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十二章
一位新的作者出现了，他与社会党报刊读者所熟悉的其他作者完全不同。从1916年初起，安东尼奥·葛兰西就在西卡尔迪大街十二号的“都灵合作社联盟”，即“人民之家”的大楼里工作和生活（这个楼现已拆除，现在这段路叫伽里略·费拉里斯大街）。这里还有了属于“合作社联盟”的“工人联合总会”和“铁路工人合作社”的办公室以及劳动协会和行业工会（如，意大利五金工人联合会），并有一家设备齐全的为劳动者医治疾病（包括职业病）的诊所。在一楼还有一家很大的生意兴隆的咖啡啤酒馆。1915年5月，警察捣毁了位于一楼的“人民剧院”。在大楼最高一层上有《人民呼声》编辑部及其行政机构（《人民呼声》的社长原是朱塞佩·比安基，他在1916年入伍以后，一个名叫玛丽娅·朱迪切的小学教师担任了社长的职务，她是伦巴底人，八个孩子的母亲），有在米兰出版的皮埃蒙特《前进报》（比安基走后，负责人是奥塔维奥·帕斯托雷），还有社会党支部（旁边是都灵社会党青年运动的灵魂《中心组》的小房间），他们共有三个房间。《前进报》仅有三个编辑，即帕斯托雷 (当时是铁路职员），葛兰西和莱奥·加莱托（从前是旅馆服务员，他是个举止非凡的记者，穿着也很讲究，戴着宽边礼帽，领带上打着大花结）。
《人民呼声》和都灵版《前进报》经常发表葛兰西撰写的随笔、文化新闻，以及对犯罪、会议和戏剧的评论文章，但葛兰西几乎从未署过名。皮埃·保罗·帕索利尼说：“由于羞怯，葛兰西一直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事实上，他喜欢并习惯于不署名，这并不是由于羞怯的缘故，而是由于他对表面形式不感兴趣，甚至感到厌恶。他热爱思想本身，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包括对姓名的崇拜。在他撰写的文章的落款处最多可以看到缩写“A，G，”①。只有少数读者可以根据这两个字母判断出这位崭露头角的年轻记者的真实名。两年半以后，即1918年7月，在对1917年夏季起义进行审讯时，《新闻报》把葛兰西称为安东尼奥·葛兰尼斯基，《人民报》则称他为安东尼奥·葛兰奇。然而，尽管许多人对这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人的名字还并不清楚，尽管他在社会党支部中尚不起任何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战争的第一年还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斗争，但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文章风格新颖，同传统的左翼文章迥然不同。皮埃蒙特版的《前进报》开辟了都灵新闻专栏，取名为“防波堤下”。它可能是朱塞佩·比安基创办的。比安基、帕斯托雷和其他几个人是这个专栏的编辑。葛兰西接手后，这个专栏的调子很快提高了。这位撒丁青年作者撰写的短小精悍的讽刺小品使他成为典型的抨击性文章的作者，他在抨击性文章这种体裁仅为少数人熟悉的小国还是独树一帜的。另外，从葛兰西撰写的所有文章中，从短小的理论随笔到戏剧评论，都表现出一种新颖的风格：从拉贝扎纳和巴贝里斯式的大声疾呼开始，随后转入耐心地说理：这些文章语言考究，具有古典语言的纯洁，与“老人”那种粗糙的语言有着明显的不同；连续性也很强，他的所有文章都贯穿着一条主线，因此那些表面上似乎离题万里的论据，实际上是为他的下一步论述做准备；他在政治上的提法都很具体，并有创造性。他始终有这样一种信念，即理论若不能证诸事实，将是无益的抽象，而行动若没有理论的指导，将是毫无结果的冲动。从那时起，葛兰西明显地倾向于运用后来被称作“启发式”或“苏格拉底”的教育群众的方法，而不是用演说家那种简单的鼓动方法。戈贝蒂后来写道：“如果要深入了解都灵共产主义运动领导集团的深刻的心理和文化特点，需要追溯一下战争年代的社会党新闻事业的历史。”年轻的葛兰西是社会党崭新的新闻事业的代表。在战争年代，他几乎是这个舞台的唯一主角。
① A.G.为安东尼奥·葛兰西姓名的缩写。——译者
安杰洛·塔斯卡在这伙青年“文化主义者”中，是政治上最活跃的一个。战争刚刚开始，他就应征入伍离开了都灵。陶里亚蒂也参军了，他因身体检查不合格就自愿参加了军事卫生组织（在这以前，他参加政治活动完全是次要的。安德雷亚·维格隆戈等人甚至认为他在战前还没有参加社会党。乔万尼·博埃罗等人则认为他自愿入伍，就意味着脱离了社会党支部，仅在1919年才“重新入党”）。葛兰西的伙伴中只剩下最后一个翁贝尔托·特拉奇尼，但他因在维切利省的特里诺散发和平主义的宣传材料，于1916年9月年仅二十一岁时被捕了。他虽然用不多的钱买通了法官，只判了一个月的徒刑并缓期执行，但未能逃避服兵役（军训结束时，由于政治原因他未被授予军衔，他到蒙特贝卢纳前线时仍处个普通士兵)。这样，在这伙老朋友中只剩下了葛兰西一人。
