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维尔·霍查 -> 《帝国主义与革命》(1978)

第二部分


第一章 “三个世界”的理论:反革命的沙文主义理论


“三个世界”的概念—对马列主义的否定
中国修正主义者对矛盾的态度是唯心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态度
中国人对“第三世界”联合的看法是反动的
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和南斯拉夫的“不结盟世界”理论破坏了人民的革命斗争


  今天,中国修正主义者也公开站出来,并在广泛的阵线上反对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战略以及民族解放斗争。他们试图用他们的“三个世界”理论来反对这种光荣的科学理论和策略,这是一个错误的、反革命的、沙文主义的理论。
  “三个世界”的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相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它的否定。谁是第一个将“第三世界”一词最早发明出来的人或谁是第一个把世界分成三部分的人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列宁没有进行这样的划分,而中国共产党却声称是毛泽东自己发明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如果他是最早提出这一所谓理论的作者,这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即使他只是从别人那里采纳了这一理论,这也足以证明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三个世界”的概念—对马列主义的否定


  存在三个世界或将世界一分为三的概念是基于种族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反动派的产物。
  但是,将国家置于三个层次或三个“世界”中的种族主义论点并非仅仅基于肤色,它还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一方面是用来定义“优秀种族”,另一方面是用来定义“低贱种族”,以此来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制造不可改变的形而上的种族分裂。它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人民视为一群羊,是一个无定形的整体。
  中国的修正主义者接受并鼓吹必须保留“优等种族”,而“低贱种族”必须竭尽全力地为它服务。
  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发展没有极限,一切都不会停止变化。在朝着向未来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量和质上的变化。同其他时代一样,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深刻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清楚地界定了这些矛盾。这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一个使革命和工人阶级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夺取政权发生巨大的量变和质变的时代。
  马克思的所有理论都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辩证主义之上的。马克思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社会,只有在实现了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之后,阶级才会消失。
  今天,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阶段。这意味着,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两个主要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处于不可调和的生死斗争中。
  他们中谁会胜利?马克思、列宁以及科学马列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无产阶级终究要通过消灭、推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者的力量而取得胜利,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还告诉我们,即使在这个新的社会中,彼此密切联系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将存在很长时间,但也会有被推翻、剥夺特权阶级的残余。在这一整个时期,这些残余分子,以及那些腐朽的、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都会试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力量。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着严峻的阶级斗争。
  马列主义者应始终牢记,在所有国家——除了那些革命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的国家——都有以无产阶级为首的贫穷阶级和资产阶级为首的富裕阶级。
  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它在哪里,无论它是否民主和进步,都有被压迫者和压迫者,有被剥削者和剥削者,存在着对抗,这就是无情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强度的变化的并没有改变这一现实。这场斗争有起有落,但它存在并且不能被平息。它无处不在,它存在于美国的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它同样存在于苏联——在那里,马列主义遭到了背叛,苏联制造出的新资产阶级压迫着劳动人民。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存在于第二世界,例如法国、英国、意大利、西德、日本。它们还存在于“第三世界”中,在印度、扎伊尔、布隆迪、巴基斯坦、菲律宾等。
  仅根据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那任何国家都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这一理论看不出它们,因为它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地缘政治概念和经济发展水平来判断国家和人民的。
  将世界分为三部分,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而“第三世界”,正如中国修正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不是从阶级的角度来看的,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否定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从落后社会向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向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斗争。将世界一分为三,就是不承认时代的特点,阻碍无产阶级和人民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前进,阻碍与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在各国和世界每个角落的资本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三个世界”理论倡导社会和平,阶级调解,并试图在顽固的敌人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建立联盟。这是试图延长旧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寿命,试图通过消除阶级斗争来使它稳步发展的尝试。
  但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夺取政权的斗争,资产阶级维持其权力的斗争永远都不会消失。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对于“世界”来说,无论是“第一世界”、“不结盟的世界”、“第三世界”,还是无数其它世界,没有任何空洞的理论可以改变这一点事实。接受这样的划分就意味着放弃和放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斯大林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两个世界:(译者注:黑体是霍查加的)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尽管当时社会主义仅在一个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列宁在1921年写道:
  “……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旧世界,它陷入了困境,却永远不会退让;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它还很弱,但一定会壮大起来,因为它是不可战胜的。”(出自《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译者注)
  即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还未胜利,新社会还未取代旧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但这种分开世界的阶级标准在今天仍然有效,胜利的事明天肯定会发生。
  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被背叛的事实丝毫不改变列宁主义的世界划分标准。现在和以前一样,只有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不仅在国家范围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存在着。
  中国修正主义者以苏联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背叛导致社会主义阵营不再存在为借口,否认社会主义世界的存在,却故意忽略了一件事: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丝毫改变不了历史总体上是走向革命和走向帝国主义崩溃的趋势——尽管有着资本主义现在仍然存在的事实。同时,他们忽视马列主义的不朽思想存在着,并正在发展和胜利;忽视了马列主义政党的存在;忽视了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存在;忽视了为自由、独立和国家主权而战的民族的存在;忽视了世界无产阶级存在和斗争着。
  巴黎公社并没有取得胜利,而是遭到镇压,但它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马克思说,公社的经验尽管揭示了法国无产阶级暂时的弱点,但它为各国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作了准备,并为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条件提供了很好的教训。马克思指出了那些“冲击”到理论高度的公社的伟大经验,并告诉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来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其专政的统治。
  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懦夫,他们认为今天的反革命力量非常强大,但根本这不是真的。反革命力量比人民弱,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更强大。他们将粉碎反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种观点是基于对世界的阶级分析,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观点都是错误的,无论修正主义者如何用革命性的话语掩饰其活动和恐惧。
  当我们的马列主义者说有两个世界,而不是三个或五个世界时,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必将导致旧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世界的破坏和新的社会主义秩序的建立。
  无产阶级是我们时代的社会动力。列宁强调指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代表着:
  “……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出自《打着别人的旗帜》——译者注)
  然而,与列宁的论点相反,中国修正主义者试图把“第三世界”呈现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巨大动力”。发表这样的言论意味着对在理论和实践上错误的动力做出定义。在这个以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时代,怎么可能把由资产阶级和封建主,甚至是公开的反动派和法西斯为统治主体的国家称为动力呢?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严重歪曲。
  中国领导人没有考虑到在“第三世界”中有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事实,一面是无产阶级和被奴役的、贫困的农民,另一面是利用和剥削人民的资本家和地主。不指出所谓的“第三世界”中的这种阶级状况,不指出存在的对立,就是要修正马列主义,捍卫资本主义。通常,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是掌权者。这个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利用国家,剥削和压迫穷人,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并使人民永远处于奴役和苦难之中。
  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中,执政的政府当然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政府,具有不同的政治差异。他们是反对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贫农的阶级政府,他们反对革命和解放战争。
  在这些国家中具有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正是在保护为无产阶级与城乡贫困阶层结成联盟所企图推翻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构成了上层阶级,而从自身狭隘的利益出发,随时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出卖该国的土地财富和地下资源,以及人民的自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给外国资本主义。这个阶级无论在哪里执政,都与无产阶级及其盟友、被压迫阶级和阶层的斗争和愿望相悖。
  中国领导的“第三世界”中的许多国家并不反对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倡导称这些国家为“革命和反帝斗争的主要动力”,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像喜马拉雅山一样明显。也有其他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至少知道如何隐藏和掩饰自己的资产阶级理论。
  中国修正主义者不仅对第三世界持此观点,还对所谓的“第二世界”有同样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那里仍然被身为帝国主义者的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昔日的帝国主义强权统治着。在所谓的第二世界国家中,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它被剥削入骨,被镇压性的法律、军队、警察、工会所有这些资产阶级专政武器压制了下来。无论是在“第三世界”的国家还是在“第二世界”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同样的社会力量,它们统治着无产阶级和人民,且必须被粉碎。在这里,主要动力也是无产阶级。
  就像他们在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中所做的一样,在美国和苏联,中国修正主义者也无视代表革命伟大力量的无产阶级,恰恰否定了社会的主要动力,攻击资产阶级、阶级敌人和整个世界革命的敌人的动力。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否认了这一伟大现实,并轻视了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确实,无论是所谓的第三世界,第二世界还是第一世界,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也存在着某些堕落,因为资产阶级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与敌人作战——不仅是用武器和压迫,更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用它创造的生活方式。但是,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例如工人贵族的堕落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马列主义,剥夺工人阶级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通过正确的马列主义教育,通过日常的革命活动,保护各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摆脱堕落并动员它与反对者进行斗争,无论他们是英国还是法国,意大利或德国,葡萄牙或西班牙,美国或日本等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通过正确的马列主义教育,通过日常的革命活动,保护各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免遭堕落,并动员他们与压迫者进行斗争,无论英国还是法国,意大利或德国,葡萄牙或西班牙,美国或日本等等。
