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十一章

　　葛兰西1913年11月初返回都灵上大学二年级，但他还得通过二年级的所有考试。他又换了住处，从圣马西莫大街三十三号搬到十四号，和安杰洛·塔斯卡住在同—个楼房里。他的大学同学和朋友卡米洛·贝拉的妈妈（她是个寡妇）决定出租一个房间。这座楼房的内院很大，四周有柱廊。它有两个入口，从圣马西莫大街和卡尔利纳广场八号可以进到院内。葛兰西住在最上层，他姓贝拉寡妇家的唯一寄宿者。在这个房间里他几乎住了九年，直到1922年5月他去俄国时为止。
　　他在吉拉扎度假期间，过度疲劳的身心并没有得到恢复，因此现在他难以坚持学习。他需要完全改变生活方式，需要丰富的营养，及时的医疗和绝对的安静。然而，没有钱又要改变生活方式是不可想象的。再者，继续休息下去直到恢复健康为止，就不能参加考试。这就意味着要失去阿尔贝托基金会的奖学金。这种奢华葛兰西是不能追求的。父亲及全家人省吃俭用才勉强寄些钱来，以弥补大学发的每月七十里拉的奖学金的不足。由父亲承担全部学费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吉拉扎，家庭收入仍然很微薄，唯一的变化是少了一个人吃饭：1911年12月，马里奥刚满十八岁就应征入伍到自行车队当兵。至于其他人，卡洛仅十六岁，这样的年纪还不能找到固定的职业。只有杰纳罗就业了，—直在卡利亚里马祖洛兄弟制冰厂工作。他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外，只能给家里极少的帮助。无奈，奇奇洛先生只能用当地产登记员的微薄收入来抚养家里的四个孩子和在都灵念书的安东尼奥。因此，安东尼奥非常担心因自己不能按规定通过考试而失去奖学金。
　　他是非常顽强的，但仅有某种愿望是不够的。他给父亲写信说：“我怀着愤慨和绝货的心情给你写信。今天是我难以忘记的日子，遗憾的是这样的日子还没有结束。我在这里顽强地坚持了一个来月，但是毫无用处。在度过了一场令人痛心的危机之后，这几天我愤然决定：我不能让自己的处境再恶化下去，也不能完全失去还可以保留住的东西。我决定不考试了，因为我已经半疯半傻了，或许完全成了傻子。我不考试是为了不失学，也是为了不完全毀掉自己……亲爱的爸爸，一个月来我坚持学习，而所得到的只是头晕。我的头又剧烈地疼痛起来，这是一种使我失去记忆力的脑贫血症，它毁坏我的大脑，使我逐渐发疯，无论散步还是躺在床上，还是在地上疯狂地打滚，都不能减轻我的痛苦。昨天女房东请来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镇静剂。这等于是服鸦片，在使我感到顫抖之余，还产生了一种惴惴不安的念头。我似乎面临毁灭，亳无出路了。一个同学对我说，看看能否想点办法弄个医生证明，也许教授委员会会同意发给我奖学金，让我在3月份补考。”
　　基金会领导委员会1914年2月19日开会时研究了他的问题，同意他推迟考试。由多梅尼科·祖卡罗第一次公布的会议记录中写到：“安东尼奥·葛兰西因患有重病不能进行考试。阿拉西亚大夫开的证明证实：葛兰西先生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病……这个青年向秘书处声明，他愿意将秋季考试推迟到三月份补考。”这就是说，他确实有“严重的精神官能症”，这种病足以证明他可以不参加考试。然而阿拉西亚大夫的证明还不能使葛兰西得到资助他的基金会的完全谅解，领导委员会补充说：“暂时扣发奖学金；如果他能在推迟的秋季考试中通过希腊文、现代史（二年制）和另一门选科目的话，就补发他的全部奖学金。”这样，正是在这个青年人最需要休息和治疗的时候，他被迫埋头读书。暂时拿不到奖学金使他的物质条件更坏了。11月26日父亲给他写信说：“我热切地请求你不要过分劳累，因为这是你得病的主要原因。你想一想，你离我们那么远，我们谁都不能去照顾你。”葛兰西用顽强的意志战胜了这次危机。1914年3月28日他通过了伦理哲学考试，得了二十五分；4月2日他又通过了两年制现代史考试（二十六分）。只剩下一门考试了，恰好在这时基金会领导于4月4日再次开会，葛兰西要求领导委员会同意在他通过第三门考试后立即继续发给奖学金，不要再重新作决定了。他的要求被接受了，4月18日他以二十四分的成绩通过了两年制希腊文学考试，从而恢复了往常状态：从那时起他又可以得到每月七十里拉的奖学金，但是这几个月的劳累给他的头脑留下非常痛苦的伤痕。1915年末他给姐姐格拉齐埃塔写信说：“至少三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头疼，不头晕目眩。”
