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精神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1932-1969） 四、人道主义的计划 说明：《人道主义的计划》是1968年于加利福利亚洛杉矶召开的“管理科学研究”会议上的讲话，感谢《管理科学研究》允许将这个讲话发表。
人们在研究经营计划和政府计划之间的汇合点时，会立即明白，这个主题一方面暗示了心理学和社会哲学之间的汇合点，另一方面也暗示了管理和计划之间的汇合点。后一个汇合领域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中一个较明显的是工业心理学家的工作。或许最重要的一步是由埃尔顿·梅奥在通用电器公司霍桑厂的著名实验中采取的，他在该厂研究操纵或使用劳动人员的不同方案对生产力的效应，由此开始了后来的一切工作。梅奥以不熟练的女工为对象，采用了暂停和其他诱因使生产力扶摇直上。然后，他有意省去所有这样的诱因，而生产力仍然上升。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暂停和其他诱因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而且还减少了缺勤，促进了这些工人之间更友好的人际关系，但是，使生产力上升的不是这些因素，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因素——工人们对正在做的事情显示了兴趣。这个结论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的远见卓识。她们积极地参与并满怀兴趣地从事她们正在做的简单工作，因为她们已知道自己是实验的一部分，知道实验及其意义，因而她们破天荒地对那些纯粹机械的、重复的、令人厌倦的工作转而怀有兴趣。这的的确确是造成生产力增长的因素。除了金钱刺激之外，梅奥的实验从经验上证实了对工作的兴趣乃是一个有力的鼓励因素的原则。 利克特、麦格雷戈、怀特及其他追随梅奥的工业心理学家们，对梅奥的研究结论补充了新的材料。也许麦格雷戈得出了最激进的结论，他强调不但自我的满足即自豪和自尊能提高生产力，而且自库尔特·戈尔茨坦以来，在现代心理学中经常称为“自我激发”或“自我实现”的东西，也可以归于提高劳动生产力之列。 然而，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所有这些研究都受到下列问题的激发：“怎样推动人们去得到更好的生产效果？”或者是：“为了提高最终产品，应该怎样使用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手段来更有效地使用机器？”或者象梅奥教授那样别出心裁地给他的书定名为《工业中人的问题》。他本可以给它冠以《人的工业问题》的标题，但他没有这样做。关键问题是：“谁（或什么）是目的，什么（或谁）是手段？”在工业心理学领域里，目的似乎是劳动生产力，而人的发展或任何有益于人的事情似乎都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确实，许多工业心理学家看来都设想在人和工业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先定的和谐，这种和谐假定对人最好的东西也是对工业最好的。我相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我们应该反躬自问：“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又怎么样呢？”我们对《圣经》里那句引起争论的话是什么态度？“如果人将赢得整个世界并丧失灵魂，他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呢？”接下来的经文说：“人必须用什么东西来换取自己的灵魂？”答案当然是：“灵魂没有交换价值。” 尽管工业心理学做了完全有价值的工作，但我仍认为它在这一方面混淆了问题。它通过假设生产利益和人的最佳利益之间先定的和谐而掩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人的成长呢，还是首先关心生产、机器或组织？ 我们被迫正视一个令人尴尬的矛盾。我们的文化是建立在犹太基督教传统基础上的，我们受到信仰《摩西十诫》和《圣经》中的《黄金律》的教育，然而，我们几乎人人都有这样的实践，谁依照《摩西十诫》和《黄金律》行事，谁就会遭受失败。当然也有例外，特别是在某些领域，要把最大的成功和对我们传统的道德规范的顺从有机地联系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信仰的是一套道德价值，而行动起来却背道而驰。我不是个说教者，但这种在我们身上的分裂所具有的贻害无穷的后果，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生活在这种“分裂层”上的人尊重着一套道德价值，而在行动中又依照另一套相反的道德价值，他遭受着深重的负罪感的折磨，这削弱了他的能量，使他防卫，还常常使他使自己的负罪感投射到他人身上，等等；因而，关键在于承认我们生活的矛盾。