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理性的毀灭（1952）
第一章 关于德国历史发展的一些特征
一般说来，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和悲剧在于其近代资产阶级的缓慢发展。这句话太过于一般，尚需要历史具体化。因为历史的过程是非常复杂而且充满矛盾的，而我们不能仅仅说什么来得太早或来得太迟，从而就以为来得早就优越于来得迟。我们只需看一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方面，英国人民和法国人民通过他们在十七世纪或确切地说在十八世纪末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在德国人民之前获得了伟大的飞跃；另一方面，俄国人民恰恰由于它的姗姗来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使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免除了德国人民至今还在忍受着的苦难和冲突。因此人们必须随时随地考虑到社会历史倾向的具体变化。但是，在这种保留条件下，人们将会发现，在德国迄今的——近代的——历史中，迟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一切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后果都具有其决定性的原因。
伟大的欧洲人民在近代开始时就组成了民族国家。他们用已经建立了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领土来代替封建割据；在这些民族国家中出现了一个贯穿和联合全体人民的国家经济和一个——在一切阶级分裂中——统一的民族文化。在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在其同封建主义斗争中，到处都暂时地产生了作为这种统一执行机构的专制君主政体。
德国恰恰在这个过渡时期走向了另外一条相反的道路。这决不意味着，德国可以免去一般的欧洲资本主义道路的普遍发展必然性，经历一个完全特殊的成为民族国家的过程，就同反动历史学家们及其追随者法西斯主义历史学家所断言的那样。青年马克思意味深长地说，德国“承受了这一发展的痛苦，却没有分享到它的欢乐，没有分享到它的部分的满足”。马克思还对这个论断作出了预见性的补充：“因此，德国在达到欧洲解放的水平之前，就可能在某个早晨处于欧洲衰落的水平之中”。
当然，在中世纪末和近代的开端，德国的采矿、工业和交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却比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缓慢。恩格斯对此指出道，当时德国发展的主要不利因素就在于其各个不同的领地不象强大的西方文明国家那样强有力地由统一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比如，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汉萨联盟的商业利益就好象与南部和中部德国的商业城市的利益根本没有关系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发现美洲和通往印度的海路而开始的贸易通道的转移就中止了通过德国的过境贸易，从而必然发生灾难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虽然西欧的阶级斗争是在宗教口号下进行的，但西欧却坚决地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走向了奠定经济基础和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道路；而在德国却保留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形式的所有悲惨的东西。不仅如此，这种悲惨状况及由此产生的反动的乌烟瘴气还由于德国接受了这种过渡的社会内容的因素面得到加强：大封建领土转变为专制主义（它在小范围内没有进步的一面：在市民阶层强大时它就不是助产术）；加强了剥削农民的各种形式，这些形式在德国虽然也和在西方原始积累时一样能够造成一群无业游民，一个在社会上没有生存根基的广大阶层，但是因为没有手工业工场，就不可能由此形成无产阶级之前的平民，这些失去根基的人仍旧是流氓无产阶级，是雇佣兵和土匪的来源。
所有这些原因产生的结果，就是十六世纪初在德国开始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具有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性质，尤其是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后果。它在思想意识上则表明，德国的人文主义运动对形成民族意识所做的贡献远远少于西方，对发展一种统一的民族语言所起的影响也小得多。总的说来，德国当时形势的显著特点，是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宗教——思想潮流恰恰在这里取得了对世俗人文主义的绝对优势，而且是——这点是异常重要的——在其最落后的社会形式上。因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马克斯·韦伯和杜鲁尔彻以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常识，即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是与资本主义的产生紧密相连的。它的西方的、加尔文主义的形式虽然在荷兰和英国成为早期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旗帜、成为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最初阶段中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德国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路德教义却从宗教方面来美化对诸侯小国专制主义的屈从，赋予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落后一种精神背景和道德的基础。
这种思想意识的发展当然只是几百年来决定了德国的生存和发展趋向的阶级斗争在精神上的反映。我们所指的是在1525年农民战争中达到其顶点的那些阶级斗争。这场革命，尤其是它的失败所获得的对德国命运的意义，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刚刚论述过的那种普遍的经济状况。所有在中世纪末期爆发的大的农民起义都是具有双重性的运动；它们一方面仍然隶属于封建主义的农民阶层的防御斗争和退却战斗，这些农民企图恢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解放所带来的他们在经济上所失去的无法弥补的过渡时期的“黄金时代”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多多少少尚未成熟的正在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哨战。上面业已描述过的德国的特殊情况或许会形成这种看法，德意志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暴动的两面性要比其它情况更为突出，诸如战争的失败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性的结果等（为了突出进步的成分，人们会想到温德尔·希普莱尔的帝国改革纲领和托玛斯·闵采尔领导的平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要完成帝国所不能办到的事情：统一德国，消除不断加强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离心倾向。农民的失败必然会加强这部分力量。一个近代化的封建主义就取代了纯粹的封建割剧：作为阶级斗争的胜利者和获利者的小的诸侯们加剧了德国的分裂状况。这样，德国由于第一次大革命浪潮（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失败，就同由于其它原因形成的意大利那样，成为一个由许多小的、形式上独立的小国组成的毫无力量的综合体，并因之成为当时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强大的专制君主国的政治对象。强盛的民族国家（西班牙、法国、英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昙花一现的列强瑞典等国以及十八世纪以来的沙皇俄国都掌握了德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因为德国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对象，因而也是它们的有利可图的剥削对象，所以它们关心的是使德国民族分裂的状况继续保持下去。
由于德国是欧洲列强争夺利益的战场和牺牲品，因此它既在政治上、也在经济和文化上遭到毁灭。这种普遍的崩溃不仅表现在国家的贫穷和凋敝上，如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倒退，一度繁荣的城市趋于荒废等，而且还表现在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面貌上。德国没有参与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伟大的经济和文化高涨的繁荣，它的人民大众，其中包括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远远落后于强大的文明国家的发展之后。这首先是有其物质原因的。这些物质原因也规定了在德国发展中的某些思想意识的特点。第一，与英国和法国相比，生活在德国诸侯小国中的人们心地极其狭隘、目光非常短浅。第二，这点与第一点有密切的关系，臣民对君主及其官僚机器有着比西方国家更大、更直接的依赖性，反抗或者只是批评的思想意识的客观范围也比西方国家狭小得多。此外，路德教（及后来的虔敬主义等）亦从主观上限制了这个范围，把外在的服从变为内在的服从，从而培养出那种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称为“阿谀奉承”的臣民心理。当然，这里存在着相互影响，但是，这种相互影响从客观上和主观上不断地使这一空间变得更小。与之相应的是，德国人还不能参加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旨在以一种更高级的、更好地适应于资本主义进步的国家形式来代替对一个统一的德国来说尚未形成的专制君主制的政府形式。被散对的列强国家有意保存下来的诸侯小国，只能是作为这些列强的雇佣军队而存在，为了能在外表上模仿大国的榜样，只能通过对劳动人民最残酷、最落后的压榨而存在下去。
在这样的国家里，当然不会产生富有的、独立的和强天的资产阶级，不会产生与这一发展相适应的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市民阶层和小市民阶层在经济上对宫庭的依赖远远大于其它西欧国家，因而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在当时欧洲其它地方很难找到的那种屈从、狭隘、自卑和可怜的景象。在经济发展停滞的情况下，在德国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形成一个处在封建等级秩序之外并且在近代开始的革命中成为最重要的推动前进力量的平民阶层。还是在农民战争时期，他们在闵采尔的领导下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个时代，只是为了存在，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卑屈的、可以收买的、伦落为流浪无产阶级的社会阶层。无论怎样，十六世纪初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为统一的近代语言上的民族文化创造了思想基础。但是，在这个民族遭受最大屈辱的阶段，它还是落后的、僵化的和野蛮的。
直到十八世纪，尤其是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德国才开始经济复苏。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文化上开始强大起来。但是，市民阶级仍然没有强大到能够扫除民族统一的障碍的地步，甚至还没有只是在政治上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的力量。但是，全国都普遍地感受到了这种落后性，民族感情正处于上升之中，对民族统一的渴望不断上涨，然而在这个基础上仍然未能产生即使只是地方标准上的具有一定纲领的政治组合集团。在诸封建专制小国，经济资产阶级化的必然性变得越加强烈。以贵族为领导的贵族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调和开始形成，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德国现状的社会标志。这种调和的形式是官僚主义化，它在这里就同在其它欧洲国家一样，是资产阶级清除封建主义、争夺国家权力斗争的一种过渡形式。当然，德国分裂为许多弱小国家的过程是以极其悲惨的形式而进行的，而贵族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调和在本质上就是贵族占有较高的官僚职位，小资产阶级占有较低的官僚职位。但是，尽管这只是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渺小而又落后的形式，德国市民阶级至少在思想上开始了准备夺取权力的斗争。德国在一度离开西方的先进思潮以后，现在又得以和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结合起来，接受它甚至在一部分上还独立地发展它。
