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理性的毀灭（1952）
第五章 新黑格尔主义
在帝国主义阶段比较短暂的被称为“复兴黑格尔”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黑格尔被完全忽视了。黑格尔被遗忘了，他在历史上被人们注意到的只是他产生影响的那个历史中的极其不重要的一个部分：1848年以后的德国资产阶级认为，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已经不再需要黑格尔哲学中的反动因素了；新康德主义的实证主义和不可知论使他们觉得黑格尔完全是多余的。虽然黑格尔反动的体系倾向在一个极端上，从公开的哲学中消失了，但是他的哲学中的生动的、指引前进的和进步的辩证方法却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世界观之中，即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之中。这里不是叙述如何从根本上重新建设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地方。然而可以认为，有一种篡改历史的简化的想法，似乎改变几个符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就可以转变成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有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质的飞跃。从马克思这里产生了与以前一切相对立的一个新质的世界观、一个新的辩证法。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这种方式的关系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即马克思与之相联系的黑格尔辩证法的进步因素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中的内容及形式上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并且受到批判的加工。资产阶级的哲学对这一过程理解得如此浮浅，以至于它在目前的存在同样地成为资产阶级思想赞同离开黑格尔的理由。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应声虫、修正主义的创始人伯恩斯坦对这一事实说得最清楚，他与此同时还要把康德说成是已经变成“符合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并且攻击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和他的学说的辩证法（革命的、而不是渐进的）性质。伯恩斯坦还同所有修正主义者一样赞同已经过时的资产阶级倾向。就在伯恩斯坦刚刚完成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黑格尔的残余工作时，一些目光更为锐利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开始看到，黑格尔哲学中的反动因素在帝国主义阶段条件下可以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需要而做相应的修改，并为他们所用（人们常常可以在魏玛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身上观察到修改黑格尔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回声）。
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得黑格尔体系在德国哲学界最终遭到完全的崩溃。长时间以来，一直是评价黑格尔最重要的、而且今天在很多问题上仍然是很有影响的鲁道尔夫·海姆的《黑格尔和他的时代》（1859）一书最有影响地总结了辩证法的这一终止。当然人们不能说，所有的黑格尔学者都毫无踪迹地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许多人继续进行他们的活动，在柏林还长期存在着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的联合会，这个协会甚至还出版了自己的刊物（《思想》1860——1884）。但是只有少数人，比如象阿道尔夫·拉松，还忠于正统的黑格尔主义。当然，对这种正统性必须历史地去正确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他自己体系的矛盾在7月革命与1848年之间的阶段已经公开暴露出来，这个矛盾在更高水平上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才得以解决。资产阶级的黑格尔学者越来越远离这个“革命的代数学”，就象它被称为亚历山大的心脏一样。阿道尔夫·拉松类型的正统就意味着坚持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坚持带有他本人的后退的结果；正是坚持这些结果，在德意志1870至1871年之间以及在威廉的帝国主义发展中必然会导致和不可避免地从反动方面加剧体系和方法之间的对立，而这些体系和方法又迫使辩证法退到不受人注意的地方。甚至拉萨尔，这个把自己看成是正统的黑格尔学者，同时又要成为革命者的人，也被迫屡次将辩证法主观化，并使之接近费希特。大多数黑格尔学者在时代事件和时代潮流的压力下，有意或无意地越来越离开黑格尔学说和方法。许多人接近了显得越来越强大的康德主义，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因此就中断了同黑格尔方法的联系（请参阅拉萨尔关于罗森克朗茨的书评）。另外一些人更加接近了那时出现的实证主义，并且开始把那时已经出现的反理性主义倾向塞进哲学里（Fr·Th·菲舍尔的发展）。主要由特伦德伦堡、叔本华等人代表的坚决否定辩证法的批评越来越强大地控制了哲学界；黑格尔的哲学被看成一种陈旧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因此完全有理由说，黑格尔在德国就同他那个时代的斯宾诺莎一样被当成了“死狗”。[1]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变得强大的新康德主义对在哲学上埋葬黑格尔做出了正式的阐述：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的发展可以看成是思维的一个大的歧途，只有这样才能把它修正过来，即人们坚决同它划清界限，并且毫无保留地回到所谓唯一科学的哲学，即康德哲学那里去（李普曼：《康德及其后继者》1865年）。这种观点一直统治着帝国主义阶段的德国哲学。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人们越来越普遍和强烈地感觉到，纯粹实证主义的新康德主义不能够解决这个时代向哲学提出的问题。在被称为西南德意志学派中（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很快就产生了回到费希特的运动。尼采的影响在持续地增长。与此同时，在历史科学的各个领域兴起了对浪漫主义的积极的、新的评价，这里的浪漫主义不仅关系到狭义的浪漫学派，而且还牵涉到复活谢林和施莱马哈尔（狄尔泰、李查尔达、胡赫等人）。所有这些倾向都与我们已经知道的帝国主义阶段中德国资产阶级的普遍的“世界观的需要”有关，还与这一认识有关，即在新康德主义形式主义的哲学基础上不可能够完成这一时代的巨大的内心的、并且首先是外部斗争的意识形态的准备工作。在这样的精神环境里，战前时期就开始了重新复兴黑格尔的哲学。
新黑格尔主义的倾向在哲学中的兴起早就被这个倾向中的官方代表所肯定了，首先是在文德尔班的科学院演说里得到确定。[2]文德尔班也看到，普遍的“世界观的饥饿”构成了这个运动的基础。但是，文德尔班在承认这一运动的存在和比较合理的同时，他的讲话主要是预先就对新黑格尔运动设置界限并且向哲学界发出了这一运动有可能引起那样一种危险的信号。文德尔班当然是在预先规定的界限形式里论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新黑格尔运动的决定性的观点：不中断同康德哲学的联系。按照他的观点，新康德主义的“效力”构思（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是“最外在的点，对批判哲学的分析一直可推进到这一点上。”[3]否定辩证法同这一立场密切相关。我们后来的观察表明，文德尔班在这里也预先说出了新黑格尔主义以后发展的重要观点：否定辩证法，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都成了贯穿整个复兴黑格尔主义运动的线索。不管怎样，文德尔班是作为康德主义者在一个否定的意义上来论述这些的，他禁止“作为整体的这种辩证法重新构成哲学的方法”。[4]