我们是遵循马太的箴言呢，还是遵从那种以经济机器的增长和效率为我们一切努力的目的的原则？ 工业心理学所做的工作还有一点需引起我们悉心关注。象大多数学院派心理学一样，工业心理学是倾向于行为主义的，它与倾向于动力论的、作为我本人著作的参考框架的深层心理学正好形成一种对照。以后我将尽力说明为什么这种差别对于把心理学的方法运用于管理和计划极其重要。 心理学和管理科学之间的第二个，也是更基本的一个汇合点，是处于分析的社会心理学与在管理哲学中所表述的思想之间。管理哲学的思想在奥兹伯克汉和丘奇曼的著作中尤为突出。他们毫不隐讳地提出了疑问：“我们的计划是为了什么？我们计划的价值是什么？”他们提醒我们，在能够谈论战略计划以至战术计划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一切计划之下的道德规范和价值。 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更加基本了：我们说的计划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意思是指井然有序地执行一个预先决定的计划呢，还是象奥兹伯克汉阐述的那样是指“将来的意愿”？我们不妨以近来使用计算机促使基本能够和睦相处的婚姻对象结合来作个例子。一个通过这种方式定婚的即将当新娘子的人应该说“我们打算下个月结婚”呢，还是应该说“我们被安排在下个月结婚”？的确，我想这个问题不仅与幸运的或不幸的夫妻有关，而且与我们社会中完整的计划概念有关。我们真的在订计划呢，还是根据某些我们既不怀疑、也无责任的原则被安排去订计划？我们制订计划的这些原则是什么？我们的技术社会产生的订计划的标准似乎是：一个人应该做任何技术上可能做到的事。［注：刘易斯·曼福特早先已阐述过这个概念，而奥兹伯克汉和我也分别得出了这个概念］ 这个技术的价值原则意味着：如果我们有能力到月球旅行，那么，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去那里。同样，如果我们学会了怎样建造更具摧毁性的武器，那么，我们也应该一往无前地制造这些武器。从这一点看，技术上的可行性就成为形成一切价值的根源。的确，如果单纯地以技术上可以办到为准则，那么，宗教的、伦理的准则就被丢弃了。一个人应该做善的、真的、美的事情，做有益于人的成长和活力的事情，我们的传统精神准则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接受那套鼓吹应该做任何在技术上可以办到的事情的规范体系，那么，我们的确可以停留在口头上应付传统的价值体系，而在实际上却抛弃了它。当然，我们不是有意识地把这种“一个人应该做他能够做的事情”的技术假设作为一种价值原则，因而它不是一个明确的规范。但是，它决定着我们的行动，而我们在心灵深处却仍然恪守着犹太基督教的传统的规范。 我们面临着人道主义的规范与技术进步的支配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吗？庆幸的是存在着第三种价值体系的可能性，它不是建立在启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我们对人的本性的认识上。如果我们能逐渐理解人的本性，那么，就有可能决定什么对人是善的，什么对人是恶的，这种思想正是第三种价值体系依存的基础。这里的“善”和“恶”并非指人有无欲求，也不是单纯地指人的物质富裕境况的好与差，它是指有益于完整的人的全面成长，有益于人的全部能力和潜力的充分发展，善就是人的最佳成熟的获得。客观上有效的规范能以这种方式不求助于启示而确立，这些规范与道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伟大的人文宗教通用的规范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这一章里我不能陈述这种规范的可行性，但是，补充一两句解释性评论不无益处，因为它可以有助于在系统分析中应用的概念和精神分析中应用的概念之间形成一种联系。 象生态系统、政治系统、人体系统、细胞系统、社会系统、组织系统一样，人也是一个系统。在分析“人”这个系统时，我们懂得自己是在与一种力量系统打交道，而不是与个别行为的机械结构打交道。象任何系统一样，“人”这个系统内部有着极大的一致性，它显示出极大的抗拒变化的能力；更有甚者，改变系统的一个项目，而它据称是另一个不合要求的项目的原因，但在作为整体的系统中却不会产生任何变化。 理解“人”这个系统的困难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它遇到了在日常思维中对系统概念的理解的相同的困难。它要求思考各种过程，放弃那种陈腐的因果思维模式。另一个困难在于，大多数人难于接受表面行为背后的力量的观念。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看到人脸红脖子粗地叫喊，你说“他发怒了”，你会自以为判断正确。但是如果你更加深入地探究他的系统，你会说“这个人受惊了”，如果你再进一步深入探究进去，你会做出决定：“这个人绝望了。”