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维尔·霍查 -> 《帝国主义与革命》（1978）
第三章 革命与人民
马克思以科学论证展示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建设一个更加先进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性。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指出现在是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摧毁旧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的新时代，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被压迫人民解放的新时代，是世界范围上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
这意味着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旧的剥削社会被取代的时代，这个旧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对被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而在新社会里，人对人的剥削一劳永逸地消除了。正是从这些基本学说和以马列主义对当今世界发展进程的分析中，我们党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世界正处在革命和人民解放问题亟待解决的发展阶段的论断。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一种持续的、残酷的斗争。两大社会力量对峙着。一边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式的资产阶级，这是有史以来最凶残、最诡诈、最嗜血的阶级。另一边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完全没有生产资料，被同时又是思想、创造、工作、生产最先进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但却无法享受到劳动果实。
每一个阶级都努力团结自己身边的力量，为自己的目标准备着：无产阶级，为社会和民族解放，为革命作准备；资产阶级，为保持统治，为镇压革命作准备。资产阶级把最不祥的、倒退的、罪恶的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无产阶级则努力争取一切革命的、进步的力量都站在自己一边。
马列主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会不断地逐渐增长起来，并必将以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胜利告终。但要使这场斗争取得胜利，就必须组织无产阶级，必须让他们有自己的先锋队，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领导他们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自己的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
世界上有许多意图或好或坏的、头脑发热的人，他们认为革命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但这些人错了。革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革命是在最薄弱的资本主义链条上爆发和进行的。革命要爆发和胜利，必须有适当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必须找到发动革命的有利时机。最主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必须决心准备把革命进行到底。
列宁强调革命是由各国人民独立进行的，不是靠输出的。这并不意味着马列主义者无论在哪里作战，都不应该感到他们是团结一致的，不应该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最纯粹的感情互相联系，不应当帮助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相反，所有共产党人，所有无产阶级，所有各国的革命力量，都有义务通过宣传、鼓动、物质援助，以他们的决心和无私为榜样，并通过坚持马列主义，帮助每一个国家和世界各地的革命。当然，这种援助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准备，取决于这个或那个国家革命斗争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是分不开的。
正如列宁教导我们和生活所证实的那样，革命在每个国家都会分别取得胜利。因此，这种胜利，首先取决于各国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党能否在具体条件下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教诲落实到革命上来。
但是，围绕着这些学说，特别是围绕着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产生了许多混乱，埋下了很多“地雷”。铁托分子、苏联修正主义者、“欧洲共产主义者”、中国修正主义者和其他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自作主张，在革命问题上误导人民，防止革命爆发。
今天，在问题出现，需要解决的时候，马列主义者有责任驱散修正主义者制造的关于革命的迷雾，揭露他们的阴谋和对革命的蓄意歪曲，揭露他们的反革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意图，并保证马列主义关于革命的教导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运用。
我们必须捍卫和贯彻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
马列主义教导我们，并且经一切革命的经验证明：革命要爆发并取得胜利，必须要存在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列宁在他的《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书中阐述了这一学说，并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和其他著作中对其进一步发展。
列宁把革命条件作为革命的客观因素，描述如下：
(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
(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出自《第二国际的破产》——译者注）
但是，并不是每一种革命情况都会引起革命，列宁说。他说，在许多情况下，像德国1860-1870年的革命条件，或俄国1859-1861年和1879-1880年的革命条件，都没有转变成革命，因为没有主观因素，即群众对革命的高觉悟和高准备程度。
“……革命阶级，”正如列宁所说，“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出自《第二国际的破产》——译者注）
在主观因素的准备上，正如列宁在早期著作中所写的那样，工人阶级革命党以及它对革命群众的领导、教育和动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党要做到这一点：既要根据具体情况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愿望和要求，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又要通过大量的工作，包括集中进行深入的、在政治上深思熟虑过的革命活动，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到自己的生活状况，认识到压迫和剥削，认识到资产阶级的野蛮法律，认识到革命作为推翻奴役秩序的手段之绝对必要性。
这样，贫困阶层就会非常激烈地反应，即使是富人，掌权的资产阶级，也会受到其他内外矛盾的动摇，也很难像以前那样继续支配。当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当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互联系时，革命就不仅有可能爆发，而且有可能胜利。
革命者们总是对列宁的这些天才论断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且不仅动脑筋思考，还对条件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分析。他们的行动，是要保证他们永远不会被革命条件所惊扰，所以他们不会在决定性关头才发觉自己被缴了械，反而能够利用这些来准备和发动革命。
对时局的分析能表明出什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从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出发，认为当今世界形势总体上是革命的，许多国家的条件已经成熟，或者正在迅速成熟，而在其他国家，这一进程正在发展中。
当我们说当前的局势是革命性的，我们意思是今天的世界正在走向大爆发。总的来说，现在的局势就像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一场猛烈的大火，一场在进行着压迫和剥削的上层统治者阶级中燃烧的大火。
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世界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金融和军事、思想和道德危机之中。当前的危机，动摇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秩序的整个结构和上层建筑，使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危机更加深刻和尖锐。
这场危机的后果显然是非常严重和毁灭性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自1974年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变得不断恶化起来。它使工业生产下降了相当大的比例：日本下降了20%，英国下降了15%，美国下降了14%，法国和意大利下降了18%，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下降了10%。这场危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萧条。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些重要经济部门的闲置生产能力率已高达25%-40%，这种情况已持续多年。这就是为什么工业生产仍停滞不前。大量剩余货物仍无法售出。
然而，尽管所有这些未售出商品仍处于存库状态，尽管许多生产力没有被发挥，但由于价格上涨，垄断企业的利润继续增加。物价每天都在上涨，而某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物价上涨，特别是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垄断企业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手中的一种非常方便的手段，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承担起危机的沉重负担。
以通货膨胀为借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主导的修正主义国家增加劳动人民的所得税，停发工资，同时减少垄断者的利润税，使货币贬值，等等。这些措施是针对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提高他们的被剥削的程度，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
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恶化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生存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失业率已经上升到以前很少见到的比例，而且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社会的一大长期性溃疡。在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世界里，有1.1亿人被抛弃在街头。仅在美国，失业人数就不少于700万至800万。今天，数以亿计的人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或者实际上就在挨饿中。亿万人因对明天的恐慌而饱受折磨。
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与无保障，以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式的修正主义政权实行的反动的、反人民的内外政策，使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增加起来并不断增加。这种恶劣的情况激起了他们无法遏制的愤怒，这在罢工、抗议、示威、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秩序的压迫者的冲突中以及许多事例——甚至是在真正的起义中表现出来。民众对统治他们的政权越来越怀有敌意。
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为了努力维护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会做出种种虚假的承诺和提议，以安抚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使他们不想革命。与此同时，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阶层差距越来越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前的危机还蔓延到政治生活，挑起了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统治集团的矛盾。这方面的明显证据是，政府危机大幅增加，执政者频繁更替。
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被迫越来越频繁地更换政府班子的走卒，以欺骗劳动人民，使他们相信，新的班子比旧的班子好，使他们确信，这场危机引发的责任以及无法摆脱危机的责任在于旧的班子，而新班子会改善情况，等等。整个骗局一直在大范围地进行，特别是在竞选活动中，被关于自由、民主等虚假口号所掩盖。同时，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正在强化其野蛮的暴力武器、军队、警察、特务、法院，以及对无产阶级的一切运动和努力采取专政手段的控制。今天，在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暴力和限制民主权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资产阶级认为不能用“民主”的方法和手段来统治的时候，法西斯在国家生活中的发展和建立法西斯的准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经济金融和政治危机不仅笼罩着垄断企业、政府、政党和各国内部的实力，而且还笼罩着国际联盟、经济、政治和军事集团，如欧洲共同市场、经互会、欧洲共同体、北约和华约。这些联盟和集团的伙伴之间的矛盾、摩擦、竞争和争吵，越来越公开和粗暴地表现出来。
超级大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军备竞赛和全面备战，以及在中东、非洲之角、西撒哈拉、印度支那等地挑起局部战争，可以看作这场危机和他们摆脱危机企图的另一种表现。这种行动方向是为一个或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计划服务的，它维持并发展了今天所占比例空前的军事工业和军火贸易。
但是，所有这些政治和军事手段都只是治标不治本，它不能也不可能治愈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制度的严重弊病。
说到当今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还必须加上前所未有的思想道德危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没有今天这样的思想混乱和道德败坏。
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今天这样变种千变万化的资产阶级理论，包装在各种世俗和宗教下的右派的、中间派的或“左派”的、古典的和现代的、公开反共的和标榜自己是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道德败坏，这样堕落的生活方式，或是这样巨大的精神压抑。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理论，费了很大劲建立起来，并被吹嘘为将人民从旧社会的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指南，例如：“资本主义最终稳定论”、“人民资本主义”、“消费型社会”、“后工业社会”、“防范危机”、“技术革命”、“和平共处”、“没有军队、武器和战争的世界”、“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1]等等，现在基础都被动摇了。
总危机的方方面面，不仅在南斯拉夫——危机的后果更为明显的国家，而且在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都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到处都在加紧压迫和剥削，都在遭受资本主义的弊病，都在遭受领导人和上层集团因权力和特殊利益而引起的争吵和冲突；到处都是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怒。因此，这些国家也存在着革命的巨大可能性。革命的规律在那里和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一样的。
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大危机的形势，正是这种趋势的不断加深，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形势已经包围或者正在包围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因此，革命将成为常态。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在危机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在他们对革命会失败的预言和扼杀革命的伎俩所遭受的落空和挫败中，他们正在企图寻找新的权宜之计，编造其他的欺骗性理论。
今天，现代修正主义者高举看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压迫和剥削人民、分裂革命和解放运动——总体上讲，欺骗群众的旗帜。但是，他们也会和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变成资产阶级纯粹的狗腿子。
在当前严重的经济、政治、思想危机的形势下，资产阶级要求修正主义奴才更加公开地出来支持它。这迫使他们越来越多地脱下伪装，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列宁说：
