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精神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1932-1969） 三、马克思对人的认识的贡献 说明：《马克思对人的认识的贡献》一文是提交1968年5月8－10日在巴黎举行的卡尔·马克思对当代科学思想的影响讨论会的论文，这次讨论会是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赞助下，由国际社会科学学会和国际哲学与人道主义研究会组织的。本文根据《社会科学通讯》第7卷，第3章，第7－17页重印。
说几句开场白看来是合适的。马克思对人的认识的贡献，或者在狭义上看对心理学的贡献，是个相对来说很少引起人们注意的论题。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关于伦理学的著作就是论述心理学的论文，而马克思与他们不一样。人们认为他对个体的人、人的驱动力以及人的性格关注不多，他悉心关注的只是社会规律和社会的进化。 这种漠视马克思对心理学的贡献的情况是由行多因素造成的。第一，马克思从未以系统的形式表述过他的心理学观点，这些观点分散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必须把它们整理在一起才能展示出它们的系统性。第二，庸俗地把马克思误解为只关心经济现象，或者是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形成了错误的概念（根据这种概念，马克思设想人天生就主要地受追求经济利益的愿望驱使），这就遮掩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真实描绘及其对心理学的贡献。第三，马克思的动力心理学问世太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弗洛伊德才发展了一门系统的深层心理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成为最重要的动力心理学的体系。它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应归于它的机械唯物主义，并掩盖了人们对在马克思那里发现的人道主义的深层心理学的核心的认识。另一方面，带有实证主义倾向的实验心理学的更为重要的作用也妨碍了对马克思的心理学概念的理解。 如果是相反的情况，那又可能会是怎样的呢？现代学院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研究异化了的人的科学，并且是由一群异化了的研究者用异化了的和正在异化的方法来研究的。马克思的心理学建立在对异化事实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它能够超越这类心理学方法，因为它没有把异化了的人当作自然的人或诸如此类的人。如果，对于那些确信反映论和以条件作用为人的知识定论的人来说，马克思的心理学事实上是压卷之书。也许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好的机会来理解马克思对心理学的贡献这部分地是因为，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本发现不再被认为与他的理论的机械论成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比如，里比多理论），部分地是因为，人道主义思想的复兴正在创造一个理解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心理学的更好的基础。 在这篇短论中，我只能简要地概述我认为是马克思对心理学贡献的核心内容，而不能探讨他的心理学思想与斯宾诺莎、歌德、黑格尔和弗尔巴哈的思想联系。 马克思把心理学说成是“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等同于人的自然科学），他以人的本性的概念为出发点，这个概念贯穿于他的全部著作，一直到《资本论》的最后几页，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谈到“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工作条件。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谈到“人的本质”或人的“类生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通过指出这个本质“不是抽象物”而限定了“本质”的用法，在《资本论》中，他用“人的一般本性”代替了“本质”的概念，以区别于“在每个历史时期变化了的人的本性”。这确实是对人的本性概念的一次重要的精心改进，而决不是放弃这个概念。 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人性的本质”，“人的一般本性”的定义了吗？他的确给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把人类的类特性定义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与动物的本性适成其反，“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在他后期著作中，马克思虽然放弃了“类特性”的概念，但依然一如既往地强调人的本性的非伤残、非破碎的特征的活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给人下的定义是“社会动物”，并批判了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一种“政治动物颇具古代社会的特征，就象富兰克林把人定义为一种‘制造工具的动物’是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马克思的心理学和哲学是人类活动之一。