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精神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1932-1969） 二、弗洛伊德的人的模式及其社会决定因素 说明：1969年8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3届国际精神分析学讨论会上宣读。
为了评价弗洛伊德观点的社会基础，一开始就认识到他是一位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是大有裨益的，而自由主义的改革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都是批判的。他看到社会将不必要的艰难强加于人，这导致了更恶劣的后果，而不是所期待的情况的好转。他看到这种不必要的苛求在性道德领域中的影响，就是导致心理病症的形成，而这在许多情况下若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是两个并行不悖的现象）然而，弗洛伊德从来就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的批判者。除了性的问题之外，弗洛伊德从来也没有怀疑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没有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关于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首先必须指出，植根于人道主义和启蒙哲学的弗洛伊德，是以假定一种一般的人的存在为出发点的，这种人不仅是在不同文化中表现自己的人，而且是某种结构健全并能经验地加以描述的人。弗洛伊德象他的先辈斯宾诺莎一样，不仅在心理病症的基础上，而且在人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一切基本方面均能解释和理解释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人的本性的模式”。 弗洛伊德的这个模式是什么？ 弗洛伊德把人看作是受两种力量——自我保护的驱动力和性的驱动力——驱使的封闭的体系。性驱动力是植根于化学生理过程，并以分阶段的方式进行的运动。第一阶段加剧了紧张和不快；第二阶段则减轻了那合成的紧张，这样做便产生了主观上“快乐”的感觉。人首先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人的基本兴趣是自我和里比多爱好的最大满足。弗洛伊德的人是生理上驱使和推动的机械人。其次，人也是一个社会的存在，因为人需要他人来满足他的里比多驱动力和自我保护的驱动力。儿童需要母亲（根据弗洛伊德，这里的里比多欲望是顺着生理需要的道路前进的）；成人需要性伴侣。象温清和爱情这样的感情被看作是伴随里比多爱好的现象，甚至被看成是来自于里比多的兴趣。个人之间的相互需要被看成满足他们生理上根深蒂固的冲动的手段。人最初与其他人没有关系，只是后来被迫或被诱使与他人发生关系。 弗洛伊德的性欲人有别于古典的经济人。正是孤独的、自我满足的人才必须与他人建立联系，以便满足彼此的需要。经济人有经济需要，他们在商品市场上的货物交换中觅得相互的满足。性欲人的需要是生理的和里比多的需要，通常是两性关系中相互得到满足。在两个变种中，人本质上都是视对方如同陌路，仅仅由于满足冲动的共同目的才相互关联。以市场经济的精神来说明弗洛伊德理论的社会决定因素，除了它描述这种人的处境的主张之外，并不意味着此种理论的错误；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描述，它适合大多数人。 关于弗洛伊德驱动概念的社会决定因素这个一般论断，有一点须特别加以说明。弗洛伊德是生理学家冯·布吕克的弟子，布吕克是机械唯物主义、特别是德国形式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这种类型的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原则是：一切精神现象在一定的生理过程中均有其根源，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些根源，精神现象就能得到充分的解释和充分的理解。［注：关于弗洛伊德理论的形成有赖于他的老师们的思想的问题，彼特·安玛沙在其著作《心理学问题》（西雅图，华盛顿大学1962年版）中已作了叙述。