为了说明当时的新闻报道水平是何等的简陋低劣，只要看一下朱迪切下面这些话就够了：“《人民呼声》还不够浅显、易懂和明确……我们习惯于少读理论书籍，而多读生活书籍……我们知道群众是能够感觉到的，他们根据自己的感觉行事，而不是很据思考和推理的结果行事。当他们感觉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时，尽管没有多少理论，也会按社会主义方式采取行动。”接着她按自己的方式重复了两年前波尔迪加同塔斯卡争论时说的话：“教育不能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而他们所从属的那个阶级的实际需要才能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在新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出现之前，都灵老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一直都是类似的提法。但葛兰西即使在玛丽娅·朱迪切领导下工作时，也没有受这些提法的约束。他是个绝对自由的“狙击手”。早在1916年初，他就在《人民呼声》上强调了文化活动和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
“人首先是精神，即人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否则就无法解释，既然一直存在着被剥削者和剥削者，存在着财富的创造者和自私的财富消费者，为什么社会主义还没能实现。人类只能逐步地、一层—层地认识自已的价值……这种认识不是在人的生理需要这根野蛮的棍棒下形成的，而是由于起初是少数人，后来是整个阶级对某些事实出现的原因和改变这些事实的最好手段作富有智慧的思考而形成的。他们从中看到了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起来反抗和重建社会的信号。这就是说，任何革命都要以紧张的文化渗透和批判工作为前奏。”文章结束时，他举出了启蒙运动为法国革命做准备的例子。这位《人民呼声》和《前进报》的青年编辑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传播文化。他认为，没有文化，无产阶级永远也不能认清自己的历史作用。葛兰西怀着传播文化的热情重温了启蒙运动的经验（因为目的改变了，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正是这种愿望和需要使他一开始就成为文化的鼓动者，他无论研究任何问题都是如此。
几年后，当他回忆他的戏剧评论活动（他从二十五岁开始写戏剧评论）时，他给塔齐娅娜写信说：“你知道吗？我在阿德里亚诺·蒂尔格尔之前，很早就提出并敦促普及皮蓝德娄的戏剧。关于皮蓝德娄的戏剧我写了很多评论，汇集在一起能编成一本二百页的评论集。我当时的论断是创造性的，没有先例的。我有时亲切地对待他，有时公开地讥笑他。”甚至最严厉的读者也认为，他每天在“防波堤下”专栏里就各种问题发表的文章值得汇编成册。葛兰西本人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后来写道：“在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我写的稿子可以汇编成十五本，甚至二十本四百页的书，然而每篇稿子都是在一天之内写成的。我认为，随着这一天的逝去，稿子也应该死去了……科斯莫教授在1918年要我同意，把我每天给都灵报纸写的文章汇编成册，他还想在出版时加上一个对我非常厚意的前言，但是我没有同意。”
为了完成他给自己确定的在工人中传播文化的任务，他不仅写文草，而且越来越经常地走出编辑部到工人中去。和他一起从事政治活动的同志们后来经常回忆他在宣传思想方面表视的天才和他鼓励不断深入研究问题的方法，并把这些看成是他人格的一个突出的方面。他在社会党支部中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而以普通一兵和党的记者身分，到都灵郊区的社会党小组召开讨论会。1916年8月28日他在圣保罗召开了一次关于刚刚用意大利文翻译出版的罗曼·罗兰的作品《超脱于混战之上》的讨论会；10月16日和17日，他在米兰巴里埃拉区和圣保罗区召开了关于法国革命问题的讨论会；12月17日召开了关于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会。一个历史事件，一本刚刚出版的书，一场戏剧演出等等，都向他提供了传播新思想的机会。1917年3月他在“卡里尼亚诺剧院”看到了埃玛·格拉马蒂卡演出的《玩偶之家》①。在观众对被丈夫抛弃的娜拉·赫尔默的绝望之情反应冷淡时，葛兰西建议拉丁男性接受实在更为先进的风俗。“按照这种风俗，男人和女人再不只是肌肉、神经和皮肤，而主要是精神。按照这种风俗，家庭再不只是个经济团体，而更是个现实的道德世界；这个道德世界是由两个灵魂的亲密结合组成的，每个灵魂都可以在另一个灵魂身上找到自己所缺乏的东西。按着这种风俗，女人不再只是生育幼小生命并对他们呕心沥血地倾注母爱的女性，而她本身还是一个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内在需求，有自己独特人格的人……”葛兰西在1917年5月还就这个题目给卡姆皮多利奥区的妇女小组作了报告。
