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理性的毀灭（1952）

第七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Ⅰ 十八世纪种族主义的发端
Ⅱ 哥比诺与种族主义的创立
Ⅲ 社会达尔文主义（龚普劳维茨、拉村荷夫尔、沃尔特曼）
Ⅳ H·S · 张伯伦是现代种族主义的奠基人
Ⅴ“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作为德国帝国主义哲学在煽动性宣传上的综合


I
十八世纪种族主义的发端


　　生物学主义经常都是哲学和社会学里的反动世界观的基础。这一点当然与作为科学的生物学毫不相干。这勿宁是阶级斗争的条件造成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为了支持其反动倾向又把一些假生物学概念、假生物学方法制造成为适合于反对进步观念的斗争工具。这样一种把捏造和歪曲了的生物学概念应用于哲学和社会学中去的手法，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视环境不同，或者以素朴的形式，或者以巧妙的形式，因时而异。但是，利用有机体同社会和国家的类似性，却从来就具有，而决非出于偶然地具有这样一种倾向；硬要证明当时既存的社会结构是“合乎自然的”；这种倾向早在古代轶事式的美内纽斯·阿格里帕神话中就看得很清楚了。在反对法兰西革命的反动斗争中，同有机体类比的手法获得了一种新的样式。在布尔克那里已经就是这样，他拿有机体来同国家比较的时候，不仅比静止的状态，而且比动力的发展，于是只有“有机的生长”，也就是说：只有得到统治阶级同意的那些渐进的和微小的改革所造成的变化才算是“合乎自然的”，而一切革命变革就都具有应该谴责的“违反自然的”性质。这种观点在反动的德国浪漫主义（萨维格尼和历史法学派等）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种特别广泛的形式。他们把“有机的生长”同“机械的造作”对立起来。这是给“生长起来的”封建特权作辩护，以反对法兰西革命的实践，反对在法兰西革命实践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谴责为机械的、知识的、抽象的。
　　这个通过法兰西革命才特别尖锐化了的对立具有深远的渊源。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争取一切人的平等（就是说为他们资产阶级的、法理形式的平等权利），并且激烈批评既存的封建特权、封建的国民等级不平等。而由于在这个斗争尖锐化的时候贵族的统治已经在经济上如同在政治上一样发生了动摇，因而他们丧失了他们中古时期的实际社会作用，并且越来越变成纯粹的寄生动物，所以在贵族中就必然产生一种需要，要求从意识形态上为贵族特权作辩护。
　　种族主义就是从这些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贵族的理论家们在辩护人与人的等级不平等时所用的论据是，等级不平等只不过是人种之间种族之间天然存在的不平等的一种法理上的表述，因此没有任何典章制度可以消除这个“天然事实”而不危害人的最高价值。早在十八世纪初年，布兰维耶侯爵就写过一本书，他在那本书里企图证明法国的贵族所代表的是从事统治的古老的法兰克种族的子孙，而其余的居民则是被统治的高卢人的后裔。[1]因此认为有两个性质不同的种族互相对立着，要想保持法兰克族的优越性。人们只能把文明从世界上消灭掉。十八世纪的著作家已经对这种论点进行了激烈的反驳。比如杜鲍就是其中的一个，他（1734）声明法兰克人征服法国之说是一种无稽之谈。[2]
　　这一论战在法兰西大革命时期出现了特别尖锐的形式。沃尔奈在他所著《废墟》一书中嘲笑了把贵族说成是一种高贵的纯洁的种族的提法。他讽刺地指出，一大部分现在的贵族都是些暴发户，出身于原来的商人、手工业者等等，他们的贵族身分是他们用现金从君主那里购买来的，因而他们就“种族”来说都是纯粹的平民[3]。而且，大革命初期法国市民阶级的主要理论家席埃，根本就反对以征服为根据提出法权要求。他说，第三等级“只需要回顾一下征服以前的那些年代就够了，而且由于它今天已经强大到足以不被征服的地步，毫无疑问，它的抵抗将更加有效。那么为什么它不把所有这些胆敢愚蠢地硬说自己是征服者的后裔并继承了征服者的权利的家族，统统送回法兰克森林里去呢？”[4]

Ⅱ
哥比诺与种族主义的创立


　　所以种族主义，就其最初的原始形式而言，早在法兰西大革命时代就已经被科学地驳倒了。然而由于它背后的阶级力量并没随同大革命而消失，由于反对民主的斗争在继续进行并且取得越来越新的形式，它必然重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复活起来。种族主义的进一步变化都是受阶级斗争规定着的，怎么变化，一方面决定于封建或半封建的反动派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困难重重的发展中所取得的大大小小的势力，一方面决定于反动的、已经变为反民主了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反动资产阶级需要在政治上依靠封建时代的残余并且因而需要吸取封建意识形态中的成分。因此，就出现了上面已经谈到的那形形色色的“有机的”学说，特别在德国。
　　不过十九世纪上半期，种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始终没产生什么了不起的影响。它当年的倡导者们今天已完全被人遗忘，只到法西斯的“学者”们出世，才慢慢把他们捧出来当作祖宗。比如说，马德堡大学有个名叫卡尔·沃尔格拉夫（Vollgrad）的教授，在1855年出版过一部种族主义的著作，而今天在最完备的参考书目里也几乎找不到他的名字了。原因在这里：德国的反动势力，即使在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其发展方式也还没有产生从种族上为贵族特权作辩护的需要。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5]的妥协，保证了普鲁士容克贵族在德国的政治统治地位，因为他是要在并不产生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条件下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封建容克们并没受到什么严重危害，非求助于他们的种族优越性不可。
　　可是与上述那本差不多同时出版的一本书，却把种族思想在世界范围里提到了日益显著的地位，那就是哥比诺所著的《人种的不平等》。这本书也是在一个反动时期，即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写成的，但它问世时的环境却与德国同类著作的大不相同。在德国，容克贵族毫无争论地享有政治上的实力地位，并且德国的资本主义化只能在不危害他们的利益的情况下得到推行。而在法国，第二帝国的反动派使曾在革命危机时期作为“秩序派”的一个分支促成拿破仑上台的合法主义封建集团深感失望。他们中间比较有头脑的人，同时从革命中另外还懂得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的矛盾。因此，封建的种族思想的重新抬头，就有了可能，而从长时期来看，哥比诺恰恰是这种封建种族思想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当然，最初他的影响就连在法国也是微不足道的。他在写给陶盖伟勒（Tocqueville）的信中也抱怨，他的书在法国是寂然无用，只在美国才有实际影响。陶盖伟勒尽管同哥比诺有私人交谊，却并不同意他的书，而提醒他注意说：他的书所以在美国有些实际影响，那是因为它迎合了南部奴隶主的利益。[6]但是，现代种族主义的这个首次的较大的影响，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看来，意义却非常重大。这是因为，尽管哥比诺个人的出发点是封建贵族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考虑，他毕竟不能不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生活和发表他的高见，在那里，贵族想恢复其世袭的当年地位的愿望早已变成反动的梦想，而资产阶级抵制日益奋起的无产阶级的自卫斗争则取得了中心位置（1848年6月战役）。而且，美国南部的大庄园主虽然是以奴隶主的形式进行剥削，但他们恰恰就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家、基本原料生产者。可见，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条件下，种族主义只有成为反动资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理论的时候，才能真正复活起来。一般的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象我们说过的从谢林起经过叔本华到尼采等等那样，当初走过的这样一条资产阶级化的老道路，从哥比诺到卢森堡的种族学说也是不能不走的。
　　哥比诺的出发点和主要倾向是进行反对民主和反对“非科学的”“违反自然的”人类平等观念的斗争。这一点，陶盖伟勒在初次读过他的书以后就马上提出了批评，指出假如照哥比诺的说法，那么历史上一切罪恶该是都出自这种平等观念的了；说他的书是从一种普遍的倦于革命的情调中产生的，所以是反动的。说它的作用是一种宿命论的作用，是给病人服用的鸦片。是的，陶盖伟勒有时还指明，哥比诺的种族主义同基督教、同天主教是不可调和的，这一点特别使陶盖伟勒不痛快。[7]
　　著名的温和自由派历史学家陶盖伟勒，在这些论断里正确揭示了哥比诺的明确的政治世界观的特性。从这些论断里就已经可以看出，哥比诺是种族主义史上的一个过渡人物：一方面，他给旧的封建的反动的关于人类“合乎自然的”不平等的论调换上了一种新的“时髦的”亦即半资产阶级的形式。不过另一方面，他还没有可能把种族主义的这种现代化、这种资产阶级化进行到底。不错，他摆出一幅自然科学家的姿态；标榜自然科学家的“高贵的无党派性”；然而无党派性马上就暴露了它的反革命面目。比如哥比诺写道：“在它的眼里（它是指自然科学知识——卢卡奇注），叛逆将只不过是一种迫不及待的野心勃勃的害群之马而已。蒂莫列翁（Timoleon）只是一个刺客，罗伯斯比尔只是一个万恶的罪犯。”[8]
　　哥比诺的整个著作里自始至终显露出自吹的“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封建反动的诽谤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他是一个斗争性很强的反动派，他的种族主义是一种反对民主的斗争理论。所以在他看来，承认人的平等，那只是杂种交配、血统不纯带来的一种病征。在“正常时代”里，不平等总是被承认是理所当然的。“一旦国家的大多数公民的血管里注入了混杂的血液，他们就由于他们人数众多而感到自己有义务去把只对他们有效的真理宣布为普遍有效的真理，硬说一切人都是平等的。”[9]
　　不过他并不能把他这个斗争路线加以具体化，并不能给他学说的信徒们指出斗争目标乃至斗争方法。他只描绘了一幅因血统混杂而文化必然没落的宿命论前景：“就地球上说，原来的白种人已经绝灭了……因而今天的白种人多数只是杂种”。[10]如果这个混血过程进行到底，那么出现的将是一个“向虚无中堕落。……各民族，人民群众也一样，被压抑得昏迷欲睡之后，就从此呆板地生活在他们的虚无之中，活象站立在蓬丁沼泽的死水洼子里慢慢反刍的水牛。……使我们悲伤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迫使我们屈辱地坐以待毙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如操左券的气氛”。[11]
　　这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是哥比诺同他的重要追随者，同张伯伦和希特勒、卢森堡的主要区别之点。在他信徒们的手里，种族主义越来越成了一种战斗性的主动性的反动的宣传谬论的工具，而且这种反动的宣传谬论也同样越来越打破了反动派的古老封建框框，成为反动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蒙昧主义思想。当然，我们同时不可忘记，哥比诺的种族学说中的悲观主义成分，在一定意义上，他的追随者们都给保存下来了，比如，发展永远意味着变坏这一观点（种族混杂必然是人种败坏）就是这样。因此，后来的种族主义里的积极精神（Aktivismus）是从同哥比诺那里一样的悲观的反发展的认识基础上滋长出来的。不同的只是原来的宿命论换上了一种出于绝望铤而走险的积极精神。这种转变倒是把哥比诺还不曾有过的下述两个环节突出出来了：第一，一种所谓叛逆性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煽动成了积极主动的基础（哥比诺固然对纯粹资本主义文化也抱有深切的反感，但他这种反感在内容上始终是封建的，形式上始终是美感的宿命的）；第二，在以后的种族主义里，同这个转变平行着，出现了一种摆脱基督教封建的反动思想和进一步——同样具有煽动性——向广大群众之日益疏远宗教表示让步的倾向。（我们将会看到，就在这一点上，也象在许多别的问题上一样，张伯伦是哥比诺和卢森堡之间的过渡人物。）
　　这些区别不是受私人品格所制约而是为历史所决定的。现代的社会煽动谬论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才出现的。它的最初的——原始的和暂时的——表现形式，（从1878年）起在德国是施托克尔的反犹太人主义，(1886——1889年）在法国是布郎杰（Bourlauger）主义；至于在奥地利，吕盖儿发动的那个曾经对青年时期希特勒发生过直接影响的、社会基督教的反犹太宣传运动等等，则已经是它比较发展了的表现形式。而到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后，它根本就再也离不开议事日程了。希特勒运动只不过是它的最发展了的、最丧良心的、最有成果的一个变种而已。
　　但是要出现这样的变种，就必须有一个与哥比诺时代所有的大不相同的阶级对立尖锐化。首先是，广大群众对资产阶级民主中的矛盾感到更为深刻得多的震惊，广大群众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指出的道路感到深深的失望，等等。种族主义的社会煽动谬论，按其实质来说是贵族的反动的反民主的，现在却不再回顾过去，直接把封建时代说成是一个应该予以复辟的理想状态，而勿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指向将来的学说了。在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封建贵族反对派还非常公开地表明自己是封建的，带有过去时代的面貌。而且，对拿破仑家族政权大感失望的劳动群众，在从1848年革命失败的麻痹中苏醒过来之后，在从十二月党人（Dezembermänner）煽动影响下解放出来之后，是越来越强烈地向左发展，以恢复民主甚至重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作为方向的。在这个形势之下，哥比诺就形成了他那些思想特征，尤其是他的宿命论的悲观主义。坚决拒不承认民主有任何发展前景，拼命固守着一去不复返了的封建不平等，那就不可能出现别的结果，只能产生这样的一种宿命的没落情调。
　　这样，哥比诺在种族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就由下列因素确定下来了。他是在长期间歇之后，作为第一个人，重新把种族思想带进广大知识分子圈子并使之至少在没落知识分子中间再度时髦起来的。其次，他还创立了后来经过张伯伦到希特勒手里变得十分盛行的那种武断的方法，那就是，混合所谓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和高度神秘的说教，在一种完全武断的气氛里，在没有解决和不能解决的矛盾混成一团的气氛里，把古老的封建的种族主义调配得可以为现代读者所接受，使之合乎现代读者的口胃。
　　老的种族主义非常简单，简单到人们几乎根本不能说它是一种学说；它的论据是，任何人都知谁是一个贵族。作为贵族他恰恰就是出身于纯粹种族的，出身于高级种族的（与高卢的克尔特平民相对立的法兰克人）。现代化了的种族主义，面对着科学的发展，已不再能坚持得住这样极端简单的立场。它必须采取战术上的退却。首先，现在不存在，从来也没存在过任何纯粹的种族（至少自有历史以来），这一点可以说是现代科学里的一个公认的事实。第二，同样众所周知并且普遍承认的事实是，区别不同种族的客观标志是极少极少的，而且一旦讨论到某一个历史民族、某一个民族国家甚至某一个个体的种族使命的时候，这些普遍标志就完全不顶用了。
　　所以种族主义，如果作为解释历史的论据，那是完蛋了的。哥比诺的对反动思想的发展的“功劳”在于，他给后来在希特勒主义中达到登峰造极的那一次种族学说复活开辟了道路。在种族主义的第一个难题、种族纯洁性的理论问题上，清清楚楚哥比诺是一个过渡人物。他选择的道路是纯粹直觉的、非理性主义的历史神话的道路，当然也还使用一些始终完全抽象的假自然科学词句。这就是说，他大编其历史神话，他在所谓种族基础上虚构了一套新的世界历史，而与此同时，他十分幼稚地、以封建贵族传统为依据地把种族、种族混杂等等一概当成完全弄清楚了的、根本无需再去分析和说明的东西对待。（就这些倾向来说，他倒是同当时法国的许多同属假自然科学的社会学家不谋而合，他们同样大谈种族，仿佛这个概念的内容和范围都是些在科学上已经规定和可以规定的东西似的；当然，他的这些同时代人，没有一个曾把种族主义放到方法论里这样独一无二的中心地位上的。在泰因、莱南他们那里，这个同样含糊而不科学的种族概念，只不过是他们解释说明时使用的许多理由根据中的一个。）
　　哥比诺理论的那种既是假科学的又是直觉主义的明确性，对于他所以能产生影响来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因素；当然对于他的影响之十分有限来说，也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后期那些自觉的、好战的、为法西斯主义作准备的种族理论家们，也都觉得哥比诺的这种有目共睹的非科学性很不体面。所以张伯伦尽管从哥比诺那里不声不响地接受了很多东西，对于他的著作却坚决拒绝，批评他一点也不懂自然科学。张伯伦写道：“一种可以认真接受的有用的种族主义，既不能根据讲述闪姆、哈姆和雅弗[12]的神话，也不能根据哪怕十分有趣的直觉和骇人听闻的假设，而只能建筑在深刻而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上。”[13]这段批评也显示了这样一方面的对立：哥比诺作为正统的天主教信徒拼命要使他在种族学说上虚构的历史同旧约互相唱和，而张伯伦则早已认为旧约是犹太人的杜撰。
　　种族纯洁是哥比诺怎么也不能不提出来的问题。不过在他看来，种族纯洁乃是一个从来不曾完全实现过的理想状态。他详细论述道：“如果以为我们认为任何血统混杂都是坏事，那就不对了。假如三大基本人种始终是互相严格分开来的，从来没有彼此联系过，那么毫无疑问，优越性一定是永远在白色人种这个最美的分支这一边，而黑色人种和黄色人种一定是永生永世连白色人种的最最渺小的民族都赶不上。可是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历史上从来没曾有过。只有当我们想到我们白种人中血统混杂得最轻的那些集团的不容争辩的优越性的时候，我们才能对这种理想状态作一点想象。……无论如何，有史以来，人类各种族就是生活在血统混杂的状态里的。”[14]
　　哥比诺由于不得不这样承认他当时的科学发展，于是搞出他的一套历史神秘。他确实不知道什么是种族，他不能规定种族的标志，但他知道就其历史来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些民族都是血统混杂的结果——，他也“知道”得非常清楚，在什么时候、怎么样、到什么程度，种族混杂有好处，在什么时候，怎么样，混杂到什么程度就有祸患。在这里复述哥比诺那些混乱的荒唐的历史穿凿，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我们也无意于在这里进行驳斥。我们只引用一个例子来表明他的方法的离奇（Abenteuerlichkeit）。哥比诺公然主张艺术的产生不管在哪里都是同黑色人种混血的结果。他诚然也说叙事诗是“雅利安人种各民族”的一大特长，但他补充道：“即便在这个种族分支里，也只有那些不是完全没同黑人混血的民族，其叙事诗才发展到能发出火焰与光辉。”他进一步阐述他这个命题的论据道：“黑人具有……一种非常高度的感性天赋，没有这种感性天赋任何艺术是不能设想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精神才能，他们就不能把艺术发展到精湛的地步……。要想他们的天赋开花结果，他们就必须同一个天赋不同的种族结合。”[15]
　　我们由此可见，哥比诺认为，同低级种族发生血统混杂（而黑人在他看来是最低级的种族），是对任何文化而言都极端不幸的事情；他认为我们大家早都知道的象圣经启示录里所描绘的那幅注定没落的世界前景，正是这种杂种交配的后果。另一方面而且与之同时，他又宣布，艺术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只有同据说最低级的种族——黑人混杂了血统之后才能产生。一方面我们听说，荷马的或斯堪的那维亚传说中的“纯种”英雄们“比起当今时代的百倍混杂了的种族”[16]要高明得多。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听说，伊利亚斯和爱达[17]只能是同黑人混血之后的产品。而哥比诺当然“知道”得非常清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样、达到什么程度的一次种族混杂会使文化发展到登峰造极，而另外在什么时间、地点、方式和程度上发生的种族混杂会使某一文化归于毁灭。
　　只用这一个例子来表明哥比诺的方法中显著的矛盾和武断，就足够足够了。可是下述问题上他的矛盾和武断就暴露得更加明显：他，一方面，为了不同基督教发生矛盾，不得不承认人类出身于一个统一的血统，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有的地方承认人类的统一血统，在有的地方就避而不作决定，而在另外的地方又干脆采用圣经所载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姆、哈姆和雅弗的三大血统说。另一方面，他又不管他的学说是否同上述统一血统说发生不可解决的矛盾，就迳直地以各种族在生理和心理上有原则和质的不同为根据来建立他的整个学说。作为这种原则不同的学说的倡导者因而如上所述受到美国南部各州奴隶主的热烈欢迎的哥比诺，曾经比如说宣布小亚细亚的原始民族原则上没有能力接受文明：“他们是不能开化的，因为他们缺乏开化所必需的理解力……人们必须满足于驱使它的成员象活机器一样从事一些有用的工作；”[18]但是哥比诺自己也意识到；天主教教会是要求向全人类普遍传布的，因而一定承认一切人都有能力成为基督徒。然而从这里他却并不推出各种族一律平等、并无不同的结论，反而说“因此在讨论我的问题的时候人们必须把基督教撇开除外”。[19]谈着，又是一方面哥比诺认为基督教是文化的最高表现，一切人不论属于哪个种族都同样有能力参与这种最高文化；而另一方面并且与之同时，他主张一切低级种族原则上是不能开化的，只合乎作为奴隶、作为活机器、作为牲畜替高级种族效劳。
　　在这类论点上，哥比诺表明自己比起现代的种族主义代表人物落后，并且事实上遭到他们的拒绝。通过这种对立，现代种族主义的那些极端野蛮的性质就完全清楚地暴露出来了。近代思想发展的一切成果，如何被现代种族主义贬抑为一种为帝国主义目标服务而至今还未曾存在过的蒙昧主义的工具，就一目了然了。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反对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在自由和进步的名义下进行的，而到了帝国主义的种族学说代表们手里，宗教批判却变成了最极端的反动派的一种工具。恰恰是基督教因之而具有历史进步性质的那一条原则，即，承认——哪怕还是十分抽象地——（在上帝面前）一切人一律平等这一论点，遭受到现代种族理论家们疯狂的谴责。哥比诺在他们眼里是落后的，因为他在这里还企图来个妥协，而陶盖伟勒把他这个妥协视为一种伪善当然那是对的。较后期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代表人物们实际上把同基督教的这个裂痕彻底扯开了。
　　虽然哥比诺这样落后，从他那里承继过来的遗产却比他的后继者们自己承认的要多得多。首先，从他开始才第一次出现一本以种族主义为根据的真起作用的、假科学的小册子，来诽谤民主和反对平等。其次，他的书是第一个深谋远虑的尝试，想利用种族主义来重新编造全部世界历史，这就是说，它企图把一切历史危机，一切社会冲突和差别，统统归结为种族问题。这些做法实际上意味着他认为：社会结构的任何改变都是“违反自然的”，都是导致人类毁灭的，因而都不可能是一种进步。哥比诺关于这种出发点的理想状态，说过这样一段话：“已经确定了的是，任何社会秩序都是建立在各自代表一个变种的大原始种族上的，它们是：一，贵族，这是战胜者种族的相当逼真的复本；二，市民，是由接近于主要种族的那些混血儿组成的；三，平民，他们是被奴役的或者至少是在非常受压迫的地位上生活的人，他们所隶属的种族之所以成了低级种族，在南方是因为同黑人，在北方是因为同芬兰人混杂了血统。”[20]我们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欧洲的宗法制度中才能窥见其更概的这种理想形式，只有阿利安人曾经实现过，但绝无仅有。闪姆人（犹太人）都从来没曾达到这样的高度。哥比诺的这种专门向后看的思想倾向，后期的种族主义没有继承下来；然而后期种族主义的所谓未来前景，也只不过是用帝国主义一切可怕手段复活了的古老野蛮状态。因此，后期的种族主义者尽管为了在帝国主义时期便于进一步发展反动倾向而拒绝了一些东西，他们在很多方面却是同现代种族主义奠基人站立在同一个基地上。
　　哥比诺在给历史创立种族主义的方法论的时候，也还创造了某些在后期发展中被保存下来的东西。既然强调人的原则不平等，那就必然要否定人类这个概念，而随同人类这个概念的消失，于是近代科学的最高成就，即人类是统一的规律的发展着的这一思想也就消失了。当然攻击这种思想的意见，是早就有的。大家也都熟知，即便不是有种族主义作基础，人类统一发展的想法也一样地可能遭到摧残（我们想一想史宾格勒的所作所为就明白了）。不过，种族主义在最近的反动思想史里还是有它的重要意义，因为当种族主义否认世界历史的时候它是把一切主要攻击矛头都集中指向着理性的，这就是说，否认统一的人类历史就意味着同时否认人的平等，否认进步和否认理性。在哥比诺看来，世界上只有白色人种的一部历史；这个反动思想竟在后期种族学说中成了一批持久的财产。哥比诺说：“在东方世界里，连续不断的种族斗争只发生于雅利安人种为一方和黑色与黄色人种为另一方这两大力量之间。不消说，凡是只有黑色人种彼此奋战的地方，或者，凡是黄色人种在它们自己的范围之内互相较量的地方，再或者，凡是黑色和黄色混血儿彼此斗争的地方，在那里历史是不可能的。这类的斗争，正如引起这类斗争的那些非基督教的动力本身一样，基本上是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它们不曾产生过任何东西，没有遗留下任何对它们的回忆。……历史只产生于白色人种的相互接触之中。”[21]
　　这种历史观现在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并在种族主义中长期保存着的太古史“理论”。对于好多种族主义来说，各种不同的文化等级，不再意味着同一民族同一社会先后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勿宁是，每个文化等级都相应于一个特定的种族，并且它们联结成一个永恒的形而上学的谱系。某些种族永远是野蛮的，另外的种族则从来不曾经历过蒙昧或野蛮。所以在哥比诺看来，由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过渡，意味着两个种族的更替。他在论述白色人种时说道：“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白色人种从来不曾表现过象另外两个人种那样的原始状态。从第一天起（1）它就显示出自己是相当开化了的，它就具有了向一种优越状态发展的重要天赋，而正是这种优越状态后来在个别白人分支中得到了发展，创造出了各种文明形式。”哥比诺宣称，白色人种从一开始就是乘坐战车同他们的敌人战斗的，他们从一开始就会冶金、伐木和制革。“白人的原始种族懂得纺织他们穿用的衣料。他们所住的巨大的村庄，都用土制或石制的金字塔、方尖碑或坟山装饰点缀起来。他们已经驯养马匹……他们的财富是大群大群的公牛和母牛。”[22]不消说，象这样的文化是怎么产生的这类问题，哥比诺是连提也不想当作问题提出来的；他显然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已是杂种人的一种心理标志。大家不妨把前面引述的哥比诺关于小亚细亚原始民族不可开化所说的那一段话，同他对白色人种所说的这一番话，对照对照！
　　由此可见，哥比诺在历史科学的破坏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了。在他的观点里，除了显示出封建传统之外，还表现了欧洲殖民者在被认为“没有历史”和不可开化的“有色人种”面前感到的种族骄傲。当然，这样的历史编造，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必然要把雅利安人不仅说成是历史的顶峰，而且同时说成是历史的终点。对于哥比诺来说，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使他在几十年后即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交换期间那些同样抱有悲观主义见解的没落知识分子中间，一度享有很大的声誉；这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又使他在帝国主义种族学说的蒙昧主义变得活跃而好战并且转而坚决攻击人类文化的时候，成为无用的废物。