德国就是在这种状况下经历了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从政治上看，在这个时代里，德国人民日益成为正在角逐的各权力集团的对象，成为正在法国兴起的近代资产阶级世界的对象和受到英国支持的、联合起来反对法国的中欧和东欧的封建专制势力的对象，在这个时代发生的大事件极大地加快了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意识，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力量激发起渴望民族统一的热情。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比以往更为严重的由分裂所造成的在政治上极为有害的后果。在客观上，德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民族政策。大多数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锋（康德、赫尔德、毕格尔、黑格尔、荷尔德林等）都热情地欢迎法国革命。而同时代的见证，如歌德的游记表明，这种欢迎决不限于只是来自非常著名的市民阶级的出类拔萃的人物，而是在这个阶级的广大阶层中扎下了根。虽然如此，民主革命运动的推广在比较发达的德国西部仍然是不可能的。美因兹[1]虽然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起来，但它仍然是完全孤立的，由于奥普联军，它遭到了失败，而且没有在德国其它地方引起反响。美因兹起义的领袖，著名的学者和人文主义者格奥尔格·福斯特最后作为一个流亡者而默默无闻地客死于巴黎。
德国的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在拿破仑时代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反复重演。拿破仑成功地在德国的西部、南部和中部的一部分地区萨克森找到了追随者和同盟者。拿破仑知道，只有在依附于他的国家中至少为扫清封建主义打开道路，这个联盟——莱茵同盟——才能够多少得到一些生存的能力。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于莱茵地区，在其余的莱茵同盟国家中这种情形少得多。甚至象特莱彻凯这样一个反动的沙文主义历史学家也不得不确认：“旧的秩序已经遭到彻底的摧毁，恢复的可能已经丧失；甚至对小国时代的回忆也很快地会悄然而去。在正在长大的新一代莱茵人的心目中确实存在的历史是随着法国人的进入而重新开始的”。
但是，由于拿破仑的力量还不足以使整个德国就这样地依附于法兰西帝国，因此就只能加重和加深了德国的民族分裂。拿破仑的统治被广大阶层的人民看成是异族的压迫统治，于是反对这种统治，尤其是在普鲁士，就开始形成一个民族的人民运动，该运动在被称为解放战争中达到了它的顶峰。
与德国的这种分裂状况相适应的是思想上的四分五裂。这个时代中占主导地位的进步思想家，首先是歌德和黑格尔，他们同情拿破仑统一德国的行为，对法国所进行的清除封建残余的行动感到同情。与这种观点的内在性相适应的是民族这个概念在这些思想家们心目中已经淡化为单纯的文化概念，这点在《精神现象学》这部书里表现得最为清楚。
解放战争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们在加强普鲁士与奥地利和俄国联盟的道路上致力于把德国从法国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和德意志民族的兴起，但是，他们的思想也同样地充满矛盾。施泰因、沙尔霍斯特、格莱斯劳都要利用法国革命的社会和军事成就，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一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军队才能承受与拿破仑的战斗。但是，他们所想达到的结果不仅没有革命的内容，而且还想使——当然这是经过他们改良的——普鲁士在一种长期的妥协中与封建残余和在经济上和思想上代表这种残余的阶级相适应。这种强制的，同时被参加者从思想上美化的与当时德国的落后性相适应情形，在某个方面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他们对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渴望经常变成一种狭隘的沙文主义，变成盲目的和狭隘的对法国人的仇恨，而且在参加这一运动的大众中间不能激起真正的自由思想。特别是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和反动浪漫主义的团体发生同盟关系，这些团体把反对拿破仑的斗争看作是彻底恢复法国革命以前状况的斗争。这些矛盾当然会在这个倾向的哲学代表——晚年费希特那里表现出来，虽然他比这个民族运动的许多政治和军事领袖们激进得多。
尽管在德国人民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中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尽管在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的目标和方法上存在着极大的思想混乱，但在这个阶段——首先起自农民战争——民族统一仍成为吸引了德意志民族的广大和重要阶层的群众运动要求的对象。这正如列宁第一次明确地阐述那样，民族统一的问题因此成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
如果我们考察十九世纪德国史，我们在任何一个阶段都能相信列宁论断的真实性和正确性。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事实上统治了十九世纪德国的政治和思想的发展。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这一特殊形式给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一直到今天的整个德国精神都打上了它的特殊烙印。
这就是德国发展的原则上的特点，很容易看出，一切都围之旋转的轴心不外乎是德国迟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结果。其它西方国家的伟大人民，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在专制君主制之下就已经实现了民族统一，这就是说，他们的民族统一是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最初成果之一。与此相反，德国的资产阶级首先必须为民族统一而奋斗，必须奠定其基石（只有意大利经历了相类似的发展过程；精神上的后果也表明，在这两个民族历史上的一切其它区别以外还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这种关系恰恰在不久的过去明显地发生了影响）。但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却决定了俄国在专制君主制下也能实现民族的统一，这里还不可能对这种特殊历史条件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俄国革命也表明了由这一事实产生的完全不同于德国的重要结果。
因此，在民族统一业已是专制君主制下的早期阶级斗争的产物的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是在于完成这个工作，即或多或少地清除民族国家中尚存的封建和专制官僚主义的残余，使之适合资产阶级社会的目的。这个工作在英国是通过对陈旧的国家机制的逐步改造而进行的，在法国则是通过对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和封建性质的革命变革而实现的，虽然在这其间的反动阶段曾出现大的倒退，但是都没有破坏或危害民族的统一。在经过几个世纪的阶级斗争的准备的基础上形成的优势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利的，民族统一的完成及其与近代资产阶级社会需求的相适应就能够有机地和卓有成效地与反对封建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机制的斗争联合起来（农民问题是法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
显而易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同的核心问题给德国制造了一系列不利条件。革命必须一举砸碎在法国需要几百年才逐步动摇和倒塌的机制；革命必须一举创造出中央国家机制和机构，而这种中央机构在英国和法国是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产品。
但是，不仅这个客观任务因此而很难完成；而且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提出也不利于各个阶级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且还制造了阻碍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情况。我们只举出其中最主要的因素。首先是在许多方面模糊了封建残余（君主制及其机构和贵族）与市民阶级的尖锐的对立，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越强烈，对其中也包括对保存封建主义残余感兴趣的阶级的人来说，就越产生实现民族统一的需求——这当然是他们意义上的统一。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普鲁士在实现民族统一时的地位。普鲁士的特殊存在在客观上一直是真正民族统一的最大障碍，但这个统一却又是依靠普鲁士的刺刀才实现的。从自由战争一直到创立德意志帝国，始终存在着一个模糊和迷惑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民族统一是借助普鲁士的军事力量还是通过消灭它来实现？从德国民主发展的观点而言，第二条道路无疑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对绝大多数的德国资产阶级来说，尤其是对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来说，这里还存在着一条更为舒适的阶级调和的道路，存在着可以避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极端平民的结果，因而可能不经过革命而达到他们的经济目的，虽然这是建立在新国家中放弃政治上主宰地位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同样的不利情况也表现在市民阶级阵营内部。作为革命核心问题的民族统一使时时处处都倾向于阶级调和的大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受到的威胁要比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和十九世纪的俄国小得多、少得多。动员小资产阶级和平民大众反对大资产阶级的调和意图在德国十分困难。因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中心问题的民族团结，要求平民群众比在诸如农民问题上具有发展得更高的觉悟和警惕，而在农民问题上，各个阶级的经济对立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因而也能直接地被平民群众所理解。作为中心问题的民族统一，由于其表面上的纯粹性质，就经常地掩盖了直接的和可以直接理解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是隐藏在不同的解决可能性之后的。在这里，革命的爱国主义变为反革命的沙文主义表现得比在其它资产阶级民主变革中更为明显，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倾向和1848年以后产生的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都有意识地转向这个方向。但是，对这里的人民大众来说，在获得民族统一之前就去认清这种策略则要比民族统一几百年来就是当然事实的那些国家中的人民更困难一些。这种掩盖的倾向造成一种客观的状态，即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只要构成德国的各个国家没有获得统一的话，而这自然是过程的结束而不是过程的开始——获得一种涉及对外政策问题的形式：各个国家在其相互关系上的对外政策和它们与外国列强关系的对外政策，而这些列强由于德国迄今发展的结果被看作有权于涉德国内政。很显然，在这里制造了表面上可以相信的借口，从而使人民群众，其中还包括具有民主革命情绪的群众，远离这些“对外政策”的制定，将他们推进盲目的沙文主义之中（1870年的反法情绪）。
此外，这种形势还假定，对复杂的对外政策的认识比对其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认识更为清楚。当然，在所有的民主革命中，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关联。但是，对法国革命时代的平民群众来说，他们认识宫廷与外国封建专制强国共同危害革命的阴谋显然比1848年革命时代的德国群众认识民族统一和对外政策的实际关系容易得多，尤其是正确认识为实现民族统一必须进行一场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就更是如此，这正如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多次明确地指出那样。这种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资产阶级的专制、阶级调和和背叛民主革命的道路都由于下面的因素得到加强，即在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中都存在的变民族解放战争为侵略战争的危险就更为明显了，并且由于与更重大的内政结果相联系而不同于其它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
