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理性的毀灭（1952）
序言
论帝国主义时期中的国际现象非理性主义
这本书从来没想成为一部反动哲学史或一本关于反动哲学发展的教科书。著者特别知道，本书所叙述的非理性主义虽已兴起和扩散成为资产阶级哲学的主导方向，却只是反动资产阶级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尽管几乎没有一种反动哲学不含有一些非理性主义的杂质，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的范围毕竟比真正严格意义下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范围广泛得多。
但是，即使有了上述这个限制，也还不足以使我们能够确切划定我们的任务。因为在这个已限制得很窄狭的题材范围之内当务之急也并不是去写一部非理性主义的详细、全面而力求完备的历史，而只在于清理出它的发展主线，分析它最重要、最典型的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这条主线，作为对最近一个半世纪的巨大时代问题作出的最具特色最有影响的反动回答，是会昭然若掲的。
哲学的历史，正如艺术和文学的历史一样，从来不象它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以为的那样，简单地是一种哲学观念或哲学人物的历史。对哲学来说，冋题及其解决方向，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开展提出来的。如不根据对这些首要推动力的认识，一个时期的哲学的根本线索就不可能被揭示出来。哲学史家如果试图从一种所设哲学的内在发展出发，来提出并解决哲学的问题关联，那么，纵然他们拥有必要的知识，怀有力求客观的主观好意，也必然会对最重要的问题关联作出唯心主义的歪曲。不言而喻，所谓精神科学的观点，同这种立场对比起来，并不是什么进步，倒反是一种退步，因为歪曲着的意识形态出发点仍然没变，只是变得更加模糊、更向唯心主义歪曲。人们只要拿狄尔泰及其学派同黑格尔学派的哲学编史家，比如，回埃尔特曼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从这里当然推导不出庸俗作者所得出的论断，说我们这是忽视纯粹的哲学问题。相反，只有在这样一种哲学关联中，哪是具有长久意义的重要问题，哪是教授们擅长分辨的无关宏旨的问题，其间的区别才能清楚地呈现出来。哲学思想恰恰靠从社会生活到社会生活这条道路，来给指明它的广度，规定它的深度，即使就狭义的哲学思想而言也是如此。至于个别的思想家，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他们的这种地位，这种社会历史功能，那倒是一个完全次要的问题。即使在哲学里，也不是就心意来投票表决，而是就行动来投票表决，就客观化了的思想表现及其历史必然的效用进行投票表决。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思想家都要为他的哲学思想的客观价值在历史面前负责。
因此，德国在哲学领域里走到希特勒那里去的道路，就成了我们的研究材料。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指出，这条实在的路程是怎样在哲学里反映出来的，作为德国走向希特勒去这一实际发展的思想映象的那些哲学论述，又是怎样帮忙加速这个进程的。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表述这个发展的最抽象的部分，可是这样做，决不意味着对哲学在这整个生动而实际的发展中的意义的高估。但是，对世界观因素的意义的低估，至少是同样的危险，同样与现实不符。我们相信补说这一句并不是多余的。
这些观点规定着我们处理材料的方式。社会发生和社会功能是第一性的，特别对材料的选择是如此。我们的任务是揭露一切导致“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思想准备工作，不管它们表面上距离希特勒主义还有多么远，也不管它们主观上怀有这样的意图还是多么少。这本书的基本命题之一就是，没有“清白无辜的”世界观。就任何方面来说，都没有这样一种世界观，但在涉及我们的问题的这方面，更是没有，而且正是就哲学的意义而言，赞成理性或反对理性的立场，就直接决定着一种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本质，决定着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理性自身不能是某种飘浮于社会发展之上的、不偏不依的中性东西，相反，它总是反映着一个社会情况或一个发展趋势中具体合理的东西（或具体的不合理的东西），使之成为概念，从而促进或抑制该具体的东西。但理性的内容和形式的这种社会规定性，并不含有任何历史相对主义。在这些内容和形式的一切社会历史制约性里，每个社会情况或发展趋势的进步性，都是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存于人的意识而有效的东西。至于究竟是把这种向前运动着的东西当作理性或非理性来理解，究竟是把它当成理性而予以肯定或当成非理性而予以否定，这恰恰是哲学里的党性和阶级斗争的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本质环节。
揭示这种发生和功能，是极其重要的。但揭示本身还是远远不够的。进步的客观性固然足足能够给一个个别的现象或趋势正确地打上反动的烙印。但要对反动哲学进行一种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却不可以停留于此，而毋宁必须就哲学材料本身具体地指出，这样一种立场的实际哲学后果必然是在哲学上作伪，歪曲哲学基本问题、摧毁哲学成果，等等。正因为这样，从内在实质上的批判，乃是在哲学里表述和揭露反动倾向时的一种合理合法的甚至必不可少的环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常使用这种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用过，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也用过。对哲学进行全部论述，是包括其社会的发生和功能、其阶级特征、其社会性的揭发等等的，而如果不承认这种内在的批判是一种全部论述的环节，那就必然导致哲学里的教派观点，导致这样一种看法，仿佛凡对一个自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他的读者也会是不证自明的。列宁曾就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态度说过这样的话：“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人们把对于我们已是过时了的东西，看作是对于阶级对于群众并不过时的东西”，这个话就内容上说也完全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表述。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成就之间的对立，是我们讨论和批判的当然基础。但如果想要现实地具体地阐明各个哲学的反动特性，那么实事求是地从哲学上论证它们内部的散乱性、矛盾性等等，也是不可回避的。