罗伯特·Ｒ·霍尔特赞同地将其主要论点总结如下：“精神分析理论中许多最费解而又似乎最专断的问题，涉及虚假的、不可检验的前提，它们要么是隐蔽的生物学假想，要么是这类假想的直接结果，这些前提是弗洛伊德在医学院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这些前提成了他智慧装备的一个基础部分，就象一般决定论的假设是不容怀疑的一样，他大概不是永远把它们认作生物学的，因而，当他试图摆脱神经化，转而建立一种抽象的心理学的模式时，这些前提仍然作为必要的组成部分被保留下来。”（霍尔特：《评弗洛伊德的某些生物学假想及其对他的理论影响》，选自《精神分析学和当前生物学思想》，诺曼·Ｓ·格林菲尔德和Ｗ·麦克力维斯编辑，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 为了寻求精神烦燥的根源，弗洛伊德不得不寻找一种生理基质来作为驱动力。他在性欲中发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既合乎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要求，又与他那个时代及社会阶级的病人中的一定临床结论相吻合。如果弗洛伊德没有在他的哲学框架内思考那些临床结论，它们还能否如此深刻地给他留下印象，那就难说了；但是，有一点几乎不可怀疑，即弗洛伊德的哲学是他驱动理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意味着，具有不同哲学的人会带有某种怀疑论来看待他的发现。这样的怀疑差不多不是针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狭义形式（它认为性的因素在某些神经骚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宁可说是针对这种断言：一切心理病症和一切人类行为都是由性驱动力和自我保护驱动力之间的冲突决定的。 弗洛伊德的原欲理论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还反映了他的社会环境。它是以匮乏的概念为基础的，与其设想一切人对肉欲的努力是由于需要使自己摆脱不愉快的紧张的结果，不如说肉欲是一种旨在强化和深化人的经验的丰富的现象。这种匮乏原则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思想，使人想起了马尔萨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或19世纪的普通的商人。这个匮乏原则和节俭美德有许多细节，但本质上都意味着有必要对一切商品的数量加以限制，因此，所有的人都得到同等的满足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丰富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体系中，匮乏就成为人类活动的最重要的刺激物。 虽然弗洛伊德的驱动力理论缺乏社会决定因素，但它对人的模式仍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我们认为，即使这样的原欲理论不尽正确，但它却是一个更普遍的现象的象征性的表达：人的行为是各种力的产物，这些力尽管人通常未曾意识到，但却激发人，驱使人，将人引入冲突之中。人的行为相对静止的本性是骗人的。这种本性的存在仅仅因为产生它的动力系统依然故我，只要形成这些动力的条件不变，这种本性也就一成不变。但是，一旦这些社会的或个人的条件改变了，这个动力系统便丧失其静止性，那表面上静止的行为方式也随之丧失了。 借助于动力的性格概念，弗洛伊德把行为心理学从描述水平提高到科学水平。同时，像那些伟大的剧作家和小说家所做到的那样，弗洛伊德也以艺术的形式说明心理学。他说明人是戏剧的主角，纵使他只是个庸才，但学是主角，因为他激烈地奋争，竭力使自己的诞生具有意义。弗洛伊德的戏剧杰作俄狄浦斯情结，也许是一个更无危害性的资产阶级的对驱动力的解释，这些驱动力比俄狄浦斯情结所描写的父－母－子三角关系更基本，然而弗洛伊德却给予这种三角关系以神话的戏剧色彩。 这个驱动力理论统治着弗洛伊德的一贯的思想直到1920年，这时，他思想的新阶段开始了，这构成了他的人的概念的根本变化。现在的基本矛盾是“生本能”（爱欲）和“死本能”，而不是自我和里比多驱动力之间的对立。生本能包含自我的性驱使力，它处于反抗死本能的地位，死本能是人的破坏性的根源，这种破坏性既指向人自身，也指向外部世界。这些新的基本的驱动力的构成完全不同于早先提出的基本的驱动力。首先，它们不是定位于生物体的任何特定区域，不象里比多是在性感带上。