  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头目美国,也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作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富有的国家,因此,资本为欺骗无产阶级而扔出的面包屑要比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大得多。在美国,资产阶级创造的生活方式对无产阶级具有更大的影响,但我们至少不能否定美国无产阶级对该国革命的作用和贡献。
  实际上,在美国,也有一部分人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资本家、托拉斯、银行等压迫。即使在美国的小资产阶级中,也存在着要求抵抗大资本的压迫的反抗意识。
  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通过否定阶级斗争,也否定了人民摆脱外国统治,争取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也否定了他们为争取社会主义所作的斗争。这种反革命和反科学的理论排除了人民同其敌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整个国际大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可能性。
  把人民置于“三个部分”,并鼓吹只有“第三世界”才渴望摆脱帝国主义,只有它才是“反帝的主要动力”,这是对马列主义的一种欺骗和公开的偏离。如果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要被包括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中,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把“第一和第二世界”的人民放在哪里(他们也在为自己的解放而向同一个压迫者斗争)?将世界一分为三的发明者和支持者完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根据他们的反马列主义概念,他们把帝国主义者、统治者和人民看成一个整体。
  马列主义者无法将苏联人民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两面派以及统治人民的新资本家等同起来。同样,他们不能把美帝和美国人民混为一谈。如果他们像中国修正主义者这样做了的话,那么革命者将犯下严重的理论错误,就是使自己反对革命,也恰恰支持无产阶级和敌人巢穴中的人民也在反抗着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资本力量。
  在这种分开世界的方法弄混了反对压迫他们的寡头并与之艰苦斗争的人民的个性、理想和发展的情况下,中国人号召“第三世界”与“第二世界”结盟,以对抗第一世界的一半(译注:指苏联)有何意义?人民的抵抗与革命斗争的水平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马列主义者必须开展宣传工作并动员自己,通过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及其欺诈的意识形态不断阶级斗争,来达到最终目的。
  中国修正主义者不仅把人民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融为一体,而且在鼓吹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被纳入“第三世界”的时候,变卖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那样,与存在着敌对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第三世界”一脉相承,与“国王和王子”一脉相承?中国修正主义者称他们的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声称他们把自己纳入“第三世界”是为了帮助这个“世界”的人民。这是一种欺诈,他们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扩张目的。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帮助和支持人民的斗争,并不需要把世界一分为三,并不需要把自己纳入“第三世界”。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阶级标准指导自己的立场,帮助人民,帮助无产阶级,帮助真正的民主、主权和自由,而不是帮助国王、亲王和反动集团统治的国家。我们帮助那些希望摆脱超级大国枷锁的人民和民主国家,但我们强调,除非他们也同与超级大国有关的国际垄断势力作斗争,否则是不可能按照君主统治阶级的标准来走上正确的道路的。
  中国领导人声称通过把自己放在这个虚构的“第三世界”中解决了这个复杂的阶级问题,但这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与中国领导人的主张相反,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和政府都没有反对“第一世界”,或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或第二世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趋势是为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但是中国将自己包括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国王、埃米尔与蒙博托和皮诺切特式的反动集团的政府,则不包含在这一行列中。
  对于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领导人不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世界革命的利益进行阶级划分。这些民族国家(大多数由资产阶级的上层领导着)受到美帝以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影响,并与美帝以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有许多联系。
  在这些国家中,在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穷人、受压迫的农民,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奴役者,两者之间有深刻的内部矛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这些国家人民的援助,应当是对他们在建立真正民主国家方面取得进展的巨大激励,而不应遮挡这种前景,不应影响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革命是不能进口的。它将由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来执行。当然,夺取政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正如列宁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必须创造出条件,使无产阶级在历史的每一个转折点,都站在推翻独裁者和反动资产阶级腐朽的国家政权与建立人民政权的斗争的前列。
  我们共产主义者根据列宁主义阶级标准对当今世界进行的划分,并不妨碍我们与超级大国作斗争,并支持所有寻求解放、与超级大国相抵触的民族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全心全意地、有力地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符合自身的利益,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外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但是要像中国领导人那样掩饰和歪曲马列主义的原则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欺诈和欺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没有做过也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将是对其本国人民、对其他民族、对国际上无产者和革命不可原谅的罪行。
  中国共产党主张将世界分为三部分,主张阶级和解。
  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永远不会忘记列宁的教诲,他们强调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地缓和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用“革命”的陈词滥调,同时剥离马列主义的革命内容。这就是中国修正主义领导层鼓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和解并和平共处的做法。
  正如恩格斯和列宁所教导我们的那样,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或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和解的,相反,矛盾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了社会政治冲突。国家的存在证明了阶级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因此,通过鼓吹无原则的统一,试图减轻这些在“第三世界”、“第二世界”或“第一世界”的各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国家中可以看到的阶级对抗,就是否定矛盾存在的客观性质,用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中国的“理论家”试图调和永远无法调和的阶级,这意味着他们处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立场。
  当中国修正主义者认为包括他们的“第三世界”国家阶级和平盛行,以及一些国家成为了阶级和解有机体时,对马克思的理论的歪曲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中国领导人所宣传的那样接受“第三世界”的概念,就会创造出一种服务于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国家组织的观点。正如列宁在抨击修正主义者时所说的那样,淡化阶级斗争的论断就是支持这种压迫并为之辩护。在“第三世界”中寻求团结,实际上意味着在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寻求统一,即试图减轻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之间,人民和外国压迫者之间的对立。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这些说教,违背了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利益,违背了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社会正义的愿望。
  组成号称的“第三世界”或“不结盟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都依赖外国金融资本,在那里,这种外国金融资本如此强大和广泛,以至于在这些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国家并不享有完全独立,相反,他们依赖于这一庞大的金融资本,并遵循它制定政策,散布证明剥削人民有理的意识形态。
  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一经揭露,他们便提出反对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各种“理论”。为了遏制各国人民对自由,独立和主权的渴望,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理论家将这些愿望打为“不合时宜”,并给其各种形而上学的解释,继而以“世界相互依存”[1]为口号加以反驳——号称其表达了人类社会当前的发展趋势;或以“有限主权”[2]的口号反驳——号称其代表了所谓社会主义共同体等的最高利益等等。
  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以各种形式和方向侵犯各国的自由、独立和主权的现实,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资产阶级正在丧失其统治阶级地位,世界无产阶级则已经成为了一支巨大的力量,并为摆脱资产阶级的盘剥而进行了无休止、无情的斗争。在人民的打击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下,资产阶级被迫在法律上放弃的殖民主义,并正式承认许多国家的自由,独立和主权——对这些国家的长期占领和剥削早已深之入骨。
  然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前殖民地合法的自由、独立和主权至今仍停留在正式承认上,因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又以新的形式继续统治那里。利用殖民地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落后,来延长他们对前殖民地的统治。由于革命力量缺乏组织,这些反动势力利用阴谋诡计进行分裂和统治,在这些国家仍然可以找到适合如此行事的环境。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应认为,由于前殖民国家尚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和主权,它们的斗争就是无用的,绝对不是。各国人民为使他们的弱小国家摆脱强大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支配与指手画脚而进行的斗争决不能被低估。相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官方对这场正义的革命和解放斗争正在并将继续给予无保留的支持,认为这是人民在加强政治独立和摆脱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统治上的胜利。但我们反对那些修正主义理论家,他们认为现在整个的革命斗争都应当归结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即争取胜利,捍卫这种独立,使其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同时否定社会解放斗争。
  只有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才能保证真正和完整的民族自由、独立和主权。这些剥削秩序的拥护者“忘记”了无产阶级及其盟友与当地资产阶级及其国外盟友之间的阶级斗争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激烈地进行着。某一天革命爆发时,将导致列宁所说的那些革命局势出现。必须为世界反帝和民主革命发展到大规模状态以及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以便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继续前进,使之发展到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教导我们,革命必须将消灭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进行到底。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真正的自由、独立和主权。
  根据我们的马列主义的观念,在一个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统治的的阶级对抗社会中,人民无法享有自由和主权。自由,独立和主权具有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真正完全的自由和主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得到保障的,而国家权力在剥削阶级手中的时候,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政治关系就会导致人民自由和主权的丧失或限制。结果,在“不结盟”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中,根本不能谈论真正的国家自由和主权,甚至不能谈论人民的主权。只有通过基于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分析,才能正确地确定哪些人是真正自由的,哪些人是被奴役的;哪个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哪个是被压迫的国家和别国的附庸。马列主义理论清楚地说明了谁是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什么是人民走向自由、独立和主权的道路。我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只有按照马列主义的方式,才能理解国家和人民的自由、独立和主权。

