，这种完整统一就办不到了。所以要取得工人阶级行动统一的唯一办法，就是不顾一切代价，竭力维护那些制度，并且因势利导地使它们采取一种满意的政策。除此以外，任何方法都是马克思警戒工人阶级所说的“以革命作儿戏”，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就意味着在危机期中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均势，极易被人推翻。而工人们方面的意向不定，尤其足以使它容易被人推翻。象军队一样，一旦有了举棋不定的情形发生，它对于自己就失掉了信心。它会失掉采取行动的心理上的有效动因。当它最需要那种力量的时候，它的力量却遭受了损害。而且国家的全部精义既然是要运用武力以制止工人阶级的目的之实现，所以工人阶级的意志若因分裂而瘫痪了，结果它在战场上必然要全军覆没。奥国的事例表明，在没有1917年那样的无政府局面的时候，武装的工人们的成功机会是何等之小。可是在奥国，工人阶级至少是已经团结一致的。若象德国那样，内部的冲突已经破坏了自信心，那么在两军尚未交锋以前，失败就已经注定了。
四
在历史记录里有着不胜枚举的证据，说明夺取国家总是一椿艰难的冒险。欲求成功，攻击的力量就必须统一，不容任何个人或原则加以削弱克伦威尔革命的历史便是如此，一旦他的拥护者内部发生了意见，就为查理二世铺平了复辟的道路。法国革命的历史亦然如此。贵族阶级的特权政府一被推翻，革命党人就没有共同的目标，而造成了拿破伦的时势。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根本改革的环境条件是具备了；但我们似乎未能充分利用它们，其原因不是对于目标上有何异议，而是由于达到目标的方法的不统一。
我以为根本改革的条件是具备了。我们具有这个重大的经济事实：在我们现社会的阶级关系下面，生产潜力没有能够加以充分利用；这种情形在过去，总表示着根本改变的到来。我们的文艺已形成了这种风气，对于已定的评价都批判地加以检查，这好象宗教改革以及浪漫主义运动一样，总是危机将到的朕兆。我们的统治阶级对于它们自己已经丧失了信心。宽大容忍的习惯，本为一个令人感到安然无恐的制度的标志，现在已不象30年前那样普遍地受到赞许了。人们已不象十九世纪那样热烈相信理性有伟大的力量，能够公正地解决各种争议；各种观念都是亟亟于借助武力，唯恐它们自己的价值不能取得优势。各种否定的力量已经证明要比肯定的力量更为强大。我们以往相信着科学力量；现在已经显示出，科学乃是一种社会的危险，除非能够加以节制，使它服务于各种社会的人类所赞成的共同目的。宗教原来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一方面由于科学的发现，另一方面，由于它服从于特殊利益，已证明它失却要求人们信仰它的权利了。我们原先相信一个贪得无厌的社会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并且可以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分配原则。但我们已经知道：在一个贪得无厌的社会里，任何分配原则都不是大众视为公平而愿意接受的。我们曾经企图在该社会的条件里，用对群众让步的办法来消灭他们的公平待遇的要求；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制度的逻辑突然地严厉地限制了这种推迟根本解决问题的努力。
这种根本解决说来很是简单。一个建筑在少数人的特权上面的不平等社会，只有依赖于同意或武力，才能维持它的权威。它若要赢得这种同意，它必须使那些被摒于特权以外的人们，不断有改良他们的环境的希望。换句话说，它必须使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同时得到安全与希望。当一个特权统治正在扩张的时候，这些事情是可能做到的。这时候这种统治的种种涵义是不会受到攻击的，因为它的成就在它的广大的公民面前就可以为它本身作辩护了。
但是，一俟它从扩张时期转入了收缩时期，因为危机关系，既不能予人以希望，又不能予人以安全，那么遭遇严重困难之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人们忘记了它的种种成就，他们因为原先的好处忽告中断而愤懑不平。他们开始检查那些基础。他们对于那些只是习惯相沿而非适合情理或公平的各种规则与观念，要求合理地加以说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并且日趋激烈；他们觉得先前不费多大气力就得到了的让与利益，如今竟须大声疾呼以求其继续。但是要在危机时期给予这些利益，就等于要求那些享有私产权利已成习惯并把它视同不可侵犯的人们自动放弃他们的特权。这时期，凡是先前视为情理之中的要求，现在都开始被看作会有破坏性了。凡是先前视为可以辩论的问题，现在都被视为是对于法律与秩序的威胁了。现制度的统治者否认该制度有权允许被统治者的权利要求。他们把改良者目为革命者，他们坚称革命者便是社会的敌人。他们运用国家的强制权力来消灭反对意见。靠财产所有权生活的人开始大起恐慌。而在人们心怀惊恐的时候，只有极端主义者的话他们才予以注意。那辈享有特权的人们于是渐渐拥戴那些口口声声答应要以断然行动来恢复国家传统权力的人。极端引起极端，而在两大敌对势力交哄之际，合理调停的希望就渺不可得了。