Ⅲ
社会达尔文主义
（龚普劳维茨、拉村荷夫尔、沃尔特受）


　　种族主义要想成为极端反动派的主导思想体系，必须蜕掉它那彰明昭著的封建画皮，换上“科学性”这样一套最时髦的外衣和面具。但是它这并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外衣更换。因为单纯的外衣更换，主要只表明新的种族主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阶级性质有了变化而已。当然，种族主义在它的最现代化的形式之下，也是替阶级特权作假生物学的辩护的。但是，现在所辩护的，已不再只是哥比诺所重点辩护的那个历史贵族，而勿宁一方面是欧洲人种对有色人种的特权（这个情况在哥比诺那里已经就出现了），以及日耳曼民族特别德意志民族在其他欧洲种族之中的特权（这是一种德意志称霸世界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阶级在各个民族国家之中的统治地位的权利主张，这也就是说，现在已不再是历史封建贵族的保持问题，而是一种“新贵族”的兴起问题了。
　　这种转变是逐渐准备起来的。差不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光，新种族主义才象终结时期的旧种族学说之找到哥比诺那样找到张伯伦这样一个头号理论家。
　　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种族主义的上述两大阶段之间的媒介，曾起过一种决定性的作用。达尔文学说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整个科学和世界观的发展上，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进步科学因达尔文的著作而受到了异常的促进，取得了异常的成果。任何地方，只要有真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努力接受和发展达尔文主要著作的真实内容，那里就出现了伟大的科学进步。所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里写道：“此外，我正在研究达尔文，他是非常卓绝的。目的论在这方面还没有破产，现在却破产了。证明自然界历史的发展，至今从没有作过这样大规模的尝试，而且从没有这样成功的。”[23]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里也表示过同样的看法：“这书虽是用粗率的英文发挥出来的，然而这是含有我们见解的自然史基础的书。”[24]
　　不过，达尔文的世界影响是在一社会科学普遍危机时期中出现的，而且它与这个普遍危机正相抵触。一般说来，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家都反对达尔文主义，特别反对它在哲学、世界观方面的结论，但同时也反对它的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成果。反动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斗争矛头，首先是指向发展学说，也就是说，恰恰指向着恩格斯正确地认为达尔文著作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进步的那个论点。所以资产阶级科学特别是资产阶级哲学的基本路线是一条反达尔文主义的路线。
　　这种情况却并不妨碍已经变成口头禅了的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界里暂时取得未可小视的地位。马克思在批评F·A·朗格的一本书时严厉批评了社会科学界里这种新兴的倾向：“朗格先生作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他把全部历史仅仅归纳为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这么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起来就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些说，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在历史上、在各种特定的形式下表现出来的《struggle for life》，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struggle for life》这句空话，并且把这句空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善于夸耀的、假冒科学的、大言不惭的愚昧无知者和思想懒汉来说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25]
　　让我们极其简单地回顾一下社会学里的所谓达尔文主义产生时的一般条件，古典的经济学由于阶级斗争特别是英国的阶级斗争已经解体了。它变成庸俗的经济学之后，其后果就不局限于狭义的经济学了。社会学恰恰在这个时候脱离经济学并且经过这次脱离而建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不是偶然的。（至于说在孔德那里，这次脱离是脱离圣西门的空想主义，这一点并不根本改变我们所说的上述情况；孔德也像后来英国的斯宾塞一样使社会学摆脱了经济学基础。）新的社会学，放弃了它在方法论上必需的经济学基础，就在自然科学里找到了它的所谓客观性和规律性的依据（Fundament）。不言而喻，社会学从化学、生物学与自然科学中寻求依据，只能采取上述马克思评论朗格和达尔文时指出的那样办法，即，根据自然科学的成就来制成一些抽象的空话。孔德是这样办的，斯宾塞是这样办的，德国的所谓有机社会学也是这样办的。显而易见，当社会学走向这样一个方向的时候，达尔文学说的世界作用不可能只从它身边走过而不对它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之所以产生，当然不是仅仅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方法论上需要达尔文学说，而是因为另有更为深刻的原由。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入了一个新的为资本主义作辩护的时期。庸俗经济学的和谐说（Harmonie——Iehre）以及以生物学自居的社会学中的有机生长说（Lehre vom organischen Wachstum)，都证明自己已不够劲，特别在反对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上很不顶用，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学所要争取的那个广大范围的公众舆论中间显得已不起作用。庸俗经济学和有机社会学的和谐说之所以这样不灵，其根原在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以及与此相联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为阶级斗争日益趋于激烈并且日益明晰地揭露了和谐说的莫须有。于是，假如资本主义想被辩护为能够想到的最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假如社会学想促成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保持和解态度并使动摇的人们相信它的无比优越性，那么，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特别它的种种非人道的方面，就不可再予以一口否认和一笔抹煞，而毋宁人们在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的时候必须恰恰以这些方面当作出发点。简而言之，过去替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词都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坏的方面”，而新的辩护词却恰恰以它们为辩护的出发点；它要诱导资产阶级学术界去肯定这些“坏的方面”，或者至少也把它们当作据说不可改变的天然生成的“永远如此的”方面，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
　　显而易见，被当成了口头禅的达尔文主义一定是这种新式辩护的一个非常合适的立脚点。我们还曾看到，差不多在这同一个时候，菲里德里希·尼采曾同样在这个方向上利用过达尔文主义的空话。在这样强烈的意识形态需要之下，有许多社会学学派出来根据这样一种假达尔文主义为资本主义进行这种新式的辩护，那是不足为奇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资本主义的辩护提供了极其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第一，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可产生出一种“一元的”、“自然科学的”社会学观。按照这个观点，社会仿佛是普遍宇宙规律性的一个完全同质的部分。其实恩格斯所以欢迎达尔文主义，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历史的自然观（即，对于自然采取一种历史的看法），而这种杜会学却利用被当成了口头禅的达尔文主义来消除社会科学中的历史主义。第二，社会学里将不仅再也看不到任何经济学范畴，而且阶级也从社会学中消失了。代替阶级的将是种族的“生存斗争。”第三，压迫，不平等，剥削等等，看起来都象是些本身不可避免无法消除的“自然事实”、“自然规律性”。于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一切可怕事实，就都可辩解为“合乎自然的”。第四，这样一种“自然规律性的”社会学可能使人们产生一种甘心与资本主义共休戚同命运的态度。龚普劳维茨以极其坚决的口吻论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个方面。在他看来，社会学的终极含义是这一观点：“人类历史就是自然过程”。这个观点是“一切人类道德的登极典礼，因为它最精辟地宣扬了人应该卑逊地受制于那些单独主宰着历史的自然规律”；因为它是“合理的听天由命的道德”。[26]最后，这种学说表明自己是高尚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至于它站在鲜明的反社会主义及其拥护者的前线上，那当然是不待说的。所以龚普劳维茨的学生拉村荷夫尔在论述各派人对社会学的态度时说道，处境优越的人对它是敌意的，但受压迫的人对它也是敌意的，“因为它必然把受压迫的人对于完全实现他们的愿望的可能性所怀抱的幻想给剥夺掉了。”[27]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国际现象，它远远超出了狭义的社会学的范围。（大家都还记得，比如，伦布罗索的“生成的罪犯”学说。）诚然，这个方向从来不曾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取得唯我独尊的地位。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中聪明些的、方法论上有素养些的人，不久就看穿了这种轰动一时的新方法是站立不住和毫无意义的。在国际范围内于是议论纷纭。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不仅限于老自由思想家们。提倡和谐说的老自由思想家们——致少就意识形态而言——竭力主张放弃任何暴力，并且谴责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马基雅弗里主义”。[28]所以诺维可夫[29]既反对“上面的”“强盗主义”（俾斯麦），又反对“下面的”“强盗主义”（马克思和阶级斗争）。就后面这一点来说，他同他的敌人达尔文主义者们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他反对马克思主义时所用的方法不同而已。
　　但是就连那些从别的方面助长着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发展的社会学家们，也都严词拒绝社会达尔文主义。首先，托尼斯就是这样。他写道：“种源论的原理不是像魔术箱子一样，它那里并没有隐藏着任何赞成或反对自由竞争的论据，任何赞成或反对卡得尔和托拉斯的论据，任何赞成或反对国营和垄断的论据，任何赞成或反对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论据——应用这些原理的时候既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这些辛勤劳动，本身就具有一种强烈的可笑的色彩，尽管它们利用假论证给自己作了一切可鄙的装饰，它们所标示的却是科学思维的一个低级水平。”[30]
　　龚普劳维茨是德语地区里典型的和创立学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而他的学生拉村荷夫尔还更为强烈——以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的绝对同一和性质无区别为出发点。照龚普劳维茨说来，社会学就是“人类的自然史”。而且他把这个方法论上的出发点竟解释到这般地步：“用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统治势力来说明历史进程”[31]乃是自然科学的任务。怎么理解他这句话呢，我们可以从拉村荷夫尔那里看得清清楚楚。在这里我们只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的方法：“化学的主要规律在相应的理解之下必然也是社会学的规律。……元素的亲缘关系，其相互之间或大或小的亲和作用或对某些化合过程的抗拒作用等等现象，不仅同社会生活里的爱和恨等等情感十分相似，而且同它们从本原上说就是同一种东西。”[32]
　　就其思想倾向的一切外在表现方式而言，龚普劳维茨和拉村荷夫尔都是哥比诺的对立面。例如，他们作为头脑清醒的个别科学家同哥比诺的放荡的想入非非正相对立，他们作为严格的自然科学一元论者同哥比诺的天主教正统信仰正相对立，如此等等。但是他们却继续发展了同哥比诺共有的一个“生物学方法”的决定性基本特征，那就是，利用假的自然科学类比法从社会现象中探索出一种虚伪的规律性。人们因而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种已经确定下来而后来在法西斯主义中才变得十分明确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要把那些纯粹根据类比，根据往往极端肤浅毫无意义、无关实质、没有任何证明力的类比而取得的推断，予以确切论证。
　　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这种美其名日自然科学的方法就把历史根本取消了。在历史的进程中人没有改变自己。龚普劳维茨说道：“人只是抛弃了下面这个浮夸的错觉：仿佛今天的人——开化了的人！——就其本性、就其冲动和需要、就其技巧才能和精神物质而言，是同他处于原始状态时判然不同的另一种人。”[33]由此可见，达尔文主义化了的社会学，不仅把一切经济事物，而且也把一切社会事物都排除于社会知识之外了。这在方法论上是必然的。既然社会学是建立在生物学或人种学上的，它就不能承认任何本质改变，更不用说进步了。事实上，我们已知的历史期间人的一些改变，都不是生物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因此，生物问题的提出就含有这样的意思：凡它认为是本质性的东西，都没再经受过什么改变，都没再显出过什么发展。就连这个论点，也替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观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甚至于，由于同样变成空话了的能力守恒定律的缘故，上述的那种反历史主义在龚普劳维茨那里俨然成了“宇宙规律”。他说：“因为，在其余的整个自然界里，发生作用的能力永远不能消灭，而且虽然它们会转化为发生别种作用的形态但它们的总和却永远不会减少，那么，在社会的自然过程这个领域里，情况也正是这样。自从太古时代以来就在人类社会里发生作用的那些社会力量，其总和可能永远不会减少。当初，它们曾经大显身手于无数的部族战争和部落械斗之中，于今，尽管个别地区里社会过程有了发展，尽管社会汞齐化（Sozialen Amalgamierung）有了进步而文化已大大成长，那些力量却并没有消灭，只不过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了而已。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与人的相互剥削，即便有时采取别的形式，其总量也许永远不会变小的。比如，今天在欧洲，就数目来说，爆发了的战争比在以前各个世纪里诚然少了些，然而这少数几个战争（例如德法战争，俄土战争，日俄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同以前为数众多的战争比较起来，却不相上下。”[34]龚普劳维茨根据这样的所谓规律性推断道：“地球上有机体的总量（Masse)，一定是永远保持不变的，总量的大小是由我们地球的宇宙关系决定了的……如果某一些繁殖，则另外一些必须消灭。”[35]这样一来，这种冒牌达尔文主义的一元论社会学竟巧妙地落脚到一种宇宙范围里的马尔萨斯主义上了。
　　根据上述种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出的第一个论断是，根本没有什么整个人类的进步，至多只能说有某一个文化世界之内的进步。在这一点上，龚普劳维茨是史宾格勒的文化圈学说的一位先驱。他说，只有在“一个隔绝外界的文化世界所表现出来的每一次都是重新开始而又重归终结的那种发展”[36]的范围之内，进步才是可以设想的东西。因此，统一的人类历史是没有的。请看，经过史宾格勒和张伯伦而甚嚣尘上的那种拒绝承认有世界历史的论点，原来它的深刻根源伏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需要是；对世界历史的否认，出自各种体系，往往出自外表上十分不同并在方法论上正相反对的体系。龚普劳维茨教导说：“我们绝对不能当作一个统一整体来想象人类的发展，因为我们对于这样一个统一整体的主体没有一个自身封闭的观念。”[37]在龚普劳维茨以及后来史宾格勒和晚期的种族主义那里，每一个文化世界内部的发展都是一个圆圈：“每个民族都发展到它最高的文化阶段，瓜熟蒂落，又走向它的消亡，而且这种消亡是由最初的那些最好的野蛮人招惹出来的。”[38]不难看出，我们在这里谈到的也还是想给种种类比找些站不住脚的证实。龚普劳维茨以及后来的史宾格勒，都用类比的办法把个别生物的生命阶段（幼年、成年、老年）生搬硬套地应用到文化世界或文化区域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达尔文主义的进步作用和反动作用之间的严竣对立。达尔文的发现曾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然和社会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巨大的历史过程，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把进步的资产阶级科学所取得的关于统一的人类世界历史的概念摧毁了。
　　这种彻头彻尾不正确的、带着一元论假面具玩弄着类比的神秘方法，即使有合乎事实的社会观察作为原始出发点，也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比如，龚普劳维茨认识到，国家的兴起与人的社会不平等有着最密切的关联。然而他由于不替这种不平等寻找经济原因，而替它寻找冒牌自然科学的宇宙原因，于是从正确的社会观察里产生出了反动的神秘教义。在这里，存在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动种族主义之间的紧密亲族关系，因为人的“原始不平等”构成了龚普劳维茨以及哥比诺的出发点。至于拉村荷夫尔，则同哥比诺和后来的种族学说同样坚定地表示：“不平等是……自然的东西，平等是既不自然也不可能。”[39]
　　正如在哥比诺那里一样，经济事实的这种假自然科学的神秘化，也是有普遍的反民主倾向作为基础的。其重要不同之点在于，哥比诺只复活了封建贵族的旧的反民主主义，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已经表现着资产阶级的、高奏凯歌的资本主义的反民主主义，不消说表现得特别强烈的是德国和奥地利——匈牙利，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经济统治没先经历过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龚普劳维茨于是分析历史上各种平等学说的命运，而非常独特的地方是（当然后期的种族学说也是这样），他把犹太教、回教、基督教和法兰西大革命等等理解为一些完全一样的倾向。他断定，这些倾向一定失败，“而且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学说都违反人的天性，因而它们的权威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限于名义上的……实际上而且长期地享有世界上最高权威的，却是能够更好地满足群众基本天性的完全另外一些学说，完全另外一些原则。从各民族撕斗的喊杀声中透漏出来的不是佛祖的说教，不是基督的真言，不是法兰西革命的‘原则’——那里响彻云霄的是：我们阿利安人，我们闪（姆）族人，我们蒙古人；我们欧罗巴人，我们亚细亚人，我们白种人，我们有色人，我们基督教徒，我们回教徒，我们日耳曼人，我们罗曼斯人，我们斯拉夫人等等，不一而足。而就在这样的杀声震天中，历史被创造出来，人则血流成河——为的是让我们还远远没有认识的一条世界史的自然规律得以实现出来。”[40]
　　大家看到，龚普劳维茨还远远不曾热情地肯定这个“自然过程”；他教导人们，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对待这个自然过程采取一种“合理的听天由命”。不过，由于他对历史作了原始的生物学的编造，由于他把阶级斗争的事实神秘化为一种“合乎自然规律的”种族斗争，由于他这整个概念中浸透着反民主的思想，他却给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观作了准备。由此可见，他对提出这类概念的那些露骨的反动派，如哈莱、伦布罗索、哥比诺等，除了某些保留外一再给予高度赞扬，不是偶然的。这种反民主的思想在他的学生拉村荷夫尔身上表现得还更加尖锐，他说过：“自由、平等、国际主义这些口号，都是骗人的鬼话，……变革的想法是非科学的。”[41]
　　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国家在龚普劳维茨及其学派的社会学中居于中心地位。国家，以人类“天然的”不平等为基础，乃是社会分工的主宰者。这种观点首先是针对着工人阶级的权利要求的。国家之作为“不平等的秩序”据说已被证明是“人间唯一可能的秩序”。[42]通过这些理论，龚普劳维茨不仅使社会学完全同经济学割断关系，而且想把经济学，当然只是他所理解的在当时的庸俗化的形式之下的经济学，压缩成为一种同普遍的社会学相对立的个别的特殊科学。在贬抑经济学这个倾向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样是帝国主义时代反动意识形态的一个先行者。在龚普劳维茨看来，经济学决没有权利去干预社会。它所涉及的只不过是些经济现象。他接下去谈道：“但是，一个社会，它的本质和生命绝对不仅限于它的经济活动而已，正如一个人不能除了他的经济活动之外就无所作为了一样。甚至很可以说，社会学倒可以有权把国民经济学当作自己的组成部分之一来看待。”[43]
　　国家和经济的关系的这种头脚倒置，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联系着的，这个中心问题就是千方百计地要从生物学角度来理解和排除一切社会差别、阶级区分和阶级斗争。在这里，龚普劳维茨本人——作为一个学者他主观上是诚实的——曾陷入深刻矛盾；而这个矛盾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为它反映着这个过渡时期思想上和方法论上的混乱，同时表明这个说德语的学术界面对着普遍的反动思潮是如何毫无抵抗能力。这是因为，根据上述前提得出来的结论必然是在社会学里以种族来代替阶级，特别因为既然暴力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基本要素，那么阶级压迫就象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统治了。
　　而且事实上，龚普劳维茨在他轰动一时的第一部书《种族和国家》（1875）里提出问题的时候，他简直是把种族和阶级等同了的。但是，龚普劳维茨在以后的科学研究过程中，越来越看清他的这个前提站不住脚。这一点，他在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种族斗争》（1883）中自己承认了。他在那本书里谈论种族问题时写道：“在这里一切都是任意武断和主观臆测：没有任何巩固的基地，没有任何可靠的据点，也没有任何积极的结果。”并且，由于他作为一个自然科学一元论者至少要替种族差别寻找哪怕最低限度的一点客观标准，于是他得出了下列结论：“凡是想以头盖骨测量之类的人种学研究为根据来区分人类不同类型的人，都将体会到这样一些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可悲。一切都乱杂无章，什么‘媒介性的’数和量，也都提不出任何靠得住的结果。这一个人种学家说成是日耳曼类型的东西，另一个人种学家则说合乎斯拉夫类型。在‘阿利安人’中有着蒙古类型，而随时随地人们都能根据‘人种学的’标准把‘阿利安人’当成闪（姆）族人，或者反过来把闪（姆）族人看作‘阿利安人’。”[44]甚至拉村荷夫尔，他在很多方面比他老师更加反动得多并且也像哥比诺那样把比如黑人看成天生的奴隶，却不能不承认在这一方面缺乏科学的根据：“毫无疑问，种族素质都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决定性基础，可是要想在个别人身上把它们确切证明出来，毕竟只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45]
　　但是，由于龚普劳维茨和他的学派拒绝承认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他对种族标志方面难题的认识就不能不导致出一种含糊而又混乱的折衷主义，而帝国主义时代的反动意识形态等到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鼓励大大发展了以后就干脆不屑理睬他这种折衷主义了。龚普劳维茨在《种族斗争》的一个晚近版本里提到的他同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期代表人物沃尔特曼的一段对话，把龚普劳维茨在种族学说中过渡性的形象，刻划得非常明晰。沃尔特曼责备他偏离了他在第一部著作中已经踏上了正确道路，说他给正确的种族概念渗了水。龚普劳维茨辩护道：“……早年在我的家乡，就有一种情况曾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各个社会阶级各自代表着完全不同性质的种族；在那里，我曾看见有权自称从来就与农民血统无缘的波兰贵族；在那里，我还看见德国的中等阶级以及他们之外的犹太人——多少阶级，就是多少种族……但是，我在以后年代所搜集的经验知识和再三再四的考虑告诉我，特别是在西欧国家里，各个社会阶级早已不再各自代表一个人种学上的种族……不过彼此却以种族相待，相互进行着一种社会学上的种族斗争……在我的《种族斗争》里，人种学上的种族概念已经抛弃了，但种族斗争仍然是那个种族斗争，尽管种族都早已不再是人种学上的种族。问题却在这个斗争上，斗争给我们说明了国家里的一切现象，如法权的发生和国家的发展等。”[46]引人注意的是，龚普劳维茨在这里，客观上、实质上社会学的种族学说已被完全抛弃，而在术语上——对他说来这意味着在决定性的世界观论断上——却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沃尔特曼代表的是向生物主义反动发展的一个较高过渡阶段。他的特殊地位在于，他作为入过党的社会民主党人（他曾是一位企图把马克思同达尔文和康德扯到一起的修正主义者）能够进一步采取重要步骤使种族学说适应于帝国主义的需要。他继续采用龚普劳维茨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本质上都是种族斗争的思想，从中“清除了”龚普劳维茨的难以自圆其说的东西，然后又吸取了哥比诺的某些随着时代改变了形式的思想线索，以及在此期间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法国种族学说（拉布奇等等）的因素。
　　沃尔特曼从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经历里带来一些关于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的术语，但所有这些范畴到他手里都变成了生物学的种族主义的东西。因此，剩余价值，比如说，在他那里就是一个生物学概念。社会分工“所根据的是……肉体和精神品质的天然不平等。”[47]阶级矛盾都是“潜伏的种族矛盾”。[48]他在这个基础上把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歌功颂德发展到了这步田地：资本主义是对物竞天择来说最好的社会秩序。不言而喻，沃尔特曼已经变成一个甚至给殖民压迫作辩护的理论家。在他看来，“谋求黑人和印第安人有能力去创造真正的文明，那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开始”；白人在殖民地中将“永远单单构成主子种族”。[49]而且，他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重新抬出哥比诺学说，不过这一次复活之后，已经成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他曾宣称：“北欧种族是天生的世界文明享有者。”[50]
　　所以沃尔特曼是在社会学说的幌子之下宣传极端反动的帝国主义种族学说及其一切联带论点。这就牵涉到整个的方法论（大家请想想上面引述过的那些关于平等的议论）。象龚普劳维茨一样，他不承认有什么统一的人类发展。他认为“谈论什么人类的发展……”是错误的，“得到了发展的都是各别的种族”。[51]当然沃尔特曼也看得见，现存的历史现实中并不存在着任何“纯粹的种族”，种族区别上的一切心理特征都极端靠不住。但是他不象龚普劳维茨那样老实地承认这个矛盾，而是试图使用强词夺理的煽动避开这个问题；于是他提出——同时也为了克服哥比诺的宿命论——种族的“纯化”（Eutmischung）概念（这个思想以后对于希特勒和罗森堡十分重要）。他所怀抱的与哥比诺恰恰相反的那种突出的乐观主义前景，产生于他对人为的种族培育的特别重视，而人为的种族培育就是异种交配和同种交配的混合进行。因此不管他用社会学和生物学的术语打扮得多么冠冕堂皇，沃尔特曼并没摆脱掉哥比诺的武断性：忽而说种族混杂绝对有害并且起败坏作用，忽而又说杂种交配之中恰恰含有最重要的“育种的”因素。他克服哥比诺的悲观主义，所根据的是“……通过种族卫生上和种族政策上的措施来维护当前人类的健康和高贵状态的……本分希望”。[52]我们将会看到，希特勒主义利用这个“本分的希望”搞出了一套多么野蛮专横的制度。
　　决定性的影响，沃尔特曼也并没有赢得。这倒不是因为“在科学上”他比以前的或以后的种族理论家更好些或更坏些，而毋宁因为在当时的德国他的实用种族主义要发生广泛影响还缺乏政治社会基础。除此而外，沃尔特曼在种族主义内部所表现的那种特殊的色调，也更加致使他的学说不起作用。法国的种族理论家们，如上述的拉布奇等，只能梦想到一种雅利安人的统治，并且——为了对抗哥比诺的悲观主义——设计出俄国对欧洲的优势地位以及犹太人领导下的欧洲大联合等等可怕前景；[53]德国的种族理论家们，如O·阿蒙，凭他们关于德国优势地位的粗野而明显不科学的宣传，也只能抓住最最极端的“德意志至上派”（Alldeutsche)，那么沃尔特曼则由于他想使他的修正主义经历与种族学说互相妥协而表现的某些倾向，注定了在反动派中间是吃不开的。他同所有的反动派一起，从事于反对人类平等的观念的斗争，从事于反对民主的斗争。但是他不同他们一起，比如判定法兰西革命是低劣种族反对贵族（反对雅利安人，法兰克人）的奴隶叛变，同样，他不和他们一道认为整个工人运动是低劣种族的一次叛乱。他论法兰西革命的时候说道：“革命的领导人几乎完全是日耳曼人……革命只是使日耳曼种族的另一个阶层取得了统治地位。假如有人相信“第三等级”在法国达到了统治地位，那就错了。夺得了政权的只有市民阶层，即公民中较高的日耳曼阶层，同样，在当前的工人运动中，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实现了的也不是什么别的，只是工人阶级里较高的日耳曼阶层向统治和自由的爬升。”[54]他对工人贵族的向上爬升所作的修正主义论证和他用种族学说对德意志民族进行的颂扬，两者这样杂拌在一起，在当时德国的反动派中间是不可能产生广泛影响的。没有一个德国反动派会喜欢把法兰西革命看作是“日耳曼精神的伟大行为”或者喜欢什么“日耳曼人的”工人运动。由于这样一些左右摇摆和前后矛盾，沃尔特曼的种族学说就成了一段暂时的插曲，虽说他的不少创议一直在法西斯主义里仍然起作用。