中国修正主义者对矛盾的态度是唯心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态度


  实施正确的革命战略要基于马列主义的教诲,不仅要求我们全面地、辩证地分析和认识世界革命和解放自由趋势的动力,正确地评价敌人的强弱,而且要求我们正确地、科学地认识我们时代的各种矛盾。
  如果我们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导,结合具体事实和形势的实际发展来解释矛盾,那么我们就不会犯错误。
  针对这些矛盾,中国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所阐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理论化”、“阐释化”、“哲学化”、“释义化”和“混淆化”。他们对矛盾的解释不同于实际,不是为了解放斗争,不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是为了和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和妥协。这些冒充马列主义哲学家的领导人有两张面具:一个是把自己伪装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追随者,另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歪曲者。他们对矛盾、同盟和妥协问题的立场来自于他们对国际形势和世界上存在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等矛盾进行的歪曲和实用主义的分析。这种立场根植于其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世界观之中。
  但是,中国领导人将矛盾、同盟和妥协问题摆在讨论桌上并不是偶然的。中国领导人现在已经揭去了伪装,公开反对革命。它已经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旗手。像所有修正主义者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试图通过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话语来“证明”他们脱离马列主义理论及其修正主义倾向的合理性。当然,当然,他们对这些引语做了删减,断章取义,用它们来兜售反马列主义的反动立场和观点。但是中国修正主义者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对我们的正确理论进行歪曲、带有倾向性地删减和解释的人。在他们之前很久,社民头子、铁托分子、苏联修正主义、意修、法修和其他修正主义者都做过并且现在还在同样的事情,现在还在做。
  首先,中国领导人在处理这些矛盾的同时,努力证明自己对美帝的立场是正当的,为他们对美帝的和解与合作铺平道路。
  中国修正主义者声称,当今世界只有一个矛盾,这中矛盾使“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的一半与苏联对抗。他们从这个把人民联合起来的帝国主义论点出发,主张把一切阶级矛盾都放在一边,唯一的斗争就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但是,让我们分析一下,在人民与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以及超级大国自身之间的矛盾上,事情是如何发展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在确定一以贯之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时(译者注:strategy:战略,表短期;tactic:策略,表长期),对美苏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原则性立场是最重要的。这两个超级大国是保卫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最强大的力量,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他们是革命、社会主义和全世界人民不共戴天和最危险的敌人;他们像国际宪兵,承担起了在每一场革命和解放运动的可憎作用,并代表着最具侵略性的好战势力,他们的行动正把世界推向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至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没有人能否认我们时代两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力量——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我们不断强调,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越来越深。与此同时,超级大国正在努力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列宁用资本的两种倾向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说:
  “……因为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趋势使各国帝国主义者必然结成同盟,另一种趋势使一些帝国主义者同另一些帝国主义者对立起来……”。(出自《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译者注)
  但是,为什么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呢?因为它们是帝国主义大国,都在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创造新的势力范围,并奴役和剥削人民而战。他们的欲望和贪婪,是他们之间争吵和严重摩擦的根源,甚至将导致一场血腥的世界大战。
  我们马列主义者必须为革命利益和人民解放斗争去利用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
  利用敌方阵营的矛盾是革命战略和策略的组成部分。斯大林把利用工人阶级的敌人、国内的敌人和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矛盾和冲突,描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间接后备力量。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十月革命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思考并利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力量对敌人内部矛盾的估计和利用,都是基于马列主义,对这些矛盾及其严重程度,特定时期的力量占比进行具体分析的结果,目的是要规定以什么方式、以什么形式和用什么方法来加以利用。原则是必须始终利用这些矛盾来支持革命,支持人民及其自由,支持社会主义事业。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应使革命力量在反对敌人特别是反对主要敌人的斗争中更加积极地动员起来,而不应使人民对敌人产生任何幻想。
  美国和修正主义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将镇压革命和社会主义作为其纲领中的第一点。中国领导人不仅不强调这一事实——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体现——而且他们甚至在实践中否认这一事实。当然,对于马列主义者来说,不能允许忘记超级大国,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斗争,不能允许不看到他们的共同目标,即压迫要求自由的人民,破坏革命,这也导致了全面战争或局部战争。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仍坚持他们的已知立场,即仅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作斗争,根据他们的说法,苏联是更危险,更具侵略性和更好战的帝国主义。他们将美帝排在第二位,并强调美国“想要维持现状,并正在衰落”。由此可见,中国修正主义者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而且应该与美帝结盟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那样被削弱或驯服。相反,它好斗、野蛮、强大,就像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样。美帝不再具有它过去所具有的那种支配地位,这并不能改变什么。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也正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正确论断。但是,以此出发,不能低估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实际上是侵略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同样,从帝国主义力量的真正的削弱和衰微出发,说一个帝国主义的危险减少了,而另一个帝国主义的危险增加了,这也是不能容许的。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都没有忘记与他们的掘墓人战斗,而那些成为超级大国的掘墓人的人就是人民。
  实际上就像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仅仅主张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作斗争,停止与美帝的斗争,就意味着不能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毫无疑问,必须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但是不能同样地与美帝作斗争,这就是不可接受的,是对革命的背叛。
  如果按照中国的道路走下去,就不清楚什么是美帝,什么是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为什么这两个超级大国会有矛盾,这些矛盾的本质是什么,它们之间斗争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必须深化哪一方面,我们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世界大战等等。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正确地理解了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采取正确行动,那么,显然,我们帮助和支持人民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和统治它们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集团的斗争的需要就会越来越迫切。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但是,必须全面地评估这一危机,同样地,也必须全面地评估资本主义世界中存在的各种矛盾。
  中国修正主义者的实用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逻辑使他们将苏联展示成一个没有矛盾的、正在发展的国家,一个无疑统治着其他修正主义国家——如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把苏联集团当成一个崛起的集团,把苏联当作世界上唯一的帝国主义,一心想在世界各地建立霸权的帝国主义。
  如果我们谈到苏联对东欧修正主义国家的霸权,这首先表现在苏联武装部队对这些国家的军事占领上,表现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资产的无情的、肆无忌惮的掠夺上,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试图把这些国家完全纳入苏维埃共和国的体系中。自然,修正主义苏联的这些努力遭到了反对。总有一天,这种在修正主义集团内以潜在形式存在的对立和矛盾将变得更加尖锐,并将爆发出来。
  我们形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侵略性的,因为它进攻并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它已经干预了非洲和其他地方,已经计划好并正在为其他侵略行为做准备。但是,可以说美帝的侵略行为更少,或者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性更小吗?
  中国领导人忘记了美国对朝鲜的侵略,忘记了其对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旷日持久的野蛮战争,忘记了它在中东的战争,对中美洲各国的干预,等等。它从一开始就把这些东西都抹去了,现在得出来的结论是,号称美帝已经被驯服了!它忘记了美帝已经将触角伸向了全世界,在所有地方建立了军事基地,并正在发展和强化它们。毛泽东和周恩来忘记了这一点,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在告诉我们说美帝已被削弱和驯服,因此可以结成同盟时,他们恰恰忘了这一点!这样做就意味着熄灭反帝斗争,尤其是对美帝的斗争,甚至是中国喊得震天响的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
  的确,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渴望扩张。它对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3]的干预,它试图在地中海和几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基地,企图占领红海狭窄地带,或是尝试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这些都是公然的帝国主义行径。但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地位并未加强到程度与美帝在其他国家巩固的新殖民主义经济、战略和军事地位的程度相同。中国领导人似乎恰恰低估了这种情况,但实际上它承认并支持这种情况。
  同时,中国修正主义者不能不看到,尽管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帝之间存在矛盾,但它们通过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盟(如北约、欧共体)相互紧密联系,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资本已经深入到西欧国家的经济中——不仅是西欧,还有东欧和苏联。
  中国领导人非常了解美国已经投资并将继续在世界各国投资数十亿美元。那它希望什么呢?是否希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与美国的种种矛盾中与美国决裂,削弱自己的阵营,宣布放弃与美国的那些武装力量联系和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为了中国的利益,在社会帝国主义苏联的面前赤膊上阵?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荒谬之处。
  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那样,毫无疑问,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应该被革命和解放力量利用。但重要的是应正确理解这种矛盾,应始终从革命利益的角度看待,遵从革命利益。利用帝国主义势力和集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等之间的矛盾,本身绝不是工人阶级和马列主义革命者的目标。
  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加深它们之间的裂痕,鼓励这些国家的革命和爱国力量,反对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美苏想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征服它们,剥削它们,否定它们的民族性等等。
  但是中国在做什么?
  中国的政策主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结成“神圣同盟”。事实上,它走得更远。它主张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这些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革命的马列主义路线在哪里?利用矛盾的路线在哪里?中国领导人是否认为,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通过这样的政策来加强这个反对苏联的集团?这是他们所梦想的乌托邦,但这只是他们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和在他们一起的日本和加拿大,不像中国领导人想的那么疯狂,他们的政策也不像中国的政策那么幼稚。就他们而言,他们很清楚如何利用中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的矛盾。他们知道如何去做并采取行动,以削弱强大的侵略性力量——苏联。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斗争,而且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美国和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煽动东方修正主义国家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矛盾。
