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理性的毀灭（1952）
后记
论战后的非理性主义
我们以上的观察，目的在于对非理性主义从封建反动派对法国革命的思想上的反扑直到希特勒主义及其必然灭亡的发展道路的主要环节加以描述。随着希特勒的垮台，这种阐述（它还是在希特勒统治达到顶点时就已经开始了）本质上变成了对历史的阐述。当然，这只是部分的。因为决没有人会在今天敢于断言，希特勒主义，无论其思想，无论其方法，完全属于过去的历史。在战争结束时，诚然有很大一部分从法西斯主义的恶梦下解放出来的群众怀有幻想，以为和平和自由的真正的新时期开始了。然而，此后几乎不到一年，邱吉尔在福尔顿（Fulton）的讲话残酷地粉碎了这一切梦想。越来越多的人醒悟过来——知情人早已明白——战争的结束相反地意味着酝酿新的反苏战争，为这一战争而从思想上去争取群众构成了帝国主义世界的中心问题。因此在今天，在日益尖锐的冷战时期，一篇（当然基本上针对历史的）对作为好战的反动派的思想的非理性主义的战斗檄文不可能随希特勒而告终，它必然试图至少对希特勒垮台后的思想运动的最重要的环节作出概述。
这是后记的目的。当然，已经说过，在任何方面，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后记都不提出这样的要求：在科学上是全面的、详尽的。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越来越明显地成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领导力量，并且在这方面取代了德国的地位，事实上必须写出美国的哲学史，以便用跟分析德国时同样的准确性来指出，当前，“美国世纪”这一思想在社会方面和思想方面是从哪里发源的，其社会和思想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不言而喻，要达到此目的，也许需要写出一本与本书同样篇幅的书，而作者决不自认为可以胜任写出这样的著作（即使只是其概要）。在本后记中，只能涉及到，对战后社会倾向的新的最重要的环节，用粗线条加以概述；对社会倾向在思想上的反映，用一些特别典型的事例加以展示；首先，使我们迄今的阐述与当前联系起来。当然，我们的阐述在结尾处还要再转回到德国，一方面是由于德国人在美国帝国主义的计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形态在今天西德的思想中起着并非不重要的作用。按照整个计划，对此的探讨与其说是详尽的，还不如说是提供事例。对冷战思想的流行的主要倾向，就其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加以指示，这是后记所提出的唯一要求。
I
当我们现在转到真正的实质性问题时，一开始就面临一个问题：1945年以后时期的新的特征表现在什么地方？反法西斯主义的联盟很快瓦解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希特勒鼓动中的主题，越发有力地由“民主的”方面加以吸取。当然，有些“民主的”观点的运动方向（以及内容和结构）因此而改变了。这些“民主的”观点在世界大战中曾经反对法西斯主义，因而有时能够正当地把自己看作向前推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长期的黄金时代，或至少能够装出这副模样。由于向前看的方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而即使在完全改变方向之后，还有这样的企图：保持一种连续性的外表，即继续反对“极权主义”。在此，人们现在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同起来。尽管这一观点是从社会民主党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杂货铺里拾来的破烂货，但它在具体的形势下立即地必然地表明了新的伪善伎俩；因为为了在政治上有效地反对共产主义““民主”必须与德国纳粹主义的残余（与H·沙赫特，与克虏伯，与希特勒的将军），以及与佛朗哥（Franco）等等亲密地结合起来。“反极权主义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越趋明朗的法西斯主义的特征。
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同样是变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旧的继承物。我们已经阐述了尼采作为第一个人如何在一切路线上开始了这一思想斗争；我们也知道，这一斗争在1917年之后如何越来越展开和尖锐化，最终在希特勒那里达到了暂时的高潮，其中，迄今达到的最低的思想水平与欺骗和煽动（国会纵火），与兽性的暴行（奥斯威辛集中营）结合起来。暂时的低点现在又被由华盛顿挑起的“冷战”所超越了。思想上的攻击掺合着各种方式的煽动，这一斗争的希特勒式的变种在一切领域中均被超过了；我们在此只能涉及问题的思想方面。
当我们现在强调由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世界”思想中与法西斯主义相同的特征时，那么，差别也产生了，以便为我们下面的论述获得正确的基础。下面的论述将恰恰涉及到与希特勒思想的区别。如果人们不在社会的和思想的共同性中看到区别甚至对立，那么这将是错误的、骗人的。简单地复活希特勒主义，这在当今的条件下是很困难的。当然，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未受触动地继续存在，当然，在阿登纳的政治机构中有许多过去的法西斯分子的领导人；当然，借助于美国，在德国一再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的秘密团体和组织；当然，能够完全公开地表示对纳粹思想的维护和推广，而且不仅仅表现在纳粹军官的“不小心的”犹豫的否定的言论中，不仅仅表现在有关希特勒主义领导人的回忆录和传记中，而且还完全公开地表现在有组织的杂志之中，例如《民族欧洲，欧洲复兴月刊》，其中声称：“帝国不止一次地被完全摧毁，然而一再地复活，在今天还具有较大的力量，等等。”不过，这一切——至少暂时地——甚至于在西德都不是新思想的主要路线。国际——因此也包括德国的——反动派，随着希特勒的垮台，进入了新的客观形势，并被迫在思想上从中引出结论。
希特勒曾用他的社会的民族的鼓动来迷惑和争取德国群众。这意味着，他那种在极端非理性主义基础上炮制的神话具有两种作用。第一，这神话能够把德国人民的一定的、本身合理的民族感情引入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思想，引入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引入压迫和消灭各国人民的思想。第二，这神话巩固过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无限统治，实际上以最反动最野蛮的方式，然而表面上却宣传为完全新的“革命的”社会制度，伪称这社会制度摆脱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困境。“德国社会主义”“日尔曼民主”这些欺骗人的神话，其起源和其作用，在本书中都已深入地探讨过了，所以我们在此不再详述。
战争的结果消灭了两个紧密相关的、构成思想统一的神话。首先，是希特勒的社会鼓动的形式。当社会主义在中欧的人民民主派和在中国取得胜利之后，在共产主义的强大的群众政党兴旺发达之后（首先在法国和意大利），如果再一次敢于提出“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口号来把群众从共产主义那里引开，这对任何垄断资本主义的集团来说，必然是过于冒险的游戏。希特勒固然能以此类手段取得政权，但也要回想到，他在1934年就已经必须实行血腥的恐怖，以便消灭“第二次革命”的支持者。
此外，还有主要的话题，即在当时居领先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反动派力量之间的经济上的区别，在希特勒的德国与今天美国之间的经济上的区别。资本主义在德国的缓慢发展导致如下的结果：众所周知，当德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时，它面临了一个已经瓜分完了的殖民地世界。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因而就是公开军国主义的侵略的：追求用暴力重新瓜分地球。这种追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它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结果，特别由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德国造成的后果，这些都震撼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基础。希特勒的社会鼓动即产生于德国资本主义的受损害的状况，而他的民族鼓动——新的还更广泛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纲领，也能这样与社会鼓动相结合：把“无产阶级国家”的德国说成是反对垄断资本主义西方代表人物的屏障，并把帝国主义者的竞争说成是反对垄断资本的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斗争。
所有这些话题在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上都不起作用。谈不到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在最深刻的危机时期。与德国相反，美国的宪法从一开始即是民主的。统治阶级成功地（尤其在帝国主义时期）维持了民主的形式，以致于以民主的合法手段就可以达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至少同样无可争辩的专政，就象希特勒以他的专横的方式所达到的那样。总统的全权，最高法院在宪法问题上的决定权（哪些问题可以列入讨论，这总是取决于垄断资本家），对新闻、广播等的财政垄断，选举的费用（它有效地阻止了除两个垄断资本主义政党外其他真正民主党派的产生），最后又采用恐怖手段（私刑制度），这一切创造出顺利地运转的“民主”，这种“民主”事实上能够实现希特勒所追求的一切，无须在形式上放弃民主。此外，还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无可比拟的广泛而坚固的经济基础。在一本很有趣的美国战争小说——梅勒的《赤裸者和死者》中，卡明斯将军很清楚地说出了这一区别：“一个国家的动能是组织，是汇集起来的努力；法西斯主义，如您所称呼的那样……历史地看，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美国的势能转化成了动能。如果您正确地思考的话，那么法西斯主义的计划比共产主义的计划更健全得多，因为它坚定地建立在人的真正本性之上，只是在错误的国家中去实行这计划，这个国家不具有足够真正的潜在力量，以便完全地发展自身。在德国，由于它根本缺乏自然资源，它必然地走向放纵越轨，但观念、计划是好的……在上一世纪中，整个历史过程这样发展：创造出越来越大的权力集中。本世纪带来了新的物理力量、我们宇宙的扩大、政治力量、政治组织，才首次使那些东西具有可能性。我对您说，强大的美国人在我们的历史上首次意识到他们的真正目标。请您注意。在战后，我们的对外政策将变得赤裸裸，跟从前相比，较少伪善。”
因此，很容易理解，美国的垄断资本家就其日常使用来说既不需要有“德国社会主义”，也不需要有“日尔曼民主”，也不可能使用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始终是理想的经济制度，“民主的自由”始终是任何国家制度与统治方式的榜样。“民主的自由”如何发展成法西斯主义的强制——在形式上不产生变化——对这一点，不仅美国之外的整个世界，而且有知识的诚实的美国人早已认识到了。对此并非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刻的资产阶级作家辛克莱·刘易斯——虽然带着对自由资产阶级状况的许多幻想——在他的小说《这在我们那里是不可能的》中描绘了那一发展过程。而他在以前，例如在《埃尔默·坎特里》中，就已经正确地揭露了“在民主上”允许的、甚至加以培植的法西斯主义的恐怖。
从美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的条件中必然产生一种思想，其中心是公开地捍卫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自由”。因此从哲学方法上看，在反动派的阵营中美国思想实际的领导作用意味着放弃了德国那种间接地为资本主义作辩护的方法。这种间接辩护作为反动派的领导思想已经随着希特勒的垮台也垮台了，它不得不又让位给直接为资本主义作辩护。
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先来考察捍卫资本主义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的形式也决定了把民族感与帝国主义的利益相结合的整个内容。不仅对直接的辩护来说，而且对间接的辩护来说，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始终是中心。这是显然的。因为群众的自发的反抗（对此进行平息，并把它引入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利的方向，这是任何辩护的主要任务）恰恰转向反对垄断组织；已经了解自己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联系的群众，无论如何不能再受制于辩护的宣传。垄断状况的存在、统治、扩展，意味着每天都在自发地为社会主义作宣传，而且不仅在直接的被剥削者那里，还在知识界中。卡里斯特·雷蒙德·阿隆有一次深为惋惜美国的宣传在法国知识界中不起作用，甚至谈到法国知识界对它的敌对拒绝情绪，他分析理由说：“对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来说，反资本主义远非单纯的经济理论，它是信条。”
希特勒极为简单地解决这个问题：把德国的——当然只是德国的——垄断改称为“德国社会主义”的新的形式（极端非理性主义的哲学为这种胡闹的行为提供了盲目信仰的思想环境）。因为现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既不能选择这道路，又不想选择这道路，对他们来说，产生了这样一种必然性：把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某种偶然的东西，而且是某种可以消除的偶然的东西。我们只引用利普曼为例。他的方法是通常庸俗经济学的方法；他把技术与经济等同看待，而实际上总是谈论技术而不谈经济，以便从中得出“证明”，然而，这“证明”甚至从他自己的前提来看，也不能有说明力：技术与大生产的发展“还不需要垄断”，“集中化的根源在于特权而不在于技术”。但特权从何而来？回答极为简单：自由派由于目光短浅而错误地运用了自由放任的原则，因而允许、甚至促进了特权的产生；在1848年到1870年间，存在着集体主义的“理智的优势”（优势从何面来？回答又是极为简单；由于“理智的气候”。“贫穷来源于贫苦”，在一百年之前，路透的伯父布雷西希就已经用这句话去幽默地模仿、挖苦此类的“解释”）。从自由派的这一错误中，产生出垄断。此种聪明绝不是利普曼的专利品。瑞士经济学家勒普克也类似地推导出它的产生，因为他声称在“对伟大的东西的崇拜”中（这种风气盛行于十九世纪末）找到了它的原因，并且与利普曼一样，他也否认资本集中的经济必然性，从面否认卡特尔、托拉斯、康采恩总公司等等的经济必然性。在别的地方，他在垄断之中看到了——并未注意到与刚刚引用的理论相矛盾——封建的遗产。利普曼说，托拉斯不是有机地生长的，它们是被“培养”出来的。
无论如何——不管人们对最初的原因如何理解——利普曼和勒普克认为，垄断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他们幸运地把一切本质性的客观规定都从帝国主义的经济学中清除掉，并且——如同他们的榜样，上一个世纪中期的庸俗经济学家——只从思想上抓住资本主义的单纯的表面性；当然，任何与本质、与运动规律人为地隔绝了的直接的表面性必定是歪曲了的表面性。
不过，即使集中和垄断的产生在经济上不是合规律的，不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表现形式，但是它们的存在具有干扰作用。辩护士必须千方百计地探讨干扰作用。利普曼认为，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把它们（现代的垄断？1——卢卡奇注）看作是“冲突”和“干扰”，但它恰恰通过这样的表达表明它“完全”低估了“它们的社会意义”。这必须通过直接辩护性的宣传而恢复原有的面貌。“因此，问题是如此特别地具有重要意义：是否自由主义的崩溃应当归因于自由派的错误，或者如集体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应当归因于一种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因为只有在前一种情况下，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立法产生出了托拉斯等等，那么它也能对托拉斯等等加以限制，甚至完全废除，它能结束资本的集中，结束“商人们的集体主义”——如利普曼所说的。这是复活之后的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伟大任务。利普曼嘲笑地驳斥其他自由派的调和尝试。例如斯图亚特·蔡斯的调和尝试：“政治的民主能在一切领域中继续存在，只要它避开经济。”（着重号由利普曼所加。）相反地，自由主义的错误在于：“因为它愿意把股份公司的财产和权力看作是某种绝对的东西和不可侵犯的东西。”但利普曼认为，变化是可能的：“当今天的人们改变法律时，他们就能够改革社会制度。”
由于利普曼只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观主义地歪曲了的表面性，因此，他根本想不到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律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说，他想不到去较详细地探讨经济与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他能以议会迷的铁的面孔平静地宣布，这样的变化是可能的；对于唯一令人注意的问题——哪些社会力量可以真正实现这样的变化，他丝毫不加注意，他满足于用理论上肤浅的鼓动性的拙劣方案去迷惑天真的读者。至于这样的思路如何缺乏任何的诚意，人们能在利普曼的志同道合者勒普克那里清楚地看到。勒普克维护自己的“积极的”反垄断政策，他的这一政策正如利普曼的一样，在向立法的呼吁中达到顶点。勒普克是这样维护的：“这最后的道路是完全可行的，1890年美国谢尔曼行动的例子已经证明这一点。禁止任何垄断和任何垄断协议的法律，在今天仍是美国经济法的基础。”当然，他迫于事实又马上补充说，“这一法律至今证明为如此不起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引起垄断的关税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从未在实际上有力地加以贯彻。当现在不顾一切地把继续推进从法律上废除垄断的新自由的道路作为真正有前途的远景提出来时（不顾及实际失败的经济的社会的原因），那么，人们必须惊叹这些著作家的勇气，他们竟然有勇气敢于把他们本人不可能相信的谬论拿来招待他们的读者们。