这一普遍真理特别适用于近代非理性主义的历史。不过非理性主义，正如本书所要指出的，是在同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的不断斗争中产生出来并发生影响的。即使在这里，这种哲学争论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因为最完备的最后形式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其发展成熟恰恰与法国革命、尤其与法国革命的社会后果联系在一起，这一点肯定不是偶然的。这种以维柯和赫尔德为伟大先驱者的辩证法，它的社会特性是在法国革命以后、特别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才获得了方法论上自觉的和逻辑上精密的表现。当时涉及的问题是一个关于保卫和发展进步思想的历史必然性问题，而这种必然性是远远超出了启蒙运动的进步概念的。（这样说，当然远没有把一切促进过这种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动力统统说完，我只指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所揭示的自然科学新趋向，这一点就清楚了）因此，近代非理性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是出现在它同唯心主义的辩证历史的进步概念进行斗争的时候；它这个时期的道路，就是从谢林到基尔克戈尔，同时也就是，从封建阶级对法国革命的反动到资产阶级对进步的敌视的道路。
随着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战斗，尤其是随着巴黎公社，情况起了非常极端的变化：从那时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成为从本质方式上制约着非理性主义的下一步发展的那个对手了。这个新的时期以尼采为最初的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非理性主义的两个重要阶段，都以它们当时哲学上最高的进步概念当作斗争的对手。但同是这个对手，即使从纯哲学上说，也有质的区别：它或者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或者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无产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在第一阶段里，一种相对而言较有道理的、能指出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现实缺点和局限性的、有实际知识为根据的批判，仍是可能的。但在第二阶段里，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已经没有能力并也根本没有心意去切实研究其对手，以图严肃地予以驳斥了。这在尼采那里已经是如此，而愈是新对手出场坚决——特别自1917年伟大十月革命以来——，以正当的思想武器去同现实的被正确认识了的对手作斗争的意愿和能力就愈是低下，出来取代诚实的科学论战的歪曲、诽谤和蛊惑就愈是猖獗。就是在这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的反映也清晰可见。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之后所作的“资产阶级的才能已经光了”的论断，已一步一步越来越清楚地得到证实，并且，不仅在上述的中心论战里如此，而且在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整体结构和各别加工方面亦复如此。辩护的毒素从中心问题一直渗透到边缘：任意武断、矛盾抵牾、基础无根据、论证靠诡辩，如此等等，越来越明显地成了后期非理性主义哲学的特征。因而哲学水平之降低就是非理性主义发展的本质标志。这个趋势在“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里显示得最突出最明白。
不过，尽管有这一切情况，还是可以提出非理性主义的发展的统一性。因为哲学水平的下降，这样一句单纯的论断，并不足以标明非理性主义的历史的特征。在资产阶级的——据说的——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中，人们曾一再地作出这样的论断，但它的目的则时常是反革命的，甚至是维护法西斯的：这就是牺牲希特勒和罗森堡，以便在意识形态上拯救“本质”，拯救最反动的德国垄断资本主义，拯救一种新的侵略性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前途。因而从“无水平的”希特勒向“有价值的”史宾格勒、海德格尔或尼采撤退，乃是一种既属于哲学又属于政治的战略撤退，为了甩掉追击的敌人，以便整顿反动派的队伍，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发动一场方法上有所更新“改善”的极端反动派攻势。
对待这些趋势，要深入追溯它们的根源，有两个方面要予以强调指出。第一，哲学水平的下降是一种受社会制约的必然现象。起决定作用的并不在于罗森堡的哲学人品的低下，比如说，比尼采低下些，相反，正因为罗森堡的道德和理智的价值低下，所以他适合于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理论家。而且如果上述的那个向尼采或史宾格勒的战略撤退竟重新成长为哲学攻势，那么攻势的主要战士就历史必然地代表一种比罗森堡更低的哲学水平，而完全无关于他个人的才能、知识等等的高低。因为一个意识形态专家的哲学水平，归根到底取决于他进入他的时代问题有多么深，他有多大能力把时代问题提到哲学抽象这个最高点上，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立场是否容许他在这些问题中深入到底。（永远不要忘记，笛卡尔的“我思”或斯宾诺莎的“上帝即自然”，在他们那个时代里都是最最现实的和立场鲜明的问题提出和解答）尼采的那些“天才的”武断和肤浅，同古典哲学相比，其价值是低的，而同史宾格勒的那些更大的轻率而空洞相比，或者甚至同罗森堡的煽动叫嚣相比，又是价值颇高的，而无论其价值是高是低，都同样是受社会制约的。如果谁把对近代非理性主义的评判推移到抽象孤立的精神水平上去，只论断它的精神的高低，那他就是在政治社会的本质和后果面前故意避而不谈非理性主义的最终结局。对这样一种做法，除了提到它的政治性质之外，也必须着力指明它的与此密不可分的徒劳性质，而且恰恰是哲学意义上的徒劳。（战后时期这种情况的具体形成，我们将在后记里谈论。）
这第一方面的强调，是与我们第二方面的提醒十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将努力在本书里详细证明，非理性主义的发展不曾在任何阶段上显示出某种“内在的”本质方式，不曾显现得仿佛从一个问题的提出或解决里会因受哲学思想运动的内部辩证法所推动而产生出另一个问题的提出或解决。相反，我们愿意指出，非理性主义的不同阶段都是作为对阶级斗争问题所作的反动回答而出现的。因而它对社会进步所作的反应的内容、形式、方法、腔调等等，都不决定于一种它所固有的内部的辩证法，而毋宁决定于对手，决定于被强加到反动资产阶级头上去的斗争条件。这一点是非理性主义发展的基本原则，必须牢牢记住。