“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公开同盟者。”（出自《以后怎么办?》——译者注）
列宁的这一科学论断，在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今天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贡献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以意大利，一个典型的反映资本主义在其基础和上层建筑中衰败的国家为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基督教民主派、大资产阶级政党、教会聚集了一切宗教反动资产阶级和右翼分子在意大利执政。他们的政府正在统治一个处于破产状态的国家。从1945年至今，资产阶级上层一直处于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在这一时期内，先后有40个左右的政府，如“单色”天主教民主党政府、“双色”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联合政府、“三色”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民社党联合政府[2]、“中左翼”政府、“中右翼”政府等。
意大利深刻的政府危机反映了国内普遍处于危机的局面，且从中找不到出路。争吵、冲突、政治谋杀和丑闻越来越频繁，如罢免利昂纳总统[3]、杀害天主教民主党党首莫罗等[4]，都是危机的后果。
意大利已成为美国的桥头堡。其破产的经济已落入美帝的魔掌，也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联系在一起，而它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分量最轻的成员。
由于这种情况，意大利广大劳动群众变得一贫如洗，而且在加剧。意大利是欧洲共同体国家中失业率最高的国家。意大利是劳动力输出最多的国家，经济的进口要远远大于出口。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特别是西德和法国，通过限制从意大利购买食品，造成了意大利农业的困境。意大利黄油、牛奶和水果的出口价格急剧下降，而该国的生活成本却变得极高。意大利已经成为一个大罢工的国家，从重、轻工业到运输业，从邮递员到航空公司职员，甚至警察都参加了罢工。
在这种人民强烈不满的情况下，当群众和革命的利益要求将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这种巨大不满，转化为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和它准备发动的法西斯式进攻的斗争中去时，意大利的修正主义者和改良派工会、全体工人贵族、以及中国“三个世界”理论的支持者，都在充当救火队员，扑灭革命的火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
从法西斯党到贝林格[5]的修正主义政党，所有政党都在捍卫这个腐朽的资产阶级秩序。意大利修正主义党与资产阶级联合，正是为了保持这已经被动摇根基的资产阶级秩序继续掌握着权力。它试图通过传播它正在拥护和应用适用于本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谎言，来削弱和压制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力。
贝林格不仅早就与天主教民主党进行了谈判，甚至还与他们达成了协议，事实上，在没有正式参与政府的幌子下，在许多问题上，他是与他们一起统治的。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对由意大利议会多数的五个政党达成的政府计划大肆鼓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是意大利的“新政治阶段”。但贝林格所说的这个政治阶段，是将修正主义政党纳入意大利资本的计划中去。贝林格将此描述为一个严肃、现实和不可忽视的协议。他声称，这项协议不仅在政党之间的政治关系中，而且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社会和国家生活中将带来真正的变化。
因此，意大利修正主义者走的正是列宁为不同的机会主义者所预言的道路，他们寻求与资本联盟，以阻挠群众的革命运动。有了这样的联合，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走上了通过多元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显然，这不过是一场梦，意大利参议院院长阿明托雷·范范尼[6]把五个政党之间的这项协议描述为一个梦，一点也不错。
这是意大利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梦想，而资本力量那边这样做绝不是因为做梦，而是一个深思熟虑后的行动，目的是要清算意大利的共产主义思想，阻挠意大利人民和无产阶级的主张，镇压他们为建设新社会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意大利修正主义者现在得到了一些面包屑作为施舍，但是，他们却还声称政府需要修正主义政党的参与，他们试图把这个政党完全带入政府，就像一条鱼进入鱼群一样。总之，意大利修正主义政党正试图完全卷入意大利垄断资本的反动混乱之中。
贝林格的党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彻底堕落的政党，带着一个完全的改良主义、议会路线、社民式纲领。它支持伪民主宪法建立的秩序——这个伪民主宪法本身就是由陶里亚蒂领导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也参与制定的。正是在这部宪法之下，反动资产阶级和神职人员在过去30年制定意大利的法律， 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所谓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却认为这种压迫是公正的，符合宪法。
不论在议会内还是议会外，意大利修正主义党和资产阶级其他政党，以天主教民主党为首，通过新闻机关、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实行着一种肆无忌惮地蛊惑意大利民众的政策，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使其日益混乱、瓦解。
意大利的反动派和教会非常需要所有这些活动。意大利修正主义党试图压制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以阻止革命，帮助资产阶级走出困境，避免现存秩序被推翻。
再举一个例子，西班牙。佛朗哥死后，胡安·卡洛斯国王[7]掌权。他是西班牙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西班牙大资产阶级看到法西斯政权在长期统治期间使国家陷入严重危机，得出了西班牙不能再像佛朗哥时代那样被统治的结论。因此，必须在政府形式上作出某些改变，佛朗哥声名狼藉的长枪党不能再继续掌权。经过一系列的政府首脑更迭，新国王最信任的人，改良的佛朗哥主义延续者，掌权了。西班牙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示威和罢工。通过它们，人们要求改变，自然不是已发生的这种“改变”，而是深刻和彻底的改变。那里的罢工、示威和冲突没有停止，仍在继续。人民群众要求自由和权利，要求不同民族的自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群众起义带入歧途，胡安·卡洛斯政府还将伊巴露丽[8]—卡里略(Ibarruri—Carrillo)的修正主义政党合法化。这个政党的首脑已经变成了西班牙君主政体的顺从的奴仆，变成了工贼，阻止了在现有形势下建立起来的革命大潮，并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镇压一切具有西班牙战争革命思想的分子和西班牙共和国的仰慕者。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西班牙修正主义政党的救火队角色，与意大利修正主义政党扮演的角色相同，尽管它的力量比后者要小。
法国、日本、美国、英国、葡萄牙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政党，在维护资产阶级秩序方面，也起着类似的作用，使资产阶级秩序能够克服危机和革命的局面，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受压迫和剥削的群众陷于混乱和瘫痪中，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生活在“消费社会”和其他剥削社会是不可能的，他们正在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反抗中。
修正主义政党极为敌视列宁主义，这意味着他们对革命持敌对态度，因为正是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阐述得淋漓尽致，并在俄国付诸实践。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社会主义革命在阿尔巴尼亚等国取得了胜利。列宁主义理论处处昭示着革命胜利的道路，揭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关于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并没有没有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事实上，根据他们的说法，甚至是和平过渡，也不需要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不需要无产阶级的专政。
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革命的时刻，在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在极有可能爆发革命的时候，在极有必要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准备主观因素、树立指明了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群众夺取国家权力的真正道路的马列主义理论之正确性和普遍性的时候，资产阶级在对付和避免革命的过程中，修正主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争取受其影响的修正主义政党和工会参加反对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斗争。这正是美帝、世界资本主义和各国资产阶级的全部路线所要达到的目的。资产阶级希望修正主义政党公开地、完全地为资本服务，带着“共产主义”的色彩来运作，宣称自己为了改变现状而斗争，以建立一个新的混合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仅有统治阶级和富裕阶级，而且据说还有较贫穷的阶级，都将有自己的发言权，由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冒充自己的代表和拥护者。
当权的修正主义者，特别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苏联的修正主义者和中国的修正主义者，正在世界资本主义遏制和消灭革命的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被宣布为列宁主义的敌人。他们是否定十月革命所体现的、列宁主义革命理论所反映的社会主义革命规律普遍性的最热烈的鼓吹者。他们鼓吹说，今天的世界是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所以不需要革命，不需要阶级斗争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把他们的资本主义式“自治”制度作为真正社会主义的典范，声称它是对付“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和对付资本主义罪恶的灵丹妙药。他们认为，这一制度的建立，不需要暴力革命，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不需要民主集中制。“自治”可以通过各级统治圈子之间、雇主和工人之间、政府和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协议和合作悄悄地建立起来。
正是因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列宁主义的敌人，破坏了革命，国际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帝才“慷慨”地向南斯拉夫提供了财政、物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援助。
换言之，苏联修正主义者并不排斥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而是用反革命的立场和活动，在实践中同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作斗争。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丝毫不亚于美帝和任何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革命将他们从王位上推翻，剥夺他们的权力和阶级特权，而在其他国家，革命破坏了他们统治世界的战略计划。
他们企图把自己描绘成十月革命的接班人，列宁主义的追随者，以欺骗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
他们谈论“发达社会主义”[9]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为了把国内工人群众反对修正主义统治的任何不满、反抗和革命运动，作为“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加以镇压。在他们的国家之外，他们用“列宁主义”词句掩盖他们的反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和霸权计划打开了道路。
苏联修正主义认为，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力革命是非常危险的，在他们看来，任何一次革命爆发，都可能演变成一场毁灭人类的热核世界大战。因此，他们建议在和平道路上革命，把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机关转变为劳动人民民主机关”作为今天最合适的道路。他们还提出“缓和”——所谓缓和紧张局势，宣称这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并将导致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和平胜利——以此达到服务于苏联外交政策的目的。
为了蛊惑人心，他们并不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在理论上，他们是出来为它辩护的，说在具体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使用暴力革命。但是他们需要这些宣传，特别是为他们在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组织的阴谋和武装政变——以便在那里建立亲苏的反动政权和集团，把民族解放运动从正确的道路上引开，并把他们置于霸权之下等等——来辩护。现在修正主义中国也变成一个狂热的革命灭火器。
中国修正主义者整个内外政策都是针对革命的，因为革命打乱了他们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战略。
在中国，修正主义领导层正在野蛮地镇压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反对其资产阶级反革命立场和行动的任何革命爆发。它千方百计地掩盖当今时代的矛盾，特别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修正主义者说，当今世界只有一个矛盾，就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他们把这个矛盾表现为美国连同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们根据这一杜撰的论断，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同本国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保卫祖国和民族独立，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带来的危险。中国修正主义者以此向群众宣传放弃革命和解放斗争的思想。对中国修正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革命问题根本不是现在的问题，也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处在合适的革命时机中的地方。因此，他们建议无产阶级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学习理论，因为革命行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修正主义的政策是多么的敌对和反革命，分裂马列主义运动，阻碍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方面的统一。
中国的媒体，以及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完全没有提到大规模的示威和罢工——今天全体无产阶级都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组织起来了。这是因为他们不想鼓动群众的反抗，是因为他们不想无产阶级利用这些时机同压迫和剥削作斗争。他们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虚张声势的口号，听起来多么虚伪！
中国修正主义的主张不仅仅是当今世界上革命形势不成熟的主张，相反，更是要求无产阶级与马列主义政党袖手旁观，不采取任何革命行动，不为革命做任何准备。很久以前，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批评了意大利塞拉蒂的这种投降主义观点，他认为没有革命时机，就不应该采取革命行动。
列宁说：“社会党人不愿意象我们那样在任何形势下都进行工作，就是说不愿意进行革命工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差别就在这里。”（出自《 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译者注）
列宁的这种批评，对于中国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其他一切反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革命行动的修正主义者——比如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是一记沉重的耳光。
列宁称考茨基为叛徒，因为“……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篡改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出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译者注）
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比考茨基走得更远。他们甚至不承认革命的必要性。
这一反动路线，深刻地说明了中国修正主义领导层的反革命政策和态度。中国修正主义领导层千方百计地同美帝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结成联盟，进行合作，并支持欧洲共同市场和北约。