文德尔班提出的警告是多余的。因为德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根本没有想到去恢复黑格尔同康德哲学已经中断了的联系。众所周知，黑格尔明确地否定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尤其是否定了他对“自在之物”可认识性的否认。黑格尔的可认识性是他的辩证法的认识论的跳跃点，它包含了现象与本质，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辩证的相对性。如果人们认识到了事物的属性（现象过程），人们就是认识了自身，从自在变成自为（ein Füruns)，在一定条件下变成自为。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排除这种具体认识的过程，自在之物就是一种空洞的、虚无的抽象。帝国主义阶段的黑格尔的复兴者根本没有去注意黑格尔对康德的严肃的批判，更谈不上去把握它。他们只立足于与帝国主义阶段的条件相适应的、已经修正过的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们机械地分开现象和本质，不承认存在和客观现实的可认识性。
假如他们是复兴黑格尔的话，他们也与黑格尔的真正的历史本性恰恰相反，他们把他当成是康德哲学的完成者，而不是当作他的哲学战胜者去复兴，这一认识论的基础在尤利·埃宾豪斯的小册子（《相对唯心主义与绝对唯心主义》1910年）里得到了精确地表达，这本书虽然在大的范围中并不出名，但是对后来很有影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方法和观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埃宾豪斯的基本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黑格尔除了把康德的先验方法的结论按照顺序思考到底以外，并未做其它事情，而康德本人在涉及到他自己的方法的最后结论时却半途而废。埃宾豪斯因此这样阐述了向黑格尔主义者提出的任务：“通过对从自己气馁中已经解放出来的康德式的自我的规定中，发展哲学原则的形式。”[5]
由此提出了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哲学史大纲的第二个本质性的规定：古典德国哲学的同一性，它就意味着，抹杀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基本差别。埃宾豪斯说：“在对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进行归类时，如果人们能立即认识到他们全部的影响范围，在原则上就不可能找到区别。”[6]与黑格尔的《哲学史》以及其后的埃尔特曼或库诺·费舍尔所达到的境地相比，这是倒退的重要一步。既使在这些人的论述中，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也被当作直线形式去描述，尤其是在黑格尔本人的描述里，人们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正是在涉及到哲学的原则方面、在这种发展的内部，存在着决定性的跳跃、分裂、中断等（比如从主观唯心主义过渡到客观唯心主义）。但是，一个详细和无偏颇的考查必然会表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道路绝不是象黑格尔本人所描述那样的，是直线的和直接的。不管怎样，这一发展的一定的同一性是存在的，这是由于存在这样的事实，即古典德国哲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都毫无例外地寻找了回答他们那个时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现实问题的答案。然而，同一性在这里有着共同的社会存在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实现的道路却远比黑格尔自己的描述复杂交错和不平衡得多（关于黑格尔本人论述这一发展，请参阅我的《青年黑格尔》一书；柏林，1954年——卢卡奇注）。由于埃宾豪斯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确定为原则的同一性，这样他就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降低到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水平上，从而排除了他们在哲学上的巨大成果，尤其是排除了辩证法的形成，因为辩证法在埃宾豪斯和他的追随者看来不过是康德的先验哲学的一种有机的持续发展，而且在原则上从未超过它。黑格尔的哲学就这样作为康德主义的一种未中断的持续发展的顶峰而出现，黑格尔就这样回到了费希特，客观唯心主义就回到了主观唯心主义。埃宾豪斯以一种绝对唯心主义方式说：“非我完全在自我过程中解体……。对象就是彻头彻尾的知道。”[7]这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一个修改过的费希特，但又无意识地从青年谢林的自然哲学中的新事物前走过，而且没有理睬黑格尔用以丰富哲学认识的一切事物。埃宾豪斯的这一论断是很典型的，而且为帝国主义阶段的德国新黑格尔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不是涌向复兴黑格尔的唯一潮流。更不是主要潮流。德国“黑格尔复兴”运动的最重要著作是狄尔泰的晚年著作《青年黑格尔史》（1907年）。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位最有影响的复兴黑格尔的先驱在重大的认识论问题上当然非常接近新康德主义。在涉及思辨的方法上，狄尔泰以极大的果断性说道：“康德的界限确立在这里依然是成功的。”[8]在所有其它的差异上，在否定辩证法上，他与文德尔班都是一致的，他在分析思辨的方法时说：“就象特伦德伦堡使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解决错误地提出任务的办法，即辩证的方法，同样是完全无用的。”[9]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各种各样的流派在核心问题上是一致的：否定辩证法。
狄尔泰著作的意义还不限于此。当狄尔泰在一定程度上发现青年黑格尔时，他实现了对黑格尔的认识的转变，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他使黑格尔直接接近帝国主义阶段的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而它的创始人恰恰是狄尔泰自己。当然，狄尔泰是把“生命哲学”塞进青年黑格尔时期的黑格尔思想之中。狄尔泰在这里确定了一个“神秘的泛神论”的时期。黑格尔在这个时期是生命哲学的代表，狄尔泰说：“黑格尔通过生命这个概念确定了所有现实的本质。”[10]黑格尔的整个青年发展因此都被篡改和颠倒了。他失去受到法国大革命鼓舞的共和热情的危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研究（斯图亚特·斯密），以及他在这种联系中所形成的辩证法，都被狄尔泰的帝国主义阶段的“生命哲学”的含义所歪曲，新的黑格尔认识就这样涌进了巨大的反理性主义的现代潮流里面（有关这个问题，请参见上面提到的我的《青年黑格尔》一书——卢卡奇注）。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狄尔泰将他的这一观点局限于青年黑格尔的这一事实产生了多么严重后果，尤其当新黑格尔主义中后来兴起了把青年黑格尔当作原来的和真正的黑格尔来反对老黑格尔的强大倾向的时候。
产生这种情况还有两个动机。第一，狄尔泰也是帝国主义阶段最重要的浪漫主义复兴者中的一员，他对埃宾豪斯关于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同一性进行了这样的补充，他还确定了黑格尔与整个浪漫主义运动（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施莱马哈尔、谢林）的同一性的联系，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并不怕对历史进行最武断的歪曲。黑格尔从一开始就是德国任何形式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最坚定反对者。他在青年时期反对F.H·雅可比的论战也反对浪漫主义，这一点未被浪漫主义者提到，在《信仰与知识》的结束语中，他对浪漫主义的一部主要理论著作——施莱马哈尔的《关于宗教的讲话》采取了公开和明确的反对态度（对此人敌对的紧张关系一直延续到他的生命结束）。浪漫主义的艺术学说在他的《美学》的导言中也遭到否定，他的“法哲学”充满了反对历史法学派和浪漫主义的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代表（胡果、哈莱、萨维格尼）的论战，《精神现象学》的引言亦反对谢林的浪漫主义和直觉主义的认识学说、反对“理智的直观”等等。我们顺便提一下，这些对浪漫主义者的评价在他们本人听起来同样是一种敌意的否定。比如，F·施莱格尔就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成是一种恶魔崇拜（Satanismus）的方式。只有在黑格尔与最重要的浪漫主义美学家索尔格尔之间——索尔格尔当然在他的辩证法方面远远超出了浪漫主义范围——可以发现一种相互间的重视，不管他们双方都有很多批判的保留。如果一个象狄尔泰这样的有着丰富知识和很高级别的史学家这样不顾如此明白的事实，如果他在他的黑格尔图象中恰恰忽视了原著的基本面貌，那么只能得到这样的解释，他把他自己的现代生命哲学的观点非历史地和非批判地加在黑格尔身上。狄尔泰在浪漫主义中完全有理由去发现与他的倾向有亲缘关系的这样一个黑格尔。