我以为上述种种正就是我们今日的处境。大约三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就已经从事建筑一个与贪得无厌的社会的各项目的相适应的国家。这些目的已经渗透国家制度的每一方面。它们包含着一个阶级关系的体系，所有它的宗教、法律、武装势力，公务行政，立法机关，教育制度等等全都是旨在保全这个体系的。但是在那些阶级关系的范围内，再要使社会中那些仅靠出卖劳力为生的人们的欲望得到满足，那是做不到的了。当这个贪得无厌的社会在扩张过程中，这些人们是可以用些让与权利应付过去的。到了今日，再要给予让与权利，并且要使受之者认为适当，那就得摇动特权阶级所赖以维持的那种权力的根基了。为了保障它自以为正当的权利，这个阶级就不得不抔击过去实行种种与的制度的基础了。它是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若不前进到一个均产的社会，就得后退到一个社会秩序，在那里面，人民群众不复能象在民主政治理论下面那样有权确定他们自己的本质了。
在那种两难的境地里，私产所有者就请出国家的权力来保护他们自己。三百年来的事实已经告诉他们有权这样自卫，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他们过去是经历了战争与革命排除万难才走上台的；他们当时丝毫也不怀疑他们的主张的正当性。在他们眼中看来，现在这种挑衅是一班普通人、失意分子、低能者、牛死的人、拘板的人们，对于那些曾以才能努力赢得了名誉地位的人们之一种威胁。法律是站在他们那一方面的。他们有的是对于法令规章的一切冠冕堂皇的论点可以劝人根据过去的习惯承认一个永久秩序的法则。他们可以利用人们的不了解和缺乏经验，胆小怕事的人是没有不帖然服从的。他们是发号施令惯了的，自有那种命令他人的意刘。他们知道任何权威体系，只要人们习惯了以后，就能引起密切深厚的感情，而为他们所不容解脱的。他们看出了芸芸大众的漠不关心，因此做出结论，说是他们所遭到的不满，大半为奸邪小人所造成的，这辈小人只要在适当时机加以迎头痛击，就可斩草除根了。他们并不相信他们的时运已经完结。这种危机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暂局，只须大胆对付，就能象巨人那样一脚跨过去了。他们自以为这种制度在本身上是健全得很；只不过是一些偶然的赘疣需要割除罢了。
法国旧朝的末日，路易十六便是这样自己告诉自己；在沙皇暴政最后崩溃的时候，尼古拉二世也是这样地信之不疑。但是两人都错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够理会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制度是障碍着那种不可避免的根本改革的。假如那个煽动家要求改革的疾苦并非群众所切身深感的疾苦，他就不能影响群众，同时种种不平情绪假如不是群众受苦的结果，这种情绪也不会表现为暴动。若要避免这些忿恨不平的情绪，就须采取一个不断改革的政策；但是，假如改革的代价与规模太大，不能与旧制度的本质相容的话，那么就不会采取这个政策了。我们过去所以不能从封建主义国家里得到为十九世纪自由贸易制度所必需的那些改革，这就因为前者的涵义是与后者的要求不能相容的。就我们所有的证据看来，我们似乎不能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使那些为建立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各项原则得到承认。因为这就等于要求资本家们同意于他们自己的灭亡了；而至少在西洋文明里，还没有任何阶级愿意把它特为组织国家以图保持的那些特权拱手让人的。
而且，象证据所昭示的，这个阶级既然深信它是对的，那么它为什么要退让呢？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美国金融帝国的巨头，英国的那些工业大王，他们都真诚确信他们一旦退让，就会使他们所控制的那些社会福利濒于险境。他们并不重视什么大多数的法则，他们深知这种大多数是很容易制造出来的。他们不准备恪守理性的产物，反之，他们却坚决主张，他们有权力可以为理性的争论规定前提；而且他们审慎地规定了这些前提，使国家有权力阻制人们去检查这些前提的是否合理。总而言之，他们在玩弄一种竞技，一开始时他们就占了无限便宜，因为他们可以规定竞技进行所必需遵守的种种规则。而且他们更将这些规则审慎地规定了下来，使敢于对它们发生疑难的人因此被取消竞赛资格。