  现在中国也已经开始实行这一美国的旧政策。华国锋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访问[4]就是按照这一路线进行的。但是,中国对欧洲的开放,激化欧洲矛盾,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创造有利的行动空间的尝试,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出于人民和革命的利益。它们是中国煽动战争政策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欧洲人民互相残杀,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中的炮灰。
  《真理报》长期以来一直与美国争论不休,指责它迅速增加了军备,这当然没有效果。它关心的是不是批评美国的这一行动,因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问题在于,美国军事潜力的增加相对削弱了苏联的战斗力,迫使苏联逐步紧跟美国,以平衡其军事潜力和侵略性。但是,在军备竞赛中追赶美帝的步伐削弱了苏联的经济,因为这意味着大量的物质、货币和人力资源从经济转移到了军事。这就是让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感到担忧的原因。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修正主义者通过他们的报纸《人民日报》毫无保留地站在了美国人的一边,在一篇又一篇文章中敦促美国不要在军备竞赛中失去领先地位,敦促美国不要在军备竞赛中失去领先地位,而应不断增强其军事潜力。因此,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武装起来的不是美国,只有苏联。中国修正主义的领导层成为一种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会出现的美国人拥护者。资产阶级至少在批评和对现实的解释中试图保持一种比例,以权衡正在趋于发展的情况。但是,按照中国领导人的做法采取行动,是前所未有的。
  在与邓小平部长会面时,美国国务卿万斯向他解释说“美国在军事上强于苏联”[5]。但是邓小平告诉一个同一时期访问中国的美国记者团,“北京不相信”万斯,邓小平还宣称“苏联比美国强得多”。这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掩耳盗铃”。
  中国理论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式出现,引起了对事实的怀疑,事实上,不只是一个,而是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都在谋求重新瓜分世界、建立新的殖民地、压迫人民、扩大市场。而这种论断在它看来是不能接受的。
  提出一个帝国主义更强,另一个更弱,一个是守序的,另一个是侵略性的,这不是马列主义。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是反动观点的反映,它使中国修正主义者与美国、北约和欧共体结成了联盟,与西班牙国王、伊朗国王、智利的皮诺切特和所有法西斯独裁者结成了联盟。中国的政策对美帝无害,对银行权力和我们时代最大的资本主义无害,这是彻头彻尾的愚蠢至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政策。
  中国领导人不能无视美国的金融资本、托拉斯和垄断绝对不会减少他们在国外的投资,他们没有放弃剥削和奴役的野心,相反,他们正在变得更强大,并为了自身利益,试图改变世界上的力量比例。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的经济政策的目标,苏联存在的大型托拉斯的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吸干卫星国和其他国家的血。他们披着新的外衣,以另一个名字出现,同时,他们也在为自身利益努力改变力量比例,起初号称通过协议和谈判进行,但是,当时机到来时,还是通过武力,也就是战争。
  中国修正主义者认为美国“想维持现状”、“正在变弱”,认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更危险、更具侵略性、更好战”,等等,带着这些原因,希望证明美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中国反对苏联的盟友。他们正在扩大各种关系,他们对美国增加战争预算和进一步武装起来的公开支持都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修正主义者鼓吹今天的形势是这样的:马列主义者、革命者和人民可以与美帝妥协并依靠它。我们党反对和凶恶的美帝作任何妥协,因为这样做不符合革命和人民解放的利益。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同美帝作斗争,直到它完全被消灭为止。同样,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中国对美帝的支持,丝毫不是对革命和人民的支持,而是对反革命的支持。中国领导人以其反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路线,把世界人民置于美帝的魔爪之下。它希望他们保持服从,不反抗,甚至与美帝联合起来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想从美国手中攫取它从人民的辛劳和汗水中建立起来的资产的苏联。中国领导人建议聚在欧洲共同体内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又要使欧洲资本主义联盟的人民联合起来。这种立场意味着:保持沉默,不再谈革命,不再谈无产阶级的专政,而要为那些托拉斯和资本家们服务,并与他们一起,建立起更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对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支持并在经济上加强的欧洲共同体,无非是保持西欧垄断托拉斯的利润最大化,并将发达工业国家聚集在一起的一种手段。正如列宁所说,这些发达工业国家的富裕阶层从非洲、亚洲等国索取了大量财富。中国领导人支持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在支持一小撮寄生的资本家,这是以牺牲这些欧洲国家的人民和落入他们魔掌的人民为代价的。
  中国修正主义者的“三个世界”理论是他们试图用来证明其反革命立场的理由,而这不过是工人运动队伍中机会主义的一种变体;这有助于帝国主义以牺牲别国人民为代价来创造市场和攫取利润,从而使机会主义者也能从资本家的桌子上得到一些残羹剩饭。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领导人是在捍卫资本主义势力和欧洲国家,而不是在支持革命势力和无产阶级,从而使革命势力和无产阶级奋起并摧毁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联合的欧洲”的计划。总之,欧洲共同市场和经互会以及所有其它帝国主义制度的支柱,就像一头巨大的怪物,吸干了人民的鲜血。
  尽管中国修正主义者的“第二世界”中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西德、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但不论其在理论上如何谈论其“双重”特征,中国领导人并不认为这些国家是革命的敌人,相反,中国人发现对这件事闭上眼睛很方便,与这些国家达成公开的妥协,号称是为了对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领导人由于其实用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而被蒙蔽了双眼,他们“忘记”了西德、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曾经是帝国主义国家,现在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奴役和殖民主义倾向,已成为了它们的传统特征,过去没有,像现在这样,也不可能消除。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帝国主义力量被削弱了,甚至被大大削弱了,它们原来的地位已经变成了对美帝有利的(译注:潜台词是地位低,无力与美帝抗衡,甚至变成了美帝的附庸)地位。然而,法国、英国以及其他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放弃保护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市场或获得这些地区的其他市场的努力。
  在所有这些没有美帝那样强大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中,虽然有矛盾存在,但同时也有相互达成和解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帮助其昔日的欧洲旧盟国恢复过来,美国的垄断者与这些前盟国的垄断者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共同利益。但是,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因为它们各自试图在垄断市场,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其工业产品方面放开手脚。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现实也证实了列宁关于资本的两种客观趋势的论点是正确的。
  同样,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与美帝而且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都有矛盾。问题出现了:如何利用这些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绝不能以中国修正主义者主张的方式加以利用。我们马列主义者不能为各种反动派辩护,不能为西德的施特劳斯或施密特[6]周围的小集团辩护,不能为英国的保守党或工党领袖辩护,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就去为之辩护,并支持中国的说法,以至于要支持“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团结在共同体下”,应该加强“欧洲联盟”,以便能够面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将意味着我们同意牺牲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为打破奴役锁链而进行的斗争和努力,破坏这些国家革命的未来。
  中国修正主义者通过与美帝进行无原则的妥协,背叛了马列主义和革命。马列主义者解释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矛盾和妥协的理论的真正精神。中国人对这一理论的解释与事实正好相反。
  我们党遵循列宁主义路线,不是反对每种妥协,而是反对背信弃义的妥协。在必要时可以做出让步,并为阶级和革命的利益服务,但要始终牢记,决不能以牺牲战略和对马列主义原则的忠诚为代价,决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决不能摧毁阶级利益与革命。
  关于折衷立场,列宁说:
  “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是否可以同资本家或资本家阶级妥协呢?
  ……对于这个笼统的问题作否定的回答显然是荒谬的。当然,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是可以同资本家妥协或达成协议的。一切都要看达成的是什么协议,是在什么情况下达成的。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才可以而且应当去寻找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看来是正当的协议和从同样观点看来是叛卖的、变节的协议之间的区别。”(出自《论妥协·1920年》——译者注)
  列宁继续说:
  “结论很清楚:发誓不同强盗达成任何协议或妥协是荒谬的,然而根据笼统地说同强盗达成协议有时是可以允许的和必要的这一抽象的论点来为强盗行径的同谋行为作辩护同样也是荒谬的。”(出自《论妥协·1920年》——译者注)
  列宁还说:
  “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出自《论妥协·1917年——译者注》)
  只从列宁的这些教导出发,才可以妥协。但是,当众所周知美帝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人民和革命的最凶猛的敌人时,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妥协又如何才能符合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利益呢?这种妥协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危及革命的利益。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折衷或违反原则,就会背叛马列主义。
  如果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理论上”已经并且仍然有很多关于矛盾的说法,那么他们不仅要讲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要讲同帝国主义的妥协,还应该首先去讲我们时代的根本矛盾,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讲被压迫人民和国家与两个超级大国和整个世界的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客观存在的、无法消除的矛盾保持沉默。他们只说一个矛盾,据他们说,这个矛盾就是整个世界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此来证明他们对美帝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无原则的妥协是正确的。
  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和事实表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分裂,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分裂,决不会压倒和代替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被压迫者和帝国主义压迫者之间的矛盾。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被压迫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最深刻的、是长久的、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或资本主义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只有在为革命和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创造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最有利的条件时才有意义。因此,必须利用这些矛盾,而决不能在无产阶级和人民之间散布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幻想。必须使列宁的教诲清楚地传达给工人和人民,使他们意识到只有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不可调和的立场,只有他们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坚决斗争,只有革命,才能确保他们真正的社会地位和民族自由。
  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不能构成革命的基本任务,不能与推翻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法西斯专政、帝国主义压迫者的斗争相对立。
  马列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他们向人民和无产阶级演讲,呼吁群众站起来,粉碎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霸权的,压迫的,挑衅的和好战的计划,在西方和东方一并推翻反动资产阶级及其独裁统治。
