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作为军事领导人的托洛茨基

旧的与新的神话

　　苏联及各官方共产党的传播媒介对托洛茨基的态度，曾经十分显着地反映了苏联、在较小程度上反映了东欧和所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发展。
　　在列宁去世之前，托洛茨基曾被视为十月暴动的组织者、红军的创建人、领导人和党及国家中列宁身旁的第二把手。很多书本、小册子、期刊和报章提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权（国家、政府等等）”。[1]在1924年到1929年间，托洛茨基的形象逐渐被改变为政治上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人物。1929年之后，他被宣布为一个孟什维克反革命份子，而在1935年之后就成为第一号公敌、间谍、纳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希特勒的信徒（法国共产党人杜撰了“希特勒－托洛茨基份子”这个名称）、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和恐怖行动的组织者。
　　在赫鲁晓夫所主持的非斯大林化开始之后，特别是在Glasnost［开放］的初期，一个有意义的转变发生了：托洛茨基现在被描述为真正启示斯大林的人；斯大林实行了他的纲领；如果他在权力斗争中取胜的话，他就会是“第二个斯大林”。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新的历史神话创造出来，1920年代后半期的旧神话复活了。例如，在1980年代后期，伏尔科戈诺夫（Volkogonov）将军在他所写的斯大林传中宣称，在格鲁吉亚的问题上，列宁并没有建议与托洛茨基结盟来反对斯大林，虽然关于此事的文件证据是绝对不含糊的。伏尔科戈诺夫也声称，列宁并没有认为托洛茨基是他的继承人，虽然现在已经出版的文件都证明这的确是如此。伏尔科戈诺夫之声称托洛茨基要用军队来反对斯大林，在以经验为依据的证据中，是没有任何基础的。[2]
　　可是，最近几年来，伏尔科戈诺夫将军对档案材料进行了透彻的研究之后，写了一本关于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角色的书，几乎完全修改了先前包括在他的斯大林传中的负面判断。[3]
　　然而，他仍然认为托洛茨基在内战中的措施促进了无产阶级中的恐怖部份。
　　这些神话和指控终于经历了180度的转变。在旧苏共和其它共产党的“自由派”（其实是自由－保守派）和社会民主派的圈子中，托洛茨基被说成为不是激励斯大林、而是激励列宁的人。把列宁从资产阶级民主的小径拉开、使他沿着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道前进，是托洛茨基的功劳。应对“乌托邦的”、“暴力的”十月革命负主要责任的是他。他应对造成斯大林这样的人物负责，因为斯大林主义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结果。在这同时，他被洗雪了一切犯有罪行的诽谤，他对苏联建设的贡献也被承认了。
　　对托洛茨基角色的这种反反复覆的评价，大体上反映了对革命的态度、对革命本身的反复评价。
　　今天在俄国，对托洛茨基的这种含糊不定的态度，是由于群众仍然有限度的参与和政治混乱，也是由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倒退。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托洛茨基和列宁及卢森堡一起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两个主要趋向合起来──无产阶级的自我活动和国际主义。就是由于托洛茨基的前后一致的、有原则的行为，我们才在他之作为军事领袖的活动中再次找到这两个主要趋向。

红军的缔造者

　　没有人对托洛茨基是红军的缔造者提出质疑。我们现在知道，被错误地包括在《列宁全集》中的那篇著名的1918年2月21日的敕令“祖国在危险中”（《列宁全集》〔英文版〕，第27卷，第30－33页），事实上是托洛茨基写的。夏皮罗（Leonard Shapiro）曾经说过，“创造红军的功劳，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大”[4]这也是列宁的观点，他是在那篇有名的与高尔基的谈话中表达这个观点的。[5]许多同代人，包括卢那恰尔斯基，都说过同样的话。美国最重要的俄国史专家之一，布鲁斯．林肯（W. Bruce Lincoln），称红军为“托洛茨基的红军”。他写道：

　　托洛茨基以其卓越的组织才华和天才的领导能力了解到：没有一大批受过近代战争方法训练的军官，俄国的初生红军是不能够发展的。[6]