而且，它们不遵循“水力学”的机械模式：增强紧张->不快->消除紧张->愉快->新的紧张，等等，它们是一切生物实体与生俱来的驱动力，没有特别的刺激，也可照样运行。（然而，它们的推动力量一点也不亚于那些水力学模式运行的本能）爱欲也不遵循回归的保守原则，而弗洛伊德在是在爱欲返回到原始状态这一点上来解释一切本能的。爱欲倾向统一和整合，反之，死本能倾向分解和毁灭。这种驱动力在人身上不断地发生作用，互相斗争，彼此混杂，直至最后死本能显示出更加强大的力量，并在个体的死亡中取得其最终的胜利。 这个驱动力的新概念说明了弗洛伊德的思维模式的本质变化，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变化与社会的基本变革有关。 这个新的驱动力概念并不遵循机械唯物主义的思维模式，反而能将它看作是一个生物学的、倾向活力论的概念，这个变化是与那时生物学思想的一般趋势相符合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对人的破坏性作用的新评估。在弗洛伊德的第一个理论模式中，他并没有忽略侵犯性。他曾认为，侵犯性是个重要的因素，但它从属于里比多驱动力或自我保护的驱动力。在新的理论中，破坏性成了里比多和自我驱动力的对手，并最终成了胜利者。人情不自禁地想去破坏，因在人的生物构成体中，毁坏的倾向是根深蒂固的。虽然人能够把这种倾向减缓到一定点，但却决不能剥夺破坏的力量。人的抉择是使自己的破坏性要么指向自身，要么引向反对外部世界，而人却陷在这个悲剧性的困境中不能自拔。 然而，新、旧本能理论有一个基本方面却是一致的：两种理论都假设，心理机制的目的是减轻精神压力，把刺激减少到最低限度。性驱动力在特定的性紧张的减轻中得到满足；死本能（由于完全误解了佛教，它也被称作“涅磐”原则）旨在消除一切生命本身制造的紧张。按照弗洛伊德的概念，达到完全无刺激的境界是有机体的理想，因此，死本能的一般目的是一切生物实体都回归到“无机世界的静止”，死本能就是减少紧张原则的最终结果，弗洛伊德的最初理论便是以此开始的。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假定，弗洛伊德对破坏性的新评价根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这场战争动摇了弗洛伊德在其生活的第一个时期中洋溢的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根基。在1914年以前，中产阶级的成员一直相信世界正在迅速走向更加安全、和谐、太平的状态。中世纪的“黑暗”似乎一代一代地逐渐消失；所以看来再有不多的几步，世界就会象一座灯火通明、固若金汤的都市的大街一样，至少欧洲看来是这样。在资产阶级美好时代的幻觉中，他们很容易忘记，这幅图景对欧洲的大多数工人、农民来说并不真实，对亚洲和非洲的人口来说就更不真实了。1914年战争使这个幻想破灭了。战争开始时幻想犹存，但随着战争的持续以及战争实践的不人道性，这个幻想就彻底毁灭了。弗洛伊德在大战期间仍相信正义和胜利属于德国，这样，他就比不那么敏感的一般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更深的打击。他或许感到启蒙思想的乐观的希望只是海市蜃楼，于是便得出人在本性上注定是破坏性的结论。正因为他是个改革者，［注：参见E。弗洛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使命》］所以这场战争必定格外强烈地伤害了他。既然他不是激进的社会批评者，也不是革命者，他就不可能希望社会的根本变革，而只能被迫在人的本性上寻找悲剧的原因。［注：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非常简明地解释了这种悲观主义，他形容人懒惰成性，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 历史地看，弗洛伊德是一位有社会性格急剧变化时期的先锋人物。因为他属于19世纪，所以他是乐观的、开明的思想家；因为他又属于20世纪，所以他又是悲观的、对陷入瞬息万变、不可预测的社会几乎绝望的代表人物。或许他那严重的、痛苦的、终生威胁着他的疾病加强了这种悲观主义，这病一直持续到弗洛伊德谢世，他以天才的勇气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或许对他最赋天才的门生阿德勒、荣格和兰克等人变节的失望也加剧了他的悲观主义；但无论什么原因，他从未能够寻回自己丢失了的乐观主义。可是，另一方面，他既不能够、大概也不愿意完全与自己原先的思想继绝。这也许就是他从来没有解决好新的人的概念与老的人的概念之间的矛盾的原因。