我颇赞同这个观点：描述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的最合适的方法是一种“实践”的本质方法，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论述。 马克思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运用了人的本性的概念，这第一步如果没有第二个，也是代表他的心理学理论特征的最重要的步骤就几乎没有意义。我指的是他的作为动力的、充满活力的关于人的本性的概念。马克思视人为受各种欲望或动力驱使的存在物，而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这些驱动力量。马克思的心理学是一种动力心理学。一方面，这构成了它与斯宾诺莎心理学的渊源关系，同时也预示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产生；另一方面，这一点还构成了它与形形色色机械主义、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的对立。后面我将更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的动力心理学是建立在人对世界、对人，对自然的人的密切关系的首要性的基础之上的，它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建立在孤立的机械人的模式基础上的理论。 马克思的最普通也是非常富有成效的驱动力概念存在于“永恒的”或“固定的”驱动力与“相对的”驱动力之间的差别之中。永恒的动力“存在于一切环境中……仅仅在形式和方向方面能被社会条件所改变”，相对的动力的“根源只能归于一定类型的社会组织”。马克思认为性和饥饿应划在“固定的动力”范畴之内，而象贪婪之类则应是相对的动力的一个例子。这个区分与一般的人类本性及其特定表现之间的区分是密切相关的。在这点上，我只想简要地指出，固定的动力和相对的动力之划分是多么非凡地卓有成效，单单这个概念就对现今关于动力和本能的讨论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马克思还进一步阐明了这个区别，他说，“相对的欲望”（另一个表示动力的用语）“不是人类本性的组成部分”，而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一定的生产和交往的条件”。这里马克思已经把相对的欲望与社会结构、生产条件以及交往联系在一起了，因而为旨在理解大多数人类欲望的动力心理学打下了基础——这意味着人类动机的很大部分是由生产过程决定的。我曾在动力学的意义上阐述这“社会性”的概念，这是以马克思的上述见解为基础的。 马克思关于动物与永恒动力的人类品质之间研讨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关于永恒动力与相对动力之间的区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了马克思的动力心理学和弗洛伊德学说之间的决定性差别。马克思在思考那些被精神分析学家和学院派的心理学家们假定为在人和动物身上都具有相同的性质的“永恒的”驱动力时，他指出，“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就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来说，它建立在孤独的机械人的模式基础上，这种人的驱动力来自内部化学过程，人的目的就是把紧张降低至最理想的限度，饥渴和性欲的满足的确是他们自身的目的。 现在我们准备探讨马克思关于驱动力本性的一个最基本的论断：“欲望是人努力获得他们的对象的官能。”在这个论断中，欲望是作为一个关系概念或者是作为密切关系的概念来看待的。它不是弗洛伊德的本能概念或驱动力概念，不是那种需要一个对象作为它得到满足的手段的内部的、化学上产生的冲动，而是人的各种官能本身，这些官能本身是人的本质力量，它们具有必须追求对象的动力的性质，它们能够将自身联系并统一起来。人的本性的动力与其说越初根源于这种人向世界表现他的各种功能的需要，勿宁说是根源于人利用世界作为手段来满足其生理上的需要。马克思要说的是，因为我有眼睛，我就有看的需要；因为我有耳朵，我就有听的需要；因为我有头脑，我就有思维的需要；因为我有心脏，我就有感觉的需要。总之，因为我是人，所以我需要人，需要世界。顺便说一下，考虑到所谓的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在当今颇为流行，注意马克思的观点也许会有用的。当马克思在这里说起官能及其表现的时候，准确地说他指的不是自我，而是欲望，是“作为倾向、能力和动力存在于人身上的本质力量和官能”，是积蓄在每种有待表现出来的功能的能量。 马克思做过许多论断，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欲望作为人对自身、对他人、对自然的关系范畴的主题，还论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的主题。限于篇幅，我只能引证一二。关于以欲望的方式与世界相联系的“人的官能”，马克思的意思非常清楚：“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个体的一切官能……是人的现实的实现”。正因为对象是人现实的实现，它本身就成为属人的了，或象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附带说一下，我想提请大家注意马克思的这个概念与歌德、佛教禅宗以及基础教的神秘主义中发现的概念的基本相似之处） 那么，人的“驱使力”是人的基本的特定的需要的表现，这种需要与人和自然相联系，并在这种关系中证实自己。