　　那是一个动人的组织成就。他从几乎一无所有创立了一支拥有五百五十万人的军队，其中大多数人是农民。他如此成功地团结了这支军队、使它遵守纪律，以致能够不需要任何大的压制措施来保持这支军队的内聚力和士气。他所用的措施，其压制性当然比资产阶级军队在战时所用的要小得多了。更动人的是，他在征募、运用前沙皇军官方面的成就。在这些军官当中，约有一千个将官。这些军官占红军司令员相当大的比数。列宁支持这种做法，但是，这是托洛茨基的主意。这是获得足够数量有训练、有经验的“红色司令员”之前必要的一个方法。他一定要创立一支有效的、集中的军队来抵抗反革命的白军，阻止它们消灭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在内，主要地要以分散的游击战来对抗白军。在当时的国际力量关系之下，这种游击战术会招致苏维埃快速的失败。
　　托洛茨基在组织上的成功，表达在极大多数前沙皇军官和极大多数农民士兵一直对红军忠诚这个事实上，虽然这两组人在政治上并不接近布尔什维主义。这种组织成就，与托洛茨基建立红军的政治作风有密切关系。纪律主要是靠鼓动与道德劝喻的方法达到的。逃兵事件是用宽大的态度来处理，其目的是使他们重新融合。在十分之九的情况中，这种做法起了作用。
　　托洛茨基在《My Life》［《自传》］中描述了他在梁赞区和数千个逃兵的邂逅，引用了他在1919年2月24日对聚集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厅中的年青红军指挥官的演说：

　　给我三千个逃兵，就说是一团人吧；我就会给他们一个勇于战斗的团长、一个良好的政委、合适的营长、连长及排长──这三千个逃兵在我们这个革命国家中就会在四个星期中形成一个光辉的团。[7]

作为阶级战争的内战

　　他在建立红军上的动人成就，是与他在内战中、在取得反对反革命白军、反对外国干涉的胜利中之作为总司令的角色相称的。瑞士专家莱德雷司令曾写过：“说内战的胜利主要是托洛茨基的功劳，一点也不过份”。[8]在内战中，托洛茨基的战略，是建基在对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内战的一种特别的政治──道德概念上，也是建基在敌对力量所包围的实际局势中对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所特别需要的事物的了解上。
　　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领导的内战的特殊性质，有一个独特的、勇敢的概念。它可以被总结为以下的公式：以有系统地提醒敌军士兵注意他们自己的基本阶级利益来瓦解敌军。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政令──和平的政令与立即分配土地给农村中农民的政令──就有这种效果。兵士集体逃离沙皇军队，为的是能够参加土地的分配。[9]后来，允诺在白军占领区域的农民可收回被地主夺去的土地，起了相似的作用。就城市工人而言，有系统地着重红军的无产阶级性、国际性[10]，有系统地着重它之保卫工人政权、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也起了相似的作用。
　　托洛茨基把每个内战看成为阶级战争。他在俄国内战和被外国干涉所支持、反对法国革命的旺代〔德国西部一地区──译者〕之战之间看出相似之处。他时常指白军为俄国的旺代。他也看出与美国内战的相似处。美国内战的决定关头，是当林肯宣布解放奴隶、准许组成黑人军团的时候发生的。托洛茨基后来在对西班牙内战的分析中，系统化了他的阶级战争概念。[11]
　　苏联在这次内战中的特殊地理地位，也有它自己的军事逻辑。托洛茨基的军事经验虽然有限，但他不久就认识到这点。白军在职业性与机动性上好过红军。他们又有外国军团的支持，可以得到金钱、武器与军需品的供应。可是，他们的弱点，除了社会基础狭窄以外，就是从来没有办法有效地团结他们的力量。他们是在地理上互相隔离的阵在线作战。白军将领之间缺乏团结是与领头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干涉战争的帝国主义列强不同的经济、政治利益有关：德国（与芬兰联盟）、法国（与波兰联盟）、日本、英国与美国。[12]
　　为了利用这些弱点，红军利用它的“内圈”的种种优点，在一支中央后备军的支持下，时而在东面，时而在北面，时而在南面，时而在北面出击，以致敌人只能集合小部份力量来对付他们。在这种战略中，托洛茨基的著名K车扮演重要角色。[13]执行这个战略的主要问题是苏维埃控制区运输系统的贫乏。因此托洛茨基才认为修复运输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成功地应用这个战略原则也需要所在红军力量的集结。这就受到了支持分散的游击策略的人们的反对。但是，托洛茨基在列宁的充分支持下，随心所欲。[14]
　　托洛茨基拒绝接受任何特别“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观念。[15]这个观念被相当多共产党员等同为“进攻的原则”。为了这个问题，他就与一群接近弗朗泽、（受图哈切夫斯基支持）的共产主义军事专家们，展开了一场剧烈的争论。在1923－24年时期，这个团体支持斯大林、齐诺维也夫和加米湼夫的三头执政，反对左派反对派，因此对斯大林派的胜利作出不小贡献。[16]
　　托氏之拒绝接受“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概念，正如他之拒绝接受“无产阶级文化”的观念那样有力。他也对像法国的福煦元帅那样的资产阶级军事领袖持批判态度，因为后者把几个陈词滥调当做军事科学的“基本原则”。托洛茨基比其它一切更着重的，是成功的军事战略在历史上、社会政治上的相对特性，因为在每个例子中，成功的军事战略都是符合特殊利益、特殊情况的。对托氏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实施调动的能力。他的规则是，根据特定情况及对力量关系的现实估计来行动，依据情况的需要来进行攻势或守势。主要的原则是，在企图取得敌人的主要阵地的时候，不要以失去自己的最重要阵地为代价。对他来说，保卫彼得格勒对抗尤杰尼奇的进攻是关键性的，因为彼得格勒是俄国革命的堡垒，因此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堡垒。正如布鲁斯•林肯在他的内战史中描写的，托氏确实挽救了红色无产阶级的彼得格勒：