原先的里比多包括在爱欲之中，原先的侵犯性包括在死本能之中，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拼凑品，其中的困难是很清楚的。［注：在《人心》一书中，我试图将弗洛伊德死本能与肛门原欲理论联系起来，在一份未发表的手稿《人的破坏性的原因》中，我分析了弗洛伊德体系中性欲和爱欲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好人的模式同样十分重视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法。弗洛伊德思想的独创性和伟大之处在这一点上显得特别清楚。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继承人，弗洛伊德是一位相信理性的威力和人的意志的力量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弗洛伊德简直已经丧失了理性主义的率直，因为他自工作之始便认识到了人的非理性的力量和人的理性及意志的脆弱性。他对比了两个天生的、完全对立的原则，并辩证地发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这一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与二十世纪怀疑主义的综合就表现在他的无意识的概念中。如果一切真实的东西就是有意识的，那么，人确实就是理性的存在物，因为人的理性思维是按逻辑法则行事的。但人的内部经验的绝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对这一部分，理性不是根据逻辑、理性的、意志的手段来控制。人的非理性支配着无意识；逻辑统治着意识。但决定性的是无意识驾驭意识，也驾驭人的行为。由于以无意识作为人的决定性的概念，弗洛伊德在不知不觉中便重复了斯宾诺莎早已表达了的论题。不过，在斯宾诺莎体系中处于边缘的东西，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却是中心问题。 弗洛伊德不是以静态的方式解决这个矛盾，简单地让双方中的一方占上风。如果他宣布理性是胜利者，那么，他将仍是启蒙哲学家；如果他把决定性作用给予非理性，那么，事实上就象19世纪许多重要思想家一样，是一个保守的、浪漫主义者。虽然人受非理性力量的驱使是正确无误的，即受里比多、尤其是在性器官发育成熟前阶段上里比多的非理性力量的驱使，但是，人的理性和意志也不是没有力量的。人运用理性能够理解人的非理性，这个事实本身首先就表现了理性的力量。这样，弗洛伊德就创立了人的非理性的科学——精神分析理论。但他并没有停留在理论上，因为一个人在分析过程中能够使他的无意识变成有意识，他也能够将自己从无意识抗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他可以取消它们而不是压抑它们。就是说，他可以消弱它们的力量，用自己的意志控制它们。弗洛伊德认为，控制无意识是可能的，因为成年人有一个比孩提时更强大的自我作为助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疗法建立在战胜无意识冲动的希望上，至少也要抑制它们，这些冲动在暗中运作，以前一直在人的控制之外。历史地说，我们可以把弗洛伊德的理论看作是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富有成果的综合；这个综合的创造性力量也许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的思想在二十世纪起着决定性影响的原因之一。这一影响倒不是由于弗洛伊德发现了一种新的治疗精神神经病的疗法的事实，可能首先也不是由于他作为被压抑的性欲保护者的角色。对下面的假定，我们都侃侃而谈，津津乐道的：弗洛伊德对文化有普遍影响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综合，综合的丰硕成果在两次最重要的背叛中一目了然，一次是阿德勒的变节，一次是荣格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两人都推翻了弗洛伊德的综合，回到了起初两个对立面上去了。阿德勒植根于中下层阶级兴起的短命的乐观主义，他建立了一个单方面的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理论。他相信，天生的无能正是力量的条件，因为明智地理解处境，人就能够解放自身，使生活的悲剧消失。 