由于这一切理由，沙文主义的宣传在德国产生了一种比在其它国家更迅速和强烈得多的对人民群众的影响，而这种把正义的和革命的民族热情转变为反动的沙文主义的行为，一方面使和君主制联系的容克阶层和大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欺骗更容易一些，另一方面也剥夺了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同盟者。所以，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能够从反动沙文主义意义上去利用波兰问题，使得平民群众不能成功地在这里阻碍它并且使波兰这个革命德国的天然盟友不能成为德国和国际范围的反对反动势力战争中的实际上的同盟军——尽管《新莱茵报》又一次正确和及时地发出警告。
德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处在由于国家分裂状态所产生的不利境况之中，对革命的主观因素来说，它表现为市民阶级、小市民阶级、平民群众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毫无准备地加入了革命。德国分裂为各个小国，对下层人民的革命民主教育和平民群众的革命民主传统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他们唯一的政治经验只存在于小国范围内的小的和小地区的斗争。总的民族利益只是抽象地飘浮在这些斗争之上，因而很容易成为空话。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以最显著形式表现出的居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这些空话——无论有意或无意，愿意或不愿意——都轻易地变成了反动的东西。
这种情况由于这一事实变得更为严重，即十九世纪初的德国政治民主运动的中心乃是南部的小国，因而民主方向恰恰和狭隘、庸俗、空谈最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德国经济上和社会上最先进的地区——莱茵地区当然隶属于普鲁士，但是，它却构成了普鲁士的一个异体（Fremdkörper)——远离政治决策的中心和宫廷与小资产阶级的柏林，而且由于拿破仑的统治在这个地区已经消除了封建主义的残余，因此这里就有着和落后的、封建主义仍旧很浓厚的普鲁士本土部分完全不同的直接利益。
由于国家的四分五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能象十八世纪的法国那样成为决定一切的中心，而所有这些不利的情况又由于这种策略上的因素而得到加强。强大的反动势力，普鲁士和奥地利，拥有自己集中的官僚和军事力量。与此相反，革命力量却是四分五裂。国民议会召开于法兰克福，革命民主的中心却是科隆。柏林和维也纳的决战是自发地爆发出来的，没有明确的思想领导。在主要城市的斗争失败以后，在德累斯顿、法耳次、巴塞尔等地燃烧起来的运动只能一个一个地被镇压下去。
德国民主革命的命运，不只是在民族统一的问题上，而且在迫切需要铲除封建残余的一切领域内，都受到这些因素的规定。列宁准确地把这条道路表述为一条具有国际典型意义的、不利于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产生的“普鲁士”道路。列宁的这一论断不应当只限于狭义的农业问题，而且必然适用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在德国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获得的政治上层建筑。
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增长只能减缓德国的封建残余，而不能阻止它（拿破仑时期的大陆封锁已经在德国引起了一定的资本主义繁荣）。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自发增长在德国不是产生于象英国和法国那样的手工制造业时代，而是在实际上的近代资本主义时代。而德意志各小国，首先是普鲁士的封建专制的官僚机构就不得不积极和有领导地干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支持。
当然，这种情况恰恰在重大的问题上经常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且几乎总是缺少对实际承受范围的起码的认识，而这一切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和倡议下发生的。特莱彻凯对德国关税同盟的产生所作的描述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他始终抱有对霍亨索伦政权的政治见解和民族意图理想化的倾向，他的言论就特别富有意义。他说：“这种发展在很大一部分上是违背了普鲁士国王自己的意志的。人们在这里看到了自然力的内在作用。没有什么事情能比通过关税同盟来为与奥地利的分裂做准备这件事更出乎于腓特烈·威廉第三的意外了。他在这种二元论中看到了对祖国的祝福。这就是事物的本性，它最终要导致了这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通过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实际的德国，而在法兰克福，和更早的雷根斯堡一样，只有理论在统治着。腓特烈·威廉第四一心想着奥地利，他对奥地利的关注超过对自己的国家的关注。尽管如此，非奥地利的德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利益聚合仍在不断地进行。虽然在1851年以后中部国家满怀内心喜悦地摧毁了普鲁士，但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撕毁关税同盟。它们无法摆离这个纽带”。这个说明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是它所体现的神秘的非理性主义：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基本利益所取得的实效，德意志小国和普鲁士王朝面对这一过程的无知和无能——所有这一切都似乎是一种命运的悲剧。如果这种看法只说明了历史学家特莱彻凯的本质特点，那它还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特莱彻凯在这里更是一般德国情绪的充分而确切的精神表达。那些曾经为了本国的目前政治形式而奋斗的各国人民把这点看作是他们自己的产品，而对德国人来说，民族的生存则似乎是更高的非理性力量的神秘的恩赐。
但是，德国发展的这条“普鲁士道路”也有其直接的后果。因为这种经济统一的出现方式给德国带来的是：在广泛的资本主义范围内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对普鲁士国家的依赖性，不断地与半封建的官僚政治机构签订契约，预测在和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和平协定中实现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前景。对此，恩格斯后来说，1848年对于普鲁士资产阶级来说，并不存在任何要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国家中的权力问题的迫切要求。
这个过程在德国来迟了，也就是说，它不在手工业制造时期，而在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发生这一事实还有另一种重要的结果：尽管德国的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叶尚未得以充分的发展，但是却不再会产生象大革命以前与法国资产阶级相对立的——至少暂时地——可以和市民阶级携手合作的“第三等级”那样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大众，而只会产生近代无产阶级，尽管这个阶级还没有发展起来。如果我们深刻地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种区别，在法国，格·巴贝夫在罗伯斯庇尔被处决后几年才有意识地发起有社会主义目的的起义，但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早在1848年革命之前就爆发了，而且在革命的前夕还出版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第一次完整的表述：《共产党宣言》。
从德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中而形成的这种情况造就了独立登台的无产阶级，虽然这个阶级还没有能够对大事件起决定性的影响（象1917年的俄国无产阶级那样），而这种情况由于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事件的影响而更加尖锐化。巴黎的二月革命确实在一方面促进了柏林和维也纳的革命的爆发，但是另一方面，在巴黎出现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也吓坏了德国资产阶级，从而使他们由于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理由而决心对“旧势力”采取妥协。尤其是六月战斗及其失败成为德国阶级斗争发展的决定性事件。在德国，从一开始就缺乏法国革命中那种推动革命进程的反封建人民的坚定团结，而在这同时，德国无产阶级却过于微弱，还不能象半个世纪以后的俄国无产阶级那样成为全体人民的领导。因此，最初的反封建统一阵线的解体比法国的发生得快，并且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1848年虽然是德国的1789年，但是资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则更接近于法国的1830和1848年，而不是1789年。
所以，1848年已经表现出的德国发展的特点对德国以后的民主变革起到关键性的影响。首先，德国的民主变革是在英国和法国的古典革命已经达到终点才开始的，也就是随着反对激进平民无产阶级派别的斗争而展开的。这种差别当然不是单纯的时间上的先后之分。特别是我们在法国革命中看到了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极限（1793—1794）。因此，反对平民的左派激进主义的斗争不过是意味着阻止革命超出这个界限的企图而已（克伦威尔反对平等派的斗争表现了类似的倾向，它当然是在与当时阶级关系相适应的更低的水平上）。相反，不只是在1848年，而且也在1918年，在德国当时开始的反对平民民主左派的激进主义的斗争中却表现出这种倾向，即在由革命而产生的民主形式之下尽可能原封不动地或者以无关重要的表面上的改革保存许多旧秩序的东西。所以，在德国没有一次革命曾经带来一种实际的农业改革；没有一次革命真正触及了小国割剧的问题；没有一次革命在实际上动摇了普鲁士的容克统治，等等。
在这里即使是很简短地叙述一下十九世纪德国的历史也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简短地描绘一下社会趋向发展中最主要的环节。德国的平民阶层在这个时代没有力量在革命道路上争得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迫切的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或者是在对外政治关系的压力下所产生的，或者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妥协而产生的。在小国家中，南德和中德的制度当然是拿破仑失败以后的德国民主运动和政党的出发点，但是，这并不是通过内部阶级斗争而赢得的，而是产生于这种必然性，即必须以某种统一的方式来统治拿破仑时代已经聚集起来、在维也纳会议上已经确认的不同的封建领地。例如，符腾堡的人口在拿破仑时代从60万增长到150万，增加的地方性统治机构不下于78个。这些在各个方面都是不同性质的领地——符腾堡的例子是这个时代的典型，其行政机构的联合自然要求一种最低限度的中央集权化的机构，这些机构在拿破仑统治条件下和解放战争影响下必然会包含清除封建专制和中世纪残余的因素。德国的小诸侯们在拿破仑时代就已经为把这种让步限制到最低限度而进行了斗争，拿破仑失败以后，这种最低限度受到进一步放松。因此，它们的这种本质引起的结果是：它们在人民中间没有深厚的根基，而人民从不把它们看成是自己创造的、隶属于自己的机构，也正因此它们在1848年前后很轻易地被否定掉了。在1848年真正的革命爆发时，我们已经简略描述过的经济落后和国家分裂的后果导致了平民大众的软弱和资产阶级对自己革命的背叛，从而导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势力的胜利。
这次失败对德国后来整个国家和思想意识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用当时的话来说，关于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是：“通过自由来获得统一”还是“先有统一后有自由”。或者在涉及到革命的最重要的具体问题和普鲁士在德国未来的地位时，又称作：是“普鲁士在德国中成长”还是“德国普鲁士化”。48年革命的失败造成了按照后一种意义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形势。