Ⅳ
H·S·张伯伦是现代种族主义的奠基人


　　战前时期种族主义实际的代表人是H·S·张伯伦。他作为思想家，也远未达到任何实际的创见。他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旧的但又在帝国主义时期复活的种族主义去跟帝国主义时代典型的普遍的反动倾向联系起来，首先跟生命哲学联系起来，因此对它作了“世界观上的”综合，而这个综合正是此时的极端反动派所需要的。这个时期的实际上的生命哲学家（狄尔泰、席美尔等）还过于强大地与旧的、带有自由主义的不可知论倾向结合在一起，尼采一方面太接近于审美上反对派的颓废，另一方面尽管在许多别的地方接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但还是否决了狭义的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重新缺乏哲学上的普遍化。就这种哲学上的普遍化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人物那里存在的情况而言，它是自然科学一元论的，因此对极端反动派来说是无用的。现在，张伯伦“从世界观上”总结了一切对极端反动派来说是重要的倾向。就此而言，他是一个重要角色：在旧的反动派和以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思想上的联系环节。
　　当然，他不是唯一的这种联系环节。他的重要的先驱是拉加得，拉加得与张伯伦一样被法西斯主义分子推崇为直接的思想上的先驱。决非偶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他年青时，当他还支持施托克尔的反闪米特人的宣传时，与拉加得有很近的联系，并处在他的思想影响之下。[55]同样并非偶然，以后在德国皇帝与张伯伦之间开始了亲密的书信来往。早在1901年，德国皇帝在一封致张伯伦的信中就自称是“在为日尔曼尼亚[56]而反对罗马、耶路撒冷等斗争中的战友和同盟者”。[57]而且皇帝谈到张伯伦对他思想的影响：“而且，在我之中积累着和休眠着的一切古雅利安人——日尔曼人的东西，必须逐渐在艰苦的斗争中挣脱出来。它们与“相习已久的东西”产生公开的冲突，常常表现在古怪的形式之中，常常不成形地——因为它们更多地是模糊的想法——常常无意识地在我心中浮动，想找到出路。这时，您出现了，您用魔杖给混乱带来了秩序，给黑暗带来了光明。您带来了必须遵循和争取的目标；带来了对模糊感觉到的道路的说明，这些道路应该被遵循，为了德国人和全人类的幸福。”[58]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张伯伦去世。张伯伦因其煽动战争的文章而得到铁质十字勋章。并且即使在王朝推翻之后，友好的书信往来仍在继续。但同时张伯伦与极端反动派的新领导人也有联系：1923年，他与希特勒有一次会见，张伯伦这样概括他对希特勒的印象：“我对德国的信仰从未动摇过，然而我的希望——我承认这一点——曾极低落。您一下子改变了我的心情。德国在其极紧迫的时刻诞生出一个希特勒，这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同样也证明了它的作用，因为这两个东西——性格和作用——是结合在一起的。卓越的鲁登道夫[59]公开向您表示支持，并拥护您的运动：多么美好的证明！”[60]
　　拉加得和他那些以后的渺小的后继者（例如象朗贝恩，《教育家林布兰[61]》一书的作者）还是局外人，只能表面地和偶尔涉及流行的反动政策。张伯伦在拉加得身上看到了“对俾斯麦作补充的政治天才”。[62]张伯伦认为，拉加得的“德语著作”[63]属于“最有价值的著作”。他的特殊功绩在于：他在基督教中发现了闪米特人的低劣的宗教本能及其对基督教的有害影响；这被看作一个功绩，“招来了欣尝和感激”。拉加得想把全部旧约全书从基督教教义中分离出去，因为，他说：“由于它的影响，福音书——就这是可能的而言——崩溃了。”[64]虽然张伯伦批评拉加得身上那种导致其孤独和置身事外的怪癖，尽管有这一批评，然而张伯伦还是把拉加得看作他的最重要的先驱之一。
　　在这里，对宗教和基督教的态度是极重要的环节。新旧极端反动派的动机会合在这问题上。旧的普鲁士容克地主反动派是虔诚信服耶稣教的，因此在一切宗教问题上都采取传统的、保守的态度。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这种必然性——在一个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掌握住政治上的领导，而且这个国家为了侵略需要一种支配、动员一切社会阶层的思想——这些改变了极端反动派的状况。当然，工人阶级暂时很难接受这一影响；改良主义在有可能向德国帝国主义投降之前，必然在工人阶级中有长期的活动。因此，新的极端反动派暂时去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由于小资产阶级群众并不能直接受容克地主的影响，因此产生出各种形式的煽动性的思想（施托克尔的反闪米特人主义，以后拿曼的民族主义等等）。
　　在知识界也流行着极不相同的倾向：尼采几乎与拉加得同时进行活动，与拉加得一样摆脱了耶稣教的正统观念，然而在无神话的口号下寻找并宣布一种新的宗教，而拉加得试图通过排除闪米特人的成份来恢复耶稣教。两人都批评资本主义时代缺乏教养，但批评的矛头针对着民主和工人运动。他们借助于帝国主义生命哲学的反动倾向而会合了。然而，尽管尼采对知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个哲学并不适合于构成基础去影响广大群众。
　　现在，张伯伦作为拉加得的最重要的接班人而登场了。他的种族主义发展成为普遍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极端反动派的一切倾向——无论旧的还是近代的——都吸收到自身中，把“最高水平”的文化批评与反闪米特人的粗俗煽动结合起来，与宣传日尔曼人唯一适合于统治结合起来，对过时的基督教同时既斗争又加以复活，因此同时既成为信仰者又成为非信仰者，从这复活了的基督教中制造出霍亨索伦反民主的、征服世界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
　　这个新世界观的核心是种族主义。我们已经知道，张伯伦否决了哥比诺的种族主义，同时拥护社会达尔文主义。紧接着我们已引用过的张伯伦对哥比诺的批评，他又写道：“我的老师是第一流的……达尔文。”[65]不过，他所承认的达尔文是没有进化论的。张伯伦有一次谈到进化：“直觉告诉我；在这里，人的思想并不与自然相一致。”[66]因此，对他来说，进化论被清算了。在张伯伦看来，达尔文的积极的贡献“是在生物的整个范围内证明了种族的重要性”。[67]当然，即使在这里张伯伦也拒绝对起源和原因作任何探讨。他所承认的达尔文仅仅是“实践者”中的一个同志。张伯伦说：“我遵循伟大的自然研究者，进马厩，入鸡场，拜访园丁，可以说：这里有某种东西赋于‘种族’这个词以内容，这某种东西是无可争辩的，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显然的。”[68]
　　张伯伦的方法出自于粗劣的不协调的观点：最庸俗的经验主义和神秘的直觉哲学在他的言论中处处相并列。当然，这种两重化在德国反动哲学中并非新东西。晚期的谢林就已经称他的天启学说、他的非理性主义的直觉哲学为“哲学经验主义”，而爱德华·封·哈特曼以后又致力于把这种哲学从历史中搬出来，并使之时髦化。张伯伦是否知道他的这些前辈，这不是决定性的，但无论如何他的哲学成果的本质在这里：他代表“现代的”人们；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和支持这工业的技术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一切成果应该得到保护，并从哲学上去辩护；甚至新哲学应该如此表现：似乎它要通过彻底的经验主义来使这现代自然科学的实践免遭抽象哲学的非法侵犯。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生长出种族神秘主义，生长出日尔曼人统治世界的权利。
　　因此，张伯伦的种族主义平衡在所谓经验主义的不言而喻和最混乱的蒙昧神秘主义之间。张伯伦一方面援引动物和植物育种员的经验，这些人“知道”种族是什么。并且，张伯伦补充说，“为什么人类会成为例外呢？”[69]下一次他谈到竞赛的马和纽芬兰长毛警犬的优点，并继续说：“凡是知道动物培育的详细成果的人，就不会怀疑人的历史在我们面前并在我们周围服从着同一个规律。”[70]在这里，达尔文社会学的作用是明显可见的：把一切社会的东西看作不重要的东西而从社会学说中清除出去。在此，张伯伦确切地知道，规定种的客观标志对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当德国有名的学者施泰因梅茨向他指出这一点时，他这样回答：“这一切固然很正确……然而生命本身处处向我们表明种族对全部有机物来说是重要的事实……生命并不等待学者们……完全掌握它。”[71]
　　因而，必然跳进到非理性主义的直觉，跳进主观性：“在自己的意识中拥有‘种族’，这是直接有说服力的，只此而已。谁属于地道的纯种，每天都会感觉到它。”[72]这个“论证”对以后的种族主义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张伯伦在此把问题颠倒了：并非直觉应该判别一个客观事实的真或不真，而是直觉本身决定了提问者在种族上的等级，谁没有这一直觉，正证明自己是混血儿、杂种。因此，张伯伦可以自豪地宣布他的方法的本质：“我没有为一个定义而烦恼，我在自己的内心中、在天才的伟大业绩中、在人类史的光辉的篇章中去证明种族。”[73]
　　这样，登峰造极的主观主义的武断就成为“方法”（不难看出，张伯伦在方法论上一方面多么接近尼采，另一方面多么接近狄尔泰的“描写心理学”和现象学“直观本质”的直觉学说）。这种蒙昧主义的倾向最后旧结在神话之中。追求神话，这在帝国主义时期是普遍的，尤其在德国。不可知论过渡到神秘主义，在此，神秘主义和神话早在尼采处就具有双重的作用。首先，借助于它们，任何客观认识被归结到单纯神话的水平。经验批判主义，新康德派的“仿佛”（AIs-Ob）哲学，实用主义，用类似的方法，不断活动在认识论领域。张伯伦利用了新康德主义的一切成果，并对其最重要的代表如柯亨或席美尔，他（不管他们的犹太教）一再歌功颂德，把这条神秘的路线贯彻到底。他谈到达尔文的理论，这“简直是一首诗，是有用的和舒适的幻象。”[74]张伯伦认为，人们必须看到，“亚里士多德简直用一个神话去代替另一个神话，……因为缺乏神话的世界观恰恰是站不住脚的，而且神话不仅仅是应急措施和填补物，并且是贯穿整体的基本成份。”[75]
　　张伯伦认为，实际上哲学观点在于意识到一切思维的神话般的性质。古代印度哲学的最初兴旺时期，对这一点就很清楚；印度的哲学家“确切地知道，他们的神话是神话。”[76]这种智慧在以后欧洲发展的过程中被丢掉了，直到康德才重新获得正确的哲学观点：“直到从康德起，人们才意识到他们自己在构造神话。”[77]张伯伦认为，这是康德“哥白尼式的功绩”。以这种方式，张伯伦安慰他的现代不可知论的读者：自然科学（具体地说，各种个别研究）的发展仍然有效；应该反对的东西仅仅是对客观真理的要求。因为，张伯伦说，科学的价值“不是它的真理性的内容——这仅是符号性的——而是在实践中它的方法上的适用性以及它对想象和性格的造型意义。”[78]
　　我们已经在尼采和狄尔泰那里见到向实践所发出的这种呼吁。这里事情涉及到实际社会需要。与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与人的实践的任何联系都从资产阶级通常的思想中消失了。学术上的科学和哲学，随着它们因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而招致的在严格分离的各科学中的日益增长的专业化，随着它们流行不可知论，不可能在它们自己的方法论的基础上满足这现实存在着的需要。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时代杰出人物如马克斯·韦伯，从对（资产阶级的）科学的了解中（这科学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的），从未合理地提出过这些问题，更谈不上给予解答。同时，需要作出解答——这种不可抗拒性导至这样的结果：把这一类的提问和解答统统推给原则上是非理性主义的“信仰”。马克斯·韦伯带着许多保留所做的事情，张伯伦和在他之前的尼采一样肆无忌惮地做了：他把神话当作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这些解答自然会产生出来。为此，科学必须下降为无意识的神话；帝国主义时期极端的相对主义为这一种解释提供了极其多样的出发点。我们已经看到，席美尔就已经想用相对主义的方法消灭科学的进步，并把神话制造和科学放在同一水平上。因此，早在席美尔那里，科学就半意识到它的神话般的性质，张伯伦只需要再向前走一步，以便把康德的认识论解释为任何世界观的神话般的、虚构的本质之自我意识生成（也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些现代自由派的思想家，他们极其尖锐地反对唯物主义的“独断”，然而却极宽容地，甚至默许地对待当时的蒙昧主义的思想方向，这些思想家的相对主义客观上为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产生作了准备工作）。
　　同样很容易看出，当在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去寻找通向实践的世界观道路时，神话理论和神话制造是最可通行的道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条道路不仅不可由专门化的各科学找到（并且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就其不变成神话的东西而言，同样是一门专门化的个别科学）；同时越来越明显：旧的、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宗教世界观同样不能指明道路。它的世界观和从中产生的实践与当时的问题没有紧密的关系，以致不能建立联系。正是这一点把新的反动派与旧的反动派区别开来。旧的反动派企图把对世界的认识、流传下来的宗教伦理学与现代世界观上的需要结合起来，而新的反动派认识到新形势，思想上承认现实中存在着的破裂，并在神话中不仅更新了哲学，而且也为宗教制造出及时的代用品。
　　但是，神话学说也还有肯定的方面：为单纯内在的经验作辩护，为被提高到世界观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作辩护。在这里，张伯伦开始着手复活宗教。其出发点是批评当代的文化。在此批评中，张伯伦也是从流行的、在帝国主义生命哲学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对立出发的。文化是日尔曼人的东西，同时是贵族的东西；与此相反，单纯的文明是西方的、表面的、犹太人的、民主的。然而，尽管文化比单纯的文明有优越性，日尔曼人比劣等种族有优越性，日尔曼民族还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危险的弱点：它缺乏土生土长的宗教。唤起这种宗教，恢复这种宗教，张伯伦认作是他的中心任务。在这一方面，他是拉加得终身事业的继承者。