第二，狄尔泰试图为黑格尔与现实的联系从历史方面打下基础。这种倾向只在这种情况时才有实在的基础，即当黑格尔哲学对德国的历史学、宗教科学、法哲学、美学等学科在事实上已经产生特别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而且比狭义哲学的影响更能持久的时候。这就是说，黑格尔思想的一定的倾向、元素、断片即使在辩证方法这里完全中断，仍然能够对德国社会科学产生长远的影响。这对狄尔泰几乎是唯一的本质，因为这就同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他本人否定了辩证方法。这里提到的狄尔泰的两个方面的努力是连为一体的。一方面，黑格尔与浪漫主义的矛盾和黑格尔与从属于浪漫主义的“历史学派”的矛盾被模糊了；另外一方面，后来的施特劳斯和策勒尔对他的后来作用予以过分的重视。狄尔泰复兴黑格尔的重点就是去证明：一直到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个他所确定的已经提到那种意义的持久性。
狄尔泰的后一个倾向也从历史学家方面得到了加强。在帝国主义阶段发生作用的朗克传统的后继者，愿意这样来描述俾斯麦王国的建立和德国的普鲁士化，似乎这里没有发生与古典文化的决裂，似乎第二帝国、首先是俾斯麦在一个丝毫没有被破坏的连续性过程里、从本世纪初特定的倾向中产生出来。黑格尔也被加进这种关联中，在代表这个倾向的最著名的著作——曼奈克的《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1907年）里虚构了一条黑格尔——朗克——俾斯麦的线索。曼奈克声称：“我们从此敢于称黑格尔、朗克和伸斯麦为三个伟大的国家解放者。”[11]与狄尔泰那里相类似的倾向也同样支配着下面的情况：一方面模糊黑格尔与浪漫主义的矛盾，另外一方面模糊黑格尔与“历史学派”、主要是与朗克的矛盾，这点在这里有着明显的历史和政治的性质。俾斯麦的霍亨索伦帝国在现代应作为整个德意志在十九世纪发展的顶峰和遗产而出现：黑格尔只是高大的俾斯麦雕像之上的一个附属形象。
所有这些企图，从黑格尔那里制造出一个现代的和普鲁士威廉保守主义的生动的和有效的权力，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之前就已经并行地出现了，但是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潮流，更没有形成一个流派。除了这些提到的倾向外，这点也在已经开始的黑格尔时代中发挥作用。人们已经感觉到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力量，人们利用它可以有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就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就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言（很少公开承认，常常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它是自尼采以来反理性主义的主要倾向。这也是世人皆知的，在战前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些企图，利用黑格尔哲学的反动方面来反对马克思、反对社会主义，为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目的服务。哈马赫，首先是普伦格就是怀着这些企图出现的。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很有影响的修正主义派别公开与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遗产决裂，由于与修正主义论战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样与这些遗产没有实际联系（不仅考茨基没有，而且左派的极有才气的思想领袖弗兰茨·梅林也没有这种联系），由于以埃宾豪斯或狄尔泰方式来篡改黑格尔学说对那时的帝国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主线似乎绰绰有余，这里提到的哈马赫和普伦格的企图只能是没有产生重要结果的小插曲。
当受到革命威胁、始终处于危机四伏的德国资产阶级为了巩固政权的目的、为了力图从意识形态上为德国新的帝国主义侵略作准备时，他们就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世界观的需要”，并且更有力地推进了这种发展，新黑格尔主义在德国第一次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失败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倾向。新黑格尔主义迎合了这一意识形态上的需求，而且也被这一普遍的、一开始是缓慢的、后来变得迅猛的潮流所接受。
如果认为新黑格尔主义在两次帝国主义大战之间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真正统治的思想体系，或许这是一个错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那个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体系始终是激进的、而且变得越来越激进的“生命哲学”的非理性主义，这种世界观以最好的方式帮助反动的德国资产阶级铺平了通往法西斯的道路。当然，新黑格尔主义无疑也是很反动的；但它却较温和地表达了反动意义上的折中的、“已经巩固”的资产阶级倾向：从哲学上来说，企图把非理性主义纳入一个体系之中，但是却在已经表达出的程度上不完全放弃理解性和科学性。这就关系到这样一个哲学的倾向，它与那些始终存在、有时也受到人们重视、但最终只是作为小插曲而保留下来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倾向相一致，这些倾向把法西斯主义的“建设意志的”因素作为一个部分，而不是作为领导因素吸收到资产阶级的反动统一阵线之中（这种倾向在施莱歇尔将军任帝国首相的短暂期间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符合战前时期还是分开发展的各种新黑格尔主义的思潮。人们应该从广泛的和多方面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综合。这里不仅仅涉及到我们已经论述过的战前时期各种倾向的总结和统一，而且还关系到一个新的强加在黑格尔身上的综合思想。新黑格尔主义者是这样来理解黑格尔哲学的，似乎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对他以前时代和他那个时代的所有思潮的综合，因而他们也要在新黑格尔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相类似的对现代所有哲学倾向的综合。他们未能或者不愿意看到，黑格尔为了同他那个时代各种思潮进行尖锐的斗争（康德主义者，雅可比，浪漫主义者，历史法学派，弗里斯等等），有着一条非常明确的、只隶属于自己的哲学路线，黑格尔对以往并没有去寻找一种没有批判的、中立的统一，而是试图指出，辩证法是怎样从最初的人类思维发展到他所认为的他自己体系中最发达的形式。黑格尔只是在下述情况才对各种哲学思潮进行一种综合。他一方面指出，全部哲学就是人类精神围绕真正的哲学方法、围绕辩证法的斗争，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许许多多不同的思想与他们的时代、文化和他们本人的个性相适应，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提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但是在这种多样性中却又存在着一种同一性：哲学的客观同一性、即哲学重大内容的同一性等于反映现实的同一性，它就同现实本身一样，这就意味着决定形式的辩证同一性，即辩证方法的同一性。另外一方面，黑格尔自己的哲学对他本人来说是一种全面发展的思想顶峰，因为他的哲学致力于对过去的进步倾向，尤其是在形成辩证方法上所产生的一切东西进行扬弃，即消除其欠缺性，同时又保留并把它推到更高的水平上，而且还予以吸收。黑格尔从未想到综合他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潮，也没想到要与康德或者施莱马哈尔进行综合。