荣格则是个浪漫派，他在无意识中看到了一切人力量的来源。他认识到，象征和神话的富饶和深奥比弗洛伊德看到的要深厚得多，弗洛伊德的观点被性欲理论局限住了。然而，他俩的目的是正相反对的。弗洛伊德要理解无意识是为了弱化它、控制它；荣格则为了从中吸取无尽的活力。对无意识的共同兴趣在一段时间里使他们联袂并肩，不曾意识到他们正背道而驰。当他们中途驻足谈论无意识时，便沉湎于他们在向同一方向行进的幻想。 与弗洛伊德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紧密相关的，是他对于意志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之间冲突的处置。弗洛伊德是个决定论者；他坚信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人是由无意识本我和超我决定的。但是（这个“但是”对弗洛伊德至关重要），人也不是完全被决定的。借助于分析方法，人能够赢得对无意识的控制。因为这种本质上相似于斯宾诺莎和马克思的选择观［注：参阅弗洛姆《人心》中关于选择观的讨论］，弗洛伊德成功地完成了又一个对立两极的富有成果的综合。 弗洛伊德在他的人的模式中，承认道德因素为一个基础的部分吗？对这个问题回答是否定的。人在自我利益的影响下排他地发展，自我利益要求里比多冲动的最大满足，但这总是以不危及人的自我保护的利益为条件（“现实原则”）。传统的道德问题一直是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之间的冲突，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消失。利己主义是唯一的驱动力量，冲突只是在利己主义的两种形式之间：里比多的和物质的。几乎无需赘述，弗洛伊德视人在本质上为自私自利的观点，是在追随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概念。但是，说弗洛伊德在他的人的本性的模式中简单否定作为一个有效成份的良心的存在是不正确的。弗洛伊德认识到良心的力量，但他对良心“解释”的结果反而剥夺了良心的一切客观的活力。他的解释是这样的：良心是超我，超我是父亲（或父亲的超我）的一切戒律和禁令的复制品，在阉割焦虑的激发下，小男孩在克服自己的恋母情结的奋争时，他把自己与父亲认作是同一的。这个解释涉及到良心的两个因素：形式的因素——良心如何形成，以及与良心的内容相联系的实在的因素。既然父亲的规范和父亲的超我的本质部分受社会的制约，或者更准确地说，既然超我只不过是社会规范的个人方式，那么，弗洛伊德的解释就把一切道德规范引向了相对化。每个规范都有其意义，不是因为规范内容的正确性，而是在接受规范的心理机制的基础上的意义。善是内在化的权威所要求的东西，恶是内在化的权威所禁止的东西。弗洛伊德无疑是对的，因为规范象道德一样被大多数人相信，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社会为了其自身的最佳功能而确立的。从这一对照来看，他的理论是对现存的传统道德的重要批判，他的超我的理论揭示了道德的真正特性。但他也许无意指出这个理论的批判的方面；也许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弗洛伊德没有让自己的理论来一个批判的转折，他也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并不十分关心是否存在其他类型的规范问题，这类规范的内容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较好地适应了人类本性的要求，并与人类生长的规律相一致。 要谈论弗洛伊德的人类学，就得讨论两个特殊的情况，即男人和女人的情况以及儿童的情况。 对弗洛伊德来说，只有男性才是真正的全面的人。女人是残疾的、阉割了的男人。她为这命运而受罪，只有当她接受了孩子和丈夫，最终克服了“阉割情结”后，她才能够得到快乐。但她在其他方面仍然处于劣势地位——比如，她比男人更加自我陶醉，更少地受意识指导。按照这种理论，人种的一半仅仅是另一半的残缺不全的翻版，这种奇谈怪论承袭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即认为女人的欲望几乎全部寄托在生儿育女和侍候男人上。弗洛伊德在《里比多是阳性》一文中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相信维多利亚时代关于女人没有自己的性欲的观念，是那种男人本质上优越于女人的极端家长制式的假定的表现。［注：全面理解这种宗法思想需要更加详细的讨论。