　　托洛茨基派遣了男人、女人们去保卫彼得勒，这些人的心被他的革命热情所烧炽，被他对布尔什维克在建立的新世界的始终不渝信仰所安慰。当尤杰尼奇在普尔科沃的军队准备最后攻击时，这支工人军团把彼得格勒转变为托洛茨基单人在从莫斯科来的夜间火车上所设想出来的迷宫式堡垒。（《红军的胜利：俄国的战史》，第298页）
　　托氏赞成将波兰军队赶出乌克兰的攻势，但是，在下一阶段里，他却非常担忧红军对华沙的攻势。由于同样的理由，他倾向于完全拒绝接受“军事科学”的概念，宁可把它描述为一个与良好军事技术有关连的军事艺术。[17]

　　有些作者含沙射影地指托洛茨基在内战中担任军事司令时，犯过极坏的错误。他当然像每个人一样犯过错误。但是这些错误的具体情况怎样、它们的严重后果到底是甚么，仍然是一个谜。罗伊．麦德维杰夫（Roy Mad vedev）也作过同样暗示，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证据。[18]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虽然是托洛茨基的批评者，但是对他之作为军事领袖作出了非常正面的评价[19]，与列宁格勒的历史学家比立克（Vladimir Billik）一样。

“劳动军事化”的神话

　　内战终结的时候，俄国面临大量红军复员的问题。要防止大量失业会减弱工人阶级在苏维埃社会中的地位，托洛茨基建议将相当多的武装部队转变为“劳动军队”。这支军队应该主要地被用来修复破坏了的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系统。这个建议，在以后的争论中被描述为“劳动军事化”，在当时被第九次大会所通过，而且得到了日后是围绕着什利亚普尼科夫和科隆泰的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及列宁的支持。[20]
　　托洛茨基更走前一步。不但红色兵士应该变成红色工人，而且饥饿的、失业的工人应该送到工厂去，促进工业生产，使之正常化。由于工人阶级广泛的粗鲁、愚昧、破落化，工作场所中就需要严格的纪律。导致内战胜利的那个方法，现在可以导致生产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托氏的公式“劳动军事化”的起源。列宁完全支持这个建议，虽然它在党的某些圈子中遇到反对。[21]
　　托洛茨基在以后的争论中被指控为要引进对工人、工会敌视的政策。他在工会争论中所犯的错误当然助长了这个神话的建立。[22]可是，今天，俄国的“自由派”圈子却声称托洛茨基在“劳动军事化”方面的建议替斯大林派和官僚层压制工人的专制政策铺了道路。斯大林只是更有力更野蛮地将托氏所建议的东西付之实施而已。
　　但是这与历史上可查明的事实一点也不相符。在所谓劳动军事化的时期中，工厂里没有对工人采取压制行动的例子。不但是新神话的制造人，就连伊萨克•多伊彻、汤尼．克利夫（Tony Giff）这样的友好批评者都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托洛茨基在工会争论中之所以采取他的那个立场的动机之一，是他对普通工人与行政机构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的关切，以及他要准备工人在工厂管理部门中取得主要位置的愿望。托洛茨基的建议，不管它们的表面迹象是怎样，不管这在当时并没有被对方了解，事实上是比列宁的建议更接近工人反对派的立场。这就是布哈林在工会争论中支持托氏的原因，因为他在当时敏锐地觉悟到官僚化的危险。
　　托洛茨基在关于“劳动军事化”和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在心理上、政治上所犯的种种错误，减弱了他在1922年和23年的党内决定性冲突中的地位。这些错误对列宁的态度也有负面的影响。列宁以一位新的总书记斯大林来替代接近托洛茨基的以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和克列斯京斯基为中心的党第一书记处，产生了列宁本人只在1922－23年才意识到的悲惨结果。这些错误在开头也使党和党外工人不相信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的建议。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错误是导致斯大林派和苏联官僚层胜利的一连串重大原因中一个次要的环节。
　　1921年和22年的所有这些讨论，发生在以下的更广阔经济问题的大环境中：党应该保留战时共产主义吗？或者，在农业和商业中局部恢复市场关系、在农村中结束征用制，是在农村和城市中刺激生产力发展的先决条件吗？多依彻指出了这个大环境的重要性，是十分确切的。正如已经在许多场合被指出的，托洛茨基提出以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的时间，至少比包括列宁在内的其它党领导人早了整整一年。