相反，新黑格尔主义者寻找一种能把现在所有反动哲学倾向和平地联合起来的方式，寻找一种哲学“固定化”的方式，但是却又把这种思想推在黑格尔身上。这种倾向的方法论基础完全离开了他们的黑格尔图象的辩证法。这样，黑格尔关于历史的矛盾运动就变成一种亚历山大式的、折中主义的和平与静止的并存。在克朗纳纪念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的讲话里，他试图设计出这样一种黑格尔图象。他将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相比，似乎亚里士多德努力与柏拉图进行综合，托马斯也努力与犹太宗教和伊斯兰教的代表人物进行过相类似的综合，这就同克朗纳把这点强加在黑格尔身上一样。对这一间题简单的阐述完全能够清楚地指出克朗纳的目的：黑格尔关于世界图象的影响的基础，就在于“这是以天才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思维的永恒基本动机，即把丰富的现实排列成一个等级行列，其中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通过这样的建筑学、甚至能够团结对立物，也能够在相互冲突的事实中引起一种比较。”[12]人们注意到，黑格尔在这里的所为只是一种所谓建筑学，他对矛盾辩证地扬弃（在任何一个体系之中，在任何一个思潮里）变成了一种对冲突的比较，似乎他曾经想要在培根与笛卡尔之间进行一种比较。
这里只是谈到了方法论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具体内容。克朗纳在第一次黑格尔大会的开幕式发言中纲领性地说出了这一点。他论述了黑格尔的敌人——批判主义、现象学、“辩证理论”（基尔克戈尔）、海得格尔等等，他这样说：“由于他们不能理解相互间的需要性，由于他们不能相互渗透、相互团结，因此他们只能相互分散地存在。所以他们因此只能作为黑格尔的敌人而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就其单方面而言，不仅各自对立，而且还因此而排除这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他们会降低为各种论点。”[13]格洛克纳在下面对这个纲领阐述得非常清楚，其中一部分是对非理性主义的补充：“理性主义在过去的三分之一世纪中具有普遍的统治地位，人们可以赋于它‘新启蒙’的形式，现在人们普遍要求超出理性主义范围。但是，这并不是开始简单地走到理性主义曾经引起的对立物‘新浪漫主义’的一边。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中介’。……黑格尔曾经进行过这种‘中介’，目前在德国就受到这种中介的限制。各种思潮在黑格尔的名下就可以缔结和平，并且做出共同的事业。”[14]新黑格尔主义的社会内容在这段评论中清楚地显示出来。第一，克朗纳只看到这个时代各种思潮（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单一性，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相互补充的需要性，因而互相斗争。这些斗争因而没有真正的事实内容，更主要的是这些思潮没有在一个反动的共同航道里运行。因此必须提出一个能够普遍接受的妥协的建议，在哲学界（也在社会生活里）制造一个永久的和平。格洛克纳对这一内容的补充，就在于他认为反对“新的启蒙”（也就是反对理性主义的残余）的斗争是合理的。人们不能象激进的或者好斗的非理性主义走得那么远。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肯定要从这种综合中被排除出去，这种综合更可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虽然这并没有公开说出来。在黑格尔标志下的哲学的综合，其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潮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新黑格尔主义者，那时有不少政治等值物，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主要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不愿意认识到，来自于资产阶级方面的有效的反抗包括了激烈的思潮斗争，而这一斗争的最终胜利归于垄断资本家的最反动的派别。新黑格尔主义在这里表面上使人信服地、而实际上完全是乌托邦式地推荐自己成为这一时代所有的反动思潮（在哲学上也是反动的）的最合适的垄断组织。
由于新黑格尔主义着手创造这样一种哲学思潮的综合，他们就对自己提出了要把战后时期帝国主义的世界观危机引到“正常的”、“有秩序”的轨道上的任务。这表现了与战前时期在本质上的区别。新黑格尔主义企图找到一种妥协的反动的解决办法，并以此来承认这一危机的事实；这种动机在战前时期的哲学界是不可能出现的。西克弗里特·马尔克把作为“危机理论”的新黑格尔主义理解成为正统的康德主义的对立物。他因此这样论述李凯尔特：“他肯定了‘资产阶级的’世界阶段，把他们的解决办法看成是有抵抗能力的，而这一世界阶段本身未受到崩溃的威胁。……难道黑格尔和基尔克戈尔这些十九世纪的强有力的、相互对立的人不是理想辩证法者和现实辩证法者吗……（除了黑格尔和基尔克戈尔，这里也提到了马克思。——卢卡奇注），难道他们不是康德以后、资产阶级以后、因而也是基督教以后的世界阶段的报信人吗？”[15]克朗纳还确定道，“现代康德主义已经进入危机。”[16]
不管怎样，这显然包含了同新康德主义之间一定的界限。然而，这种拒绝远远没有那么激烈，就象我们听见格洛克纳在涉及到“新启蒙”、也就是涉及到所有左的思潮时所说的那样。几乎所有重要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都来自新康德主义，首先来自西南德意志学派（克朗纳、格洛克纳、西格弗利特·马尔克等），来自于这样一个学派，在这个学派里康德主义一直就与反对反理性主义相距最远。这里不能不提到，李凯尔特在1920年发表了一本反对生命哲学的著作。这里所谈到的、并引起高度重视的对生命哲学非理性主义的批判使人不能忘记这一事实，正是李凯尔特（同文德尔班一道）从哲学上论述了反理性主义具有广阔的认识领域，也就是能成为多门的历史科学。这里很少取决于这一条，即非理性主义一词在这个认识论的论述中并没有出现。但是，就其本质而言，这个历史理论却倾向于这个立场。李凯尔特在1920年就对极端的非理性主义后果感到疑虑，这点是正确的。恰恰也正是这点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了他同新黑格尔主义者的亲缘关系：新黑格尔主义也重视非理性主义，但是他们又想要避免非理性主义的后果。这两种“反对”非理性主义的方式都暴露了这部分德国知识分子的相同的弱点和精神上的束手无策，这些人完全受到非理性主义的影响，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它的迷惑，但是他们又想从它的最外在的结果（法西斯主义）的地方退却下来，企图只是在本质上减少战后时期的危机发展，并将它引入“有秩序的轨道”上，然而他们却不想遏制这种反动的倾向。魏玛时期的结束就已经清楚地表明，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新黑格尔主义的本质和命运都反映出了它的这种可怜的境地。
新黑格尔主义者与新康德主义存在着一定的界限，但同时他们又更坚决地强调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延续性。格洛克纳甚至说：“黑格尔问题在今天的德国首先是康德问题，这听起来或许是矛盾的。”[17]克朗纳对新黑格尔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巨著（《从康德到黑格尔》1921——1924年）并没有超出具体地实现他那个时代由埃宾豪斯提出的纲领：试图证明黑格尔的哲学具有不中断基础的内在必然性，它因而是从康德那里成长起来的。克朗纳说：“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其发展应该被理解成是一个整体：一条路线，它按照自身固有的、却又只在自身表现出来的法则，沿着一条宏大的曲线而飞行……。应该描写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是怎样从康德的理性批判中发展而来的。”[18]他还补充道：“康德的伟大后继者们超过了他，因为他们理解了他。”[19]因此，克朗纳就象埃宾豪斯一样地认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同一性（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不过是康德构思中隐含着的存在物的展开。而克朗纳则要把这个图式继续贯彻下去。比如，他说黑格尔的体系直接由谢林的哲学而来，当《精神现象学》中的黑格尔与谢林的公开决裂不可能再隐瞒下去的时候，就被他曲解成是黑格尔的继续回归到康德和费希特。克朗纳这样论述《精神现象学》，他说：“黑格尔复兴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主义，同时又把它提高到谢林所达到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层次之上。……现象学又用康德的理性批判和费希特的科学学说的思想——“认识论”的思想来阻挡谢林的同一性体系。”[20]这种说法没有一点与历史事实相符合。黑格尔根本没有在康德的意义上获得认识论。黑格尔在原则上拒绝了在认识之前就检验认识的能力，黑格尔说：人们要学会游泳，就必然跳进水里，这就意味着，只有在具体的认识过程中才能证明认识的正确与谬误和认识能力的程度等。第二，在《精神现象学》里没有回归到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主义的痕迹。对康德和费希特而言，主观主义是他们哲学的基础，而黑格尔体系中的《现象学》的任务则在于通过描述主体的发展达到这种层次，从这个层次出发就可以适当地设计出客观的哲学（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并能使人理解。与《现象学》的这种方法论的任务相适应，它就不象康德和费希特认识论那样对主体的结构、能力等进行分析，而是分析客观的人类发展史过程中的主体历史；《现象学》受到海姆和其他人的指责，说它是对历史学、心理学和认识论讨论的“混合”，这不是缺陷，而是一个从康德到费希特的在激进程度上有差异的、在方法论上必然的结果。受到新康德主义成见局限的克朗纳对这点根本不愿意去看，更用不着说去理解了。