　　张伯伦的“真正的”日尔曼人——雅利安人的宗教路线经过古代印度而通向耶稣基督，并从耶稣基督通向康德。古代的印度在它因族种混杂而崩溃之前，在这方面具有很有利的地位：“在那里，宗教也是科学的支柱……在我们这里，一切真正的科学向来是与宗教相斗争的。”[79]在宗教与科学之间的这种分离是“承认了官方的欺骗。这种欺骗毒害了个人和社会的生活……它的产生，唯一在于：我们印欧语系的人……如此贬低自己，把犹太人的历史看作基础，把叙利亚一埃及的妖术看作我们所谓‘宗教’的顶点。”[80]古代印度人世界观的优越性在于：它是“缺乏逻辑的”，“逻辑并不支配思维，而只是在必要时为它服务”。印度人的世界观是内在的知识，超然于“一切证明”。[81]在此，张伯伦的道路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就很明显了。现代宗教上的无神论是从对宗教的疏远化中发展起来的，而张伯伦的出发点正是针对着这种疏远化。同时，他与这样一些人有共同之处：这些人想通过一种新的“纯净的”宗教来制服这一疏远化。因此，张伯伦是尼采和拉加得的继承者。他的解答带有惊人的简单性：生命哲学把与理性、与科学的决裂预告为是对科学或哲学的改革，张伯伦把这样的一个决裂宣告为是新宗教。这个——简单的，太简单的——解答，就战前情况而言，一方面是太断然地与任何科学性决裂，一方面是与宗教无神论的“可悲的”态度决不调和。因此，在这时期，张伯伦恰逢文化之高潮却仍是一个门外汉。正是因此法西斯主义能使他成为经典作家：张伯伦把生命哲学正是提高到法西斯主义所需要的那个阶段。
　　从上述的阐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是如何与种族主义相联系的。因为复活雅利安人世界观的很大的步骤，只是在欧洲由耶稣基督来采取的，他的名言是：神的天国是纯粹内在的。随着耶稣基督，“一种新的人的方式出现”在这里；“直到随着他，人类才获得道德上的教养”。[82]当然，对张伯伦来说，这里产生了困难，即“证明”耶稣基督与犹太种族完全无关。他的出路是：耶稣基督的教义，从种族上说，受到了犹太教和罗马衰亡时混乱民众的毒害。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直到康德才重新获有雅利安人一日耳曼人的观点，直到康德才表明了宗教是“神的观念产生于内心深处。”[83]
　　一般说来，张伯伦对康德的解释是在帝国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的纯粹不可知论路线上进行的，只是增添了更多的神秘主义。例如，张伯伦谈到“自在之物”：“不能离开自我来谈论物。脱离开理性的“自在”之物，因而说得更清楚一些，“不为理性”之物是比荒唐还要更荒谬的东西，因为唯有知性和理性创造出多样性之中的统一性。因此，唯有它们创造了“物”。不是因为在理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而是因为唯有理性在进行塑造。”[84]
　　张伯伦认为，只有这样理解的康德学说才能给日尔曼世界提供独特的宗教，提供现实的宗教教养。在这一方面，在欧洲支配着可怕的落后状况：“我们欧洲人今天在宗教上大约与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在科学上处于同一水平；我们称作宗教的东西是一种经验上的大杂烩，我们的（一切信仰的）神学，用康德的断语来说，是“由幻象形成的幻灯”。”[85]这落后状况必须消除。如果在欧洲这种由张伯伦宣告的神秘的蒙昧主义得到流行，那么未来的远景就对雅利安种族展现出来。
　　但是，这些巨大的差距从何而来？我们甚至看到，古代印度与耶稣基督之间，耶稣基督与康德之间，相隔了好几百年。在这里，正是产生了张伯伦哲学的基本内容：种族斗争。这是雅利安人一日尔曼人光明的民族与黑暗势力、与犹太教、罗马的斗争。张伯伦的哲学（在其到目前为止的解释中，很少与帝国主义时期的一般生命哲学区别开来），在这里达到了它的“独创的”、向着法西斯主义的未来而作的转变。张伯伦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内容上均鄙弃世界史。他说：“一旦我们说到一般的人类，一旦我们妄想在历史中看出‘人类’的发展、进步、教育等等，我们就离开了事实之可靠的基础，并且飘浮在空气般的抽象之中。即被作这么多哲学探讨的这人类经受着重大的欠缺：它完全不存在。”[86]存在着的只是种族。人类的理论“阻碍了对历史的任何正确的认识”；它必须“象杂草一样被费力地除掉……然后人们可以怀着对认识的希望而说出明显的真理：我们今天的文明和教养为日尔曼人所特有，唯一地是日尔曼民族的成果。”[87]
　　在这里，张伯伦很坦率地说出这一观点：一切以前的有关人类和人道的观念必须被肃清，借此，日尔曼人统治世界这一“明显的真理”就可以成为世界观了。其必然结果仅仅是：张伯伦跟哥比诺、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只在个别的种族中承认有进步与衰亡。然而，张伯伦又区别于他的先驱者，他把种族主义与历史前景联系起来。借此，他既克服了哥比诺及法国其他信徒们在种族上的悲观主义，又克服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自然科学一元论，从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论中同样只产生出对宇宙的不可阻挡的过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认识。当然，在此涉及到百分之百地歌颂日尔曼民族，同时涉及到百分之百地鄙弃一切非日尔曼人的东西。在提出前景时，张伯伦很接近于泛德意志的庸俗宣传。把他与这种宣传区分开来的东西，一方面是他与生命哲学有很近的关系，而那种宣传在哲学上要落后得多、更为过时，因而与此紧密相关，他的历史理论和前景虽然与泛德意志的历史理论和前景同样反动，同样敌视进步，然而却较少明显地与普鲁士一德国的容克地主的现状相联系。也是这一点使张伯伦在第一次大战前被挤到有点局外人的地位，但正是这一点使他与战后的新的反动派，即与法西斯主义有直接的联系。例如，张伯伦谈到当今的文化：“凡是文化中并非日尔曼人的东西，是……病素，……或是陌生的货船，航行在日尔曼的旗帜之下……长时间地航行，直到我们击沉这些海盗船。”[88]因为“最神圣的义务……是为日尔曼民族服务。”[89]
　　在张伯伦那里，这种世界观上拥护德国帝国主义，以最冷酷的反语而表现出来：“没有人可以证明，日尔曼民族的优势对地球上的全部居民来说意味着幸福，从一开始至今，我们看到日尔曼人残杀全部的宗族和人民……为了得到自己的地位。”[90]在此，张伯伦继续了尼采那条间接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路线，即“金发碧眼的野兽”的路线，许多自由主义的尼采的崇拜者想把这路线看作是不存在的或看作是对尼采来说不重要的。但恰好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这条路线对两人来说——因此不仅对张伯伦，而且也对尼采来说——是多么必要和多么具有关键性。在另外的方面，他们或许有很大的不同，并且，多么大的等级上的鸿沟把文体家和文化心理学家尼采与张伯伦区别开来。但他们俩人区别于其他的生命哲学家和种族理论家，这区别在于：他们想在悲观主义的文化批评的基础上为帝国主义时代提供历史前景。但这前景如果不是帝国主义的前景，又会是怎样一种前景呢？而且，如果是帝国主义的前景，那么，就本质上说，它除了包含帝国主义侵略和反人道这一类神话之外，还能包含别的什么呢？凡是缺乏这前景的地方，只能产生出导致虚无主义的怀疑论，或产生出悲观失望，或产生出作为“最高智慧”的听天由命，就象从狄尔泰、席美尔到海德格尔、克拉格斯的生命哲学史所指明的那样。帝国主义时期客观上只有两个结果：肯定帝国主义及其世界战争、它的奴役和剥削殖民地人民和本国人民群众，或者实际上否定帝国主义，人民群众起义，垄断资本主义毁灭。如果一个思想家并不公开地、坚决地表示肯定或否定，那么，他的生命——不管是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好感还是反感——就只能终止于无前途的悲观失望之中（悲观失望的哲学在客观上对法西斯主义所起的积极作用，我们已经一再地阐明）。尼采和张伯伦的区别不仅在等级上，而且也在接近具体实现帝国主义上。尼采仅仅是帝国主义的预言者，因而他的帝国主义神话带有一般性的抽象的“诗意的”形式，张伯伦已经积极地、直接地参与从思想上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准备。因此，在张伯伦那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罗森堡、希特勒式的残忍的帝国主义的轮廓。
　　张伯伦已经使种族主义事奉这样的目的：为这种兽行提供心安理得。因为其他种族的成员简直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甚至当张伯伦谈到抽象的认识论问题时，他没有忘记补充说，真理也只是对选出来的种族才存在：“我说‘唯一真的’，那么，我指的是对我们日尔曼人来说唯一真的。”[91]在张伯伦的整个所谓世界观中，贯穿着排除其余的、非日尔曼的人类有任何生存权和文化才能的思想。从属于纯种，这是不可更改的、生物学一贵族的选择原则。例如，张伯伦说到印度哲学：“印度哲学完全是贵族的……它懂得最高的认识只有选出来的人才可以达到，它懂得只有在一定的自然科学的种族条件之下，被选出来的人才可以得到培养。”[92]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认识“绝对平等的民主”，[93]这标志着它们的成员们是劣等种族。
　　张伯伦用种族主义来取代世界史。随着人类历史被鄙弃，旧的划分——古代、中世纪、近代，同样被鄙弃。对张伯伦来说，文艺复兴是一个荒唐的观念。他认为，只有个别的雅利安种族的文化（印度、波斯、希腊、罗马、中世纪日尔曼王国、今天的德国），这些文化的衰亡是由于种族混杂、杂交。张伯伦设想出来的威胁雅利安民族统治的最重要的概念是“混乱的民众”，这“混乱的民众”是在罗马人统治世界时产生的。这里，产生了普遍的种族混杂，因而导致文化衰落的危险。日尔曼民族成为救星。一切伟大的、优秀的并且代表高度文化的东西，无论是在意大利或西班牙，都是日尔曼征服者的后代的成果。一切危险的或低劣的和无教养的东西，在这场斗争中体现为是犹太教和混乱民众的产物。混乱民众的组织上的联合和思想上的捍卫者，在张伯伦看来，乃是罗马天主教会。因而，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整个历史，是日尔曼光明携带者与黑暗势力、与耶路撒冷和罗马的斗争。
　　这场斗争决定了张伯伦观念中宗教和种族主义的结合。张伯伦“证明”，耶稣基督不是犹太人。由他建立起来的宗教严厉地否定了犹太人的宗教。犹太人的宗教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是“偶象崇拜”。[94]康德的伟大业绩恰恰在于：他“永远地推翻了神灵。”[95]因而，张伯伦把帝国主义反动派中迄今分离的流派完全地融合起来，即把生命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和种族主义融合起来。在世界观中消灭犹太教，消灭犹太人的传统，在这里与毁灭理性是同样的行为。生命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对思想和理性的损害和瓦解，得到了一种清楚的、荒唐的、普遍明确的形态，并开始走出讲台和文学期刊的狭小领域。但同时种族主义抛弃了它的实证科学的严肃性：产生了一种精神的和道德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它可以成为失望而又迷惑的群众在宗教上的代替物。当然，在这方面，张伯伦只是某位后来人的“先知者”和宣告者。不过，这位后来人对张伯伦的学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论上均不必增添任何新东西：他只需要把这个学说为群众准备好。
　　半犹太人保罗，特别是奥古斯丁——混乱民众的儿子，已经完全歪曲了（雅利安人的）耶稣基督和基督教的伟大业绩。在罗马教会中，与犹太教的抽象唯物主义相平行和对立，产生了“有魔力的唯物主义”，[96]这种唯物主义，对于日尔曼人的独特的世界观来说，正如抽象唯物主义同样地危险。张伯伦是希特勒和罗森堡的直接先驱者：张伯伦把一切可恶的东西（一切犹太人的东西，任何种族混杂）从世界观上都诽谤为是唯物主义。这一方面表明，这一切论战多么厉害地首先针对着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把它当作帝国主义思想的唯一严重的敌人，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这种想当然的、毫无根据的诽谤只有在帝国主义时期反马克思主义的不可知论的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张伯伦说：“雅利安人精神与犹太人精神的结合，以及这两者与无民族的无信仰的‘混乱民众’的疯狂性的结合，是巨大的危险。犹太人的精神，如果就其纯粹性而加以接受，本来早就不会造成这么多的不幸……但是，犹太人的精神渗透到了作为印欧语系人象征并具有多变的自由的创造力的神圣世界；这种精神犹如南美人的箭毒，侵入到随新形态的变化而唯一具有生命和美的有体体之中，并使之麻痹……同时，这种独断的精神把贫乏的奴隶心灵中所具有的最愚蠢最讨厌的迷信确定为宗教中永恒的成份；从前对‘通常的人’（如奥里根所说）或对奴隶（如狄摩西尼[97]所嘲笑的）来说是好的东西，从今以后思想界的巨人为了他们心灵的幸福而必须信仰它。”[98]
　　把耶稣基督的雅利安人的宗教歪曲为混乱民众的罗马教会，这决定了从民族大迁移至今的欧洲史；它是“十九世纪之基础”。因为这场斗争还决没有进行到底；北方日尔曼人对南方混乱民众的反抗至今还未取得实际胜利。虽然日尔曼人作为雅利安人的最后的种族是合法的“世界的主人”，但他们在其统治权利和统治可能性上仍处于很成问题的状况，张伯伦认为，这只有通过彻底克服宗教中犹太教和混乱民众的成份，只有通过产生一种日尔曼人独特的宗教才有可能实现。因而，在张伯伦那里，种族主义成为“无所不包的世界观”：成为威廉二世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全球统治的思想工具。
　　根据以上所说的，就很容易理解：张伯伦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竭力进行泛德意志的宣传，并在德国失败后又加入到希特勒这一方面。他的许多有关战争的小册子，跟上面所说的相比，很少包含新东西。这些小册子跟他的理论文章相比，还更尖锐地强调了他的倾向中的反民主的基本特征；甚至在战前，他向威廉二世建议，取消帝国国会，以便为他的计划扫清道路。这些小册子比以前的文章更露骨地强调了德国人统治世界的使命，并且伴随着中心的、宗教的一种族的问题，日益强调要取谛民主、建立少数人的统治，因为有内在的需要克服的障碍。也比以前更强调普鲁士的重要性。针对特别在英国民主派中广泛流行的、将魏玛和波茨坦所作的比较，张伯伦反驳说：“自称喜爱没有普鲁士的德国的外国人，……或者是笨蛋，或者是捣蛋鬼。”[99]当然，在这些文章中，他倾向于德国帝国主义的立场赤裸裸地、不披“哲学的”伪装而显露出来。他完全公开地强调：事情关系到德国人统治世界；在欧洲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必须战胜和征服全世界。张伯伦认为，事情关系到世界统治或灭亡：他想象中的德国只能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德国；“如果德国不统治世界……那么它就会从地图上消失；实际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非此即彼。”[100]这样，张伯伦的种族主义的世界观合乎逻辑地汇入了德国帝国主义者——泛德意志主义者的当时最富侵略性的、最反动的集团的宣传之中。