通过同美帝（美帝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起，是无产阶级和人民最凶残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是他们的死敌——原注），其他帝国主义统治者和世界最黑暗的反动派结成联盟，谋求团结，并要求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弯腰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压迫，中国修正主义者自己同时也参加了这种压迫，同世界资本主义世界联合起来，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解放。
可以看到，世界资本主义以现代修正主义和他们的一切工具，正在各方面展开激烈的、多方面的斗争，以阻止革命的爆发。
他们正以强大而主要的力量克服危机，缓和或平息革命局势，以防止自己被拖入革命中。但是，危机和革命形势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不取决于资本家、修正主义者和其他任何人的意志和愿望。只有消灭了必然产生压迫剥削的资本主义秩序，才能避免这些现象。
帝国主义者、其他资本家和修正主义者都知道，革命不是在危机和革命形势下自发爆发的。因此，他们将注意力和主要打击集中在主观因素上。一方面，他们努力愚弄和欺骗无产阶级、其他劳动群众和人民，使他们不会自觉地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消灭国际马列主义运动而斗争，阻止它的建立、发展和增强力量，使之不成为革命的强大政治领导力量，使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不能够获得团结、组织、动员、领导群众革命和取得革命胜利的政治和思想能力。
但是，无论帝国主义者、资本家、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怎样挣扎，他们都不能阻止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的挣扎，是同无产阶级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斗争相抗争的，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同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一切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民族解放斗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们讲革命，不只是指社会主义革命。在由革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当今时代，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民族民主革命、反帝革命、民族解放运动，也是列宁和斯大林所解释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革命进程的组成部分。
斯大林说：“列宁主义已经证明……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 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出自《论列宁主义基础》——译者注）
这种联系在今天变得更加清楚与自然，因为随着旧殖民制度的崩溃，大多数人民通过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朝着独立迈出了一大步，而在这一步之后，他们又渴望走得更远。他们希望清算新殖民主义制度，消除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和外国资本的剥削。他们想要完全的主权和经济政治独立。现在已经证明，这样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只有消除外国人任何统治和对外国的依赖，消除当地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因此，民族民主革命、反帝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交织，是因为这些革命通过打击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也为社会的伟大变革铺平了道路，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反之，通过打击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破坏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社会主义革命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就是这样看待革命问题的。它是从马列主义立场看待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全力支持和协助热爱自由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因为这些斗争有助于破坏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和资本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
因此，当我们得出革命是提上议事日程要去解决的问题的结论时，我们不仅要想到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想到反帝的民主革命。
革命形势的成熟程度，革命的性质和发展，不可能是所有国家都一样的。
这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阶级比例、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情况和组织水平、外国势力对不同国家的干涉程度等，革命的具体问题很多，非常复杂。
目前，关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局势，以及那里革命的开展，人们议论纷纷。中国领导人把这些国家的革命、独立和民族解放问题放在全球的高度，好像可以通过整个“第三世界”的国家、阶级、政府等等的统一来解决，而忽略了个别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和问题。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表明，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反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主张维持现状，维护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这些国家的统治。
我们也要谈解放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阿拉伯和其他民族的问题。这些民族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必须去解决，但每一个民族也有非常复杂的具体问题。
这些民族的总的共同任务，是消灭一切外国的枷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地方资产阶级的压迫。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这些民族对外国的枷锁，以及对当地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枷锁充满愤怒和仇恨——他们投靠了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这些民族现在已经觉醒，不能再容忍掠夺他们的财富、汗水和鲜血，也不能再适应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落后。
这些人民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也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在同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作斗争，同革命和民族与社会解放的主要敌人作斗争，同资产阶级和反动派作斗争的基础上，必须团结起来。
反对以色列——美帝最嗜血的工具——已经成为阿拉伯人民前进的一大绊脚石，这是所有阿拉伯人民的共同问题。然而，在实践中，并非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对他们应该是否要共同对付以色列和这种对付共同敌人的斗争应该具有的性质持一种看法。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角度看待这场斗争。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立场。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即以色列必须撤回自己的老巢，放弃对阿拉伯国家的沙文主义、挑衅、进攻和侵略态度与行动。我们要求以色列放弃阿拉伯人的领土，要求巴勒斯坦人获得他们所有的民族权利，但我们决不能接受以色列人民应该被消灭。
阿拉伯各国人民为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束缚、为加强其自由和主权所作的努力，也是所有这些人民的共同问题。
但是，每一个阿拉伯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其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水平、国家组织、实现的自由和主权水平，以及其中许多民族宗族和部落的统一问题等。把所有这些不同的因素放在一起，要求所有这些国家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同时解决自由、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
在那些资产阶级利益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各帝国主义者投入了相当大的资金开发自然资产和剥削人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创造某些工作条件。在自然资产最丰富、殖民者利益最大的地方，对人民和人民财富的剥削也更为密集。当然，资产的开发也带来了一定的发展，但这不能看作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殖民者资助和帮助主要部落的首领，他们把自己的灵魂和人民的财富出卖给帝国主义占领者。作为回报，他们从殖民者的巨额利润中得到了一小部分。
根据奴役他们的国家的情况和权力，有这些利润和外国赞助人的帮助下，部落首领在殖民地国家的支持和控制下建立了某种据称独立的国家。这样，在殖民者的帮助下，部落首领就变成了富有的资产阶级酋长阶层，他们把领土连同他们的人民一起卖了，一无所知地把人民置于外国殖民者和他们自己人的双重奴役之下。于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世纪君王、奴隶、租界里的无产阶级，在阿拉伯国家就形成了，互相对峙。上层阶级利用外国剥削者给予他们的金钱和利润，接受了欧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儿子甚至上过殖民者的学校，在那里获得了一些西方文化。他们自诩为人民文化的代表，但事实上，他们受过训练，使劳动群众处于奴役之中，使殖民者继续对劳动群众进行残酷剥削。
拥有更多财富的阿拉伯国家发展得更快，不那么富裕的阿拉伯国家发展得更慢，而贫穷的阿拉伯国家发展水平仍然很低。
有一个适合于实行完全压迫的组织，也有武装力量在他们手中，这样，殖民主义，封建君主的国家政权和拥有大片土地的资产阶级，把任何反抗的企图，任何要求，甚至一些非常有限的经济权利，都消灭在萌芽状态，更不用说政治要求和革命了。
在当今阿拉伯国家的发展中，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例如，沙特阿拉伯国王有着与波斯湾的埃米尔不同的问题，对经济、政治、组织和军事问题的看法也不同于他们——波斯湾的埃米尔从另一个角度和不同的范围看待这些问题。同样，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等这些国家都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的问题。
因此，当我们谈到阿拉伯各国人民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他们有许多共同利益，但他们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在一个国家不能像在另一个国家那样以同样的方式解决。同样，我们不能说在这些国家之间存在一个联盟和一个关于解决共同问题的单一意见。每个阿拉伯国家的问题都是不同的，这不仅是因为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的政府立场不同，而且还因为殖民国家和新殖民国家的态度，这些国家仍然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制定法律。
关于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言论也适用于非洲大陆的人民。非洲是一个由具有古老文化的民族组成的多元体。每个非洲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虽然有些不同，但都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大多数这些民族的觉醒只是最近才开始。在法律上，非洲各国人民普遍赢得了自由和独立。但是，真正的自由和独立是谈不上的，因为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殖民地或新殖民地状态。
这些国家中有许多是由旧部落的首领统治的，他们夺取了权力，依赖于旧殖民主义者，或者是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现阶段这些国家的施政方法除了存在着明显的殖民主义痕迹外，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他状态。帝国主义者通过他们的康采恩再一次统治了大多数非洲国家，他们的资本投资于工业、银行等。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财富继续流向大国。
一些非洲国家曾为他们今天享有的自由和独立而战，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战斗就获得了自由和独立。英、法等殖民者在非洲殖民统治期间，压迫各国人民，但也创造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教育，这些国家今天的领导人，也是从这个资产阶级中产生的，其中有许多反帝分子，是争取本国独立的斗士，但大多数人不是忠于旧殖民者，以便在正式废除殖民主义之后与他们保持密切关系，就是对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有经济和政治上的依赖。
殖民者过去没有进行大规模投资。例如，在利比亚、突尼斯、埃及等国，情况就是这样。然而，殖民者榨干了所有这些国家的财富，夺取了大片土地，在一些特殊的工业部门，例如在原材料的提取和加工部门，发展了决不在少数的无产阶级。他们还把大量工人吸引到大国，例如法国，还有英国，作为在殖民者矿山和工厂工作的廉价劳动力。
在非洲其他地区，特别是在黑非洲，工业发展仍然比较落后。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被瓜分了，特别是在法国、英国、比利时和葡萄牙手里。很久以前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大量地下财富，如钻石、铁、铜、金、锡等，并在那里建立了开采和加工矿物的工业。
在许多非洲国家，殖民者建造了大型而典型的殖民者城市；过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现在，一方面，当地的大资产阶级及其财富在那里不断增长和发展，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贫困状况更加严重。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更具有欧洲特色。当地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它一般仍停留在部落所达到的阶段，在部落之外，在有高耸的摩天大楼的中心区没有被代表出来。这是因为，在殖民者生活着的大的中心区之外，赤裸裸的苦难和极端的贫困，饥饿，疾病，无知和对人民无情的剥削，在文化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显得至高无上。
由于殖民战争、野蛮的种族迫害和对非洲黑人贩卖，非洲人口在文化和经济上仍然不发达，数量不断减少，这些黑人被送到欧洲大都市、美国和其他国家，像动物一样在棉花种植园和其他农场工作，以及做着工业和建筑业最重的工作。
由于这些原因，非洲人民面前仍有一场很大的斗争。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由于各国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状况、政治觉悟程度、不同信仰的巨大影响如基督教和穆斯林、异教徒思想等不同宗教以及旧的异教徒信仰等对人民群众施加着压力，各国的斗争将是不同的。由于许多国家实际上处于新殖民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集团的联合统治之下，这场斗争变得更加困难。那里的法律是由那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制定的，这些国家对统治集团进行补贴或控制，当新殖民主义者的利益需要或当这些利益的平衡受到破坏时，他们就建立或废除这些集团。
大地主、反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所奉行的政策，是要使非洲人民长期处于愚昧和束缚之中，阻碍他们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发展，阻碍他们争取这些权利的斗争。现在我们看到，那些过去统治这些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以及其他新帝国主义者，正试图通过干涉人民内部事务的各种可能方式，来渗透入非洲大陆。因此，帝国主义者之间、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领导人之间、人民和新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
人民必须利用这些矛盾，既要深化矛盾，又要从中受益。但是，只有无产阶级、贫苦农民、一切被压迫者和奴隶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反对大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及其整个制度的坚决斗争，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在这场斗争中，那些渴望看到自己的国家在发展道路上自由独立前进的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革命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将承担一种特殊的角色。只有通过他们不断地、有组织地斗争，才能使国内外压迫者、剥削者和政府的日子变得困难。这种情况将根据每个非洲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准备好。