新黑格尔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因而在本质上仍然停留在康德哲学那里。这一确定当然没有完全说清楚新黑格尔主义者在哲学和历史学上的努力。在历史学领域，曼奈克的路线得到继续执行。罗森茨威格公开表明他和曼奈克一脉相承，他将德国国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就是与俾斯麦相连的德国以前的自由主义的基础追溯到黑格尔。在他看来，国家自由主义者似乎“找到了倾向于外部，强硬的国家权力的本质在哲学上的阐述。”当然，罗森茨威格本人也承认，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他又说：“人们曾经相信，可以吸收体系的“内容”，而用不着抓住方法的“形式”不放。人们曾经在这方面拥有历史的权利。”[21]罗森茨威格以这样一种对黑格尔体系、也就是对他的反动内容的阐明方式、以这样一种对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激进的否定方式，相信在十九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曾经建立了一种延续性；就象在曼奈克那里一样，黑格尔在这里成了现代反动资产阶级的祖先，是俾斯麦帮凶的先驱。在新黑格尔主义者当中，尤其是格洛克纳最有力地接受了这一倾向，为了证明哲学领域里的这一延续性，他写了一些关于菲舍尔和埃尔特曼的专题论文。格洛克纳当然很清楚，菲舍尔已经明确地背离了黑格尔。但是，也正是这点使他在象格洛克纳这样的“黑格尔主义者”看来很有价值；因为他对他们来说是作为清除辩证方法的联盟者而出现的，按照格洛克纳的看法，菲舍尔恰恰通过脱离辩证方法而保留了黑格尔的真正的剩余物。
历史学的这种倾向又回到了狄尔泰那儿。狄尔泰“发现”青年黑格尔是“生命哲学”的黑格尔，在新黑格尔主义那里就发展成为把青年黑格尔理解和描写成“真正的”黑格尔。黑格尔后来的发展，他建立的辩证方法似乎就是他青年时代的伟大成果的一种逐步僵化、一种或多或少的垂死的归宿。在这个问题上，在新黑格尔主义内部当然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如克朗纳一般局限于对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晚期黑格尔进行描述，而马尔库塞、胡果·费舍尔、格洛克纳则把决定性的重点从“生命哲学”转移到背离黑格尔，尽管他们对这种背离也有不同的评价。但是，他们却有共同的基本路线，即黑格尔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创造了今天和未来，而成熟的黑格尔只有保持他的这一倾向时候才是重要的。新黑格尔主义在这里完全是违背历史的。这不仅在于新黑格尔主义完全忽略了青年黑格尔与晚年黑格尔在本质上的同一性、也忽略了辩证法，而且他们也未看到黑格尔生活和思维的真正的历史转变：追随法国革命和法兰克福的危机，寄希望于拿破仑和与这种希望相适应的耶拿时期的历史哲学，拿破仑最终失败以后的悲观及其最后的转变，建立最终的体系。认识到这一真正的发展才能够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够指出，黑格尔在这种改变之中并没有重大的变化，而是用不断完善的方式坚持他自己的“逻辑”。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对新黑格尔主义者来讲，并不存在黑格尔的辩证法。
格洛克纳从这种立场出发来反对对黑格尔主义解答的一般认识。这种认识只涉及到“老年黑格尔、成熟的体系者，柏林学派的首领，保守的国家哲学家。”[22]相反，狄尔泰发现了这样一个青年黑格尔，这个人找到了“运动着的旺盛生命，而旺盛生命迫使这个年轻的思想家去解答反理性的永恒问题……。”这一学说并没有被黑格尔主义的解答所触及。“这就是那时活着的晚年黑格尔，这就是那时死去的晚年黑格尔。”今天的任务是：“‘克服’青年黑格尔意义上的晚年黑格尔。”从海得格尔那里来的马尔库塞就从这种历史现实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狄尔泰在黑格尔丢失‘生命哲学’的最深处重又捡起了它。”[23]
从哲学史来说，这种观念意味着使黑格尔更接近于浪漫主义。就象新康德主义路线抹杀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与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区别一样，这里的所存在的尖锐矛盾把黑格尔与谢林、尤其是与施莱马哈尔，与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萨维格尼和亚当·缪勒等分开了。人们可以在梅茨根、杜鲁尔彻、胡果·费舍尔等人那里找到这条路线。格洛克纳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最激进的，他完全从狄尔泰意义上去确定在黑格尔与施莱马哈尔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实际上他们在一生中都处于激烈的对立之中，他解释说：“没有施莱马哈尔主义的历史，就无法描写黑格尔主义的历史。”[24]我们已经知道，克朗纳本人就站在康德主义路线一边。于是，当尼古拉·哈特曼在其主要专著中描写德国唯心主义、并在其中着重强调黑格尔与浪漫主义的亲缘关系时，克朗纳承认这一工作是对他本人的一个卓越的补充。
对黑格尔哲学的作用、前提和发展的历史篡改就是服务于下述事情，第一是要把辩证法从“正确理解的合乎时代而更新的”黑格尔方法中彻底清除出去；第二是要把生命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变成新黑格尔主义努力从事的要把全部德国哲学界反动势力重新综合起来的重要基础。
克朗纳在他的黑格尔分析导论中作出了下述的纲领式的解释：“J·E·埃尔特曼发明的口号‘泛逻辑主义’造成了损失，弥补这一损失曾经是有价值的；只有在辩证法的理性主义中突出强调辩证法的反理性的特点，那时才能获得成功……。”[25]克朗纳不是用将人引入歧途的“泛逻辑主义”的辩证解释本身来修正埃尔特曼，而是逃避到帝国主义哲学中的反动势力的主要潮流——非理性主义之中。现在，这里提出的纲领在分析黑格尔哲学过程中得到了认真的执行。克朗纳说：“毫无疑问，黑格尔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非理性主义者。没有一个在他之前的思想家，能象他那样阐明概念……。黑格尔是非理性主义者，因为他使思维中的非理性物发挥作用，因为他使思维本身非理性化了……他是非理性主义者，因为他是辩证法者，因为辩证法是一种被变成方法的、理性的非理性主义，因为辩证的思维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思维。”[26]他将这一思想过程继续下去，他说：“作为辩证的和思辨的思维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就是超出理解的，因为这种思维是活生生的：它是思维着的生命。”[27]他完全从狄尔泰所观察的帝国主义生命哲学的意义上来评论《精神现象学》：“认识问题在他（指黑格尔——译者）那里深化和扩大为体验的问题。”[28]向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的转变在这里暴露无遗。克朗纳与狄尔泰的区别仅仅在于，狄尔泰在特伦得伦堡的批判基础之上拒绝了辩证法，并且以绕开散布康德主义认识论问题的方式实行从新康德主义向生命哲学的过渡，而克朗纳简单地把辩证法换成被说成方法的非理性主义（这再次表明，反动思潮的老的代表一般要比后来的代表更彻底、更诚实一些）。