这里只说一个事实就够了——在一切家长制社会中，妇女构成了一个受男人统治和剥削的阶级，象一切剥削集团一样，占统治地位的男人们必须生产出意识形态，以便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自然的、必要的、正义的。妇女象大多数被统治阶级一样，接受这种男性的意识形态，尽管私下里她们也常常怀着自己的背道而驰的思想。妇女的解放似乎始于二十世纪，它与工业社会中宗法制度的不断消弱并驾齐驱，尽管妇女完全平等事实上至今在任何国家都不存在。对家长制、母权制社会的分析由J．J．巴霍芬在其主要著作《母权论》（1859）中奠定了基础。对巴霍芬的著作一无所知就很难透彻地理解整个问题。他的选集译本以《神话·宗教和母权》一名出版］在宗法思想中，男性比女性更具理性、更实际、也更负责任，因而自然地注定要成为女性的领导和向导。弗洛伊德怎样全面地分享这种观点，通过他对J．S．穆勒表达的妇女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的反应就可得出结论了，因为穆勒是一位弗洛伊德在一切其他方面都深深爱戴着的思想家。弗洛伊德说，这里穆勒简直是“发疯了”；弗洛伊德怎么也不敢想象，他心爱的新娘会在市场上同他一决高低，而不是让自己受他的保护。 弗洛伊德的家长式的偏见对他的理论造成了两个更严重的后果。一个是他不能辨认情爱的本质，因为情爱是建立在男－女极性基础上的，只有男女双方平等（尽管是有差别的平等），极性才有可能发生。因而，弗洛伊德的整个体系是以性欲为中心，而不是以情爱为中心。即使在其后期理论中，弗洛伊德也仅仅把爱欲（生本能）一般地用于生物行为上，并没有将爱欲护展到男－女的范围，甚至与此相矛盾的将爱欲与性欲等量齐观。另一个同样严重的后果是，弗洛伊德大半生完全忽视了男女儿童与母亲、母爱的本性、以及对母亲的害怕的最初的联结。这种与母亲的联结只在俄狄浦斯情境方面被想像到，而那时小男孩已是小男人了，对他来说就象对父样来说一样，母亲是一个性的对象，他仅惧怕父亲，而不怕母亲。仅仅在弗洛伊德的晚年，他才开始看到这种原始的联系，但是他决没有认识到它的全部重要性。［注：参考约翰·鲍尔比的优秀论文《儿童与母亲联系的本质》，《国际精神分析学杂志》1958年第34期］撇开弗洛伊德自己强烈地固恋母亲的压抑不说，看来他那家长式的偏见也不允许有意识地承认女性母亲是与儿童密切关联的强劲有力的人物。［注：由于同样的原因，弗洛伊德也忽视了J．J．巴霍芬论母权的丰富材料，尽管他偶尔也粗略地提到它］尽管绝大多数证据适得其反，但几乎所有其他分析学家都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性欲理性和母亲的次要角色的理论。 象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我在这里指出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和它的社会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当然，这并不证明弗洛伊德理论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人们仔细验证临床证据的话，会发现它也没有证实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不能在此讨论这一点。关于这个方面，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特别是卡伦·荷妮的开拓性著作已经提供了临床结论，而这些研究结果都与弗洛伊德的假说相左。总而言之，或许可以一言以蔽之：弗洛伊德在这个领域中的理论似乎包含的真理甚少，尽管因其逻辑而总是令人浮想联翩、神魂颠倒，这大概是因为弗洛伊德受家长式的偏见影响太深的缘故吧。 弗洛伊德对儿童的描绘与众颇为不同。儿童象女人一样，有史以来一直是父亲压迫和剥削的对象。儿童象奴隶和妻子一样是男性父亲的财产，父亲“给予”儿童以生命，他可以象对待一切财产那样，独断专行而又毫无限制地对儿童为所欲为。（牺牲儿童的风俗就是这个情感丛的若干渲泄之一，而这一风俗曾在世界上流行得如此之广！） 儿童比妇女和奴隶更不擅于保护自己。妇女们用自己的方式与家长制展开了游击战争，奴隶们频繁地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起来造反。但儿童的发脾气、不吃饭、患便泌和尿床都不是能推翻一个强大的制度的武器。唯一的后果只能是，儿童成长为一个残缺不全的、被约束的成年人，并且经常是成为一个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报复的恶人，以发泄他曾遭受的苦难之私愤。 