获得胜利的反动势力当然很愿意简单地恢复1848年以前的状况。但是，这在客观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下都是不可能的。普鲁士王朝必须改变，并且象恩格斯曾经反复强调的那样，向着创造一个“波拿巴王朝”的方向改变。因此在法国发展与德国发展之间似乎出现了一条平行线。德国的发展似乎因此在政治上赶上了法国的发展。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波拿巴主义在法国是反动的倒退，其始点是法国无产阶级的六月失败，而他们的悲惨的溃败后来又转入了1871年的光荣的公社。法国从第三共和国开始又进入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正常轨道。而俾斯麦的德国在很多方面更是波拿巴法国的复写，这正象恩格斯正确指出的那样。恩格斯同时还非常坚定地指出，与48年以前的情况相比较，普鲁士和德国的“波拿巴王朝”仍是一种进步——客观上的一种进步，因为在这个政权范围内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得到了满足，一条发展生产力的更自由的道路得以打开。但是，这种经济上的进步不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实现的，已经形成的民族统一是一种德国的“普鲁士化”，在这里贵族的官僚政治以及一切保证其不可侵犯的政治统治权（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权等）都被精心地保存下来。这个帝国的普遍选举权在议会完全无权的情况下不过是表面上写进宪法、表面上民主的把戏。因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恰如其分地把民族统一的德国描写成“一个仅仅是蒙着议会形式、与封建附属物混在一起、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方式组织、用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国家”。
我们通过伟大的国内阶级斗争看到了1848年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缺点：缺乏民主经验和传统，缺乏对人民群众进行民主教育，没有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的发言人。很显然，1848年以后的事件，“波拿巴王朝”的条件和通过普鲁士的刺刀“自上”而建立的德国统一同样不能为革命民主传统的产生和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民主教育提供任何有利的条件。德国议会由于无能为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无所作为。同时由于没有一个政党不是建立在与“波拿巴王朝”妥协的土壤之上，因此议会之外的群众斗争，只要它们能够产生，同样无一例外注定是无所作为的。48年以前遗留下来的少数民主人士仍然是孤立的，没有影响，也未能培养出民主的接班人。约翰·雅可比，一个坚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他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由于失望和抗议，他暂时接受了社会民主党的议席，但是并没有为之做任何事，他的命运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德国的这种毫无结果的状况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妨碍民主传统在德国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障碍就是越来越激烈的对德国历史的重大伪造。但在这里我们也不可能详尽地指出这些细节。简单地说，问题就在于把德国发展的落后一面加以理想化和“德国化”，也就是在于一种对历史的描述，这种描述恰恰是把德国发展的落后性质作为特别光荣和特别符合“德国本质”的东西来加以颂扬，把一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与革命发展的原理与结果作为非德国的和与德国“民族精神”的性质相矛盾的东西加以批判和拒绝。而德国历史中向进步转变的倾向：农民战争、美因兹的雅各宾主义、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定的民主倾向和平民在1848年革命中对七月革命的反动，不是完全被抹杀就是被歪曲得在读者面前成为使人恐怖的事件。在德国资产阶级的术语中，1848年从此被称为“疯狂年”。相反，德国历史中的反动时代则被认为流光溢彩、声誉赫赫。
然而这种歪曲捏造并不只是限于历史的事实，限于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及处理，而且以一种危害极大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方法论，甚至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影响了德国的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思想。概括起来，我们可以简略地说，在48年以前人们企图以其符合理性的法则去理解社会和历史（我们在这里只需指出黑格尔就足够了），此后，却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的非理性主义浪潮。这种非理性主义已经在浪漫主义及其分支中得到强烈的发展，在48年革命失败以后就变成了统治的潮流。在这里，很少涉及到这一潮流在方法论上和科学上的特点——我们将要看到，虽然非理性主义在这里也可以找到许多联系点，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非理性主义仍然代表某种本质上的新东西——而是涉及到它在德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根源。
最重要的原因是1848年革命也没有使之动摇的一般德国人的、甚至包括通常非常高傲的知识界的臣民心理。我们已经看到，近代开始时曾给西方的民主发展奠定基础的伟大变革在德国则以几百年来的小的专制统治的确立而告终，而德国的宗教改革却为专制统治奠定了一种屈服思想。无论是争取从拿破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还是1848年革命，都没有在这里引起本质上的变革。既然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不是在革命道路上实现的，而是从“上面”创造的，按照历史传说，是由“铁与血”、由霍亨索伦家族的“使命”、由俾斯麦的“天才”创造的，那么德国人的心理和道德这方面就象没有改变似地保留下来。大城市代替了经常具有中世纪色彩的小城市，大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代替了小商贩、工匠、小企业主，世界政治代替了狭隘的地方政治——德国人民对其“官府”的屈服性在这个过程中却经历了极其微小的变化。亨利希·曼的《臣民》一书中的赫斯林与古斯塔夫·弗莱塔格描写的资产阶级的“英雄”的区别只在于对下面的侵略性，而不在于对上面的屈从性。所以，胡果·普鲁士在1919年发表的关于特征的谈话——除去明显的时代上的变异以外——对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德意志民族都是适用的：“世界上最容易统治的民族就是德国人……这种意义上的德国人，一般都很勤劳和聪慧，易于激动和兴奋，具有发达的、批判的崇尚理论的倾向；但是，这个民族在公共事务上既不惯于也不愿意不以官府的意志或违反官府的意志而自发地行动。因此，他们自视甚高，但同时又差不多总是在官府的指导下去行动，就好象这只是在执行他们自己的公共意志似的。这种组织性和如此勤劳能干的特点结合起来，事实上就为一种纯粹军事形式的组织提供了一种无法比拟的绝好材料。”
这就是帝国主义以前时代的德国非理性主义的直接的、主观的渊源。在西方各民主的民族——在大体上——继续把国家、国家政治看作他们自己的产品，向它们提出理性的要求并且在它们身上重新看到自己的理性的时候，而在德国的这种状态——也是在大体上——则完全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德国历史学的公理“人创造历史”不过是普鲁士官僚政治的“有限制的臣民知性”观点的历史和方法论的翻版，是耶拿战役之后的“安定是公民的第一义务”宣传的另一个侧面。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官府”是唯一的行动者，并且是在对自身非理性事实的直觉认识的基础上而行动。平常的凡人、“群众”、臣民，或者是没有意志的行为者，或者是唯一对行动负责的人的对象，或者对此感到惊讶的旁观者。俾斯麦的无原则的“实力政治”，由于最初的成功（一直到帝国的建立），对非理性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它不能成功地对不合理的“状态”进行“天才的、实力政治”的利用时，帝国建立以后的贫乏无力和毫无成果就被当作非理性的“悲剧”。在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公开侵略的德国帝国主义时期，其崇拜者用德国皇帝的“天才的个性”来说明它，其批评者则以俾斯麦没有留下同等能力的接班人来解释它。这种广泛传播的一般德国人的历史观由于这些阶层的政治言论而得到加强，这些阶层的人看到他们的利益由于一个议会化的德国而受到了威胁，因此宣传霍亨索伦的“个人统治”（实际上是行政和军事政治的无限制的统治）是德国人民的唯一幸福的道路。很显然，这种看法的广泛传播的可能性通过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方式而得到强化。
与这种发展密切联系着的是德国历史理论和历史著述界反对这种可以理性地把握进步观念的斗争。我们知道，这个斗争是非常普遍的斗争，而且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详细看到得那样，它产生于没落的资本主义土壤上，甚至是必然产生于已经从内部发生了问题的资本主义土壤上。因此，它是一种国际现象。德国发展的这一特殊现象“只”是在于这种倾向比任何其他国家出现得更早、更坚决罢了。德意志精神发展的这种特殊性首先是在叔本华和尼采、也在史宾格勒、海德格尔等对现实采取极端反动态度的居领导地位的思想家身上表现出来，对此我们在下面将对其哲学原理与后果加以详细的考察；现在，我们则涉及其主要的、基本的社会和历史的基础。它们就是：在德国社会历史结构和发展方向中，各种引人注意的、同时发生的、合乎时代与不合乎时代的、与现实不可分割的因素的统一。虽然德国长时期来仅仅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是落后的国家，但在精神上却足以成为资产阶级世界的同等身分的伙伴，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它的精神领袖，德国民主革命的准备思想就是从这种状况中产生的（从莱辛到海涅、从康德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德国文学家和思想家）。当然在那时——在浪漫主义及其分支中——已经产生了一种对德国落后状况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为了替这种落后地位辩护，不得不以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方式来理解世界进程，并且把进步的概念作为一种所谓肤浅的、平庸的和使人误解的概念来加以攻击。在这里，叔本华表现得最为极端，这就说明了他在1848年以前的毫无影响和它在这次革命失败以后取得世界影响的原因。
随着帝国的建立，甚至在帝国准备时期，这些问题的客观基础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德国年复一年地逐步脱离经济落后国家的行列。相反，德国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超过了一直在欧洲居领导地位的英国资本主义；除合众国以外，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区域。但是，正如我们看到得那样，德国在民主方面落后的社会政治结构（农业关系、虚假议会主义、德皇的“个人统治”、地方小国的残余等等）却在这同时得到了巩固。
随之而来的就是初期阶段与一个同时是较高的和新质的阶段的矛盾。抽象地看来，存在着扬弃这一矛盾的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要求德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与它的经济相适应。既然这种要求只能以革命的方式提出来，因此只能提出这个任务，即最终要求在德国完成民主革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就是这样对社会民主党提出问题的）。但是，从一种实际地、内在地与德国帝国主义时代相结合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致力于德国上层建筑（不涉及社会结构）向已经保留下来的、而且始终是与德国相对的、正在保留的西方议会民主的形式看齐（我们将会看到，这就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这种观点颇为孤立，这种观点——除必要的变动外——和沙尔霍斯特与格莱斯劳的努力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后者企图把法国革命中的军事成就引入到“经过改良的”旧普鲁士之中）。
但是，由于德国经济与政治之间已经存在的这种充满矛盾的关系并没有妨碍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在这里恰恰很容易被理解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因此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在思想上为德国的这种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作辩护，认为它是比民主西方更高级的一个阶段，具有更好的发展可能性。