以上三个断言都对。然而，我们有不同的相关度，因为只有“这人无能为力”这个断言才接近我所谈的事情的基本事实，如果我把他看作是发怒的人，那我就只看到表面现象。 驱动的力量经常是无意识的。比如，你看到邮局窗后站着一个人。此时刚好六点钟，但仍有三个人在等待，而他却关了窗户。如果你是个细心的观察者，你就会看到，他对于这三个人因买不成邮票而不得不离开，脸上掠过了一丝满足的表情。他并没有察觉到，但这件小事却可能给你以这样的暗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例如在恐怖制度下，这人也许就是个虐待狂。在允许他颇为公开、甚或强烈地表现其虐待的环境下，虐待的倾向会肆无忌惮地发泄出来。这里我们再次认识到，象虐待欲这样的确定力量在行为和意识中可能几乎察觉不到，但在一定环境下，却可以成为特定的个人机体中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也许说“性格”比说“系统人”好些，因为我们都熟悉“性格”的含义。甚至不是专职心理学家的人都从经验中得知，不可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和他表现出来的举行完全相吻合，它往往与他对自身的认识相去甚远。如果我们真的去评价人们，我们不是根据他们一时之所为来判断，而是根据我们凭直觉获知的确定的力量来判断，我们相信，这些力量今后在一定的环境下会日渐醒目。当然，即便是一个知识最渊博的人也不可能确定地预见到一个人将来的行为，而只能预言其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了整个群体所共有的性格结构，那么，我们就能够以更大的确定情预见以未来的群体形为。 作为一个脚注，我们不妨回忆一下1932年的情形，那时我们对假如希特勒掌权、或一旦他上台执政，工人和职员怎么样反应怀有浓厚的兴趣。就他们为人所知的观点来看，他们是百分之百地反对纳粹主义的。但我们确信，他们是与希特勒斗争呢，还是一旦希特勒得势，自己也成为纳粹分子，或者是苟延残喘，既不作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也不作反对他的勇士，这取决于他们性格结构中独裁主义力量与反独裁主义力量的相对力度。通过分析这个群体的性格结构，我们能够大致预知抉择上述三种方案之一的人数的百分比，这个预见后来被事实证明大略正确。 简而言之，我的主要论点就是对系统“人”的分析必须成为系统“企业”、系统“社会”分析的主要部分。换句话说，人的科学必须成为管理科学中的一门。纵使我们不同意基于人的知识来建立客观上有效的道德价值的可能性，但下述事实仍然存在：除非我们理解系统“人”并把它溶合到社会的、组织化的系统中去，否则，我们简直连自己在计划中正在做什么都不知道。不这样做，我们在分析一个社会系统时就会忽略了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子系统。除此之外，一旦我们理解了系统“人”，那个决定一般的、客观上有效的价值的难题就可能不那么重要了。即使我们不能就一个理性伦理学体系的有效性达成一致意见，但对“一定的管理体系对人有什么意义？”的问题却能得出一个共同的答案。一旦我们知道了计划对人的意义，那么，就能够考虑到这些意义，并决定与别的计划相比我们是否更喜欢这个计划的目标或管理的方法。这些意义是很重要的一点，它们只有通过对计划所指的社会系统内的系统“人”的研究才能被认识到。如果对人不了解，我们就会易于想象那种证明我们喜欢的计划方法正确的结果，实际上它们却是虚构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使自己局限在这样的问题中：“在七、八小时的工作时，计划或管理的一定方式对人的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我们还要问：“在工作之外的情境对人的行为有什么重要性？” 让我们设想一个明确的例子，一位蓝领工人从事一项重复性的工作。他处于厌烦、憎恶、气愤之中。实际上这工作没有给他任何快乐，但他在一天工作之余或在周末，当他已经疲倦之时却可以任意消费，以此来补偿其工作的不愉快。然而，这种消费是有限度的，令人恼怒的。他生活在一个广告铺天盖地而来，大大超过他的消费能力的世界里。虽然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工人相比，他的生活水平是高的，但他在主观上仍然感到他的消费能力受到限制。我们听到他抱怨税收高，抱怨黑人搬到他家附近居住，诉说对失业的担心。他这种含而不露的憎恨和愤怒对他与妻儿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对他作为公民的功能又有什么作用呢？难道他最终不会落入煽动家的陷井，利用其憎恨以达到对这个蓝领工人的切身利益毫无关系的目的吗？简而言之，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在工作系统中创造出一定的效果，而你可能看来也管理得得心应手，但你也会在系统“人”身上创造出个人的和社会的否定性的缺陷，它们超过了企业的那些优势，为此全社会在物质上和道德上都付出了代价。