对儿童的统治，如果不是以粗暴肉体的方式表现，那么就是以精神剥削的方式表现出来。成人要求儿童满足他的虚荣，满足服从他的愿望，适应他的情绪，等等。成人没有认真对待儿童的事实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人们假定，儿童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据说它是一张白纸，成年人有权利和义务在上面书写文章（“白人的责任”的另一种说法）。人们由此相信对孩子撒谎没有错。如果一个人对成年人说谎，他必须以某种方式为此请求原谅。公然对孩子说谎不需要陪礼道歉，因为小孩子毕竟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当成年人是陌生人、敌人、病员、罪犯的时候，同样的原则也被使用。大体而论，只有那些并非无权势的人才有权利要求真理——这就是历史上在大多数社会中应用的原则，即令这不是他们的有意识的意识形态。 儿童革命象妇女革命一样始于19世纪。人们开始看出儿童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好奇的、充满奇思妙想的、敏感的存在，有刺激的需要。这种对于儿童的重新评价的征兆之一在教育界是蒙特苏里方法；另一个是影响深远的弗洛伊德理论。弗洛伊德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能在临床上证明：儿童期的不利影响对后来的发展有着极其恶劣的后果。他能够描述儿童独特而复杂的心理过程和情感过程。他特别强调了人们普遍否定的事实：儿童是感情丰富的存在，具有感官快乐的驱动力和种种奇异的幻想，这些给予儿童的生活以戏剧般的性质。 在临床实践的初期，弗洛伊德就设想许多心理病症可究其根源到成年人对孩子的诱奸行为，尤其是孩子的父母亲，他在这种对孩子的过激的崭新评价上走得最远。可以说，此刻他已成为对那借孩子的完善和自由之名进行剥削的父母的控告者。只要人们考虑到弗洛伊德扎根于家长式的独裁主义体系的顽固性，那么，对他后来抛弃这一激进的立场就不会感到惊诧了。弗洛伊德发现，在许多病例中，他的病人都设计着自己孩提时代对父母的欲望和幻想，而实际上这样的诱奸并未发生过。他概括了这些病例，并得出了与他的原欲理论相一致的结论：儿童是个小罪犯、小堕落者，仅仅处于里比多向成熟的“正常”人发育的过程之中。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弗洛伊德就这样描绘出一幅“罪恶的儿童”的图画，其基本点与奥古斯丁的图画大同小异。 在这个转折点之后，口号就可以说是“儿童有罪”了。驱动力将儿童引入矛盾之中，如果儿童面对矛盾却束手无策，就会引起神经系统的疾病。我不禁怀疑弗洛伊德的观点转折并不全由他的临床研究结果所推动，而是由他对现存社会秩序及其权威的信仰推动的。这一怀疑得到几种情况的支持，首先是弗洛伊德那种绝对的风格令人怀疑，他断言一切有关父母诱奸的记忆都是幻觉。难道这个绝对的论断不是有悖于并非罕见的成人对子女怀有乱伦兴趣的事实吗？ 弗洛伊德偏袒父母的假设的又一原因在于对待父母亲的形象，这在他的公开发表的病历中均可发现。我们十分惊奇地看到，弗洛伊德怎样歪曲父母亲的形象，怎样用各种品质给父母亲形象贴金，这显然与他自己所呈述的事实相抵触。正如我曾试图表明的那样，在弗洛伊德的小汉斯病历的例子中，他提到汉斯的双亲十分关注孩子的幸福，对他没有威胁，实际上这时的威胁和诱奸是昭然若揭，人们不得不闭上眼睛，以便不看见这些罢了。在其它病历中同样可以观察到这种情况。 关于弗洛伊德从孩子的辩护者转变为父母的保护者的解释，得到了Ｓ·费伦茨陈述的间接支持。这位弗洛伊德最有经验的、最富想像力的门徒之一、一向忠实于弗洛伊德，但在其晚年却与精神分析大师发生了严峻的冲突。［注：参考费洛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使命》关于这场冲突的详细描述。］费伦茨在两个重要方面发展了有别于弗洛伊德的观点，弗洛伊德对此反应如此尖锐，以致费伦茨最后一次拜访，他竟不与之握手。我们在此不太感兴趣的一个“分歧”是：费伦茨坚决主张，为治愈疾病起见，病人不仅需要解释，而且需要分析家的爱（这里的爱要从非性、非专属的意义上理解）。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一个更重要的分歧是费伦茨关于弗洛伊德的最初观点是正确的论点：成人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就是儿童的诱奸者，这并不总是植根于儿童心灵中的幻觉。 