  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它总是利用敌人阵营中的矛盾。我们党在利用它们的时候,必须正确地估计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性质,正确地估计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利益完全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的、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它们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是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是有着共同根本利益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无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多么严重,世界帝国主义或帝国主义各部分的对社会主义国家侵略行动的危险都是存在的,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长久的、真正的危险。帝国主义之间的裂痕,大多数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吵和冲突,最多可以削弱或暂时延缓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行动的危险,因此,在敌营中利用这些矛盾,虽然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但也不能消除这种危险。
  列宁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他说:
  “ ……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出自《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译者注)
  列宁的这些教诲至今仍保留其全部效力。它们受到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充分证明,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对苏联的侵略,美国对朝鲜的侵略以及后来对越南的侵略,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反对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敌对活动和阴谋,等等。因此,我们党一再强调,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列强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任何低估,对于帝、资、修对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采取侵略行动的危险的任何低估,对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十分严重,产生因为这种矛盾,他们无法对我们的祖国采取侵略行动的想法,而产生的任何警惕性的放松,都将会带来非常危险的后果。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只有革命的、解放的、热爱自由和进步的力量才能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可靠的盟友。我们国家保持着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世界不同国家的外交关系,利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同时坚定地支持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人民的革命和解放斗争——每个进行这种斗争的国家都将这种支持视为其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坚持这一观点。它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它将支持无产阶级和人民、马列主义政党,与超级大国、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反动派作斗争的革命者和进步分子,以促进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
  过去,中国共产党在矛盾方面也引用了众所周知的马列主义原理和理论。例如,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3年发布的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的已知文件中,中国人写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承受之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妥协。”他们补充说:“在任何时候,谁都不能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这么说,是因为当时的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层要求人民和共产党同意美帝和它的领导者已经变得和平的观点,要求他们服从苏联与美帝和解的政策。现在,正在向人民、革命者、马列主义政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鼓吹他们必须与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并团结资产阶级和所有反动派来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国人并不用伪装的词语来表达这些思想,而是公开地表达。这种摇摆不定和180度的转向与有原则的的马列主义政策无关。这是所有把原则放在他们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式的利益之后的修正主义者,实行的实用主义政策的特点。
  为了证明他们对美帝和国际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妥协,中国领导人和所有“三个世界”理论的拥护者,故意歪曲了关于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苏美同盟的历史事实。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当时希特勒对苏联的侵略迫在眉睫。在那段时期,纳粹德国入侵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法西斯意大利入侵了阿尔巴尼亚,当时达成了慕尼黑协议,德国的战车正在向东方狂奔。在西方列强拒绝回应斯大林与苏维埃国家采取联合行动以遏制纳粹-法西斯侵略者的呼吁,并且明显在怂恿希特勒向苏联进攻之后,苏联并没有与德国结盟,而是达成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苏德条约挫败了列强的计划,并给苏联留出了时间准备面对纳粹的侵略。
  至于英苏美同盟,众所周知,希特勒的德国占领法国并与英国开战后,对苏联发动了野蛮侵略,在对轴心国的战争具有了明显的反法西斯和解放性质时缔结的。必须指出,当时的斯大林和苏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主张或号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放弃革命,联合反动的资产阶级。事实上,当白劳德宣布放弃阶级斗争,主张阶级和解——因为据他说英苏美同盟的利益需要这样做,他被斯大林和共运打为修正主义者和革命的叛徒。
  可见,中国与美帝和各种反动势力的无原则的妥协和结盟是没有道理的。中国修正主义者试图做出的历史类比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领导人在宣传中给人的印象是,据说,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反对任何妥协,也没有尽力利用我们应该利用的矛盾。他们当然知道,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是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的,但是他们为了掩盖他们离开科学的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道路,继续宣传这条歪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诋毁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正确政策和立场。他们的指控毫无根据。让我们看看事实。
  我们党始终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并将继续这样做,直到最后。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与以色列的斗争,以色列早已成为美国在中东的盲目的工具和宪兵,它的任务是为美国的大型垄断公司保卫丰富的阿拉伯油田,并像中国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维持现状。
  尽管萨达特总统及其政府以前曾与苏联结盟,但我们支持埃及人民为夺回以色列占领的领土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我们揭露了苏联攻击埃及的目标,以及苏联在整个中东的下的棋。我们没有一刻不对苏联对埃及的殖民主义目标保持沉默。在支持埃及人民与美帝和以色列的斗争中,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我们党和人民在捍卫埃及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利益的同时,还揭露了美帝和以色列目前正在耍的伎俩。我们不会赞成打着维护埃及人民利益的旗号去与以色列侵略者做妥协的任何途径,任何路线。
  但是,中国领导人没有揭露美帝。它赞扬以埃协定[7],并敦促阿拉伯人民和解,与美帝和以色列这两个主要敌人妥协。这样的立场不是马列主义。按中国人说的去做的这种妥协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打破一个帝国主义,投身另一个帝国主义的怀抱,“是在为人民的自由谋利益”的荒谬行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些典型的资产阶级伎俩和阴谋不能被称为有助于加深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之间矛盾的马列主义的行动。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并坚定地支持符合而且必须符合人民和革命利益的、仅仅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当他们看到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是进步人士并且为从帝国主义霸权中解放其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时,他们甚至不会反对这个资产阶级国家。但是,我们国家不能像中国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与反动集团统治下的国家有着共同的事业或妥协,而这种反叛集团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和对人民利益的损害而与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结盟。
  同样,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也不反对与“第三世界”或“第二世界”国家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它仅反对与两个超级大国和法西斯国家建立这种关系。但是在发展我们的外交关系时,就像在我们的贸易,文化和其他关系一样,我们按照原则工作,优先考虑我们国家和革命的利益,如果与此相悖,我们就不会,也永远不会建立关系。
  我们掌握政权的马列主义者必须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些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些利益是对等的。
  马列主义者应该永远记住原则。他们不能由于一个或另一个时期出现的情况,就践踏原则。我们必须牢记,在上层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他们长期与人民,无产阶级和贫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因此,无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是否保持国际关系,它必须清楚地展示出自己支持人民的斗争,清楚地展示出它不赞成骑在人民头上的人实行的反动的、反人民的政策。
  我们马列主义者不仅必须承认并牢记被压迫阶级与其压迫者之间存在的矛盾,而且还必须认识到国家之间,即这些国家的政府与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出现的矛盾。我们必须始终奉行这样的政策:我们不因为反动政府只是因为为了自身和当权阶级的利益,暂时与美帝决裂,投身于另一个帝国主义,例如英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或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就去捍卫它。我们必须利用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带着我们的立场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和该国被压迫人民与其反动政府的斗争的目标。根据中国修正主义者的划分,如果“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动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政府与“第一世界”国家的政府之间发生了矛盾,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矛盾总是有利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从资本的枷锁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主要要研究阶级利益,研究代表剥削阶级的政府的利益,研究谁付出得多,谁付出得少的问题,研究谁最能维护自己的权利,研究谁想把他们赶出去,以便把自己的人引进来。
  在处理无产阶级斗争时,对资产阶级的立场不能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具有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外交,贸易,文化和科学关系相混淆。这些国家间关系是必要的,必须加以发展,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清楚其建立它们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道德和物质生活必须成为与其保持关系的国家人民的镜子,而且在这些关系的发展中,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和优势。当然,他们是否遵循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们的事情,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树立好榜样。
  在所有这些政治,理论和组织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不仅不清楚,而且还远没有弄清楚它们,而是故意使它们变得更加晦涩难懂,因为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必须煽动一切以澄清它们”,这个论点是不正确的。相反,我们必须弄清事情并说服人们进行革命,因为就动乱而言,这已经存在。如果问题是煽动起来,那么让我们为帝国主义而进一步挑衅,帝国主义就是放弃了这个幽灵,而不是帮助它并为它提供拐杖以使它继续前进。我们应该缩短资本主义的存在,以便使人民,无产阶级得到解放,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更加接近。这是我们的革命道路,是马列主义的道路。没有别的路了。0
  中国领导人以前曾用“针锋相对”地反对美帝的表达,但当时他们并没有实践,今天肯定也没有实践。他们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他们越来越接近美帝并正与美国结盟。
  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中国在这些关系中的目标是通过它希望的从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那里获得的援助,来加强其经济和军事地位,使它也可以与其他两个超级大国竞争。中国通过广播等手段进行宣传,想要在世界上产生中国不仅是是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强大国家,而且当前的中国政策是进步的、更是马列主义的印象。但是,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行为不会也绝不能作为世界各国人民为摧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力量而进行的斗争所应遵循的榜样。