　　他埋头学习，准备按期补考，同几个都灵朋友几乎完全断绝来往，或者说来往甚少。只是到考试通过后，安东尼奥才又常去看望安杰洛·塔斯卡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他的朋友中又增加了一个法律系一年级学生翁贝尔托·特拉奇尼，他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葛兰西二十三岁，塔斯卡二十二岁，陶里亚蒂二十一岁，特拉奇尼十九岁）。五年以后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四人又在《新秩序报》编辑部重新相会了。当时只有塔斯卡和特拉尼奇经常从事政治活动，他们两人是社会党“青年小组”成员。葛兰西虽然较少从事政治活动（陶里亚蒂也是这样，塔斯卡后来说，陶里亚蒂“大部分时间埋头读书”），但同这两个几乎同年的人很亲近，因为他们都很看重反实证派和反形而上学的克罗切，看重坚持同社会主义运动中行会主义的蜕化作斗争的萨书米尼和年轻的革命领导人、《前进报》社长贝尼托·墨索里尼。
　　因缺少可靠的材料，很难说葛兰西在1914年以前是否参加了社会党。陶里亚蒂在1964年4月1日写给阿丰索·莱奥内蒂的信中说：“如你所知，我是于1911年秋在大学念书时认识安东尼奥的。你说得很对，按照葛兰西的习惯，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见面和交谈。现在，可以毫不含糊地从所有的谈话中得出结论：他当时已经坚定地确立了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他在卡利亚里的时候，那时他已经同当地劳动协会发生了关系。但是我不能准确地说出他是在哪一年拿到社会党党证的……我是在1914年拿到党证的，葛兰西在我之前已经拿到了。”尽管如此，仍有理由认为“新”葛兰西，“爱国的”①葛兰西那时已经诞生了。
　　还应该说明的是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及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无论对葛兰西，还是对陶里亚蒂来说，”马切拉和毛里齐奥写道，“抛弃实证主义都是很快的，而且是彻底的……只有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才是他们唯一信任的人。他们反复阅读、研究和评论拉布里奥拉阐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纪念共产党宣言》，《关于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的札记》以及《漫谈社会主义与哲学》等。”
　　但这很可能不是在战前。人们可能要问，这两个青年学生是否在后来才阅读了这些材料呢？这种怀疑是由下述客观情况引起的：在葛兰西青年时期所写的所有文章中，只有一处引证过拉布里奥拉的话（在1918年！）。另一个证明是由讲授理论哲学的安尼巴莱·帕斯托雷教授提供的。据他说，巴利托教授把葛兰西介绍给他时是这样说的：“你要向他多灌输一些哲学思想，这是值得的。你看吧，他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愿意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那一年（1914—1915年，葛兰西上文学系四年级）帕斯托雷教授主讲的课题是批判性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以“特有的发现”超出了“基于三段论法：正题、反题、合题”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概念，这个发现是“在社会内部孕育着从正题到反题这一进展阶段的物质条件”。