只有对人的结构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研究才能显示出一定计划和管理的全部效果究竟是什么。 最后，当然你可以达到规范概念，它们在那些研究系统的人所相当熟悉的立场来看是客观有效的。如果问你：“系统‘人’的最佳功能是什么？”你可以回答说：“这意味着人所有的能力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人自身、人与人之间、人与其环境之间的摩擦和精力的浪费都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内。” 用一、二个例子可以更具体地说明这个一般原则的含义。人有一种亲近他人的需要。这种亲近能设定为好几种表现形式，例如，一个顺从的人对他所依附的人的亲近。在这种情况下，亲近的代价是丧失独立性，缺乏判断力以及对他所依赖的人的反抗倾向（尽管这些倾向经常是无意识的）。这种建立在顺从基础上的亲近妨碍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由于顺从和反抗之间的冲突，就在其自身制造了深深的摩擦。 只有一种形式的亲近不妨碍发展，不引起摩擦或精力的浪费，这就是成熟的爱；这种爱是指两个人之间完全亲密的关系，同时每个人又保持自己的充分独立，从某种意义上看则是保持其分离。内在的爱，既不矛盾，也不消耗精力，因为它联结了人的两个最深刻的需要：亲近的需要和独立的需要。其他的例子有理智力量和情感力量之间的适当平衡，无条件宽恕一切的仁爱原则和责任及结构的原则之间的适当平衡。还可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证实系统“人”的真正本性在于：一定的解决方案引出最佳功能，另一些解决方案则引起浪费的功能紊乱。当然后一种情形在神经病症状和精神变态中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常态症状”、文化模式的缺陷是系统功能失调的表现，许多或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染有这些缺陷，但他们并没有把它们作为病态来体验。 以我们目前关于系统“人”的知识来设计那种导致最佳功能及极少精力浪费的性格结构的模式是完全可行的。这样的模式允许客观有效的道德价值的详细陈述。其实，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都曾设计过这类模式，虽然他们用的术语与以上介绍的有所不同。不曾明确论述过价值问题的弗洛伊德也含蓄地确立了某些最有助于人的最佳功能的价值。 因此，一体化的计划要求将系统“人”结合进“企业－政府－社会”的系统中去。人们完全有可能发现某些经济上有效率的事情对于人性、因而对于社会却是有害的，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在我们的真实目的之间进行抉择——要么是最大限度展示人，要么是最大限度地增长生产和消费。只有当我们不再相信在两者之间有一种先定的和谐的时候，或者用传统的宗教语言来说，只有当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利益是与凯撒的利益是一致的时候，我们才能作出这样的抉择。实际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美国，在整个西方工业化世界（我认为工业化世界也包括苏联），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与其说是经济的危机，不如说是人的危机。我们看到暴力、厌倦、焦虑和孤独不断增长，我们日益增长的消费似乎不足以满足人的渴望，渴望超出自身的再生产和沉湎于物质享受。 有没有摆脱这种人的危机的途径呢？也许我们最好是扪心自问：我们需要在系统“人”身上制造缺陷，以便获得一个有效地管理和经济地生产的系统吗？我们需要生产病弱的人，以便得到健康的经济吗？我不怀疑，以人的充分发展为中心，而不是以最大限度地生产和消费为中心，完全可以建设一个工业的社会。但这将意味着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在我们的总体目标中，在生产的优先权上，在我们的管理方法上都来一个彻底的变革。我们能否进行这些变革以避免衰变的危险，这确实是难以预料的。无论如何，存在着一些充满了希望的因素。首先，我们拥有物质手段和技术，具有理论知识及洞察力来使技术社会人性化。其次，对于这样人性化的要求与日俱增，不仅在所谓的嬉皮士和激进的学生中间，而且在那些没有忘记人道主义传统的美国人中间，他们的良心和担忧并未泯灭，他们越来越觉察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极易产生痛苦和厌倦。我相信，对我们社会组织类型的人的重要性的日益增长的认识，我们的毫无价值的计划，这对我们文明遗风的确可以是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