这就是他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重要意义。如果他们的竞赛条件遭人诘难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用武力来判定竞赛的结果。假使这种诘难的方式是罢工，象1934年秋季美国纺织业罢工那样，就可以逮捕当地领袖，使工会与会员间完全失却联系，而罢工也就不能发生效力。[25]假如其方式为反对战争，于是法律就规定凡发表议论使敌人得到帮助和安慰的人应以犯罪论处；而在这种规定之下，惩罚的范围似乎是漫无限度的。[26]他们不仅用国家权力来规定竞赛进行的条件，他们并且拥有大半出版机关；这种控制新闻的权力，其影响之大是难以言喻的。而且特别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他们又都把无线电广播这个新式武器掌握在手。并且因为他们占有着学校[27]，他们便能够把他们所认为是适当的，而且自然是从上规定下来的原则灌输到新青年心里。
在这些情形里，他们的权威不致遭受有效的反抗，除非是在两种局面之下。第一是在战争失败之后，那时候兵败望绝已使人们通常尊重国家的心消退了。第二是当长期被一个不容漠视的少数派所认为是暴政的那些经验深深违犯了人们的期望，使国家不能再信赖它所依靠的那些工具的忠诚的时候。除了这些局面以外，一个政府假如已决定不计任何代价以保持国家政权，只要不犯重大策略上的错误，总是能够保持它的。这在我们今天要比三百年来任何一个时期更为真实，其理由有二。第一、其所以更为真实，是因为现代国家受到高度训练的武力，在与一班组织不良的群众斗争时总是占着无限优势的；第二、其所以更为真实，是因为革命成功所必需的各项武器，如飞机、毒气、重炮、机关枪队等等，是那些意图夺取国家的人实际上无从取得所必需的数量的。奥地利与西班牙的经验已经确切表明，任何革命除非武装部队是站在它那一方面，或者在它起事的环境里保持绝对中立，否则就没有成功的希望。
基于这些原因，我以为我们可以合理地得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操纵着国家政权的阶级，假如把政权让出以后它的特殊权利亦随之取消的话，它是不肯退让的。假如它不得不进行改革，而改革又不致破坏它所认为是最根本的那些东西，它会进行改革。不过只有当它相信这些让步对于它不致有重大牺牲的时候，它才肯进行改革。在其它条件下，一个统治阶级无论如何总是要背城一战的；而且古来的历史表明，当它进行战斗的时候，它总是深深相信公理是在它那一方面的。特别是，假如这种冲突出现于我们所谓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那种特殊形式的社会里的话，我相信那些握有经济权力的人们，遇到了民主制度在实施上妨碍资本主义基础的时候，他们就要设法消灭这种制度。而且，除非遇有我以前所述的特殊情形发生，否则他们是能够把它消灭的。
这里的涵义很是明白，政府若非建筑于人民同意之上，就须是赤裸裸的独裁政体。我以为我们没有根本的理由可以断定这种独裁制不能持续相当的时期。我以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已经情愿失却政治自由的人们，能够或者愿意在现代情形下面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以夺取国家。毫无疑问，独裁政治最后总会因无能力满足它所统治的人民，而毁灭了它自己；但这种情形也只在长时期中才会发生。的确，在现时代里，象德、意两国那样旨在维持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专制国家，它们的经济环境迫使它们采取那种挑拨性的外交政策，这迟早总是要造成战争的。但是战争如果失败，独裁政体被推翻的时候，其结果断然不是民主政体，而且也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为什么不会是民主政体呢？这因为一种专制政体被推翻后所造成的无组织状态，绝少可以用民主的方法来收拾的。俄国、西班牙、奥国与德国所经历的事实，似乎都已明白地指出着这课教训。通常伴随独裁政体倾复而来的纲纪废弛情形，需要一个另一种的强有力政府。专制政治的根本罪恶就因为它打破了民主政治顺利进行所必须依靠的那种妥协与合作的习惯。甚至在曾有一度民主政治的插曲的地方，象西班牙与德国那样，要使民主政治能够继续下去，其条件就要达到一种繁荣局面，以便能够大事改革而无碍于既定的愿望；在没有这种条件的地方，象西班牙与德国就没有这种条件，那些因改革而受损失的阶级，就走上了一条不愿偿付那笔必要代价的反动道路。