中国人对“第三世界”联合的看法是反动的


  中国领导人寻求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团结,从任何角度看,这些国家都是相异的: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各国花了多少时间的时间和走的什么样的路才达到今天享有的自由和独立的程度,等等。
  但是中国如何想象这种鼓吹的团结呢?中国领导人并不认为这种统一是为了革命和人民的解放,以马列主义的方式实现的。它从资产阶级的角度看待它,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缔结、废除的条约和协议而实现的联合——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今天与一个帝国主义大国有着联系,但是明天他们就可能会谴责他们已签署的协议,以便与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联系。
  中国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忘记了,只有首先通过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工人群众的对渗入他们国家的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资本主义、反动派的斗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保证这些国家的团结,才能联合起来对抗外国帝国主义,以及本国的君主、反动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和独裁者。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联合被认为只有上层的联合,以维护资产阶级的胜利,保护他们不受革命的侵害。真正的联合,就是人民的联合,必须主要从下层实现,而无产阶级是这个联合的重中之重。
  当然,一个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无产阶级或所有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使用与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的策略,是不能一蹴而就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哪怕在特定时期,即当与外国帝国主义或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动领导层发生深刻矛盾时,与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层联合,也不能忽视。
  所有这些机会和可能性都必须被革命力量看到和利用。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说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应该是有区别和有条件的。
  然而,中国领导人恰恰主张反动政府之间建立无条件的联盟,号称是要面对帝国主义。当他们谈到反对帝国主义时,他们并不是说所有的帝国主义,而只是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断削弱是当今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势。各国为摆脱帝国主义影响所作的努力也构成了导致帝国主义削弱的另一种趋势。但是,这种第二种趋势,因为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无条件地将其绝对化,没有在国家之间作任何区别,没有研究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没有通往努力摆脱帝国主义干预和统治的人民联合起来的正确路线。同样,中国修正主义者认为欧洲是“第二世界”国家的大洲,他们将欧洲作为“第三世界”的盟友,也无法通往正确的路线。这群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削弱世界资本主义。要说削弱的事情可以在英国贵族资产阶级,想复仇的西德资产阶级,狡猾的法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大资本主义集团的帮助和协作下实现,那真是可悲的天真。
  “三个世界”理论的支持者可能会声称,通过倡导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来做削弱帝国主义的打算。但是,这种联合会削弱哪种帝国主义?是这样的帝国主义,“三个世界”理论要求和它们建立一个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帝国主义吗?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盟(尽管它们之间有矛盾)的帝国主义吗?显然,主张加强这一集团,就是站在加强美帝的立场,加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
  另一方面,当中国领导人谈论“第二世界”国家与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同盟的建立时,意味着这些国家统治集团之间的同盟。但是宣称这些同盟将有助于人民的解放,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以这种修正主义理论欺骗正在寻求解放的广大人民,就是对人民和革命犯下的罪行。
  中国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不了解,看不到,不理解和不去利用刚刚摆脱殖民主义枷锁,又陷入新殖民主义枷锁的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事实表明,帝国主义每天都在不断利用这些矛盾来发展自己的利益。帝国主义敦促并煽动这些国家及其人民相互争斗,分裂,争吵,甚至在某些特殊问题上也不能实现团结。
  帝国主义也在进行着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努力延长其生存时间。当它发现自己无法通过平常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时,便将自己陷入公开的战争和侵略中,以恢复其优越性和霸权地位。
  中国领导人不仅要联合“第三世界”国家,而且要与美国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换句话说,中国修正主义者公开地告诉“第三世界”人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他们的主要敌人,因此,在目前,他们不能反对美帝或其盟友——统治本国的反动资产阶级。根据中国的“理论”,“第三世界”国家不是为增强自己的自由,独立和主权而战,不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而战,而只是为了维持现状。通过鼓吹与美国达成协议,中国不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和民族解放的理由,而是将这些国家推向不可信任的妥协中——这是可以理解的。
  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负有鼓励和鼓舞所有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以任何形式,进行革命,并抵抗来自外国和本国的压迫和奴役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党认为,这是为人民斗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创造条件的唯一途径,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各种形式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
  但是中国做了什么?中国在扎伊尔保卫蒙博托及其周围的集团。中国通过其宣传试图制造一种印象,号称是在捍卫扎伊尔人民免遭苏联的雇佣军入侵,但实际上,它是在捍卫反动的蒙博托政权。蒙博托集团是为美帝服务的机构。中国通过其宣传和“亲扎伊尔”立场,捍卫蒙博托与美帝、新殖民主义的联盟,并努力防止该国现状发生任何变化。真正的革命者的职责不是捍卫帝国主义的工具、反动统治者,而是要努力激发扎伊尔人民抵抗蒙博托和本国资本,抵抗美帝、法帝、比(利时)帝和其他帝国主义,争取他们的自由和主权。
  就像我们反对扎伊尔的蒙博托一样。我们也反对安哥拉的内图及其教唆者,因为苏联和内图在安哥拉所做的事情与美国和蒙博托在扎伊尔所做的事情相同。从以上两个国家的局势发展来看,很明显可以看出超级大国之间在殖民地和市场划分上的竞争是如何展开的。我们既不捍卫内图,也不捍卫苏联,但是在与它们作战时,我们不能支持美帝及其雇佣军,它们是安哥拉人民的敌人。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支持革命人民,就扎伊尔和安哥拉而言,我们必须只支持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去努力摆脱超级大国缠在脖子上的枷锁。
  应该向扎伊尔的革命者们推荐什么?像中国修正主义者建议的那样,与蒙博托妥协,使这个国家的人民更加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不,马列主义者不能向扎伊尔人民或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推荐这种妥协方案。
  让我们以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政策为例。据说,富有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一直统治着的,汗[8]的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的盟友。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援助并不是革命方向的援助,它帮助加强了巴基斯坦的反动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后者严重压迫了该国人民,就像尼赫鲁、甘地[9]和其他反动大亨的集团压迫印度人民一样。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10]的政府也不例外。首先,东巴基斯坦脱离了西巴基斯坦[11]。印度知道如何利用东巴基斯坦人民与西巴基斯坦反动资产阶级统治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它煽动了这些矛盾,导致了东巴基斯坦人民对阿里·布托的巴基斯坦发动起义。当时在名为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的穆吉布·拉赫曼[12]政府,宣称自己为民主和人民利益而战。但是有一天早上,穆吉布尔·拉赫曼被与美帝密切相关的分子谋杀了。现在,阿里·布托也被推翻了。因此,中国的朋友和盟友,巴基斯坦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富翁,在政变中被其他反动派推翻了。
  但是,政变夺权的参与者又是什么成分?这其实也是一支由军人,资本家和大地主组成的反动力量。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以及他们与美国、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联系,他们正努力将反动力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要与巴基斯坦人民谈论与一种或另一种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紧密结盟并予以支持,就像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用另一种统治集团代替这个统治集团,并没有向他们展示正确的革命路线。正确的做法是呼吁陷入布托和他的对手点起的两场大火之间的人民,点燃革命的强大火焰,扑灭前两次大火,推翻巴基斯坦同一类的两个集团。在与这两侧的战斗中,巴基斯坦人民自己将一定会知道如何利用这些矛盾。
  这同样适用于所谓的第三世界或不结盟世界的许多国家。
  因此,中国领导人不仅在与马列主义者的同盟和友谊方面,而且在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的同盟中都没有运气。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运气呢?因为它的政策不是马列主义的,因为它所做的分析和从中得出的推论都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人民对这样一个希望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羽翼下的中国,怎么能信任的起来?
  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在人民间产生真挚的爱、亲密的友谊和钢铁般的团结,消除一切分裂和分化他们的东西。为了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团结与友谊,以最适合人民自己的利益的方式解决问题,就绝不应该向蒙博托、布托、甘地等堕落的资产阶级提供援助和让步,号称是为了建立政治平衡——这是反科学,反人民和机会主义的“平衡”理论的表述,这种理论服务于维持现状和维持奴隶制。
  我们马列主义者反对新殖民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压迫性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就是反对压迫人民的人。如果真正的共产党激励、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和工人群众,这场斗争就可以进行。只有当党有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而不是具有一百种含义、一百面旗帜的,模棱两可的灵感时,党对无产阶级和群众的领导才能成功地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在采取行动时,不仅要从其本国的利益出发,更要始终考虑到世界革命的利益。