新黑格尔主义的观点与黑格尔毫无共同之处，对这点我们在此无需多费口舌。就是在他那个时代，也就是生命哲学的先驱们曾经有影响的时候（这里只涉及“直接知识”即直觉的代表，如F·H·雅可比），黑格尔也始终最坚决地否定了他们。他对认识问题“深化”到体验认识之中，只是付之轻蔑的一笑，任何直接感觉、任何体验都与知性和反映规定的范畴一样，是抽象的，这是他的认识理论的基本点，是他的《精神现象学》的基本东西，也是他青年时代的基本观点。理性的任务，也是正在完成的辩证法的任务，就在于超越上述两者之上而发现真实的、具体的规定。当然，黑格尔那时不可能认识到非理性主义能够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他只是在他的严密的数学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就是在他对这里产生的认识问题的普遍化的分析中也清楚地表现出，他在那些客观和主观的事实中明确看到了与理性相符的、辩证思维的问题和任务，而现代反理性主义习惯于为了它们的目的而利用这些客观和主观事实，从中造出“存在”的基本结构、“原始现象”、思维的“永恒”的限制等等。黑格尔在数学和几何学的“反理性物”上看到了“合理性的开始和痕迹。”[29]这就意味着对辩证思维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反理性”（黑格尔确定，在普遍的术语中出现了一个反面）理所当然会辩证地被扬弃掉。新黑格尔主义美化反理性是对黑格尔的最大背叛。所以，克朗纳的观点作为对黑格尔的解释是没有根据的、是反科学的，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科学地位的歪曲。更能说明新黑格尔主义的基本倾向的特征是：向帝国主义阶段的非理性主义的主要潮流投降，在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观准备前投降。克朗纳思想过程的唯一独创的观点是他不再象狄尔泰那样将反理性主义描述成辩证法的对立运动，克朗纳直接把辩证法与非理性主义等同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正在深化的危机的症状。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非理性主义是怎样作为虚假的回答生活中实际问题而兴起的，它又怎样把实际问题改变成一种非真实的、反动的回答。这种运动在哲学上很可能成为对辩证法的否定，因为这样能够最有效地把真正的、延伸到实在问题（现实的）的前进运动引向反动方面。在1848年前后的危机年代中，基尔克戈尔就炮制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反对辩证方法的假辩证法。克朗纳当然没有基尔克戈尔那样努力，他满足于把自己很平常的生命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取名为辩证法。克朗纳的内容根本没有超过他的生命哲学的前辈；唯一新的地方——这也是危机的症状，只是贴上了辩证法的标签。
克朗纳通常在这个意义上属于新黑格尔主义的温和派，因此他坚定的拥护反理性主义更值得注意。格洛克纳的这一倾向表现得激进得多，他对克朗纳的论述不完全满意。克朗纳的论述对他来说在这个方向上走得还不够远。他说：“克朗纳没有认清黑格尔的‘非理性主义’，而是以一种强调的方式将其突出起来。几乎可以这样说，只是把它当作辩证原素进行暗示性的描述。”[30]格洛克纳与之相反地提出了下面这一纲领：“我要以一种不同于黑格尔本人那里采用的方式将任何思维中的反理性元素变成意识。我要指出，这些元素不仅仅是辩证地与科学和哲学的方法发生联系。”[31]他与此相对应地要用一种“泛悲伤主义”来扬弃所谓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这种来自于赫贝尔的文献中的表达是为人们所熟悉的。它的本质内容早在48年革命期间已经出现在黑格尔主义者之间（威廉·约尔丹和卢格在法兰克福时期，菲舍尔回忆他在斯图加特的日子）。这一本质有很多含义，一方面，任何历史上的“悲剧”都必须被承认是“永恒的”命运终结（也就是封建的波兰的没落是最终的，而且不可能在波兰通过兴起一次农民的民主革命而加以改正）；另外一方面，在所有的历史辩论中，反动与进步在客观上有着同等的理由。这就开始了清除黑格尔的历史进步的概念。
这个进步概念在实际上绝不是简单乐观的“泛逻辑主义”。恰恰相反。黑格尔虽然坚持人类发展中的进步的思想，但他看得很清楚，这条道路由许多个人和民族的连续不断的悲剧之链所构成。黑格尔绝不否认悲剧性的现象，而是把它置于历史的总体联系的合适的地方（我在我的《歌德与他的时代》〔建设出版社，柏林］一书中曾经试图指出，这点与《浮士德》的基本思想有着最密切的联系，黑格尔与歌德在这个问题上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前进的——卢卡奇注）。
上面被称为黑格尔主义者和曾经是黑格尔主义者的行为则与此相反，他们接近了叔本华的反历史的非理性主义，叔本华认为，“宇宙的”悲剧性阴影使得任何历史或社会的进步思想都是“邪恶的”。如果格洛克纳现在复兴这种思想，这要比从哲学上执行我们已经熟悉的他的这一历史路线更难。这就意味着新黑格尔主义与生命哲学的这些倾向相联系，它们首先由尼采的“情爱命运”（amonfafi)，接着通过席美尔的“文化悲剧”而表现出来，然后越过史宾格勒而通往海得格尔的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海得格尔方式中的虚无主义亦是“泛悲剧主义”。战后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哲学界的行家们对由此表现出的倾向都知道得很清楚：新黑格尔主义接近了我们已经熟悉的海得格尔或者雅斯贝尔斯的虚无主义的世界观。
在非理性主义披上辩证法伪装而成为新黑格尔主义者方法论中心的同时，任何一种辩证法都必须从所谓复兴了的黑格尔中被精心地清除出去。一些新黑格尔主义者尽可能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推回到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并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这项工作。首先是克朗纳，他完全站在康德意义上解释说：“哲学不可能超越自身，哲学在矛盾中结束。”[32]其他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的这种反辩证法的倾向表现得更为坚定。齐格弗利特·马尔克这样来描述他的“批判的”辩证法的立场：“批判主义肯定辩证的事物，但是却否定辩证法。”[33]马尔克与之相应的只接受“黑格尔“扬弃”这个术语中的“保留和提高””，他斥责“这个‘荒诞的’表示‘否定之否定’的观点”。为了用一个突出的例子来说明新黑格尔主义对黑格尔的无知，这里只需顺便地指出，在黑格尔对扬弃的规定中，“荒诞的”绝对不与“否定之否定”相统一；黑格尔的否定是任何一种扬弃的决定性因素，没有否定，任何扬弃都毫无意义，而否定之否定表示一个三段式与辩证联系中的特定的、正在完成的阶段。当马尔克指责对辩证法最深层的现实和历史的规定时，这一混淆才具有本质特征。他把简单的否定与否定之否定混淆起来，是对辩证方法中指引前进的、革命的事物的双重否定：一方面“荒诞的”是历史上的变革、经常是巨大的变革在思想上的反映（自然辩证法根本引不起马尔克的兴趣）；另外一方面，如果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话，否定之否定就会同样地指出社会结构经常要经过巨大的、革命的变革，指出对抗性的前进道路，这就同恩格斯在反对杜林时对卢梭的社会学说所进行的分析一样。[34]黑格尔的“复兴者”马尔克对黑格尔的无知清楚地表明，涉及到黑格尔要远远少于涉及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结论会受到新黑格尔主义的形式和从假辩证法方面提出的“反驳”，这就同他的结论在他那个时代受到伯恩斯坦从新康德主义方面所作的公开反对辩证法的方式的反驳一样。社会的倾向会以相同的方式而保存下来，马尔克也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哲学的形式随着危机的尖锐化和苏联以及全世界其中也包括德国共产党的兴起而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太容易使人理解了，一个哲学思潮的纲领性意图与它所处时代的反动势力相妥协，它就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就象我们在其它地方已经强调的那样，这里也同样表现出黑格尔被他的这些复兴者们看成是“死狗”，就同它那个时代他的蔑视者对他的态度一样。马尔克对《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概念的“过份的眩晕”持反对态度，这只能说是前后一贯的。他说：“辩证法本身也在这个顶点中翻转，它因此在实际上会突变成它自身的对立物，变得毫无意义。”