它们把它们的损失与民主制度连到一起，民主制度遂被少数人所憎恶，并为多数人所冷淡，结果直接促成了反革命。我们于是发现有一种潮流，向着危机的局势走去，而非常的立法遂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假如这种立法付之实行，就会驱使现政局的比较强悍的反对者铤而走险采取极端的行动；假如这种立法依然不予执行，则一班反对者至少将确信民主政体之软弱无能，从而要乘机加紧努力把它推翻。魏马共和国对于它有组织的敌人优柔寡断，实使他们确信它的基础脆弱不难推翻，关于这一点我以为很少有人会怀疑的。假如爱柏特和他的同僚对待右派如同对待左派一样的强硬的话，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一定会大不相同的了。
为什么不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进化上并非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它不仅只是特殊的经济环境的产物；而且也是象列宁那样伟大领袖的产物，他目光锐利能在适当时机中实行必要的战略。现代政府赖以进行的那些技术条件，使战争的结果可以是工人阶级的胜利但至少同样也可以是回到野蛮的状态。工人阶级胜利所必须的条件为数是很多的。它必须武装起来。它必须以一个精通革命策略而能胜任艰巨的革命党为领导。它必须强大有力，不仅足以克服它的敌人的顽抗，而且还要能够对付外国干涉者的压力——在现阶段的战争下，更要能够对付外国的空袭。它必须能够保证它的粮食供应，并且能够保证迅速地把行政管理重建起来。从任何方面看来，这都是一椿艰巨的任务，从任何方面看来，它的成功都不啻是一椿奇迹。无论何人，只要对于俄国革命曾经加以一番思索，都不免省悟到，它之能够顺利建成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有赖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使它的抵抗力量要比任何其它国家内薄弱得多。第二个因素是有列宁，他不仅是实际夺取政权的最高策略家，而且更重要的，他也是将政权巩固起来的伟大建筑家。当然，革命常使头等人才脱颖而出；但是在整个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象列宁这样无可比拟地适合于解决他所遇到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的人。[28]
五
那么上述一切具有什么涵义呢？我以为从我所作的分析推断起来，现代国家的实际措施绝少容许有胜利的革命。除非在最非常的环境下面，若要改变阶级关系，必须人民大众确切相信需要这么一种改变才能成功。假如没有这样的时势——这在历史上只有俄国独一无二的例子，那里的事变给了反对党以先发制人的机会——，若要做到这种改变，必须一个有坚强的舆论为后盾的政府来主持其事。即使有这种情形，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它总是要受到攻击的；而一旦遭受攻击，它十九是不能再靠民主政治的老法子来保特它的权力了。任何公开的攻击，都会使它采用管制与镇压的手段，这时这些手段便成为保全它自己生命的必要代价了。
因此，凡是旨在变更社会经济基础的任何政党，必须尽可能地维持一个容许它公开地养精蓄锐，扩充实力的宪政制度。另一办法便是象在德国那样，政党从公开运动变为阴谋活动，这样它的前途总是一种赌博，期待那个迫使它转入地下的国家发生灾祸。无论如何，比较起它在立宪制度下的成功迅速，它终是难于阻止它的敌人先发制人。人们遇到他们所信仰的制度受到根本上的威胁的时候，总容易相信，而且是诚意地相信，他们是应该采取断然行动来保全自己的。英国内战之前就有查理十一年的独夫统治。“自治法案”一受到威胁，就马上产生了乌尔斯德义勇军。从资产阶级的正常历史看来，进攻是最好的防卫的方法。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资产阶级既然操纵着国家权力，那么要破坏一个危害它的特权的民主制度自然是十分方便的。
无论怎样，根据这种分析看来，人类所深切崇奉的自由，其性质之脆弱，当为任何观察者所了然共见。在任何社会内，自由只是安全之一种作用，当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些维护现行制度的人向来毫不踌躇地可以将自由取消。我们只须比较比较1789年和1792年法国的空气，庇得时期与席得茅斯时期的英国政治气氛；以及现代无产阶级专政与法西斯主义独裁下面所特有的对于自由的蔑视，就可以知道事实确是如此了。当那些拟议的改变是一般人所同意的事情，或者性质上相当狭小可使蒙其不利的人们觉得与其冲突不如息事宁人，在这种时候自由是可以维持下去的。人们对于那些枝枝节节的改革通常都有此感觉，就因为这些改革的影响不大，为时亦缓；但当所进行的改革牵连到整个阶级关系结构的基础的时候，他们就很少会有此感觉了。