① 《玩偶之家》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828—1906）的作品。艾玛是在意大利首次演出此剧的著名女演员。——译者
葛兰西在同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上的提法，与拉贝扎纳、巴贝里斯和朱迪切相比也是新颖的。巴蒂斯塔·桑蒂亚回忆那次他对《人民呼声》编辑部的访问说：当时四个青年人正同葛兰西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姐们用“您”称呼他。桑蒂亚还说：“在长时间的谈话结束时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原来是些天主教徒。他们反战的立场同我们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只是和平主义者（他们说：“我们反对一切战争”）。他们遵循的是福音的教导。葛兰西为了考验我，建议我帮助那些青年人。我没有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还天真地问，是否为了获得奇迹般的和平，我应该同他们一起进行祈祷。”这时葛兰西严厉地回答说：“你们所学的唯一东西是愚蠢的反教权主义，而极其缺乏政治和智育的教育。我也不进教堂作弥撒，因为我不信教。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信教的人是大多数。如果我们继续只同无神论者发生关系，我们就将永远是少数。有些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也是无神论者，他们戏弄神父，不进教堂做弥撒，但他们主张参战，并疯狂地反对我们。这些青年人虽然作弥撒，但并不是工业家，他们只要求同我们合作，以便尽快地制止战争。”后来，抛弃宗派主义的反教权主义和坚持阶级联合的观点成为葛兰西思想的中心。
为了使政治宣传摆脱“老”社会党人那种令人窒息的模棱两可态度，他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的，或是在编辑部写稿，或是找人谈话讨论问题。他只利用空隙时间干点私事。他还不得不去教辅导课，因为《前进报》每月只给他五十里拉工资（他给《人民呼声》工作又是无偿的），这当然是不够维持生活的。此外，他一有空闲时间，就去看几个撒丁朋友：一个是合作社联盟的酿酒专家，叫科罗纳，另一个是穆拉宪法广场旁边的酒馆老板。他有时还到卡雷纳家里坐一会儿。晚上偶尔到他的朋友布鲁诺·布奥齐家里聊聊天。但他特别喜欢同社会党青年联盟的青年人在一起。
1916年底，他从这些青年人当中一个叫安德雷亚·维格隆戈（他的父亲是贾钦托·帕基奥蒂小学的校役）的人那里了解到，他们打算出版一本刊物。葛兰西要求给他们写稿。这本刊物是1917年2月11日出版的，只有四页，取名《未来城》。
刊物上的文章几乎全部是由葛兰西撰写的，只加上了加埃塔诺·萨韦米尼以及贝内德托·克罗齐和詹蒂莱的信徒阿曼多·卡利尼的文章摘录。选用这些作者的文章本身似乎就可以表明葛兰西所受的文化教育的烙印。《未来城》虽然只有四页，却可以看成是葛兰西青年时期所受教育的总结，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唯心主义的影响。克罗齐被称为“当代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葛兰西本人后来回忆说：“在刊载克罗齐的文章《宗教和安祥》时，我加了一个简短的按语。我曾写道，正象黑格尔主义在当代文明开始时曾是十九世纪实践哲学的前提，克罗齐的哲学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可能是今天实践哲学振兴的前提，实际上，在那篇简短的按语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这样的概念。葛兰西也承认，“问题是以极简单而且肯定是不适当的形式提出来的，因为那时我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哲学和政治的统一这个概念还不明确，我当时的倾向更接近克罗齐。”①
① 着重字体为引者所用。一一原注