Ⅴ
“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德国
帝国主义哲学在煽动性宣传上的综合


　　人们看到：对没落的反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对野蛮化的沙文主义的市侩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轮廓实际上已经以所谓哲学的形式，以战争宣传的形式出现了，剩下的只需要把它从沙龙，从咖啡馆，从书房搬到大街上去。德国极端反动派发展中的这最后一步，是由希特勒和他那一帮人完成的。在这方面，他们完全赏识张伯伦的功劳。罗森堡本人曾写了一本关于张伯伦的书；另一次，他在夺取政权之后，为了警告法西斯主义的“同路人”，并为了给这些同路人树立一个典范，他宣告国家社会主义只承认理查德·瓦格纳[101]、尼采、拉加得、张伯伦是它的真正的祖宗。[102]
　　因此，决不应该对张伯伦的重要性作过高的评价。他只不过是倒数第二个人对德国的（和国际的）发展中的最反动的思想倾向作了文字上的总结。德国法西斯主义本身是一切反动倾向的折中性的综合，而这些反动倾向由于德国的特殊发展，因而比其它国家更强有力、更坚决。这些倾向的数量是无限的，尽管有着共同的反动特性，但它们的区别有时是很重大的。
　　德国的特殊发展状况（对此我们已经谈到，现在只能概而言之：三十年的战争；小国的专制制度；资本主义的较晚发展，俾斯麦建立帝国，普鲁士容克地主集团的统治，在维护霍亨索伦“个人统治”时的虚假的议会制度等等）导致这样的结果：几乎没有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即不以任何形式去适应德国现实并与之调和，因而不具有其反动的方面。而当在帝国主义时期，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们（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重新复活时，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总是以确定的阶级本能把其反动方面占为己有，并加以强调，并对以往的哲学“清除”其进步的基础和倾向。
　　这样，康德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列宁语）被彻底“清除”了；这样，李凯尔特的反动的新康德学派把晚期费希特的非理性主义用作新康德主义的深造课程，这样，爱德华·封·哈特曼把晚期谢林的哲学复活了，并且在以后基尔克戈尔的影响中，这一哲学的反动性质还更强大更富影响地表现出来；这样，黑格尔对普鲁士现实所作的调和，被新黑格尔主义用来把黑格尔说成俾斯麦的先驱，而黑格尔的哲学——被彻底地“清除”了任何的辩证法——则被改造为为德国的落后状况作辩护的世界观，改造为一切反动倾向的大杂烩。同时，产生了一批就其根本倾向来说一开始即反动的思想家，如叔本华、浪漫派（首先是亚当·缪勒，格雷斯等）和尼采。法西斯主义继承了德国反动派发展的全部遗产，并用于向内和向外去建立凶残的帝国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极大地唤起了德国民族的最坏的本能，首先，唤起了在数百年的历程中由于失败的革命和由于缺乏民主思想发展而形成的那些坏的特性（恩格斯曾说到由于“三十年战争的耻辱而浸润于民族意识中的奴才气”[103]）。这种奴才气的现代形式是完全认识不到：尽管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普鲁士化的德国帝国有外在的军事力量，而在内部，“德国的不幸”仍然儿乎未加改变地保持着。但在大多数思想家那里，较之单纯看不到这个事实，事情要更严重得多。相反，越来越强大地提出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在维护“德国的不幸”之中，在俾斯麦帝国的伪立宪中，在完好地保持反动普鲁士的统治，在完好地保持大地主政治、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普鲁士官僚政治中，却看到了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形成的要更为高级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形式。众所周知，在帝国主义时期，在西方的民主国家中，由于尖锐地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矛盾和局限性，产生了日益广泛和尖锐的对整个民主的批评。但当这一批评在俄国在革命的民主人士那里，首先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已经成长为从思想上否定自由主义时，当布尔什维克者列宁和斯大林在帝国主义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彻底批评用作丰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学说，并进而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理论较之马克思本人更加具体化时，而西欧对民主的批评却只活动在极端反动派与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或工联主义的极端和错误的两极之间。这一批评被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思想家们兴高彩烈地接受了，然而，他们把它用来证明：普鲁士化的德国是更高级的、指向未来的、能克服民主中的矛盾的社会和国家的形式。因此，在吸收西方对民主的批评中，产生了侵略的德国帝国主义的思想，产生了德国的“使命”的学说，即为人类指出通向未来之路，而且恰恰是基于要维护“德国的不幸”之中的一切倒行逆施的制度。
　　德国的“使命”的这种特殊形式，也在一切就其意图来说是进步的或至少企图反对极端反动派的思想倾向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盲目地驯服地和无批判地顺从正存在着的国家权威，这与美化德国落后的政治和社会形式相结合，阻碍了德国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引向完全错误的道路，创造出一种（常常非自愿的）思想支持，去支持那些把歌颂德国的落后看作符合天经地义的阶级利益的反动倾向。德国发展中的这种矛盾状况在施泰因的改良运动中特别在施泰因本人那里就已可以十分强烈地感觉到。它表现在晚年黑格尔的官僚等级制的国家理论中，表现在他歪曲正确的见解——改良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方式——认为依靠改良，德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其任务。它以始终富有影响的拉萨尔的国家理论，甚至侵入了工人运动，在这里创造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存在的——机会主义的合法论和对国家的崇拜。
　　这样，处于浪漫派的右翼并与普鲁士最倒行逆施的容克反动集团有最紧密联系的极端反动思想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因为与它相对立的批评的民主派的反抗，批评的民主派对德国反动思想的揭露，较之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远为软弱无力。除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有直接影响的时期之外，这甚至涉及到德国的工人运动。恩格斯在批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严重地警告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在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中，在争取德国民主化的斗争中，放弃了其最重要的任务，甚至散布幻想，似乎“旧的污秽的东西清新地、无害地、愉快地、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104]是有可能的。
　　恩格斯的批评针对着德国的这样一些幻想，它们期待当时的德国“长入”社会主义；因此，是期待这样一个国家“长入”社会主义：它还没有民主化，在它面前，民主化的一切任务，包括真正实现德国民族的统一——德国民主改革的中心问题——，还作为革命任务而存在着。在恩格斯看来，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这样一种提法，只会偏离德国革命民主化的伟大任务，而这些伟大任务的实现恰恰是德国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客观上及主观上的准备。
　　但是，这一批评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未被理解。产生了一些错误的极端，一方面与非民主的帝国主义德国相调和，另一方面与抽象地跳过革命民主任务的抽象社会主义的宣告相调和。在帝国主义时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居领导地位的思想家们中，梅林是唯一有生气地保持了反对普鲁士反动派的革命斗争的传统。列宁早就觉察到这一发展，并尖锐地批评说：“欧洲社会党人的共和主义传统大大削弱了……但是削弱共和制的宣传，往往并不意味着更加渴望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而是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一般革命任务认识得还不够。无怪乎恩格斯在1891年批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向德国工人十分有力地指出了争取共和国的斗争的意义，指出在德国也可能把这一斗争提到日程上来。”[105]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市民的思想完全充满了反动的形式和内容。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也支配了政治上基本赞成进步的市民的思想。甚至种族主义也侵入了这些人；我们只需举出拉特璃，他以后成为法西斯主义谋杀的受害者。如我们已看到的，与此相平行，产生了要把反动容克的思想加以现代化。当然，这一过程也不是一致的。旧的形式，旧的口号（“为了上帝、国王、祖国”，“德国应该治愈世界”，依靠基督教的正统观念等等）仍然活跃地深入到魏玛的共和政体，并在数量有限的小资产阶级中起作用；人们想一下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宣传，想一下“钢盔团”等情况，对此就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但此外，越发强有力地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使德国帝国主义的极反动的内容和最富侵略的目标披上新的形式，这一新的形式要能够为德国帝国主义的内外目标而争取到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工人群众。
　　德国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的失败造成了两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复杂问题，它们使极端反动思想有可能改头换面，有可能使它“现代化”，使它在德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发挥作用。第一个复杂问题是对凡尔赛和约的普遍的民族愤慨。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和共产党人的弱点，使德国不可能产生象俄国那样彻底的革命，以便把民族从以往战争结局的屈辱重压之下解放出来。1918年革命的失败，导致群众在他们民族的要求上越来越强有力地受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支配：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斗争，民族解放的口号流产为德国民族的革命民主联合的口号，并日益转为要复活侵略的德国帝国主义。
　　第二个复杂问题与第一个处处交织在一起，并加强了它的影响。这就是群众对1918年革命的社会结果的失望。群众的希望深入于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这些希望在当时是极为迫切的。这失望在于：容克与大资本家在魏玛共和政体幌子下的联合统治象以前一样继续压迫人。因此这失望必然是巨大的。1929年的大的经济危机，魏玛民主党在危机中所实行的坚决反动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使这种失望变得更强烈。同时很明显，一切想简单地返回到战前状况（霍亨索伦复辟）的运动，都不能取得很大效果。这样，在极端反动派的阵营里，就需要蛊惑人心的社会宣传：把侵略的德国帝国主义的目标伪装成为“民族的和社会的革命”。
　　希特勒及其帮凶们的业绩是实现了德国极反动的容克和大资本家集团的这一现实需要。他们满足了这些需要，因为他们把现代化了的极端反动思想从沙龙和咖啡馆搬到了大街上。
　　希特勒的思想无非是极其别有用心地、玩世主义地、狡猾地利用了这一形势。希特勒本人和他最亲密的合作者在过去就为这任务作了充分的准备。在维也纳，希特勒曾是吕盖尔的反犹太人的社会宣传的信徒，以后他在德国成为德国国防军的侦探。他的主要思想家罗森堡，是沙俄黑色百人团的信徒，以后同样是德国的侦探。这两人，以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其他领导人，都是最反动的德国帝国主义的无耻而丧尽天良的雇佣兵，都是普鲁士德国的侵略和压迫政策的思想上的急先锋。因此，在他们身上，思想上的诚实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本人完全玩世主义地、无所谓地对待他们自己的“学说”，利用它——通过上述的、由于历史发展造成的德国民族的反常而落后的特点而巧妙地起作用——服务于德国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目标，服务于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统治，服务于维护德国的普鲁士化，服务于它的扩张以及世界统治。
　　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在他们的言论和文章中，用令人作呕的虚伪的激情进行民族的和社会的鼓动，这种鼓动在公众面前的表面文章是什么荣誉、忠诚、信仰、牺牲等等。这些领导人说，当他们进入其亲密的小圈子里时，就会以最玩世主义的、心领神会的微笑来对待他们自己的公开宣言。我们对有关法西斯主义领导人的这种秘密材料在今天还知道得比较少。[106]然而，例如，逃往外国的但泽领导人劳施宁已经发表了如此之多的有关他与希特勒及其他领导人秘密交往的材料，使得我们对这一情况还是可以获得相当具体的了解。
　　在此，我只引用一些典型的例子。劳施宁曾与希特勒有过一次谈话，在谈话中，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中心信条——种族主义也表露出来。对这问题，希特勒的看法如下：““国家”是民主和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表达。我们必须摆脱这错误的结构，代之以种族的概念，这一概念在政治上还没有被使用……我确知，在科学的意义上，没有种族这类东西存在着……我作为政治家，需要一个概念，它使得有可能去消灭迄今为止的历史基础，并代之以完全新的反历史的制度，再为这制度提供理智基础”。任务就是毁灭国家的界限，“借助于种族概念，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进行它的革命，把世界翻转过来。”[107]在此很清楚，对希特勒来说，从种族主义中只不过找出一个思想上的借口，以便于在群众面前，令人信服地征服和奴役整个欧洲，消灭欧洲各民族。
　　众所周知，对德国民族起源的研究是与种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法西斯主义者把这宣布为他们学说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甚至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研究科学。他们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科学的呢？有一次谈话表明了这一点。这是盖世太保领导人希姆莱与劳施宁的谈话。希姆莱禁止但泽的一位德国学者作史前史的讲座，并就这一禁令对劳施宁说：“究竟什么是日尔曼民族史前史的真正真理，这完全无关紧要。科学从一个假设走向另一个假设，这些假设每隔几年就要更换。为什么党不应该把某一特殊假设确立为出发点，这并无真正的理由，即使它违反了流行的科学观点。唯一重要的事实——为此，国家付酬给这些人（指教授们——卢卡奇注）——是对历史具有这样一些思想，这些思想使我们的民族在其必要的民族自豪感上得到支持。”[108]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反犹太人主义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中，在希特勒的鼓动中，起着多么中心的作用。但当劳施宁与希特勒谈及这个问题，并直率地问他是否打算根除犹太人时，希特勒回答说：“不，否则我们必须重新创造出他们。人们总要有看得见的对手，而不仅仅有抽象的对手，这是重要的。”而当在同一次谈话中又谈到臭名昭著的《有关犹太复活主义学者的文件》时（它们在希特勒主义者的大屠杀鼓动中曾起过中心的作用），劳施宁表示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希特勒答复说：“至于这提法在历史上是否真的，这关我什么事！即使它不是真的，……那么它就越发令人信服。”[109]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尽管是从我们掌握的有关法西斯主义领导人的内心信念的有限材料中得到的。然而，我相信，迄今引用的例子已经足够多了，使我们可以看清希特勒及其帮凶们对他们自己的“理论”抱什么态度。我们仅仅还补充说，正是在一次与劳施宁的谈话中，希特勒把他社会鼓动的中心论题即所谓的“普鲁士社会主义”，宣布为胡闹与愚蠢。[110]
　　从这一切中，国家社会主义的“方法论”之基础是一望而知的了。但人们从希特勒的文章中也很容易再对它进行补充。在这里，我们同样只指出一些要点，从中可以看出，在希特勒及其一伙人那里，决不仅仅涉及到一种错误的、危险的、需用明智的论证加以反驳的理论，而是涉及到各种反动学说与丧尽天良的鼓动相结合的混合物，这一混合物的价值只是这样来衡量的，即希特勒是否能借助于它来迷惑群众。
　　在希特勒那里，这种鼓动的出发点是完全蔑视民众。他说：“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如此柔弱，决定他们思想与行动的，与其说是冷静的思索，还不如说是感情用事。”[111]在此，如我们能够看到的，希特勒把帝国主义时期“贵族的认识论”和“群体化”的、社会哲学的成果翻译成实用宣传的语言。从这观点出发，希特勒制定他的宣传方法。强烈的心理作用应该取代信念；应该用一切手段去制造失望者的盲目信仰和信仰上歇斯底里的沉闷气氛，也是在这里，生命哲学反对理性的斗争构成了——不管希特勒对此认识到什么程度——纯技术性的宣传在世界观上的基础。希特勒的“独创性”在于：他第一个把美国人做广告的技术运用到德国的政治和宣传之中去。他的目的是迷惑和欺骗群众。他在其主要著作中供认，他的目的就是鼓动，破坏人们的自由意志和思维能力。用什么手段能达到这一目的，这是希特勒深入与认真研究的唯一问题。他探讨一切可能的详细情况，以求对群众产生心理作用与影响。我们也只引用一例：“在任何情况下，事情关系到损害人们的自由意志。当然，这最适用于集会，在那里，具有不同意志的人们聚集起来，可以争取使他们获得新的意志。在早晨与在白天，人们的意志力似乎还处在最旺盛的状况中，强烈拒斥别人的意志和意见强加在他们身上。在晚上则相反，他们较容易服从于较强意志的支配力量。因为在实际上，任何这样的集会都表现了两个对立力量的角斗。居支配地位的鼓动家的杰出雄辩，争取那些本身已极自然地感到自己反抗力削弱的人们获得新的意志，要比争取那些还完全具有自己的精力和意志的人们容易一些。”[112]
　　希特勒以同样的玩世主义来对待自己党的纲领。他承认，在时间的流逝中，实际上，变化可能是必然的。但他立即又从原则上否定这一点：“任何这类的企图往往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而要讨论一些不可动摇的坚定的东西。……如果我们以某一学说外在结构上的经常的变化去散布不确定性和怀疑，那么我们究竟如何使人们去盲目信仰这一学说的正确性呢？”[113]
　　希特勒的这一鼓动技术与他的“世界观”中很少的坦率之点相联系。他是客观真理的死敌，一生中处处反对客观性。他感觉到自己是资本主义分店的代理人，并以肆无忌惮的熟练的鼓动技术去竭力实现这一分店的目标，有意摆脱开任何客观真理或正确性。就这一点而论他实际上是美国广告技术的出色的学生。当他谈到鼓动技术的时候，他的这一最内在的本性有时就不自觉地可笑地表现出来。我们同样只引用一例：“当还有别的肥皂被看作是‘好的’时，那么人们将对一块推销新肥皂的广告说些什么呢？……政治上的广告，情况也如此。”[114]
　　德国生命哲学与美国广告技术的这一结合并非偶然。两者都是帝国主义时期的表现形式。两者都诉诸于这一时期人们的失望与迷惘，诉诸于他们束缚在其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偶象化的范畴体系，诉诸于他们在此体系中的沉闷的痛苦，诉诸于他们不能从这种体系中摆脱出来。但是，美国的广告体系诉诸于通常的人，而且诉诸于他的最直接的生活需要，在这生活需要中，垄断资本主义所实行的客观的标准化是搀和着这样一种模糊的欲望——在这范围内——即保持是“个人的”。与此相反，生命哲学通过很复杂的弯路，转向杰出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反对标准化的内在斗争要炽热得多，尽管从客观上来说，同样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因此，广告技术从一开始就是玩世主义的、鼓动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直接的表现形式；而在长时期内，生命哲学受到诚意地对待，或至少凭借间接的手段，表面上科学地、文学地被加以研究。但是，背离任何客观性，片面地诉诸于感情、经历等等，以及企图消除和鄙视理性、独立的合理的判断，则对两者来说是共同的，尽管客观上有其它的区别。因而，有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必然性，即借助美国广告技术的手段把生命哲学的结果与方法搬到大街上。因为在希特勒的身上生命哲学和垄断资本主义结合起来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发展的技术，即美国的技术，就与帝国主义时期的最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即德国的思想结合起来。这种类似与这种合一的可能性已经表明，希特勒时期的一切野蛮，一切玩世主义等等，只有从经济上，从社会结构上，从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倾向上，方能得到理解与批判。试图把希特勒主义看作是复活某一旧的野蛮，任何这类企图必然恰恰忽视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的特点。
　　唯有着眼于这玩世主义的无耻的广告技术，才可以正确说明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们的所谓思想。因为这些人总是仅仅问：这一思想有什么用处？它能带来怎样的益处？完全摆脱开客观真理，甚至极端鄙弃客观真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从尼采经过实用主义到现在的现代哲学完全一致）。然而，这有力而粗俗的广告技术与帝国主义生命哲学的成果，即与这一时期最“精良”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会合了。因为不可知论的反理性主义在德国曾经历了从尼采、狄尔泰、席美尔直到克拉格斯、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发展，其结局是同样坚决地否弃客观真理，就象希特勒出于其他动机并以其他论证所干过的那样。因此，在生命哲学的非理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观”的接触中，事情并不涉及到认识论的个别结果，因为这些结果就其深奥而言，只属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而是涉及到彻底怀疑客观认识的可能性这样一种普遍的思想气氛，涉及到彻底怀疑理性与理智的价值，涉及到对直觉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违反理性和理智的“宣告”的盲目信仰，一句话，涉及到歇斯底里的轻易迷信的气氛；在这里，反对客观真理、反对理智和理性斗争中的蒙昧主义，表现为现代科学即“最先进的”认识论的最后结局。
　　由于共同倾向于创造一种思想气氛来使法西斯主义的谬论得以产生和传播，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家罗森堡对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的极右代表人物怀有一定的同情。例如，他曾赞扬史宾格勒、克拉格斯，尽管他否定了他们学说的具体内容，并因国家社会主义的产生面把他们的全部活动看作是过时了的。因为虽然生命哲学的反理性主义必然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环境，但就能够直接服务于粗鄙的宣传目的而言，它本身过于精巧地、过于轻浮地、过于费解地、过于间接地与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目标相联系。为此，我们在张伯伦那里所发现的生命哲学和种族主义的那种联系就是必要的了。在此，希特勒与罗森堡为他们的鼓动目的而找到了直接可利用的思想手段，即一方面为反动的焕散的德国知识界找到了“世界观”，另一方面又为强劲而残忍的鼓动，为普遍可以理解的、能对在失望和迷途中寻找救援的群众进行迷惑的学说找到了基础。
　　纳粹分子们从张伯伦那里继承了“内在的”种族主义，即根据直觉来宣布种族的标志。虽然在鼓动中较多地涉及到所谓生理学上的标志（头形，发色、眼睛等等），但本质性的东西仍然还是直觉。希特勒主义的一位官方哲学家恩斯特·克里克完全公开地谈到与生物学的这种联系：“‘生物学的世界观’在本质上不同于靠存在着的专业科学“生物学”来为世界观奠定基础。”[115]因此，罗森堡在其纲领性的文章中也谈论“灵魂”比谈论客观的种族标志要多得多。他以宣告来代替论证：“内在地看，灵魂……意味着种族。”[116]这直接地继承了张伯伦的种族主义。
　　然而，还在一切其他最重要的规定上，我们发现罗森堡是张伯伦的忠实学生。和张伯伦一样，他否认因果关系；和张伯伦一样，他否认对起源作任何研究。恰如他的老师，他否认存在有人类的共同历史：仅仅一些个别的种族，特别是雅利安人、日尔曼人，才有历史。但，即使他们的历史也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种族中的好东西是不变的。对此罗森堡谈到：“神话中最初的伟大成就在本质上不能进一步完善，而仅仅采取其他形式。从神或英雄那里吸取来的价值是永恒的东西，无论在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倭丁[117]的形式是死去了……但倭丁作为北欧人的心灵的原始力量的永恒写照，在今天仍象五千年前一样活着。”他总结说：“有关种族的最终可能的“知识”已经包含在它最初的神话中了。”[118]