当然，利普曼和勒普克在这方面仅仅是例子。其他著作家在别的思路中表达了同样的东西。就共同的东西而言，应该特别强调两点。第一，资本主义（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是理想的社会制度。可能发生的“干扰”是单纯的次要现象，人们通过立法随时可以消除次要现象；而且这是可能的，因为人们生活在“民主”的“自由”中，在那里大多数的选票是决定性的、万能的。第二，这方法在观念上意味着所谓回复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去。但如何在实际上达到这回复呢？古典著作家的伟大理论功绩在于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即真正地对资本主义的规律性作了（尽管有缺陷、不全面）如此的理解，使得剩余价值论（剥削）、对资本主义矛盾的认识均由此能够得到论证，正如这些在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中就已经可以看到的那样。真正的回复，在这里当然是谈不上的。不是与古典著作家本身相联系，而是与他们的堕落的子孙，与庸俗经济学家相联系。庸俗经济学家们已经把任何矛盾从资本主义理论中清除掉，他们对古典著作家作了如此的解释，似乎他们自己的、在任何价格上肤浅的和谐性构成了古典学说本身的本质。
马克思在还未失去意义的过渡性人物如詹姆士·穆勒身上清楚地揭示了这庸俗化的倾向。他把大师（李嘉图）与穆勒相比较，说：在大师那里，新的和重要的东西在矛盾的“肥料”中生长着，他无情地从矛盾的现象中制定出法则；在穆勒那里，与此相反，凡是经济关系——因此还有表达经济关系的范畴——包括对立，并且矛盾和矛盾的统一存在的地方，他强调对立的统一的环节，否认对立。在彻底的庸俗化者那里，这种倾向越演越烈。
然而，到此为止，还未对今天的经济学作出足够的考察。因为转向前帝国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时期的理论，对经济学作完全的主观化，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到凯恩斯，并到今天美国的科学，都同样地带有这样的要求：是古典著作家的继承人。而且援引亚当·斯密，例如利普曼的援引，同样包含着歪曲历史的解释。在实际上，即使如此肤浅的庸俗化者和辩护士如萨伊，在今天的经济学家们面前，必然表现为深刻的思想家，表现为无成见的实际研究者。那种遗产的性质在马尔萨斯那里是很清楚的。他如今达到很高的荣誉，他的人口理论变成极有影响，从迄今的论述来看就不会感到奇怪。但为了帝国主义经济学的辩护士的现今目的，即使对马尔萨斯也必须在反动的方向上加以“改善”。他本人只写了工人阶级穷困的辩护书，今天，从现实地复活了的马尔萨斯主义中产生出要求：毁灭全体人民，为战争辩护，制造几千万几万万的受难者（沃格特）。但也有一些温和派，他们不想如此公开地得出广泛的结论，而是运用马尔萨斯的方法，把人口的迅速增长看成贫困的原因，并认为对资本主义的赞同之所以不能在共同富裕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原因也在此（勒普克）。
本论文不提出这样的要求：对现今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许多问题也加以探讨。对这些问题来说，分析时关键在于指出希特勒垮台后在思想上所产生的普遍的方向改变。希特勒的社会鼓动与公开的反理性主义相结合，并达到顶点：用通常的手段被看作不可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导致跳入彻底的反理性主义的神话。当前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直接的辩护，表面上放弃了神话和反理性主义。相反地，按形式、叙述方式、风格而言，现在涉及到的是纯概念的、科学的推导。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因为那一套概念的内容是纯粹无概念的，没有建立起实际的联系，否认现实的规律性，停留在经济现实的表面的直接性所直接地（无概念地）表明的表面联系之中。因此，我们必须与非理性主义的新的形式——表面上有合理的面具——打交道。
当然，我们并非与根本新的形式打交道。我们已经揭示美国经济学（以及其欧洲的信徒）转向庸俗经济学，同时又指出在现今经济学中的一切反科学的倾向，在帝国主义时期直接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形势下，有了相应的增长。因此，当马克思指出旧的庸俗经济学的内在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时，那么这适用于现代的经济学——带有变化的经济学，量变进入质变，旧的庸俗经济学的潜在的非理性主义现在成为明显的非理性主义。由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对此处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根本性的和广泛的说明，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详细地加以引用：集中体现一定经济关系的不合理形式的中介，这些关系的实际担负者在他们的日常交易中并未对此有触动；并由于他们习惯于在这些关系中行动，他们的理智丝毫未发现什么烦恼。对他们来说，一个完全的矛盾绝没有神秘的东西。在与内在关系疏远了的、并且自为地孤立了的乏味的表现形式中，他们感到自己如鱼得水。黑格尔对某种数学公式所说的话在这里很适用：通常人的理智不合理地发现的东西是合理的，而他的合理的东西本身是不合理性。[1]
Ⅱ
本书的读者回想一下，刚才的话涉及到黑格尔在数学上的论述，在第二章中曾对这些论述详细地讨论过。在那里，黑格尔指出，真正的辩证矛盾的出现对形而上学思想来说，如何出现了表面的不合理性；然而他同时又指出，辩证的思想如何能把这些矛盾提高到更高的合理性。这里完全普遍地就数学情况所表明的东西，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出现在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社会普遍化的阶段上：我们看到一些具体的生活环境，它们提出了反理性主义的问题，并把这些问题在思想上的反映变成反理性主义的方法论的、哲学的问题。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证明，资本主义的直接代理人如何和为什么能够完全自由地、无疑问地活动在这种不合理的环境之中。而社会上和思想上处于这类代理人的水平之中的那些思想，能够幼稚地把社会范畴（它们的“存在形式，存在条件”，如马克思所说的）的“不合理性”看作不言而喻的事情。当然，如此地未被认识的不合理性必然多次地暴露在日光之下，然而，最初还是未认识的无意识的，还没有凝聚成反理性主义的哲学。当然，这适用于旧的庸俗经济学家，但也适用于初期的马赫主义，特别适用于实用主义，如我们在序言中所说，实用主义是资本主义代理人有意识地陷入资本主义直接性的思想，是巴比合金式的哲学。然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促使世界观问题达到“深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帝国主义时期德国反理性主义的发展，以希特勒作为顶点。
然而在今天，当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断然转向直接的形式时，在哲学上必然也产生出新的形势。完全自然地，在哲学上不是德国类型的反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而是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类型的。美国的全部语义学，维特根斯坦和卡尔耐普的新马赫主义，杜威对实用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无例外地都是由这种转向所决定的。它还决定了：跟这些潮流相比在方法论上更多地贯彻德国非理性主义的前希特勒主义路线的哲学派别不能进入主导思想，而只能作为“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而发挥作用，例如法国的存在主义（我们在此只谈主要路线，不探讨存在主义，并且我们在别的段落中也讨论过了；参看我的著作：《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建设出版社，柏林）。
不言而喻，我们在这里的意图也是：根据本后记的普遍目的，甚至不准备对主要流派作深入的分析和刻画；我们使自已限制在指出特定的决定性的发展倾向，以便简略地表现出战后时期帝国主义流行哲学中的新东西。在此，同样不言而喻，这些倾向在美国哲学中已经长期地即在整个帝国主义时期起作用；今天它们支配了整个思想。长期以来，这些倾向在杜威那里十分明显，作为实用主义的较高发展阶段。实用主义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是资本主义代理人的思想，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建立者和战友；实用主义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拒绝客观地研究独立于意识的现实，只研究不变的环境中个人行为的实用性（这种环境，按本质来说，不涉及个人行为的详细情况）。当然，这种环境在帝国主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必然确切地反映在杜威哲学的内容和结构中。
但是，在语义学和新马赫主义中——这两者的界限常常是很模糊的——也产生了符合当今美国帝国主义的思想要求的、对原来马赫主义的有力的扩展。旧的马赫主义的“严格科学性”的姿态原封未动地保留下来，但同时对客观现实的背离又远远地超出了以前的范围。现在，哲学的任务不复是“分析感受”，而仅仅是分析词义和句子结构。与如此产生的烦琐的形式主义的毫无内容的状况相平行，公开的直接的辩护变得空前有力。原来的马赫主义作为反对唯物主义的哲学斗争手段，主要产生在自然科学认识论的领域；当然，从中产生出来的不可知论的现代形式，对非理性主义的许多思潮来说，构成了很好的出发点，并且马赫主义对非理性主义总是提供了哲学帮助。现在，清楚地出现了普遍的直接的辩护。语义学起劲地系统地研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普遍概念，以便发现：它们是无意义的无内容的词的构造。从中产生出什么呢？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科恩福特很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他引用巴路斯·邓哈姆的著作《人们反对神话》：“这样，我们清楚地看到，没有一般的狗，没有人类，没有利润体系，没有党派，没有法西斯主义，没有营养不良者，没有破烂衣服，没有真理，没有社会正义。在事物的这样的等级上，没有经济问题，没有政治问题，没有法西斯主义问题，没有扶养问题，没有社会问题……”他接着说：“它们把在整个人类史上折磨人类的任何重要问题魔术般地从世界中变出来。”
科恩福特继续很清楚地揭示这种哲学的社会结论。他阐述说：“为了取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来观察一次讨论，这讨论经常在工人和雇主之间进行。为了解决这类争论，语义学的章程是什么呢？它很清楚地表现在雇主的话中，雇主说：“让我们忘掉一切有关“劳动”和“资本”、“利润”和“剥削”的唠叨，这只是政治鼓动家们的无聊的发明，这些鼓动家利用您们的激动情绪而搞他们的游戏。让我们作为人与人、作为“亚当”与“亚当”而交谈，并让我们试图彼此了解。事实上，这是雇主很经常地进行论证的方式。他们学会了甚至在语义学被发明之前就当语义学家。”科恩福特还在其他事例中揭示了语义学方法的必然结果，揭示了在什么地方语义学的方法完成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给与的社会委托，例如马尔萨斯派的沃格特，他对一切农业问题——以及类似的阶级后果——都从语义学上加以解决。
不过，在沃格特那里，还清楚地暴露出方法的其他方面：把在马赫主义中还只是隐藏而内含地存在着的非理性主义的神秘主义变成公开的。因为当沃格特把语义学的方法运用到农业问题时，他说土地是“非语言所能形容的实在”。这样，他就超出了通常的不可知论。对他来说，现实不再简单地在可认识性之外，而且同时是不合理的混乱。斯图尔特·蔡斯还更清楚地表达这倾向。当他研究抽象过程时，他以对一支铅笔的描述作为例子。他试图无论如何表达出在此存在着的、不可表达的、空间时间的事件：用语词表达不可表达的东西，这番努力的成果是作为铅笔的定义：“电子的一场疯狂的舞蹈”。新的非理性主义作为对自然现象的完全的非理性主义的主观化、人类学化、神秘化而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第一，斯图尔特·蔡斯的定义绝不是作为客观现实的一个特殊部分的铅笔的定义，铅笔由它的特性和功能可以明确地得到定义；斯图尔特·蔡斯关于铅笔所说的话，人们能以同样的权利来说及一座房子、一张写字台等等。对客观现实的对象，对自然和社会的对象（因为铅笔也是社会的对象），仅仅从电子的运动去加以描述，这已经是非理性主义的神秘主义。第二，电子运动本身只对希求直接性的印象主义来说才是“疯狂的舞蹈”，客观上，这一运动具有自己的法则，这法则可以由科学近似地、合理地得到认识。斯图尔特·蔡斯给他的定义披上了今天受欢迎的、现代“精确的”科学性的外衣，然而在这外衣的背后将可以看到混乱的非理性主义的神秘主义。
我们不想较详细地分析非理性主义的这一新的变种，我们只试图对这一流派的普遍的哲学本性，通过它的主要人物维特根斯坦的一些方法论上中心的言论简短地加以说明。维特根斯坦说：“命题能够描画整个实在，但它们不能描画在它们之中必然由实在所意指的[2]、因而使这描画变成可能的东西——逻辑形式……命题不能描画逻辑形式，逻辑形式反映在命题中。反映在语言中的东西，语言不能加以描画。表达在语言中的东西，我们通过语言不能加以表达。命题显示出实在的逻辑形式……人们能够显示的东西，人们不能把它说出来。”
在此，我也许可以提醒本书的读者回想我们对现象学方法的论述，特别回想马克斯·舍勒对此方法的讨论，以便看到由社会制约的各种现代非理性主义流派的统一与同样由社会制约的它们各阶段的差别同时在起作用。舍勒与维特根斯坦一样，起劲地溯源于非理性主义的直接的基础，即溯源于哲学的唯一基础和唯一内容。当然，也有差别：他把这非理性主义的内容还看作是可以表达的。直到了现象学的存在主义阶段，根本的非理性主义才完全清楚地显示出来。在强调类似性时，决不应该断言存在主义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这类方法论上的问题具有社会根源，方法和结论中的共同性和差别性都是社会根源在思想上的反映。我们已在有关的章节中指出过在马赫和胡塞尔之间的认识论上的亲缘关系，在维特根斯坦和现象学的以后的存在主义的发展和语义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当然，也可以在这种联系中论及舍勒的《理性之软弱无力》）。
因面，维特根斯坦不得不从这状况中引出结论。他谈到语义学科学与生活的关系：“我们觉得，即使我们已经回答了科学的全部问题，但对生活问题仍然甚至都没有接触到。因为这样的话，当然不再有什么问题剩下来，而恰恰这就是答复。我们在问题的消失之中看到生活问题的解决（这不是人们明白生活的意义却又不能说出意义何在的原因吗？）。这真正是不可说出的东西。它显示自身；它是神秘的东西。”
并非偶然，维特根斯坦的狂热的信徒约瑟·弗雷特·莫拉赞扬维特根斯坦是绝望的哲学家。他观察时代的普遍特征及其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萨特、卡夫卡、加缪让我们还带着对世界存在的信任而活着。他们所宣告的破裂，尽管是可怕的，但并不彻底。他们立足的基础还是坚固的。使我们胆战心惊的地震，可以使我们的旧屋变成瓦砾，但即使在废墟之中人们还能生活，人们可以重建家园。但维特根斯坦使我们在此可悲的损失之后完全失去了支撑。因为如果基础随着瓦砾而消失，根随着树倒而消失，我们就不再有支撑物，我们将再不能依靠虚无，或能以清楚的精神去面对荒谬的东西，我们将必然完全消失。”
莫拉还认识到，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正如在一般的语义学那里，理性、思维是主要的罪犯：“思维是首要的肇事者，我们几乎想说，是首要的魔鬼。罪行本身，思维，成为人的大的罪责，成为本质上的罪恶。”在维特根斯坦所描述的世界上，中心就是“未受削弱的荒谬的东西”；在这世界上，“问题自行就产生出来”。而斯图尔特·蔡斯确认了这一番世界景象，确认了对它所作的语义学的分析，因为他如此彻底地得出一切结论，以致于论述已经变成了荒唐可笑的东西。他羡慕他的雄猫霍拜，霍拜“并不屈服于由词的误用而引起的错觉……因为它从不与哲学、形式逻辑打交道……当我在语言的热带丛林中迷路时，我返回到霍拜的观点正如返回到磁铁上”。
这样，“严格科学的”直接的辩护中的非理性主义全面地暴露出来。但是，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却不愿意承认他们与在希特勒身上达到高潮的运动有联系，他们探求和寻找比较光荣的祖先。正如杜鲁门或艾森豪威尔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装扮成希特勒的继承人，而是装扮成华盛顿或林肯事业的接班人，同样地，当今彻头彻尾非理性主义的直接的辩护喜欢在启蒙运动中去找出其祖先。这恰好对应了经济学家的这样一番苦心：假装要返回到他们这门科学的古典著作家那里去。我们指出过，这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对他们来说，萨伊和他的更肤浅的继承人以及——更反动和更野蛮的——马尔萨斯代表了古典学。哲学界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考夫曼想把尼采说成是伟大启蒙者的值得尊敬的后继者，极有典型意义的是，当前的“启蒙运动的复兴”作为伟大发现和新的评价，重新唤醒了伯爵德·萨德。
在建立这种联系上劳而无获，这并非偶然。因为旧的辩护士和庸俗化者诚然抹煞经济学的真理，歪曲实际的联系，回避真正的问题，以便代之以虚假的问题，但他们尽管在科学上缺乏诚意却还是真诚地相信资本主义的不可动摇性，相信资本主义的无限的发展可能性。与他们相对应的奥内特或古斯塔夫·弗赖塔格的虚弱而低劣的文学，情况也是如此。然而在今天，文学上与直接辩护的经济学、与语义学的哲学相对应的表现，则是虚无主义的绝望的代表人物——卡夫卡或加缪（我们在这里把文学看作社会思潮的指针，至于美学上的价值问题又当别论）。
关于绝望的现象，我们将在以后再详细评论。现在只需确定一下：恰恰在主要的思想家中，可以肯定有一种深刻的不信仰，即不信仰他们自己的辩护词，不信仰从这辩护词中产生出来的乐观的远景。没有人会否认，甚至会有这么多的傻瓜，他们相信利普曼，以为美国的立法将在某一天真正地消灭“过量的”资本集中、托拉斯等等，即使是逐步的。但一个如此有经验的知情的政论家如利普曼当然对此一点也不相信。那他相信什么呢？什么东西决定了他的立场？绝望或玩世主义，或者兼有两者。
在帝国主义的思想的辩护士中出现这种情绪的基础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不可能为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找出令人满意的理论解答，来使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永恒不变地存在下去，同时安抚群众的对立情绪。另一方面是当前反对主要敌人，即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状况（很清楚，这个中心问题也根本性地决定了哲学的形势）。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科学在思想上都针对着：从思想上令人信服地摆脱开越来越逃避不了的紧迫的社会主义的抉择。在两次帝国主义大战之间，这对资本主义思想家来说似乎比较简单。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年月中，人们总是预言在下一周社会主义要彻底崩溃，在这之后，人们又转入让较长的时间来证明遭难的“试验”：在任何一个五年计划之前，人们宣告它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初的一些困难被歪曲成最终崩溃的象征，等等。自然，这类的思路还在今天一再地出现。然而，其宣传上的效果越发令人怀疑，因为与事实相矛盾越发变得明显。苏联军队对世上最强的国家的有效反击，它毁灭性地战胜希特勒，战后和平建设的巨大成果，苏联同样也能生产原子弹，等等，这一切向整个世界无可驳斥地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高度的经济和技术水平，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