《未来城》以题为《三个原则、三种秩序》的文章开头，有些地方经新闻检查而删节了。这位青年革命者的文章强调说：“秩序和无秩序是政治性辩沦中最常见的两个词：有秩序的党，遵守秩序的人，公共秩序……秩序这个词具有魔力，维护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种魔力。现行秩序被描绘成一种比例谐调而稳定的事物。许多公民犹豫不决，惶恐不安，不知彻底改变这种秩序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想象那一定是一种用暴力造成的破烂不堪的局面，而看不到可能出现比旧秩序组织得更好、更富有生命力的新秩序……唯一能看到的是暴力留下的破败的痕迹，惊悸的心灵；唯恐失掉一切，唯恐面临混乱和无可挽回的无秩序……”文章结束时葛兰西写道：“社会党人不应该以秩序更换秩序，而应该确立自身的秩序。他们想要实现的处世格言是：让所有公民完全享有自己的人格。随着这个格言的具体实现，已经确立的一切特权就要消失。它用最少的强制手段来实现最大的自由。生活和分配的准则应是能力和生产率，而不是任何传统的规定。财富不应是奴役的工具。财富是大家的。应不加区别地为所有人提供获得一切可能的福利的手段。学校应使聪明人受到教育，不管其出身如何……社会党人的最高纲领的所有其他原则都有机地取决于这个格言。这并不是空想，而是具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要怀有强烈愿望就可以实现的。这是秩序的原则，社会主义秩序的原则。我们深信，这种秩序在意大利要先于所有其他国家实现。”①
这个只出版了一期的青年刊物明显地反映了葛兰西人格的某些特点：一个感到需要组织起来参加战斗的人的迫切心情；同阶级敌人的严酷的不妥协性；冷嘲热讽的天才；对“崇拜多茧的双手”的民粹派的夸夸其谈的厌恶；并且相信“人的顽强意志”是历史的动力，讨厌克劳迪奥·特雷韦斯之流的实证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科学的迷信”，他们是“自然法则”和“事物的必然进程”的崇拜者。年青的葛兰西反对意大利社会党改良派的言词从那时起一直是激烈而辛辣的。他说：“等待获得百分之五十一选票，这是那些胆小鬼的纲领，他们期待通过由两位大臣副署的国王圣谕来实现社会主义。”
① 着重字体为引者所用。——原注
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葛兰西在着手筹备《新秩序报》了。《未来城》最后—页下部几行黑体字写道：“我们这份刊物的名称不仅仅是我们的。在战争以不可抗拒的灾难爆发之前，我们几个朋友已经决定创办一个新的社会党人刊物，以使它成为我们年轻一代新的道德力量、新的（新闻检査在这里删掉了一个词，大概是“革命的”）精神和理想的源泉……我们充满青春活力，热情的心灵怀着崇高的信仰。我们曾经考虑重新开始意大利人自己的传统，一种由社会党人复活了的马志尼传统。现在，这种打算并没有消失，我们被战争撕碎了的心灵又想到了这个源泉。这个刊物必将问世。”
这是二月份的事情。接着，俄国的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起初，人们很难弄懂在彼得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收集准确材料在客观上有很大困难，再加上新闻检查和《人民报》等报纸从国内宣传考虑而有意歪曲事实。当时，要对那些事件有个明确的概念实在是困难重重。人们于3月18日获悉，沙皇被推翻了，可是临时政府决定继续进行战争，而列宁领导的极端革命的最高纲领主义者集团却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实现和平。葛兰西的第一篇评论发表在1917年4月29日出版的《人民呼声》周刊上，评论说：“从阅读报纸和新闻检查所允许发表的全部消息中”，很难抓住俄国革命的实质究竟是自由派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报纸……对我们说，在俄国发生的事情似乎是专制政权被另—个尚难确定性质的政权代替了，它们希望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但它们很快把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进行了比较，并找到了许多相似之处。但我们还是相信俄国革命这个事实，相信它是无产阶级的行动。它当然要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人们可以从5月10日的《新闻报》上获得详细材料。《新闻报》刊登了列宁的行动口号：尽快实现和平，一切权力通过工农苏维埃归无产阶级。这时列宁成为意大利所有保守派报纸攻击的目标，也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把他看成是“俄国社会党权威领导人中最革命的”和“最社会主义的”。《人民呼声》就是这样写的：俄国最高纲领主义者就是俄国革命。克伦斯基、策烈铁里、切尔诺夫（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角）代表革命的今天，他们是实现社会初步平衡的人。这种平衡是力量对比的产物，因为温和派当时还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最高纲领主义者代表革命的继续，因此也就是革命本身…… （列宁）所激发出来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深信，随时可以实现社会主义。”