人们常常因此而简单地推论：自由既然依赖于安全，所以主张改革的人假如重视自由的话，就须为它付出一笔代价。这笔代价便是保证那个拥有生产工具的阶级得以继续享有这种所有权下面的各项特权，其期间至少要到他们能够安于新社会秩序的时候为止。但这一种担保并非轻易可以诚意做到的。这就意味着创造一个新的股东阶级，他们要求分摊的那部分国家收入要以国家的诚意为担保；而且除非等到国有制已经收到改组的效果，就得推迟改善收归国有的实业的工人状况，否则就得叫纳税人或消费者那辈普通人民去负担这项费用。为了便宜行事，我们有种种理由反对那种可以引起有产阶级抗争的充公办法，为了使他们甘愿接受新的社会秩序，我们是值得缴纳一笔相当的代价的。但是这样一笔代价使这个新秩序负上一种新的债务，而以一种不同的，抑且较前更不相宜的方式——受益者并不负担任何风险——把特权制度保持下去，这不过是拖延了偿付代价的问题，而未能规定一个基础，使这个问题得以切实解决。
因此，我相信我们必须预料将来有一个时期，一般西洋文明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十九世纪所特有的对于自由的那种态度，行将打一个折扣。这话不是随便讲的。自由的空气养成了一种容忍的习惯，和对于不正当行为的愤恨，这些正是人类精神上的巨大胜利。例如对于拜伦、雪莱、海涅与嚣俄热烈呼吁把人类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诗章，世上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漠然无动于衷的。对于意大利从奥国暴政下的解放，自由主义者之征讨土耳其的暴行，美国之解放黑奴，工党成员之加入众议院，就更少有人能够不觉得这类事件是增进文明福利了。然而很明显在我们今天，当年热诚欢呼这些事件的人们的子孙，却准备为了私产权利，将这些事件所代表的人类进步的成就加以摧毁。我们这个世界上四处八方，已有一种新的野蛮主义形成了我们的习惯，大家似乎都在为他们所激情地拥护的原则而行使着这种习惯。无论俄国或德国或任何其他地方，独裁政体对于不能接受执政党的思想意议的各政党都是横加压制：德国犹太人降至一个奴隶种族的地位；随便那颗敏感的心未有不思之战争的那种因为政见不同而惨受酷刑的情形，使任何有知觉的人想起来都为之心惊。这些事情都是轻易地做出来了，甚至知识界都未因之而幡然醒觉；每一国家都能利用种种作战方法与其敌国竞争，而这些方法它们明知是有背人道的；凡此一切都表示一个堕落时代的到来，先前因安全而加于权力运用上面的种种道德的约束，如今已再不能发生我们原先相信是人类已经成为习惯的那种约束的功效了。麦地阿帝之被谋杀，至少是得到墨索里尼默许的，也只不过使人们一时对于这位意国独裁者起一些反感而已。希特勒不经法庭审判，还将他几位首要的同僚杀害，居然还有几位才学卓著的名法律家认为是正义观念的体现。总之，我们在历史上向来视为东方专制帝王或中世纪意大利暴君所特具的政治手段，是被二十世纪西方各国的统治者处心积虑地加以有组织的运用了，而未尝感觉到良心上有什么不安。恐怖主义被推崇为夺取权力的大道；而权力被推崇为一种最高的善，以致旁观者对于夺取权力的野蛮行为都很少有什么抗议了。
当种种观念武装起来准备决战的时候，理性的呼声终是被置若罔闻的。当激情的鼓鼙之声淹没了理性呼声的时候，人们从来不肯听取为争取自由而作的呼吁的。建筑在同意上的政府的种种程序都被取消了。凡是有武器在手的人就可以获胜；然而武器在手并不一定是指公理在手。当一个社会制度濒于险境的时候，总是有这种气象发生的。旧的秩序总是拼命为了保全它所有的东西而作战，不问这种冲突的意义究竟是怎样的。古罗马异教徒便是这样对基督教徒作战；十六世纪欧洲天主教徒便是这样对新教徒作战；美国内战时期南方便是这样对北方作战，革命前俄国沙皇政府便是这样对政治与社会的改革作战。那些掌握权力而习惯于一种善恶观念的人，宁肯为了维护它而作战，绝不肯承认它已不适合他们当前的需要了。
