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十章

　　1913年3月，二十二岁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正在攻读文学系二年级的课程。当时，远征利比亚造成的后果已经开始影响国家生活，这些后果再一次由贫困的阶级来承担。在那些被迫高价支付这场违背他们意愿的战争的许多人当中，迅速蔓延着不满情绪。3月19日，都灵六千五百名汽车工人举行了罢工。罢工工人受到了威胁，如果他们在3月25日以前不复工，就将被解雇。但是，罢工阵线没有发生分裂。工人们非但没有返回菲亚特、斯帕和兰恰汽车厂，而且每天上午都在波河对岸的米凯洛蒂公园举行集会。在那里，布诺·布奥齐同工会领导人交换情况，决定每天的行动计划，并经常征求基层群众的意见。季诺·卡斯塔尼约回忆说：“开头几天，我们从附近的饭馆里借了一张桌子当讲台。后来，几个干劲大的同志弄到了一些木板，搭起了一个固定的小讲台，背靠一片大杨树，那就算是背景。”整个4月份过去了，5月份也过去了。工业家仍然顽抗，工人阵线也不让步。在米凯洛蒂公园里举行大规模集会已成为公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也可以说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的内容。对此，葛兰西感触颇深。
　　陶里亚蒂回忆说：“上午，我们有时离开教室，走出校园，沿着路边的柱廊向波河走去。一路上我们经常遇到与我们不同的其他人群，他们也沿着这条路走着。大家都朝着波河及两岸的公园走去。我们也随着这些人向那里走去。一路上，我们倾听着他们的谈话，并不时地同他们交谈。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产生了兴趣。乍看起来，他们似乎同我们学生不一样，似乎属于另一个人类，但他们并不属于另一个人类。”
　　罢工经过九十六天的斗争，于6月23日胜利结束。那时葛兰西还没参加社会党组织，但他对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漠不关心的。
　　他仍旧过着孤僻的生活。他的身体状况不佳，这使他感到苦恼。夏天，在吉拉扎和博扎海滨休养的效果不好。寒冷、营养不良、因怕失去阿尔贝托奖学金而废寝忘食地学习，这一切使他的身体变得极其虚弱，而孤独又加重他的烦恼。这位与众不同的、有身体缺陷的撒丁青年在校内外交际甚少。他好动感情，不善于交朋友，只同个别同学有来往。他同语言学教授马泰奥·巴托利接触还算是比较多的。有时，他们长时间地站在温扎利奥大街教授家附近的柱廊下讨论语言学问题。其余时间，葛兰西过着孤独的生活，忍受着一切艰难困苦。他不去看戏，也无暇光顾咖啡馆。只有两样东西他从不放弃，这就香烟和书籍。象他在桑图卢苏朱上中学时卖掉一些生活必需品去买书一样，现在他很不注意安排每月七十里拉的奖学金。为了购买对他具有诱惑力的书籍，他能把钱花得一个字儿也不剩。他在都灵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买了博伊尔侯爵图书馆中关于撒丁问题的全部藏书。这些书是侯爵的继承人处理掉。我们从他的一封信中知道，这套书包括阿贝尔托·拉马莫拉著的《撒丁游记》、朱塞佩·曼努撰写的《撒丁史》和《撒丁现代史(1773—1799)》以及一大部精装书(总重量至少有十公斤)，这部书里收集了撒丁古代所有的文献。他埋头于读这类书籍和其他书籍。课外时间他也喜欢在大学的教室里度过，甚至到其他系去听课。陶里亚蒂写道：“可以说，只要哪里有教授讲述重要问题，从埃伊瑙迪教授到基罗尼和鲁菲尼教授，你在那里都可以遇到他。我记得在弗朗切斯科·哲菲尼出色地阐述教会同国家关系的新概念的课堂上，安东尼奥·葛兰西也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听讲。”