　　① 指热爱整个意大利，而不只是撒丁岛。——译者

　　“葛兰西立即理解了这个新发现的意义，他由此看到了对待危机和革命的一条新道路。我单独给他一个人讲授了一些课程。他的思想起初受克罗齐的影响，现在想摆脱，但还不知道如何摆脱和为什么摆脱……他想要弄清楚为革命目的服务的文化的形成过程，即实践对理论的决定性作用。他想要知道思想是如何指导行动的（精神宣传的技巧），思想是如何促使人行动起来的，以及思想怎么可以和为什么可以指导行动。这些就是我最初给他讲的，对此他非常感兴趣……他接近我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实验伦理学思想。我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即随着从‘homo sapiens’到‘homo faber’①，伦理学家变成了工程师、技术人员，技械师和操作机器的工人，即从脑力劳动者变成了体力劳动者。总之，葛兰西作为杰出的实用主义者，他当时最关心的是深刻理解思想是如何变成实践力量的。”

　　难道葛兰西后来忘掉了这位曾给他一个人讲过课的教授吗？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葛兰西写的文章、笔记和狱中来信中，曾多次亲切地提到他大学时期熟悉的其他老师——巴托利和科斯莫，而不是安尼巴莱·帕斯托雷，他讲授的课程对葛兰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或许不象上面所说的那么重要，至少不那么直接。1917年的《未来城》报证明，葛兰西那时仍是克罗齐历史唯心主义的信徒。有些材料使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葛兰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很快的。这是把那些肯定是属于成熟的而不是年轻的葛兰西的文化经历的时间提前了。