这一切真使鼓吹即将崩溃的宣传感到发窘。当然，宣传不可以被放弃，但由于它的说服力不断下降，必须代之以其他手段。然而，由于冷战在思想上正取悍然进攻的姿态，所以那些其他手段也就表明了反苏宣传的水平不断下降。发动新攻势的企图，只能由雇用的代理人的明显的诽谤和虚假的论调来贯彻执行。如果人们想到，在三十年之前，奥托·鲍尔是崩溃论和恐吓论的主要思想家，而今天美国人达到了克劳契科[3]，那么人们能确切地估量出水平的下降。由于这里涉及到思想上的中心问题，从中也就产生出确切的标志，表明即使在经济学、哲学等并非直接的宣传领域中水平的下降。
克劳契科原则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似乎最抽象的哲学讨论中，加缪和萨特之间的一场争执最好地揭示出这一点。加缪最近的一本书在萨特的杂志上受到法兰西斯·吉恩森的辛辣而客观的批评。加缪写了一份愤慨的答复，此答复回避一切重要的争论，特别是有关历史性的争论（对这一点，我们将有机会作简短的评论），以便把克劳契科问题，即苏联劳改所的问题，看作哲学讨论的中心。他这样做时，争论涉及到黑格尔、马克思，涉及到革命、历史必然性和个人自由。萨特在自己的答复中正当地不涉及加缪的那些鼓动性的谬论。他客观地反驳了加缪的思路，并在这一点上满足于揭露加缪及他这一类人在道德上居心不良，他说：“加缪，让我们严肃地交谈，请您告诉我，卢塞特的新发现在一个反共产主义者的内心中唤起了什么样的感情？绝望？悲哀？对人们是人感到羞耻？去你的吧！……这类消息在反共产主义者中唤起的唯一的感受是——我很难表达出来——高兴。是对此高兴：人们最终在手中握有自己的证明，人们看到了他们所想看到的东西！”
当然，这一类的话题在希特勒主义的宣传和思想中也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对此，我们在前面详细地揭示过，我们也一再地指出：利用群众的绝望情绪，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多么重要；希特勒如何玩世主义地把绝望和沉醉利用来恐固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一方面，这一切由社会鼓动的冒牌黄金的光辉长期地掩盖了。为了说明与今天形势的区别，让我们仅仅指出一个对比，即口号“破除交租义务”的擢住人心的力量与利普曼在法律上废除垄断的拖延方法相对比。另一方面，对希特勒来说，绝望是从社会中得到的出发点，而今天的直接辩护恰恰应该阻止社会中绝望情绪的产生。就此而言，希特勒曾用作车辆的东西在今天成了障碍。
这一对比不是由思想加到现实之中去的，而是社会现实决定了宣传的出发点和目标。由于希特勒把垄断资本主义重新化装成“社会主义的”形式，他也就能把群众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绝望和愤慨情绪滥用来服务于他的目的；相反，美国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原封未动地维持垄断资本主义，因而，它不可以去挑起不满情绪，而必然相反地加以平息。毫无问题，美帝国主义的许多活动分子感觉到，对垄断资本主义所作的直接辩护使他们——与希特勒的间接辩护相比——处于宣传上的不利地位。这样必然产生新的企图：发现新的、符合美国情况的间接辩护的形式。这是怎么回事？直接的或间接的辩护的对立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而是社会内容的问题。受垄断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群众在寻找出路。利普曼及其同伙的干瘪的道理显示了很大的缺点，这些缺点一再地表现为非理性主义和绝望。
最出名和最有影响的企图是布哈姆的“管理革命”，它企图通过回复到在希特勒那里如此起作用的间接辩护而获得新的更有作用的理论基础。在这里，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出这种苦心：对间接辩护的决定性的结构加以吸收与贯彻：布哈姆不想否认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他甚至不想把这些矛盾看作是很容易加以克服的“干扰”。相反，他正如希特勒一样，以这些矛盾作为出发点，希望从对矛盾的分析中获得社会鼓动的新的有诱感力的远景。由于他是托洛斯基分子、叛徒，因此，对他来说，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此外，还有一种直接从专家政治论者那里借用过来的（就萌芽来说，已在托斯坦·维布伦那里存在着的）补充，按照这补充，在通常的资本主义中也发生类似的过程，即资本家本身，生产资料的合法所有者，越来越多地与生产本身相脱离，越来越少地参与实际的领导，代替他们的是领导性的工作人员，布哈姆的管理者。正如今天的辩护中的一切“聪明”一样，这也是很陈旧的东西。早在1835年，乌雷在他的“制造业哲学”中称管理者是“我们企业界的灵魂”。布哈姆与现在被提升为古典著作家的马尔萨斯一样，不仅是肆无忌惮的诽谤者，而且也是被遗忘的经济学著作的无耻剽窃者。在布哈姆看来，管理者的实际支配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伟大的共同的原则，这原则以政治上不同的形式，普遍地贯穿在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之中。这样，布哈姆——正如希特勒主义的思想家，正如语义学家——抹煞了不同制度之间的一切真正的经济和社会的区别和对立。产生出了缺乏概念的语义学的黑夜，在这黑夜里，共产主义的干部或厂长与资本主义的管理者被等同对待。
但不管怎么说，布哈姆总算朝间接辩护的方式走出了一步。他还象希特勒一样在宣传中伪装成否定资本主义。他还象希特勒一样否认历史提出了这样的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还象希特勒一样声称找到了其他的选择。不过，尽管有根深蒂固的方法论上的亲缘关系，时代的变迁、作用范围的区别，都在这两人的构造物的内容和形式上打上了烙印。希特勒超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选择是依靠招致强烈感情的非理性主义的神话（以群众在1929年危机中的绝望和渴求求援为出发点）。布哈姆也在思想上构筑了神话的轮廓，不过他这样做时带着枯燥的客观的“科学性”的平淡的语调。确实，当在希特勒那里，被宣告的思想的重要内容直接地从对选择的神话般的解决中产生出来时，布哈姆想尖锐地、断然地把科学的断言（神话）与思想区分开。我们还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语调上的差别就已经显示了时代的差别，作用范围的差别，因此正如现在就可以看出的，语调上的差别强烈地渗透到方法学本身。希特勒即使是如此的玩世主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鼓动和屠杀的首脑——他还能指望：他的神话的宣布会把绝望的群众拉过来。但布哈姆从他的神话中可以指望什么呢？对垄断资本主义所作的间接辩护（他作为这种辩护的预告者），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只能以“生力军的周旋”（帕莱托）为结局。它充其量是一种思想安慰，使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界在真正彻底的社会震动面前获得安慰。
希特勒和布哈姆企图不仅挽救垄断资本主义，而且还巩固它。在这样做时，希特勒打着“革命”的幌子，这“革命”表面上要彻底改造整个社会。布哈姆诚然也谈革命，但在他自己的论述中，资本主义的整个核心，特别是资本主义与劳动人民群众的关系，基本上原封未动地保持着；“革命”仅仅发生在领导层中。当然，希特勒和布哈姆都立足于鄙视群众。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煽动起了群众运动，并让他的鼓动在纳粹统治时期在表面上也经受群众的影响，而布哈姆——在这里恰如受他深为鄙视的自由派一样——把“群体化”看作巨大的危险，相应地竭力公开阻止群众有任何的权力。因而很自然地，布哈姆把希特勒的和美国的宣传与对群众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和培养相提并论。这一切导致：布哈姆的向间接辩护的转化不能创造出起作用的、从中直接产生社会鼓动的有力口号的神话。布哈姆的间接辩护在达到高潮时提出要求：创造出相应的思想；但他的这种思想是与——所谓的——客观科学理论小心地分离的，与它——按内容和方法而言——完全独立的。
因此，在希特勒那里是统一的东西，在布哈姆那里就是分离的东西了。在此，科学是“客观的”（在语义学和新马赫主义的意义上），并且与思想、宣传毫无关系。这种“客观性”这样来帮布哈姆的忙：把管理者的讨厌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向他的读者们进行推荐。与此相反，思想受当时具体的任务所制约，并且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与我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增长毫无关系。布哈姆说，思想必须：“一、至少粗路地现实地表达符合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的东西，必须有助于创造这样一种思想和感情的方式：它有利于维护一定的社会结构的关键机构和关系；二、同时，必须这样来表达思想：它能够向群众的感情发出呼吁。把握住一定的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如果它公开地表达它的职能，公开地表达要确保统治阶级对社会其他人的权力，那么它作为社会的粘合剂就完全失去了价值。思想必须公开地以‘人类’‘人民’‘民族’‘未来’‘上帝’‘命运’等的名义来说话。”
很难想象可以超过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对人民鄙视的那种玩世主义。但布哈姆还想与他的一些同伴划清界限，这些同伴主张，任何的思想都能在相应的宣传机构中履行这种职能。他说，这类主张是错误的：“事情远非仅仅涉及到宣传的熟练技术。有成效的思想必须——即使以混乱的形式——在群众面前表现得它似乎表达了群众的一些利益。”这样划清界限真是今天所达到的玩世主义的顶点。确实，我们在近几十年中经历了许多事，此外，我们了解了希特勒与劳施宁的谈话。布哈姆的书却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似乎罗森堡在《二十世纪的神话》中把这些谈话作为注释而一起付印了。布哈姆作为新的间接辩护的宣告者，同时是他自己的劳施宁。
但是，对人极大鄙视的玩世主义不仅有迄今所观察的道德方面，还有实际的政治方面。希特勒诚然有时也有类似的玩世主义的表现（把政治鼓动与肥皂广告相比较），但他同时创造出恶魔般地起作用的具体思想，这思想，虽然——或因为——它达到了在人类历史中直到那时所达到的最低的思想和道德水平，却还对群众有巨大的危险的动员力量。布哈姆满足于为起作用的思想找出玩世主义的笼统的药方。他声称，因为他所代表的“科学”是太好了，以致不生产出思想（确实，他本人在战后是新的侵略的主要鼓动者）。实际上，在这两重性中表现出他不能把他的间接辩护进一步扩张成对广大群众有鼓舞作用的思想。他的间接辩护的目的，是为了对直接辩护在群众那里产生的虚弱影响进行弥补或超过它。他满足于方法论上的药方，因为就对垄断资本主义的间接辩护来说，再也找不到起作用的思想了。由于持股票者被管理者所代替，劳动群众决不会因此而受鼓舞。当按布哈姆的说法，劳动状况必须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布哈姆曾责备专家政治论者过于公开地表达他们的目的，这一责备也适用于他本人。此外，他的臭名昭著的企图——为美帝国主义的目的而创造出间接辩护——正证明了转向间接辩护不是思想家的愚笨或缺乏经验，而是美帝国主义的制度和潜在影响的必然思想结果。布哈姆本人提供了这样的证明，因为他以后的鼓动战争的文章（这些文章企图为针对苏联的十字军东征而提供思想）绝妙地又回到“管理革命”上来。
Ⅲ
这一切引导我们讨论鼓动中的第二个复杂的问题，即民族鼓动。如我们曾看到的，希特勒曾对德国人的容易挑起的民族感情作了辩护，因此很容易把它引入沙文主义的侵略和征服世界的思想。布哈姆及其间接辩护的同伴们不仅对美国民族，而且也对一切民族树立了同样的目标。然而，他们不能提出这样的思想。而希特勒因把他的思想扩展到德国边界之外而在“新欧洲”的思想那里遭到灭亡。但是，布哈姆及其同伙的失败却很早就开始了。因为人们如何能鼓动普通的美国人为了保卫他的国家而去鸭绿江或摩洛哥呢？当然，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及其走狗热衷于这类计划。当然，在普通的人们中——由于受垄断主义的战争鼓动的影响——，有关这类话题的热烈的谈话也能从俱乐部或咖啡馆里产生出来。但重要的问题是：如果这些口号付诸实践，如果它们成为个人的生死问题，那么还会剩有什么呢？有关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报告提供了并不太有希望的前景。虽然自从几十年来，日本一直被看作“死敌”，虽然战争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而拉开了序幕，梅勒书中的士兵们却这样谈论说：“我怎么这么讨厌这些该死的日本鬼呢？你想到没有，使我担心的是，是否他们要赖在这该死的热带丛林中？”而且在谈话中，士兵们又表示出对自己上级的确实很深的仇恨。布罗姆菲尔德描写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在语调上更淡漠一些。至于在斯蒂帆·休谟的小说中有一些热烈的战争参加者，那只是因为他们幼稚地相信十字军东征是为了传播民主；小说的内容恰好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在被占德国的实际政策，由于压迫民主，由于军队的实际领导人保护法西斯主义分子，他们感到失望了。朝鲜战争的结果也是如此。
对布哈姆之流来说，中心的问题是使普通的人明白，美国民族的生存受到苏联的“侵略意图”的威胁。但布哈姆本人说：“不管有关红军的军事力量的真相如何，似乎很合理地表现出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物把红军的军事作用看作是战略防御。”确实，布哈姆如此严肃地看待苏联整个政策的防御性，以致他——与麦克阿瑟的一些说法相一致——得出结论说，“在二年或三年期间，我们在苏联和共产主义面前可以为所欲为，不必冒军事冲突的危险。”在这句话中，赤裸裸的公开的侵略思想清楚地表现出来。因此，当布哈姆之流在动员群众去参加莫须有的民族自卫时遭到失败，这不是他们个人宣传中的弱点。这种必败必然愈加频繁，因为苏联的和平政策及其谈判诚意被群众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苏联在一切声明中不懈地强调，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在希特勒的间接辩护和美国的直接辩护之间的实际区别表现在：希特勒成功地逐渐把德国劳动人民引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而美帝国主义者及其思想家们不得不直接地从希特勒经过长期的准备和欺诈后最终所达到的地方开始。
这种状况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们，特别是布哈姆，首先并不把苏联看作美国的政治力量上的对手——确实，如我们已看到的，他们常常不得不承认，来自苏联方面的国家竞争以求世界统治，这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是在共产主义的传播中看到了真正的危险；他们把共产主义而不是把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看作他们的真正对手。在这里，我们也首先探讨这个复杂问题的思想方面；正是因此，对我们来说，现在说出的对立不是什么新东西。自从尼来以来，社会主义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敌人。诚然，这一斗争长期以来是主要的思想斗争（与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镇压手段结合在一起）。直到随着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斗争才愈益有力地也与帝国主义力量的对外政策的手段交织在一起。不言而喻，随着苏联力量的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斗争愈益尖锐化。
我们的考察不去研究帝国主义力量的对外政策——从支持哥萨克或邓尼金直到今天的冷战——如何越来越多地吸收进了内战的成份。对我们的论题来说，这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反共产主义思想的斗争因此而比以前更公开地转移到一切争论的中心点。从客观上看，从尼采以来，就已经是这种情况了，然而，从那开始的重点的转移表明了某种质上新的东西。在我们迄今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可以注意到，斗争的尖锐化是与资产阶级思想在思想和道德上水平的不断下降相联系的。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奠基人相比较（这些奠基人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步观念），水平的下降在尼采转向新的战场的过程中就已经很明显了。在希特勒那里，水平的下降暂时达到了最低点。现在，布哈姆之流早已又超出了希特勒的水平。在布哈姆那里，必然出现这样的问题：人们能够和必须拿什么去跟共产主义世界观相对抗？希特勒还有他的神话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布哈姆只有脏水。
布哈姆也感觉到，他的观点中有弱点。因此，他激烈地反对对世界观的任何要求。他认为，许多人受对世界观的呼吁的迷惑，也向资产阶级方面要求某种类似的东西。布哈姆说：“因为我们由于形势的关系不能具有这样一种信仰，我们就被不知不觉地挤到毫无作为和消极被动的状况中。”布哈姆想通过二个论证而重新获得主动性和进取精神。第一，他把世界观与极权主义相提并论，并把今天资产阶级世界中在世界观上的欠缺恰恰看作它的最高价值，看作应该被保护的神圣财富。第二，在实际的政治上，他还把世界观看作是多余的。他说：“第二，如果认为只有当方案和对方案的捍卫具有‘肯定的’形式之后，战争或社会斗争才能是有成效的，这是不真实的。反面的情况倒是常常正确的。一般地说，人们理解他们所反对的东西比理解他们所赞成的东西要清楚得多。”他引用法国革命为例，把法国革命看作对旧秩序的这样一种否定。人们不必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看透这论证中的诡辩。当法国农民对封建主义说“不”时，这是一个语言表达——许多表达之中的一个——，表达了农民们追求土地所有权，追求自由地支配他们的劳动及其产物，追求政治上的自由等等，因此，追求某种肯定的东西。在社会现实中，表达形式“不”和“是”是不可分地辩证地相互联结的。在社会现实中不存在不同时包含某种基本上肯定的东西的“不”。甚至机器破坏者通过他们的“不”在追求某种肯定的东西；至于这里充满着陈旧的偏见，并且极不明确，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就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目标而言，这种不明确性在法国革命中是不存在的。直到胜利后的矛盾开始指向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方面，就产生了不明确性（作为当时可能的对社会主义的原始的未发展的预感的思想标志），但这里也没有采取布哈姆所要求的纯粹否定性的形式。