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和南斯拉夫的“不结盟世界”理论破坏了人民的革命斗争


  所有马列主义者的叛徒——苏联修正主义者、铁托分子,中国修正主义者和其他现代修正主义者,都在竭尽全力,与无产阶级的胜利理论马列主义作斗争。我们党对“三个世界”理论的揭露使中国修正主义者处于困境,因为他们无法回应我们的反对和理论上的揭露,这不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论据的缺乏。
  阐述或采用“第三世界”概念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不想用理论上的论点来支持这一理论,因为他们无法这样做,这并不是没有目的的。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他们的这种“疏忽”是一个把戏,其目的是欺骗人们,使他们不经讨论,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产生了它,就接受这一荒谬理论。毛泽东无法解释这种“哲学”或“政治”概念的理论基础,因为根本不可能对其进行解释。他和他的门徒只是简单地宣告了将世界一分为三的概念,但没有去捍卫它,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论点是无法捍卫的。
  中国的“第三世界”与南斯拉夫“不结盟世界”差不多是一种东西。这两种“世界”的共同目的是为熄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以及保存和永久化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系统。
  作为的虚假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没有任何理论基础的理论,“三个世界”理论以及中国修正主义者围绕它建立的神话,对“三个世界”国家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受苦难人民,以及这些国家的领导者都没有任何影响。这些领导人——中国领导人试图将他们纳入其保护伞——有他们自己根治内心的看法,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明确的方向,因此中国的故事并没有为他们所相信。邓小平及其团伙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可以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这些国家。只要不损害美国的计划,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就一定程度上满足美帝的需要。这种理论助长了世界上的混乱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都利用自身优势扩大自己的霸权地位,相互联系,并与这些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国家元首缔结了更多的同盟和协议,不断使这些同盟和协议更加紧密。这种局面也为中国修正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目标作了服务。
  关于“不结盟世界”的理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将其提出来,作为一个普遍的理论,应该取代马列主义的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列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不再“有意义”,因为他们宣称各国人民和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他们没有像卡里略那样公开谴责马列主义,而是通过捍卫他们的“不结盟世界”理论来打击马列主义,根据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说法,捍卫马列主义的人总是重复同样的“错误”,他们不同意必须纠正这一革命学说的原则和标准,因此他们是“惯犯”。根据他们的说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他们的攻击目标)就是“惯犯”,因为它想要将马恩列斯的科学的原则、方法和学说应用在“一个和他们的时代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铁托分子的观点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对当今世界发展进程所做的分析就是从这些立场出发的。总体而言,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和中国修正主义,正在反对革命。南斯拉夫和中国修正主义者认为,美帝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它可以采取更合乎逻辑的路线,可以“帮助”当今世界——据他们说,当今世界正在发展,并且不愿结盟。但是南斯拉夫的理论无法对“不结盟”一词本身作出适当的定义。从哪个角度来看,南斯拉夫所主张的“不结盟”国家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经济上或军事上是不结盟的?南斯拉夫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接触或提及这个问题,因为所有这些南斯拉夫以新世界为幌子谋求领导它们的国家,都不能摆脱对美帝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多种形式的依赖。
  南斯拉夫的“理论” 过分夸大了现在总体上已经废除了旧式的殖民主义这一事实,但它并不说许多人民已经陷入了新殖民主义的魔掌中。我们马列主义者并不否认旧式的殖民主义被废除这一事实,但我们强调,它已被新殖民主义所取代。昨天,同样的殖民主义者仍在利用人民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压迫今天的人民,并通过介绍其腐败的生活方式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使他们瓦解。但我们强调,它已被新殖民主义所取代。昨天,同样的殖民主义者仍在利用人民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压迫今天的人民,并通过介绍其腐败的生活方式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使他们瓦解。但我们强调,它已被新殖民主义所取代,昨天的殖民主义者今天同样仍在利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压迫人民,并通过推广其腐败的生活方式,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使他们瓦解。铁托分子称这种情况是世界的巨大变化,并补充说,马克思和列宁,更不用说他们一向反对的斯大林,都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他们认为,人民现在是自由的,独立的,仅仅渴望不结盟,而世界的财富应以更加理性和公正的方式分配。
  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南斯拉夫的“理论家”要求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他们的仁慈,通过国际会议,进行辩论。两国将互相让步,实现当今世界的转变,他们说,这“已经达到了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识水平”。
  这是铁托修正主义的声称的“社会主义”,他们鼓励的一种布道,来尽可能分散人们对现实的关注。他们反对革命,维护社会和平,这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能在“改善下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达成协议。就是说,他们谦虚地恳求上层阶级变得“慷慨”,并从他们的利益中捐出一些东西给“大地上的苦难生灵”。
  铁托希望将“不结盟世界”的理论转变为“全世界学说”,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那样,宣称其适合于“当今世界的情况”。世界各国人民已经醒悟并希望自由生活,但是根据铁托的理论,由于存在两个集团:北约集团和华约集团,这种“自由”现在还不是“完整的”。
  铁托成为反国家集团政策的领导者和标准旗手。的确,他的国家不是北约或华约的成员,但它与这些军事组织有许多联系。南斯拉夫的经济和政策不是独立的,它们受他们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从美帝那里获得的信贷,援助和贷款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主要依靠这种帝国主义。但是,铁托还依靠苏联帝国主义和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因此,声称不结盟的南斯拉夫实际上是(即使不是法律上的)同超级大国的侵略组织结盟着的。
  在世界各国中,有许多像铁托这样的领导人,铁托想让他们在所谓的不结盟世界中聚集在一起。这些人物通常是资产阶级,资本家,非马克思主义者,其中许多人正在与革命作斗争。给这些人物中的某些人贴上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独立共和主义者等标签,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用来欺骗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以使他们陷入束缚,并且以他们为代价玩弄政治手段。
  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在“不结盟”国家盛行。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国家就像铁托的南斯拉夫一样,与超级大国和世界上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联系和纠缠。在铁托领导的、为他向世界所有国家提倡的“不结盟世界”中,唯一基础是镇压革命的目的与活动,阻止无产阶级和人民起义推翻旧资本主义社会并建立新的社会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与活动。
  这是指导铁托将这些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想法和主要原则。他假装自己已经成功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并担任它们的领导,但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事,因为没人会给铁托的“不结盟世界”理论或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予以重要性,它们的标准创立者渴望和追求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为自己带来最大、最直接的收获的道路。
  种种迹象表明,美帝和世界资本主义比起中国人的“三个世界”,更喜欢铁托的“不结盟世界”。尽管它们支持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帝还是有些警惕和犹豫的,因为加强中国可能会导致不想要的情况,最终对美国人自身构成危险。铁托的“不结盟世界”则对美国完全没有危险。因此,在铁托最近一次访问美国期间,卡特赞扬了他在创造“不结盟世界”中的作用,并将“不结盟国家”的运动描述为“一个解决今天世界上主要问题的重要因素”。
  大多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不结盟国家”已经投下了骰子。他们知道如何在政治上回旋,并且与那些给予他们最大帮助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强国站在一起。按照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观点,从事政治活动意味着欺骗,耍花招和尽可能多地超过别人。这种政策是卖淫政策,根据过去的情况,在特定时候,目的是从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中至少获得一点点现金,以符合一个阶级的头目的利益。
  铁托主义以其“不结盟世界”的理论细致地鼓吹了这一政策。但是,正如铁托理解的那样,它并非到处都保持着相同的方向。“不结盟” 各国没有就应他们应做什么以及怎样做征求铁托的意见。除少数例外,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正试图巩固其资本主义权力,剥削人民,与帝国主义大国保持友好关系,防止或压制人民任何起义、暴动和革命的爆发。这是铁托分子“不结盟世界”的整体政策。
  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也是出于现状。铁托分子“不结盟世界”的目的是从美帝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里获得信贷,以加强资产阶级并保持其政权。同样,凭借其“第三世界”的理论,中国也想加强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增强,以成为超级大国,统治世界。这两个“世界”的目标,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它们是亲资本主义,亲美帝的。
  正如铁托访华和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13]所表明的那样,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对中国修正主义者极尽称赞和狡猾的奉承,充分契合中国修正主义者的性格,以期诱使他们站在南斯拉夫的立场,从而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不仅可以被北京理解,而且可以得到完全接受。
  以华国锋和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尽管没有放弃“第三世界”的理论,却公开支持铁托“不结盟世界”的理论。他们表达了他们希望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相同的路线上,在两条平行前进的道路上密切合作,以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目的欺骗“第三世界”的人民。南斯拉夫领导人现在正在详细阐述这些观点以捍卫中国。然而,在捍卫中国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些对中国有冒犯性的“论点”,正因这个国家的夸大狂。铁托分子跳出来表示支持中国,并反对我们党对中国领导人的揭露来捍卫它,宣称中国的现行政策是现实的。
  南斯拉夫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从本质上来说,它必将成为发达国家,但现在仍然是发展中的、落后的。铁托分子声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马列主义政党是错误的,他们是在以中国发展和不结盟的正当愿望,以中国给予民族解放战争的援助[14]等方面来攻击中国等。南斯拉夫有野心使中国成为其卫星国之一。对于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毫不犹豫地采纳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凭借“不结盟世界”的理论,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一直忠实地为美帝服务。铁托和他的集团也正在提供着这种服务,试图推动中国与美国达成和解并结盟。这是铁托去北京和在那里进行会谈的主要目的,并促成了两国亲密的友谊。随着华国锋对南斯拉夫的访问,这种友谊不仅扩大了两国之间的广泛合作,还扩大了两党之间的合作。在铁托访问北京期间,中国领导人半承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正在建设。华国锋去贝尔格莱德时,他们完整而正式地宣布了这一点。
  换句话说,毛派做了米高扬和赫鲁晓夫当时所做的事情[15]——这两个人充分承认铁托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宣称“社会主义正在南斯拉夫建立”,而“南斯拉夫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政党”。
  美国根据自己的意愿拉起铁托的线或拉起华国锋和邓小平的线。这一对提线木偶,不是在儿童剧院的舞台上公开露面,而是仍在伪装着,并且当他们的理论受到攻击,他们发现没有事实根据来支撑他们的论点时,他们就宣称“不争论”!当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和马列主义的劳动党在世界舆论面前狠狠地揭露他们时,为什么他们不与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进行辩论?他们在等什么?他们之所以没有进行辩论,是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反马列主义和革命的阴险游戏会被曝光。当中国领导人通过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说中国不会回应阿尔巴尼亚的辩论时,他们的目的就是掩盖事实。
  美国,苏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举行各种双边或多边会谈、各种会议、各种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发表讲话和组织新闻发布会,说许多谎言,散布虚假希望,制造威胁,并诉诸勒索。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摆脱他们陷入的危机,制止遭受苦难的被压迫人民的报复情绪,比下去广大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欺骗进步的民主人士。南斯拉夫和中国修正主义者也在这场如此狡猾而肮脏的游戏中发挥作用。
  “发展中世界”的理论也是该游戏的卡牌之一,它具有使人民迷惑的反马克思主义目标。这个理论没有提到政治问题,因为这样做是徒劳的。该理论通常只存在有“经济问题”和“发展问题”。但是“发展中世界”理论是在追随什么样的发展,这没有人定义。自然,世界各国都希望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所有其他领域中发展。无产阶级站在前列的世界各国人民希望推翻老化的、腐烂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世界,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世界代替它。但是,“不结盟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理论”决口不提这个世界。
  当我们的马列主义者谈到各个国家时,我们也对它们发表意见,评估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评估各国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我们说,各国的人民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建立新的社会。我们说,为了实现自由,独立和主权,各国都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必须与它的压迫者进行斗争并推翻他,必须与任何奴役它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必须获得和捍卫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并建立完全自由、完全独立的,必定与所有劳动群众结盟的工人阶级统治的家园。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我们是列宁主义关于两个世界的论断的坚定捍卫者,我们是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成员,我们正在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斗争,将其毁灭。
  将世界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不结盟世界”,“发展中世界”或未来可能被发明的任何其他“世界”的所有其他“理论”,服务于资本主义,服务于大国的霸权,服务于使人民陷入束缚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竭尽全力与这些反动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斗争。
  全世界,特别是所谓的第三世界、不结盟世界或发展中世界的国家,都支持跟从我们党的斗争。在我们的马列主义看来,在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立场里,中国,铁托和苏联的修正主义理论以及美帝的理论等理论旨在欺骗的这些国家的人民,看到了与他们一劳永逸摆脱压迫和剥削的正确路线相适应的立场。
  正因为如此,马列主义的和我们党的敌人试图指控我们是宗派主义者、极左分子、布朗基主义者,指控我们没有正确地分析国际局势,而是坚持某种过时的纲领。显然,他们指的是我们的革命学说,它们被称为“马列主义纲领”、“斯大林主义纲领”等。
  他们指责我们指控我们呼吁那些刚摆脱旧殖民主义剥削形式又进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形式的国家立即转向社会主义,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通过把我们安上冒险家的身份,会对我们造成打击。但是,我们党忠于马列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正确地定义了无论是民族民主反帝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要成功进行需要走的革命道路、这场革命必须经历的阶段以及这场革命必须满足的条件。我们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中忠于这一理论,我们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这一理论,我们在思想斗争和外交政策中忠于这一理论。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因此没有任何污蔑可以动摇它。