不过这不等于说，非理性主义在这样规定了的社会范围之内不会表现出观念上的统一性。相反，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特性，它所提出的有关内容和方法论的问题才紧密结合在一起，才显示出惊人的（和严谨的）统一。贬抑知性和理性，无批判地推崇直觉，贵族式的认识论，拒绝社会历史的进步，制造神话等等，都是我们几乎在每个非理性主义者那里会遇到的动力。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对社会进步所作的哲学反动，在一定的情况下，在这一派的个别有才华的代表人物身上，可以显出一种充满机智而光采夺目的形式，但贯穿于整个发展中的哲学内容却是极端单调而贫乏的。而且，如前所述，论战的精神活动余地，也就是说，某些现实映象（即使还是被十分歪曲了的映象）之被纳入于思想体系中去的可能性，既然随着社会必然性的增强而不断地缩小，那么，当某些决定性的思想动力保持不变时，哲学水平的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发展中始终贯穿着这些思想规定，这就反映出非理性主义具有统一的反动社会基础，尽管在从谢林到希特勒的发展中可能而且必定会确认出许多质的变化。因而，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之流入于希特勒主义，其所以是一个必然结局，那仅仅是由于具体的阶级斗争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该结果的取得，诚然也不无这种意识形态发展的帮助）。因此，从非理性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阶级斗争的结果都是些不可改变的事实，这些事实各得到一种相应的哲学反映，非理性主义就对这些反映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应，但它们〔这些反映〕，从这里看来，同样是些不可改变的事实。自然，这个话决不是在主张，它们从客观历史上看曾是些命定的必然的东西。
所以，如果谁想正确了解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发展，那他就必须牢牢记住下列这些经常相辅相成的环节：首先，德国非理性主义的发展是依从于德国和全世界的重大阶级斗争的，此中自然含有不承认有什么“内在的”发展的意思；当一种现实的哲学的开展余地在不断缩小时，其内容和方法就日趋统一，这样就又必定促使辩护的和煽动的趋势日益高涨；最后，作为后果的是，哲学的水平必然地、经常地、迅速地下降。只有这样，重要的哲学反动派的一切思想动力如何会在希特勒那里统统被煽动性地予以通俗化，才可以理解。这是非理性主义发展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登峰造极”。
清楚地阐明非理性主义在德国发展的动力和趋向，我们的这一目标决定了本书的表述方式。因此主要的事情只能是通过仔细的分析来正确理解最重要的症结，而不是阐述非理性主义的历史，或甚至一般反动哲学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将会提出探讨或至少罗列所有人物和流派的要求。所以，本书有意不求完备性。例如谈到19世纪初期浪漫的非理性主义，那么就在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即在谢林那里，指出它的最重要的规定，而对于施莱格尔、巴德尔、格雷斯等则很少论及，甚至完全不谈；这里也避而不谈施莱马哈尔，他的特殊倾向是通过基尔克戈尔才得到广泛的反动意义；这里也避而不谈费希特第二时期的非理性主义，它只在李凯尔特学派，尤其在拉斯克那里，才获得影响。这种影响对整个发展来说只是插曲；这里也避而不谈魏塞和青年费希特等。在帝国主义时期，胡塞尔处于第二等的地位，因为他的哲学方法在最初就已经包含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是通过舍勒，尤其是通过海德格尔才真正表现出来；齐格勒尔和凯塞尔林与史宾格勒相比，特奥多尔·莱辛与克拉格斯相比，甚至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相比，便都处于次要地位。
此外，既然我们把非理性主义理解为十九和二十世纪反动哲学的决定性的主流，故有些重要的、有影响的、坚决反动的思想家，由于非理性主义并不构成他们的思想世界的中心，所以对他们也同样不加讨论。折衷主义者爱德华·封·哈特曼与坚决的非理性主义者尼采相比是如此，拉加得与尼采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直接准备期中的默勒等等也如此。我们希望，严格的取材可以使发展的主要线索更清楚地表现出来。我们也希望，将来的德国哲学史家会对本书所提供的德国反动哲学的纲要进行多方面的补充和完善。
目标和取材也决定了：在我们的叙述中，从谢林到希特勒的那股潮流不能就它在社会现实中所具有的统一性而表达出来。第二章到第四章试图在狭义的非理性主义哲学领域里阐述这种发展。上面提到的计划——从谢林到希特勒的发展路线，在这里得到表述。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任务已经解决了。第一，我们还有责任至少用一个重要例子来指出，非理性主义作为时代中主要的反动倾向，何以能够隶属于总的资产阶级哲学。这一点将在第五章论帝国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时详细陈述，对于最重要的开路者，则只是稍加指点。第二，第六章是在德国社会学领域内，陈述在哲学方面已经分析过的同一种发展。我们相信，只有把一个如此重要的环节分离出来，而不混在哲学中零碎地讨论，才能对总的联系一目了然。第三，种族主义的历史先驱也同样分出来在第七章里陈述。一个如此平庸的折衷主义者如张伯伦，居然在德国法西斯主义中取得中心的意义，这必须作如下的解释：他把帝国主义时期中的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生命哲学与种族主义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论“综合”起来了。所以他成了希特勒和罗森堡的直接先驱，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哲学“经典作家”。很明显，对希特勒时代的概括的讨论，恰恰要在这一联系中才能有效，在那里，当然也必须经常考虑到第四章和第六章的结论。不言而喻，这种表述方式有一些缺陷，例如席美尔本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却主要列在帝国主义生命哲学中被加以分析。在李凯尔特与马克斯·韦伯之间，在狄尔泰与弗敕耶之间，在海德格尔与C·施密特之间等都有密切联系，虽然如此，对他们却必须在不同篇章中分开来讨论。这些都是表述上不可避免的缺陷，在这里就必须加以指出。可是我们仍然希望，为了对主要线索达到一目了然，宁愿有一些消极方面的因素。
本书几乎不能依靠前人的著作。现在还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而资产阶级的叙述，从我们的立场来看，又完全不能采用。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资产阶级的德国哲学史家无视或贬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因此，他们对德国哲学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大危机和以后的没落阶段，都不能采取即使近似的和涉及事实的正确立场。在黑格尔派看来，德国哲学以黑格尔而告终；在新康德派看来，它在康德那里达到顶点，并且康德的后继者所引起的混乱，只有靠回到康德才能恢复正常。爱德华·封·哈特曼企图在黑格尔与（晚期谢林的和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之间造成“综合”，等等。总之，德国哲学的决定性的危机，黑格尔主义的解体，对于资产阶级历史家来说，都在哲学史的范围之外。帝国主义时期的哲学史家，基本上以肯定非理性主义为基础，一方面创造出黑格尔与浪漫派之间的和谐一致，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和谐一致，因而，一切重要的派别斗争都在思想上被取消了，从而引出一条向着帝国主义时期被肯定的非理性主义而发展的、统一的、无疑问的、无矛盾的发展路线。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家弗兰茨·梅林，尽管在许多别的领域里很有功绩，但他除康德以外，对德国古典哲学了解太少，而且对帝国主义时期的特点又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不能给我们的问题指出方向。