不言而喻，布哈姆的观点在哲学上也是不允许的。认为否定可以享有一种独特的实在（海德格尔等人的“否定性的无”），这是存在主义的神话，这种神话之缺乏根据，我已在我的有关研究中加以证明。肯定和否定涉及到同一个客观实在，并且——常常以不同的形式，或许带着内容上的一定的变化——表达同一个实在的内容。然而，尽管哲学上对否定所作的崇拜是站不住脚的，它确实具有真实的社会基础。它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自卫：这些知识分子失去了任何的社会立足点，因此感到自己在社会中完全孤独，感到自己进入了面对虚无的处境（当然，这种处境中的无又是某种肯定地存在着的东西。而且当著名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之加以描写时，它只是在这些人物的心理学上与正常人的心理学相区别。直到在极端的颓废中，这种心理学才膨胀为形成实在本身的建筑成份，然后就产生出与存在主义哲学相平行的文学）。现在，布哈姆想把虚无主义作为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出发点：从他所维护的世界不复有世界观和理想的困境中，制造出有利的局面。当然，这只是在颓废的寄生的知识分子的眼中才是有利局面。
今天的普遍现象是：对所谓人类健康发展的基础的“自由世界”的维护，是最紧密地与理智和道德上的颓废结合在一起的。这结合不是偶然的。因为一方面一切颓废的东西本能地感觉到，它们只能在客观上腐烂的世界中才获得生存的基础；尽管它们主观上声称要激烈地反对这一世界。另一方面，极端反动制度在政治上的玩世主义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顽废的思想家；并不偶然，布哈姆在今天几乎占据了罗森堡或戈培尔的地位：他们代表了所有三种类似的颓废的类型。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直接辩护的思想必须依靠伪善的玩世不恭的手段：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去摧残各民族的任何自由，以确保和平的名义去准备和进行战争，等等。此外，这种宣传不仅在其言论中依靠明显的谎言（克劳契科方法），而且借助于新闻垄断面把帝国主义所犯下的各种罪行说成是不存在的（细菌战，虐待朝鲜和中国的战俘等等）。很清楚，正如虚无主义的玩世主义者罗森堡和戈培尔是希特勒的“天生的”鼓动家，玩世主义的伪善的布哈姆是今天冷战的“天生的”思想家。
在此我们不必进一步地去考察这种鼓动在政治上的结局和前景。只引用唯一的一个例子，来表明虚无主义如何在实际政治的思想中起作用，并表明当它从社会状况和从源于此社会状况的思想中得出结论时，它是如何揭穿它自己的本质和虚无性。前希特勒国防军总参谋部军官阿达尔贝特·魏因斯坦在不久前出版了一个文集。在文集中，现在产生的德国军队的本质被规定为是“无激情的军队”。书中又说，军事上的激情标志着极度紧张的战争价值；它同时又是民族自我意识、斗志、大丈夫气概的产物。在过去，这激情与战争现实相结合。这结合随着希特勒的鼓动而中断了，但前线的放纵一切激情的士兵们企图到处尽可能地消灭对手。从这一切中，魏因斯坦得出结论：“工业化国家的斗争不再认识到战争的‘激情’……在教育方法上，在战场上，美国的部队实际上是无激情的军队。”
这里的结论与导致这结论的思路是同样有趣的。魏因斯坦清楚地看到，旧的战争是带有激情的战争（即带有激励民族和群众的内容），而这激情在希特勒时期消失了。但由于魏因斯坦不能用社会中人的真正理想去跟希特勒的反对人类的战争目的相对立，他就正如布哈姆在思想上普遍地所做的那样，变不利为有利，用完全空无思想的东西去跟希特勒的空洞的鼓动相对立，因为他是在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中而不是在它们的社会向反动发展中去找“激情”丧失的原因。
这样，魏因斯坦作为战争理论家就达到了布哈姆经过普遍地阐述思想所达到的地方。这样的一致性，今天在许多著作家那里都可以得到证明。它表明：在多大的程度上，社会现实要求提出问题，提供方法和解答。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对当前的一切问题只有一个纯粹否定的回答：无论如何也不能要共产主义，而且，如果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肯定的理想去与共产主义相对立，那么就让虚无算作理想。但布哈姆之流还想玩世主义地确立所谓起作用的思想的“社会学的”标准，由于从虚无中产生不出任何可以动员群众真正地持久地献身于生死攸关的事情的东西，这样，在布哈姆的意义上，就没有思想。对舆论的垄断暂时地可以依靠多变的矛盾百出的谎言去迷惑广大群众，但希特勒的例子已经表明：由于不断地违背现实，这种迷惑作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随着探讨魏因斯坦的观点，我们已经越出了美国的边境线。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由布哈姆所宣告的、针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必然不仅要动员美国人民，而且要动员一切国家的人民。这里出现了现今流行的反动思想中的第二个弱点。布哈姆玩世主义地公开地说：“美国需要同盟者——它需要同盟者，不需要雇佣兵。然而，谁是同盟者，谁可以当同盟者，或在什么程度上当同盟者，这还未确定。”在布哈姆的叙述中，玩世主义的伪善性表现在：他把同盟者和雇佣兵对立起来，而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实际上希望有雇佣兵——当然是以同盟者的名义。当二年以前，即当布哈姆写上述的话时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疑问，更清楚更具体地表现在雷蒙德·阿隆二年后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在探讨美国与法国的关系时，阿隆谈到了新旧内奸：“有些人，恰如他们在过去服从第三帝国的统治那样，今天接受了美国的领导。令人可惜的是，有时只是同样的一批人这样做。”他同样觉得很可惜地说到与这批人相对立的另一些人：“正是这些西欧人，他们似乎对俄国人在文化领域中的统治所带来的威胁根本不担忧。”他明显地在非共产主义者中发现如下的态度：中立者的态度；他们“否定我们的独立性，他们简单地宣称，欧洲人有权利摆脱美国的所谓统治，而且一旦欧洲人最终地与自己的有影响的保护人断绝关系，那么战争的危险即使不能完全排除的话，至少也可以减轻。这种观点以极端的形式首先出现在法国，特别是在法国的知识分子中。”
作为象征，毫无疑问，这一切是重要的——但背后隐藏着什么呢？当我们对布哈姆有关同盟者和雇佣兵的言论加以评论时，我们已经揭示了这一点。从前希特勒的官方法学家，即本书读者已经很熟悉的卡尔·施密特，他现在不仅力争和获得了特赦，而且还想晋升为“美国世纪”的法学理论家，他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提供了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定义：“凡有经济的地方就有统治。”他的论述在玩世主义方面达到了布哈姆的水平，然而在精确性方面又超出了布哈姆的论述：在此，玩世主义地公开地表达了美国统治世界的绝对要求；并非偶然，这句话正是奥格斯堡宗教和平会议的时髦的变种（凡有统治的地方就有宗教）：在两种情况中，赤裸裸的力量对比都被表达为绝对的规定性，只是现在当然在更发展的阶段上，因此在内容上是经济的，在任何政治方面是绝对的。
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优势早就是一种手段，借以干涉政治上独立的但经济上从属的国家的内部事务。然而，只要还存在帝国主义竞争力量的各种集团，竞争就会对干涉加以一定的限制。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导致：至少在到目前为止的时间里，美国作为唯一在经济上真正独立的帝国主义力量而保留下来。这就是说，不仅在殖民地的领域中，帝国主义国家的还存在着的竞争已经变成极不平衡的竞争，而且迄今为止的帝国主义力量日益陷入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之中。很清楚，这新的形势也日益表现在它们的内外政策的依赖性中，而美国的对外政策日益由新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对这种事实上早已存在着的情况，卡尔·施密特同样玩世主义地公开地说了出来，例如他以前——作为希特勒的思想上的走狗——就说出了一条原则：“让中立者倒霉去吧！”
很清楚，质上变化了的形势必然也会得到思想上的反映。它的最重要的形式是日益扩张的世界主义，认为各个国家的独立性与主权被历史所超越了（世界主义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对沙文主义的鼓动完全停止了。人们想一下在西德反对奥得河、尼斯河边界的情况。但整个说来，它只具有比较从属的意义）。世界主义的思想家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日益紧迫地进入了各国一体化的方向，取消各国主权的方向，最终进入一个世界性国家的方向。
在这里，正如在希特勒的思想中一样，人们可以观察到，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必然默认了它在与历史唯物主义斗争中的失败。因为它虽然公开地、比以前尽可能更激烈地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但要能建立起一种敌对思想却必须借助于对历史唯物主义作歪曲的抄袭，这敌对的思想是一幅讽刺画，它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被歪曲的一些片断拼凑起来的。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就是如此搞出来的；在布哈姆的管理论中隐藏着这样的成份（资本家在生产中变成多余的，等等）；在施密特那里出现了经济基础对政治主权的优先地位；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历史使命的观点，有关创造出统一的世界市场、世界经济的观点，今天受到了歪曲，表现在讽刺画的形式中，在这讽刺画中，一切被颠倒了，任何真理均变成了谎言。因为第一，跟从前相比，今天较少地存在着统一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多于八亿以上的人们生活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外。第二，——这对世界主义和世界性国家的问题来说是特殊重要的——认为世界经济、世界市场的产生会取消国家主权，取消已经过时的国家的独立性，这是不真实的。经济联系的增强并不意味着消灭自己国家的发展。相反，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表明：甚至迄今“无历史地”生活着的民族恰恰在社会主义中觉醒后达到有意识的国家生活；在一切按社会主义方式生活着的民族中，民族文化、对民族独立性的意识及热忱并没有被否定，相反地不断得到加强。
但同样的过程也存在于按资本主义方式生活着的民族之中。确实，资本主义入侵到迄今还是前资本主义的地区，这到处招致民族感情、民族意识、民族独立性的产生。世界主义和世界性国家论的历史论题与我们时代的现实事实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当然，它也依靠了一定的社会事实。只是在这里，帝国主义思想中的根本性的盲目性也清楚地出现了：它虽然不得不承认在社会中群众意识的增长，承认群众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方面发挥作用的要求，但它把这些看作是对文化的威胁，看作某种纯粹可鄙的东西，因此，它的目标就是进行纯粹的阻挡（对于政治上的镇压措施，本书就不能加以探讨了）。我们一再地详细地探讨过作为所谓“群体化”问题的资产阶级观点的历史。我们还曾看到，希特勒的民族和社会的鼓动如何在短暂的过渡时期中产生出一个短命的表面性的解答。
在这个问题上，当前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流行的直接的辩护的界限还表现在：它在转回到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思想时，把这自由主义对群众的恐惧，把它反对群众的独立，都继承过来了，当然，对应于帝国主义时期的条件，带着质上变本加厉的形式。这意味着：对这种思想来说，唯一注意到的是统治阶级及其思想附庸的形势和前景；对群众的“教育”已经委托给宣传（和镇压）：因此，布哈姆对科学和宣传所作的区别是依据了战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形势。
至于现在在此范围内说到民族问题和世界主义、世界性国家等等，那么，R·龙巴狄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的任何殖民化都与支持旧的统治阶级相结合；旧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就与殖民者结合联盟。从前，封建阶级就是如此（而且在今天还是如此，例如在许多阿拉伯国家中）。当现在，例如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大的强国，受到美国的“殖民化”时，那么今天的垄断资本主义就继承了从前封建阶级所起的作用：它变成了背叛民族独立性的“国内的”支柱。在此基础上，世界主义的思想得到了真正的并非无力量的支持者。布哈姆的否定性的口号——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共产主义，甚至出卖国家主权——在这集团和为这集团服务的知识界中得到了真正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世界主义的思想成为从原则上背叛祖国的思想。
然而，这种形势并不意味着在民族问题中存在的真正对立已被取消了。相反，事实是对立不断地尖锐化。因为保卫民族的独立和主权，这在任何民族中把那些本身对共产主义抱无所谓态度甚至敌对态度的人也动员起来。由于共产主义者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随时随地是民族自由与自主的保卫者和先锋战士，因此，美国人意义上的反共产主义必然总是与共产主义争夺新的同盟者。希特勒在此问题上，在他的“欧洲新秩序”的方案上可耻地失败了。美国人想在世界范围内恢复希特勒这一政策的计划，在完全付诸实现之前就已经显示出不可能性。
这里也表明，为什么必然到处产生出空洞的、从一开始就被宣判为毫无作用的口号，例如魏因斯坦的“无激情的战争”。振奋人心的口号，政治或战争中的激情，只能产生于人民的真正存在着的信念和感情。这里概述的与人民愿望的原则上的对立是一种力量，它从一开始就把美帝国主义的直接辩护归结为空洞的宣传技术。
进一步的探讨又不属于我们的任务。思想中的基本环节，我们已经论述过了，即利用对新闻等的垄断，把不存在的东西说成是现实，把明显的事实（我又回想起细菌战）又说成是不存在的。这一切在希特勒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区别仅仅在于：从国际上看，美国的宣传机关虽然远为强大，但它不具有希特勒迷惑性的神秘主义中那些骗人的把戏，而必然是枯躁单调的，因此它的目的与群众的真正愿望之间的对立更迅速地暴露出来。当然，低估一个如此强大的宣传机关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按我们的计划，我们就不再具体地评论这个问题。在分析思想时关键在于指出一些错觉。这些错觉一方面由宣传机关本身的压力所产生，另一方面又是从对“群体化”的熟知的观点中产生的。错觉首先在于；以为这种宣传能够真正地说服每一个人，以为只有“共产主义的第五纵队”才会引起对“美国世纪”这一理想的反抗。从前，希特勒把卖国贼与人民相混淆；现在，进行直接辩护的许多思想家又把大多数群众与“第五纵队”相混淆。在这两种情况中，原因都在于鄙视群众，因此对群众的真实愿望完全盲目无知。此外，并非没有内在的联系，那就是宣传机关的妄自尊大。美国教授摩根索提醒说，新闻、广播等等决不与美国的真正舆论相同一，从错误的同一中产生出错误的广告式的政治，他说：“行政机关已经变成它自己的宣传的俘虏。”
Ⅳ
美帝国主义的直接辩护的空洞性与希特勒的间接辩护完全不同。我们指的是与宗教和教会的公开关系。希特勒的神话声称要当宗教的直接的代用品，因此它包含着公开与天主教论战；如我们在有关章节中指出的，它在宣传上继续推行非理性主义哲学的那种宗教无神论。这一切话题在今天直接辩护中是缺乏的：相反，它很有力地依靠一切教会，特别是依靠天主教；梵蒂冈的宣传机关如此接近于“美国之声”，恰如圣灵银行与瓦尔街紧密地结合起来。当然，必须强调指出，对罗森堡敌视天主教徒的言论也不能太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思想上的障眼法，它并不阻碍来自梵蒂冈和德国天主教徒上层人物的对希特勒统治的真正支持。
不言而喻，这一区别的产生主要不是由于思想的缺乏因而作为思想的最期待的补充物，而是由于美国本身的社会历史的发展。在美国，教会与商业总是如此内在地相勾结，正如资本主义与新教在其建立时相勾结一样。并且由于美国没有经受过欧洲国家自法国革命以来所经受的那些危机，也没有深深地动摇过宗教信仰；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护在美国就不必把宗教无神论添加到间接辩护的体系中去。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所谓不可知论，与欧洲的思想危机相比较，是某种相当无害的东西。这样，从美国本身的社会发展中有机地产生出教会（首先是梵蒂冈）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盟，为了向共产主义发动十字军东征。
对这一联盟的政治和实际宣传意义（例如在落后的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中的影响）加以分析与评论，这也不是我们的任务。对我们来说，唯一考察的是问题的思想方面：是否这种与宗教和教会的联盟能以世界观的内容去填补直接辩护的纯粹的和空洞的否定性，是否它能为迫不得已地放弃罗森堡式的宗教代用品而提供代用品。我们相信，对这两个问题也必须作否定的回答。哲学上的许多流别，如法国的存在主义，它们继续了宗教上的无神论路线，但它们不能在国际上取得领导地位，它们代表中间阶段和“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这一切只从否定方面标志了形势。要作出肯定方面的标志，必须先有待于人们能够指明：由于与宗教和教会结成联盟，在何处何时出现了新的思想题材，出现了宗教（或甚至仅仅假宗教）的狂热成份。
这样的东西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的思想家，白俄流亡分子彼得雅耶夫正确地指出了原因。他深为悲伤地谈到现代的人不信宗教的情况：“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基督教徒，是唯物主义者，他们不相信精神的力量，他们仅仅相信物质的力量，相信军事的或经济的力量。”但是，这一根本态度决不是与信仰宗教甚至与崇拜神话不相容的。我们在前面探讨叔本华和基尔克戈尔时，曾指出一者的宗教无神论与另一者的激昂的宗教热忱为颓废的知识分子所能带来的思想安慰。对这种安慰的需求，必然随颓废状况的发展而日益滋长出来。它早就采取公开的宗教的形式（例如，在奥地利的巴罗克式的天主教），因此，它今天能——也公开地玩世主义地——带有宗教热忱的流行的政治色彩，无须最轻微地改变道德的根本态度，无须最微弱地增添世界观问题。我们在奥尔德斯·赫克斯利那里发现了这种态度，他近来以不同寻常的公开的玩世主义来宣告神秘主义。当然，他一点也不相信任何真正神秘主义的实际要点，不相信与神的神秘的合一，但他补充说：“然而，这决不减少神秘主义作为通向健康的道路的价值。没有人会把瑞典的体操或刷牙看作走向神的直接通路。如果我们把谟勒式的早操作为我们的习惯，那么我们是为了健康才这样做的。由于同样的道理，我们应该把神秘主义和道德上的德行作为我们的习惯。”
本书的读者不再会感到奇怪：这种思想安慰恰恰伴随着知识分子的绝望，伴随着他们向神的呼吁。这种联系在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的玩世主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伯特兰·罗素那里，这种“宗教的”绝望还更玩世主义地表现出来，同时——表面上开玩笑地——展开了帝国主义的一切反革命的侵略的结论。他以形而上学的宗教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如下的前景：“我常常想象，也许神不愿意让我们理解它凭以操纵物质宇宙的机械力学。也许核物理学家对于最终的秘密已如此接近，以致于它认为已经到了中断他们工作的时候了。较之让他们继续他们的发明直到毁灭人类，它能采取什么样的更简单的方法呢？如果我能够想象，鹿、松鼠、夜莺、云雀会度过这场灾难，那么我就能平静地正视这场灾难；人毕竟证明，他不值得当造物主。”但是；这种世界灭亡的情绪总是具有确切地改造过的政治内容：对社会主义的生死搏斗；对象罗素这样的人来说，人类的灭亡比社会主义胜利的前景更容易忍受。当然，也不是在严肃地谈论世界的灭亡，世界灭亡的真正的、由罗素所期待的内容是“白色恐怖将取代红色恐怖”，“唯一的军事统治（当然是美国的统治——卢卡奇注）将在整个世界内达到”。因此，“宗教的复兴”无非是进一步从思想上推动原子战争和细菌战争。