由于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意大利引起了这种反响，也由于社会党作者（首先是葛兰西）和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一派领导人信任列宁的党，并期待着由它来推动俄国革命，使之从自由派革命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所以1917年8月13日四万名劳动群众组成的队伍在都灵迎接戈登堡和斯米尔诺夫的方式就毫不奇怪了。他们是自由派临时政府派到意大利同协约国进行首次接触的使者。几天前，戈登堡曾对《新闻报》驻巴黎记者说过：“列宁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我们是他的敌人。”当克伦斯基政府的这两位代表出现在西卡尔迪大街的大楼凉台上时，人们高呼“列宁万岁”的口号对他们表示欢迎，十天之后，在都灵爆发了巷战。
战斗的导火线是面包脱销。然而，还有其他原因才引起了抗议者的愤怒，并使用了暴力而造成许多伤亡。几个月来反战宣传越来越激烈。在群众的情绪中下述观点已经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在为劳动群众的事业进行战斗时牺牲五百人，要比完全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反对德国使一万人丧生更合算。在工厂里，军队维持秩序，实行战时军事刑法。工人忍无可忍，不满情绪与与日俱增。这样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产生“象俄国人一样干”的想法，暴动的趋势不可阻挡。
8月23日星期四早晨，战斗打响了。起义既无领导也无组织。暴动中心周围布满了被推倒的大树、电车和火车车厢。社会党领导人同暴动者之间没有联系。起义群众没有任何经过周密思考的革命计划。他们似乎只有一个目的：劫夺和破坏。当时过高地估计了士兵对工人的友好情绪，他们竟向起义者开了枪，造成五十多人死亡，二百多人受伤。接着是大逮捕，社会党支部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从那时起，在这个于1917年9月被宣布为战区的城市（这意味若可能因任何同军事当局的官方消息和指示不同的活动、消息和评论而被送上战时法庭）里，临时委员会承担了领导都灵工人运动的任务，开展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
葛兰西是临时委员会的十二名成员之一。他二十六岁时才第一次担任都灵社会党支部的领导职务。后来，1921年3月1日他在改为日报的《新秩序报》上发表文章说：“在都灵工人阶级处于非常严重和非常困难的时刻，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担任了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当时社会党支部被驱散了，西卡尔迪大街的大楼被军队占领了。1917年8月事件以后，我们之中有的人被任命为支部政治书记，有的人在卡波雷托战役①之后被派往佛罗伦萨，出席决定党的立场和方针的会议。”1917年11月18日，领导机构成员拉查理和本巴奇以及革命最高纲领派成员季诺·佩奇倡议在佛罗伦萨召开秘密会议（佩奇原为卡利亚里劳动协会书记，杰纳罗·葛兰西当时是会计，安东尼奥在那里上中学时认识他）。会议的目的是重申：即使在卡波雷托战役之后，无产阶级仍然同这场资产阶级战争亳无关系。葛兰西同意波尔迪加关于革命无产阶级应该在什么时候积极介入战争危机的观点。
① 即1917年10月21日一11月9日的第十二次伊松佐战役，当时奥匈帝国的军队采取迁回包抄的战术在卡波雷托（今南斯拉夫的科巴里德）大败意军。 ——译者