显然，这种辩护又要在非理性主义中寻找其哲学依据。在这方面，自然会产生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观念，从历史学和哲学来分析它们的多样性，甚至只列举它们的种类，都有可能超出本书的范围。因此，我们只打算指出在这里产生的一些典型的理论。人们可以——用正号或负号，可以热情地拒绝或者悲观地——把资本主义理解成“命运”。这里只需指出特莱彻凯对关税同盟产生的描述就够了。高度发达的德国资本主义由此得到一种非理性“命运”的评价，而在另一种评价意义上，同样是非理性原则的负荷者——德国，接受了这个任务，即统治者在纯粹个人（因之又是非理性的）性格的基础上赋予盲目的经济“命运”以一种意义。或者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所代表的那种不健康的、扼杀生命的理性，赋予这种国家（德意志形式的国家）一种有益的、非理性的平衡。诸如此类的言论还有许许多多。在所有这些观念中，都包含着反对西方民主的一般资产阶级进步概念的论战，包含着拒绝承认这一思想：即国家和社会都由封建形式发展而来，它们逐步适应资本主义的要求（我们想到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意味着一种进步。相反，德国的发展则因此被评价为更高阶段的发展，因为它保留了旧的（不合理的）统治形式，能够解决对倾向于理性方向的西方社会和社会意识来说仍旧是不能解决的各种问题（伦理的、文化的等等）。不言而喻，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非理性主义和敌视进步是一丘之貉：它们正是在这种结合中替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的德国的社会与政治落后性进行有效的思想辩护。很显然，这里所概述的德国历史著作的“世界观的”假定对上述那种制造历史传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德国民主运动的弱点也表现在它不能够针对这种思想意识上的弥天大谎提出特别的东西，不能够指出真正的德国史和民主革命的斗争史。它也没有能力有效地反对这种历史传说的“世界观”基础。在这里，居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认识论和不可知论的关于伦理和社会假设的性质对此同样无能为力，间或从西方传入的社会学也是无能为力。这样，全德国的青年就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土壤上生长起来。弗兰茨·梅林是唯一卓有成效地反对这种捏造历史传说、并且在这个斗争中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德国历史学家。但是，他的努力依然是孤独的，并且由于改良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统治而更加孤立。所以，民主传统在德国日益丧失了根基。后来出现的一些孤立无援的政论家们和德国历史的真正接触非常少，以致于他们经常盲目地和不加批判地接受反动势力故意制造的所谓他们祖国错误发展的根本的德国性与“西方进口货”的民主之间的对立，并且只是用相反的符号，即以“非德国的西方”的方式来利用这种对立。这样，他们在德国思想和政治上的孤立当然就变得更为严重。
只有工人运动能在这里提供一个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反抗斗争的中心，1848——49年时期的“新莱茵报”就是这样做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为了俄国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德国发展的这种普遍倾向也在工人运动中发生影响。显然，在俾斯麦完成民族统一之前，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成了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分裂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拉萨尔和他以后的施威策尔代表了普鲁士一波拿巴路线。德国发展的这种不利因素在这里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的德国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就是从拉萨尔开始的，他所受到的波拿巴倾向的思想影响比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史上所描述的任何类似的情况都严重得多。他在晚年同俾斯麦在政治上的勾结决不象常常所描述得那样是一种偶然的迷误，而是他的整个哲学和政治立场的必然的逻辑结果。拉萨尔完全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国家优先于经济的反动唯心主义思想，并且机械地把它运用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因此，他拒绝所有这些工人运动的形式，这些形式通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可以导致一种争取民主行动自由的斗争，导致一场向普鲁士波拿巴官僚国家的激战。工人们肯定期待着在经济上从普鲁士国家、从俾斯麦的国家中得到解放。片面强调普遍选举是中心要求，在这里同样是一种波拿巴主义，特别是当“全德工人协会”的内部组织与拉萨尔的个人独裁和有时“行使主权的人民”的全民表决的结合同样暴露出一种深刻的波拿巴性质时，更是如此。拉萨尔可以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把他的“帝国”章程及其说明一并交给俾斯麦，俾斯麦或许会为此而嫉妒他。所以，拉萨尔在这种基础上甚至会走到赞成“社会王权”、直到直接支持俾斯麦的统一政策的道路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认识并且批判了拉萨尔及其学派的错误，但是，在这期间正确路线仍然没有得到执行。李卜克内西经常陷于南德小资产阶级民主倾向的思想影响下，他没有针对俾斯麦的方案和拉萨尔对此的辩护提出“新莱茵报”的传统的革命民主路线，而是提出了具有反普鲁士性质的南德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邦主义。
在德国工人运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更加猖狂的改良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了影响。恩格斯在这方面曾经无比尖锐地批判了爱尔福特纲领的这种机会主义错误，他特别强调说，这个纲领的缺陷就在于它仍然没有提出要完成在实现德国的真正民主化、为完成一种革命的、民主的民族统一的坚决斗争中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由于俾斯麦的反动的方案而没有完成。恩格斯去世后，改良主义更加猖厥，日益陷入倾向妥协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手中。争取德国的彻底民主化的斗争——在思想和政治上支持革命民主运动的斗争——越来越不受社会民主党的欢迎。弗兰茨·梅林是这个传统的唯一的坚定代表，他所受到的孤立尤其能说明这种情况。改良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歪曲并不只限于甚至支持殖民帝国主义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右翼，而且还有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间派”，这个派别在一般的革命辞令下，持一种非常“现实政治”的态度，从而满足于德国的现状。德国工人运动的这种活动方式就不可能有市场，不可能对非常分散的民主力量有吸引力，也不可能领导和教育他们。而大部分左翼反对派在反对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在对资产阶级民主问题，尤其是对民族问题上陷入了一种宗派主义立场，因此，这就是他们——后来在斯巴达克同盟战争中——不能产生象俄国布尔什维克那种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德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众所周知，伴随这个时代的是巨大的经济高涨，以及极其激烈的资本集中；德国在这时成为领导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同时也变成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它急切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德国帝国主义的这种性质既是迟来的，但也是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结果。当德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强国时，殖民地的瓜分已经接近完成，因此帝国主义德国只能在侵略的基础上、只能通过掠夺殖民地才能成为一个与其经济势力相适应的殖民王国。于是在德国出现了一个特别“饥饿”、贪婪、侵略、肆无忌惮而强烈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
这种经济情况和这个时代德国人民在民主政治上的极不成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这种不成熟不仅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事实，不仅导致了这种结果，即威廉第二的大胆而冒险的对外政策可以在国内不引起大的摩擦而得以执行，而且对我们的问题还有重要的思想上的后果。没有一种状况是静止不动的，它必然要向前或向后运动。由于这种原因，德国人民在帝国主义时期不能取得进步和民主的持续发展，就必然会出现一个倒退。这种倒退是与国际范围的帝国主义阶段普遍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倒退紧密相关的。在这里，一方面是一种极其普遍的反民主倾向居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必然要在资产阶级民主存在的地方出现人民大众及其思想意识的代表人对民主的某些失望，其原因是他们对资产阶级秘密行政权的无能为力，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会出现的这种权力的腐败，是和资本主义必然相联系的反民主的现象（选举机构等）。因此，正是在民主国家中出现了一个对民主的广泛批判，这个批判从公开反动的倾向一直延伸到工人运动中去（拉丁语系国家中的工团主义），就决不是偶然的了。
这种批判的一般倾向无疑是浪漫主义的、反动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忽视在这种倾向中时常隐藏着一种合理的、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失望情绪，隐藏着一种对资产阶级民主社会限度失望的、有时亦是相对进步的体验。人们可以想一下阿那托尔·法朗士对法律面前的民主平等的讽刺，这种法律不论是对穷人还是对富人都同样严厉地规定，禁止任何人在桥底下睡觉。值得注意的是：阿那托尔·法郎士描述这种情况时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正因为如此，他的描述是典型的西方进步知识分子批判这种民主的情绪。人们也可以在肖伯纳的著作中看到一种正确的批评与迷乱的反动倾向混合一起的现象。这种极端复杂、有时又极有影响的各种倾向的混合现象也表现在工团主义的思想家G·索莱尔身上。
这些倾向、尤其是其反动的色彩对帝国主义时代德国的知识分子有着极其深刻而重大的影响。但是，当它们在德国被接受下来时，已经发生了一种深刻的社会变化。因为在西方它们是对已经取得的现存资产阶级民主感到失望的一种表达，而在德国它们则成为争取民主的一个障碍，变成放弃为民主而进行坚决斗争的一种言行。在德国，这些倾向和俾斯麦时代的旧的官方宣传混合在一起，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中把德国的落后性表述和宣传成“德国的本质”、“德意志的特点”等。在俾斯麦时代，也有民主的、部分自由的知识分子反对这种社会观和历史观（费尔霍夫、孟姆森等人），当然，这种反抗在内部是软弱的，对外部也没有什么影响。
当对民主的批判在德国作为一种进步的西方精神而被接受下来时，由于其它历史上和思想上的原因，最终也产生了向那些削弱民主斗争、取消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飞跃的思想而投降。我们可以提出威廉时期最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作为一个明显的例证。韦伯由于爱国的原因，反对威廉的体制，反对这个政体在外交上的与法国和英国民主的竞争中的浮夸和无能。他看得很清楚：他因此成为一个日益坚定的德国民主化的支持者。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深刻地渗透了这种西方对民主感到失望的批判，因此对他来说，这种批判只是比现存制度“更小的恶”。相类似的矛盾也可以在这个时期另外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身上看到，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如F·拿曼等。很显然，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不可能产生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倾向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拿曼从左的批判转变为右的原则和行动尤其引人注目）。
所以，在威廉时期居主导地位的德国知识分子中再次产生了更高层次上的“可怜的德国”的情绪：在大部分人那里，最后仍然是没有真正公共兴趣的庸俗主义。由于西方对民主的批判导致了大多数人看到了在非民主的德国发展中的某些特殊东西，看到了相对于有问题的、非民主的西方民主的一个更高阶段，于是产生了一种向德国现存政治制度投降的庸俗而卑鄙的情绪，常常产生一个势利的贵族阶层，这个阶层在有时是尖锐、甚至是机智和恰当的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中完全屈服于威廉帝国的贵族官僚和官吏，并且把这个带有封建残余的制度的不民主的机构加以民主化（在机智的讽刺作家斯泰因海姆和民主政治家拉特瑙身上，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清楚）。
当然，从右边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也包含着一定的真理因素，特别是许多被用来反对西方民主中的、实际上是不民主性质的事实，这本身是对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肯的批评只能来自左边。只要指出阿那托尔·法朗士的例子就够了。我们已经在他的青年时代的著作中看到了他对第三共和国民主的尖锐和嘲讽的观察和评论。当他由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经验而开始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时候，这种批判就构成了他的社会和历史观的一个有机的和进步的部分。