　　① 拉丁文：智者变成能手的意思。——译者

　　在大学时代，葛兰西信念的发展(从“撒丁的”葛兰西到“民族的”葛兰西）可以说是没有反复的。戈贝蒂后来说，他“来自农村就忘记了自己的传统，抛弃了撒丁的历史错误所造成的病态遗产，暗自坚定地努力成为现代公民”；从这个撒丁岛青年人的身上似乎可以看出“拒绝农村生活的迹象，以及一个抛弃和背叛了天生的纯洁的人，由于绝望和精神需要才重新制定了一项生活计划”。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葛兰西同那个时代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不同，他是唯一摆脱了通常的抉择的人。当时的知识分子（如黛莱达和萨塔）同只注意本地区的实际的人一样，往往是作茧自缚地把自己永远局限于的生活经验之中。当然，这种经验是有生命力的，但不完全，因为没有把这些经验同其他地区的经验加以比较。还有的知识分子（如萨瓦托雷、法里纳）采纳新的工作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从而抛弃甚至埋藏其出生地区的经验。而葛兰西既没有把自己禁锢在青年时期的撒丁主义中，也没有消极地接受北部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方针，那个时期，北部无产阶级被工团主义思想引入了歧途，工团主义思想象岛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样值得研究。正象他后来写到的那样，他当时已感到需要“克服撒丁人在本世纪初那种落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以便掌握一种再也不是地区性的和乡村式的，而是民族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他又感到，“意大利文化十分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包括那些最先进和最规代化的城市在内，都要取消地方观念。”这就是说，葛兰西成为社会党人之后，并没有忘记他的过去。他从社会党人的角度，既看到了撒丁主义反抗的暧昧，看到这种反抗方式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同时，他以撒丁人的眼光自然也发现了工团主义思想的缺陷，因为工团主义总是认为南方是阻碍国家文明发展的“包袱”。作为社会党人，他对自己基于撒丁的经验而提出的问题找到了新答案，但是作为撒丁人，他毕竟认为农村问题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他后来写道：“问题在于如何使工人阶级克服作为‘包袱’观点另一表现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传统中有着深刻的根源。”塔斯卡及“青年小组”的其他人都同意葛兰西的这种观点，他们都是萨韦米尼的《团结》和《呼声》的热情读者。塔斯卡写道：“我们同意葛兰西热切主张的观点，即南方问题在社会党政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同他一样，把这个观点作为革新社会党的主要支柱之一。”
　　考验社会党支部能否接受这些新的提法的机会到了：皮拉德·加伊逝世后，都灵的圣保罗选区在议会的席位出现了空缺，现在要找一个新的社会党候选人。青年人想推举加强埃塔诺·萨韦米尼当候选人，因为他曾在1913年10月作过莫尔费塔—比通托选区的候选人，只是由于乔利蒂的卫道士使用暴力才使他落选。这次让他做候选人，就有可能加强都灵工人同普利区农民的团结，因为后者在众院中没有代表。在西卡尔迪大街“人民之家”的咖啡啤酒铺里，安杰洛·塔斯卡同当时的社会党都灵支部书记奥塔维奥·帕斯托雷讨论了这个问题。支部执委会通过了这项建议（左翼绝大多数赞成)，并转告了萨节米尼，但遭到了他本人的拒绝。奥塔维奥·帕斯托雷说，那时“葛兰西在党内还没有进行任何特别的活动”。然而，葛兰西回忆说，萨韦米尼作候选人的方案是由“社会党支部的一个小组提出来的，其中有的人后来成为《新秩序报》的编辑。这个方案应被看成是这位撒丁大学在都灵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尽管这个方案是在私下交谈时酝酿成熟的，并没有经过支部公开辩论，但这并不能改变在都灵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开始出现的新事物的本质，这个新事物是在一位刚刚入党的二十三岁青年的推动下出现的。这个青年当时还默默无闻，但已经准备同其他青年一起创造性地运用政治经验”。
　　他的交际范围扩大了。安杰洛·塔斯卡说：“我们经常同要好的同学在大学的柱廊里讨论问题，而我们的圈子里大都是些青年职员和工人，葛兰西那时也参加进来了。晚上，我们从西卡尔迪大街的‘人民之家’走出来，一连几个小时地相互陪伴着，满怀激情地交谈着思想和希望。”那段时期充满了朝气。葛兰西在回忆青年人的热情时写道：“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地离开党的会议，簇拥着我们的头头，穿过寂静的大街。这时，连最晚的夜游人都停下来瞧着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情仍然象在会上那样激动。我们忘记了周围的—切，继续我们的讨论，并不时地发表一些激烈的言词，时而哄堂大笑，时而又纵情地谈论着种种不能实现的幻想。”
　　欧洲面临灾难。“无益的屠杀”开始前四天，即1914年7月28日，社会党领导机构和议会党团要求意大利恪守“绝对中立”。8月4日，意大利正式宣布“绝对中立”。但是不久，关于扩大和发展中立的辩论在社会党内部也变得激烈起来。当时许多人犹豫不决。现在也很难确定这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前进报》宣传的结果，还是当时的愔绪致使《前进报》采取了摇摆的态度。事实是这样的，不少社会党人虽然同意把战争解释为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冲突，但又倾向于把集权的中央帝国①同共和制的法国明确地区别开来，进而要求站在被侵略的国家法国和比利时一边。10月18日《前进报》第三版上，刊登了墨索里尼撰写的题为《从绝对的中立到积极的有行动的中立》的长篇文章。对这篇文章的反应迥然不同。安杰洛·塔斯卡在10月24日出版的社会党都灵支部的周刊《人民呼声》上发表了一篇同墨索里尼进行争论的文章，重申意大利应恪守“绝对”中立。但是近几年来这位《前进报》社长已经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马里奥·蒙塔尼亚纳写道：“我们青年人对墨索里尼都很感兴趣，这不仅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比较年轻，还因为他挫败了改良主义者。另外我们感到他在《前进报》上发表的文章是革命的和有力量的。”葛兰西也参加了关于中立问题的辩论，他的文章发表在1914年10月31日的《人民呼声》上，这是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马切拉和毛里齐奥说：“文章发表以前，他让陶里亚蒂看过，陶里亚蒂同意他的观点。”文章的标题重复了墨索里尼的提法：“积极的有行动的中立”，但是含意是明显不同的。由对战争的两种态度得出的截然相反的结论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位青年大学生论战的锋芒是指向改良主义者的。他写道，改良主义者说“自己不想赌博（但却让别人去赌，让别人去赢），他们想让无产阶级不偏不倚地旁观当前的事件，让事件本身为无产阶级造成时机，而这时敌人却在为自己制造良机，并为进行阶级斗争做好准备。”那么，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呢？葛兰西认为，革命者的任务应该是为最终的决裂(革命）准备最有利的条件，最终的决裂应通过社会上其他积极的和消极的力量的接连不断的决裂来实现。如果说意大利资产阶级命中注定要参加战争，这正好会出现为这个最终目标作准备的一系列决裂。