英美帝没有给非洲人民任何自由。例如，每个人都能看到南非正在发生的事情。白人种族主义者，英国资本家，剥削者，在那里统治着，野蛮地压迫着这个弱肉强食的国家的有色人种。非洲的许多其他国家被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其他旧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康采恩和资本所支配，这些国家的实力有所减弱，但他们仍然掌握着这些国家经济的钥匙。
亚洲各国人民也走过了一条充满苦难和艰辛、残酷的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个大陆（除了苏联亚洲部分以外）人口的十分之九处于欧洲、日本和美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和半殖民压迫与剥削的状态。仅英国一个国家，其殖民地就达563.5万平方公里，居住者4.2亿多人。对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殖民压迫剥削使它们处于明显的社会经济文化落后和赤贫状态。它们只是帝国主义大都市石油、煤炭、铬、锰、镁、锡、橡胶等原材料的来源。
战后，亚洲的殖民秩序也被打破了。殖民地国家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是通过人民群众对殖民主义者和日本侵略者发动的血腥战争取得建国的胜利的。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使中国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使蒋介石反动势力溃败，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这对于亚洲殖民主义的崩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一段时间，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对亚洲人民和受帝国主义列强统治或依靠帝国主义列强的其他国家的人民的解放斗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由于建国后中国领导人的路线，这种影响逐渐减弱。
中国领导人宣布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世界革命者和热爱自由的人民希望并期待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强大堡垒，他们热烈欢迎这一宣言。但他们的愿景和希望没有实现。虽然人们很难相信，但中国的现实和其十分混乱的局面表明，中国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与此同时，亚洲人民的斗争并没有随着殖民主义的破坏而结束。英国、法国、荷兰和其他殖民主义者虽然被迫承认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但他们希望保留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以便继续以其他的，新殖民主义的形式进行统治和剥削。美国渗透到亚洲，特别是远东、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使局势变得非常严重。这一地区对美帝的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重大。它建立了大型军事基地，并在那里部署了强大的舰队。与此同时，美国资本也牢牢地将该地区各国的经济拖入了血迹斑斑的魔爪。与此同时，美帝为镇压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裂活动和间谍活动。他们成功地把朝鲜和越南一分为二[10]，在这两个国家的南部建立了反动的傀儡政权。亚洲许多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了亲帝国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这样，中世纪的奴隶制，王公、国王、酋长、武士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绅士的野蛮统治就保存在那里。这些政权又把自己的国家卖给帝国主义，特别是卖给美帝，极大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沉重枷锁下又一次苦不堪言的亚洲人民，不能放下武器，必须继续争取解放以摆脱这种枷锁。总的来说，这场斗争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无论这些党在哪里成功地同群众建立了良好的联系，使之认识到战争的解放目标，动员和组织他们进行革命武装斗争，它们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印度支那人民，特别是越南人民，战胜美帝及其地主资产阶级傀儡的历史性胜利，向全世界表明，人民和无论大小的国家，当他们决心为自由和独立作出任何牺牲，无私斗争到底时，帝国主义，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有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有着一切现代战争手段来镇压解放运动，也不能征服他们。
解放武装斗争已经展开，而且仍在亚洲许多其他国家进行，如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沙文主义的立场和干涉，导致了革命力量和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分裂和丧失，这些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胜利。
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宣布支持这些国家的解放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又支持反动政权，以赞歌和数不清的荣誉欢迎和款待这些政权的头子。他们一贯奉行把亚洲国家的解放运动服从于自己的务实政策和霸权利益的战略和手段。他们总是给革命力量和革命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把这个政策强加于他们。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关心亚洲各国人民解放和革命的问题，只关心实现沙文主义的野心。他们没有帮助这些人民，反而阻碍了他们。
亚洲的革命和解放斗争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么有力、那么迫切地要求解决，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复杂、更难解决。
这种复杂化和这些困难主要来自美帝的目的和活动，也来自苏联和中国的修正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大众、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目的和活动。
美国认为亚洲的战略、经济和军事地位对其帝国主义利益极为重要，因此，它的目标和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加强其在亚洲的战略、经济和军事地位。
苏联也在千方百计、全力以赴地争取扩大在亚洲已经占据的位置。
中国则公开显示了自己要成为亚洲国家统治者的姿态，为此，中国与美国，特别是与日本结盟，并直接反对苏联。
日本也有统治亚洲的野心，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老野心。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如此害怕中日同盟，并且如此强烈地反对它。但美帝也不希望这一同盟如此稳固，以致超出了可能侵犯美国利益的限度，尽管它鼓励并“祝福”中日两国签署条约，因为这一条约可能遏制苏联的扩张，而苏联的扩张有损于美国统治。
印度作为一个大国——也有野心想成为一个在亚洲拥有原子弹和巨大影响力的大国——正发挥着特殊作用，特别是涉及到它处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在印度洋、波斯湾及其东部和北部边界扩张利益的节点上的战略地位。
英国帝国主义也没有放弃统治亚洲国家的目的。某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也有类似的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亚洲成为当今帝国主义之间激烈最竞争的地区之一，并因此他们在那里创造了许多危险的世界灾难的温床，使各国人民将为此付出代价。
为了平息亚洲各国的革命和解放斗争，为了为其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计划开辟道路，苏、中修正主义者处于激烈的竞争中，一直从事着分裂和摧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队伍以及热爱自由的革命力量的肮脏工作。这个工作使印尼共产党[11]遭受灾难，印度共产党[12]走向分裂和灭亡等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主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当地反动资产阶级联合统一，而同时苏中都在为自己的目的争取这个当地统治资产阶级的友谊。
苏、中社会帝国主义从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立场和野心出发，对亚洲各国的干涉，使这些民族的解放运动面临极大的危险，甚至直接危及越南、柬埔寨和老挝[13]解放战争的胜利。
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的亚洲国家革命和热爱自由的力量，必须正视和消除帝国主义赞助人武装起来的当地反动派所带来的危险，以及分裂和破坏活动所带来的危险和苏中国修正主义正主义者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计划。他们还必须摆脱一系列旧的反动的、神秘的、佛教的、婆罗门教的和其他宗教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阻碍了解放运动。也要从根本上防止“新”的反动思想和观念，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毛主义和其他同反动理论一样的迷惑和欺骗群众的思想，否则将剥夺他们的战斗阶级精神，使他们走上错误和无望的道路。
摆在亚洲各国人民面前的解放斗争，确实是困难的，有许多障碍，但是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存在容易的、没有大的困难和必须克服的障碍、不需要流血、不需要付出许多牺牲来换取最终的胜利的解放斗争和革命。
总的来说，拉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高于非洲和亚洲国家。但拉美国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不低于绝大多数非洲和亚洲国家。
与非洲和亚洲国家不同，自19世纪上半叶以来，由于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的解放斗争，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早就独立了。如果这些国家在摆脱西班牙或葡萄牙殖民的束缚之后，没有再次受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其他外国资本的半殖民束缚，它们将取得更大的进步。本世纪初以前，英国殖民者才是这个大陆的主人。他们从这些国家掠夺了大量的原材料，建造了港口、铁路、发电站，以专门为特许公司服务，并在那里交易英国生产的工业品。
这种情况改变了，但不利于拉丁美洲人民，因为美国在其帝国主义发展阶段渗透进了拉丁美洲。美帝利用“门罗主义”所叫嚣的“美国为美洲人民服务”[14]的口号，来确立其对整个西半球的不可分割的统治。美国对本半球的经济渗透是通过军事力量、政治勒索以及美元外交手段，通过大棒和胡萝卜进行的。因此，在1930年，美国和英国资本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是平等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了这个地区经济的真正主人。它的大型垄断企业控制了拉丁美洲的主要经济部门。该大陆各国成为美帝“隐形”帝国的一部分，美帝开始在所有这些国家制定法律，任命和罢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规定其内外经济和军事政策。
美国的垄断公司通过开采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从拉丁美洲人民的辛劳、汗水和鲜血中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在这个大陆的各个国家投资的每一美元，他们就获得了4-5美元的利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尽管帝国主义国家在拉美的资本投资导致了一些现代工业的建立，特别是采掘业以及轻工业和食品加工业，但这些投资对拉美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和新殖民主义政策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扭曲的、片面的形式和单一的文化特征，把它们简单地变成了原材料的专门供应商：委内瑞拉—石油、玻利维亚—锡、智利—铜、巴西和哥伦比亚—咖啡、古巴、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糖，乌拉圭和阿根廷—畜产品，厄瓜多尔—香蕉，等等。
这种片面性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完全不稳定，完全不能迅速、全面地发展，完全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价格变化和波动的支配，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生产下降和任何经济危机的显现，都必然会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产生消极的、甚至更严重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巨头开始对工业、采矿、农业等各个部门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收购民族企业等。他们扩大了对整个生产部门的控制，把拉丁美洲国家的掠夺提高到最大限度。同时，他们鼓励以高利率提供贷款和融资，从而使这些国家更紧密地受到外国的控制——首先是美国的统治。仅巴西就向外国银行借了近400亿美元的债务，而墨西哥有将近300亿美元的债务。
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总体上是落后的，也是因为还有许多未完全丧失封建性质的大庄园残余，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就像亚洲和非洲那样，非常明显地落后。
在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寡头，一个依赖着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的，非常强大的的大垄断资产阶级，它和大地主一起掌握着国家权力，并且总是在美帝的支持下，和美帝一起，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农民和生活在赤贫中的其他劳动阶层。
这一发展也造就了数量相当大的工业无产阶级，它同农业无产阶级、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工人一起，占人口的近一半，不像非洲和亚洲——在大多数亚非国家，工人阶级数量都很小。
除此之外，在拉丁美洲，从阶级中脱颖而出的农民和工人阶级，在不断争取自由、土地、工作和面包的斗争中获得了丰富的武装革命传统，这种传统在反对地方寡头、外国垄断和美帝的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拉丁美洲人民是最为反抗国内外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民族之一，他们的斗争和流血最多。在这些斗争中，他们取得了好几次的胜利，胜利还不小，但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仍然没有取得民主自由、消灭剥削、确保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彻底胜利。拉丁美洲人民对古巴人民的胜利怀有许多希望，抱有许多幻想，这成为他们摆脱当地资本主义和地主统治者以及美帝束缚的斗争的鼓舞和动力。然而，当他们看到卡斯特罗的古巴不是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而是在向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时，这些希望和这种激励很快就消失了，当古巴成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和雇佣兵时，这种希望和激励更迅速地消失了。
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就像在所有大陆一样，情况是复杂的。
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条件都是革命性的，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和消灭对帝国主义的依赖的革命已提上了日程。当然，由于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特殊情况和问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对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依赖程度的不同、温和派的多少、法西斯分子的多少、资产阶级政权的强大等已知原因，这些革命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有相同的性质、相同的发展过程和相同的解决办法，但有一点显然是必要的，那就是反帝、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更加紧密。
拉丁美洲在革命主观要素的准备方面也有许多优势，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准备程度比较高，愿意同国内外的压迫和剥削作斗争，争取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然而，不仅是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加上地方的反动派，还有地方的修正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其他机会主义走狗，以及苏联修正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都在极力阻挠、迷惑和反对这要素的充分准备。
坚持把拉丁美洲作为其专属领土的政策并从中获取巨大的超常利润的美帝，正在用一切手段——军事力量、特务、煽动和欺骗——来阻止任何其他帝国主义在那里占主导地位，并确保革命不会在这些国家爆发和胜利。因此，它既要维持拉丁美洲国家对美国的完全依赖，又要维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地主统治秩序。
为此，美国手中的一个重要武器是所谓的美洲国家组织，它由美国总统、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指挥。这个组织的《宪章》[15]赋予美国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甚至军事手段进行干预的权利，以维持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内外现状。