目的就是“完成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独特的人的动力论的根源。“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 马克思同样也洞悉了人与自身的关系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之间的联系。他在这方面的立场本质上与歌德的立场一致，歌德说过：“人对自己的认识只等同于他对世界的认识。人知道世界仅在他自身之中，并且也清楚人自身在世界之中。每一个新的真正认识了的对象都开发了我们自身之内的一个新器官。”从这一动态的关系概念出发，引出了马克思所说的：“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因此，“贫穷是被动的纽带，它迫使人感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即另一个人。” 这种力求表现他的官能的相关的人，就是十九世纪的工人、资产者吗？如果回答是“不”，即否定这一点，那么，马克思的人的本性的模式与对人的理解有何关联呢？这是过去黄金时代的人吗？还是救世主幻想的未来的人？答案相当复杂，它直接把我们引导到马克思心理学体系的一个最深刻、最先进的方面。精神病能用相关的术语定义为一种与一般人的疾病不同甚至更严重的疾病，或者从不同角度说，可以定义为一种不妨碍人生产和生育的疾病；与这种精神病概念相对照，马克思具体化了正常状态的病理学，它表现为统计学上的正常人的残废，表现为人自身的丧失，他的人的实质的丧失。因此，马克思谈到了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对象没有成为人的对象，就是说，人与对象的关系不是积极的关系，而是被马克思称作“占有”的关系，那么，人就有可能在对象中丧失自己。马克思还论及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非人化”，论及“畸型的”工人以及与“全面发展的个人”相对的“残缺不全的人”。马克思推论说，如果人不积极主动地将自己与他人、与自然关联起来，那么，他就丧失了自身，他的驱使力也就丧失了人的性质而呈现为动物的性质。我们可以接着往下推论说，既然他不是动物，那么，他就是一个病态的、残缺不全的、畸形的人。这正是马克思动力心理学的革命的和治疗的成份。人不仅蕴藏着潜在的能力，而且需要使自己与世界发生联系，人为了成其为人，为了被治愈，他需要恢复这个健康的潜力，而不是人的功能的病态的形式。 马克思提出的与全面发展的人相对的残缺不全的人的概念，为一种全新的、独创的精神病概念打下了基础。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一个重要论述中说：“设想可以脱离一切其他欲望来满足一个欲望，可以不同时满足自己这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个人而满足这一个欲望，这种设想完全是荒谬的。如果这一个欲望取得抽象的、独立的性质，如果它成为一种外在的力量同我对立起来，如果因此个人的满足就表现为片面地满足一个唯一的欲望，那么……这不决定于意识或‘善良意志’，……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这两者又决定于社会关系。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种特性，……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 马克思这里说的是异化的欲望，是没有满足整个人而只以自身的满足为目的的欲望，就是说，这些欲望脱离了其他一切欲望，因而是反对个人的异己力量。在一种象弗洛伊德理论那样的本能心理学中，这样的想法将无立足之地；因为在那里，正常状态和健康就是满足的结果，准确地说，是一种本能即性的满足的结果。而在人道主义的欲望概念中，这种能量是由所有的官能为获得其对象的积极奋斗提供的，马克思的论断说明了精神病或心理症的本质。它可以定义了一种控制，因而是一种欲望的异化。 理解非异化的驱动力的关键概念是能动性，或者象马克思最初说的“自我能动性”。马克思显然没有想到“能动性”在当代语言中的使用，如做事情，忙忙碌碌，等等。它不同于动物的活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的能动性概念与斯宾诺莎的这一概念极为相近，是指仅仅在自由的条件下才可能的一种创造性的、自发的行动。例如，马克思说过，“人类的想象的自发的能动性，人的头脑和心脏的自发的能动性。”当马克思用非常具体的术语谈论欲望，特别是爱的欲望时，这个能动性概念就变得非常清晰了。他写道：“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么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爱的能动性质作出了极其清楚的表达，他写道“埃德加尔先生把爱情变成‘神’，而且是变成‘凶神’，所用的办法是把爱人者、把人的爱情变成爱情的人，把‘爱情’作为特殊的本质和人分割开来，并使它本身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通过谓语到主体的这一转变”，人就变成了非人。的确，爱是人的能动性，而不是被动性（与其说恋爱，不如说堕入情网），马克思说：“正是爱教诲人真正地相信在人之外的对象世界。” 如果人们注意到马克思关于虚假的、非人的和奴役的需要的概念，那么，就完全能够理解他讲的另一种需要、即真正的人的需要的概念了，这种需要是指把人的官能表现出来并倾注于合适的对象。现代心理学几乎不关心对需要的批判分析，它接受了工业生产的法则（最大限度的生产，最大限度的消费，最小限度的人际关系的摩擦），假定一个人欲求某物的事实，就证明了他有得到所欲求之物的合理需要。