　　楮疲力尽并未能窒息他对知识的好奇心。但他情绪低沉，并有些脱离生活，甚至不给亲人写信。1913年5月6月，妈妈绐他写信说：“最亲爱的，这已经是第四次给你写信和寄明信片了，使我最痛心的是长时间以来你音信全无。我不知道怎么办，你是生病了吗?……如果你这次不立即给我回信，我只好给学校写信了。焦急地等待着你的回信。”7月份阿尔贝托基金会秘书考虑到葛兰西的身体状况，同意了他请假，他未参加考试就返回了吉拉扎。
　　这年夏天，第一次举行了扩大投票范围的选举。这时在撒丁岛上，自由贸易派的争论已达到高潮。普雷佐利尼主编的《呼声》杂志、萨韦米尼上编的《团结》，以及《社会改革》发起的反对保护贸易主义的宣传运动激化了这场争论。后来，努奥罗青年知识分子阿蒂利奥·德费努把这场争论变成了直接行动。德费努是一年前在比萨毕业的大学生，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集中的理论》。在他的倡导下，在撒丁成立了一个反对保护贸易主义的宣传行动小组，并由他和另一个青年政治家尼科洛·凡切洛起草小组文件。这个文件8月初刊登在撒丁的几家日报上，并于1913年8月28日发表在《呼声》杂志第三十五期上。文件的落款除了两个起草人之外，还有铁路工会和卡利亚里劳动协会的书记季诺·科拉德蒂、萨萨里劳动协会的书记马西莫·斯塔拉(他是教员，曾在桑图卢苏朱教过安东尼奥·葛兰西几个星期)、教员乔万尼·桑纳(他同安东尼奥·格拉齐亚德伊是1922年3月在罗马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农业问题的提纲的起草人），以及后来成为议员的弗朗切斯科·多雷和两个具有共和党倾向的青年律师努奥罗的彼特罗·马斯蒂诺和萨萨里的米凯莱·萨巴。文件重申反对保护贸易主义制度。德费努和他的朋友认为，保护贸易主义是造成“发展停滞、贫困日益增长、平民劳动者失业、食品昂贵、农村人口减少和移民增多”的原因。文件继续说：“经验已经证明，有些工业不需要保护，而有些工业没有贸易保护就完全不能生存和发展。为了促进这些工业的发展，就不惜让南方经济悲惨地垂死挣扎”。特别是撒丁的经济，它首先受到“高税收的损害，因为高税收人为地提高了工业品、机器和生产工具的成本”，并使撒丁最好的产品——牲畜、葡萄酒、橄榄油、水果和奶酪的出口贸易受到了阻碍。这些产品在国外再也找不到销路，因为“意大利的保护贸易主义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报复（只要举出法同禁止撒丁的大量农畜产品进入其市场就足够了）”。这个文件最后呼吁撒丁各界进步人士，对这个小组所有的倡议给予道义的甚至财政的支持。葛兰西从吉拉扎写信给《呼声》杂志，表示赞同反对保护贸易宣传小组的观点。这封信发表在1913年10月9日第四十一期上。这是这位撒丁青年大学生第一次公开参加政治斗争。
　　与此同时，竞选运动正在蓬勃发展。10月26日将投票选举十二名议会议员。这次选举的最大新闻是文盲也被允许参加投票，因此撒丁的选民人数从四万二千人猛增到十七万八千人，即增加了十三万六千人。这些人的态度可能引起巨大的震动。葛兰西后来写道：“当时流行着一种神秘的信念，似乎选举之后一切都将焕然一新，至少在撒丁会出现一个真正的新社会。”事实上，形势又是怎么样呢？
　　1911年底至1913年初，社会党组织在撒丁岛不但没有取得进展，反而倒退了。社会党缺少干部和资金，一些杰出的领导人(例如朱塞佩· 瓦莱拉）由于丧失信心而离开了党。就是在卡利亚里一类的大城市里，社会党支部和劳动协会也关了门。直到选举前不久，既没有任何行动，也没有进行任何组织工作，长期以来没有形成政治上成熟的核心，以便在文盲中进行传播新思想的工作。后来，少数人自告奋勇，力图进行一些组织工作，但是选举已经临近，工作实在太复杂了，“无产阶级的周刊”——《撒丁岛的苏醒》曾沮丧地承认，“在追随我们的劳动者中有百分之九十对新名词丝毫不懂”。