同样，在托马斯·曼身上也可以看出相类似的倾向。批评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些合理因素在“一个非政治人的思考”中被一种德国式的、浪漫的反对资本主义思想所掩盖和歪曲了。当托马斯·曼在魏玛时期实现他向民主方向的实际转变时，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怀疑对其文学创作极为有利。比如，在色腾布利尼这个形象上（《魔山》），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典型的局限性和其完全没有能力解决近代社会的根本的社会问题的讽刺性批判是与经常强调色腾布利尼的相对进步性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这种进步是与纳普塔的神秘化的前法西斯主义和汉斯·卡斯托尔的非政治的惰性相比较而言的。
对与党派政客和议会的“平庸浅薄”相反的官僚们的“能力”、“专业知识”、“无党派”加以理想化，也是西欧反民主思潮的一个普遍倾向（我只提出法古埃特这个例子）。在这种倾向中，这个方向的反动本质表现得很明显。这些文人有时有意地，但大部分时间无意地这样宣称，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经纪人通过他们各个小的委员会、通过他们经过选举和部长更迭而产生的独立的信赖人争取并且经常达到了持续实现其特殊利益的目的（人们在这里想到了局外人眼中的各个部的内部的权力关系，想到了西欧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经常变更的议会领导人和保留不变的国务委员、高级文官等）。但是，由于这种倾向在尚未民主的德国出现时，它就极大地加强了国王的和普鲁士的文职和军人官僚政府反对任何想要改革国家机构的进步尝试的斗争。虚假的议会主义蜕变为彻头彻尾的无所作为；它的这种必然的、公开的无效性并不能成为继续发展民主的动因，相反，它只能导致它的进一步的僵化和固定化，增加它的无能。德国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当然会象西欧的金融资本利用议会那样利用这种形势。
对德国的发展来说，这种状况意味着，“可怜的德意志”的残余发展成为一种特别反动的、任何民主监督都不可能阻挠的帝国主义。这种发展倾向的作用在德国特别恶劣，因为不仅普通的和精神上、道德上高度发展的知识分子因此而保留了旧的奴隶性，而且这种奴隶性还得到一个新的思想上的支持。由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保存下来、同时近代化了的专制主义残余在官员的政治心理和道德精神文化中得到了支持：官员们把从技术上完满实现上级主管部门的命令看作是他们的特殊的“等级自豪”，即使他们在内容上并不同意这些命令。这种在具有老的民主传统的国家中限制狭义上的官僚习气的精神，在德国却远远超出官僚阶层而广泛传播。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决定被认为是和西方的民主、自由观点相对立的德国人的美德，并且日益被吹嘘成上层社会的标志。俾斯麦本人曾经亲自并且在制度上大力促进这种来自小国状况的政治和社会上的无所作为成为一个联合国家的强大，赞同公众舆论成为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甚至他也有时批评德国缺乏“公民勇气”。由于这里所指出的原因，这种倾向在威廉时代便已经蜕化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臣服主义，变成对外是自负的、对内则是自卑的最广泛的中等阶层的奴隶性。
我们再重复一次，这是向颂扬德国落后性的伪造历史宣传的一种非故意的精神投降。这种投降在俾斯麦时代已经开始，现在则以一种“更精致”、“更高级”的、有时在主观上反对、而在客观上始终只是表面上反对、因而更能有效地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形式来吸引居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最先进、最发展的这部分人。在这里，“高级的”思想意识与“一般的”思想意识之间的社会亲缘关系和与之相关的精神上的平行性是清晰可见的。恰恰就象叔本华的佛教式的清静无为的思想和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的小资产阶级的冷淡与尼采要求把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变为一种军官与士兵的关系的思想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定的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愿望并行不悖一样，这里的情况也相应是这样。在确定这种并行性时，我们并不否认精神水平上的差异。相反，我们一直注意到这点。但是，反动思潮的社会范围首先不是因为知识高度，而是通过知识高度才得以扩大的，因为这些思潮吸引了用它们的“正常的”精神工具所不能涉及的阶层，这些阶层通常对它们的日常宣传是鄙弃不睹的。只有在最终的社会后果中——而它们对德国的命运，其中包括精神上的东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阶层才与反动潮流同流合污。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J·普伦格把“1914年观念”作为更高的和“德意志的”思想与1789年观念对立起来，这样，很大一部分优秀的德国知识分子便下降到特赖奇克的历史宣传的水平上。人们在大战开始时的小册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无原则性、这种知识和道德水平的下降。我们在这里只强调一个明显的例证，这就是魏尔纳·苏巴尔特身上的“英雄”（德国人）和“商人”（英国民主）的对比。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的威廉体制的崩溃和魏玛共和国的成立也没有为德国的民主化、为深深植根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的民主传统的产生（除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以外）带来彻底的变革。第一，这种政治民主化的产生是由于军事上的崩溃，而不是由于人民力量的内在威力；大部分德国资产阶级之所以接受共和和平主，部分是因为迫不得已，部分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威尔逊的帮助得到外交上的优势和更有利的和平条件（这里和1917年俄国的民主共和有很大区别。在那里，可以看到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从一开始就坚决拥护民主和共和，尽管也可以看到大资产阶级与德国相类似的情绪，尽管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领导阶层曾经叛变了民主。如，社会革命者的分裂明显地表明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这种民主情绪）。第二，德国迟到的发展在这里也产生影响。1918年，正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的时候，无产阶级作为决定性的社会力量而出现，但是，由于改良主义的强大，由于那时候的工人运动中的左翼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软弱，无产阶级没有能够胜任振兴德国的重担。所以，正如恩格斯在很早以前预见到的那样，资产阶级民主实质上还是一切资产阶级力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威胁的一种联合。1917年俄国革命的直接经验在这里不只对资产阶级本身、而且对工人运动的改良派发生了强烈的影响。因此，这个改良派事实上是无条件地支持旨在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切资产阶级力量的民主同盟，甚至就是它们的真正核心，它们的力量源泉。
魏玛共和国因此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这就象1848年至1851年间的法兰西共和国一样——当然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改良主义者结盟的左翼资产阶级政党不为实现革命民主而效劳，而是在共和与民主的口号下的实质上的“维持秩序的党派”，这在实际上只能意味着尽可能地不改变威廉的德国社会结构（仍旧保持容克的军官团、旧的官僚、大部分小国，不进行农业改革等）。正如我们看见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在没有受过民主教育、缺乏民主传统的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对民主的极大失望的情绪，以致于他们很快就离弃了民主，就不足为奇了。这个过程正在加速和深化，因为魏玛的民主被迫接受德国自拿破仑时代以后所经历的最深重的民族屈辱——凡尔塞的帝国主义和平。对没有受过民主教育的人民群众来说，魏玛共和国就被看成是与民族壮大和扩张时代相对立的民族屈辱的执行机构，而民族壮大的时代又与对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布吕歇尔和摩尔特克，也就是对君主制的非民主的怀念联系在一起。在这里，人们又可以看到德国的发展与英法发展之间的很大的对照，在英国和法国，革命和民主的时代（克伦威尔，大革命）正是极大的民族高涨的时代。魏玛共和国产生的这种情形支持了那种“德国特殊的”、唯一适合“德国本质”的反对民主发展的旧的观点，给德意志民族的壮大只能产生于反民主的基础上的那种神话提供一个似乎是正确的借口。反动的哲学、历史学和时政文章曾经大肆利用这种情况，而左翼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不能提出有力的东西来反驳它。
所以，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民主作为一种“西方的舶来品”（它是一种国家为了健康而必须清除的有害的异体等旧的偏见）在广大的市民和小市民阶层中越演越烈。许多主观上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缺乏这种传统，这表现在他们把所谓完全是“西方”性质的民主作为他们宣传的根据，他们的反德国精神和对西方民主的热情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这样，他们就为反动势力捏造反民主的神话提供了一种出乎自愿的帮助（在当时的“世界舞台”范围内，这种思想清楚可见）。此外，还有广大的激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民族屈辱持一种虚无主义态度（抽象的和平主义），即使这种虚无主义有着各种不同的形式，它也能在激进的工人运动中找到出路（这种倾向在社会民主党联盟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就是德国共产党，在罗莎·卢森堡的思想错误的影响下，在其发展的初步阶段，也没有免除民族的虚无主义。苏联共产党，特别是斯大林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才率先帮助克服这种虚无主义）。
尽管如此，公开复辟霍亨索伦君主制的企图仍然被粉碎了（1920年的卡普暴动）。这次复辟的政党——“德国国家党”，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起巨大和决定性作用的群众党，虽然它的代表由于魏玛共和国反无产阶级、反革命的倾向而占据了政府和军队的大多数的权力职位。1929年开始的巨大危机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失望达到了顶峰，反动势力因此得以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获得了群众基础。
因此，在这章导言性的讨论中，就是要简略地叙述出那些促成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可耻地迅速取得胜利并且更可耻地持续下去的胜利过程的社会和思想意识的特点；要简短地指出法西斯是怎样以某种必然性从德国以往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同时还要指出，它的特殊和新的本质表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种新的东西所表现的只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倾向的质的进展。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方面魏玛共和国由于它的产生方式、由于它的防护的社会手段（反对左派）、由于它的巩固和建设，是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随着对德国民主的“威尔逊式的”和平期望的破产，随着与这种“社会化”相联系的希望的破灭，人民群众一开始的热情很快就消逝了。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具有革命意识的左倾部分对魏玛制度采取敌视态度，因为这个制度是以杀害新的德国工人运动的伟大英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沙·卢森堡而奠定其基础的。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刚才看到得那样，复辟霍亨索伦君主制的拥护者，即开始时的坚定的反动派，他们还很微弱，不可能实现一种持久的颠覆：这也表明，这种复辟的拥护者决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群众运动。同时，这里还反映出霍亨索伦的统治从来没有实际上的群众基础。这决不是偶然的！在霍亨索伦的统治还没有动摇或者至少表面上还没有动摇的时候，反动势力的公开而严厉的“官府”本性尚能维持大多数人民的热情、忠诚的情绪。但是，在其崩溃之后，当一个新的不孚众望的“官府”出现的时候，当复辟只是借助于武装暴动或者其准备阶段只能通过完全对立的途径才能实行的时候，旧的反动势力的群众基础在量上和质上的薄弱便暴露出来。