利普曼有一次说到：“如果时局发生混乱，那么一些人就会强攻堡垒，而另一些人就会退回到寺庙中去。”对反革命堡垒中的思想困难，我们已经指出，并且还要再指出，对宗教在思想方面的帮助，不应该作过高的评价。至于说到“寺庙”，那么这是在危机时期颓废状况的普遍现象：思想上从大的斗争中退却，拒绝表态。在这里，是否它是佛教无神论的寺庙，或是天主教的寺庙，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考察退却的思想（对此我们现在没有可能性），那种差别没有太多的重要性。然而，退却的方向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评判思想时，如果也采取这种观点：“谁不赞成这，那谁就是反对这。”或者把一切寻找“第三条道路”或希望取中立态度的人都简单地等同看待，这恰恰在重大的决定性的斗争中是错误的。不是这样的，在这方面，任何的“寺庙”仍然是赞成或反对党派斗争中的一个党。例如当莫里阿克或格雷厄姆·格林创作出宗教的文学，作品中除了宗教题材之外使一切具体的社会的东西都泯灭在虚无之中时，那么他们站在——且不用说莫里阿克的公开贩卖战争的作品——帝国主义堡垒的“寺庙”之中。与此相反，例如卡尔·巴尔特对宗教中任何社会区别的否定则包含着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否定。难怪帝国主义新闻界谈到他时——并且特别在谈到尼默勒时——就象是在谈论走入“真空地带”的迷路者（或甚至使人走入“真空地带”的诱惑者），而它在莫里阿克或格雷厄姆·格林的身上则看到了他们世界观的重大深化。在这方面，它有正确的政治上和审美上的本能。这些作家所塑造的世界，尽管塞入了不少“奇迹”，却与颓废情绪野蛮地放纵本能毫无区别。这样的“寺庙”，对于未来的内奸或甚至对于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来说，倒是很好的教育场所。
对宗教思想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简短地评论我们当今的“伟大历史哲学家”A·J·汤因比。在哲学上，他的著名的著作完全没有提供新东西。在一切主要问题上，他是生命哲学的子孙史宾格勒的简单的子孙；一切重要的思想：反对历史的统一性，同等看待一切文化，把进步宣布为幻想等等，他都是从史宾格勒那里继承过来的。他的所谓创造性表现在完全无足轻重的细节之中；因为不管他们之中的那一个人——同样任意地——构造了多少这类的“文化圈子”，这没有产生出真正的区别，如列宁所挖苦的，是在红魔鬼与蓝魔鬼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完全无足轻重的。至于汤因比没采用史宾格勒的生物学的非理性主义，这是无关紧要的事。因为在他看来，文化从静态到动态的历史过渡是纯粹不合理的奇迹。为了选择过渡的道路，他还使用了纯粹神话的比喻，并为论证这一方法而作了如下的“认识论的”思索：“可以在这类神话的形象中最好地描述事件，因为神话的形象不受矛盾的干扰，而矛盾之产生，则是由于言论采用了逻辑的术语。如果神的宇宙是完美的，那么除了神之外就不会有魔鬼在逻辑上存在；而当魔鬼存在时，那么它要损害的完美性必定已经是不完备的了，原因是它存在着这个单纯的事实。这个逻辑矛盾在逻辑上不可能得到解决，它由诗人和预言者的想象直觉地超越了……”因此在这里，以比晚期谢林远为更愚蠢的更低下的形式，神话变成为“直觉的形式，以便吸取和表达普遍的真理”。所以，脱离史宾格勒的生物学的非理性主义甚至可能产生出还更混乱的谬论。我们在把史宾格勒与尼采、狄尔泰作对比时所已经断定的那种普遍性的水平下降，在现在把汤因比与史宾格勒相比较时清楚地表现出来。
很显然，不值得去进一步探讨汤因比的详细情况。只是让我们再来强调指出一个环节，即在什么环节上他的效忠于基督教的关系在他历史哲学的关键地位上清楚地显现出来。汤因比只在继承耶稣之中看到了摆脱当今危机的出路：“谁握有剑，谁就将因剑而灭亡。”但是，他的忠告唯一地针对着“内在的”和“外在的”无产阶级（也是汤因比在整个历史中的发明之一，它又是法西斯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论的浮夸的仿造品），但不针对着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使用暴力是与基督教很好地相容的。
如果我们现在观察一下迄今概述的思想的总形势，那么自然而然地出现问题：对创造性、深度和影响来说，在这里能有什么活动余地呢？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不是只有我们才断定这一点。让我们听一下一位有名望的、与美国友好的颓废派思想家丹尼斯·丹·罗格蒙特怎么说：“但很可惜，文化对我们周围的世界的反叛直到今天仍然还是毫无任何直接的影响。它是一支小的精锐部队的事情，这支精锐部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与普遍性相隔绝，并对政治、社会、经济上的事件变得陌生起来，而事件则服从它自己的、精神越益不能接受的法则。在商人、政治家、无产者和李尔克或海德格尔之间，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对生活和社会的目的或价值不再有共同的观念。他们之能联合起来至多靠了模糊的词语，如自由、民主、正义，而在这些词语之下，人们真是周床异梦。不再有公认的权威，由他来宣告‘真理’，并订立共同的价值标准。几乎今天在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总是与按各种正统观念、按市民道德或按理智的标准是好的和正确的东西处在矛盾之中。”
这位杰出的作者不满足于刚才引用的话，他对他所评价的思想的毫无影响状况提供了一个极典型的例子，这例子中的主角是同一派别中的另一个杰出者柯斯特勒。他在他的一部反共产主义的小说出版后收到了大学生的来信，罗格蒙特从信中作了如下的引用：“在我看来，您对斯大林主义的描写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我将加入共产党，因为我刚好在寻找这样的纪律。”
这种失效和无能为力的状况不足为怪。单纯的词“绝望”作为此种思想的内容，并不足以解释，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海德格尔的绝望甚至能够为希特勒主义作了直接的准备。今天，例如格雷厄姆·格林能产生类似的作用。但是，现在涉及到的是某种别的东西，涉及到更多和更具体的东西。不仅仅涉及到对人的任何能动性的普遍绝望；这种能动性，从叔本华直到海德格尔，汇入到反动派的阵营，或至少导致与反动派相勾结。但罗格蒙特、柯斯特勒之流不仅仅处在普遍的绝望之中，他们的怀疑和绝望首先旨在他们所要宣告的“好消息”，即旨在维护“自由世界”。
让我们再来听可靠的证人柯斯特勒本人的供词。他让他的小说《渴望的时代》中的一个人物说了如下的话，在这些话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个人物说起话来要比他的作者平时敢于说的话更坦率一些。此人物说：“现在，我偶尔相信，欧洲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历史中的一章接近了它的终点。几乎可以说，这是我的思辨的真理。当我超然地看在永恒性标志之下的世界，那么我认为这从来也不是令人不安的。但我偶尔也相信道德的命令：跟恶作斗争，即使斗争是没有希望的……在这一点上，我的思辨的真理成为失败主义的宣传，因而又成为不道德的影响。”这番表白以——从柯斯特勒嘴里说出来的——对在由作者如此卖力地维护的“自由世界中艺术和文学的未来前景”的并非不重要的判断而告终：“欧洲的艺术灭亡了，因为它没有真理就不能生存下去，它的真理已经变成了砒霜。”
这意味着柯斯特勒在谈论他自己的世界：它不能容忍如实地反映现实的艺术。但这种情况与从前杰出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谈到第三帝国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的关系时所说的情况恰好完全一样。当然，如此产生的景象还包括：这些认识绝不阻碍罗格蒙特和柯斯特勒之流参加到美国的战争宣传中去（因此，同样的认识使正直的作家成为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而在“自由世界”的维护者中仅仅产生出极度的自我讽刺，产生出他们的帝国主义宣传的卖俏的自满的色彩）。在这里，在新的领域中，我们又证实了我们前面对思想家的伪善的玩世主义所下的判断：他们与利普曼一样，不相信他们所宣告的东西，他们与布哈姆一样，是他们自己的劳施宁——尽管他们在不同的文章中带有差别。
当然，绝望并不仅仅导致服从或甚至与帝国主义反动派相勾结。有时，它可以是一场危机，并从危机中重新觉醒达到理性。但它也可以包含着要陷于无所事事，包含着企图放纵直到自杀，它的——也是反动的——作用往往表现为很成问题的。美国很有成就的小说家布罗姆菲尔德在他的《史密斯先生》中描写了这种命运。从社会的角度看，他无疑是正确的，他让小说中的我在自身与巴比特之间作了比较：“当我描写这些人时，我有理由不描写巴比特。不再有巴比特们了。他们属于美国生活中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可告结束。在今天，巴比特，以其自负，以其善良，以其极度的残忍，以孕含着他的无教养的喧闹，是一个怪人，被遗弃者。在一定程度上，他的一切性格和他的真正的问题由病态和迷乱所取代了，而受害者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试图逃避到唯物主义中，逃避到极度的忙碌中，逃避到饮酒中。巴比特是粗野的，但也是健康的。我所描写的、并且经常在蔓延的病态是完全不同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并且我为整个国家和民族而担忧。”
布罗姆菲尔德和他的主角过高地估计了巴比特的健康。两部小说的读者知道，破坏布罗姆菲尔德的主角的生活的东西也在巴比特的生活中出现了，当然在那里仅仅作为插曲；布罗姆菲尔德的绝望的萌芽（这些萌芽在巴比特那里，在一开始就存在了），在那里由“美国的自由”加以整治（从断绝往来直到物质和道德上的摧残）。这不是说布罗姆菲尔德的坏话。在史密斯先生看来，巴比特必然表现为是强健的；布罗姆菲尔德的功绩恰恰在于：他正确地描写了由于社会的发展，一种类型转化为另一种性质不同的类型。这种提高还包括：史密斯先生跟巴比特相比，还较少地预感到决定他的命运的真正原因。然而，在两个人物身上，都本能地反抗美国的特殊的“同步化，反抗——如果必要的话——对一切思想和感情采用粗暴的“规范化”。辛克莱·刘易斯当时在这些问题上比今天的布罗姆菲尔德更有意识一些，他谈到“好好公民协会”的这样一些倾向（这协会破坏巴比特涉足于奇异的东西）：“他们断定，美国的民主或许并不意味着财产的平等，与此相反，规定在思想、衣装、道德、绘画、表达方式上的健康的一致化。”辛克莱·刘易斯——虽然并非巴比特——甚至知道，这种同步化在“民主”“自由”的形式下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的东西，只不过它在美国的出现要比世界别的地方更厉害得多。当恰恰这个世界在拯救“可持不同见解”的权利的名义下应该得到维护时，人们就又清楚地看到了劳施宁之类的问题。
因此，在这一发展中——布罗姆菲尔德是否知道，这完全无所谓——，事情涉及到腐朽的资本主义中一般人的命运。拥有健全的生活本能的人们要自发地反抗他们生活中的这番前景，这是太可理解的了。反抗常常采取——多半是相当模糊的——反资本主义的形式。我们已经看到，雷蒙德·阿隆对欧洲这种情绪的普遍传播是多么愤慨。但他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位。例如，剑桥的教授D.W·布罗加在许多欧洲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感情中看到了他们从根本上在反对美国。布罗加教授想克服这些感情，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确实，正是他那对美国友好的态度使他的话带有特殊的价值。他说：“因为如果有人否定现代的（美国的——卢卡奇注）世界，他完全有权利就它的最有代表性的形式去否定它，而最有代表性的形式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必然是美国的形式。不是因为美国人特殊地堕落，而是因为他们在现代世界的技术领域中占据了领先的地位。至于从中也许要得出对美国不利的结论，这是无法改变的。谁出于这个或那个理由而否定现代世界，无论如何应该明智地就它的最完全的形式去否定它。”这正是史密斯先生的命运（对这命运，欧洲的一般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本能地感到不寒而栗）。史密斯先生已经是迷惑了，并被他自己的、还比较不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推入绝望之中，那么，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完成对他来说会是怎样的一种恐怖呢？
布罗姆菲尔德的进一步的功绩在于：他揭示了现代颓废艺术（直到超现实主义）与史密斯先生的绝望的走头无路心情的联系。我们看到，什么感情、什么世界观（正确一点说，缺乏世界观）产生出这种艺术的影响。史密斯先生谈到他去新奥尔良的旅行，以便经过几天的酒色生活忘掉他故乡的环境：“当我回想起这次旅行时，我总是觉得似乎全部的印象有如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在整个画面上是错综而狭小的街道，带有耀眼的、叫喊着‘快欢乐’‘快当狂人’的霓红灯，有成群的穷人和空手，幽灵从窄小的胡同和门口闪现出来，为了把人拉到小路上去。当人喝多了时，肯定就会有这番景象。”
史密斯先生的经历是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但它可以不难地联系到一些较确切的评论，即指出为什么抽象的艺术在美国上层人物中会成为流行的艺术，通过什么手段它成为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者S·芬克斯坦在一篇论文中生动地揭示了这些方法，他在文章中从《纽约时代》引用了一篇文章，在该文中阿莉内·B·洛查英写道：“当人以世界为家，使自身成为‘方物的尺度’时，并当艺术——在世界上按照它的原样——通过创造出人所欲求的世界的摹本而体现出艺术自身时，人本主义就溯源到希腊人的人神同性的哲学。这种思想以有限的可估量的宇宙以及处于其中心地位的独立的强有力的人为前提，并且实在可以由人的理解能力广泛地加以把握。但是，随着研究新的科学，宇宙的这种形象不复是可能的了。”当然，文章作者的结论与我们当代的自然科学的结果没有关系。对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反动颓废的不可知论的神秘的说法甚至吸引了某些自然研究者的注意力——这些观察并未去探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是：有一条直的路，它从自发地描写从非人状况到躲避人的逃脱，通向在理论上从反人道的原则论证这种艺术。在今天，这条道路远远地伸展进帝国主义时期：从保罗·恩斯特、伍林格尔，经过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达到马尔罗。
如果这些是纯粹美学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在此作探讨。但是，保罗·恩斯特作为希特勒的信徒而结束他的生涯，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作为反对“群体化”的主要斗士而成为我们当代典型的反民主者，马尔罗成为戴高乐的戈培尔，这一切是仅仅偶然的吗？因为这一切不是偶然的，因此，美国的领导集团保护“抽象的”艺术，即保护有意识地反人道的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也不是偶然的，只不过在表面上还附庸风雅。它跟迫害和压迫现实主义同样地不是偶然的。希特勒已经提供了证据，这样的制度与现实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同样的景象，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只不过采取美国“民主”的表现形式。此倾向本身不是新的，只不过它在今天达到高潮意味着某种质上新的东西。任何人都了解作家马克·吐温的命运。我们已经揭示过在巴比特身上的“民主的”专政。辛克莱·刘易斯以后在《阿罗史密斯》中描写了“自由世界”的软的手段，在《埃尔默·坎特里》、《金斯布洛特·罗亚尔》中描写了“自由世界”的明显的恐怖手段。它们足以说明这位富有才华的现实主义者的巨大转变，足以说明初露锋芒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施泰因贝克等人的结局。在卓别麟、霍华德·法斯特、P·罗伯逊的命运中，人们可以确切地看到“自由世界”与现实主义的关系。
对艺术上现实主义的迫害不再是单单美学的问题。但它还更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社会思想的方面，因为我们观察到了那种在受保护的颓废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有关人的内容，在这种文学中，颓废所引起的道德后果清楚地显示出来。人们在美国教授H·St·康马格那里所能得到的关于这些问题的阐述，表明了事情并不涉及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反美情绪”：“男人和女人在福克纳、考德威尔、法雷尔、海明威、沃尔多·弗兰克、伊夫林·司各脱、尤金·奥尼尔的笔下都让他们的自然本能骚乱地尽情发挥，他们象野兽一样不讲道德……凡是研究过伊茨拉·庞德的生涯的人，没有人会怀疑他对黑暗的寻求与他对民主的仇恨之间有亲缘关系。”并且，他还下结论说，这里所挑起的向理性的进攻“使人极大地降格”。
因而，现代艺术的问题——通过伦理的中介——转化为政治。美国的文艺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转化。从前，特别在欧洲，放纵本能作为艺术的内容被限制在颓废的寄生的知识界的“精锐部队”的小范围内，而现在这种内容已经广泛地流行。在“深奥的”艺术和大量庸俗艺术品之间的界限已被日益拆除。电影、广播、文摘等在最大规模上散布与在福克纳那里作为“高等的”文学而受到赞扬的东西相同的货色；毫无拘束地放纵最恶劣的本能。少年犯罪的不断增长显示了这类“社会教育学”的成果。
在文学中去寻找原因，这当然是错误的。它仅仅涉及到症状。三K党和其他私刑机构早就把残忍地放纵本能搬到实践中去，远在带头性的文学受这个题目吸引之前（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们现在谈及的是在文学中肯定并颂扬对本能的放纵；至于“称猫为猫”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与这个问题没有关系）。当然，侦探电影和犯罪电影，各种类型的黄色文艺，连环漫画中的超人，体育中的残忍搏斗等等，已经在前面开路了，但直到现在，广泛的体系才产生出来，其影响无所不及。