他们所以如此顽抗者，并非出于乖妄奸诈。他们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的善恶观念乃是他们环境的产物，因为从他们的处境看来，新奇的观念乃是对于他们依据经验认为是缺少不得的基础的威胁。当新奇观念似乎不致影响这些基础的时候，他们是容忍的，甚且是慷慨的；当它影响了这些基础，他们就采取压制而不采取说理作为自卫的最便利的方法了。“以高压为和平”，这是一个社会秩序受到威胁的时候永远采用的老法子；而在运用这个法子的时候，其工具永远是国家的权力。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国家权力永远被用为一种压迫的工具，专事压迫那辈不得享受它所保护的各种特权的人们。这也就是为什么那辈享不到特权的人们永远要设法取得这种权力，借此把各种福利推广给他们自己。但是在历史上，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仅仅为了从宪法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民众意志，而肯把这种国家权力开放。它的各项制度永远是偏袒社会上拥有重要的生产工具的人们。各种政治形式永远是一个假面具，在它背后是有产阶级企图保护所有权所给予它的权威；而当政治形式危害了所有权的时候，这个阶级就要设法将政体变更以适合它的需要。当然，它总会提出种种理由来证明这种变更是必要的；它总会设法说明，象希特勒在德国那样，这番变更是攸关全社会的福利的。但是在这种变更顺利成功的地方，象现代的意、德两国那样，不管它维护的是些什么，也不管诚意怎样，这个社会原来的阶级关系是依然有效地存在着。
本书的论点始终是说，国家的根本目的永远在于保护某一种阶级关系的体系。我们说过，只要一个社会，因生产机能中所有权的关系，而划分为彼此有别的若干经济阶级，那么国家对于这种阶级的废除运动就是一重障碍。因此，在资本主义文明里，国家原则的逻辑就使国家成为反对生产工具公有制的一种武器。如果那个地方的文明系属富裕的，或者正在扩张时期，那么它向大众让步的能力便会减轻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但是象我们这个时代，那个文明已遭遇危机，矛盾日趋明显尖锐，而国家乃成为一个被用来保卫资本主义基础、和对付那些企图改变资本主义以求物质福利的人们的主权力量了。
我已经说过，凡是这样运用国家的人们并非纯粹出于自私的动机。他们象他们的敌人一样，也相信他们是为了社会福利；各项发生冲突的原则所以互相矛盾者，乃是因为各阶级在社会内的处境与经验不同，以致它们对于社会福利的解释，在经济衰落时期中，就变成互相水火了。任何社会到了这个关头，它的成员永远只有在降服与社会战争之间选择一条道路。直到现在，就历史上的证据而言，任何阶级，凡是企图从根本上重行规定它在国家内的地位的，永远只有依靠暴力革命才能达到它的目的。我这里已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种种事实并不能使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经验将与过去时代的经验有所不同。
的确，我以为暴力革命的高度可能性并不能使我们推论说那个以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为目的的政党便可以胜利。我已经说起，这样一种推论要靠极其罕有的各种环境相配合，这在我们所能逆料的一般正常状态下是不会有的。特别是，我曾说过，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和民主政体国家之结合，在资本主义各项假定受到考验的危机时期里，民主观念并不一定能够维持下去。我已经论及这种结合是特殊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封建国家只有由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革命方才能够推翻，特别在法国和英国都是如此；民主方式便是中产阶级为了这种联盟所付出的代价。一段悠长的扩张时期遮掩了这两个联盟者之间的利害冲突。现在收缩的时期业已到来，它的矛盾乃日见明显。不过我已经说明，既然政治的民主制度的真实性由于在经济领域内——这不仅是根本权力所在的领域，而且也是中产阶级利益最占优势的领域——实质上完全没有民主而受到限制，所以种种事实正在把一个现已无重要作用的联盟瓦解成为仇敌。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演进所造成的那种贪得无厌的社会里，国家的民主方式只不过是掩饰财阀政治与其依赖者的权力的假面具，这些人们现在认为民主制度已与他们旨在保障的利益不相符合了。
因此，任何一种政治哲学，如果把国家政权认为是实现它所治理的那个社会的全体福利的工具，都不会有何用处。只要国家表现为一个划分为经济阶级的社会，它就是那个拥有生产工具或控制其所有权的阶级的仆人。这种情形的逻辑必然是说，除非生产工具属公共所有，任何国家都不能为社会谋取整个福利。只有在公共所有制的条件下，国家政权才能不偏不倚地被用来保护社会内每个成员的利益。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人们都被视为确系社会上一个没有差别的成员，而非根据他的特殊阶级关系，来考虑他的需要而予以满足的。这样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就因为需要之满足并不根据财产所有权的榨取力量，而是依据一种服务的社会价值。一个平等的社会能够安排有计划的生活，借令一般人民能从它的生产资源里取得最大的福利。在在何其他形式的社会里，国家之必然的性质总是阻碍着这种最大福利的获得的。