同时，美国的大垄断企业通过组建以美国为中心、由美国控制的跨国垄断公司，并大量利用国家资本，完善了在这些国家的剥削方式，通过这些方式，他们也确保了对地方政府和国家机构的控制。
但是，美国所采用的这些和许多其他手段并不能解决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所产生的问题，而这场危机也使拉丁美洲国家陷入困境。
既然地方资本家和地主不依赖于美帝，不得到美帝的支持就不可能存在，那么革命作为国家和社会解放的唯一不可缺少的手段，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劳动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众的意识中的深度和广度就越来越加强。
为了避免革命，美帝和地方资本家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地位受到更加直接的威胁时，便通过“军事公告”（军事政变）建立军事法西斯政权。这就是他们在巴西、智利、乌拉圭、玻利维亚和其他地方所做的。另一种方法是，在委内瑞拉、墨西哥，或者像现在在巴西所做的那样，组织在基本的自由权方面具有明显局限和巨大差距的民主资产阶级政权，试图以此缓和革命的紧张局势，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以及美国政府及其总统（更加突出）关心人权问题。
但是，这种手段和伎俩不能解决危机问题，不能避免革命局面，不能把革命从议事日程上抹去。
拉美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力量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革命任务。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即进行革命，争取民族的完全独立，建立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他们必须在许多方面进行斗争，去反对地方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寡头，反对美帝，反对各种资本的走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如亲苏联和卡斯特罗的修正主义者、亲中国的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等。他们不仅要对付各种各样躲在阴暗面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而且要摆脱一些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盲动主义、游击主义[16]、冒险主义的观念和做法所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作风，这与真正的革命没有什么共同点，反而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而，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处理。
就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好战传统而言，积极的革命方面占主导地位。它是革命准备和发展中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尽可能广泛地利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赋予传统新的内容，不受消极的游击主义因素的影响。
工人阶级的马列主义政党在执行这些伟大的任务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在，拉丁美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成立了这样的政党，而且大多数政党都在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准备工作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反对修正主义和其他机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反对卡斯特罗主义、赫鲁晓夫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三个世界”理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观点和做法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在实践这条路线的斗争中积累了充分的经验，成为过去一切革命传统的继承者，以进一步利用和发展这条路线，使之有利于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中群众基础的准备和提高。
今天的革命形势使得这些政党必须尽可能地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协商，能够从彼此的经验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协调他们在共同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反对苏联、中国和其他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问题上，以及革命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
现在各国人民已经觉醒，拒绝再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枷锁之下，现在他们要求自由、独立、发展和进步，对外国和国内的压迫者充满愤怒，现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已经成为一个沸腾的大熔炉，新老殖民主义者发现，很难通过以前的方法和形式来统治和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如果这些方法和形式还管用的话。他们除了掠夺和剥削这些民族的财富、辛劳和鲜血， 一无是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努力寻找欺骗、掠夺、剥削的新方法、新形式，做一些施舍——这些施舍仍然不利于群众，而利于资产阶级的地主统治阶级。
同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和巩固自己，而且社会帝国主义的中国也开始狂热地努力以进入那里。
修正主义苏联打着所谓的列宁主义民族解放斗争援助政策的幌子进行扩张主义干涉，冒充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天然盟友。苏联修正主义者利用和传播社会主义色彩的口号，作为渗透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一种手段，目的是欺骗那些渴望解放自己、消除压迫和剥削、知道实现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唯一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民族。
苏联也让它的盟友，或者更准确的说，让它的卫星国参与干涉。我们在非洲具体地看到了这一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古巴雇佣军以协助革命为借口进行干预。这是个谎言。他们的干预不过是一种旨在占领市场和奴役人民的殖民主义行动。
苏联及其古巴雇佣军对安哥拉的干预就是这种性质的。他们从未有过协助安哥拉革命的丝毫意图，他们的目的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要把爪子伸进在葡萄牙殖民者被驱逐后赢得了一定独立的非洲国家。古巴雇佣军是苏联派遣的殖民军队，目的是占领非洲黑人国家的市场和战略地位，并从安哥拉继续到其他国家，使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也能建立一个现代殖民帝国。
在苏联及其雇佣军帮助人民获得自由的幌子下，古巴装备着火炮和机关枪介入其他国家，声称要建设苏联和古巴都不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两个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国家干预安哥拉，是为了帮助一个资本主义集团夺取政权，这与安哥拉人民为争取脱离葡萄牙殖民者，获得自由而斗争的目的背道而驰。阿戈什蒂纽·内图[17]在玩苏联的游戏，在反对另一派的斗争中，为了自己夺取政权，他号召苏联人帮助他。两个对立的安哥拉部族[18]之间的斗争没有任何的人民革命性质。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派系争夺权力的斗争。他们每一方都得到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阿戈什蒂纽·内图在这场比赛中获胜，而不是社会主义获胜。相反，追随别国的干涉，苏联在那里建立了新殖民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的中国也在努力向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渗透。
扎伊尔就是中国如何干预的一个例子。扎伊尔是一个由围绕蒙博托[19]的集团统治的国家，这个集团是非洲大陆上最富有、最嗜血的集团。在最近扎伊尔爆发的战斗中，摩洛哥谢里菲[20]王朝的摩洛哥人、法国空军和中国都向杀害帕特里斯·卢蒙巴[21]的凶手蒙博托提供援助。法国人提供的援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干预是为了捍卫他们在加丹加[22]的特许权和康采恩，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人，以及蒙博托和他的集团。但是中国修正主义者在加丹加想要什么？他们在那里协助谁？他们是否在帮助被蒙博托及其集团以及法国、比利时、美国和其他特许权持有者镇压的扎伊尔人民？或者，他们不是也在帮助嗜血的蒙博托集团吗？事实上，中国修正主义领导层并不是间接地，而是相当公开地协助这个集团。为了使这一援助更加具体、更加具有示范性，中国派出了外交部长黄华[23]以及军事专家和军事经济援助。因此，它采取了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的方式。中国的干涉与摩洛哥国王哈桑[24]和法国的干涉具有完全相同的特点。
中国的社会帝国主义不仅干涉扎伊尔的事务，而且还干涉非洲和其他大陆的民族和国家的事务，特别是干涉那些他们千方百计想要渗透进去的国家的事务，以便在那里建立经济、政治和战略基础。
即使是美国也不敢像中国那样公开援助智利法西斯刽子手皮诺切特[25]。实际上，美国人并没有以这种方式帮助其他国家的反动统治者，尽管他们在那里有很大的利害关系。这并不意味着美帝正在放弃自己的利益。他们确实捍卫这些利益，非常有力地捍卫它们，但方式更微妙。
所谓社会主义中国，就是以它所坚持的立场，违背各国人民、各国共产党、各国革命分子的利益和愿望，违背拉丁美洲一切进步人民的愿望。
中国正在保护着统治各国人民的，用恐怖和其他手段压制革命、无产阶级和争取国家和社会解放的马列主义政党的努力的独裁者。有了这样的立场，中国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在马列主义的幌子下，它试图表明它是把革命的思想输出到各个国家，但事实上，中国正在输出反革命的思想。这样就帮助了美帝和法西斯当权集团。
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也在同一程度上努力防止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人民逐步发展革命斗争，反对他们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野蛮剥削，这些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一致，是在吸食他们的鲜血。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依靠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的国家里，革命家、进步分子和爱国者的责任，是使人民认识到这种压迫和剥削，继而教育、动员和组织人民，使人民投入解放斗争，始终牢记革命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全民族进行的。为此，必须深入分析每一个国家的国内外形势，社会经济发展情况，阶级力量的比例，阶级之间的对立情况，人民和执政的反动集团之间的对立情况，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情况。在此基础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即必须采取的步骤和必须使用的策略。
革命力量所需要的，是精干的工作、决心和智慧，首要的是要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事业、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他们国家的解放斗争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因此，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党，革命党必须能够忠实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教诲，把这些教诲同每个国家的情况，同每个单独个人的情况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些政党中的每一个党都必须深刻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心理和国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不能任性地、冒昧地行事，不能以布朗基主义[26]的作风行事，要坚持不懈地团结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广大的人民群众。
各国革命家和人民群众要时刻做好准备，牢记反动资产阶级和当权的大地主、外国压迫者的行径和新殖民主义者的阴谋。这些都是革命分子和人民群众必须成熟地面对的重要因素，必须有健全的组织和革命策略。
当然，不仅不能排除合作、协调和经验交流的联系，而且必须在各国革命力量和革命分子之间建立这种联系。因为他们有许多相似的条件，例如新殖民主义者和反动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共同的文化，从这种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共同目标，所以事情会比较容易。他们共同的条件和利益，促使这些国家的革命进步分子进行协商，在行动中发展合作与协调，以对抗压迫他们的敌人的行动。
从马列主义的立场审视新殖民统治下各民族的衰败状况，所有真正的革命者面临的任务是要给这些民族的革命和解放斗争提供无保留的支持和支持，使其不断前进，革命不断地建立起来，为了彻底的胜利。
真正的革命号召无产阶级和民族为新世界，社会主义世界而奋起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解释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日益加深。因此，无产阶级、被压迫阶级和民族拒绝再忍受剥削，要求改变生活，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秩序，要求打倒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这些愿望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不与内外阶级敌人发生冲突并进攻他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真正的工人阶级马列主义政党，作为革命的领导者，使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人民觉醒，并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军事上为这些冲突做好准备。
马列主义政党，所有革命者，无论数量怎样少，在人民心中树立形象，系统地组织群众，怀着巨大的关心和耐心，相信自己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能够推翻资本，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和人民谋利益。这样的政党，不认为自己小，就对抗不了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和他们形成的观点。革命家的任务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证明，资产阶级创造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必须消灭之，必须形成代表伟大变革力量的真正的革命观点。
马列主义政党要顺利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有革命性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响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革命地解决问题，以及消灭资产阶级秩序与外国帝国主义统治现状的斗争任务。
马列主义是赋予工人阶级革命党正确的政治路线，明确其战略目标和任务，并使其运用革命的策略和方法实现这些目标和任务的可能性的唯一科学。
在马列主义的启发下，按照国家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和国际形势，马列主义政党在任何时候，在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知道如何定位自己，站在群众的前列，无论是民主的、民族的解放运动，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以马列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本国阶级斗争为基础的革命战略和正确的政治路线，使马列主义政党可以明确界定既定阶段的战略目标，确定谁是主要打击的首要内外敌人。无产阶级内外的同盟者是谁等等。
马列主义政党的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秩序，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而当他们的国家面临着民主和反帝国主义的任务时，他们的目标是不断地发展它，把它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尽快地去实现履行社会主义的任务。
马列主义政党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完全不同于假共产主义者和工党的战略目标。不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整个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和它的基础，前者就无法实现目标。他们坚持列宁的教诲：
“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管理机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出自《国家与革命》——译者注）
后者鼓吹要维护旧的国家机器，尽管他们声称他们主张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改良，通过议会道路，甚至使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建立。