唯一的一本新书是K·罗维特的知识渊博的著作《从黑格尔到尼采》，在这本书里，至少为深入研究德国哲学发展问题开了头。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史中，这是第一次试图把黑格尔派的解体，把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有机地包括进那个发展中。但是，罗维特以尼采作为这一发展的顶点，并且不是以揭发的意义来这样做，这样就很清楚，他看不到他所研究的时期的真正问题，当他碰到这些问题时，他坚决把问题弄颠倒了。因为他单纯在一条离开黑格尔的道路上去看主要方向，于是在他那里，从右边和从左边对黑格尔的批判，尤其基尔克戈尔和马克思，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他们在一切问题上的对立都是单纯选题上的差别，而根本方向则基本类似。至于罗维特在解体时期的黑格尔派（卢格、鲍威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间采取这样的观点，只看到相似派别之内的不同色彩，看不到性质上的对立，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因为他的书在近来资产阶级哲学史编写中，以材料与知识而论，占据了几乎独一无二的地位，所以我们引用一段较长的、带有关键性的文字，以便读者本人能够判断：这种方法如何导致把马克思和基尔克戈尔相提并论，并从而导致一些与某些“左派”前法西斯主义者相类似的结论。（例如，H·费舍尔说：“马克思和尼采乃是堕落现象的揭发者和批判者。”）罗维特说：“在1848年革命前不久，马克思和基尔克戈尔都曾写出战斗檄文，马克思是在《共产党宣言》（1847年）中，基尔克戈尔是在一个《文告》（1846年）中，檄文中的话至今还在重申它们的要求。前一个宣言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结束；而后一个文告的结束语则是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得救而工作，反之，关于世界进步的预言却至多只能当作笑话。但是历史地看，这种对立只意味着市民一基督教世界的共同毁灭的两个方面。为了市民—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依靠无产阶级群众，而基尔克戈尔在他对市民一基督教世界的斗争中，却把一切都寄托于个人身上。与此相应，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一个‘个人化了的个人们’的社会，在这社会中，人异于他的‘类本质’；在基尔克戈尔看米，基督教界是广泛传播的基督教，但在教内却没有一个人是基督的继承者。但是因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和国家与基督教之间现存的矛盾都在本质中调解了，所以马克思以及基尔克戈尔作出判断，其目的就是要在那些调解中强调差别和矛盾。马克思针对着自身异化，这种异化，对人而言，就是资本主义，而基尔克戈尔所针对的那个自身异化，对基督徒而言，就是基督教界。”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黑夜，在这黑夜中，一切牛都是黑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根本不能以在处理材料上的这样一类准备工作为起点。
最后，在这里必须再提出问题，即，除了少数的附加，如附加基尔克戈尔和哥比诺以外，为什么我们的论述只限于德国的非理性主义。一些特殊的条件使德国成为非常适合于非理性主义的土壤，对这些特殊条件，我们试图在第一章中加以概述。但是这丝毫也没有改变非理性主义是国际现象这一事实。非理性主义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步概念，而且反对社会主义的进步概念。在这两个时期中，社会的和政治的反动派的重要代表都曾在各国出现，这是无疑的。例如，法国革命时期在英国已经有布尔克，以后在法国有波纳尔德、德·麦斯特尔和其他等人。然而，这些人在反对法国革命思想时，却没有象在德国发生的那样为此目的而形成这样一种新的特殊的哲学方法。当然，这样的企图并不缺乏，试想一想M·德·毕朗吧！但毫无疑问，毕朗远未象谢林或叔本华那样产生持久的国际影响。毕朗也不象他们那样坚决而有原则地奠定新的非理性主义的基础。这又是取决于：华朗与德国浪漫主义者的顽固反动性相比，他还是一个中庸之道的思想家。帝国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兴起，特别明显地表明了德国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导作用。当然，这里所指的首先是尼采，在内容和方法论上，他都是从美国到沙俄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反动派的典范，甚至没有一个反动思想家曾经能够或者现在能够和他大致地较量一下影响。而后来的史宾格勒，直到汤因比以前，从国际范围来看，他始终是非理性主义的历史哲学观的典范；海德格尔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楷模，他很早以前就对加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在美国资产阶级思想界也拥有深远而危险的影响，等等。
决定这种差别的一些原因，自然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历史才能找到。只有这种历史考察，才会弄明白一些特殊倾向，这些倾向在德国取得了“经典的”彻底的形式，而在别的国家里却往往停留在半途上。自然也有墨索里尼那样的情况，他的哲学来源是詹姆士、帕莱托、索莱耳和柏格森；但是即使在这里，国际影响也远不如在法西斯主义德国准备时期和在希特勒统治时期那样强烈地获得广度和深度。所以，我们到处可以观察到非理性主义的全部动力的出现。就此而言，非理性主义确实是国际现象，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时期。但是，非理性主义象在德国那样成为普遍占统治地位的派别，从中所得的一切结论却只是极端罕见的、个别化的、插曲式的，所以德国的发展仍保持称霸的地位（我们将在后记中评论当前的状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可以觉察到这种倾向。和在德国一样，非理性主义几乎在帝国主义时期的一切为首的国家中都获得了很高的发展形式。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国有实用主义，在法国有布特鲁克斯、柏格森等，在意大利有克罗齐。虽然这些形式在最终的思想基础中有很深的血缘关系，但又显得五花八门。五花八门的种类首先取决于在有关国家中阶级斗争的方式、高涨和尖锐的程度，此外取决于流传下来的哲学遗产，取决于直接的思想对手。在我们仔细分析德国发展的个别阶段时，我们将从具体的历史环境来进行推断，象此处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不这样揭露真实的社会历史的基础，便不可能有科学的分析。这当然也适用于以下的考察。因此，以下的考察决不企求对诸哲学或诸流派的科学规定进行泛泛而论。它们只不过指出一定的最一般的特点是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般同一性中产生的；当然，在各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在帝国主义的不平衡的发展中，虽然有基础上的同一性，而那种不平衡的发展却同时导致具体的差别。