但是，这能责怪劳动群众吗？难道那些思想准备不足、不了解群众的心理，而又盲目地按照几个亳无生命力的公式办事的新领导人不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吗？可以说，那个时期的撒丁社会主义更接近于波德雷卡主编的《蠢人》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其突出特点是粗鲁地反对教权主义。《撒丁岛的苏醒》1913年7月6日一期在谈到萨拉布斯一个逃犯时写道：“即使特拉马祖现在的罪恶还大，即使他野蛮到食人肉、残暴到了极点，我们还是觉得他比神父好。”多穆斯诺瓦斯支部有两个社会党员弗朗切斯科·萨巴和朱塞佩·翁尼斯，“前一个因为作弥撒，后一个因为在圣乔万尼节时到教堂敲钟”（这是正式的理由）被开除出党。久经考验的领导人是极少数。1913年秋，提出了三个社会党候选人：伊格莱西亚斯选区的朱塞佩·卡瓦莱拉（是特意从他的住地热那亚召回的）、卡利亚里选区的季诺·科拉德蒂和萨萨里选区的马西莫·斯塔拉。后来两个新人物，奥里斯塔诺选区的改良主义者费利切·波切拉和努奥罗选区的天主教徒弗朗切斯科·多雷第一次参加了竞选。这样的扩大选举能排除多少乔利蒂的老的追随者呢？
　　保守分子们也担着很大的心。正象葛兰西后来描写的那样，在此之前“由于议员代表的是个人的和地区的立场，而不是全国各政党的立场，因而选举时提出的都是些非常一般化的问题。每次选举似乎是一次立宪会议选举，同时又似乎是猎人俱乐部的选举”。甚至连一点思想争论都没有，选票是收买的，是各公共机构用恫吓和阴谋手段勒索的。或者说，投票只是对收到的小恩小惠进行偿还的一种方式。村镇各派候选人的纲领如何（但这种纲领也是变化无常的）而互相指责，他们用诽谤、影射和嘲弄代替思想争论。即将进行的选举几乎等于一次普选，在方法上就得作一些改变（至少是部分的改变），否则要收买增加了三倍以上的所有选民，代价就太昂贵了。此外，社会党人无论好坏总还进行了一些政治宣传，因此他们也必须用政治宣传来对付社会党人。但是进行什么样的宣传呢？他们选择了恐怖宣传。在宗教人士中、在小商人中、在中等土地所有者中以死相恫吓。
　　局势明朗化了。多年来被排挤在内阁以外的保守派议员、支持这些议员的报纸和具有人民倾向的报纸、被索尼诺和卢扎蒂激怒了的政治贵族中的普通市民、由于政府的疏忽而陷于困境的市政官员，被无法忍受的税收惹恼了的土地所有者，以及不满于微薄工资收入和生活费用不断上涨而要起来造反的工人和农民们，都肩并肩地站在冋一个战壕里，这就是撒丁主义的战壕。然而，他们进行斗争的原因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饥饿农民的绝望同被排挤在索尼诺内阁或卢扎蒂内阁以外的保守派议员的愤怒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然而，注意到这点的人并不多，至少还没有人明确作出这种结论。在撒丁式雅各宾主义无情地打击政府的气氛中，保守分子的一时愤怒和被压迫者的造反愿望被混为一谈，尽管衣服褴褛的平民的正当不满是一回事，而明显想利用这种不满来推翻一个不是因为渎职而是因为撒丁政治贵族没能参加的政府是另一回事。被奴役的阶级走上选举舞台造成了一种威胁，它终于把在含混不淸的撒丁主义招牌中似乎是一致的利益区分得一清二楚。1913年的选举划清了阵线：一方面是保守集团；—方面是劳动群众。现在，撒丁人共同战斗的陈旧概念被拋弃了，两个阶级的阵线泾渭分明，再也不能混为一谈了。