黑格尔写道：“只在已有阶级之分的地方，当富与贫都是极大的时候，并且当局面发展使群众原先惯常能够得到满足的需要，而令不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才可以出现真正的国家与眞正的政府。”[29]很明显，这样一个国家，由于它的本原，不能超越这种阶级关系；它的本原驱使它去保护富人和压抑穷人。叶采教授写道：“历史表明，每个社会阶级，当它已成为政治权力之主宰的时候，就亟亟用这种权力来保障它的特殊利益。无疑地，它这样做是一本至诚的，所以它把它的阶级利益唤做全社会的公共利益。”[30]在非民主方式的任何国家里，这种情形是一目了然的，而且，象我在这里已经表明的，这种情形对于民主国家也很确实，只不过是民主政体使那些享受不到生产工具所有权的人们，比在另一种政体下能够较有力地提出他们的要求而已。
所以，国家一经分析，它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不周它的主张怎样，它实质上是为那些握有经济权力的人们服务的强制权威。假如经济权力象我们现在这样实际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那么国家的目的就是偏袒着他们的利益的。这是因为经济权力的性质，既已规定了这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同时也就规定了人们分享生产过程的产品的法律权利。总而言之，任何国家是不能怎样超出它的经济定律的涵义。这些涵义最后确切地形成了它一切行动的轮廓。它的行为的伦理哲学在实际生活里总是服从于那些定律所肯定的种种需要的。不问它的政治形式如何，它那种伦理哲学的性质，非俟社会上经济定律改变以后，是不会有根本的改变的。
我已经说过，在社会历史上一切动作之中，这种改变是最艰难而且微妙的。它牵涉到人们最深切的感情。它接触到人们习惯的最终根源，人们的安全意识，人们所熟悉的是非曲直观念。要想在一个危机时期和和平平地做到这种改变，就要用理性克服感情。但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比这更为稀少的经验了。我们也未必会有这样的经验，因为受到这种改变的影响的，乃是一切社会关系中的基本因素。各种制度的和平演进之所以能够实现，有赖于人们能够同意于他们所抱的目的；他们的和衷共济就是那种同意的作用。而且同意决不止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必须是见之于普通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上。我们耳闻目见，到处都表示着，这种同意现在是做不到的。我们已经走到历史上那些严重时期之一，我们已不得不重新规定社会政策的基本目的。过去的传统习惯正在我们的眼前一一地崩溃：而与它们的崩溃同时到来的，便是对于它们所依据的那些社会关系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挑战。
现代历史上会有两个相似的时期，人类遇到了类似的挑战。宗教改革粉碎了中世纪天下一家的基督教世界观念，它既毁灭，于是神学的社会概念也被世俗的社会概念所代替了。实际上，这种改革反映着一个新的社会关系体系，它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封建主义制度没有能力去实现社会的生产潜力了。宗教改革在它所造成的新的政治秩序范围内给了资产阶级一个立足点。但它的诺言只实现了一部分而且是不完全的。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叶，我们概括称为法国大革命的巨大运动发生的时候，中产阶级才能够完成它的解放过程。在每一次，新的经济需要使一切社会价值都要重加评定；在每一次，这种努力的代价都是旧者与新者之间的激烈冲突。经过了三个世纪，我们现在这个新秩序才能充分脱离旧秩序的种种范畴。
我们眼前再度能够看见一个新秩序的开始。经济过程再度变得和它周围的政治形式不能兼容了。我们再度开始了当前事实与传统观念之间的斗争，而这总是要牵涉到重新制定政府原则问题的。