这样，魏玛共和国由于其左右两边的反对者的软弱而获得一种——内部极不稳定的、以不断向反动势力让步为代价的——存在可能性，只要德国还不能公开取消凡尔赛和约的话，这种生存可能性就会通过外部政治的压力和德国帝国主义者对外交政策的相应的权衡而得到一种支持。为了实现一个真正的颠覆，必须要出现新的条件。
在这些条件中，首先是反动势力中的阶级力量的改变：自从战争失利以后，垄断资产阶级就成了反动势力的领导阶层。这是长期发展的一个结果，但是，却是一个带来新质的结果。1848年，代表当时德国最发达资本主义的莱茵地区的大工业家们，虽然其大多数是自由主义的，因而也是属于反对派的，他们已经在德国革命的失败和重新巩固反民主的统治上起了巨大作用。他们以其“协定努力”给君主制的和反民主的力量在革命浪潮高涨的时代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以其形式上的议会主义、而始终是忠心的“反对派”的姿态为解散反对准备反攻的霍亨霍伦反动势力的民主防御运动做出了贡献……等。在俾斯麦统治下，甚至在威廉第二的统治下，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大资产阶级对政府路线的影响也增长起来，但是这种影响多半发生在幕后。官方政治领导，除极少数例外（得思堡Dernburg)，仍旧掌握在旧人手中，保持其旧的“官府”技术，甚至威廉第二的统治方式也好象是腓特烈·威廉第四的一种帝国主义的复兴。在世界大战失败以后，垄断资本的已经成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也时常在幕后起作用，人们宁愿选择从它处而来的合法化的执行机构和门面人物（如兴登堡、布留宁、施莱歇尔等）；与普鲁士的容克阶层和军人，与文职政府官僚的“容克”贵族的结盟依然存在，但是在这种结盟中，垄断资本已经取得了对一切问题的决定权，而不再以在对其利益关系异常重大的经济复合体中实现其目的为满足了。
但是，这个发展乃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发生的，其中，人民群众的反资本主义的情绪明显地在不断增长。德国工人阶级的先锋热切地注视着1917年俄国发生的事件，并且在这些事件上看到了德国历史的必然前景。和1918年的社会主义化的诺言相联系的希望，由于整个运动的失败而在后来年代中产生的失望情绪，广大工人群众与日益明显地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领导之下的魏玛共和国的逐步分离，与1929年以来的危机相关的大众失败的刺激作用……等，都促使着反资本主义情绪的产生，并且使其范围远远超出了工人阶级的行列。因此，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就为自己提出了新的任务：要利用人民群众的反资本主义的情绪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以此为依托建立一个新型的反动统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的绝对领导要得到最后的保障。
即使只对德国的这一政治发展作一个勾勒性的描述，也不是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我们必须提到的只是这样一些政治和社会的环节，使得在后面详细的哲学理论中加以叙述和分析的各种世界观倾向从它们的社会基础中突出起来。如果人们直接接受上面提出的任务，也就是允许反资本主义的群众思潮和群众运动转变为直截了当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提出这样一个任务：要使广大群众对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和约的当然、合理的忿怒变成一种帝国主义侵略的沙文主义），那么就很显然，对这种彼此冲突的倾向的纯粹煽动性的“联合化”就只有一种彻底的非理性主义的世界观才是适合的。这种必要的、经过长期准备的、在“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得以完成的非理性主义在本质上肯定是不同于1848年前后的非理性主义的，这点在这里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就德国市民阶级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非理性主义的特殊感受而言，他们所受到的旧的非理性主义的“教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从社会观上来理解新的法西斯主义的剧烈和广泛的传播，我们就必须指出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上的现象。
我们在这里首先遇到了工人阶级的变化。引人注意的是，这种反对理性的倾向已经吸引了广大的群众，其中有工人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始终对工人没有影响的论证现在却在他们中间引起了自愿的接受性。因为对人民群众来说，理性或者非理性的问题是作为生活问题而更尖锐地提出来的，而不是象对知识分子那样，只是作为理论问题而提出的。工人运动的巨大进步，争取改善处境的卓有成效的斗争中的明确目标和资本主义屈指可数的灭亡的前景，都促使工人阶级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在他们自己的历史发展中看到了某种合理的和合乎规律的东西。每一天有效的斗争，每一次对反动势力的防卫（例如在反社会主义法案期间），都加强了他们的这种世界观，都教育他们有意地蔑视反动阵营当时拙劣的宗教——非理性主义的宣传。
由于改良主义的胜利，由于改良主义者参加魏玛集团，这种情况便在实质上发生了变化。合理性的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基调。伯恩斯坦已经企图把为社会主义社会、为这个“最终目的”而奋斗的革命斗争贬低为空想的斗争，并且把这种努力和那种向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凡而庸俗的“现实政治的合理性”相对照起来。自从社会民主党成为统治党以后，在这个党中、在这个党的宣传中，而首先是在这个党的行动中，这种“现实政治的合理性”就是一种统治思想。在最初的革命年代里，这种宣传和不久将会社会主义化、在“理性的”道路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欺骗性诺言混合在一起，它与共产主义者的“不合理的”冒险主义、“非理性的灾难政策”是相对立的。这种“相对稳定化”使得伯恩斯坦的理性绝对地统治着改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而这种“现实政治的合理性”的路线在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时代仍然得到居统治地位的改良主义以钢铁般的力量的支持。因此，“理性”对人民群众实际上是意味着：在工资下降时，不要罢工，而是要适应它；在失业救济减少的时候，在越来越多的群众从被应当救济的范围排斥出去的时候，不要游行示威，不要采取任何有力的行动；为了避免法西斯主义的血腥挑衅，人们应该退缩；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应为自己的上街行为作辩护，而是要象季米特洛夫正确地揭露这个政策的本质那样，避免刺激野兽的危险。
因此，改良主义的“理性”不但使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准备用武装来夺取政权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变得毫无抵抗力，而且也损害和破坏了那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理性的旧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通过正确领导的斗争导致工人阶级改善其日常的地位并且获得完全的解放。改良主义所进行的反苏宣传在这里还加强了这种说法的发展，即把俄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说成是无益的、无目的性的和毫无结果的。
这种发展在工人阶级中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结果。一支相当大的先锋队避免了改良主义，以便把马克思主义旧的传统发展成为新的、适合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形式，发展成为列宁主义的形式。而广大阶层则凝固在这种“现实政治的合理性”水平上，他们在实际上不能有效地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但是，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尤其是在由于处在绝望的危机处境中而焦虑万分的年轻工人中，这种发展曾经引起他们对一般理性、对历史发展的革命合理性、对理性与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联贯性的信念的动摇。在这个阶层中，正是因为改良主义对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教育，在面临危机时出现了这种结果；他们自愿在其世界观上接受这种反对合理性、蔑视理性和科学的现代倾向，甘当神话信仰的俘虏。
这当然不是说，这些被激怒的青年工人已经成为尼采或史宾格勒的读者或崇拜者。但是，因为理智的对立物和人民群众的这种感情似乎产生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在他们中间必然就会出现一种在思想意识上对这种学说的感受性。
在知识分子和小市民阶层中，出现的是一种变化，但这种变化在其后果上对接受法西斯的非理性主义也同样是重要的：作为群众心理状态的灰心失望，与之密切联系的轻信，期望出现救世的奇迹等。毫无疑问，这种绝望的意识在德国的普遍传播首先是战争失败、凡尔赛和约、丧失民族和政治前途的后果，这在这个阶层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是和德国帝国主义的胜利相联系的。史宾格勒巨大的、远远超出哲学界范围的成功就是这种思想情绪的一个鲜明的标志。对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失望，不仅在希望复辟的右派中，而且也在希望一种民主的、甚至社会主义式的复兴德国的比较左倾的派别当中，必然加强这种思想情绪。接着在1929年大的经济危机中，这种情绪就达到了它的顶点。因为这些情绪的客观基础有着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性质。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它的如此强烈并好象没有阻力的传播，我们就不可能低估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种思想发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尽管这有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从消极方面而言，在“官僚国家”空气中培养起来的德国人的茫然失望和依赖的社会意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通常的德国人——他可以在他的专业（其中包括哲学、艺术等）上很能干，甚至非常突出——却期待着由“上面”、由军队、政治、科学的“职务领袖”来决定与他生存生死攸关的一切事务，当他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态度被当作政治、经济等生活中的一个决定因素来加以考虑的时候，在霍亨索伦统治崩溃以后，他就处于一种彷徨绝望的境地，他常常期待着一部分“旧的、可靠的领导”，一部分新出现的“装门面的领袖”来改善这种境地，而他的逐步变为明显的拒绝一切的行为就使他陷于一种完全绝望的境地。这种绝望依然和期待一个“新的领袖”相联系，一般说来，它没有给人们带来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意图。从积极方面而言，这些使法西斯主义对群众的欺骗成为可能的思想情绪是由不可知论的、悲观主义的世界观倾向的影响所引起的，对这些世界观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详细的分析。这种情绪的一般标志就是：悲观主义、灰心绝望乃是对现实问题的正常道德态度。当然，这只是对精神上的“精英”而言的；平民是会相信进步的，其乐观主义是低劣的、“邪恶的”，这就象叔本华所规定得那样。
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帝国主义时代德国的世界观就是在这样的关系中运动的，从尼采到史宾格勒，在以后的魏玛时代从史宾格勒到法西斯主义。如果我们强调自叔本华和尼采以来的德国哲学的这种世界观的准备工作，我们就会受到指责，说这里涉及的只是隐秘的、完全在狭小范围内传播的学说。相反，我们认为，我们不能低估那时时髦的、反动的思想意识对人民群众的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限于哲学家所著的书籍本身的直接影响，虽然人们不应当忽视叔本华和尼采的著作出版显然已有了成千上万册。这些思想超出了大学，通过演讲和新闻而伸展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尽管其形式粗糙不堪，但是其反动的内容、最新的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却因此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因为其基本思想更有力地控制了这些先决条件。人民群众受到这些思想的毒化很深，却不能认识到它们就是毒化的直接渊源。尼采关于本能的野蛮化，他的生命哲学，“英雄的悲观主义”等等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必然产物，而由尼采所引起的这一过程的加速可以对千千万万的人们发生影响，而他们却根本不知道尼采的名字。