在这里，我们当然只能用几个简单概括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观点。由帝国主义经济所决定的类似的思想需要，在具体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产生了很不同的——从表面上看——甚至好象对立的非理性主义的变种。例如，我们可以想一下克罗齐与詹姆士和实用主义。就直接的哲学先驱而言，这二人都在反对黑格尔的某些传统。至于这一点在帝国主义时期是可能的，则反映了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哲学发展之间的区别。1848年革命对于德国来说，就是黑格尔派的解体结束了；非理性主义者叔本华成了革命后德国和俾斯麦建立帝国的准备时期的哲学领袖。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和意大利，却恰恰相反，黑格尔哲学当时还在起主要作用，它甚至获得了更大的影响。这是由于那里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还不象在德国那样陷入公开的危机，那里的危机总是潜在而深藏着的。与1848年的后果相对应，进步的概念只不过因自由化而变得平淡无奇。在哲学方面，其结果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失掉了“革命的代数学”（赫尔岑语）的性质，就是使黑格尔越益强烈地向康德和康德主义靠拢。因此，这样一种黑格尔主义可以与正在推进的社会学携手并进（尤其是在盎格鲁撤克逊国），这个社会学尤其象斯宾塞的社会学那样宣扬自由的进化论。这里只附带指出，在德国黑格尔主义的残余势力中，也出现了一个倒退到康德的类似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在整个方向的普遍倒退中所起的作用不象在西方那样重要。我们只要举出罗森克朗茨和菲舍尔便足够了。当非舍尔转向康德时，便已经包含了对康德的非理性主义的解释，因此，他对帝国主义哲学起了先锋作用。
克罗齐没有直接受非舍尔的影响，但是他与黑格尔的关系（以及与他所“发现”并宣传的维柯的关系）是沿着类似的非理性化的路线而运动的。所以，他与后来出现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黑格尔主义接触很密切，不过有一个重要区别，即后者把那种所谓革新了的黑格尔哲学看作是正须联合的反动派（国家社会主义也包括在内）的总的思想，而克罗齐则停留于帝国主义时期的——当然很反动的——自由主义那里，在哲学上拒绝法西斯主义（另一个主要的意大利黑格尔主义者金蒂莱却一度成了法西斯主义“巩固时期”的思想家）。当克罗齐把黑格尔的“活东西”和“死东西”分开时，那么，这“活东西”就正是自由主义的温和的非理性主义，而“死东西”就是辩证法和客观性。两种倾向都以抗拒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其中在哲学方面有决定性的东西是：彻底地把历史加以主观化，彻底地使历史摆脱开任何规律性。克罗齐说：“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概念，这些都是形容词中的真正的矛盾。”他在别处又说，历史永远是一部当代史。在这里，不仅仅与德国文德尔班一李凯尔特派的紧密联系，与正在开始的历史的非理性化的紧密联系值得注意，而且克罗齐怎样把一个真正辩证的问题——当代（发展系列迄今的最高阶段）的认识对认识过去较少展开的阶段提供了钥匙——溶化进非理性的主观主义，他的这种方式同样值得注意。历史变成了艺术，而且当然是克罗齐所谓的艺术；在这样的艺术中，纯粹形式主义地理解的完满去跟所谓创造性及相应的感受性的唯一工具的直觉结合起来。理性被从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驱逐出去，只有（在他的体系中从属的）经济实践的领域是例外，只有逻辑与自然科学的保留是例外，在他的体系的意义中，这种保留也是从属的，被视为独立于真正现实（这里，同样可以看到与文德尔班一李凯尔特的类似之处）。简言之，克罗齐为帝国主义时期寄生的资产阶级堕落的需求，创造出一个非理性主义的“体系”。在极端的反动派看来，这种非理性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不够用了，想一想帕皮尼等人从右面对克罗齐的批判吧。但是与德国相比，值得注意的是：克罗齐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反动的非理性主义直到今天还能够作为意大利主要的思想之一而保存下来。
对实用主义的代表们，我们在此只简单讨论最突出的代表——詹姆士。从哲学本质来看，实用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比克罗齐彻底得多，因此它在结论上无须太费力。不过，詹姆士是为完全另外一种公众而提供非理性主义的世界观代用品。假如从詹姆士与之论争的直接前辈这一直接的哲学史背景来看，那么情况好象表现出某些类似之处。因为两个人都涉及所谓的黑格尔派，而这些黑格尔派其实是公开的或乔装的主观唯心论者，即康德派。但是两人对这些前辈的态度却已经完全不同。克罗齐还装作是在意大利继承黑格尔的（和维柯的）传统，实际上却把它引入非理性主义，而詹姆士则公开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国的这种传统。
这一公开的论争显示出与欧洲的发展有很深远的血缘关系。正象马赫、阿芬那留斯表面上把主要的攻击指向陈旧的唯心论，实际上却只是真正坚决地向哲学唯物论开火，詹姆士也是如此。而且詹姆士在这一点上也与他们相当接近，即，对唯物论的真斗争和对唯心论的假批判的这一结合，妄自作出一种姿态，似乎这一“新的”哲学终于超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虚假对立，似乎随着这一哲学便在哲学中发现了“第三条道路”。这种血缘关系既然涉及到哲学的一切基本问题，那就必然构成评价实用主义的基础。然而正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它们的差别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首先因为非理性主义在马赫主义中是隐而不露的，它的明显出现只是逐渐的，而在詹姆士那里，它已经完全展开，明确表现出来。这已经表现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主要致力于为精密自然科学奠定认识论的基础，从而装作在世界观问题土是完全中立的，而詹姆士恰是要求能够借助于他的新哲学来直接回答世界观问题。因此，他直截了当地不面向相当狭窄的学者圈子，而是致力于满足日常的、普通人的世界观的需要。当马赫主义者提出“思维经济”作为认识论的真理标准，而詹姆士则把真理和（对一时一地的个人的）实用性彼此简单地等同起来时，这好象只是一种术语上的区别。詹姆士一方面把马赫主义认识论的效准扩大到整个生活，明显地从生命哲学去强调这个效准，另一方面，他又给它以一种更普遍的超出“思维经济”技术之上的效准。