在这样一种局面里，政治哲学的第一个责任便是要从实际上而不从观念上去研究国家的性质。它的真实的本质，并不在于它自称是些什么，而在于它实际做的什么。过去政治哲学多半旨在辩护而非解释；它一向力图保卫过去，而不促成未来的解放。现在，一个适当的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必须以现行主权国家与我们所需要的世界经济秩序之间的矛盾为基础。它必须揭露出国家主要是阶级关系的保护人，它剥夺了我们本来可能具有的更加丰富的文明。
要使这种揭露很完全，乃一种长期艰巨的工作。凡是有过庄严的过去的一切制度，即使在日暮途穷的时候，也还有阻挠继任者早日到来的力量。这些制度，由于我们已经习惯它们，仿佛是一个牢狱，被悠久历史的种种联想弄得很亲切，甚至可爱了。囚在里面，外面的情景，在多数人看起来是模糊的、无定的、严酷的。我们想到越狱的代价就感到不安；企图越狱的勇气是少有的。但是，我们只有做这种努力，我们才能抱着希望向前迈进。除此以外，我们今日已经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增加人类冒险前进的创造性的尊严了。
[1] 参阅1934年8月26日圣·路易邮报，其中关于美国人民自由所受的威胁有有趣的描述。我这里所参考的资料是出于欧文·狄里亚德先生之赐。
[2] 引自爱斯葵士：“英国议会五十年”(1926年)，第2卷，第44页。
[3] “英国议会议事录”（第四辑），第162卷，第545节。
[4] 参阅洛特兰、波福特、索莫塞特公爵的意见，邓门爵士曾引用，见贵族院报告书，(1909年)第4卷，第1207-1208页。
[5] 爱斯葵士前书，第2卷，第83页。
[6] 包曼先生的文章，见“双周评论”(1911年)，第96卷，第6-7页。
[7] 关子沙里士柏雷提案的讨论，见贵族院议事录，1934年5月8-10日。
[8] 在阿柏订商会的演讲，见1934年9月10日“曼彻斯特卫报”。
[9] 汤姆士·因斯基普爵士文，见1934年9月9日“观察家”。
[10] 参阅1934年9月5日“新共和国”，第89页。
[11] 参阅柯尔：“马克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1934年)。
[12] 本书第2章。
[13] 这点在米契逊先生所著的“第一个工人政府”(1934年)中有生动的叙述。其中谈到一个左翼的英国社会主义者预计在五年期间里所要做的改革。
[14] 关于这种忠心所涉及的问题，参阅拙著“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3年)，第105-110页。
[15] “工程师与价格制度”(1921年)；“外在所有权”(1923年)。
[16]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32年)，特别是第1卷及该卷附录一中对于俄国情形有很好的叙述和分析。
[17] 见本书第3章。
[18] 参阅列宁全集”（英译本），第21卷，第2编，第57-145页，特别是第133和144页上的信；并参阅印在该卷第326页以后的文件。
[19] 关于这种解释所发生的后果，可参阅纽曼的名著：“劳工法庭裁判的政治与社会意义”(1929年)。
[20] 本书第3章。
[21] 1917年11月6日的信，见“全集”（英译本）第21卷第2编，第144-145页。(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60-161页)。
[22] 帕尔姆·德特：“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1934年)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很好的叙述，但是他对于工人阶级的分裂未能依据历史作批判的叙述也是值得注意的。
[23] 列宁全集（英译本），第21卷，第137页，“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1917年9月12日的信（“列宁文集”，第5册，第300-304页）。
[24] 1932年7月5日“赤旗报”。
[25] 1934年10年3日“新共和国”，第197页。
[26] 参阅华尔特·勒雷斯：“侦察法案案件”(1921年)，可以看到美国这方面的情况。
[27] 在这方面，关于美国的经验，可参阅比尔先生论文，见1934年10月份“哈伯尔杂志”。
[28] 关于这一切问题，可参阅雷孟得·波斯盖特：“怎样进行革命”(1934年)，特别是第2章和第10章。
[29] “历史哲学”（西布利的英译本，1894年），第89页。
[30] “政治与议会评论”(1910年)，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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