格洛克纳的这个倾向转变成了一种坚定的非理性主义。他捍卫黑格尔而反对指责，“泛逻辑主义”，但是他又认为这些指责由于黑格尔的矛盾学说而成为可以理解和有理由的，他说：“我不把矛盾学说算作是黑格尔哲学中观察未来的元素。”[35]人们必须承认这个学说的历史的存在，但是格洛克纳又补充道，黑格尔本人作为体系学者也不能接受这一学说……。矛盾是一个核心的逻辑现象；它将在体系中得到它的位置，但是它却不能决定方法。新黑格尔主义在所有的实质问题上激烈地反对辩证法的本性，在这里又明显地表现出来。把辩证法别有用心地局限在远离社会现实的“自然保护公园”里——当然也是把它局限在纯粹主观的、新康德主义逻辑之中（社会民主党的新康德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也曾经类似地把矛盾从它的革命内容中“清除”出去），然后用一种普通的、毫无意义的向辩证法鞠一躬的办法来否定它对现实的实用性。格洛克纳这样总结黑格尔哲学的正反两个方面：“黑格尔有这种企图：正确地思维，有对象地从事哲学活动，作为哲学家而实体性地存在下去（黑格尔在这里被基尔克戈尔化了，而且根据基尔克戈尔的看法，他的存在主义立场上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缺少而且必然缺少被当作真正黑格尔的东西；通过违法地偷运对黑格尔完全陌生的内容，黑格尔又一次‘被拯救了’——卢卡奇注），让事情自我管理，站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边（也就是选择帝国主义的哲学的‘第三条道路’)，而在事实上成为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卢卡奇注）。今天我们也完全需要这样做。”[36]不管怎样，在格洛克纳看来，黑格尔用辩证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任务，在方法论上是不正确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受到新黑格尔主义的极大奉承，却也同样遭到重大的“毁灭”，这就同海姆或特伦德伦堡时期激烈论战的情形一样。唯一肯定辩证法的现代哲学家尼古拉·哈特曼将辩证法完全神秘化了，并把它说成充满秘密的上帝对天才的恩赐。他说：“黑格尔思想财富中的辩证法不可以随意地替换……这就同上天的恩赐一样，辩证法只属于个别人，而这些个别人利用它创造其他人几乎不能理解而跟随其后的产品，并且是使他们只能困惑和绕开它而去深思的思想结构。辩证思维的天赋完全可以同艺术家的天賦、同天才相比较。辩证法是罕见的，就象任何一个精神上的天才一样，它是不可能学会的……。”[37]这种捍卫也同样地把黑格尔说成“死狗”。因为每一个真正读过《精神现象学》、并且学习过一点在它之前的历史的人一定会知道，哈特曼认定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可学习的属性、将其与艺术的比较，正是描写了谢林对辩证法观点的本质特征，而《现象学》的方法论以极大的论战尖锐性来反对这种观点，也正是这一特点宣布了辩证法对每一个人在原则上都可以接受的本质。我们可以不危害黑格尔威望地说，论述辩证法的可学性也是《现象学》的主要意图之一，把现象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描写也是向所有一般思维指出逐步到达辩证法的途径。在对黑格尔的解释中减少一些大的混乱，在这里很重要，因为这种混乱只是一种病症，而其中包含了向非理性主义的贵族认识论的投降。这个时代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对黑格尔的解释在任何问题上都表明这样倾向：德国知识分子面对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的法西斯化完全丧失了防卫能力。
人们看到：德国帝国主义掀起的“复兴黑格尔”中的那个黑格尔，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体系上都与黑格尔的进步倾向没有丝毫关系。相反，他的体系中的一切保守或反动的东西却得到了精心的保留和适当的继续深化。我们已经在许多个别论述中清楚地看到，辩证方法在这个“复兴”黑格尔运动中首先成为牺牲品。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现代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许多人眼中不是一个方法。辩证法在其产生时和本质上就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对文艺复兴以来最杰出的思想家在哲学上致力于建立人类发展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精神努力的一种延续，黑格尔在这里达到的更高的水平产生于他在思想上认识到了合理性和进步性的那个新的历史形势：这就是产生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和历史的形势。这首先就意味着，他在这种形势的矛盾本质中把握了理性，也就是他与普遍的启蒙传统那种过于草率和直接的论述完全相反，这种论述常常是要么把理性与生命之间的联系描述得一无是处，要么全部都予以肯定。黑格尔在矛盾中认识和澄清了生命中的理性的客观道路。黑格尔的后继者们把矛盾与理性的不可分割的同一性简单化和庸俗化成为“泛逻辑主义”的同时，他们也背离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我们已经看到，反对这种背离的论战在新黑格尔主义中突然转变成把辩证法与反理性主义等同起来：变成对黑格尔方法的完全篡改，而以前只是庸俗化的合理性从此就从中消失了。其次，辩证方法意味着对进步的一种历史捍卫。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世界观上的反动派提出了关于历史结构的理论，进步思想从中消失了，尤其是所有社会变革都被它解释成是反历史的。相反，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明确意义用一种以矛盾性为中心地位的不可割裂的同一性来证明，历史的曲折和不平坦的道路正是展示了它的深刻的、常常隐藏在直接性中的合理性。因此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与黑格尔发生联系。虽然这要以对他的唯心主义（包括唯心主义的内容和方法论上的结论）、对他的反动体系的无情的批判为基础。和这一批判有关的事实不能否定这个批判的深刻性和全面性，不能否定与黑格尔相反的马克思主义新的本质特征和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方法相比较的新的唯物主义辩证方法的对立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那种以最高级形式表达了历史进步和在理性上可以认识历史规律性的世界观，也是唯一能够从哲学上阐述进步性和合理性的世界观。我们已经看到，只有新黑格尔主义怀有敌意地攻击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虽然它从不公开地承认这一点。我们还看到，这一攻击的“科学的”形式恰恰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歪曲：将辩证法、进步性和合理性从黑格尔哲学中分离出来。新黑格尔主义按其主观意图表面上经常试图反对反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的单一统治，然而它也就这样涌入了帝国主义毁灭理性的普遍潮流之中。复兴黑格尔丝毫没有超出德国资产阶级中的比较温和的反动阶层想同极端反动势力的妥协企图。
然而这却是一个失败的妥协企图。德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的反动集团的胜利导致了哲学上极端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的胜利，并且是以最屈辱的形式，即屈服于“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形式出现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当然企图针对与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进行妥协的政治。这种努力具有一定的外在基础：希特勒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大学的运转（因为顾及到国外），而新黑格尔主义者为了获得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容忍，他们也以相当的反动而闻名（只有象克朗纳那样“非雅利安人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不得不流亡）。新黑格尔主义可以艰难生存下去；在哥亭根甚至还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新黑格尔主义的法哲学流派（宾得尔、布塞、拉伦茨等人）；资料集、专题论著等可以继续出版。
新黑格尔主义者还有种种巴结占统治地位的希特勒主义的企图：即把黑格尔作为一个可靠的反动思想家推荐出去。我们只举这众多企图中的一个例子。赫伯特·弗兰茨提出要让黑格尔在意大利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哲学家，他说：“黑格尔目前在德国肯定要遭受到某些敌视。如果人们为黑格尔尽力的话——这位伟大思想家或许理应得到这种尽力，人们就会立即认识到，在黑格尔的国家秩序概念中还继续考虑到要对有机循环的生命性、体验性和作为精神而出现的民族性的确定，这些就能把符合生活的‘民族秩序’的概念提高到已经程式化的国家机械主义的极其平常的普遍概念（Allerweltsbegriff）之上。”[38]这是向希特勒献上了黑格尔体系的所有反动内容的花环，以便使希特勒对黑格尔主义者感到愉快。