在这里，非理性主义对辩证法的基本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实践是理论的真理的标准，这是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思维反映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现实之正确与否，或更准确地说，我们接近客观现实的程度，是在实践中，通过实践而得到证实的。詹姆士对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局限性和毫无出路的处境看得很清楚，他反复指出这些局限性（譬如，唯心论把世界看作“一向就是完美而完结了的”，而实用主义则企图在变中去掌握世界），却把每一种与客观现实的关系既从理论中又从实践中分离出去，从而把辩证法转化为主观主义的非理性主义。詹姆士还公开承认这一点，因为他就是以此来满足美国“街上老百姓”的世界观的需要。在日常商业生活中，为了不受破产的惩罚，必须确切地观察现实（但不关心它的客观真理，它对意识的独立性在认识论上被否认了），可是在一切其他领域，却是非理性主义的任意武断在完全无限制地流行着。詹姆士说：“实践的商业世界，对于政治家、军事家和富于商业精神的人来说，是高度有理性的……但是它对于伦理的和艺术的性情来说，却是非理性的。”
这里很明显地出现了非理性主义的一项很重要的职务，即非理性主义对反动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社会任务之一，就在于在世界观领域里，在某种关系中，对人们提供“安慰”，提供完全自由的幻想，个人独立，道德和理智的崇高价值等等的幻想；这种关系把现实行动中的人们不断与反动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人们可以为资产阶级无限地效劳。我们将在以后详细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安慰怎样也可以为非理性主义哲学中“最崇高的”禁欲主义奠定基础，例如在叔本华或基尔克戈尔那里。詹姆士以那种居功自傲的美国商人的幼稚的厚颜无耻说出了这样的思想，他实现了巴比特型的世界观的需要。正如辛克莱·刘易斯很精彩地描写的，巴比特想看到他那最为个人的直觉的权利得到保障，他也在实践中经历到，在一个地道的美国人的生活中，真理和实用性是意义相同的概念。詹姆士的觉悟和厚颜自然在思想上要比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略高一些。例如詹姆士虽然否认唯心论，但当它对日常生活有用时，又没忘记对它致以实用主义的敬礼，因为它加强了哲学的安慰。詹姆士谈到唯心论的绝对物时说：“它保证了道德上的休假。这也是每一种宗教观所作的。”但是，这种安慰假如不包含对唯物论的尖锐拒斥，不包含所谓对立足于科学的世界观的驳斥，那么它在理智方面作用很少。詹姆士也厚颜地舒服地从事这一任务。他——彻底实用主义地——没有以任何真正的论据来反对唯物论，他只是指出，唯物论作为说明世界的原理，一点也不比对上帝的信仰更“有用些”。他说：“如果我们把世界的原因叫作物质，我们取不走世界组成部分的一丝一毫；如果我们把世界的原因叫作上帝，我们也增加不了世界的财富……如果上帝存在，它就会象原子那样发挥作用，它所获得的感谢也和原子一样多，并不更多。”所以，巴比特可以安宁地去信仰上帝，不管是哪一种宗教或宗派的上帝，他不违反科学对一个时髦绅士所提出的要求。
在詹姆士那里，创造神话的想法决没有象在尼采那里以明白的内容而出现，尼采在认识论和伦理学中表现了许多实用主义的特征；但是詹姆士却创造出一种认识论的基础，甚至创造出道德的诫条，为了使每一个巴比特都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为自己私人的用途而创造或接受那些象是恰恰对他们各人有用的神话；实用主义为此给了他们所需的理智的良知。正因为实用主义的空洞浅薄，它才成为战前美国及其无限繁荣和安全远景所必需的世界观的杂货铺。
如果其他国家中的实用主义是在更尖锐而成熟的阶级斗争形式的条件下起作用，那么，它的仅仅内含的因素一定很快变为外现的，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在柏格森那里最为明显。这当然不是说实用主义对柏格森有直接的影响，恰恰相反，这里同样涉及平行的倾向；柏格森和詹姆士的彼此推崇，也还从主观方面强调了这种平行性。两人的共同之处，是否认客观现实及对其合理的可知性，把认识贬低为单纯技术上的实用，号召以直觉来把握那就本质来说由非理性主义歪曲过的真现实。虽然有这种共同的根本趋向，但是在着重点和比例等方面，仍然表现出并非不重要的差别，其原因要在两人发挥影响的社会之不同及相应地要在被他们肯定或否定的思想传统之不同中去寻找。一方面，柏格森远比詹姆士更为大胆而坚决地把近代不可知论进一步推向公开宣告神话，另一方面，至少在他有突出的国际影响的时期内，他的哲学更集中得多地限于批评自然科学观，否认它有权利表达客观真理，以生物学的神话代替自然科学世界观，倒不是针对社会生活的问题。他关于伦理和宗教的书很晚才出版，远不及他早期的生物学神话影响之普遍。柏格森的直觉，对外而言，是一种要摧毁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倾向，对内而言，是帝国主义时期与社会生活隔绝的寄生的孤独个人的内省（决非偶然，柏格森以后在普鲁斯特那里表现出极大的文学上的影响）。
在这里，不仅柏格森与詹姆士的对比，尤其与柏格森在德国的同时代人和崇拜者们的对比，是可以用手抓住的。狄尔泰同样直觉的“天才直观”，席美尔和龚道尔的直觉，舍勒的“本质观照”等，从一开始起都是针对社会，更不用说尼采和史宾格勒了；在这里，对客观性和合理性的背弃，立刻地直接地表现为反对社会进步的坚决立场。这在柏格森那里只是间接的，他的晚期的伦理一宗教著作，立场虽然如此强烈地反动而神秘，但是如与该书出版时的德国非理性主义相比，则在这一倾向中仍然是比较落后的。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柏格森的影响在法国也没有向这一倾向发展，关于索莱尔，我们还要较详细地讲到，但是在别的地方，如从帕奇转向天主教的反动派，直到戴高乐今日思想喉舌阿隆的初期著作，也到处可以感到这种影响。
但是，柏格森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自然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他那里，合理性与非理性主义的直觉之间的抽象而生硬的对立，曾在认识论领域中达到了战前帝国主义时期的顶峰。凡在马赫那里还是纯粹认识论的东西，凡在詹姆士那里生长为主观的个人神话的普遍基础的东西，现在在柏格森这里，都表现为有联系的神秘的非理性的世界景象；柏格森和马赫或詹姆士一样，断然拒绝自然科学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的要求；他和他们一样，只承认自然科学在技术上的有用性；他的那个世界景象把运动的、多彩的，形而上学的场面和科学的世界景象对立起来：把一个运动的、生命的、时间的、绵延的世界和一个无生命的、僵死的、空间式僵硬的世界对立起来。在马赫那里，仅仅不可知论地对知觉的主观直接性发出呼吁，在柏格森这里，这种呼吁成长为在彻底非理性主义的直觉基础上的世界观。