姑且不论费伦茨临床观察的重要性，人们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弗洛伊德为什么会反应如此强烈、如此动情，它涉及到一个比临床问题更重要的事情吗？是的，重要之点并不在于临床理论的正确性，而是对权威的态度，这种想法并不是牵强附会的。如果弗洛伊德真的放弃了自己原先对父母亲即对社会权威的激进的批判，并采取了有利于权威的立场；那么，人们的确会猜疑他的反应是由于对社会权威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因而一旦提醒他已放弃的似乎是对孩子的“背叛”的立场，他就强烈地反应起来。 要看清弗洛伊德的人的图景的概略，需要谈一点他的历史概念。虽然弗洛伊德无意于提供任何历史哲学的系统阐述，但他却发展了一种历史哲学的内核。在历史的初期，人没有文化，完全致力于人的本能的驱动力的满足，并在这种限度内得到快乐。然而，这幅图景与另一幅正好相反，即认为甚至在完全满足本能的这个第一阶段上也存在冲突。 人必须离开这个原始的乐园恰恰是因为他的驱动力的无限制的满足，这导致父子反目，儿子弑父，最终犯下乱伦大忌。叛逆的儿子们赢得了一场争斗，却丧失了反对父亲的战争，父亲们的特权永远受到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保护（这里再次使我们想起了弗洛伊德对权威的矛盾心理）。 由于在弗洛伊德看来，一种无限制地满足本能的状态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发展了另一个大相径庭的论点。这种人生极乐的可能性不可否定，但是，我们要看到，只要人停留在这个乐园中，他就不能发展任何文化。对弗洛伊德来说，文化是以本能欲望的局部不满足为条件的，它反过来使文化得到升华或形成反向作用。因而，人面临着一种抉择：要么是全部本能的满足和野蛮主义，——要么是部分本能的受挫并伴随着人的文化和精神的发展。然而，升华的过程常常失败，人不得不为发展文化而付出心理症的代价。必须强调的是，对弗洛伊德来说，存在于驱动力与文明及任何种类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决不同于驱动力与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压抑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注：赫伯特·马尔库斯曾试图描绘在与“压抑的”社会相反的自由的社会中完全满足驱动力的状态，他奉弗洛伊德为革命的思想家，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改良者。他忽视了弗洛伊德的构造的确切性，没有表明自己在这一点上否定了弗洛伊德体系的基础部分。］ 弗洛伊德倾心于文化，而不赞成原始性的乐园。然而，他的历史概念具有一种悲剧性的成份。人类的进步必然导致压抑和心理症，人不能既幸福而又进步。除了这种悲剧成份之外，弗洛伊德虽然是一个怀疑论者，但仍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对他来说，进步不再是桩纯粹的幸事。在弗洛伊德事业的第二阶段，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的历史图景成为真正的悲剧。超越一定点的进步不再是简单地以高价来赎买，而是在原则上就不可能。人只有一个战场，生本能与死本能在这战场上彼此争斗。人永远不能使自己从毁灭他人或毁灭自己的悲剧性的抉择中解脱出来。 在一封给爱因斯坦的有趣的信中，弗洛伊德试图使这个论点不那么刺耳，他写道：“为什么战争？”那时他称自己为和平主义者，但他的基本立场并不以个人的愿望为转移，也不受在新希望的十年（1920-1930）中所表达的深沉的悲观主义的难堪所左右；他既不改变、也不美化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的刺耳性。弗洛伊德的世界崩溃了，他不知所措，这位怀疑论的启蒙哲学家沦为彻底的怀疑论者，他把历史中的人的命运看作是十足的悲剧。既然资本主义社会在他面前表现为可能的最好的社会，并且不能以任何决定性的方式来改善它，那么就很难设想弗洛伊德会有不同的反应。 在结束这篇弗洛伊德人类学概略的时候，我应该强调指出，只有在弗洛伊德的基本矛盾及与此相联系或相牵连的社会环境中看待他，我们才能完全理解弗洛伊德人的伟大及其事业的伟大。说弗洛伊德的学说历时50余年而不需要任何基本的修正，或称弗洛伊德为革命的思想家，而不是一个悲剧性的改革者，这些说法因种种原因将会吸引许多人。然而所要求的是有助于对弗洛伊德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