民兵和选举军官

　　说这个专制的托洛茨基是残暴的斯大林的先行者这个神话，也是与另一个历史事实矛盾的。1922－23年以后，托洛茨基要红军在地域民兵制度的基础上重组。正如马金托什（J.M. Mackintosh）正确地指出的，这是因为托氏“要以在工业中心征召民兵、将此民兵队伍驻扎在该地区的方法，来增加城市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比重”。[23]
　　这个建议把他带进与从沙皇军队投靠过来的军事专家们的冲突，这些专家们在当时的发言人是一本讲战略的标准书本的作者、军事学院的教授斯伟钦将军。[24]但是在这时候，这个争论中的对阵已经变更位置。在内战期间，主张建立一支集中的由前沙皇军官指挥的军队的，是托洛茨基。现在他是无产阶级民兵制的主要辩护人。这个争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涉及选举原则。在红军中，指挥人员本是指派的，不是选举的；但是现在，托氏建议回到民兵的选举原则。他在1924年写道：

　　我们必须在我们眼前永远有两种情况：如果转变到民兵制度的可能性在开头因苏维埃结构的建立而被创立的话，那末转变的速度仍然是由这个国家的一般文化条件所决定：技术、通讯方法、读写能力等等。[25]

　　他在《被背叛的革命》中进一步说：“正规军与民兵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作为真正朝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公正指标。”[26]根据戈斯托尼的记述，在1925年，红军由36个地方师和26个正规师所组成。在1930年，58％的步兵师是地方师，而在1934年，这个比数达到74％。[27]到了1935年，情况彻底改变了。在那一年，只有34％的步兵师是地方师，而在下一年，这个比数更下跌到23％。托洛茨基把军队在1935年所发生的事件描述为“国家革命”。[28]
　　当然，这个政策转变，部份地是由于日增的战争威胁、客观地需要机动化和建立一支职业性的坦克师。[29]托洛茨基评论说：

　　可是，从74％下滑到23％似乎是过多了。我们可以假定，没有法国参谋部门“友好的”压力，它是不会下滑到这个程度的。[30]更可能的是，官僚层抓住一个有利的口实来这样做，因为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政治考虑而强制规定的。
　　由于民兵制的特性，民兵师是直接依靠人民的。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这个制度的主要优点。但是从克里姆林宫的观点，这也是它的危险之处。………
　　军队是社会的副本，而且受着社会一切疾病的损害，特别是在较高体温下。战争这个行业太严峻了，所以与虚构和模仿都合不来。军队需要新鲜的批评气氛。指挥人员需要民主控制。红军的组织者们从开始就了解这一点，认为准备像指挥人员的选举这样的措施是必需的。[31]

　　但是苏联官僚层并没有在1935年引进选举制度。它反而在解散地方师的同时，引进了旧的军官阶层及其“古典的”等级制度、军士军阶、勋章和日益增大的物质特权。这是苏维埃热月反动在红军中取得胜利的表现。托洛茨基争取民兵制度、争取指挥官选举的斗争，是他的反对苏维埃热月反动的一般斗争一部份。令人感到兴趣的是，1990年，一位名叫波齐鲁克（Podziruk）的苏联陆军司令、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公开主张军队的民主化，要求军队回复到原来的结构，即托洛茨基当初所坚决主张的结构。[32]

注释：

[1]我在很多可能得到的例子中仅仅选出三个来。罗莎．卢森堡在收集于1970年纽约出版的《Rosa Luxemburg Speaks》一书中的《The Russian Revolution》[《俄国革命》]（1918年）一文中经常提到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和“列宁、托洛茨基的”政府。约翰．里德（John Reed）所著的、被列宁高度赞扬的《震撼世界的十日》一书中也是如此提及。同样地，很多发给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贺电是给列宁和托洛茨基的。