希特勒统治的特征是：采用巧妙的手段，把本身无辜的普通人，有时甚至把很有才能的人变成可怕的罪行和野蛮的非人行为的帮凶甚至积极的参与者。没有这类的“社会教育学”，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不可能的。美国发展的特点是：这些倾向的成份总是存在着的，在南方，从奴隶解放开始的。部分原始资本积累直接地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方便和促进了这一社会过程；此外，还有南部的特殊色彩，即在南部，最落后的最违背时代的剥削关系（奴隶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或多或少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这一切导致：通常只属于原始资本积累的那些社会因素，随着相应的变革，直接地进入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其中还产生出这样的特性：这一切都是在模范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中展开的；在欧洲发展的意义上，美国看不到封建主义，看不到绝对的君主政体。希特勒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部分——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在那里，特别在南部是起作用的（但以后也普遍蔓延），其时正当种族主义在欧洲仍然构成反动派中极端的局外人的个人的世界观。我们在有关章节中曾指出，哥比诺在他受误解的时期，却在美国的南部找到了第一批狂热的读者。美帝国主义越多地成为世界上反动派的领导力量，这些倾向越强烈地普遍化，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比希特勒时期还更有意识地系统地——服务于准备侵略，服务于帝国主义战争，服务于野蛮地进行已经爆发的战争（朝鲜）。美国不少的民主人士为反对这些倾向在过去和现在进行了迄今仍属徒劳的斗争。
这番景象的进一步的方面是：没有哪一个地方象美国那样在公开的匪徒和官方的政府机构之间存在着“横向联系”的网络和系统（H·H·威尔逊教授发表了“民意调查处”在1944年的一份民意测验，根据这一测验，7个被调查的美国人中五个认为一切政治家都是贪污腐败的）。可以断定，不少普通的人经常产生愤慨。但愤慨是无济于事的，主要因为对舆论的垄断、由这一联盟支配的新闻界力量和两党机构的力量经常鼓动而使这愤慨被加以利用了。例如，很可能1952年共和党的最后选举胜利是靠许多普通人自发反抗民主党的贪污腐败而促成的。人们能够相当确定地预言，在几年之后会产生对共和党贪污腐败的类似的愤慨；副总统尼克松的情况（它很侥幸地被掩盖住了）非常明显地表明，在共和党内当然也流行着与民主党同样的贪污腐败。为了通过一个——偶然挑出的——例子来说明民主党的贪污腐败，让我们回想一下奥德威欧的情况。我们引用肯定不反美的《新苏黎世报》：“奥德威欧当时任命为墨西哥的大使，这唯一地出于这样一种必然性：把纽约市长及时地送出国境，以免他的很不光彩的市政管理中的丑闻被揭露。美国的国土因这位从前的纽约警察而如此激愤，以致于他宁愿在墨西哥度过余生，而且作为当地律师办公室的‘法律顾问’。杜鲁门接受了奥德威欧的辞职，他在复函中说，只是‘很踌躇，并且极热烈地感谢所履行过的公务’。但奥德威欧将代表美国与很多其他特殊代表一起参加即将举行的墨西哥新总统鲁伊茨·科蒂内斯的就职典礼。”
在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对马卡兰的揭露似乎爆发了。他的情况作为象征也许是更有趣的，因为与匪徒组织有紧密联系的马卡兰正是“真正美国生活方式”的急先锋，是“反美倾向”的死敌。就其性质而言，马卡兰的情况正集中象征了备战的统治集团中所发生的东西，正如从前——颇为无辜的——克佩尼克的头头可以被看作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的象征。
贪污腐败、匪徒行径、犯罪和政治恐怖相结合的方式也是希特勒统治的特征。我们回想一下劳施宁与“领导人”的谈话，在谈话中，“领导人”认可统治集团的贪污腐败，因为统治集团的成员由于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贪污腐败的行为因而随时不得不无条件地服从。当然，这个话题也在今天流行的贪污腐败中起很大的作用。每次公开揭露都表明，许多知情人早就知道了这些事，但他们有原因不公开地谈论。与匪徒们有“横向联系”，这具有“政治上的”好处，即领导集团在困难的情况下总是可以利用相应的恐怖组织去恐吓讨厌的分子，在必要时加以消灭。在“正常的”和平时期，这是战争时期军事纪律所要达到的东西的补给品。“恐惧乃是二十世纪的人的定义”，梅勒的那位我们已经熟悉的卡明斯将军这么说。为扩大这种恐惧的目的而服务的，有秘密警察的不断加强的机构，有警察审讯时法律上允许的刑讯等等。当然，这一切在军队中达到了最集中的表现。“军队最好活动在这样一种环境：任何个人都害怕在他之上、并对下属表示鄙视的人”，同一个卡明斯将军说。这样产生出来的普遍恐惧的气氛决不与正探讨的放纵本能问题相对立。恰好相反。放纵本能是绝对必要的，不仅为了对付内部敌人，而且为了对付外部敌人。放纵本能必须——象希特勒时期一样——得到相应的引导，从而被引入所希望的方向。在这里，统治集团与匪徒集团的关系是并非不重要的——思想道德的和组织上的——中介性的环节。
在探讨放纵本能、匪徒行径、思想和道德上的腐败时，还包括着要探讨叛徒们在反对共产主义中所起的从未这样巨大的作用。当然，现象本身不是完全新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们毕竟认识到了托洛茨基在国际上的宣传鼓动活动，还有形形色色的伊斯门、多里奥特等等。但在今天，不仅克劳契科、露特·费舍尔等类型的卑鄙的警察的代理人在世界舆论中处于突出的地方，而且最受赞尝的作家如多斯·帕索斯、西洛内、柯斯特勒、马尔罗，领头的政治家如恩斯特·罗伊特，政论家如布哈姆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这里自然会出现一个问题：在备战者的眼中，什么东西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渣滓恰好在今天变得这么有价值？我们已经说过，帝国主义思想的空洞性必然导致不断地——以歪曲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作抄袭，以便企图利用共产主义的漫画式地歪曲了的细节去反对共产主义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叛徒们当然是内行（人们想一下布哈姆对垄断的探讨是与利普曼、勒普克相对立的）。事情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最肤浅的研究，向最彻底的资产阶级大学教育提供了最大的好处，特别在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因为请注意到，绝大多数的臭名昭著的叛徒只是暂时地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围逗留过。如叛徒博尔克瑙断定，只有西洛内和罗伊特曾是共产党的负责于部（对他们在才能上的区别，这里不值得去进一步研究，虽然例如西洛内在他逗留在共产主义内时，可以被严肃地看作现实主义作家，而柯斯特勒在他风行一时的社会心理的劣等小说中仍然是同一个渺小的肤浅的记者，与他初期完全一样，等等）。此外，帝国主义者在评价这些叛徒对共产主义的揭露的“可靠性”及宣传价值时，完全不考虑有关的叛徒由于他们在运动中的极次要的地位是否能够真正地知道这些东西。因为如已指明的，反共产主义的宣传达到了克劳契科，因此对它来说，任何——如此低劣地编造出来的——谎言和诽谤都是有价值的。进一步说，叛徒被看作特殊可靠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不再有退路了。布哈姆谈到这一点时，这么说，叛徒比那些没有转变过来的人更能抵挡共产主义的思想毒害；他们对共产主义所作的否定要比其他人更慷慨激昂。他们的仇恨，他们的复仇欲，他们的怨恨，对反共产主义的宣传来说，是最有价值的情绪。这样，他们尽管在知识和才能上都处于极可怜的程度，却成为反共产主义的思想斗争中的急先锋与领导人物。这也确切地表明，资产阶级思想在今天下降到什么水平。
从这种状况中，从对他们当前主子的低下的思想和道德的认识中，产生出叛徒们的自我意识和傲慢自大。克罗斯曼讲到与柯斯特勒有过一次谈话，在谈话中，柯斯特勒说：“我们这些从前的共产主义者，是你们方面知道事情真正关系到什么的唯一的人。”而西洛内甚至走得更远，他说：“在共产主义者和前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最后决战将被进行到底。”当然，这是一个很坏的玩笑，它只表明，西洛内已经忘记了在任何入门书上所可以学到的东西。但这坏的玩笑也表明了叛徒们思想道德上的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颓废的心理与道德的新的色彩和进一步的发展。就他们在现今资产阶级那里的重要性而言，这是决定性的题材。资产阶级只能利用道德上的残废者或匪徒。因此，对它来说，叛徒是最好的人力资源。因为他们由傲慢自大而得到补偿的、颓废而破碎的内心状况的基础一再地爆发出来。克罗斯曼断言：“真正的前共产主义者决不能再成为完整的人。”柯斯特勒证实了这一诊断，因为他让他的人物中的一个——这涉及到一个前共产主义的诗人——说到自己本身：“有抒情诗和祭神诗，也有爱情诗和造反诗，但没有变节诗。”
因此，尽管从外表上看，叛徒的心理创造出极端局外人的状况，但这心理却包含着整个时期的某种极典型的东西。决定性的内在的撒谎行为作为伪善的玩世主义而表现出来，并贯穿了生活中一切内在的和外在的现象。由于反共产主义的思想斗争按其真正内容不可能被表达出来，即维护剥削、反对消灭剥削的斗争不可能被表达出来，因此，思想论战的整个基础必然是说谎：“自由”反对“压迫”的斗争；从而又是玩世主义地宣告的赤裸裸的谎言。全部的克劳契科方法出自“自由世界”的根本性的虚假之中。
其结果，我们能够在整个文化领域中看到。行政上强制推行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这不仅仅针对着直接的政治领域。一方面，人们把美国在思想上的领导看作普遍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出版商、电影公司老板等的物质利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艺术上如此高度发达的电影制造单位如法国和意大利的制造单位，必然进行拚死的生存斗争以反对由国家支持的、来自美国的肮脏的竞争对手。进步的法国文学，为了能抵挡住有关恐怖、侦探的文学的大量传播，必然通过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来保护自己，等等。当美国的冷战宣传声称要从“东方的极权主义”中拯救欧洲文化时，真正的欧洲文化进行着一场生死的斗争，以便拯救它的单纯的生存，反对“美国世纪”的经办人。
这是外部的形势。内部的形势如何？对整个一系列的决定性的文化问题，我们已经探讨过了。在这里，我们只想再强调一点。这个问题虽然在实际上只使比较狭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有兴趣，却构成了共同的话题，并把通常很分歧的知识分子彼此联结起来，使他们倒向“自由世界”的世界观倾向。我们说的是自由言论的权利。但这是某种完全幻想的东西。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版、电影、新闻等机构极大地限制了自由言论的真正活动范围，特别是在冷战的条件下。当然，个人在感情色彩上的差别，在总是被规定了的内容的范围内，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得到方便的。但在重要内容的问题上，产生出真正的、实际上的背离，产生出舆论机构的沉默（人们想一下埃路阿特的葬礼，想一下对他的悼词），这种沉默经常上升到直接的迫害（卓别麟）。言论自由的维护者们应该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言论自由在“自由世界”是实际上允许的？例如萨特，当他写文章反对共产主义时，他是“自由思想”的英雄；自从他1952年参加维也纳的国际和平会议以后，对“自由世界”来说，他成了一个可鄙的家伙。因此，在“自由世界”中，对问题——与谁和与什么保持一致——有很明确的回答：人们可以（和应该）大胆地承认自己的“言论自由”，但必须在美国、在阿登纳的德国等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人们甚至能以任何的论证来贯彻这一点。但人们必须与垄断资本主义，与它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当正确的“自由言论者”。
但是，言论自由的可疑性还不止如此。列宁在“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学术上各个人不同的、受到激烈捍卫和进攻的认识论的区别，当人们对它从认识论的真正决定性的问题——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观察的时候，那区别也就都消失了。这越益适用于今天的思想问题。例如，谁注意到世界观的真正决定性的问题，谁就将在今天哲学中各个人的区别的——乍一看来——难以把握的混乱中，看到惊人的一致性；我们曾指出过，彼此之间毫无影响的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从这种观点来看，他们俩人又是多么接近。在伦理学中，在历史观中，在社会观与美学中，情况同样如此。当然，在文学和艺术中也如此。
正是那最个人主义的、最彻底的言论自由的倾向，伴随着彻底的千篇一律。因为从客观上说（因此也是从艺术上说），个人的现实财富完全依赖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而且，新的艺术越是顽固地把纯粹过于傲慢的、与社会和社会关系脱离开的人物置于创作的中心位置，那么，在外表上极不相同的人物之间的类似性就会越大，直到几乎不可区分。因为从客观上说（因此也是从艺术上说），在文化中展现的人的关系的世界，与单纯的赤裸裸的本能世界相比，其差别是无法比拟的，因此，如果一种艺术以几乎独断的主张把本能世界当作中心主题，必然马上面临着单调与千篇一律。在阿内阿斯与迪多[4]之间的交媾和在罗米欧与朱丽叶之间的交媾是多么的相似，而由社会文化所制约的爱情的差别却创造出永恒的真正的人物。今天大多数自由言论者的缺乏友爱的抽象思想，产生出非人化的千篇一律的作品。因此，与上面揭示的、从外面垄断资本主义方面而来的同步性相伴随，出现了——非自愿的——内部的同步性。恩斯特·费舍尔在和平会议上说得很正确，现代的自由言论者们的人物完全是一个模样儿。
言论自由喊得越响越凶，那么人物的千篇一律就越厉害。这个结构反映在艺术创作中，就构成了从垄断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必然生长出来的客观的谎言。从主观上看，这常常是自我欺骗。这是今天“自由世界”的普遍的特性。在希特勒时期就已经是如此。但在那时候，这谎言对一些人来说，已经靠神话的彩色的面纱而掩盖起来，另一些人则认为，希特勒的鼓动和专制政治不是展开后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希特勒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单纯的代理人，而是唯一的障碍，排除了这一障碍，会给自由言论者的个人主义带来最幸福的时刻。面纱已经脱落，人们也该清醒了。今天，任何人必须认识到，允许言论自由的前提乃是：被迫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而且这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处在当前侵略好战的形式之中。自由运动的活动范围在这个世界上变得越来越小，被规定的被宣告的内容变得越来越贫乏，越来越带欺骗性。这是难以相信的，但这是真的。冷战的思想甚至与希特勒时代相比已经出现了水平上的下降，人们只要比较一下汉斯·格林与柯斯特勒，或者罗森堡与布哈姆。
我们已经揭示过原因。这是一度至少能以与人民相联系的虚假外表来欺骗思想家们的间接辩护的彻底失败。今天的“智囊团”想方设法，但他们不能为他们的中心内容——反对共产主义——而找出真正能够激励人民的形式。撒谎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大，它的表现方式变得越来越少地具有吸引力。希特勒还能把一百五十年中非理性主义发展的一切反动的东西综合起来，并象已经揭示的那样，把非理性主义从沙龙搬到大街上去。今天，社会决定了必须又要作出直接辩护，这种必然性使间接辩护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Ⅴ
当然，我们迄今主要就美国的领导思想而概述的这一切倾向，也可以在西德看到。然而，是带有一定的变化，因此，很值得就德国所起的作用的现实性和重要性而至少对这变化作一考察。首先，西德是过去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分子的中心。当然，占领军丝毫未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清除纳粹主义的根子，相反，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纳粹运动及其思想环境中对反苏来说可以利用的成分挽救出来，保持下去，以利于将来。无论如何，外在的和内在的某种思想变化是必要的，以便从希特勒的走狗而摇身一变为杜鲁门或艾森豪威尔的思想家。如果我们撇开在主要问题上的类似之处，研究思想结构中的一些区别（这些区别的要点，我们已揭示过），那就足够了。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兴趣，因为我们可以观察曾对希特勒的统治作过准备与巩固工作的那些领导性的思想家在今天美国时期中的新动向。
对那些虽然在客观思想上作为非理性主义的极端开拓者而成为希特勒的思想先锋，并在他的统治下过安宁的有保障的生活，然而又——自愿地或由偶然的个人的环境所决定——没有直接参与统治的人来说，情况是极为简单的。代表这一类型的首先是雅斯贝尔斯。即使在今天，他的哲学研究已经反复证明的原则仍很有效：完全参与摩登的反动的流派，但同时又使它们适合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沙龙中的动摇性和中庸之道。他是存在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基尔克戈尔分子和尼采分子，因此，在希特勒时期，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反对他。现在，在希特勒倒台后，雅斯贝尔斯发现了——理性。当然，正如从前非理性主义那样，今天“理性”也献身于驳斥马克思主义。这种反驳“创造性地”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假科学的魔术：“毁灭者是创造者。当我引入虚无时，存在自动地就出现了。但在理解和行动的过程中，这实际上是重复了以假科学的面貌而出现的魔术的勾当。对应于这魔术，马克思主义者说，得到了较高的知识。”雅斯贝尔斯的“独创性”在于：运用了流行词汇如“魔术的”（这个词在语义学的理性的时代，据说是毁灭性地丑化了马克思主义），除了这一点“独创性”之外，这一论证在四分之三世纪以前就在杜林那里出现了，不难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找到有关的反驳。雅斯贝尔斯在这里无视马克思主义的ABC，他胜利地反驳了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幽灵。
为了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提出来的“对知识的迷信”，雅斯贝尔斯推荐出有效的药方，即他自己的、按最新样式美化过的非理性主义：人们必须返回到时髦的“本体论”的“第一步”：“然后，一切事物的语言就变成可听见的，神话就变成有意义的；诗和艺术成为‘哲学的研究方法’（谢林）。但神话的语言并不与知识内容相混淆。当理性强求对真理的验证时，那么，在冥想中觉察到的、然后在实践中使人激奋的东西，既不可以被扑灭，也不可以得到知识的性质。对真理的验证并不靠经验来测定，而是靠自己的本质，靠真理是否引起自我存在的上升或下降，靠我们的爱的内容。”