　　这样，生命哲学中的内在斗争结束了（这种内在斗争，一方面是客观上反历史的人类学的类型学，一方面是企图在此基础上把违反法则的非理性主义的历史理论建立起来）。当然，是作为反历史主义的胜利，是从思想上清除历史。这一方面首先由张伯伦，另一方面通过其他方式，也由史宾格勒、克拉格斯、海得格尔等作了准备。客观理论的这种不可能性——在消除进步思想的情况下，还从方法上去把握历史——就完全清楚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罗森堡在此以帝国主义时期的一切假历史主义彻底地作出结论时，他只不过是以他神话式的鼓动方式对这样一种局面作出了一切结论：这种局面已经潜在于狄尔泰的小心翼翼的自相矛盾之中了。
　　有关种族的这种观点不仅与张伯伦，而且也与哥比诺相一致。这种观点必然导致：任何变化只被看作由于种族混杂而产生的堕落。因而，罗森堡很起劲地从张伯伦那里接收了有关“混乱民众”（以及两个主要危险因素：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的思想。因而，与张伯伦一样，他认为德国文化的主要缺陷在于它不具有“特有的”宗教。由于罗森堡作为思想家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因而如果去探讨他在哪里逐字逐句地抄袭张伯伦，他在哪里又修改了张伯伦，这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从方法上把张伯伦的反动词句搬进了民族和社会鼓动的行动纲领。在这里，重要的是张伯伦的十分猖狂的理论与哥比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宿命论形成了对立。希特勒和罗森堡从张伯伦那里继承了三个主要的观点：第一，混乱民众以及与之相斗争的概念，第二，种族能够自行再生，第三，种族主义作为宗教的时髦的代用品。这三个东西都被他们在鼓动中加以极端化和通俗化，以服务于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说到第一点，那么罗森堡与张伯伦一样，把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看作斗争的中心目标，看作主要的对手。只是这场斗争不再“高尚地”从文字上进行，不象张伯伦（特别在开始）所作的那样，不断地向个别的“杰出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致敬，而是公开地肆无忌惮地鼓动大屠杀。
　　张伯伦已经把犹太人看作“灾难性的”平等思想的担负者。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被归结为这一灾难的结果，两者被彼此同等看待，并作为混乱民众在现实中的表现而被反对。也是在这里，以往反动传统的潮流注入了希特勒主义的社会鼓动中。众所周知，在十九世纪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到处引起了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这一运动在一开始具有比较重大的科学功绩，因为它机智地批评了这些矛盾。这批评在西斯蒙第那里甚至达到这程度；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年青的卡莱尔在社会领域中作出了类似的工作。1848年的革命，科学社会主义的兴起，这一革命与革命的工人阶级的结合，这些很快就改变了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面目。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是朝后看的（在西斯蒙第那里，回到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在年青的卡莱尔那里，回到作为“有秩序的经济”的中世纪，以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相对立）。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纯粹思想的方面维护了这朝后看的倾向，而且，越来越厉害，因为与这一运动有很近的血缘关系的、将文明与文化加以对立的倾向必然包含着从过去伟大文化的观点去批评资本主义缺乏文化。然面，必须也对倾向于要超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采取一种态度，这一必然性引起了根本性的方向改变：越发在资本主义本身去寻找“秩序”的原则；当然，那种以过去为准绳的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评并没有被放弃。但现在，在大资本主义本身去寻找能摆脱无政府状态的力量。这已经是卡莱尔在1848年革命后的观点。我们已经知道，在帝国主义时期的前夕，对这矛盾的双重倾向作出最确切的论述的人是尼采。
　　从这一社会形势和由它所决定的思想形势中，产生出两个结果。第一，资本主义的“好的方面”必须与“坏的方面”相区别。这已经存在于普鲁东那里，而庸俗自由派的辩护士总是致力于把“坏的”方面说成资本主义的消逝着的偶然的因素。但是，这种倾向只能成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因为这间接的辩护一开始正是从“坏的方面”捍卫资本主义制度，从“坏的方面”的发展，期望克服庸俗自由的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期望达到新的“秩序”，一句话，因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第二，与这一转向紧密相联系，把对社会主义的抵抗与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新的态度结合起来：现在，社会主义表现为继续和扩大了那些敌视文化的、危害人的个性的倾向，这些倾向在资本主义中受到反对；对这些倾向的真正克服，人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即“有规则的”资本主义。
　　这个转向因如下情况而更容易发生：自从古典经济学崩溃以来，经济学领域中的任何文化、任何知识都从资产阶级的知识界中消失了。因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经济上的对立就处在它的视野之外，并且由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克服是沿着未来的方向，即进步地沿着生产力较高发展的路线，又由于资产阶级知识界只懂得技术和劳动分工，因而很容易把（被鄙弃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等看待。最初对这等同作出有影响的论述的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出于大城市的黑暗》中），在哲学上，又是尼采很有影响地宣告了这思想，因为他概括了资本主义中在民主名义下的一切可鄙的东西。史宾格勒和其他人步了他的后尘。因此，罗森堡在这里也继承了长期发展的这种欺人之谈的遗产，并且能很容易运用它而服务于他的鼓动目的。这样，罗森堡向“自由经济的商业帝国主义的最后而混乱的分枝”宣战，“这商业帝国主义的剥削对象出于绝望而中了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的圈套，为了完成民主派所开创的东西：根除种族意识和民族意识。”[119]在别处，他又说：“无种族的权威要求混乱的自由。罗马和雅各宾主义（在其旧的形式和在其后来最纯粹的形态上，在巴贝夫和列宁那里），内在地彼此互为条件。”[120]
　　在罗森堡看来，这种历史观构成社会鼓动的思想基础。罗森堡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反资本的斗争，歪曲了实际的问题，是为国际犹太教的利益服务。种族主义必须提出质问：“这资本在谁的手中，什么原则支配、引导或监视这资本。后一个问题是决定性的”。[121]种族主义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把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一切复杂的思想过程都简化为种族归属问题。法西斯分子的社会鼓动想维护德国反动的垄断资本主义，把它从招致巨大经济危机的革命危险中拯救出来。因而就有罗森堡作出的区分，因而就有费德尔在掠夺的资本和创造的资本之间作出的区分。借助于种族主义的社会鼓动，并利用非无产阶级的群众直接地在金融资本与商业资本中看到了他们的剥削者这个事实，把广大群众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而产生的愤慨引上反犹太人主义的道路。
　　但是，张伯伦的有关混乱民众的概念也同时被用来论证帝国主义的侵略。凡德国帝国主义首先企图征服的国家，都被称作“混乱种族”。这样，首先是俄国。然而，法国也是混乱民众的代表，它“在今天很难还可以被看作一个欧洲国家，不如说是非洲的分支，由犹太人领导。”[122]希特勒也称法国为“欧洲土地上的非洲国家”。人们看到，希特勒和罗森堡“论证”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时“在原则上”依据了种族主义。在此，注意到以下一些事实，也许并非不重要：法西斯分子的所谓世界观只是一块招牌，当要推销另一个商品时，这块招牌就被一个带有完全不同内容的广告所代替。例如在现在，当纳粹分子们希望借助于“四强条约”来建立反苏的欧洲联盟时，罗森堡突然“忘记”了他诽谤、诬蔑法国人时所写下的一切；当他企图把法国当作暂时的盟友时，法国忽然不再是“杂种”，而是一个农业国，这农业国的根本性的特征是“崇拜土地”，[123]因而在“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眼中也就是某种肯定的东西。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种族繁殖问题，希特勒明确地表示承认。他说：“在此，基础的东西是缓慢的自然的繁殖过程，只要还存在着种族上纯粹成份的根基，只要不再发生进一步的杂交，那么，那个繁殖过程会把对种族的毒害逐渐又排除掉。”[124]因而，法西斯主义赞同乐观主义的种族理论家，如张伯伦和沃尔特曼。但是，在张伯伦和沃尔特曼那里，挽救纯种只是种族的卫生措施。这些措施（婚姻监督、禁婚等等）也被法西斯主义接收过来，但变成了可怕的和任意的专治政治的工具。希特勒确切地知道，人们用测量头骨，用系谱等等，能够证明一切，包括相反的东西。因此，他利用这些措施作为压迫和敲诈的手段。恩斯特·克里克说：“测定种族是根据在种族民族的全体生活上的能力的种类和大小。”[125]这意味着：在法西斯主义的体系中，一方面种族的纯粹性是任何向前进展的前提，甚至是任何勉强可以忍受的生活的前提。但另一方面，谁被看作属于纯种，谁不被看作属于纯种，这完全取决于法西斯主义掌权者的独断。在戈培尔那里，最可疑的外貌和最不可靠的系谱都算不了什么，当有一个人在某一问题上敢于表示怀疑时，立刻被宣布为混血儿，被诅咒为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犹太人化了”。在此就很明显，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要接受张伯伦对种族所作的“内在的”、直觉主义的规定。当人们在大的群众集会上鼓动种族主义时，靠“准确的”、感性上可见的、容易理解的种族标志去宣传，这是有用的。对法西斯主义专制政治的统治机关来说，则与之相反，由克里克所阐述的“内在的”标准是最适合的标准，恰恰因为它是最独断的标准。这样，对纯种的繁殖和保持就成为一种工具，以便使整个德国民族保持在奴隶般服从的状况中，并培养动摇性、奴性、缺乏斗争性；动摇性、奴性、缺乏斗争性一向是德国不幸的特征，但它们在从前从未达到过希特勒种族政策和法西斯主义时期的那种高度。
　　以下的事实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法西斯主义道德的发展：张伯伦就已经把忠诚看作日尔曼人的特殊道德性，在此——又是很典型地——张伯伦引用德国的雇佣兵作例子，这些雇佣兵为了钱在整个欧洲曾起过可卑的、残忍的、始终反革命的、敌视进步的作用。以往的德国民主人士把这一雇佣时期谴责为德国的耻辱。而在张伯伦那里，这个雇佣时期却已经表现为种族在道德上决定性的特征。而当克里克谈到英雄人物时，他这样论述其本质：“命运向英雄人物要求这样一种荣誉；服从任何的命令。”[126]
　　但这样还没有说尽这个复杂物对希特勒主义的重要性。一方面，它被用于在德国本身建立和巩固少数人的无限统治。罗森堡在解释张伯伦时说，没有一个民族，包括德国在内，在种族上是统一的。由此得出：必须用一切手段来确保高贵者的统治，纯种的（北方种族的）统治。罗森堡断言，在德国至少有五个种族，但“带有真正文化成果的”只是“北方的种族”。他又说：“强调北方种族不意味着制造德国的‘种族仇恨’，而是相反，意味着有意识地承认我们民族性中的带血的粘合剂。……一旦某一天北方的血液完全枯竭了，德国将会崩溃，消亡在毫无出息的混乱之中。”[127]罗森堡认为，这种北方血液的承担者当然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这一运动是“新的高贵者”；它的成员百分之八十是北方的；在这运动中“经受考验”要比“按人头计数”[128]重要得多。这里同时表明，反动派靠种族主义而变得现代化了。法西斯主义虽然挽救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但它只是把容克变成新的高贵者的一部分，容克必须与新的寄生虫，与纳粹运动的上层人物分享其以往的寄生生活。这批种族上的高贵者没有一部分是肯吃亏的，法西斯主义就想把双方的剥削范围扩大到无法估量的程度。这样，罗森堡想根据种族的纯粹性创造出“血统和成就上的高贵者”。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到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进一步的真正的目标：德国人统治整个世界。法西斯主义继承了最可恶的德国沙文主义的一切以往的统治幻想和统治要求，然而它又超出其许多倍。如果我们联系“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来考察这一问题，那么人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它的贵族性和假生物学的论证。希特勒谈到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出发点是不同种族具有或高或低的价值。而且种族主义“因这一认识而感到有责任按照支配这个宇宙的永恒意志，去促进较好者、较强者的胜利，去要求较坏者、较弱者的服从。因而，种族主义在原则上忠诚于自然界中高贵的基本思想，并相信这条规律的作用一直下达到最终的个体”。[129]
　　从生物学上去论证剥削阶级和殖民民族的统治，这在尼采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那里就已经是惨无人道的思想。因为这种论证把被压迫者说成是原则上属于另一类的生物，说成是“生物学上”命定该受剥削和该当奴隶。希特勒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说：“因而，对形成较高的文化来说，存在着低级的人，这是最基本的前提之一。……人类的最初的文化肯定较少建立在被驯服的野兽上，而不如说建立在对低级的人的使用上。”[130]
　　在种族主义看来，雅利安人、日尔曼人是一种在任何方面与其他人种有质的区别的生物。在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中，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在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这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会发生纯种的堕落和污染。对法西斯主义的敌人（按“内在的”种族学说，这些敌人属于低等种族）有任何的最轻微的人情感，这标志着有这种人情味的人在种族上不纯。这样，法西斯主义把整个德国民族教育成原则上的非人化状态，更确切一点说，——如果我们记住我在上面的论述——整个民族被置于专制政治的压迫之下，这种压迫迫使任何人进入残忍的非人化状态，为非人化状态设立奖赏，并用驱逐出“民族团体”、不受法律保护等手段威胁任何人道行为。
　　对人在较高和较低种族上所作的这种质的区别贯穿在整个“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中。在哲学的领域内，我们已经在张伯伦那里见到了这一学说，罗森堡忠实地在认识论、美学等的一切领域里为张伯伦椎波助澜。然而，这只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可怕实践的思想基础；这种可怕的实践，国家社会主义一开始运用于德国民族的最好的人，自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又运用于其他民族，威胁、厌恶、仇恨人类。在罗森堡强调张伯伦的功绩之后，他就以充足的理由说：“作为种族史的世界史，在今天就是要取消有关人道的这种没落的学说。”[131]
　　这种学说要得出下面的结果：德国人在国内要把任何其他思想家，在国外要把别的民族的任何成员都当作野兽看待，根据情况而定，有的当作挽畜，有的当作供屠杀的牲畜。因此，希特勒、罗森堡这种类型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以种族主义的形式，构造出现代化的同类相食论作为世界观，它从种族主义的反动的不平等学说中吸取一切可能的野蛮的结论，并把这些结论推向兽行的顶点。所以，希特勒和罗森堡经常批评旧类型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这种批评部分地是在作鼓动，以便争取那些对旧的霍亨索伦统治感到不满意的群众。因此，如果想复辟霍亨索伦统治，就决不能争取到这些群众（德国民族主义者宣传中的弱点）。然而，这种批评遵循着侵略的沙文主义向上发展的方向；从这一批评来看，霍亨索伦的旧的民族主义侵略得还不够，显得太人道和太不坚决。
　　希特勒反对霍亨索伦的旧的殖民和扩张计划。他特别尖锐地批评这样的意图：用强力手段，靠德国化去同化被征服了的民族。他赞成消灭这些民族。人们对他说的话可能会不理解，“德国化只能在土地上进行，决不能在人身上进行。”[132]这就是说，德国帝国应该扩张，征服很多富饶的国家，驱逐或消灭那里的居民。早在上台以前，希特勒对外政策的纲领就已声称：“这一民族国家的对外政策必须确保由国家组织起来的种族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其手段是在这一民族的数量与增长和土地的大小与质量之间创造出健康的、有生命力的、自然的状况。”[133]
　　法西斯主义的“生存空间”的理论，是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发动罪恶进攻的基础。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计划从最初就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依据。（在这里如能确定，法西斯主义领导人物如何对待他们自己的理论，这将是并非不重要的。我们已经知道，内部建设和对外侵略的所谓理论基础是“北方血统”的统治。因此，希特勒和罗森堡总是向“同源的”北方各民族卖俏。然而，在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表明，这些民族不愿意服从欧洲的“新秩序”，它们不愿意当卖国贼，于是，罗森堡在一份与希特勒的秘书马丁·博尔曼共同撰写的通知书中，突然宣告这些民族不是高贵的雅利安人，而不过是各民族的混合物，是与芬兰人、蒙古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高卢人等成份相杂交的种族。同时，柏林、罗马、东京的“轴心国”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相结合，把日本人宣传为“东方的普鲁士人”。因此，对希特勒和罗森堡来说，种族主义也是侵略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单纯宣传工作，单纯的“肥皂广告”。）
　　这样，希特勒和罗森堡完全玩世主义地宣告了德国征服世界的野心。在德国内部，冲锋队与党卫队的长统靴应该践踏一切有碍于这些魔鬼计划的东西：首先是工人运动，还有理性、科学、人道方面的任何幽灵。为了创造出必要的气氛“教育”德国群众成为罪犯而从历史中抬出一切反动的、沙文主义的、非人道的东西。现在，在这种关系中，必须看到第三个问题，即重新拾起张伯伦有关日尔曼人特有的宗教热忱的计划。国家社会主义的专制统治决不能允许除了自身之外还有第二个思想力量。“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必然发展成为宗教的代用品。
　　在这个问题上，在张伯伦那里就已经可以看到的现代化倾向又是很重要的。罗森堡本人是一个颓废的、没落的知识分子，但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德国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崩溃后主要在知识界中所产生的思想混乱，觉察到了人们想摆脱旧的宗教，并发现了同时存在的、对新的信仰和迷信的不寻常的需要，这种需要，表现在轻信、蒙昧主义、混乱的追求中。他相应地写道：“在马克思主义的混乱大军与教会的信仰者之间，几百万人徘徊着：内心完全被击碎了，受混乱的学说和贪婪的‘预言家们’摆弄，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强烈地追求新的价值和新的形式。”[134]甚至这样一个旧的类型的反动分子，如被推翻的国王；也在1923年写信给张伯伦说：“教会失灵了。”[135]
　　因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到处打着这样的旗号：促成新的宗教。当然，在上台前，希特勒本人在这问题上是小心的，为了不伤害以往那些宗教的信徒们，他想争取这些人；因此，他宣告宗教上的自由，宣告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宗教问题上持中立态度。在上台后，他在压迫天主教中，在解散基督教教会中，在迫害倔强的天主教徒和正统的基督教徒中，清楚地表明，他在实践中是如何理解宗教自由的。
　　不过，在上台前，这倾向在罗森堡的文章中就已经很明显。如已强调过的那样，罗森堡从拉加得、张伯伦那里接受了将基督教加以德国化的计划。作为宗教课本的旧约全书必须被废除；[136]作为日尔曼人的耶稣已经是张伯伦宗教复活纲领中的一个观点。在罗森堡那里，耶稣已经穿上了冲锋队的长靴子：“对我们来说，耶稣今天表现为自信的主人。”[137]罗森堡同时规定说，这种雅利安人化的、“去掉了犹太人色彩的”基督教必须被制造为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政治的随意使用的工具：“但是，德国的宗教运动想发展成为民族的宗教运动，这宗教运动将必须宣布，博爱这一理想必须绝对地从属于国家学说的观念。”[138]
　　希特勒和罗森堡怎样理解“国家学说”，这从迄今的论述中已很清楚。为了创造出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宗教代用品，罗森堡让他的种族主义在有关日尔曼伟大人物的神话中达到了顶点，在此，他又折中地概括了一个世纪的一切反动倾向，从封建的浪漫派直到帝国主义的生命哲学。他树立了目标：“把以民族神话为标志的北方种族的心灵的渴求具体化为德国的教会，对我来说，这是我们世纪的最伟大的任务。”[139]
　　希特勒本人在1932年对劳施宁解释说：“人只能或者是日尔曼人，或者是基督教徒。人不能是这二者……人们不能把耶稣变成雅利安人，这是胡闹。”（看一看希特勒对他心腹哲学家张伯伦、罗森堡的种族主义的论调是如何想的，这又会很有趣。）他继续说：“我们能做什么呢？与天主教会在把它的信仰强加给不信教的人时所做的一样；保留可利用的东西，而改变其意义。”[140]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这一切在形式上是鼓动的、在内容和本质上是任意专制的倾向，集中在国家理论和国家实践中。众所周知，近代德国的发展走着与西欧、俄国不同的道路。当那些国家从封建主义的解体中产生出统一的民族国家时，德国封建主义的解体却导致了国家的四分五裂。因此，列宁很正确地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创造国家的统一。这状况在德国的发展中产生出一系列不同的、特殊的、但始终不利的、与加强反动力量相联系的结果。第一，德国的专制主义缺乏在建立了国家政治统一的地方所能见到的进步特征。第二，这条发展路线与资产阶级的缓慢和软弱的发展，与长期保持封建残余、贵族的政治统治相联系。第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别的国家相比，显得更软弱、更不明确、更容易受反动思想的影响，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软弱的中央权力，而并非是致力于已经存在的那种进步的民主改革。
　　这些特征当然也支配着德国思想的发展。马克思曾谈到与这发展方向相联系的德国缓慢的阶级发展的结果：“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在德国以最畸形的、半家长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君主专制的时代里，由于分工而取得了对公共利益的管理权的特殊领域，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在现代官僚政治中更为加强的独立性。这样一来，国家就构成一种貌似独立的力量，而这种在其他国家曾是暂时现象（过渡阶段）的情况，在德国一直保持到现在。”[141]因此，当在其他国家中，专制政治的思想即使把国家当作“怪物”，却还是清楚地（即使绝非完全地或有意识地）反映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利益，反映了国家在此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时，而在德国则由于此处所描述的落后性，产生了把国家当作绝对理念化身的理论，这理论堕落为国家神秘主义和国家的神圣化（这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也很明显）。
　　在这条路线上，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反动倾向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把国家加以神圣化，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已经一再说及的那些对西方民主派的逆向批评和那为德国的落后性进行歌功颂德的思想基础之一。帝国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在利用和强调黑格尔哲学在此发展中的落后性方面，起了并非不重要的作用。然而，法西斯主义不是简单地继承了流行的反动倾向，而是德国反动发展中的性质上出类拔萃的顶点。季米特洛夫正确地指出，在法西斯主义那里，并非简单由一种资产阶级统治代替另一种资产阶级统治，而是在体系上有所变换。