[2]伏尔科戈诺夫（Dmitri Volkogonov），《Stalin》〔《斯大林传》〕，1989年Dusseldorf版，第145页。

[3]伏尔科戈诺夫《Trotsky, the Janus Face of the Revolution》〔《托洛茨基，革命的守护神》〕，1992年。

[4]该引句来自B.H. Liddel Hart 着的《The Red Army》〔《红军》〕，1956年纽约版，第27页。

[5]我们可以在1924年莫斯科版的高尔基小册子《V.I. Lenin》〔《列宁》〕第一版中找到以下句子：“列宁把他的拳头放到桌子上后，说：‘给我看看另外一个能够在一年之中组织一支几乎是模范的军队、赢得军事专家们尊敬的人。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人。’”（第37页）。

[6]布鲁斯．林肯，《Red Victory．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ivil War》[《红军的胜利．俄国内战史》]，1989年纽约版，第173页。

[7]托洛茨基，《My Life》[《自传》]，1960年纽约版，第413页。

[8]引自Liddell Hart 写的《红军》第43页。

[9]托洛茨基，《Comment la revolution s’est armee》[《革命是怎样武装它自己的》]，1967年巴黎版，第45－6页；R.P. Browder 和　Alexander Kerensky 合编的《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Documents》〔《1917年的俄国临时政府的文件》〕，1961年史丹福版，第3卷，从1614页开始。

[10]红军的士兵宣誓要实现世界革命。红色舰队的二只巡洋舰被改名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巴黎公社”。

[11]见1973年纽约版的《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1939)》〔《西班牙革命（1931年－1939年）》〕一书中第320至322页的《西班牙的教训：最后的警告》一文。

[12]当时的曼彻斯特卫报记者M. Philip Price对这些矛盾提供了极好的分析。见他的《The Russian Revolution》〔《俄国革命》，〕，1921年伦敦版。

[13]Larissa Reissner，《Sviask》(托洛茨基的活页笔记簿，第12本)。

[14]“有一次，列宁以给了托洛茨基一张上面印有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信笺抬头的空白信纸，来着重他对托洛茨基的信任。他在那张信纸的底部亲笔写了：‘同志们：由于知道托洛茨基同志下命令时的严谨，我如此相信、如此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的正确、合宜和对事情成功的必要性，以致我毫无保留地签署这张命令。V．乌利亚诺夫／列宁’。托洛茨基当然一辈子保留了这个文件。”（Roy Medvedev，《Let History Judge》〔《让历史来判断》〕，1989年牛津版，第105页）

[15]引自Liddell Hart 写的《红军》，第30页。

[16]托洛茨基，《L’ Art de la guerre et le marxisme》[《马克思主义与战争的艺术》]，1973年巴黎版，从第88页开始。

[17]‘战争建基在许多科学的基础上，但是战争本身不是科学──它是一个实用的艺术、一个技能‘……一个野蛮、血腥的艺术。……’（引自伊萨克．多伊彻的《The Prophet Armed》）〔《武装的先知》〕，1970年牛津版，第482页）。

[18]Medvedev，《让历史来判断》，第103－8页。

[19]Walter Laqueur ，《Stalin》〔《斯大林传》〕，1990年慕尼黑版，第73页。

[20]多伊彻，《The Prophet Armed》，第494、496页。

[21]同上，第491－3页。

[22]见本书第三章。

[23]Liddell Hart　写的《红军》，第33页。

[24]同上书，从第53页开始；亦见《The Revolution Betrayed》[《被背叛的革命》]，第220－25页；多依彻，《武装的先知》，从第477页开始。

[25]《被背叛的革命》，第217页。

[26]同上书，第219页。

[27]戈斯托尼（Peter Gosztony），《Die Rote Armee》〔《红军》〕，1980年维也纳版，第124页。

[28]《被背叛的革命》，第215页。

[29]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是1930年代欧洲最杰出军事战略家之一。他比哈特（Liddell Hart）、曼斯泰因（Manstein）、古德里安（Guderian）及戴高乐（de Gaulle）等人更懂得机动独立坦克师的重要性。他开始沿着这些路线来改组红军。斯大林停止了这个做法，解散了坦克师──造成1941年6月以后的悲惨后果。这就是1937年有这么多红军司令员、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在内被谋杀的背景。

[30]1935年，法国与苏联结成了被称为赖伐尔公约的、牵涉着两国参谋部之间合作的联盟。

[31]《被背叛的革命》，第220、222页。

[32]在1990年8月20日的墨西哥日报Excelsior的一篇访谈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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