　　① 指德奥帝国。——译者

　　“因此，墨索里尼并不是要大家普遍拥抱，并不是要全国所有政党团结一致，否则他的立场就是反社会主义的了……甚至墨索里尼也不否认，在统治阶级遭到失败或者表现出软弱无力时，无产阶级可以摆脱它，并控制公共事物。”

　　葛兰西在解释了墨索里尼的立场之后，又谨慎地补充说：“……如果我至少正确地解释了他的逻辑有点混乱的声明，我又按照同样的思路发展了他的声明，他自己本来也可以这样做。”后来，出于别人对这篇文章作了宗派主义的解释，葛兰西一直很难消除自己是个主战者的名声。
　　他又开始了孤独的生活。象他那样的身体，参加紧张的活动必然会使健康状况恶化。他除了参加政治活动和进行学习外，还得为生存而工作。他当了辅导教师。在大学三年级秋季考试时他只考了一门，即1914年11月11日通过的双年制新拉丁文学，得了二十七分。按照规定，为了继续获得奖学金，他还应该通过三年级的意大利文学和拉丁文学以及梵文考试。但是他未能参加这几门考试。我们从会议记录中看到，尽管12月19日举行的外省基金会领导委员会会议考虑了“巴托利教授向委员会主席团发表的有关这个青年因慢性神经痛不能正常学习的声明”，但是会议还是决定撤消他四个月的奖学金。
　　新的困难时期又开始了。葛兰西不再去“人民之家”，也不再给《人民呼声》写文章。他置身于朋友之外，继续当辅导教师。正当他的头脑不能承受负担时，这种工作使他的健康更加恶化。后来他给姐姐格拉齐埃塔写信说：“或许我工作得太多了，超过了我的力量允许的限度。我是为生存而工作，然而为了生存我应该休息，应该娱乐。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我从来没有笑过，但也从来没有哭过。我曾经想用工作来战胜自己体质上的弱点，但是我的身体更加虚弱了。”
　　他和家庭也断了联系。“我好几年，至少连续两年没有给我妈妈写信，我体会到收不到书信是很痛苦的。”撒丁岛、童年时期的住地、留在吉拉扎的亲人，所有这一切对于这个处在危机中的青年人来说都是遥远的过去的事情了。他同妈妈亲切斗嘴的记忆也渐渐淡薄了。当妈妈让他往咖啡里加点大麦，以便喝起来爽快时，他反驳说：“我爽快，只想喝咖啡。”他对在蒂尔索山谷里抓刺猬，养鹰，养百灵鸟和乌龟，以及同药剂师的儿子卢恰诺一起造帆船的日子的记忆也渐渐模糊了。现在他的头脑“总是充满了痛苦”。
　　然而他没有屈服，他还坚持在学校学习，也坚持自学。1915年4月13日，他通过了三年制意大利文学考试（这是最后一门考试，从此他的“大学学徒生活”就中断了）。
　　意大利参战前的一个星期，即5月17日星期一，葛兰西还在都灵。当时工人住宅区的居民都起来反对即将来临的参战。罢工使整个城市陷入瘫痪，游行群众先在切尔纳亚路，后来在全区与骑兵队发生冲突，青年木匠卡洛·德扎尼被手枪子弹击毙，军队闯入并占领了 “人民之家”。葛兰西没有参加游行，却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然后，他渐渐地从危机的深渊中挣扎出来。1915年11月13日，在他就中立问题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一年多之后，《人民呼声》刊登了他的另一篇文章，因为那时仍然采取反战立场的欧洲各社会党代表9月15日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会议引起了反响（《前进报》1915年10月14日发表了会议的最后文件，数以千计的意大利社会党党员第一次在宣言的签名者中看到了列宁的名字）。然而，葛兰西的文章并不是以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开头的，而是从西班牙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写起的。在这位年轻的笔者眼里，这次代表大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证明“欧洲仍然有真正的共产党在活动”他写道：