近代非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在这里很容易看出。对形而上学一机械的探讨方式在现实辩证法那里的处处碰壁，对帝国主义时期自然科学普遍危机的原因，柏格森提不出现实的辩证运动和规律性的认识，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做到这一点。恰恰相反，柏格森的工作是发明一番世界景象，这世界景象在活生生运动的诱人外表之背后，正是恢复了保守反动的静止学说。我们只用一个关键问题来说明这种情况：柏格森反对斯宾塞式的进化论中的机械而僵死的东西，同时却在生物学中否认可以遗传后天获得性。所以，恰恰在达尔文的辩证发展成为必要和可能的这一问题上（米丘林和李森科曾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推进了这一问题），柏格森采取了反对真正进化论的立场。于是，他的哲学首先加入了毁灭自然科学客观性的国际运动，这一运动由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开始，并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法国也找到了重要的代表，这里只须指出朴恩加尔和杜埃姆。
上述倾向在法国的世界观意义特别大，因为在法国启蒙运动传统（以及随之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统）的根源比在德国深得多。但是象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柏格森在创造坚决非理性主义的神话方面远远超出这个方向，他的矛头在世界观上针对客观性和合理性，针对理性的统治（这也是法国的老传统），他为非理性主义的世界景象而斗争。因而，他向那些从右边、从反动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生活并已经在几十年之内起作用的人提供哲学基础，提供与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相一致的假象。直到那时，法国大多数反动思想家往往是以保皇主义和教皇极权主义的名义去实施这种攻击，因而他们的影响只限于一开始就坚决反动的家伙们，而柏格森的哲学则还面向那不满于第三共和国的资本主义腐朽发展，开始面向左边从社会主义方向去找道路的知识界。象每一个重要的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家一样，柏格森“深化”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情况涉及到死物和活物在世界观上的普遍对立。在这里，无需柏格森明确指示，上述的反动家伙们很容易理解到“死物”的概念是指资本主义民主，他们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反抗在柏格森那里获得了哲学上的支持（至于这是如何具体起作用的，我们将试图在索莱尔那里加以说明）。
在这方面，柏格森在法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危机时期（德莱福斯事件等等）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尼采在德国废止社会党人法时期所起的作用。但区别又在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是公开号召反动的反民主的反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狂热，而这个目的在柏格森那里没有公开说出，仅一般地在世界观上进行宣告，甚至伪装中立，加以掩盖。但是，柏格森在政治上伪装中立，这不仅在陷于思想危机的知识界引起混乱和错误，而且这混乱和错误恰恰引导到反动方向上去（在帕奇的发展中，可以最好地研究柏格森的这种影响）。被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分子谋杀的共产主义战士G·波立泽很正确地刻画了柏格森抽象言论的反动本质：“与整个生命融化在一起，与整个生命一起跳动，这意味着对生命的冷漠和不关心：真正的情绪在普遍感受的环境中消亡了。集体屠杀和革命一样在绵延中发生：当人们企图把握绵延的环节的个别色彩时，当人们惊叹绵延的环节的混乱的动力时，人们恰恰忘记了，人们一方面与集体屠杀打交道，另一方面与革命打交道。”这里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什么东西把这位西欧仇视理性的最重要的代表和这个倾向中的近代德国中心人物——尼采联系起来；同时可以看到，由于两国不同的发展，在反动的非理性主义的世界景象之构成的具体性和坚决性方面，柏格森必然远远地落后于尼采。
这差别也表现在与哲学传统的关系上。在德国，晚期的谢林已经引入了对笛卡尔所创立的理性主义的攻击；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进攻在希特勒时代达到了最高形式，即否认一切进步的资产阶级哲学，成为一切露骨的反动派的典范，而柏格森和柏格森主义的活动路线往往是对进步哲学家不作论争而另加解释。当然，柏格森也批评实证论者和康德，他也退回到法国的神秘主义者如古容，但是，他和他的信徒们都谈不到要坚决否认法国的伟大传统，即使在以后发展过程中也非如此。与存在主义很接近的J·华尔用一句柏格森式的话“我绵延故我在”来与笛卡尔的“我思”相提并论，企图以此挽救柏格森与笛卡尔的内在联系。席美尔对康德、狄尔泰对黑格尔都另加解释，想把他们变成非理性主义者，我们在这里正是涉及到和那些德国人极为类似的情况。在法国，甚至连存在主义学派也没有超出这一阶段，它也强调它是笛卡尔的“正统派”。
上面具体说明了柏格森在推行非理性主义方面达到什么程度，这种说明决不意味着在法国不曾有过好战的思想反动派。恰恰相反，整个帝国主义时期都有这种反动派（想一下布尔盖特、巴雷斯、毛拉斯等人）。只是在这些反动派中，哲学的非理性主义远不如在德国那样占统治地位。在社会学中则相反，公开反动的进攻比在德国的这一领域里更加尖锐。德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俾斯麦以反动容克地主的形式建立起民族的统一，其结果甚至是：社会学作为资产阶级辩护时期的典型科学，在德国克服了封建残余思想方面的强大阻碍以后，也只能艰难地推行。我们以后还要说明，德国社会学对民主的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更新了西方的结论，并根据德国特殊的目标而加以推广。
当然，我们在这里甚至不可能指点性地探讨西方的社会学。它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新的资产阶级科学的奠基者所发明的东西：小心地把社会现象与它的经济基础分开，把经济问题引入另一门与社会学完全分离的科学中，这样就已经达到辩护的首的。社会学的非经济化同时也是非历史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被辩护性地歪曲地陈述的范畴就可以当作每一个一般社会的“永恒的”范畴来处理了。至于这种方法论所追求的目的——直接或间接地证明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每一革命的不可能性——同样是无需注明的。从西方社会学一大堆几乎使人眼花缭乱的题材中，我们只举两个对哲学发展特别重要的主题。例如，一门独特的科学——“群众心理学”产生出来。简而言之，它的突出的代表吕滂把群众心理作为单纯本能的、野蛮的心理去跟个人思维的合理性及文明对立起来。所以，群众在公共生活中愈有影响，那么，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就必定愈受损害。假如说这是以科学的名义号召抵抗民主和社会主义，那么帝国主义时期另一位社会学领袖帕烈托则以同一社会学的名义而赞成安慰歌。又简而言之，假如一切社会转变的历史都只是旧的“英雄豪杰”被新的所代替，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的”基础就又从社会学方面得救了，那么，根本新型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就无从谈起。德国人R·米希尔斯，墨索里尼以后的信徒，还把这些原则运用于工人运动，并利用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对这些条件本身，他自然避而不谈）产生劳工官僚这一事实，来证明每一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化都是合乎社会学规律的。