现在，许多所谓的共产党在捍卫现有资本主义秩序方面比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更热心。例如，在西班牙一些资产阶级政党要求用共和政体取代胡安·卡洛斯的君主政体之际，伊巴露丽—卡里略（Ibarruri—Carillo）的修正主义政党却厚颜无耻地为君主政体辩护。同样，在各资产阶级政党不公开这么做的时候，贝林格的修正主义政党以意大利资本主义国家压迫性法律的狂热拥护者的面貌出现了，这些法律的目的是反对民主自由。中国修正主义者则指示资本主义国家中走中国路线的政党，必须同最军国主义的集团一起战斗，加强军队和资产阶级暴力机关的力量，宣称是保卫祖国，但实际上是镇压革命，如果革命爆发的话。
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特别是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破坏革命和解放运动，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永久化，企图用各种方法迷惑和分裂革命力量，消除革命的敌人和朋友的区别。
典型的是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说教，他们把大垄断资产阶级、反动法西斯政权、北约和欧洲共同体，甚至美帝，当作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同盟。
就马列主义政党而言，他们认为建立真正革命战略的绝对必要条件是在革命的发动力量和敌人之间建立一条清晰的分界，并明确地找出主要的内外敌人，正如斯大林指出的那样， 瞄准主要敌人，但也不能低估和忽视与其他敌人的战斗。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帝国主义的情况下，革命的主要国内敌人，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被压迫和不独立的国家，都是站在资本主义秩序的顶端，用一切手段，用暴力和压迫，用蛊惑和欺骗进行抵抗，维护统治和特权，扼杀和消灭任何哪怕只是轻微危害其国家权力和阶级利益的工人运动的地方大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在实际情况下
革命和人民的主要外敌是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像中国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劝告和号召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依靠一个超级大国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作战，或者借为了捍卫民族自由和独立之名而同帝国主义列强结盟，不过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修正主义者把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统治地位——革命战略的根本问题之一——作为他们的特殊攻击目标。
列宁写道：“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出自《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译者注）
列宁把革命运动中对无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否定说成是改良主义最庸俗的表现。
在现代修正主义者中，有些人试图证明工人阶级已经去无产阶级化，并转化为企业的“共同管理者”，因此不再有需要无产阶级革命的地方，不需要一个与现存的社会秩序不同的社会秩序。还有人说，不只是工人，现在从事劳动和文化活动的人和所有的工薪阶层都是无产阶级，而且不仅工人阶级，社会其他阶级、阶层都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因此，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在今天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已经失去了意义。苏维埃修正主义者不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而在实践中却否定了它，因为他们剥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任何可能性。但即便在理论上，他们也消除了这种角色，因为他们捍卫声名狼藉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中国修正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一样，有时把农民，有时把军队，有时把中小学生，等等，放在革命的首位，这是不合时宜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决捍卫马列主义的论点，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世界革命变革的领导力量，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
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是最先进的阶级，是最关心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最关心社会主义的阶级，是革命组织和斗争的优良传统的承载者。它拥有社会革命转型的唯一科学理论，以及自己战斗性的马列主义政党引领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客观上，历史赋予它领导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斗争的使命。
新政权可以根据革命的具体情况和进入的不同时期，经历不同的阶段，取不同的名称，但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革命就不可能向社会主义胜利方向发展。马列主义教导我们这一点，所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无论革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马列主义政党都决不放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都无一例外地以某种方式否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因为他们反对革命，因为他们主张维护和延续资本主义秩序。
无产阶级和马列主义政党与自己的同盟者一起作战。这也是革命战略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贫农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亲密盟友，这不仅与眼前的战略目标相联系，更是与长远和最终的战略目标相联系。城市劳动人民中的贫困阶层也是这样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同贫苦的农民和其他受压迫和剥削的劳动人民一道，是革命的主要动力。
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同盟者，因为他们始终处于大资本的控制之下，面临着财产被完全没收的威胁。
无产阶级还在努力斗争，使人民中的其他阶层和自己结成同盟，例如被国内外资本剥削的知识分子中的进步力量。在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知识界的分量增加了。但是，尽管它的地位、性质和工作的作用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它本身并不能也永远不能构成一个阶级，也不能像各种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与工人阶级合并。因此，正如列宁所展示的和历史所证明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它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思想政治理念所决定的。无论这种立场和这种理念有多大的变化，知识分子永远不能取代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作用。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争取知识分子中的进步派，使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同盟者。
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社会经济发展不大、对外资依赖较多、民主和反帝的革命任务特别重要的国家，中农和中等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没有联系，且渴望一个独立发展的国家——也可以是无产阶级的盟友。
把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同民主反帝革命结合起来，有赖于无产阶级的正确战略战术，有赖于工人阶级革命党的娴熟和智慧的手段。这样，无产阶级和它的党不仅可以说服小资产阶级，而且可以说服这种资产阶级，使他们把自己置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起来消灭外国的统治，消灭野蛮的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人民，使他们士气低落，败坏他们纯洁的感情和几百年来的文化的工具。
无产阶级要争取在革命某一阶段有志于实现战略目标的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同盟，就必须同大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作斗争，对于其他问题也是一样。
反动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预见了自己的失败，千方百计地把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拉到自己这边来，防止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他们甚至企图欺骗工人阶级本身，使革命不爆发，如果爆发的话，则保证革命不进行到底，而陷入泥沼或者掉头。
无产阶级和马列主义的党尽一切可能实现盟友的团结，来对抗共同的敌人，如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还要防止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为大资本的储备军，以及防止就像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和西班牙佛朗哥那样的法西斯专政。
马列主义政党需保持谨慎和灵活的态度，尤其是对摇摆不定、可能或暂时的盟友，包括中等资产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他们以各种利益、传统和偏见，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联系在一起。
革命的铁律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在修正主义者掌权的国家适用。在欧洲修正主义国家发展起来的新资产阶级的地位是什么？它渴望摆脱苏联资产阶级和社会帝国主义全面、野蛮的压迫，但双方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离开苏联资产阶级，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脱离这个野蛮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也无疑很快就会受到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美帝的统治。
同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正在融入强大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国家，除无产阶级外，还有其他阶层的人，因为受到新资产阶级的剥削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统治而不满。为此，他们既痛恨自己国家的统治资产阶级，又痛恨俄国的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要唤醒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在战场上再次挺身而出的历史必要性，认识到为了再次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了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投入推翻和击溃叛徒的斗争的历史必要性。必须建立新的马列主义政党，团结群众。
在坚持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内部革命，即自己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革命斗争，而外部因素是辅助和次要性质的原则时，马列主义政党丝毫不忽视或低估革命的外部盟友。同时，他们对外部（译注：霍查这里的语境应该是国家的内部或外部）盟友采取原则性的和灵活的立场，就像对待内部盟友一样。
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教诲，立足于现有条件，他们看到了别果断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反帝运动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每个国家的革命运动中作为自然和可靠的外部同盟。
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也可以创造出这样的情况：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会同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统一战线上，与同一敌人作战，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确保革命的利益始终要牢记在心，决不因共同战线或与这些临时盟友结盟而被遗忘、蒙蔽或牺牲，确保这一战线或同盟本身不变成一种要达到的目标，是头等重要的。尤其重要的是，不要让这样的同盟干涉破坏革命，夺取革命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年代对美、英同盟国的立场经验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立场对阿尔巴尼亚革命的命运是有益的。
革命长期战略与马列主义政党为实现革命目的和完成革命任务而采取的革命策略是分不开的。作为革命战略（译注：strategy，战略，用于全局性策划与指挥大规模作战的军事指挥的科学与艺术；tactic 策略：为达到一个目标所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的一部分，为其服务，策略可能会根据革命潮流的起伏、具体的形势和条件而变化，但总是在革命战略和马列主义的原则范围内。
“策略领导层的任务，”斯大林说，“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所有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并确保他们被适当地使用，以使这些力量的关系得到战略成功所必须的最大化成果。”（出自《论列宁主义基础》——译者注）
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虽然也采取巧妙的策略和斗争形式来推动革命事业，但始终忠实地坚持革命原则。他们拒绝和反对任何由于革命策略的缘故而放弃原则的倾向，他们是任何基于暂时情况而实行无原则的务实政策的最坚决的反对者——这是各色修正主义者全部活动的特征。
革命永远是革命先锋队领导的群众的行为。因此，马列主义政党不能不以适当的形式集中精力关注群众的革命组织，立足于存在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国情和传统。如果党与群众不进行有组织的联系，那么唤醒、准备和动员他们进行革命斗争就是个空谈。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列主义党非常重视自身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的创建。当然，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今天，在这样一个各种各样的工会、合作社、文化的、科学的、青年的、妇女的和其他组织存在于所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的时候。这些组织大多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和教会的领导和影响。
然而，正如列宁教导我们的那样，共产党员必须在群众所在的地方工作。因此，他们也不能不在资产阶级、社民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等领导和影响的群众组织中工作。马列主义者在这些地方工作，以破坏资产阶级和改革派的影响和领导，散布工人阶级革命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揭露这些组织领导人计划和活动的欺骗性，并给予群众活动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反修正主义的政治性质。通过他们在群众中进行的革命工作，也可以在这些组织中形成革命派别，这样确实可以创造接管这些组织的领导，使它们走上正确道路的可能性。
但无论如何，马列主义政党决不放弃建立自己领导下的群众革命组织的宗旨。
最重要的群众组织是工会。总的说来，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这些组织是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服务的，是为了使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继续受奴役。恩格斯在他那个时代说过，英国的工会已经从吓唬资产阶级的组织变成了为资本服务的组织。工会组织用千丝万缕、的奴役链条把工人束缚起来，这样，彼此孤立的工人反抗时，就很容易被镇压。机会主义的工会领袖工作，以使搞罢工或示威的一个乃至多个企业的工人的叛乱得到控制，并只呈现经济上的性质。工人贵族很努力地朝这个方向搞操纵活动。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贵族在腐蚀、镇压、误导群众起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成为平息革命火焰的消防队。
在今天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修正主义政党都有自己的工会。这些工会现在团结起来，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以遏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腐化工人阶级。
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修正主义政党的工会是强大的大工会。但是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试图把无产阶级束缚起来，哄它入睡，当它变得愤怒和叛逆时，使它走上与老板谈判的道路，并用资本家超级利润的一些非常小的面包屑封住工人的嘴。他们所给的东西之后都会通过提高价格收回。