布尔什维克刚刚掌权四天。由于新闻检查和大报的歪曲报道，传入意大利的消息极少，而且很不全面。《人民报》11月10曰以《列宁主义的酒鬼》为题发表文章说：“一群最高纲领主义者抢劫了冬宫的酒窖，他们酩酊大醉，被武装力量驱散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被诬蔑成暴徒的骚动。然而年仅二十六岁的葛兰西早在几个月以前，即7月28日，已经明确表示，他相信自由派革命的出路是社会主义。尽管新闻检查和资产阶级报纸的歪曲报道造成了材料的极端贫乏，但葛兰西却立刻明白，目前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转折。他在11月24日出版的《人民呼声》周刊上发表的介绍苏瓦林写的一篇文章的短评中及时写道：“关于俄国革命的最新事件没有任何准确的消息。大概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有任何准确的消息。《人民呼声》已经预见，俄国革命不可能停留在克伦斯基阶段，这是显而易见的。俄国革命还在继续，并将继续发展下去。”同—天，即1917年11月24日，全国发行的《前进报》以《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为题，发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撰写的社论。这是葛兰西曾接受过唯心主义教育的新的、当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证明，也是他不愿象其他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人那样囿于过分严格的框框之中的倾向的证明。这位撰写社论的青年人（这是他第一次给都灵以外的报纸写文章）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与其说是无产者的一本书，还不如说更是资产者的书。按照这本书的分析，在俄国，甚至在无产阶级想到行动起来，提出阶级要求而进行革命之前，首先必然要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开创资本主义时代，并建立西方式的文明。然而事实却冲破了这种分析公式，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俄国历史好象应该按照这种公式发展。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并用明确的行动和所取得的成就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象人们可能认为和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一篇充满黑格尔主义和克罗切主义的文章。“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否定了《资本论》的某些结论，但他们却并不否定其内在的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总之，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没有在导师的著作之上增添某种教条式的和不允许讨论的其他理论。他们实践着这样的不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德国和意大利唯心主义思想的继续。马克思也沾染了实证派和自然主义的色彩。”①葛兰西再一次拒绝了这样一种历史概念，即历史是由无机的经济事实决定的必然的和自发的变革。他把人的意志当成最大的历史要素，并用它来反对实证派的宿命论。还应补充的是，这位青年学者和战士同那些过分乐观地把在俄国通过简单地推翻旧秩序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想象为一个极乐世界的人是有明显区别的（他一直认为，伴随着每一次历史决裂总要存在着许多困难)。他生硬地断定：“原则上说，这将是一个充满灾难和痛苦的国有主义。”但他又补充说：“资本主义也不能立即在俄国下出比国有主义更多的事情来。今天资本主义能干的可能更少，因为它马上会同一个不满的、狂怒的无产阶级发生冲突。这个阶级已无法再继续忍受几年经济困难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了。”
① 着重字体为引者所用。——原注
葛兰西临时负责支部书记工作那段时间，由于战时新闻检査，他除了从事记者活动外，只能承担极少量的其他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只负责起草了一项由临时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反对关税保护主义的决议。葛兰西在少年时代就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1917年10月20日《人民呼声》就这个题目出版了一期专刊，发表了乌戈·蒙多福、翁贝尔托·科斯莫和布鲁诺·布奥齐的讲话及陶里亚蒂的文章。这是陶里亚蒂第一次为社会党报纸撰写文章，可以视为他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的开端。他在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又上了哲学系，现在在卡塞塔军官学校学习。