索莱尔在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列宁曾经称他为著名的糊涂顾问。完全正确。因为他把彼此最生硬的矛盾的前提和结论都捏在一起。就他的思想信念而言，他是一个纯粹资产阶级思想家，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论在经济学或哲学方面，他都接受了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修正。他跟着伯恩斯坦一起否认经济发展的内在辩证法，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辩证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与此相应，他又跟着伯恩斯坦抛弃了作为哲学方法的辩证法。他用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尤其是用柏格森的直觉，来代替辩证法。他从当时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接受了群众运动违背理性的思想，也接受了帕莱托的英雄人物观。他认为进步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幻想，在此，他往往把反动思想家的论据据为己有。
从这一切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反动前提中，索莱尔以真正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的“致命的飞跃”来阐述“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总罢工的神话，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神话。这是小资产阶级造反的典型写照：索莱尔仇视并轻视资产阶级文化，但是在任何具体的观点上都不能摆脱它的影响，这种影响决定了他的全部思想。所以，当他的仇恨和蔑视竭力表现出来时，那么其结果就只能是非理性主义地跳入到完全未知的东西中，跳入到纯粹虚无中，索莱尔所谓无产阶级的东西，只不过是抽象地否定一切资产阶级性，并无任何具体内容。因为只要他开始思维，他便以资产阶级的内容、资产阶级的形式来思维。柏格森的直觉，实在绵延的非理性主义，在这里又从完全绝望的乌托邦上被强调。正是在索莱尔的神话观中，这种抽象的空洞性清楚地表现出来；索莱尔甚至从一开始就否认任何政治，对个别罢工的现实具体的目的和手段完全漠不关心：非理性主义的直觉，由直觉所创造的空洞的神话，都全然离开了真正的社会现实，无非是恍恍惚惚地跳入到虚无中。
但是这种神话对帝国主义时期某一阶层的知识界有迷惑作用，其理由也恰恰在这里，正是因此，这种非理性主义能够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从反对这社会的任何真正斗争那里慷慨激昂地引向邪路。如果索莱尔的保皇主义本身只是一个插曲，那么，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时的巨大革命危机中，居然能够同时为列宁、墨索里尼、艾伯特而欢欣鼓舞，那就已经不只是插曲了。波立泽责备柏格森漠不关心，毫无方向，这毛病在索莱尔那里形式上就表现为慷慨激昂的狂热，却无法克服这种狂热的毫无方向的特征。而索莱尔的如此完全抽空了内容的神话理论，至少在一定时期对于墨索里尼是很重要的，那肯定远非偶然。自然，索莱尔的自发的非理性主义的混乱因此而转化为有意识的煽动，但是这种转化无需有内容和方法上的任何根本改造就能完成，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索莱尔的神话是如此唯一强调情绪，如此空洞，以致于能够毫不费力地就转化为法西斯主义用于煽动的神话。当墨索里尼说：“我们创造了我们的神话。神话是一种信仰，一种热情。它之成为现实，并无必然性。它通过如下的事实而成为实在的，即：它是一种刺激，一种信仰，它意味着勇气”，那么，这就是纯粹的索莱尔，而实用主义和柏格森直觉的认识论在此就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工具。
当然，一个法西斯主义尽管有一切暴行，却决达不到希特勒主义对全世界所具有的恐怖的世界意义（譬如，这是很典型的：匈牙利的霍尔提法西斯主义在政治关系上很接近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但它的思想却是从当时还处在法西斯主义以前的德国那里搬来的）。当然，在这里，墨索里尼与柏格森、詹姆士和索莱尔在思想上的关系，也比希特勒与德国非理性主义的联系要贫乏得多形式得多。尽管可以作这一切保留，但是这个唯一的事实已经说明了我们现在和以后想要反复证明的东西，即没有“清白的”哲学立场。墨索里尼能够从柏格森的哲学中，不加捏造，就发展出一套法西斯主义思想，柏格森对这一事实要在人类面前负责，至于他的伦理学和历史哲学本身是否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后果，这是完全无关宏旨的，这正如实现了的“国家社会主义”并不完全符合史宾格勒或史特凡·乔治的个人口味，并不意谓着解脱他们是希特勒的思想先驱者。仅仅上述这些联系的事实，就必须成为西方每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重大借鉴。这一事实表明了，在非理性主义的每一哲学活动中，实际上都含有法西斯主义的、进攻的反动思想的可能性。何时，何地和怎样从这似乎清白的可能性中产生出可怕的法西斯主义的现实，这不是由哲学方面，不是在哲学领域里来决定。但是深入理解这种关系，不应削弱而应加强思想者的责任。在清白中洗手，以克罗齐或詹姆士的名义而鄙视德国非理性主义的发展，这会是危险的自欺，纯粹的伪善。
最后，我们的观察已经指明了虽然有柏格森—索莱尔—墨索里尼这种精神联系，仍然无减于德国非理性主义的领导作用。十九及二十世纪的德国始终是非理性主义的“经典的”国家，在此非理性主义全面地广泛地泛滥，因而对它的研究正象马克思研究英国的资本主义那样，可以获得最丰富的教训。
我们相信，这一事实属于德国历史中最耻辱的一页。因此必须深入研究它，以便德国人能够根本克服它，并有力地阻止它的继续存在或卷土重来。那个有过丢勒、托玛斯·闵采尔，有过歌德和马克思的民族，在历史上有过许多伟大东西，将来也有远大的前途，所以它没有理由害怕畏缩，不对危险的过去及其有害的有威胁的遗产作毫不留情的清算。在这双重的——德国的和国际的——意义下，本书愿意为每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提出一个警告、一个教训。
布达佩斯 195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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