因此，要摆脱资本主义的束缚，各国无产阶级必须摆脱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控制的工会的束缚，摆脱任何一种社民和修正主义的组织或政党的束缚。所有这些组织都以各种方式支持自己的阶级，并试图制造一种错觉，即“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是一道障碍，他们可以把自己强加于大资本家之上，宣称是为了无产阶级。这不过是个大骗局。无产阶级必须粉碎这些组织。但是怎么做呢？要消灭他们，必须同这些工会的领导作斗争，必须反对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奸诈联系，必须打破他们所要建立的“稳定”和“社会和平”，以及工会不时从事的所谓对有产阶级的反抗来掩饰的“和平”。
为了从内部打击和逐渐毁坏工会，反对工会的不公正决定和行为，还有可能通过加入工会来摧毁工会。这种活动必须牵扯到工厂里最大、最有力量的工人群体。在每一种情况下，目的都必须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钢铁般的团结，不仅要同雇主斗争，而且还要同他们的代理人、工会老板斗争。工会领袖的一切叛卖分子，工会领导层和整个改良主义工会向着资产阶级的堕落，都被有力地揭露出来，使工人们从对这个领导层和这些工会的许多幻想中清醒过来。
在渗透现有工会的同时，马列主义者从未堕落到工团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立场——这些特征恰恰代表了这些工会的领导层。他们决不与工会领导层的修正主义者和其他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合作。他们的目的是揭露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一切工会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反动作用，破坏这些组织，为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会开辟道路。
青年组织对马列主义政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青年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历来很大。从本质上讲，青年标新而除旧，并显示出自己准备为一切进步的、革命的事业的胜利而斗争。然而，只凭自己，它无法找到正确的道路。只有工人阶级的党才能指明这条路。当青年人无穷的革命能量，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能量，联合起来消灭压迫和剥削，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时，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革命的胜利。
然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大多数青年人把精力用在了错误的方向上。他们受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误导，常常转向冒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或者陷入乌托邦和绝望，因为他们被弄得迷失方向，困惑不解，对未来，对实现政治、物质和精神要求的前景抱着悲观的看法。马列主义者十分重视青年人，试图启发他们，使他们相信青年人的需求和愿望只能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在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他们正在努力使青年人摆脱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影响，摆脱“左派”、托派或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影响，动员他们参加革命组织，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真正的马列主义党和革命的共产主义者积极参加工人罢工和示威活动，进行政治斗争和示威游行，使资本主义、雇主、卡特尔、垄断者和工会领袖们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在这广泛的活动中，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秩序的武装力量的斗争，会更加经常和公开，但是从这些斗争中，无产阶级将学会更好地战斗。在斗争的过程中，也发现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革命斗争是可能的、正确的、适当的。俗话说：“不下水就不会游泳”。不采取罢工、示威的方式进行斗争，不积极地参加总的反资本主义的行动，就不能组织和加强争取最后胜利的斗争，就不能推翻资本主义秩序。
革命的准备，不是像各种修正主义者那样光搞嘴上功夫，也不是像中国修正主义者那样提出“三个世界”这样的理论。它不能在和平的道路上取得胜利。列宁确实讲过在具体的例子中和平胜利的这种可能性，但他总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暴力上，因为资产阶级从来没有主动投降过。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发展和工人阶级胜利的历史，表明到目前为止，革命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才能取得胜利。
革命武装暴动与军事政变毫无共同之处。前者的目的是彻底推翻旧政权，粉碎它的根基。后者没有，也不能导致压迫剥削秩序的推翻和帝国主义统治的覆灭。武装暴动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基础上的，而政变则是不信任群众、脱离群众的表现。称自己为工人阶级的党的政党政策和活动中的盲动主义倾向，是与马列主义的背离。
根据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大局，武装起义可以是一个突然爆发的革命过程，也可以是一个更加持久的革命过程，但不能是像毛泽东主张的“持久人民战争”那样，没有远见的、无休止的革命过程。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革命武装起义的学说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相比较，那么这一理论的反马列主义、反科学性就变得明显了。马列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学说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城市斗争与农村斗争紧密结合的基础上的。
毛主义理论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认为农村是武装起义的唯一根据地，忽视了城镇劳动群众的武装斗争。它鼓吹农村必须包围被认为是反革命资产阶级根据地的城市。这是对工人阶级不信任的表现，是对工人阶级统治地位的否定。
工人阶级革命党在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将其作为普遍规律的同时，坚决反对冒险主义，从不轻浮地对待武装起义。它在一切条件和情况下，都不断地进行着革命斗争和各种形式的活动，为革命的决战，为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自己和群众作准备。但只有革命形势完全成熟，才能把武装暴动直接提上日程，采取一切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措施，把武装暴动引到胜利上。
宣传是马列主义政党为革命作好群众准备的有力手段，但必须是激情的、明确的、令人信服的。革命宣传如果仅仅是空谈惑众的话，是毫无价值的。只有深入的宣传，同生活实际问题、总的问题、地方性的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广大群众中创造并鼓励主动的精神，才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教育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让他们行动起来，为革命做准备。
各国的资产阶级，除了军队、警察等可以使用的强大的武力手段外，应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和活动也有广泛的经验。同样，它也有完整的宣传网络，包括新闻、广播、电视、电影、戏剧、音乐等，所有这些宣传都有使人腐化的力量，能够暂时地迷惑、歪曲和削弱无产阶级的努力和解放斗争。
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也存在着民主自由的衡量标准，仅仅对资本主义进行正常的新闻宣传是不够的。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政党的报纸上，不断地叫嚣着，当然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秩序，而是反对个人，反对那些企图在他们坐在一起牺牲人民来狼吞虎咽的饭桌上攫取超过自己那份蛋糕的人。
宣传，特别是新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报刊，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撕开一切耍花招的面具，以及修正主义者和其他资本家走狗的蛊惑。
马列主义的宣传和报刊，揭示赤裸裸的真理，展示通过革命进行社会和民族解放的道路，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宣传和报刊欺骗人民，哄他们睡觉，使他们迷失方向，使群众脱离革命，把他们引到盲道上，使他们蒙受奴役。
但是为了启迪群众，使他们相信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为革命作准备，光靠宣传是不够的。列宁说，为了准备革命，“……将是以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来消除各种可能产生的错误和幻想。”（出自《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译者注）
宣传只有和革命行动一起进行，才能起作用，才能达到目的。没有行动，思想就会枯萎。这种活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冒险，而是刻苦的斗争，是同阶级敌人的激烈冲突，是从简单到高级的斗争，是克服无数困难，接受革命要求的一切牺牲的斗争。
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站在革命行动的前线，而不是末尾。对资本主义反动派巨大的力量——它们必须而且确实反对的——的斗争和努力的暂时效果有限的可能性，并不使他们气馁。它们教导党员要有勇气，要牢记，一个正确的、周密的、成熟的、坚决的行动，在看到和听到这些的群众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共产党人这样做，群众就认识到，这场或那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者的利益。行动上的勇气和成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一点一点地取得了进展，打下了基础，建立了革命的高潮。革命行动把工人阶级政党同群众联系起来，使他们走到群众的前列，使他们战胜了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政党。
“一步实际行动，”马克思说，“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出自《哥达纲领批判》——译者注）
除了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之外，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其他与警察、宪兵等斗争和冲突的力量。这些部队的许多行动和袭击都具有恐怖主义、冒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它们以各种颜色和标签呈现，并以各种意识形态为指导。这些行动通常是在受教唆以及受资本主义国家秘密组织的基金支援的，此外，目的是通过将这些行为归咎于马列主义政党来诋毁它们。法西斯分子或者资产阶级的特务，经常组织领导这些行动，企图利用无产阶级、中小学生和广大青年的不满、愤怒和勇气，使这些群众中涌现出的各种团体和运动参与到同真正的革命运动既没有共同点，又严重危害革命运动的行动中去，造成无产阶级正在退化，已经成为愚蠢的无产者的印象。
马列主义政党要对这个问题足够重视，一方面，必须用自己的经验说服群众革命行动与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完全不同，另一方面，要争取被欺骗的人成为革命分子，让他们远离恐怖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远离法西斯分子、资产阶级特务。
马列主义政党是革命的政党。与完全深陷于资产阶级合法性中的和“议会迷”的修正主义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反，他们没有把斗争简单地削减为合法斗争上去，也没有将合法斗争看作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在掌握着一切形式斗争的情况下，他们特别重视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的结合，并把非法工作放在第一位，作为推翻资产阶级的决定性因素和真正胜利保证。他们教育传授干部、党员和支持者，使他们懂得在合法和非法的条件下，如何聪明、熟练、果断地行动。但是，即使在艰深的秘密条件下，在避免向敌人暴露力量、保护革命组织不受敌人打击的情况下，马列主义政党也决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削弱，也不打断与群众的联系，决不放弃在自身和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利用各种合法可能性，来为革命事业服务。
在对走议会道路夺取权力的可能性不抱幻想的同时，马列主义政党也可以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以宣传群众路线，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秩序为唯一目的，考虑去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国会选举等合法活动。
在马列主义者的活动中，他们不担心用革命行动打破和违反资产阶级的宪法、法律、规章、规范和秩序。他们正在为破坏这个秩序，为革命做准备战斗。因此，马列主义政党要为自己和广大人民群众做好准备，以应对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中发动的反击。
作为一个复杂的，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有着众多的阶级和政治力量参加的过程，在革命和解放运动发展的今天，无产阶级革命党面临在革命的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在这些那些共同的问题上，同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合作和共同战线的问题，并不少见。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有原则的，同时灵活的立场，并不搞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对于吸收、准备和动员群众进行革命和解放斗争，具有重要意义。在革命事业的利益需要和形势需要的情况下，马列主义政党不能且原则上不应反对同其他政党和力量的合作和共同战线。但是，马列主义政党从来没有把这看作是土著联盟，也没有把其本身看作目的，而是团结和发动群众斗争的手段。重要的是，在这些共同战线上，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忘记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斗争的最终目的，决不能溶解在共同战线中，而必须保持思想上的个性和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的独立性，必须争取在共同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在那里实行革命政策。
马列主义政党要能够制定和运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正确的政治路线，知道如何在困难的情况下找到克敌的方向，克服障碍，就必须进行伟大而广泛的斗争，同时学习和吸收马列主义理论。
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共产党之所以变成修正主义政党，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完全忽视了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吸收。马列主义只是作为一种装饰，变成了空话和口号，没有深深地植入党员的意识，没有成为党员血肉的一部分，没有成为行动的武器。为党员学习马列主义所做的那一小部分工作，只不过是为了使他熟悉一些老生常谈的公式，这足以使他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感情用事地热爱共产主义，至于怎样、以什么方式实现共产主义，他一无所知，因为他没有被被教过。这些政党的领导人不缺言语，缺行动，生活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用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感染了他们国家的无产阶级。
因此，修正主义政党向资产阶级的转变，是一种社民主义、机会主义的演变，它的领导人早就准备好了，这些领导所谓共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就是社民派、工人贵族。
马列主义政党不能不记住负面教材，并从中吸取教训，必须在良好的基础上组织学习和吸收马列主义，始终把学习和革命行动联系起来。
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与合作，对于革命的准备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反对赫鲁晓夫主义、铁托主义、“欧洲共产主义”、中国修正主义等方面，这种团结和合作将进一步扩大。
修正主义者作为革命的敌人，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斗争，以便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从各国无产阶级手里夺取这一有力武器。
不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不支持民族革命和解放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同包括极右派和反动派在内的社会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政党走上了和解友好的道路。同时，它正试图创建依赖于它并由它指挥的各种集团。它需要这样的集团，正是为了破坏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和那些致力于唤醒人民、鼓动人民进行革命以反对与超级大国有联系的统治集团的进步分子。这些自称为党，尾随中国路线的小集团，作为机会主义者，除了保卫和宣传华国锋、邓小平集团的修正主义理论和反革命行动外，什么也不做。这些团体完全没有自己的个性，没有按照马列主义理论进行斗争的决心。这些政党的主要口号，也是中国政策的基本口号，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唯一根本任务和角色，就是保卫民族独立，宣称民族独立仅仅受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他们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着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口号，这些第二国际领袖放弃了革命事业，取而代之的是保卫资本主义家园的论调。列宁揭露了这种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即其不是为了保卫真正的独立，而是为了煽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他对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冲突，明确地解释了真正革命的立场。他写道：