　　“在我们看来，小规模的运动也是伟大的，因为它们是与只有我们才能感到的运动紧密相联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种小规模的运动之中……我们感到自己是这个动荡世界的一分子，我们感到由无数水滴牢同地凝在一起的浪潮正在缓慢地、不可扭转地袭来。我们感到共产国际真正活在我们心中。”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以后，这个青年人在1915年底又与家庭恢复了联系。起码这时他可以把前段时间的痛苦看成是即将逝去的往事。

　　“我不应该象我过去那样脱离生活。两年来，我置身于世界之外，有点象是在睡梦中一样。我把我同世界和人们联系起来的所有纽带都一条条剪断了。我这样作的原因完全是出于理智而不是出于感情……这不只是指你们而言……当时对我来说，似乎其他人都不存在了，而我却象是一只窝中之狼。”

　　生活中的磨难和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现在这个年满二十五岁的青年人逐渐对生活、对政治辩论和记者工作产生了兴趣，他的文章开始发表在《前进报》都灵版上，他同《人民呼声》的合作也日趋紧密。在他写的评论中，就有那篇深切悼念雷纳托·塞拉①的文章，它是在塞拉牺牲于波德戈拉高地几个月后写成的。葛兰西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这位已故的青年评论家同欧洲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批评家“弗朗切斯科·德桑克蒂斯之间的联系。葛兰西重新开始政治活动以后，他生活上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他还没有下决心完全放弃学业，然而对其他事物的兴趣已经超过了学习。社会主义就是解决所有使他烦恼的问题，包括个人问题的答案。事实上，在1915年末和1916年初那个时期，一个“职业革命家”已经诞生。
　　那个时期他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说：“我的生活是可怜的，这仅仅是因为我感到不能克服自己的虚弱，不能从事足够的工作来维持生活，不仅为了维持目前日常生活，也为了能有时间为我自己和我的未来而工作。我甚至可以说，如果我感觉一直很好，我每月就可以挣五百里拉。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孤独一人，总得依赖别人，总得在饭馆吃饭，花很多钱又吃得不好，
　　他本来可以从吉拉扎叫个亲人来，但是要这样做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稳定的收入。“难道我能让别人来受苦吗？这个想法一直阻碍我向你们要你们当中某个人到都灵来。然而，我现在感到已经到了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了，我再不能这样长期坚持下去了。我将给马里奥写信，问问他的意见。”

　　① 雷纳托·塞拉（1884—1915），意大利文学家，死于战争。——译者

　　马里奥在打仗，杰纳罗和卡洛也要去打仗。在吉拉扎，奇奇洛先生和佩皮娜太太只同女儿们住在一起。佩皮娜太太经常说：“他们要屠杀我的儿子。”安东尼奥解释说，这句话用撒丁语讲“要比用意大利语讲可怕得多，因为撒丁语说‘屠杀’这个词是‘屠宰’的意思，就好象把人切成商店里出售的一块一块的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