这些是徒劳的企图。在一次官方会议上，罗森堡严格地将“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与同路人的巴结企图区分开来，他解释说，国家社会主义只把瓦格纳、尼采、拉加得和张伯伦看成是精神的先驱和自己的古典权威。[39]众所周知，拉加得和张伯伦对黑格尔所持的是彻底否定的态度。前者不承认黑格尔和与他相关的大多数古典时期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是德国人，他说：“上个世纪的我们古典文学……只存在于其各个承受人之间，但是却不是文学家，很清楚；这些文学一方面是世界主义的，另外一方面追求古希腊和罗马的理想。黑格尔把这一文学的最佳部分进行了本质上的转变，使这一文学的内容经院化了。”[40]张伯伦从他的那个方面把黑格尔看成是“新教的托马斯·V·阿奎那”[41]，这就是他“说的一切”，就象我们将在他的论述中看到的那样，张伯伦在罗马见到了带来毁灭的“民族混乱”的代表。由于他用生命哲学、种族主义和神秘的解释而把康德看成是自己的种族主义世界观的奠基人，因而他就以极大的蔑视来否定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的同一性的命题。他说：“因为康德是以纯粹科学方式回答问题的最杰出的代表，而无知和恶意的文学总是用论断去迷惑公众，所以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就处于一种同康德哲学的有机联系之中，因此任何对我们世界观的真正理解和严肃的深化都成为不可能……。”
罗森堡跟随他们之后，激烈地反对黑格尔。[42]他从极端反动的方面阐述了否定黑格尔的关键论点——黑格尔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因而从伯恩斯坦到齐格弗利特·马尔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战后时期的新黑格尔主义的一切妥协企图都一下子遭到拒绝：这位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有任何妥协。就同我们所了解的那样，罗森堡还坚决地否认了黑格尔考察世界历史的合理性和他的国家理论。人们在这里看到，新黑格尔主义者巴结早期法西斯的和法西斯反动势力的企图是多么徒劳！反动派走出了彻底毁灭理性的道路；妥协、让步在他们眼中已不值一文：他们要么要求一切，要么一点也不要。新黑格尔主义与生命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相对立，只能解除部分知识分子的武装，这部分人没有法西斯的世界观的“思想支柱”或许能够进行更多的反抗。
德国法西斯的官方哲学认真执行了罗森堡所描绘的否定黑格尔的路线。A·鲍姆莱尔在希特勒上台后立即就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政治教育教授，他在就职谈论中对这一纲领说得很清楚：“对理想主义传统的系统批判属于我们将来的工作。”[43]他充分利用曼奈克，罗森茨威格和格洛克纳的准备工作——当然他颠倒地指出这一评价，并由此把黑格尔当作可以蔑视的国家自由主义的哲学家来反对。他说：“黑格尔从思想上阐述的国家自由主义，就是综合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最初形式，尼采奉命解散这一综合。”[44]按照鲍姆莱尔的观点，尼采有理由反对他那个时代的国家，尼采就：“凭正确的直觉把黑格尔的极权国家看作是文明国家。……尼采反对已经成为国家的、具体化的魏玛精神。”[45]很清楚，在这场反对只是可能把他们的国家与文明联系起来的斗争中，所有德国的法西斯分子都与鲍姆莱尔站在一道。
希特勒主义的官方哲学在原来的哲学领域把黑格尔当作自笛卡尔开始的伟大、普遍的欧洲运动的完成者来反对；黑格尔这样就属于那种危险的、来自西面的舶来品，这正是国家社会主义想要清除的东西。弗兰茨、波姆的书里对这一点阐述得最清楚，他说：“伴随着笛卡尔，这个欧洲人就用他的同一性和民族的根基来到了这个西方、受到束缚的人的地方——创造了一个非真实和没有历史的理性。”[46]
这一发展在黑格尔这里达到顶点。“黑格尔以一种不可超过的方式完成了西方国家的哲学史的意识。……这在名字上是黑格尔的历史画像，但是在德国哲学界的最精锐力量经过几个世纪反对笛卡儿主义的斗争之后，这个主义通过这幅画象得到了经久的辩护。这是怎样一个颠倒啊！德意志世界观历史的动机由于黑格尔的通往西方哲学普遍纲领的思想而被铲平，其中一部分经受了一个世纪的动摇。”[47]法西斯对黑格尔的进攻必然要延伸到对欧洲的所有理性哲学的攻击。黑格尔被当作由笛卡尔开始的脱离中世纪世界观的完成者而受到反对；在这里，希特勒信徒反对一切进步的欧洲文明和文化的斗争，就从哲学史上得到了论述。虽然，法西斯的思想家们在这方面也不是独创。我们已经知道从叔本华到张伯伦的反黑格尔传统。既使是反对黑格尔的斗争联系到历史上笛卡尔，也有其反动哲学的根源。晚期的谢林就是其倡导者，他的后继人就是爱德华·封·哈特曼及其他学派。波姆对进步概念的进攻表明了这在事实上仍然涉及到我们以前作为核心问题而强调的问题，他说：“进步是现存物的逐级提高。因此，历史成长的任何创造性的本质都遭到否定，并且以一种不能令人信服的预测剥夺了未来的权利。”[48]在这场论战中，波姆始终不理睬黑格尔辩证的和历史的进步概念（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概念只字不提），而是把一些庸俗不堪的概念作为唯一可能的概念而突出起来。
这样，新黑格尔主义从他们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方面改变黑格尔，但并不能实现它所渴望的对所有思潮的“综合”（不包括进步思潮）。它只能在德国一些大学的角落里顾影自怜、苦度残生。它的结果对哲学的发展等于零。它的发展所能引起的哲学史上唯一的兴趣也是消极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哲学上的妥协是多么徒劳，不坚决的反抗在受到反动的主要潮流所裹胁时是多么不能自卫，在世界历史的变革中细小的差异和坚持是多么渺小！从这个意义而言，新黑格尔主义的发展作为这一作用的哲学反映十分有教育意义，即越来越腐朽的自由主义（以及它在各种各样程度上的调和）在反动势力发展、在法西斯化的历史中曾经起过的和在将来还要起的那种作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前言。
[2] 文德尔班：海德堡科学院会议报告，《黑格尔主义的复兴》，海得堡，1910年，第7页。
[3] 同上书，第13页。
[4] 同上书，第15页。
[5] 埃宾豪斯：《相对唯心主义和绝对唯心主义》，莱比锡，1910年，第31页。
[6] 埃宾豪斯：《相对唯心主义和绝对唯心主义》，莱比锡，1910年，第4页。
[7] 同上书，第69页。
[8] 《狄尔泰全集》，莱比锡一柏林，1921年，第4卷，第219页及后页。
[9] 同上书，第229页及后页。
[10] 同上书，第138页。
[11] 曼奈克；《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第5版，慕尼黑一柏林，1919年，第278页。
[12] 逻各斯：《黑格尔专刊》，1931年，第9页。
[13] 第一次黑格尔大会记录，图宾根，1931年第25页。
[14] 第一次黑格尔大会记录，图宾根，1931年，第78页。
[15] S·马尔克：《现代哲学中的辩证法》，图宾根，1929——1931年，第1卷，第33页。
[16] R·克朗纳：《从康德到黑格尔》，图宾根，1921——1924，第1卷，第25页。
[17] 第一次黑格尔大会记录，第79页。
[18] R·克朗纳：《从康德到黑格尔》，第1卷，第21页。
[19] 同上书，第27页。
[20] R·克朗纳；《从康德到黑格尔》，第2卷，第364页。
[21] ① F·罗森茨威格：《黑格尔与国家》，慕尼黑一柏林，1920年，第2卷，第198页及下页。
[22] H·格洛克纳：《Th·菲舍尔与十六世纪》，柏林，1931年，第155页及后页。
[23] H·马尔库塞：《黑格尔的本体论与一种历史理论的基础》，法兰克福（美茵河畔）,1932年第278页。
[24] H·格洛克纳：《黑格尔主义历史中的危机与转变》，讲话第8年集第3期，第355页及后页。
[25] R·克朗纳：《从康德到黑格尔》，第2卷，第7页及后页。
[26] R·克朗纳，《从康德到黑格尔》，第271页及后页。
[27] 同上书，第282页。
[28] 同上书，第364页。
[29]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231节。
[30] H·格洛克纳：《黑格尔》，第1卷，斯图加特，第11页及后页。
[31] 同上书，第21页。
[32] R·克朗纳：《精神的言我实现》，图宾根，1928年，第221页。
[33] S·马尔克：《现代哲学中的辩证法》，第2卷，第93页。
[34] 恩格斯：《反杜林论》，柏林，1952年，第157页及后页。
[35] H·格洛克纳：《黑格尔》，第1卷，第12页。
[36] H·格洛克纳，《黑格尔》，第1卷，第14页。
[37] N·哈待曼：《黑格尔》，1929年，第11页及后页，
[38] H·弗兰茨：《从赫尔德到黑格尔》，法兰克福（美茵河畔）,1938年，第149页。
[39] 罗森堡：《观念的形成》，慕尼黑，1936年，第11页及下页
[40] 拉加得：《三部德意志著作》，莱比锡，第209页及下页。
[41] 张伯伦：《十九世纪的基础》，人民版，第816、918页。
[42] 罗森堡：《二十世纪的神话》，慕尼黑，1931年，第525页。
[43] 鲍姆莱尔：《男性联盟与科学》，柏林，1934年，第125页。
[44] 鲍姆莱尔：《尼采，哲学家和政治家》，莱比锡，1931年，第134页。
[45] 同上书，第133页。
[46] 波姆：《反笛卡尔主义》，莱比锡，1938年，第35页。
[47] 同上书，第24页及下页。
[48] 波姆：《反笛卡尔主义》，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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