　　现在，撒丁有产阶级攻击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攻击政府了，而是力图与政府协调一致，所以社会党组织就成了它的攻击的对象。当然它还想利用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来推翻不向它让步的政府，也仅仅为此，它才支持劳动协会的一些倡议。现在，联盟关系突然发生变化以后，它便利用其对政府及其地方官员和政府预算的腐蚀作用，来瓦解贫困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过去曾对一定的战术有益的撒丁主义也被抛弃了。统治阶级的报纸议论的新题目是：被政治领导阶级派往利比亚去送死的青年人名单；无条件地支持增加军费；为屠杀罢工工人的刽子手欢呼；把增加工资的要求说成是企图破坏“劳资和平”；以及政府这个男朋友给撒丁岛这个女友兴办公共事业的资金象泛滥的河水一样汹涌而来。
　　在内阁候选人的周围聚集了所有反对社会党的力量。在伊格莱西亚斯，朱寒佩·卡瓦莱拉有可能当选时，矿业公司的候选人埃米尼奥·费拉里斯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以便所有右右翼选票能都集中在朱塞佩·桑纳·朗达乔身上，尽管朗达乔多次声明反对教权主义，宗教法庭还是撤销了对他当选的“禁令”。对矿工来说，他们在竞选运动中若是发表了与老板不同的意见，就有失去工作的危险。他们组织起来本身就被看成是一种罪行。在蒙特波尼，二十四个车夫中，有十九个要求缩短每天十六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并要求每天增加二点六里拉的工资。他们不属于任何组织，但是他们十九人联合签名提出要求，就被老板看成是“阴谋”活动。第一个签名的人被定为“阴谋主犯”，为了惩罚而被解雇了。各地的斗争都同样遭到了老板的顽抗。政府候选人得到报纸和总督的公开支持。塞拉马纳市政府仅仅因为它是由社会党人库雷利领导，就被当局给解散了。社会党周刊指出：“他们不再关心对我们的科拉德蒂的审讯了……他们煽动阶级仇恨，挑起国内战争，蔑视法规，亵渎尊严……《撒丁岛的苏醒》没有一期不被控告。”王国的司法机关、警察都同经济权力的把持者，站在一起。对公民生活有影响的所有其他国家机构都同镇压机关一起，被动员起来支持乔利蒂派的候选人。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些新鲜事物：在伊格莱叫亚斯，社会党人卡瓦莱拉获胜了；在奥里斯塔诺，改良主义者波切拉获胜了；在努奧罗，多雷也获胜了。这是安东尼奥·葛兰西生活道路”上一段具有决定意义的经历。
　　他从吉拉扎给他的朋友、大学同学安杰洛·塔斯卡写了一封长信。塔斯卡说，葛兰西对广大农民在那种情况下参加选举所产生的变化感触颇深，尽管农民还不知道，也不可能利用这个新武器为自己谋利益。正是这个事件和对这个事件的思考，才最终使葛兰西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他在新学年开始返回都灵时，他自己也确认这段经历对他有决定性的价值。
　　当然，这次选举使葛兰西认识到，撒丁主义的反抗目的是不明确的。几年前他曾参加过撒丁主义的斗争，甚至相信必须为“撒丁区民族独立而斗争”。现在他完全懂得了，“把大陆人抛进大海”的旧口号是荒谬的。是的，“几公里之外有个坏人，或自私自利的人截断了使撒丁岛富有的泉水”，那么，那个人是谁？是谁截断了泉水？是谁使撒丁岛贫困落后？真是所有的大陆人吗？
　　这个撒丁大学生的思想逐渐明确了，撒丁岛的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和中层职员，以及意大利南方所有贫穷阶级的真正压迫者，并不是象他长期认为的那样，除北部有产阶级外还包括那里的产业工人，而只是北部有产阶级和撒丁反动集团，以及整个南方的反动集团。因此，应该在他们当中寻找那些截断从前使撒丁岛富有的泉水的人。正是在那遥远的都灵，产业无产阶级从3月到6月进行了九十六天的斗争。
　　塔斯卡回忆说：“从这时起，葛兰西同社会党建立了联系，首先是同‘中心派’青年建立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