与此相联系，现在雅斯贝尔斯规定他的旧哲学与他的新哲学之间的联系：“在几十年前，我谈到存在主义，当时还补充说，事情涉及的不是新的哲学，不是特殊的哲学，而是一种永恒的哲学；当在某一时沉湎于单纯客观的东西时，可以用基尔克戈尔的基本思想去强调这永恒的哲学。今天，我宁愿称哲学为理性哲学，因为看来很紧迫，要强调哲学的古老的本质。如果理性丧失了，那么哲学本身丧失了。”强调理性的统治地位，这对产生真正的神话来说，是唯一可能的保证：“神话是超验的真理的不可避免的语言。创造真正的神话是真正的说明。神话包含着理性，并受理性的监督。通过神话、形象和象征，我们获得我们的最深刻的、处在极限上的洞察。”凡是缺少这种保护的地方，必然产生出颠倒。雅斯贝尔斯认为，其中的危险在于：然后产生的不是“软弱无能的虚无”，而是“强大的妖术”。因此，雅斯贝尔斯利用了驱使恶魔的魔术和驱使天神的魔术之间的古老的区分，以便把冷战领导人所推行的那条路线引入哲学，即恶罪的慕尼黑政策的“经验”应该提供论证：与苏联所进行的任何严肃的谈判都应该作为绥靖而加以摈弃。因此，雅斯贝尔斯在思想上维护纳粹主义时所耽误的东西，他现在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斗士而加以弥补。这一对比越发有效了，因为张伯伦在政治上与希特勒的接近不亚于雅斯贝尔斯的非理性主义在哲学上与它的纳粹倾向的接近。
强调神话并不影响雅斯贝尔斯与语义学相联系。因为他经常诉诸于康德，这与语义学的基本哲学立场一样，同样是不可知论的非理性主义的；人们可以回想一下维特根斯坦的非理性主义。在两人那里，在合理性的漏洞百出的假面具中，表达出对理性的绝望，表达出理性的软弱无能与自身瓦解。例如在雅斯贝尔斯看来，“理性”是先天的无历史的（因为马克思承认历史的合理性，雅斯贝尔斯就称他是相对主义者），它与因果性的认识相对立，他说，“在因果性上，我只认识无理性的东西”，因此，“理性”必然在现实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雅斯贝尔斯以这种方式所理解的理性哲学，是旧的非理性主义又披上了适应今天美国的需要的外装：同一个走投无路的哲学一如既往地迎合小资产阶级的自满的知识界在思想道德上的安慰。
对海德格尔来说，实现这一过渡要困难得多。他不仅在思想上帮助了纳粹主义的产生，还直接地积极地站到希特勒那边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获得赦免，要在对哲学的新的野蛮化中重新得到领导地位，而且，要人们赞成那些所谓反对过希特勒、同时又不放弃在为希特勒主义作思想准备中所获得的“成就”的人，一句话，同时作为变化的和未变化的而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任务。海德格尔如何解决它呢？基尔克戈尔的武库为这类的目的提供了优秀的武器：隐瞒抵赖。今天，这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中心。确实，在基尔克戈尔本人那里，事情是比较简单的。从客观上说，因为在他那里，隐瞒抵赖是神的关系中反理性反人性的必然结果；从个人上说，因为他不必隐瞒任何出丑的东西。
海德格尔——许多超凡出世的、鄙视世界的哲学家在他们个人生活的指引下是常常很讲实际的——完全确切地知道，在梵蒂冈与华尔街联盟的时代，无神论不是畅销物。从中，他引出相应的结论。当然，并不采取与《存在和时间》中的无神论和虚无主义公开决裂的形式，而是如此简单，即他绝对肯定地宣布，他的主要著作既不是无神论的也不是虚无主义的。尽管他巴结当前的宗教倾向，但他毕竟不能用基尔克戈尔的神学来直接地为他个人的目的服务。与此相反，他试图从进一步发展他那为我们所了解的关于历史和时间的理论中，推演出原则上的隐瞒抵赖来作为任何历史性的本质（可以肯定地说，按照基本内容的本质，这仍然只是基尔克戈尔的命题的时髦的变种：只是对神来说才有世界史）。海德格尔认为，历史是“错误”的领域，是原则上的本体论的隐瞒抵赖的领域：“世界史的每一个时期都是错误的时期”。
这样，海德格尔从本体论上为他在希特勒时期的行为找到了论证和辩护。在他关于——更确切点说，反对——人道主义的文章中，那一思想得到了更具体的形式。他以他那众所周知的对荷尔德林的歪曲手法强调，荷尔德林与希腊文化的关系是“某种本质上不同于人道主义的东西”，“因此，德国了解荷尔德林的这些年青人在面对死亡时的想法及生活不同于公开地被宣布为德国的看法的那种东西”。在这里，海德格尔谨慎地隐瞒了——这显然也属于本体论的历史的隐瞒抵赖——这些事实：这些年青人在希特勒时期不仅处在“面对死亡的情况中”，而且最积极地参与了谋杀、刑讯、掠夺和强奸。显然，他认为说这些是多余的。因为隐瞒抵赖就是要掩盖一切：当海德格尔的陶醉在荷尔德林中的学生把妇女和小孩推进奥斯威辛的毒气室时，谁能知道这位学生怎么想与怎么生活？也没有人能知道当海德格尔动员弗赖堡的大学生投希特勒的票时，他本人怎么想与怎么生活。在历史中没有什么明确的可认识的东西：历史是普遍的“错误”。
在此，海德格尔想达到三点。第一，对他在积极支持希特勒时的所作所为完全不负责任。第二，他想坚持他以往的存在主义观点。第三，他想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今天适应于美国政策所作的一切变化乃是他一贯的观点。这种杂技演员式的巧妙技术，只有借助于对科学玩弄手段才能办到。他从前的学生卡尔·勒维特在《新观察》上揭露了这种欺骗：“但是，观点的变换，诡辩式的迎合，都不能解决矛盾。在《形而上学是什么？》第四版的后记中，谈到存在的真理时曾说，‘虽然’没有存在者，存在也存在，‘但是’没有存在，存在者决不存在。在六年后出版的第五版中，‘但是’被省略掉了，因此，原先强调的对立也就不见了，而‘虽然’被‘决不’代替了，这就是说，句子的全部意义变成相反的了，而且对这一变化不作说明。如果一位神学家一会儿说，虽然没有万物，上帝也存在，一会儿又说，没有万物。上帝决不能存在，人们将会对这位神学家说什么呢？一个对他的言词如此谨慎地加以斟酌的语言思想家象海德格尔在决定性的地方作这样彻底的改变，这该如何解释呢？显然，两种说法中只有一种才能是真的和合适的。”
现在，这一哲学走向何处？它从前法西斯主义那里保持了极端敌视理性的本性。当海德格尔今天说：“只有当我们得知几百年来受颂扬的理性是思想的最顽固的对手之后，思想才能开始。”那么，他只是从那一开始就潜在地包含在胡塞尔的“本质直观”中的东西中得出了极端的结论。又由于象已经指出过的那样，现象学在其起源上与马赫主义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因此海德格尔没费太大的力气——从本质上说——就完全接近了语义学。他的术语的怪癖，他对词的琐碎的分析，是众所周知的。现在，他——作为马赫主义、现象学和语义学的顶峰——能够把语言变成哲学的方法学。“思想把语言汇集到简单的话中。语言是存在的语言，正如云是天空的云。思想用它的话把不大显著的犁沟放进语言中。这些犁沟比农民缓慢地在田野上犁出的犁沟还要不显著。”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作为德国特殊色彩的“诗意的”语义学。但是，在两种情况下，非理性主义的深渊是相同的，不管直接的表达形式是矫揉造作的“诗意的”形式还是平静的散文式的形式。
方法论上的接近表明了事实上的接近。海德格尔的存在（作为与存在者相对立），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只能显示而不能说出的东西相距并不太远。从类似的方法产生类似的结论。海德格尔在希特勒时期曾欢呼新时代的诞生，因而使自己——客气一点说——永恒不朽地出丑。今天，至少在说法上，他比较小心了，但他想讨好今天或明天的统治者，正如从前讨好希特勒。他说话小心，故意说得含糊，但他用似明似暗的方法又让有关新时代的思想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来：“我们是否完全处在地球的最巨大的变化与这一变化所依赖的历史领域的时期的前夕？我们是否处在另一个早晨的前夕？我们是否正在启程以便进入全球这一晚上的历史性的境地？西方是否刚刚才出现？这一西方是否要超越西方和东方并超越欧洲阶段而成为未来的、更为新生地被派遣来的历史的舞台？我们这些同时代人是否在明了我们在转向世界之夜的意义上已经是西方的？一切只是在历史中计算出的历史哲学，如果它们仅用历史上提供的一目了然的材料来炫耀，从来都不从历史的本质中思索出解释历史的理由的基础，从来都不从存在本身中思索出历史的本质，这样的历史哲学如何来向我们解释历史呢？我们是我们所是的那种后辈人吗？但是，我们是否同时也是那个要把我们今天的历史观念统统置于身后的、完全不同的世界时代之晨的先行者？”提问的形式，悲观的语调，都表明了德国当前的形势。它们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没有悲观的语调，就不能影响知识界的“精华”，尤其是德国的知识界。但是，在这背后——以故意的似明似暗的方法——，“美国世纪”的轮廓，在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性国家的轮廓，都是可以看出的，或至少可以体会到。（当然，如果德国帝国主义获得了独立，并又谋求世界霸权，那么海德格尔的那些话对它来说也可以适用于作为“预言”。）海德格尔对他自己在希特勒问题上的出丑并不感到足够，他绝对地需要第二次出丑。这或许是合适地完成他的历史哲学——作为“错误”的学说。
当然，在海德格尔的那些论述中，我们所已经揭示的前景——直接地——是最重要的东西。但除此之外，不可完全忽视其方法。我们在前面说过，海德格尔确立了“真正的”历史性，以便能够更有效地反对作为“庸俗的”历史性的现实的历史性。这一倾向在战后时期又有了上升。《存在和时间》虽然从本质上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动的唯一的大论战，但毕竟还没有用明确的暗示来挑明这种性质，而海德格尔现在已经感到不得不公开地评论马克思：“马克思在从黑格尔而来的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所认作人的异化的东西，从根本上回溯到近代人的无家可归状况……因为马克思，当他了解异化时，就进入了历史的基本的范围，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胜过一切其余的历史学。”当然，他马上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技术，象一切资产阶级庸俗化的历史学家所干的那样。但是，这些话当然已经公开地表明，海德格尔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主要的对手。在这些话中，一方面表现出资产阶级哲学在马克思主义面前的普遍的退却战。正象尼采在叔本华否认任何历史之后已经被迫去建立虚构的假的历史主义，这样，帝国主义时期胡塞尔的无历史主义的现象学经过舍勒而继续走向海德格尔的“真正的”历史性。另一方面，上面引用的海德格尔的话清楚地表明，他企图丑化任何现实的具体的历史认识。因为他说：“一切只是在历史中计算出的历史哲学，如果它们仅用历史上提供的一目了然的材料来炫耀，从来都不从历史的本质中思索出解释历史的理由的基础，从来都不从存在本身中思索出历史的本质，这样的历史哲学如何来向我们解释历史呢？”
这里，关系到普遍的时代倾向。为了以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说明这时代倾向，让我们再一次回想一下在别的联系中所提到的加缪与萨特的讨论。具体地说，加缪在多大程度上与海德格尔相一致，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重要的东西仅仅是：他激烈地不愿意成为无历史的或甚至反历史的，但他同时又以“超历史”的名义去论证他从现实历史中所作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退却，正如海德格尔利用“存在”的历史性去反对“存在者”的历史性。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存在主义内部有益的危机的标志，萨特和他的支持者们激烈地抗议加缪的观点。萨特说——正确地针对加缪——：“我们今天的自由无非是为了自由而选择斗争。那种说法中的荒谬观点简直表达了我们历史的条件中的荒谬的东西。”但是，对萨特的哲学研究来说无疑存在着的荒谬的东西——客观上——又可以回溯到抗议本身。这抗议出于我们时代的人的健全的生活本能，他不想参与由美国在准备着的世界大灾难，他实际上清楚地看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共产党在抵御这种战争威胁中的作用，因此，他看透了海德格尔、加缪的历史观点在其实际结果中的危险性，但暂时又未注意到，他在这里乃是利用荒谬的充满矛盾的存在主义的观点去反对彻底的存在主义的观点。因为他的争论中的全部荒谬的东西归结为：他对自由这一概念首先在正统的存在主义的意义上，然后却又——在同一个句子中——在现实历史的意义上加以使用。萨特作为思想家的命运将由此决定：他能够和愿意在什么方向上解决这“荒谬的东西”。
在海德格尔的暗送秋波的和故作诗意的长篇大论中隐藏着他的玩世主义。这种玩世主义在希特勒的前私人律师、法学家C·施密特那里完全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在现今国际法理论中他的思想笑料，我们已经引用过了。人们从那些论述中就可看出，施密特为美帝国主义服务正象他从前为希特勒服务一样地卖力。今天，他一如既往地荒谬、玩世主义和诡计多端。所以，他有充分的机会来接受恩惠，并在今天国际反动派的大本营和备战中完全发挥作用。但他也感觉到（或至少曾感觉到）需要“刷洗”他在希特勒时的罪恶。由于他——比海德格尔坚决得多地——想挽救他从前的一切侵略反动的勾当，以利于美国的将来（或也许是以利于新产生的独立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将来），所以对于他来说，合适的思想工具也是：隐瞒抵赖。
施密特在评论战争刚结束后卡尔·曼海姆的电台讲话时，对他在希特勒统治时所起的作用做了如此清白无辜的解释，在这个解释中，隐瞒抵赖中的玩世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性质，哲学上有权利最无耻地撒谎，这些对任何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明显的。施密特说：“深入到私人内心生活的久经考验的固定不变的传统始终是：最充分地准备着与任何合法的政府所规定的一切进行正确的合作。”他甚至无耻地责备一切敢于批评他在希特勒时期那类的所作所为的人的肤浅性：“如果只有在完全被理解的和被准许的公共生活的探照灯光中的东西才值得重视，如果还认为无条件的思想服从似乎已经进入这公共生活，那么，这十二年中的科学工作当然就不值得特殊重视！”（本书并没有忘记对施密特在希特勒时期的“科学活动”给予“特殊重视”。）当然，卡尔·施密特在希特勒时期的内心生活中所发生的东西仍然还隐藏着；施密特有时隐瞒抵赖，是为了谨慎地暗示：他也属于那些并不赞同希特勒的人。但是，历史的事实是：当时不用说共产主义者，就连象尼默勒、维歇特、尼基施等人都明确地反对纳粹主义，而施密特却把法哲学与国际法的原则用来为希特勒的行径（从1934年的大屠杀到德国军队践踏中立国）作辩护。
施密特本人感觉到，基尔克戈尔和海德格尔的主观主义的抽象性的隐瞒抵赖，在他的情况下并不令人信服地起作用。于是他还引用重要的——所谓的——历史上的类比。他谈到霍布斯：“霍布斯理解得要好得多。在又一个世纪的神学争执和欧洲内战之后，他的绝望比博丁的绝望要无限地更深入。霍布斯属于十七世纪那些彼此相互了解的伟大孤独者。他不仅理解现代巨形怪物[5]的多种性质，而且懂得如何与它打交道，并且当参与进这危险的题目时，使自己能被独立思考的个人所接受……他思索、谈论、撰写这些危险的事物时，总是处在精神的永恒的自由之中，总是处在良好的人身疵护之中，总是或者躲避或者处于悄然的隐居之中。”“小的”——但在哲学上和政治道德上都不是不重要的——区别是：霍布斯拥护当时的进步，而施密特拥护他那个时代的极端反动派。但在那个类比之中还包含更多的东西：施密特要献身于继续搞他在好斗的反动派的极端分子中的斗争活动。他想出那个类比，其用意是：正象对霍布斯来说，清除封建主义，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的集中的国家是由斯图亚特们还是由克伦威尔来实现，这是无所谓的，那么对他——卡尔·施密特——来说，垄断资本主义的绝对专政是由希特勒、艾森豪威尔还是由新产生的德国帝国主义来建立，这是无所谓的。
因此，象我们已经揭示的那样，他现在能够最好地概括出美国的对外政策，恰如他从前为希特勒阐述对外政策一样。因此，他今天为美国展示了或者孤立或者干涉这种进退两难的必然性：“矛盾产生于不可解决的空间发展问题，这问题包含着强迫性：或者找出向有限制的，即对自身之外的别的大区域加以承认的大区域的过渡，或者就是使迄今国际法上的战争转化成全球的世界内战。”因此，他今天出版了有关他的宠儿多诺索·科特斯的新旧文章。其中有些什么重要的东西呢？那就是在资产阶级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马克思主义抓住了从1848年到现在的历史发展与现代的联系，而资产阶级思想则与此相反，没有抓住。施密特总结形势说：“在连续性的意识中，有着共产主义的作者们对其他历史学家的重大的优势甚至垄断，这些其他的历史学家不认识1848年的事件，并由于这种无能而丧失了对当前事情的发言权。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非常狼狈。在一方面，他们反对压迫革命，因为他们不想当反动派，在另一方面，他们欢迎重建安宁和保障，视之为制度上的胜利。”现在事情取决于：打破共产主义的垄断，并推出“非社会主义的连续性”（这就是说，推出反革命的成果和传统）。施密特认为，适合于论证这种连续性的思想家正是多诺索·科特斯：“但是，重要的东西是准确的认识：正是绝对人道主义的假宗教打开了通向非人的恐怖的道路。这是新的认识，比梅斯特雷就革命、战争、流血所作的许多伟大名言还要深刻。与看到1848年恐怖的深渊的西班牙人相比较，梅斯特雷还是复辟旧制度的贵族，是十八世纪的延伸者和深化者。”施密特认为，现在从中产生出：“对世纪的解释的垄断包含着某种极为重要的东西，即自己力量的历史合法性，强权以及世界精神饶恕以它的名义所犯下的一切罪行。”
这样，多诺索·科特斯就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任意的、在将来建立的完全绝对的专政的祖先。多诺索“对反革命理论史的重大理论意义在于：他放弃了正统主义的论证，不再提出复辟的国家哲学，而是提出了专政的理论”。施密特如此地为这个前景欢欣鼓舞，以致于他放弃了隐瞒抵赖，公开地说出了使他的英雄变得如此具有不可抵挡的魅力的东西：“他对人们的鄙视不再有什么限度；他们的盲目的理智，他们的软弱的意志，他们对肉欲的可笑的热情，在他看来，似乎是如此卑鄙，一切人的语言中的一切的词都不足以表达出这些可鄙家伙的全部卑鄙。”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施密特与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反人类倾向的联系，以及他看待社会的人的理由：他是群众的由于仇恨而变成盲目的敌人，是反“群体化”的疯狂斗士。这里也表明，当施密特声称不同意希特勒的统治时，背后实际的东西是什么：他曾公开地把希特勒的社会鼓动（这种鼓动的欺骗性，他肯定看出来了）看作垄断资本主义的绝对专政的可鄙的假面具。对施密特来说，正象对史宾格勒、恩斯特·荣格尔和其他人来说，希特勒是“太民主了”，“太庸俗了”（当然，这种所谓的反对并不妨碍施密特充分投入他的精力来忠诚地在思想上为希特勒服务）。在今天，在社会鼓动和间接辩护破产之后，施密特当然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
隐瞒抵赖中的玩世主义自然而然地在西德的知识界中广为传播。它在恩斯特·封·萨洛蒙的《调查表》中得到了最公开的最集中的形式，《调查表》也许因此而成为畅销书。萨洛蒙也属于那些客观上帮助希特勒主义作准备，并对希特勒的统治有“保留”，因此在战后试图从思想上为他们的以往的观点作辩护的人。萨洛蒙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玩世主义，有利地区别于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恩斯特——荣格尔的玩世主义，因为他至少是坦率的，他不美化他的以往的感情。他想活过希特勒的统治，当然是在尽可能有利的物质条件下；他的所谓反对局限于：在极知心的人们中说出某些疑虑。因此在他那里，隐瞒抵赖具有护身的平实的性质，没有存在主义的神秘化：它是在纳粹统治条件下的简单的保护色。