　　法西斯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鼓动是与这状况最紧密地相联系的。如在一切领域中一样，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采取了鼓动的貌似革命的立场，以便为他的宣传而利用群众在德国迄今政治发展方面的失望情绪，利用群众与国家的疏远。在攻击现有的国家制度及其思想捍卫者时，希特勒表现得很急进，甚至“很革命”。他说：“我们不能有作为自身目的的国家权威，因为在这情况下，世界上的任何专制政治都会是无可指责的和神圣的……但一般地说，切不可忘记，人的存在的最高目的不是维护一个国家或甚至维护一个政府，而是维护国民性。而一旦这国民性本身处于危险之中，被压制或甚至被排除，那么，合法性的问题现在就只起次要的作用了……人的权利冲破国家权利……”[142]从这些前提中，希特勒得出结论说：“国家不代表目的，而代表手段。它可以是人的较高文化的前提，而不是其原因。毋宁说，这种文化的原因唯独在于：存在着拥有文化能力的种族。”[143]
　　在貌似革命的鼓动中，希特勒同时表现出他的极端的反民主主义，当然，这又是以欺骗的鼓动方式进行的。在此，他利用了德国帝国主义思想家在西方民主派面前为了论证落后德国的较高价值而收集的一切反动谬论。正如在规定国家本身时一样，希特勒当然把种族主义的狡猾的鼓动作为他的宣传中心。跟张伯伦所说的一样，民主是犹太人化的制度：“只有犹太人才会赞扬一种与他本人同样肮脏和虚假的制度。”[144]然而，希特勒并没有象过时的反动派所做的那样，用德国的旧的君主政体去跟遭鄙弃的西方犹太人的民主相对抗，而是他为他的计划中的专制独裁统治发明了一个新的鼓动口号作为招牌：日尔曼的民主。他说，与犹太人的民主相对立的是“自由选举领导人的真正的日尔曼民主，这种领导人有义务对他的行为和失职完全负责。在犹太人的民主中，没有多数人对个别问题的表决，而只是唯一的一个人作出规定，这样，这个人就用财产和生命去为他的决定作辩护。”[145]（希特勒这一鼓动的内容具有很长的来历，我们只要回想一下马克斯·韦伯与鲁登道尔夫的谈话就可以了。）在另一处，希特勒对“日尔曼民主”的本质作出了还更清楚的规定：“任何领导人对下级的权威性和对上级的责任性。”[146]德国历史的任何专家都很清楚，日尔曼民主的这一所谓原则无非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事组织原则的翻版：士兵们必须畏惧他们的军士更甚于畏惧敌人。
　　完全不可忽视，希特勒的所谓新的国家理论深深地扎根在普鲁士德国的国家发展及其思想中。确实，希特勒的主要概念无非是把旧的普鲁士国王的观点，即把国王“个人统治”的理论加以现代化、公民表决化的变种，这位国王只在上帝面前对他的行为负责。这一主要概念也与哈莱的复辟理论相联系，哈莱把国家看作国王可以独断管理的私有物；也与哲学上依赖于晚期谢林的、普鲁士保守派理论家施塔尔的国家理论相联系；也与受哈莱和施塔尔影响的浪漫反动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观点相联系，这位国王不允许“一张纸”（宪法）处在国王和人民之间并损害受神灵感召的国王的专断的行动自由。
　　当然，“日尔曼民主”粗暴地否定了人的平等。希特勒说：“这个堕落的市民社会还没有明白过来，想把一只天生的狐猴长期加以训练，直到人们相信已经把它变成律师，而却让最高文化种族的几百万成员停留在完全无足轻重的地位，这真是对任何理性的犯罪，是犯罪的疯狂。”[147]罗森堡用更残忍的冷嘲热讽论述了种族主义原则上主张人的不平等的学说。在1932年，联系波登巴（Potempa）诉讼案，联系对纳粹运动中几个兽性的杀害工人的刽子手的死刑宣判（希特勒在一份电报中让刽子手们相信他的同情），罗森堡这样说：“这样，显示出一个极大的区别，这区别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权利感永远与自由主义、反动派相分离。人与人应该平等，这表明了今天流行的、包含人们的一切健康的自身维护本能的“权利”的特征。”[148]
　　初看起来，这里仅仅涉及到一种自吹自擂的空洞的鼓动，以便利用群众对魏玛共和国的失望情绪，并煽动他们投入假革命的——实际上反革命的——狂热。但事情远非如此。的确，希特勒主义的国家令人恐惧地实现了一切反动派的国家“无上权力”的梦想。但一个国家决不是这样无限有力的，它决不能这样无约束地专横地干涉人的整个生活。不过，这里并不涉及到简单的专横的侵犯，而是涉及到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恶魔般的专制本质。国家秘书施图卡尔特说，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广泛地把握住德国人在尘世的存在”。这就是说，国家有权利随意干涉个人的全部生活。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从原则上否决对个人的权利作任何保护，否决任何权利保证。这或许又是自由主义。施图卡尔特又说，自由的国家观点“把个人与团体去和国家相对立……因为它……相信必须作好准备，使国家公民摆脱极强大的国家权力的束缚，并保护国家公民的个人权利免遭国家的干涉。”[149]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破坏了个人的权利保证。
　　因此，对旧的国家理论所作的这一番假革命的鼓动性的论战，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就转化成论证希特勒集团的完全的毫无阻挡的独断统治。它的“国家学说”首先服务于：为这无限制的独断的专制统治提供“理论”基础，在法西斯主义国家中，从理论和实践上根除权利和权利保证。罗森堡清楚地说出了法西斯主义的权利学说，因为他依据所谓古代印度人的权利原则：“凡雅利安人认为合适的东西，这就是权利。”[150]
　　早在上台之前，希特勒就有计划地反对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因为他为即将到来的国家而把纯种的国家公民与完全无权利的国家成员区分开来。这一原则在法西斯主义国家中，在“内在的”种族主义的基础上，得到了贯彻。刚才提到的国家秘书施图卡尔特说，在任何个人那里“按照他的价值性的测定”而授予国家公民权利，然而，“谁可以被看作同一血统的成员，这在法律上是不可明确地说出的。”[151]这方面的决定就由希特勒领导集团的无限专横来作出了。
　　这种专横现在由法西斯主义同样“在原则上”加以论证，而且还鼓动性地利用了民主国家的形式上的平等权，因为这种平等在物质上明显的不平等而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愤慨。施图卡尔特说，新的帝国“不复是一个权利国家……而是建立在德国风俗基础之上的世界观国家。”现在，施图卡尔特谈到了希特勒国家中权利的发展，一切旧的权利的范畴，其中也包括宪法的范畴，从今以后是多余的了，“形式上的宪法概念……对德国帝国来说，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152]
　　居民们完全处于无权地位，他们绝对地受希特勒领导集团的摆弄，这种状况是这样被论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与以前国家的旧的“市民的”中立性、客观性相决裂。以前的国家的虚伪的中立态度在群众中所引起的愤慨又被加以利用，为了使人相信这种法西斯主义的专横统治乃是向前迈出了一步。另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秘书，最高法院院长洛兰特·弗赖斯勒说，国家“要使士兵意识到德国民族中的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目标点不是个人，而是在世世代代中的民族。”[153]
　　这样，在法西斯主义的宣传看来，“日尔曼民主”就在制度上实现了。“日尔曼民主”在实际上意味着完全取消人民对政治决定可以有任何的影响，这一点在我们迄今的论述中是很清楚的。但是，纳粹的宣传想把这种束缚性的与制度化了的奴性状况说成是民族的普遍的政治化。德国新闻界首脑人物奥托·迪特里希，对纳粹们所盼望的“日尔曼民主”、民族政治化，作了清楚的说明。他说：“国家社会主义并不要求个人去从事政治。这种本领是属于少数有政治才能的人和被选出来的人。但它要求德国民族的任何个人从政治上去思考和感觉。”这政治思考“不是复杂的，不是混乱的和科学上有争议的。它是简单的、清楚的和统一的。”迪特里希还解释了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因为“领导人”是“民族意志的执行者”，但并非通过选举，而是由于“自我肯定的内在意志，从血统上说，自我肯定为任何民族所固有。”[154]
　　在“日尔曼民主”假面具之下的这一切无非是“领导人”的无限制的专政（这就是说，通过他这个中介，是德国垄断资本主义中最反动最富侵略的那一部分人的专政）。罕见的束缚和由此产生的毫无主见的奴性，最清楚地表现在论文集的导言中，我们刚才所引用的施图卡尔特、弗赖斯勒、迪特里希的话就出自这本论文集。请看如下：一切真正的决定都由领导人作出；如果他作出了与在这本——官方的——论文集中所论述的东西不同的决定，“那么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改变它的有关观点，而是本论文集作者本人在国家社会主义对个别问题的真正态度上搞错了。”[155]
　　领导人的专政只能培养出德国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最反动最富侵略的那一部分人的仆从和受益者。其“日尔曼民主”教育出极可憎恶的一类人，这些人对上是无限制的卑屈，对下是同样无限制的凶残与暴虐。“德国的不幸”不断地产生出德国民族中的这类分子。如果人们注意一下德国的进步文学，那么人们将发现在文学中这类人一再受到谴责（请想一想亨利希·曼的小说《奴才》，在其中用辛辣的讽刺描写了这类人在威廉二世时代的表现）。但直到那时几乎可以说是自发地从德国的落后性和从对这落后性的理想化中产生出来的东西，现在成为希特勒的“教育成果”的有意识的作品。
　　并非偶然，希特勒和罗森堡在他们的对法西斯主义世界观来说是根本性的著作中很详细地探讨道德与教育问题。正如在张伯伦那里忠诚是雅利安人、日尔曼人的道德的中心，在罗森堡那里荣誉处于道德的中心，其中的含意，从迄今的论述中就已经很清楚。罗森堡的“荣誉”是虚夸的空话，以便从宣传上去掩饰希特勒分子们的完全的非道德论。在一次与劳施宁的私人谈话中，希特勒同样清楚地谈到了非道德论：“道德上的老生常谈对群众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可能没有什么东西比以放荡的超人姿态出现更为错误的了……当然，在传统意义上的放荡行为，我将不会把它当作原则问题。我恰恰完全不遵守原则——这就是一切。”[156]
　　那么希特勒是如何具体地想象他的“教育成果”的呢，对此他同样清楚地向劳施宁发表了看法。劳施宁因集中营中的残酷虐待而向希特勒提出规劝。希特勒回答说：“暴行受到尊重……普通人只尊重残忍的力量和无良心的行为……民众需要处在有益的畏惧之中。他们希望有所畏惧……为什么人们要谈论暴行并对酷刑感到愤慨呢？群众希望这种东西。他们希望某种引起他们毛骨耸然的东西。”[157]
　　不过，这只是“教育成果”中运用到广大群众身上的一面。对法西斯主义的上层人物来说，希特勒有一个极端堕落的口号“你们富起来！”他还公开而玩世主义地对劳施宁就此发表了意见：“我给我的人任何自由……权力，即你们想得到的东西，但让你们得不到……难道我们扭转局面就是为了我们空手被打发回家？”但对希特勒来说，“你们富起来！”还有进一步的“教育上的”利益：当人们知道了党的不可靠的成员的罪行时，那么人们就抓住了他的把柄。在“党的精华部分中”产生了相互的间谍活动和告密：“任何人都控制在别人手中，没有人再是他自己的主宰。这是口号“你们富起来！”的预期的结果。”[158]
　　由于整个“第三帝国”建立在领导人和随从们的等级制度上，由于这一结构从看守人一直延续到德国总理，希特勒的玩世主义的方法及其与腐败、残忍相结合的混合物，才能从道德上败坏德国民族的最广大的人们。它向他们提供了这样的选择：是当堕落的刽子手，还是当酷刑的对象；并且从严密的压榨中，产生出希特勒的野蛮的士兵，整个欧洲曾受到他们的蹂躏，直到红军的胜利结束这一局面。
　　希特勒分子们的野蛮主义是一个原则。希特勒在他与胡根堡（Hugenberg）的德国人发生冲突时曾对劳施宁说起这一间题：“他们把我看作一个无知的野蛮人……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希望是野蛮人。这是光荣的称号。我们将使世界变得年青！”[159]（人们不会忘记，这种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得到运用的思想首先是由尼采说出来的。）“变得年青”是怎么一回事，希特勒在德国的统治，希特勒的军队在欧洲各国的令人恐惧的行为，都已对此作出说明。然而，这些行为——真是罄竹难书——不是个别人的放纵，而是希特勒统治的必然结果，正是希特勒有意制造的。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坦率地对劳施宁谈起这一目标：“我的学说是严酷的学说，他们（指由希特勒教育的年青人——卢卡奇注）必须去掉任何弱点。在我的骑士团的城堡中，年青人将成长起来，他们将使世界感到恐惧。狂热的、傲慢的、无畏的和残忍的年青人——这就是我打算达到的东西。他们既无软弱又无宽容。我希望在他们的眼中看到猛兽般的自豪和自强的光辉……借此方式，我将根除数千年人类的克制状态。这样，我会具有纯粹而重要的人力资源，并借此而创造新的秩序。”当然，不可采取理智的方式：“对我的年青人来说，知识是堕落。”[160]“他们需要纪律，他们不可认识到死亡的可怕。”[161]在此，希特勒揭露了罗森堡所鼓动的“荣誉”的真正内容。
　　在这个领域中，希特勒确实在生活中贯彻了他的实际目标。即使他和他的冒险计划——把德国的统治强加于整个文明世界——可耻地失败了，他毕竟在德国民族的很大一部分人中造成了腐败和暴行。在此过程中，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把在落后的德国所产生的一切蒙昧主义的和反动的理论都用玩世主义的鼓动方式打发出来，根据需要加以利用。他有意识地培植在德国的不幸中生长出来的一切既卑屈又兽性的本能，以便创造出一批乌合之众来帮助他横行欧洲。“但是，即使我们不能征服世界，我们也将使半个世界与我们同归于尽，不容许人们战胜德国。不会有第二个1918年。我们不会投降。”[162]
　　世界罪犯希特勒的自杀是否可以看作是投降，这是一个完全无所谓的问题。确实的是：1945年不是1918年。希特勒德国的崩溃不是简单的失败（即使是这样沉重的惨败），不是单纯的制度变换，而是整个发展路线的终结。这一崩溃清除了对德国的统一所作的错误的论证，这一论证直接地从1848年革命的失败而开始，在1870年到1871年达到完成。这一崩溃把德国民族的中心问题又完全重新提出。是的，人们可以说，德国的整个误入歧途的历史达到了审定。实际上并不极急进的亚历山大·封·洪堡在一百年之前就已看出：随着农民战争的失败，德国走错路了；必须返回到那里去，以便找到正确的方向；此后所发生的东西是必然的结果。但这一必然结果不是在永恒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而是在很具体的德国历史意义上的。而且，这思想流程注入到梅林的聪明的断言之中：耶拿的会战是德国式的向巴士底狱的冲击。这冲击——我们补充说——在1918年同样毫无成果地重演了。它在1945年的第二次重演向一切有思维能力的和思想上诚实的德国人提出了具体要求：从审查中引出一切政治的、社会的、世界观的结论——自愿地从内部去完成从外部迫使的向巴士底狱的冲击，并在德国民族的前进道路上彻底清除德国中世纪的有害的遗产。
　　但这不象希特勒所鼓动的那样是走向灭亡，而是新生的开始。斯大林在1942年就已经指出，把希特勒集团与德国民族、德国国家等量齐观，这是可笑的，历史的经验表明，希特勒们来去匆匆，但德国民族、德国国家仍然存在。
　　在本书中，我们探讨了这一发展的思想方面，更严格一点说，哲学世界观方面。就此而言，1945年首先意味着：当非理性主义，当理性在原则上的完全毁灭在一个大的国家成为官方的世界观时，当这个国家在激烈的战斗中与它的社会的和思想的对手——社会主义的苏联进行较量时，它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而且，正如战争是全面的那样，失败也是全面的。希特勒主义不可能再以以往的形式复活。没有人否认，支持过希特勒主义的那些帝国主义力量在今天——甚至更强有力地——还在起作用（对一切继续起作用的、经济和社会上类似存在着的倾向之间的根本不同的情况，我们将在后记中进行讨论）。在这里，当我们叙述德国的非理性主义从理论转向实践，叙述一个哲学流派从世界史的卑鄙的顶峰走向必然的崩溃时，只是还想指出（这也是全部本书所着手证明的）：无论是走向顶峰，无论是走向崩溃，这在历史上同样是必然的；当然不是在宿命论的意义上。正如希特勒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并非在于个别的——因此可避免的——判断错误，而是在于他的制度的本质。这样，非理性主义作为希特勒主义的世界观，得到了与希特勒主义相对应的实践形式，并且在与希特勒主义同样相对应的形式中崩溃。我们的论述揭露了希特勒及其帮凶们的玩世主义的虚无主义，并证明了这些人本人都不相信由他们鼓动地宣告的——并且以这种方式搬到实践中去的——学说。我们的论述不是反驳，恰恰相反，而是证明这一事实。因为恰恰在这里，玩世主义的虚无主义和冒险的无批评的轻信、轻浮的迷信之间的辩证统一完全表现出来了，这种统一潜在于任何的非理性主义之中；它在希特勒身上只是达到了它的恰当的形态。如果人们在评价希特勒时只强调他的卑劣的思想和道德的水平，那么，人们就低估了德国命运（其中也包括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命运）的历史意义。当然，这样一个判断本身是正确的。但是，降低水平也是由历史的必然性引起的。从谢林、叔本华，一条道路急转直下——经过尼采、狄尔泰、史宾格勒等等——直到希特勒和罗森堡。但是，正是这条道路的急转直下恰当地表达了反理性主义的本质和发展必然性。
　　包括在这一必然性之中的还有对手——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对手那里，国家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在政治和军事上遭到惨败。这里我们只涉及问题的哲学方面。希特勒作为非理性主义的实际上的实现者，是尼采和在尼采之后，从尼采中产生的哲学发展的遗嘱执行人。我们在有关他的章节中曾指出，非理性主义在尼采那里转向反对社会主义，这是如何必然的。我们在那里指出，他遇上了一位不认识的、从他出发不可认识的、他的认识达不到的对手。不管在哲学家尼采和鼓动家希特勒之间有多么大的思想和教养上的水平之差别——而且我们强调过，这里也表现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是在这一决定性的问题上，在认识和理解对手上，水平之差别微乎其微，人们可以放心地说，等于零；而且在希特勒的政治中，人们可以看到希特勒把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搬到了实践中去。
　　理性的毁灭或重建，这不是专业哲学家的学术问题。我们在本书中到处企图表明：对理性的态度，倾向于肯定或否定理性，承认或否认理性从生活到哲学而非从哲学到生活的有效性。一旦现实本身、思想家的生活不能指明向着值得肯定的未来而发展的前进运动，不能指明超越现代的未来远景，就会否定理性或宣告理性的无能为力。因此，一切敌视理性的态度的根源在于——客观上，在社会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中，主观上，在有关个人的立场中——是赞成灭亡的东西还是赞成新生的东西（我们一再指出，所谓的中立态度，所谓的超党派以及自我超越感，总是包含着偏袒灭亡的东西）。
　　因此，不管个人愿意不愿意，不管个人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个人赞成或反对理性的任何态度是与他对社会主义的评论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并非一直如此，直到1848年的思想斗争，其主要内容是：在由法国革命所推动的资产阶级民主进步运动和德国封建专制的现状之间的斗争。自从1848年的6月会战以来，特别是自从巴黎公社和1917年的伟大10月革命以来，阵线就完全不同了。不管个人认识到还是未认识到，他的一切决断是由社会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决定的。而且，他的世界观（不管这世界观的形式是抽象的认识论的或本体论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归根结底是由他的这一态度所决定的。现在很清楚了，任何严肃对待他自己世界观问题的人，任何不想用感情上的烟幕或逻辑上的诡计来欺骗自己的人，都不会忽视世界历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判决。他不能隐瞒这样的事实：在这场战争中，实际上变成非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在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统治之后也在思想上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这种经常沉默的、同样经常——所谓最终地——遭到反驳的社会主义世界观，通过苏联人民的英雄行为（这些英雄行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由社会主义世界观所激励），获得了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这是具体地实践地生成的理性战胜恶魔似地生成的非理性主义。
　　对任何愿意诚实地思维的人来说，探讨必然地从这种新的世界形势中产生的世界观，当然并不一定意味着出现了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力求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派别。这里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直接政治性的，还不如说包含着任何一个人在他当代的最普遍的方向。在我们所说及的时期中的极大部分哲学家如此之少地把握住这个问题，相反地，他们如此起劲地用一切力量来参与把这个问题弄模糊，而这个问题如此深入地吸引着这个时期的最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家。自从左拉宣布每当他接触一个现实问题而碰到社会主义之后，这个运动就决没有停止过。我们能列举这样一些名字，如库尔贝、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阿纳托勒·弗兰斯（Anatole France）、罗曼·罗兰（Roman Rolland）、萧伯纳、德莱赛（Dreiser）、亨利希（Heinrich）、托玛斯·曼，远不止这些人。他们的绝大多数在世界观上决没有成为社会主义者。但是，使他们的作品（从库尔贝的绘画直到深刻的资产阶级的托玛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从他们同代人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颓废情绪中摆脱出来的东西是：他们——没有畏惧，没有因害怕和仇恨而投入歪曲真理的神话，也没有因此而从现实中逃跑——敢于无成见地探讨社会主义，探讨我们当代的伟大进步力量，探讨我们的未来。
　　这是一种国际现象。但它对德国文化来说具有完全特殊的意义。而且不仅仅因为这探讨自1945年以来恰恰在德国成为急需解决的时事问题。不如说——当然最紧密地联系着当代的普遍的的思想状况——因为关键在于对德国文化的长期延续的病态状况作出判决，这种病态状况恰恰在希特勒时期和它的酝限期中达到了极端危急的高度：德国人从他们自己伟大的历史中毫无所获，他们不能为当代的成就而获得象别的大的国家那样的益处。他们不能够，因为他们使自己优秀的发展过程失掉了锋芒，并因此一方面使它降为半失踪的历史，降为在学术上淡薄了的记忆，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它作反动的歪曲与窜改而加强了当代正起作用的有毒力量。
　　总而言之，关键在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成果——德国真正文化中的生动活泼的力量。客观历史地看，这一成果——它的内容和方法对一切以往的先行者来说都意味着质的飞跃——是为德国民族的解放而产生的一切进步倾向的思想顶峰。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从莱辛到海涅，从康德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经典地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之中达到顶点，从客观历史上看，这是世界上一切民族必然为之惊叹的高潮。但是，从主观上看，这一高潮对德国文化来说并未受到注意。马克思并没有成为德国文化的积极的富有成果的因素。正是因为发展过程失去了锋芒，德国伟大的历史必然一方面在学术上僵化，降为首席教师们的空谈，另一方面与颓废情绪的烟雾结合成——错误的和有害的——反动的统一体。德国文化的发展路线，众所周知的发展路线：歌德——叔本华——瓦格纳——尼采，以德国伟大历史的名义，导向希特勒。
　　为了获得清楚的比较，人们想一下俄国的文化发展就够了。继普希金、果戈理之后，产生了伟大的民主革命的理论家，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他们的活动使得托尔斯泰的国家有可能把列宁、斯大林看作也在自己民族文化方面的伟大的富有成果的指路人。社会主义和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思索，这对俄国人来说是有机的统一体，而并非象对过去一个世纪许多最优秀的德国人来说是痛苦的对立体。
　　我们重申：感觉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并有效地参与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决非必然是社会主义者。托玛斯·曼早在二十年代即已写道：“我曾说过，如果卡尔·马克思读过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有过偶然的相遇，那么德国才会好起来，找到自己的道路。我忘了补充说，单向地获取知识，这必然仍是无结果的。”[163]因此，他早在希特勒的横行霸道之前就已经完全清楚地向德国和德国的文化指明了出路。
　　以德国未来的名义对德国历史作出这样一个审定，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三次从外而来的向巴士底狱的冲击最终应该成为德国人自己的行动。我们曾谈过，并且在此只谈这个问题的文化方面，首先是哲学方面。但我们试图指出，一切这类问题（包括最抽象的问题）如何从社会生活中产生出来，并成为社会生活发展的并非不重要的环节：没有未来的远景，就没有了如指掌的并有益于当代的历史；没有透彻阐明的历史，就没有民族的具体的未来远景。
　　本书旨在发出号召：投入这一工作，最终地清算德国不幸中的有害的遗产，并通过评论很长时期还没有受到完全认识的丰富而进步的遗产，以建设德国的现实的真正的未来。清算，改造，实施，并不意味着轻而易举的工作。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反动的非理性主义的传统，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几天或几月中得到克服。但是，要复原别无他路。丧失了的理性，毁灭了的理性，只能在现实本身中找到，并在与现实本身的相互作用中得到恢复；而且为了达到现实，决裂是必不可少的。决裂是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歌德让他的浮士德说道：