正统的精神分析学没有理由使自己关心更大范围的需要，它主要集中于性需要，后期又集中于毁灭的需要和生存的需要。而马克思的心理学因其辩证的本性，则非常清楚地揭示出需要的模棱两可的特性，实际上他利用这一点作为他攻击心理学的最锐利的武器。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如果科学从人的活动如此广泛的丰富性中只知道那种可以用‘需要’、‘一般需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那么人们对于这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究竟应该怎样想呢？”马克思对这些非人的“需要”作了非常精辟的刻划： “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
由于真正的需要和幻想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区别，马克思的心理学就触及了在需要和驱动力理论中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区别之一。如何区分人的和非人的、真实的和幻想的、有益的和有害的需要的问题，确实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都没能着手探究这个问题，因为它们没有做过这样的区别。它们的模型是异化的人。现代工业创造并满足了越来越多的需要，这个事实被看作一个进步的标志；当代的自由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在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从名目繁多的而实际上是同一商品同一商标中选择的自由，这种消费者的自由大大不同于十九世纪的企业家的自由；当情况如是时，它们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区别呢？唯有辩证的、革命的心理学，唯有超越于畸形的人的外表来看待人及其潜力的心理学，才能达到这一在两种需要间的重要区别。而对这种心理学的研究是可以由那些不把现象错当本质的心理学家开始的。我们应该附带注意到，曾作出这一区别的马克思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贫穷和富有、节制和奢侈不是矛盾的，而是等同的。它们都取决于人的需要的受挫。“甚至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一点部分地表现在：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 “……生产过多的有用的东西就会生产出过多的无用的人口。双方都忘记了，挥霍和节约，奢移和困苦，富有和贫穷是等同的。” 以上我们一般地论述了马克思的驱动力和需要的概念。他的心理学中有没有关于驱使力更专门的内容呢？确实有，当然在一本最初论述心理学的著作中，决不可能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系统，那样透彻。 我们已经提过，对于马克思来说，爱的概念在描写人与外部世界中是关健性的，它对思维过程也同样十分重要。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埃德加尔先生”的主要批判之一恰恰是说，埃德加尔试图摆脱爱的情欲以便寻找到完全的认识的宁静。马克思在这里与爱情同等看待的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切直接的东西，一切感性的经验，一切实际的经验，而关于这种经验，我们是决不会预先知道它‘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的。” 至于谈到人的关系，马克思相信“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 把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和弗洛伊德的性欲概念作一比较是很有趣的。对弗洛伊德来说，性欲（以及在他后期著作中的毁灭性）是人的一个中心欲望。如同我先前指出的那样，欲望被男人想象为女人的用处，是可以满足他化学上产生的性饥饿。如果马克思知道弗洛伊德的理论，那么，他会把它当作典型的资产阶级的使用和剥削理论来批判。我们发现马克思的人的关系的概念的核心不是性欲，而是爱欲，性欲可以是爱欲的一种表现。爱欲在这里的含义还特指雌雄之间的吸引力，这是一切生物的一种基本的吸引力。 在马克思的心理学中另一个基本范畴是与死相对照的生的范畴，它不是在生物生理学意义上说的，而是在心理学意义上说的。（这个概念在许多方面触及了弗洛伊德的生本能和死本能，但没有其所谓的生物学基质。直截了当地说，它近乎我说的恋生癖和恋死癖——即热爱生活和热爱死亡）也许马克思的心理学中最具决定意义的问题是，一个人、一个阶级、或一个社会是否是由生命的吸引力或死亡的吸引力来推动的。他对资本主义的敌视，如同他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一样，就其情感背景来说，源于这种两歧。马克思在不同地方多次提到这种区分，这里我仅摘录最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或者，像他在其他地方说的那样，资本的法则就是“活人被死物统治者。”爱欲和对生活的爱是未异化的人的两个中心的追求。它们被赋予人的本性，并在给予人以可能性去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样子的社会环境下表现自己。在种种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并支配着人的欲望之中，马克思囊括了任何种类的贪婪，贪婪是缺少爱和生气的替代物，更精神地说，贪婪是渴求、贪得无厌和纵欲的替代物。