恩斯特·荣格尔则与此相反。如我们所了解的，他的《工作者》与萨洛蒙的那些门外汉的文章相比，远为有力地促进了纳粹思想的产生。他一方面十分卖力地参与了希特勒的统治，即使多半只居点缀性的代表地位，另一方面事后又十分明确地强调他的“反对的”态度。但是，他的“反对的”态度同样属于贵族反对希特勒鼓动中的庸俗性的路线，并不反对希特勒鼓动的社会内容。他与施密特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为绝对专政而公开强调普鲁士容克世袭贵族的作用。此外，作为世界观的背景，他把神话和魔术作为新时期与十九世纪相区分的标志：“十九世纪的精神的特点在于：它忽略了合理性与深度的关系。它傲慢地认为，发展是在由它所规定的平面上进行的，在封闭的、由它所创造和控制的中庸之中进行的，它把中庸看作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觉醒一定会发生。觉醒发生的同时，合理性的根源得到了神话的基础。这在词语、形象、想象、甚至科学中可以得到证实。跟对应于人的比例和谦虚相比，它们都变得更为强有力。现在，神话中的形象在一系列可怕的战斗中进入了合理性的形象，并在火焰的光辉中显露出神话、梦想、夜间魔术的新世界。”因此，荣格尔加入了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施密特等思想家的行列，这些人作为希特勒的“反对派”向新的帝国主义提供了非理性主义的神话武器，并把自身提供为士兵。
我们曾强调萨洛蒙在前希特勒时期的局外人的态度。众所周知，他游荡在各种反动集团之间，参加过谋杀拉特瑙，参加过农民运动等等；他把参加农民运动称作“粗俗的玩笑”，这很说明他的虚无主义的玩世主义。他经历了希特勒上台前的危机，并看到在危机中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影响在增长；他的兄弟布鲁诺·封·萨洛蒙甚至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危机也迫使他本人去试图探讨马克思主义。当然，他并未达到真正的理解，甚至必然以否定马克思主义而告终，尽管萨洛蒙有时曾说（这又极能说明他的玩世主义）：“但在事业上，共产主义简直是正确的。”然而，这样一种认识对他的进一步的态度仍然没有任何影响，这同样表明了他的特点。
这样，他滑进了希特勒的统治，过着安宁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虽然纳粹的行径有时使他极为愤慨，他在本质上——甚至在内心中——仍然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在柏林迫害犹太人时，他向他的妻子谈到那种消极性，谈到避免任何反抗：“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得不到反响吗？不是的。那会糟得多。说真的，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完全不再能依靠我们自己而生活。”紧接着，他讲到在柏林经历的事件，并总结说：“我沿着选帝侯大坝走回家，极为紧张地思索着——谅必会有，谅必会有第三个解答。但如果没有第三个解答，那什么更好一些呢：愚蠢地行动或怯懦地行动？”
这种公开坦率的玩世主义有益地把萨洛蒙与荣格尔之流的浪漫神秘地膨胀的虚无主义区分开来。因此，他能够从希特勒时期的日常存在中描绘出生动的景象，并能够逼真地揭露美国的“解放者”的残暴和腐败。但是，《调查表》的核心是萨洛蒙信仰以往的玩世主义。当他和他的妻子在经过美国人的短期监禁之后获释时，在他们之间有过一次对话，这对话很能说明今天的情绪，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引用较大一部分。萨洛蒙对他的妻子说：“你安然无恙地脱险了！你没有原因来抱怨！与一切你所认识的人和你所不认识的几百万人比较起来，更没有什么原因来抱怨！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曾过着愉快的日子，伊勒，我们不要怨恨了，我们属于很少那些不应该有怨恨的人。”因此，萨洛蒙使自己也适应于新时期中的以往的态度。
但是，他的妻子伊勒的答复却更典型地更有力地表达出了实际的大量感受，这些感受是事后回忆性地总结了希特勒时期的事件。她说：“我必须告诉你某种可怕的东西！我可没有过愉快的日子！我知道，你一直认为主要的事情是我们脱险了。但我并没有脱险。我不再是当时与你结婚的那个女人了！在我身上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东西已经死掉了，他们把它弄死了。最近的十二年对我来说是可怕的。我一直克制自己不向你表露这一点。如果你愿意那样理解的话，那我们就曾过得很好，我们曾经天天生活得很好。”她讲到，他们俩人——萨洛蒙和她——如何确切地了解希特勒主义所干的一切可怕的东西，但是——为了不拿他们的富裕而相对安全的生活去孤注一掷——从来也不承认，从来也不想承认。现在，她总结她的由这一切而产生的道德：“我热爱生活，我想完全拥有生活，或者完全不要它！属于生活的还有尊严！不仅仅是脸、手臂和腿，而且是尊严！这十二年曾想夺去我的尊严！如果没有爱，那还叫什么生活？我曾想热爱白天、国家、我生活于其中的德国人，还有你和我！但我办不到。我必须学会鄙视一切；白天、国家、德国人，还有你和我！”
Ⅵ
当然，即使在伊勒那里，也没有对她的经历作出明确的结论。但是，她的感情爆发中所含有的具体的内容却不止于感情上的批评性的总结；它包含着——她所未意识到的一人们找到出路的可能性。几百万的伊勒——其中大多数象她一样未意识到地——在希特勒时期经历了类似的、常常艰难得多的事件，并在现在惊愕地看到在准备新的战争，看到新的法西斯主义在酝酿之中。自发的喊声“不要把我们算在内！”几乎表达了感情上的结果，即表达了萨洛蒙的伊勒所经历并在断断续续的话中所表达的东西。“不要把我们算在内！”这在广大群众中暂时地只表达了增长着的恐惧，即恐惧新的战争，为自己的生命而担心，为家属的生命而担心，为财产而担心，还害怕再一次侵犯和亵渎人的尊严和正直的人格。当然，在群众中——甚至大量地——出现了深刻得多的意识；有些人表达了意见与决心，他们准备作出一切牺牲，确保在德国决不再产生某种类似于希特勒统治的东西。尽管缓慢而又充满矛盾，但在群众中毕竟逐渐意识到这一事实：美国的冷战及其德国的代理部门阿登纳政府在——表面上——不同的、所谓对立的形式中多么起劲地在准备某种类似的东西。
这些呼声暂时地被“美国之声”所压倒，首先在西德，但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别的国家中。这种鼓动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已经详细地阐述了，我们也揭示了它的内在的空洞、空虚和欺骗性。但是，当然，尽管如此，这种鼓动的危险性却还是极大的。大量的受诱惑者、懦弱者、受吓唬者、弱者和消极被动者，思想和道德上受毒害者，仍然总是极多。但是，总的形势已经彻底改变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在大街上打出非理性主义的旗帜，毁灭理性。今天，理性从讲台、工作室或实验室走上大街，为了在群众面前、在群众的前列捍卫它的正义的事业。进步的世界观和捍卫理性所发起的战略进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特殊的新东西。
在1848年，对理性的毁灭就首次遇到了真正决定性的强大对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从1917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人民中发展成为世界观，而且也达到了更高的思想阶段，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党宣言》早就已经是世界文献中读者面最广、译本最多的著作之一。在1917年之后，除了广为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之外，还出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的传播。但是，1945年以后的时期还意味着一个质的变化。很少有这样的国家：在那里翻译和传播这些著作不是飞跃地发展。我们完全不必说到中国，不必说到一些新的人民共和国，也不必说到象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占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还有一些地区，在那里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力量还是比较弱小的，但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上的飞跃发展还是可以觉察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影响远远地越过了这些地区的边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只涉及思想方面。在此，必须断定：在这些国家中，不再仅仅涉及到翻译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且涉及到本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急速增长，涉及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去科学地研究本国的现状和历史，涉及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去进行反对反动派的斗争。
这种欣欣向荣的形势远远地克服了党派的界限。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领导性的进步知识界的吸引力日益增长。自然研究者们日益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能向他们提供怎样的帮助。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在苏联正是通过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而使科学本身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都达到了更高的阶段，情况就更是如此了。作家和艺术家在他们的艺术活动中越益感受到相同的东西。因此，苏联的发明和成就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中引起了如此激烈的反抗情绪（有关李森科的讨论）。因此，这类的讨论在“自由世界”中越益获得了克劳契科的性质。人们极少谈论问题本身，而大谈所谓“持不同政见的”学者们和艺术家们在苏联所遭受的迫害，企图以此阻挡进步的科学和艺术的越益不可阻挡的吸引力。确定无疑，在克劳契科的过程中，必不可避地总是会产生一些事故，要充分地向一切代理人指出造谣和诽谤的全部可能性，这在技术上似乎是不可能的。例如，不久前对一位参议员威利来说，产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他以自由思想的名义，并以高贵的愤慨，捍卫受斯大林迫害的“语言学家阿拉克萨耶夫”的支持者们，而显然不了解这位阿拉克萨耶夫乃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代的臭名昭著的反动的将军和政客，显然不了解斯大林之所以提到他的名字和他的方法，是为了使那些阻碍科学讨论的自由的人受到相应的鄙视。
在积极地捍卫理性的过程中，另一个新的因素是和平运动。对和平运动，我们在这里也仅从我们的问题的角度去考察：毁灭或重建理性。很清楚，正如从前希特勒时期一样，今天的备战也是毁灭理性的巨大社会力量，它的思想战场在今天就是冷战。冷战意味着在全世界的人民中散布沉闷的宿命论，散布惊慌，散布折磨人的恐惧。一位无疑有资格的证人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说：“我们时代的悲剧是普遍的、支配整个世界的恐惧。我们在内心承受这恐惧已经如此长久，以致我们对它甚至已能忍受。不再有思想问题，只还有一个疑问：什么时候我被炸得粉身碎骨？”德国作家楚克迈尔说出了类似的话：“当前世界形势的现实究竟是什么？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它是一场恶梦。我相信，世界各地一切今天活着的人的百分之九十不希望那种看来恐吓性的东西。然而，他们必须允许它产生，因为没有采取相反行动的可能性，正如人们在恶梦中知道，人们在做梦，人们梦见了凶事，人们受到恶魔的折磨和压迫，却不能摆脱恶魔，不能活动，不能喊，不能醒过来。”
只要美国相信还能把持对原子弹的垄断，那么，那种恐惧、那种恶梦就是冷战的主要思想武器。即使现在别的话题——欺骗性的橄榄枝，“解放”受社会主义“压迫”的人民，等等——也加入进来，激起那种惊慌之感在今天仍然是冷战的重要恩想武器（人们想一下科利尔的杂志专刊）。恐吓群众——甚至恐吓政府——在今天仍属于这种战略的本质；但是，在今天，恐吓不再象1914年那样是晴天霹雳，而是由宿命论地折磨人的意志和理智，由持续保持紧张的恐慌来构成它的战术上的准备。
然而，新的局面是：群众的反抗已经与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反抗完全不同。每一个人都知道六亿人和平签名运动这个事实。我们仍然只从我们的问题的角度来考察它。和平运动本身不分世界观，在政治、哲学、宗教的信念上不分界限。基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牧师、教徒以及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中立主义者等等，在这方面都与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合作。尽管和平运动内部很少有“一致性”，但是，它的单纯的存在，它的发展，它的具体化，都包含着提出和回答重要的世界观问题：拥护或反对理性。当然，在新的统一的内部，问题和答案在不同的个人或集团那里是极不相同的，常常是完全对立的。这些分歧之中的重要的共同的原则恰恰是：捍卫人的理性，并且不仅仅捍卫它的存在，而且正是捍卫它在历史中的作用与效力（我们都是这历史的或多或少的积极的参与者）。
和平运动的初期在过去和现在总是感情上自发的，这最清楚地表现在西德的“不要把我们算在内”这一运动中；还有，五亿人签名响应斯德哥尔摩的号召反对原子战争，在本质上表
明了群众对预谋的罪行的强大抗议。然而，这种自发的群众性的爆发行为从性质上与过去的相区别。对它的情况仅仅从量上去加以估计，这是错误的，因为群众反战情绪的增长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某种性质上的新东西。如果我们考虑到爆发的时刻，那么，重要的新的特征就特别明确地表现出来。在过去，群众的反战情绪大多数处在战争的第三年或第四年，常常是严重失败的付产品，几乎总是直接由战时经济的沉重负担所引起的。然而在今天，群众运动在战前就爆发了，即使是在冷战期间；因此，群众运动具有预防的性质，它远非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作出单纯的反应。这就已经使运动脱离单纯自发性或感情的范围。在任何的努力预防之中，都包含着要合理地有意识地支配未来事件的强大因素。所以，在这种自发性中，积累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它表明了根本性的新面貌：在自发性之中的理性的面貌。
世界和平运动的副主席皮特罗·内尼，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在和平组织的第二次大的行动，即六亿人签名要求五强国订立协议与斯德哥尔摩号召之间的重要区别：道路已经从自发性走向有意识性，从感情走向有意识地运用理性，而且是在很具体的、对任何个人与人类的生活有决定性影响的任务之中。这里产生的合理的认识是双重的认识：认识客观的任务，认识自已在实现客观任务中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双重性表明：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人的理性——如果人类不应该灭亡的话——必须对事件掌握主动，它既不可以让事件放任自流，也不可以让罪恶的意图参与进去。
个人之间的这种联系所达到的程度与所具有的主观意识，是极不相同的，但在这里不是决定性的。六亿人签名中所具有的客观上可觉察的明显意义才是重要的。由于和平运动越来越具体地保卫和平（识别侵略，捍卫民族的独立，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谈判作为方法等等），它也就越益走向越来越广泛的普遍化，越益诉诸于独立的——不为欺骗性的宣传所左右的——判断力，诉诸于许多亿人的理性。
这种理智化与理性主义不仅不会使群众感到恐惧，相反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人们想一下，很少一些资产阶级的理性捍卫者，在法西斯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兴风作浪的时期，如何因他们的理性主义而加以辩护，或者不得不表现为孤独的奇特古怪的怪人）。重建理性和保卫和平——这两者是不可分的——的运动掌握了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各阶层的越来越广泛的人们走到一起，联合起来，共同进军——当然，不是说甚至出现了世界观上“相一致”的思想。
和平运动的实际目的和前景，我们在此不加讨论。但是，它的单纯的存在就对人的思维具有世界史的意义：群众运动性的保卫理性。在一个世纪的非理性主义的统治之后，对理性的捍卫和对被毁灭的理性的重建，终于在群众中开始了它的胜利进军。正如和平运动在政治上旨在把数量上很少的、但今天仍有决定性影响的垄断资本家、军国主义分子、实际的和思想上的战争罪犯的集团与群众分别开，使之孤立，因而宣判它的虚弱本质，那么，在思想上就要表明这样一种倾向：使任何一种反理性的反人道的颓废的非理性主义理论的炮制者对人民的思维和感受不起作用。能使丹尼斯·德罗格蒙特抱怨他那一伙人的没有影响，这是远远不够的；只要有关匪徒的电影和雇佣文学还在钻空子，那么，那个伟大任务就不能被看作是完成了的。
群众为理性而造反，这对惊惶失措于“群体化”，对与此紧密相关的非理性主义来说，在今天构成了巨大的对立面。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造反乃是回击了希特勒的反理性地放纵本能的暴乱。它是一场复仇战，而且还能把预谋之中的将来的希特勒式的暴行消灭在萌芽之中。
斯大林曾对和平运动所能达到的限度作了清楚的规定。由于它的目标并不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它也就不能消除战争的根源。它的斗争针对着具体地准备着的战争，它能很有成效地阻止这类战争。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懂得，在哲学上，在理性和反理性，在唯物辩证法和非理性主义之间的重大决战，自从这一斗争早已变成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之后，也只有随着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随着推翻资本主义，随着建立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最终的胜利。不言而喻，这一切完全在和平运动的目标之外。因此，在和平运动中如此强有力的恢复理性、重建理性的努力也就在思想上不能产生出最后的决战。但是，这完全不减少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它以六亿人的进军而拉开了战幕，它还要动员更多的人，它是群众第一次大起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丧失理智的冒险勾当。为理性而战的群众，宣布了他们的上街游行的权利，宣布了他们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权利。他们将不再放弃这种权利，不放弃在他们自己的事业和人类的事业中运用理性，不放弃在合理的引导的世界中而不是在战争冒险的混乱中生活的权利。
布达佩斯，1953年1月
[1] 卢卡奇的引用到此为止。——译者
[2] 德文为gemeint，英文为meant。国内有的研究者误认作gemein。——译者
[3] 原文为Krawtschenko，苏联人名。
[4] 迪多（Dido)：传说中的迦太基的女王和建国者。——译者
[5] 指国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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