由于客观上的不利形势，葛兰西当时没有可能做更多的组织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倡议成立了一个道德生活俱乐部，因为对青年进行政治教育仍然是他的最大兴趣。葛兰西在给朱塞佩·龙巴多一拉迪切的信中写道：“我交给每个青年一项任务，让他阅读克罗齐的《文化和道德生活》，萨韦米尼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以及《法国革命》或《文化和市俗》和《共产党宣言》的有关章节，还让他们阅读克罗齐给《批判》加的注释或另外一些对现代唯心主义运动有影响的书。”任务布置几天以后就进行讨论，这种讨论几乎总是在露天进行的。参加过俱乐部的青年之一卡洛·博卡多对作者说：“葛兰西同我们一起长时间地在柱廊里散步。我们围着他，他走得很慢，安德里亚·维格隆戈和皮娅的兄弟阿蒂利奥·卡雷纳都在。有时奥塔维奥的弟弟安杰洛· 帕斯托雷也来。葛兰西先让我们讲。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年，年纪小，又无知，却很傲气。但葛兰西却很有耐心，从未摆出无所不知的理论家的态度。他喜欢提炼别人的思想，愿意听别人讲话。他最后一个发言，把问题分析得有条有理。我们从中明白了我们的错误，随时改正。连续两个月，我们每天晚上都聚集在一起。我记得1917年的除夕是在安德雷亚·维格隆戈家里度过的。为了送旧迎新，安德雷亚的妈妈给我们做了一大盘薄饼。我们在安德雷亚的父亲当校役的那个学校的会议室里开会。我们一面阅读和评论马克·奥雷利奥①的《回忆录》，一面等待着新年的到来……后来我们陆续应征入伍了，俱乐部也就解散了。”遗憾的是，葛兰西在阿蒂利奥·卡雷纳当兵前写给他的题词失落了。题词写在《马克·奥雷利奥·安东尼诺皇帝的回忆录》这本小书的扉页上。这本书是1911年由巴贝拉出版社出版的。据阿丰索·莱奥内蒂说，题词中有一系列命令句，如你应是什么人，你应该如何做，等等。这是俱乐部道德生活的“十诫”。
① 马克·奥雷利奥（121-180），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时的第二个皇帝。——译者
玛丽娅·朱迪切被捕后，葛兰西成为《人民呼声》的唯一编辑，实际上是由他领导的。在很短的时间内，这家社会党支部周刊就改变了面貌。二十七岁的社长密切地注视着俄国革命的发展，他让一位波兰同志阿龙·维兹内尔翻译布尔什维克作者撰写的文章、消息和文件，并予以发表。
皮埃罗·戈贝蒂回忆说：“党的这家小小的宣传周刊在1918年竟成为一家文化和思想杂志。它发表了有关俄国革命的著作的第一批译文，并从政治上对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作了解释。这些研究工作的鼓动者是葛兰西。列宁的形象对他来说是进行解放斗争的英雄意志的化身。但是，尽管形成布尔什维克神话的思想因素强烈地潜伏在人民心里，却不能因此而成为意大利革命的模式，而应成为对一场来自基层的自由创举的促进①。”这就是说，不应机械地照搬样板，而应是吸取经验，加深对意大利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状况的认识。葛兰西仍然不接受这样一种政治概念，即政治是时间和空间范畴之外的抽象的标准科学。这位青年大学生来到这个工业城市时作出的第一个努力，就是克服“乡村式”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现在葛兰西又要越出民族的视野，据他的自传说，“至少要把民族的方式同欧洲各国的方式加以比较，把意大利的文化需要同欧洲各国的文化需要和派别加以比较（当然要在当时个人条件所允许的和可行的范围内进行，但至少要指出这方面的强烈要求和需要）”。正如这位“三倍或四倍乡土气”的青年的创造性在于他努力在不抛弃撒丁经验的情况下掌握民族文化一样，现在作为意大利文化人士，他的创造性在于努力同欧洲各派联系起来，密切注意有别于俄国的本民族现实的“独特”和典型的情况，以便进行一场列宁式的革命。葛兰西坚持“独立自主”，努力探求意大利社会形成的历史条件，努力探求在这样的社会中进行阶级斗争的特殊方式。所有这些在《人民呼声》上都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① 着重字体为引者所用。——原注
这个周刊的最后一期是1918年10月19日出版的。这家周刊的“唯一编辑”、战争年代都灵新闻事业的代表人物在告别读者书中写道，他把这个杂志从“地方新闻和宣传福音的周刊”变成了“根据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和策略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小橱窗”。他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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