他对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禁欲的积蓄的性格的分析，对那些过着奢侈生活的人放纵声色的性格的分析，在适用于各个阶级的动力性格学发展过程中，无疑是一个里程碑。既然马克思的整个心理学思想是动态的，而不是纯粹行为描写的，那么，那些性格特点和性格概念就必须从动态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们是相对永恒的欲望和嗜好，受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决定。马克思在这里与巴尔扎克的非凡的社会心理学著作有联系。巴尔扎克认为，性格研究就是研究那些“激发人行动的力量”。巴尔扎克的著作在许多方面就是对马克思的心理学原则的详尽的阐述。这里必须附带补充指出，如果我们读过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书信，特别是未经删节的德文原版，便会发现一种深层心理学的个体观，它尽管没有象巴尔乱克的描写那样文采飞扬，但就辩证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而言，它属于性格精神分析篇章中的上乘之作。 我们对马克思的动力心理学的概述，可见他论及愤怒的话来结束。特别有趣的是他关于愤怒能够转而反对人自身的观点，这一观点后来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写道：“耻辱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象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 如果不了解马克思对意识的态度和他开始觉察到的意识功能的概念，那么，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他对人道主义的深层心理学的贡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作了经典表达：“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后来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第一个论断中他称为“生活”的东西，在第二个论断中则称为“社会存在”了。马克思继续了斯宾诺莎最先积极倡导的传统，该传统后来在弗洛伊德学说中达到顶点并持续了五十多年，马克思攻击了那种认为意识是一切精神生活的最终因素和本质的流行观点。马克思看到，意识是特定的生活实践的产物，生活刻划出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特性，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比弗洛伊德看得深刻得多。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象语言一样，它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需要才产生的。人们认为他是被自己的思想所决定的、所推动的，而实际上却由他背后的各种他不知道的力量所推动。”在《德意志意识》中，马克思已经使用了与“一般自然欲望”的压抑相联系的术语抑制。罗莎·罗森堡追随马克思的思想，相当明确地提到“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两歧。她在解释马克思关于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论断时写道：“无意识先于意识而存在。历史过程的逻辑先于参与历史过程的人的主观逻辑而存在。”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意识必然是虚假的意识，是意识形态，由于阶级社会的矛盾，当真正的动机不是合理的时候，意识形态就给人的行为披上了理性化的外表。 马克思的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概念奠定了他革命理论的一个最本质的部分。在1843年9月的一封信中，他谈到意识“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因此，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那神秘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幻想的破灭和意识的分析即认识到人们未曾意识到的现实，这些是社会变革的条件。马克思多次出色又系统地表述了这个思想：“人们要迫使冰冻的环境跳起舞来，只有按环境自身的旋律来向环境吟唱”。“要求人们放弃关于他的条件的幻想，就是要求放弃那种需要幻想的条件。”人应该成为“一个失意者，人已经醒悟过来，以便可以围绕自己旋转，因而也就是围绕着人的真正的太阳旋转。”对马克思来说，认识现实是变化的关键，这是社会进步和革命的条件之一，而对弗洛伊德来说，则是治疗精神病的条件。对个人治疗问题不感兴趣的马克思没有谈论过作为个人变化条件的认识，而只考虑他的整个心理学体系，当我试图在这里概述这个体系的时候，作出这一联系决不是精心杰作。［注：参见我详尽地陈述了马克思的心理学概念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并参见《在幻想锁链的彼岸》］ 我相信，一旦对人的关心这一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得到人们充分的认识，那么，至今仍被忽视的他对心理学的贡献就会赢得人们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