　　“就只有透察物理的博学高人，
　　才能以无限的信仰信仰无限。”[164]



[1] 缇雷（A·Thierry)：《有关法兰西史的一些考虑》，见宁巴黎伽尔尼出版社的全集第7卷第65页以下。

[2] 缇霞：《有关法兰西史的一些考虑》，第71页以下。

[3] 沃尔奈：《废墟》，第15章。

[4] 席埃：《第三等级是什么？》，第2章。

[5] 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us）指对拿破仑一世的政治的庇护。因拿破仑一世的族姓而得名。——译者

[6] 《陶盖伟勒和哥比诺通讯集》，巴黎，1909年，第291页。

[7] 《陶盖伟勒和哥比诺通讯集》，第194、254、306页。

[8] 哥比诺：《人类的不平等》，柏林，1935年，第744页。

[9] 同上书，第27页。

[10] 哥比诺：《人类的不平等》，第753页。

[11] 同上书，第755页。

[12] 闪姆、哈姆、雅弗（Sem,Cham,Yafhet）是基督教圣经旧约中记载的诺亚的三个儿子的名字。相传诺亚登上方舟，在洪水中遇救，他的三个儿子就成了洪水之后的人类各种族的三个祖先。——译者

[13] 张伯伦；《反抗与自卫》，基尼黑，1912年，第14页。

[14] 哥比诺：《人类的不平等》，第153页。

[15] 哥比诺：《人类的不平等》，第241、247页。

[16] 同上书，第154页。

[17] 伊利亚斯（Illias)，是相传为荷马所作的叙述征伐伊利阿姆的战斗英雄的史诗；爱达（Edda）是冰岛居民的古代诗徽。——译者

[18] 哥优诺：《人类的不平等》，第166页。

[19] 同上书，第51页。

[20] 哥比诺：《人类的不平等》，第661页。

[21] 哥比诺：《人类的不平等》，第356页。

[22] 哥比诺：《人类的不平等》，第163页。

[23] 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59年12月12日。

[24] 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60年12月19日。

[25] 马克思致库格尔的信：1870年6月27日。

[26] 龚普劳维茨：《社会学大纲》，英斯布鲁克，1926年，第265页。

[27] 拉村荷夫尔：《社会学知识》，莱比锡，1808年，第265页。

[28] 马基雅弗里（1469—1527年）是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里主义是政治上的权术主义。——译者

[29] 诺维可夫（J.Novicow,1849—1912年）：《社会达尔文主义批判》，巴黎，1910年，第10页。

[30] 托尼斯：《社会学研究与批评》，耶拿，1925年，第1卷，第204页。

[31] 龚普劳维茨：《社会学的国家观念》，格拉兹，1892年，第5页。

[32] 拉村荷夫尔：《社会学知识》，第91页。

[33] 龚普劳维茨：《种族斗争》，英斯布鲁克，1928年，第103页。

[34] 龚音劳维茨：《种族斗争》，第332页。

[35] 同上书，第66页。

[36] 龚普劳维茨：《社会学大纲》，第255页。

[37] 龚普劳维茨：《社会学大纲》，第249页

[38] 网上书，第252页。

[39] 拉村荷夫尔：《社会学大纲》，莱比锡，1907年，第165页

[40] 龚普劳维茨：《种族斗争》，第295页。

[41] 拉村荷夫尔：《社会学大纲》，第93、95页。

[42] 龚普劳维茨：《社会学的国家观念》，第48页。

[43] 龚普劳维茨：《社会学论文集》，英斯布鲁克，1928年，第180页。

[44] 龚普劳维茨：《种族斗争》，第189、194页。

[45] 拉村荷夫尔：《社会学大纲》，第296页。

[46] 龚普劳维茨：《种族斗争》，第296页。

[47] 沃尔特曼：《政治人种学》，艾森纳哈一莱比锡，1903年，第191页。

[48] 同上书，第192页。

[49] 同上书，第198页。

[50] 同上书，第287页。

[51] 沃尔特曼：《政治人种学》，第159页。

[52] 同上书，第324页。

[53] 拉布奇：《雅利安人》，巴黎，1899年，第495页。

[54] 沃尔特曼：《政治人种学》，第294页。

[55] 我不能找到拉加得夫人的回忆录。事实引自梅林的文章，《新时代》，第13年编，第1卷，第225页以下。

[56] 指古代之德国。——译者

[57] 张伯伦：《书信集》，慕尼黑，1920年，第2卷，第143页。

[58] 同上书，第142页。

[59] 鲁登道夫（1865—1937年）；德国大将。——译者

[60] 张伯伦：《书信集》，第126页。

[61] 林布兰（1606—1669年）；荷兰폐家。——译者

[62] 张伯伦：《政治理想》，第三版，慕尼黑，1926年，第114页。

[63] 原文系“Deutsche Schriften”，英译本译为“german writings”。——译者

[64] 张伯伦；《防御与自卫》，第61页以下。

[65] 张伯伦：《防御与自卫》，第14页，

[66] 张伯伦：《书信集》，第1卷，第84页。

[67] 张伯伦：《书信集》，第1卷，第84页。

[68] 张伯伦；《防御与自卫》，第61页以下。

[69] 张伯伦：《十九世纪之基础》，第2版，慕尼黑，1900年，第1卷，第265页。

[70] 同上书，第285页。

[71] 张伯伦：《防御与自卫》，第40页。

[72] 张伯伦：《十九世纪之基础》，第1卷，第271页以下。

[73] 同上书，第290页。

[74] 张伯伦：《书信集》，第1卷，第26页以下。

[75] 张伯伦：《康德》，第2版，慕尼黑，1909年，第282页以下。

[76] 同上书，第300页。

[77] 同上书，第387页。

[78] 同上书，第751页。

[79] 张伯伦；《雅利安人的世界观》，第2版，慕尼黑，1912年，第73页。

[80] 同上书，第74页以下。

[81] 同上书，第51页。

[82] 张伯伦：《十九世纪之基础》，第1卷，第204页。

[83] 张伯伦：《康德》，第746页。

[84] 同上书，第667页。

[85] 张伯伦：《康德》，第749页。

[86] 张伯伦：《十九世纪之基础》，第2卷，第703页。

[87] 同上书，第709页。

[88] 张伯伦：《十九世纪之基础》，第2卷，第725页。

[89] 同上书，第721页。

[90] 同上书，第726页。

[91] 张伯伦：《十九世纪之基础》，第2卷，第775页。

[92] 张伯伦：《雅利安人的世界观》，第17页。

[93] 张伯伦：《雅利安人的世界观》，第17页。

[94] 张伯伦：《十九世纪之基础》，第1卷，第230页。

[95] 张伯伦：《康德》，第303页。“神灵”，德文是Nus-Jahwe。

[96] 张伯伦：《十九世纪之基础》，第2卷，第644页。

[97] 狄摩西尼（公元前383——322年）；希腊雄辩家。——译者

[98] 张伯伦：《十九世纪之基础》，第2卷，第592页以下。

[99] 张怕伦：《论战争》，慕尼黑，1915年，第76页。

[100] 张伯伦：《政治理想》，第39页。

[101] 瓦格纳：德国之音乐家，1813—1883年。

[102] 罗森堡：《观念之形成》，第2版，尼黑，1936年，第18页。

[103]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7页。

[104] 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1891年6月29日。

[105]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51页。

[106] 这些话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07] H·劳施宁：《摧毁的喊声》，纽约，1940年，第232页。

[108] H·劳施宁：《摧毁的喊声》，第227页。

[109] 同上书，第237页。

[110] H·劳施宁：《摧毁的喊声》，第132页。

[111] 希特勒：《我的奋斗》，慕尼黑，1934年，第1卷，第201页。

[112]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2卷，第531页。

[113] 同上书，第2卷，第511页。

[114] 同上书，第1卷，第200页。

[115] 克里克：《民族政治的人类学》，莱比锡，1936年，第2卷，第2页。

[116] 罗森堡：《二十世纪的神话》，第2版，慕尼黑，1931年，第22页。

[117] 倭丁：北欧神话中诸神之长。——译者

[118] 罗森堡：《二十世纪的神话》，第636、641页。

[119] 罗森堡：《二十世纪的神话》，第433页。

[120] 罗森堡：《二十世纪的神话》，第499页。

[121] 同上书，第547页。

[122] 同上书，第606页。

[123] 罗森堡：《欧洲的危机和新建》，柏林，1934，第10页。

[124]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2卷，第443页。

[125] 克里克：《民族政治的人类学》。第544页。

[126] 克里克：《民族政治的人类学》，第59页。

[127] 罗森堡：《二十世纪的神话》，第544页。

[128] 同上书，第559页。

[129]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2卷，第421页。

[130]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卷，第323页。

[131] 罗森堡：《二十世纪的神话》，第588页。

[132]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2卷，第428页。

[133] 同上书，第2卷，第728页。

[134] 罗森堡：《二十世纪的神话》，第564页。

[135] 张伯伦：《书信集》，第2卷，第265页。

[136] 罗森堡；《二十世 纪的神话》，第566页。

[137] 同上书，第566页。

[138] 同上书，第570页。

[139] 罗森堡：《二十世纪的神话》，第575页。

[140] H·劳施宁：《摧毁的喊声》，第49页。

[14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3页。

[142]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卷，第104页。

[143] 同上书，第2卷，第431页。

[144] 同上书，第1卷，第99页。

[145]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卷，第99页。

[146] 同上书，第2卷，第501页。

[147] 同上书，第479页。

[148] 罗森堡：《血与荣誉》，慕尼黑，1934年，第71页。

[149] 《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制度》，出版者H·H·拉梅尔斯，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国家秘书和头头，还有H·普冯特纳尔，内务部国家秘书。柏林，1936年，第15册，第16页。

[150] 罗森堡；《二十世纪的神话》，第539页。

[151] 《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产础、建设和经济制度》，第15册，第25页。

[152] 同上书，第18页。

[153] 《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制度》，第17册，第6页。

[154] 同上书，第2册，第9页。

[155] 《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基础、建设和经济制度》，导言，第9页。

[156] H·芳施宁《摧毁的喊声》，第281页。

[157] H·劳施宁。《摧毁的喊声》，第83页。

[158] 同上书，第94页。

[159] 同上书，第86页。

[160] H·劳施宁：《摧毁的赋声》，第252页。

[161] 同上书，第121页。

[162] 同上书，第121页。

[163] 托玛斯·要：《日常的要求》，柏林，1930年，第196页。

[164] 《浮士德》第2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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