[1] 译者注:“相互依存的世界”是资产阶级全球化的口号

[2] 译者注:1968年11月13日,勃列日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为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辩解,提出他的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即有限主权论。其主要观点:当反社会主义势力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安全构成威胁时,这就不仅仅是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问题,即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相对立,不能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相冲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则是有限的。

[3] 译者注:1975年3月,埃塞俄比亚发生革命,皇帝被推翻。随后,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通称“德尔格”)成立。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逐渐掌握德尔格政权的实权,为巩固权力,他在1975年至1977年大肆清洗政治异己,其中主要的对手是两个共产主义政党——亲华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和亲苏的的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它们曾为推翻君主制做出很大贡献。尽管德尔格政权也标榜尊崇马克思主义,却使用残忍的手段镇压反对派,对成千上万人进行死刑、暗杀、拷问和监禁。同时,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因欧加登地区爆发战争,苏联和古巴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大量支援。

[4] 译者注:中国国家首脑华国锋,于1978年8月16日至9月1日,先后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意味着他将效仿铁托和齐奥塞斯库“对外开放、对内改革”。

[5] 译者注:卡特政府国务卿万斯1977年8月22日抵达北京,8月24日与邓小平会谈

[6] 译者注: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1915-1988,西德右翼政客,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
  施密特,1918——2015,社民党政客,时任西德总理

[7] 译者注:埃及以色列协定,又称“戴维营协议”,在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下由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在该协议于1978年9月17日在美国华盛顿签订。

[8] 译者注:似乎指叶海亚·汗(Yahya Khan),1921一1980,巴基斯坦第三任总统,1939年起在军队任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到过阿拉伯各地,曾遭德军俘虏。印巴分治后,创建巴基斯坦参谋学院。1966年9月~1971年任陆军总司令。总统任内,对东巴人民同盟领导的分离活动进行军事镇压,终致东巴从巴基斯坦分离,建立孟加拉国。1972年被软禁,两年后获释。

[9] 译者注:
  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1920年参加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8年与鲍斯共同建立全印独立同盟;1929年当选为国大党主席;1946年9月任印度临时政府副总理;1947年8月15日任印度总理,发展了印度资本主义并致力于确立印度的大国地位,并和铁托、纳赛尔发起了不结盟运动;
  英吉拉·甘地,(Indira Gandhi),1917——1984,1959年至1960年间,英迪拉参加国大党主席的竞选并成功当选,并同时兼任其父亲的幕僚长,后于1966年和1980年两度任总理。任内多次发动对南亚邻国干涉的战争,对内采取严峻的统治手段。1984年10月31日遇刺身亡。

[10] 译者注: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1928——1979,巴基斯坦人民党创始人。曾先后担任过巴基斯坦总统(1971年12月—1973年8月)、巴基斯坦总理(1973年8月—1977年7月)任内进行了民主化和社会化改革,1977年被政变推翻,1979年被处以绞刑。

[11] 译者注:是指发生于1971年3月26日至12月16日,东巴基斯坦(即今天的孟加拉国)和印度对抗西巴基斯坦(即今天的巴基斯坦)的战争,包括1971年印巴战争,持续时间9个月,最后孟加拉脱离巴基斯坦独立。

[12] 译者注: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1920——1975,孟加拉国父,孟加拉国人民联盟领袖,1971-1975年间曾任孟加拉总统和孟加拉总理,1975年遭政变杀害。

[13] 译者注:1977 年8 月30 日至9 月8 日,南总统铁托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进行正式访问,1978年8月14日华国锋回访。

[14] 译者注:可能是指中国1978年停止了对外援助或在这之前停止对外援助的倾向。

[15] 译者注:1955年5月26日赫鲁晓夫出访南斯拉夫。赫鲁晓夫把苏南关系破裂责任归结为贝利亚等人的阴谋活动。6月2日双方发表宣言,即《贝尔格莱德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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