然而，这些因素只是加强了绝望的世界观的一种准备。对旧的类似倾向来说，它们的新东西是由两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形势产生出来的。毫无疑问，战前和战后的最大区别是在中等阶层、首先是在知识分子中出现的强烈动摇和继而出现的几乎完全失去社会和个人生存的“安全”感觉。如果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悲观主义者，特别是在文化方面是这样，那么这种态度只有一种松散、冥思的特点，而没有任何可能行动的企图。因为对个人来说，自己的生存作为物质的与社会的、作为精神的与人的存在似乎是有保障的，所以世界观的态度可以是纯粹理论的，而对其人的生活方式、内在的生活态度没有实质上的影响。“安全”的终止、对内部和外部的生存的经常威胁就会使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悲观主义变成实际上的悲观主义。我们在这里并不认为，这种世界观现在必然要唤起直接的行动，而是说，它一方面从个人感觉到的对当时个人生存威胁的危险而出发（而不只是从一种对客观文化状况的沉思出发），另一方面，对世界观提出了实践的要求，尽管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即从世界结构中不可能“本体地”推导出行动的可能性。
无论怎样，旧的非理性主义已经证明自己不适于回答这些问题。这里就表现出我们在以后将要不断论证的必然性，即法西斯主义的煽动宣传虽然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继承了旧式的反动思想意识，但是在方法上却倾向于新的、产生于帝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去掉其一切“亲切的”、“精神上崇高的”东西，其余的就是诱惑人民群众的大胆和粗糙的形式。希特勒和罗森堡把尼来、狄尔泰和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在讲台上、在知识分子的沙龙和咖啡馆里所讲的关于非理性主义的悲观主义的一切言论都带上了大街。我们将会看到，在这方面有多少东西在本质内容上被这一发展的特殊方法论所保存下来，尽管或者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使其受到了煽动性的粗糙化。它的群众心理的出发点就是这种绝望，由这种绝望产生的群众的其中也包括高级知识分子的轻信和对奇迹的期待。绝望是纳粹和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环节这一情况表明，这个运动的真正高涨、它真正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去是随着1929年的经济危机而开始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刻，起初只是一般的世界观的绝望逐步具有越来越具体的社会形式，并且变成一种对个人生存有着巨大威胁的情绪；也正是在这个时刻，以前已经确定的实践意图开始变成这样一种可能性，它使得世界观的绝望为绝望的冒险政治而服务。
这种政治现在利用魏玛民主几乎没有触及过的、德国人旧有的“官场的”奴性本能。但是，这一屈从的方法却必须是新的，因为现在涉及的是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不服从一个世袭的合法力量的问题，涉及的也不是赤裸裸地复辟这种力量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纳粹在一开始和后来的危机时代所自称的极端的颠覆、一种“革命”的问题。法西斯力量的这种不合法的、“革命的”性质乃是它之所以在方法论上必须依附于尼采式的世界观类型、而较少地寻求旧式的反动思想体系的动机之一。当然，法西斯的煽动是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它在坚持其“革命”性质的同时也企图诉诸可能的合法性（人们可以想到过去兴登堡的作用，夺取权力的形式上的合法等）。
然而，仅仅是绝望情绪作为社会心理的联系纽带是不够的。它必须——恰恰就在其实践的意图上——把我们已经提到的轻信和期待奇迹的愿望作为自己的因素。这种联系在事实上是存在的，而且不是偶然的。个人的绝望情绪越大，对个人存在的危险的感觉就越在其中表现出来，因此一般说来——在德国的社会和精神、道德发展的条件下——轻信和期待奇迹的愿望就越是要从中产生出来。自从叔本华，尤其是自尼采以来，非理性的悲观主义摧毁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有关它的冷静和基本的知识可以为由绝望情绪引起的难题指出一条出路。关于世界的知识在这里日益变成一种——更加任意武断的——世界解释。这种哲学倾向自然增加了这个阶层期待着从“官府”获得一切的态度，因为对他们来说，即使在生活中，这也不是涉及一个对实际关联的实际分析，而是关系到对一个并不知道其动因的决定的说明。不言而喻，这里就是期待奇迹的愿望的社会心理来源之一：尽管形势是令人失望的，但是上帝恩赐的天才（俾斯麦、威廉第二、希特勒）“将会”通过“创造性的直觉”找到一条出路。同样明显的是，“安全”越是受到威胁，个人生存越是直接成为赌注，这种轻信、这种期待奇迹的愿望就越是强烈。所以，这里就涉及到德国中等阶层的旧传统的弊病，其范围从尼采的哲学一直到啤酒庸人的一般行为的心理。
因此，人们如果经常听到这种使人吃惊的问题：德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怎么会相信希特勒、罗森堡之流的幼稚的神话呢，那么人们可以从历史上再追问一下：德国的最有教养、最有知识的人们怎么能够相信叔本华的神秘的“意志”，相信尼采的札拉图士特拉的宣告，相信西方没落的历史神话呢？人们不能说，这是因为叔本华和尼采的知识和艺术水平比希特勒和罗森堡的粗糙和矛盾百出的煽动高明得多，它们几乎无法比拟。因为一个在哲学上和文学上有教养的人可以在认识论上注意到尼采和叔本华的著作的细微差异，懂得以美学和心理学的鉴别力来评价这种批评没落的细微差别，然而他自己却对札拉图士特拉的神话，对超人的神话，对“同一事物的循环”的神话采取相信的态度。因此，当一个青年工人受到教育很少，从来没有或者只是暂时参加过某个党组织，在学徒期满之后就被抛向了街头时，他在绝望中相信希特勒将会实现“德国的社会主义”，这从基本上来说，就更使人难理解了。
在这里，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古典经济学的“讽刺”理论所说的话也是适用的：理论不是从书本到现实，而是从现实到书本。在一个社会的一定时间内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健康、明朗的批判的气氛，还是一种迷信、期待奇迹或非理性主义的气氛，这实际上不是智力水平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状况的问题。当然，过去发生过影响的思想意识在这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因为它可以加强或者减弱批判或者轻信的倾向。但是，人们不应当忘记，一种思想倾向的影响性或无影响性同样是从现实到书本，而不是从书本到现实。
历史告诉我们，轻信、迷信、期待奇迹愿望特别盛行的时代决不总是文明特别低落的时代。完全相反。我们在希腊罗马文明达到顶点时候的古代终结时、在亚历山大学术广泛传播的时代都看到了这种倾向。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中决不只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奴隶、小手工业者、传播基督教的人最迫切地相信奇迹，而是在那个时代的最有天才和最有教养的学者和艺术家身上，在普卢塔克（Plutarch）或者阿普列乌斯（Apulejus）身上，在普罗丁或者波菲斯（Porphyrios）身上，都存在着轻信和迷信。当然这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内容，具有更高文学水平、更精炼的知识水准、更有教养的形式。这里可以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巫术猖獗的顶点决不是发生在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而是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转折时代，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的时代。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确定，许多最重要的时代英才并没有摆脱各种形式的迷信；人们只要想到弗兰西斯·培根、雅可布·波墨、巴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等人就足矣了。
这种社会的神经失常、迷信的极端增长和相信奇迹的时代的共同点就在于：它们总是一个旧的社会秩序衰落、几百年以来根深蒂固的文化走向没落、而新事物正在产生的年代。资本主义生活的普遍的不安定性在德国的危机年代得到增长，它意味着转变成为性质上的新事物和特殊事物。而这一转变使接受性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传播，法西斯主义则以肆无忌惮的方式利用这种接受性。
我们将在后面描述和分析，这种煽动性宣传具体采用了什么样的思想形式来利用最广泛阶层的德国人民的绝望的形势。但是，只有在具体的分析中才能在实际上清楚地看到，法西斯的宣传和暴政不过是一个长期的、起初表现为“无辜的”（专业哲学的或至多在世界观上的）过程的顶点：理性的毁灭。
这个过程开始于反对法国革命的、封建复辟的、反动浪漫主义的斗争，其顶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则出现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但是决不只限于德国。它的起源、它的希特勒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在当代的继续存在是有其社会和经济的国际根源的，而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因此也同样是一种国际现象。但是，我们在导言中已经看到，它在希特勒德国产生的那种恶劣影响是任何其它地方都从未出现过的，除去极少的例外，它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达到象不久以前的德国的那种霸权，并且不只是在德国，而是在国际范围。因此，在这章里简略地指出和分析那些把德国变成敌视理性的家乡和中心的社会和历史的倾向，是十分必要的。
这样，下面对哲学和历史研究的说明——除少数例外，如基尔克戈尔、哥比诺——必然要局限于德国的发展。直到现在，这一发展而且只有这一发展才导致了一种希特勒主义。正因为这样，我们相信，我们局限于对德国非理性主义历史的阐述并不是削弱国际主义，而是对它的提高。这是对所有人民中的有思想的人的一种“忠告”（Discite monti)，是“学习吧，你们要警惕！”的口号。这还是一种警告，它告诉人们，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无辜的”哲学，并不存在纯粹学院的哲学，在客观上，时时处处都存在着这种危险，某一个世界玩火者总想用“无辜的”沙龙谈话、咖啡馆讨论、教堂演讲、小品文、论文的哲学内容重新燃烧起希特勒式的毁灭性之火。关于当今世界局势的改变情况，关于它的世界观上的后果，我们将在后记中予以评论。这些变化的局势反映了第二次与第三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思想准备的深刻区别。非理性主义在今天似乎没有起着象在引起第二次世界战火年代中的那种重要作用，其原因我们将在涉及它的地方加以研究。但是，我们必须指出，非理性主义总是构成一种所谓新的战争宣传的世界观的气氛，至少在其中起着并非不重要的作用。这种有目的地提醒人们学习过去的经验决不因为现在事过境迁而失去其现实意义。不仅如此，而且在希特勒时代曾经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古典”非理性主义中的许多因素（不可知论、相对主义、制造神话的倾向、无批判性、轻信、期待奇迹的愿望、种族偏见和种族仇恨等等）在“冷战”的世界观的宣传方面还起着一种并没有减弱、有时甚至增加的作用。
在今天，世界观上的进步与反动之间的主要对立也是围绕着理性的更高发展或者毁灭理性而进行的，尽管这场斗争的直接内容和方法已经不同于希特勒时代。我们因此相信，非理性主义的基本问题的历史意义现在也还是，远远超出了纯粹历史学的范围。
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民族都应当努力从希特勒给世界的教训中学到某种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这一责任尤其是针对哲学家的，因为他们有责任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部分的标准来注视理性的存在和发展（在这里不应过高估计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实际意义）。他们曾经没有担负起自己在德国内外的这种责任。靡非斯托非勒斯曾对绝望的浮士德说：
“你只要藐视理性与科学，
人的这种最高超的力量，
我就无条件地抓住了你”。
虽然直到现在这句话尚未到处都得以兑现，但这仍然意味着——如果没有产生其它转变的话——对任何其它的帝国主义经济的国家，任何非理性主义表象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来说，它们不能保证自己明天不会为一个法西斯魔鬼所抓住，希特勒本人对这个魔鬼来说不过是一个拙劣的开始者罢了。因此，局限于对德国的发展、德国哲学的分析，正是要强调这一“忠告”。
[1] 美因兹，地名，现为联邦德国莱茵兰——法耳次州首府。——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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