“如果这场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成性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么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成了掠夺的参加者，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厮杀惨祸的唯一出路……
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出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译者注）
走中国路线的政党，以保卫民族独立的必要性为借口，成为资产阶级军队发展壮大的辩护者。他们号召劳动人民做顺从的士兵，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且他们反对一切要削弱资本主义统治和剥削的这一主要武器的人。总之，他们希望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预备的掠夺性战争中充当炮灰。
同时，这些中国人的附庸也成为他们认为是“捍卫独立”的主要因素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特别是北约、欧洲共同体等等的坚定捍卫者。和中国领导人一样，他们粉饰和美化了资本主义统治和扩张的这些支柱。他们正是在帮助那些实际上严重侵犯他们国家独立和主权的组织。
这些没有前途的群体的这些立场，正使他们走向同欧洲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一，这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在号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些伪马列主义者和马歇（当时的法共总书记——译者注）主义者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马列主义者必须非常警惕现代修正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伪马列主义者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无产阶级团结保卫和平等问题上使用的空话。当人们首先是在自己的国家自我牺牲地帮助和开展革命行动，创造真正的革命斗争局面时，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时，正如列宁所说，他们必须用宣传、同情心和物质援助，无一例外地支持各国的这种斗争和路线。他告诉我们，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欺诈和马尼洛夫（此处霍查用《死魂灵》之典故，意指夸夸其谈——译者注）式的。
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警惕这种伪马克思主义、伪革命、伪国际主义的分子，不管是个人，还是小团体，还是实际上不是马列主义的，而是社会沙文主义、中派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称马列主义的政党。所有这些拍着胸脯谈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保卫和平、改革等等的政党，都是为资本服务的。
中国修正主义者有时也谈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他们站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立场上。中国领导人就是那些拍着胸脯，向上帝发誓拥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拥护和平，拥护无产阶级的斗争和主张，但实际上只会袖手旁观，用欺骗性的话分裂革命力量的人。马列主义政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不论大小新旧，都必须在各党派中发展。他们必须加强团结，协调政治上的、思想上的和战斗上的行动。
强调这一重要路线，是马列主义政党的首要任务，以便能够对世界资本主义及其奴役政策，以及它与苏联、铁托、中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其他现代修正主义的阴谋、诡计和联盟发动正面攻击。强调这一路线，这些政党将建立一个强大的共同战线，并日益牢不可破。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打击反动派，揭露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为镇压革命、平息阶级斗争而以各种方式炮制的种种阴谋，他们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我们马列主义者，无论工人在哪里，都要奋斗并号召他们同他们的宿敌作斗争，号召他们挣脱枷锁，进行革命，而不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服从于垄断者和资本家。马列主义者和真正的革命家的任务，是号召无产阶级和各民族为新世界、为他们的世界、为社会主义世界而奋斗。
[1] 译者注：
“资本主义最终稳定论”、“人民资本主义”、“消费型社会”、“后工业社会”、“技术革命”、“防范危机”均为资产阶级首脑和其谋士炮制的学说和施政方针；
“和平共处”、“没有军队、武器和战争的世界”为苏修在赫鲁晓夫时期提出的口号；
“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是南斯拉夫和欧共派的口号。
[2] 译者注：
1919年天主教民主党前身人民党成立，在法西斯统治时期被迫解散，1943年重建后成为意大利主要执政党；
1892年意大利社会党前身意大利劳工党成立，1895年改称现名，1922年被意大利法西斯取缔，1943年恢复公开活动，名为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1944～1947年参加联合政府；
1947年意大利民社党从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出来。
这三个党和陶里亚蒂领导的意共及其余一些小党如共和党等构成了意大利共和国的资产阶级秩序。
[3] 译者注：乔瓦尼·利昂纳（Giovanni Leone ），1908—2001，天民党人，1963年和1968年曾两度短暂出任意大利总理，1971年至1978年任意大利总统。1978年6月因被揭发有漏税等行为而辞职。
[4] 译者注：阿尔多·莫罗（Aldo Moro），1916——1978，天民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两次出任意大利总理，1978年被极左组织红色旅绑架并于55天后杀害。
[5] 译者注：贝林格（Berlinguer Enrico)，1922——1984，1943年加入意共，1969年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副总书记。1972年意共十三大起连任总书记。贝林格继承和发展了陶里亚蒂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先后提出历史性妥协和民主代替战略。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倡导者之一。
[6] 译者注：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1908——1999，天民党占主导地位长达三十多年的关键人物，历任意大利外交部长,，参议院议长和总理等职。
[7] 译者注：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1938—— ，1975年11月27日即位，成为西班牙王国的国王，是西班牙的国家元首，也是该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推动了西班牙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转型，2014年退位。
[8] 译者注：伊巴露丽（Ibárruri Dolores），1895——1989，1920年参与创立西班牙共产党，她常以“热情之花”为笔名宣传革命思想。1936年至1939年内战时期，她参与领导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叛乱的斗争。内战失败后流亡苏联，1942年接替迪亚士任西共总书记，同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60年起任西共名誉主席。1977年西班牙军事独裁者佛朗哥死后回国。后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支持者。
[9] 译者注：1967年11月3日,苏共领导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报告中宣布;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已经建成。他说,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是苏联人民遵循列宁主义的方针,进行英勇和忘我劳动的结果。1971年他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再一次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
[10] 译者注：
1945年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由美苏两军接收。在美苏的各自支持下于1948年8月朝鲜半岛南部成立大韩民国（亦称南朝鲜或南韩），1948年9月朝鲜半岛北部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亦称北朝鲜或北韩）；
1945年的八月革命以来，北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被胡志明和越盟控制着，并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正式承认，首都在河内。南部则在保大帝皇帝的统治下成立越南国，通常被称为南越，首都在西贡。国际管制委员会成立以监督停火和实行日内瓦公约，其中包括定时举行越南普选。1956年，未能举行的选举结束了南北越的暂时分治，北部和南部都宣布独立，并展开冲突，并很快发展成越南战争。
[11] 译者注：印尼共产党，1914年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成立，1920年加入第三国际。日本占领期间，一些党员投身于武装抗日斗争，一些青年党员与其他民族主义青年组织成员进行地下宣传活动 。1948年转为公开活动。1951艾地上台，在苏中两国的默许下推行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苏加诺的统一战线政策，1965年9·30事件爆发，次年军事独裁者苏哈托禁止其存在，此后印尼共倒向苏联。
[12] 译者注：印度共产党，1920年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33年12月建立全国性政党。1934年被宣布为非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立场，1942年获得合法地位。1946年7月在安得拉邦特仑甘纳地区开始了持续5年的农民武装斗争。1951年10月全国代表会议决定采取合法的议会斗争。1964年因路线之争公开分裂，以南布迪里巴德、孙达拉雅为首的一派另建印共（马），以党主席丹吉为首的一派仍沿用“印共”名称。此后两党又发生数轮分裂。
[13] 译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亚洲印支半岛发生了以越、老、柬三国以越南战场为主体的三次局部战争，印支三国人民击退了法帝和美帝的侵略，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反抗，但三国领导人——首先是越南领导人被中、苏分化利用，陷入内斗和霸权主义的混乱中。
[14] 译者注：“门罗主义”，由1823年12月2日美国第5届总统J.门罗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内容为：
（1）要求欧洲国家不在西半球殖民。这一原则不仅表示反对西欧国家对拉美的扩张，也反对俄国在北美西海岸的扩张；
（2）要求欧洲不干预美洲独立国家的事务；
（3）保证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包括欧洲现有的在美洲的殖民地的事务。
并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此举是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标志。
[15] 译者注：美洲国家组织由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前身是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成立于1890年4月14日，1948年在波哥大举行的第 9次泛美大会上改称现名。889年10月～1890年4月，美国同拉美17国在华盛顿举行第1次美洲国际会议，建立了“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及其常设机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其在1948年通过，1951年正式生效的《波哥大宪章》，将原来的“美洲共和国联盟”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规定该组织的任务是巩固整个美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安排共同行动以对付可能的“侵略”；对成员国间发生的政治、法律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等等。
[16] 译者注：原词foquist，衍生于西班牙语foquismo，似乎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创造出来的一种游击战理论。
[17] 译者注：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1922—1979，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主席、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作为安哥拉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两次被捕入狱、流放，越狱和逃亡。1962年当选为安人运主席，领导反葡武装斗争。1975年11月1日，安人运宣布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内图出任总统，宣布国家为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1976年内图领导的“安人运”，在苏联价值2亿美元武器的援助和万余名古巴军队的支持下，击溃“安解阵”部队，并将“安盟”部队逐出城市。使安哥拉成为在非洲的苏联模式桥头堡。
[18] 译者注：1975年，葡萄牙被迫承认安哥拉独立，但是美帝和白人南非扶植的安盟和安解阵对安人运开战，苏联和古巴则积极支持安人运反击，此后安哥拉爆发了长期的内战。
[19] 译者注：扎伊尔共和国，现名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1965年11月，国民军总司令蒙博托发动政变推翻卡萨武布总统，自任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1930——1997，曾在比利时部队服役。1958年加入刚果民族运动党，1960年任陆军参谋长、晋升上校，同年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接管卢蒙巴政权，任国民军总司令，1965年再次发动政变推翻卡萨武布，自任总统，元帅。任内以“国有化”为借口，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及亲信积累了大量财富。
[20] 译者注：谢里菲（Sherifian）王朝或者阿拉维（Alawiyya）王朝，摩洛哥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封建王朝(1666年～今)
[21] 译者注：帕特里斯·卢蒙巴，1925——1961，1958年领导建立刚果（金）民族运动党，任主席。参加领导了1959年1月爆发的刚果人民反对比利时统治的民族独立斗争，被捕入狱。1960年6月刚果宣布独立后，任共和国总理兼国防部长。主张国家独立和统一，奉行反帝反殖和不结盟政策。1960年9月被军事政变推翻，后被捕遇害。
[22] 译者注：加丹加是中非高原的一部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南部和赞比亚中北部，是世界闻名的铜矿带。
[23] 译者注：黄华，1913——2010，1976——1982任外交部长
[24] 译者注：摩洛哥国王穆莱·哈桑，1929——1999，在法国获法律学位后，任王家武装部队司令（1955）和副首相（1960）。1961年在穆罕默德五世去世后继承王位。迄1963年他沿袭父王的独裁统治。1972年通过宪法，实行多党制，他于1974年开放党禁。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关于西撒哈拉的斗争中，他宣传摩洛哥的领土要求，并于1975年11月发起10万非武装摩洛哥人的“绿色进军”，进入这一地区。1977年摩洛哥进行大选，支持他的人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
[25] 译者注：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1915——2006，1951年完成学业后前往军校任教，1953年获少校军衔，1956年—1959年在厄瓜多尔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60年出任智利陆军第七团团长，1963年出任战争学院副校长，1966年获上校军衔；1968年获准将军衔并出任第六师师长；1971年出任第二师师长并获得少将军衔；1972年出任陆军总参谋长；1973年8月出任智利陆军总司令，获上将军衔，同年9月11日发动军事政变夺权，政变后成立军事执政委员会并出任委员会主席，实行残酷的军事独裁并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
[26] 译者注：19世纪中期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法国布朗基为代表。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少数人的专政，从而过渡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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