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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
托洛茨基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
《托洛茨基提供另类选择的出路》第7章
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著
田七 译
译自《托洛茨基提供另类选择的出路》（Trotsky as Alternative，英国Verso出版社英译本，1995年）第7章。感谢“当值志愿者”和“季耶”校定部分译文。翻译过程中译者亦参考了兆立先生的译文。
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批判史。一个有足够说服力的法西斯主义解释理论从前是、如今也是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先决条件之一。 在新兴的社会现象中，没有哪个像法西斯主义那样，它的出现和对它的解释是如此显著地同步演进。
我们不难找到发生这种同步的原因。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它首先威胁并动摇了数百万人的生存条件，紧接着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对于无数人而言，社会的历史走向和个人命运猛然联系在一起。因此理所当然，那些受此影响的人试图去理解这个压在他们身上的命运重担。意大利法西斯党徒发动的第一次纵火袭击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此后70年间，无论是工人运动的主要思想家、还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都被这个问题迷住了。
对于同时代的社会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来说，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反革命的胜利物——和斯大林主义同样是难以概念化的。而托洛茨基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再一次显示出他的思想的领先性和启发性。没有哪位思想家可以像他那样清晰地把握住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法西斯主义对工人运动以至人类文明的威胁程度。当时只有托洛茨基一人及时地警告工人阶级要警惕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并坚持必须击溃法西斯主义，并筹划必要的抵抗行动。毫不夸张地说，除了马克思的《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在对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无论是分析深度还是清晰度，托洛茨基在1929至1933年间关于德国问题的著作都是首屈一指的。[1]
托洛茨基的热情投入和他对法西斯主义所能引起的足以威胁到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乃至整个民族的可怕危险的卡珊德拉式[2]的预言，从伊始便是基于对法西斯主义这一新兴历史现象的纵然在理论上复杂但却清晰的理解。相比之下，在1930年至1940年间托洛茨基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著作中，我们很少可以看到在理论洞察力、具体的政治分析和政治行动的指导这三者间有如此直接的、一针见血的联系。
法西斯主义有什么特点？
法西斯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发生系统性危机的产物。此时，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条件下资本日益不能实现其正常的价值增殖。与这种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危机并行的，还有在社会底层群体——主要是在小资产阶级——之中日益滋长的不满情绪，以及他们的不断发展的新式群众组织[3]。起初这些组织是自发活动的，但随后越来越广泛地被大资本利用，以便破坏有组织性的工人运动，从而使得工人阶级原子化。简言之，上述内容就是托洛茨基的法西斯主义解释理论的核心。
在考察法西斯主义这一现象时，托洛茨基所透彻掌握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the law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再次帮了他大忙：这是唯物辩证法应用于阶级社会分析的理论综合。和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例如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和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一样，托洛茨基注意到了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局部非同时性（partial non-synchronism）；换言之，他注意到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知觉和非理性映像依然会广泛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特别是受到赤贫化威胁的中产阶级；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处在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乃至工人阶级的特定群体中）。从这点出发，托洛茨基得出了关于社会政治的结论：由于在社会经济中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日益激化，中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群体（以及上述提到的其他社会底层群体）——托洛茨基恰当地形容他们为“人类社会的流沙”（human quicksand）——所受到的压力日益增长，并结合到一个强大的群众运动中去。在这过程中，他们受到一位有感召力的领导者的蛊惑，并在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的支持下武装起来，致力于充当资产阶级的冲锋队，通过恐吓和血腥的恐怖主义活动来粉碎工人阶级运动，使工人阶级组织变得支离破碎。
通过运用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去解释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得以避免犯两种片面地看待法西斯主义的错误：要么认为法西斯主义实质上是重蹈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反动与蒙昧，要么将之视作是一种迟來的、對“现代化”模式的「追趕」[4]。在现实中，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包含着这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矛盾的要素。然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并不会在形式逻辑后面亦步亦趋，没有理解到这一点，不仅是许多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悲哀[5]，也是往后的许多解释法西斯主义的理论的弱点所在。
对法西斯主义的上述分析，结合了好几个分析要素，每个分析要素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分别回应在社会经济危机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帝国主义国家中社会和政治现实的特定问题。这一结合——而非仅是若干要素之间的肤浅并列——提供了从总体上理解法西斯主义崛起这一新现象的工具。
法西斯主义与小资产阶级
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和法西斯主义政治团体是在中产阶级由于自身夹杂在垄断资本主义权力和工会权力之间而深受苦恼和绝望所折磨之时，不顾资产阶级的切身需要而发展起来。（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是另外一回事。种族主义深深扎根于帝国主义殖民时代的传统意识形态当中，尽管它会和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偏见混杂在一起）
在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阶段，有许多这样的群体：他们为拥护各自的“元首”候选人而展开激烈的竞争。[6]只有在经过复杂的淘汰过程后，才会从这种放不上台面的斗鸡式竞赛中推选出一名领导人。这种领导人不仅需要有个人的蛊惑力，还必须要有高超的不择手段的本事，并且可以在必要时“果断地”出卖自己的同伙。
当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晚期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沉重打击（通货膨胀，小本生意的破产，学者、技术人员和中高级公务人员的大规模失业）而变得越发悲观无望时，他们当中至少有这么一批人受到不甘和愤恨的双重心理的驱动，会逐渐臣服于偏激的社会观点，并参与到暴力行为当中。法西斯主义首先便是野蛮化的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众运动，它糅杂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煽动行为（至少是在口头上的）[7]，但带有更明显的对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强烈敌意（“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工会领导人”）。当这种群众运动开始对工人、工人的行动以及工人组织采取肢体暴力时，法西斯主义政党便由此产生了。
托洛茨基精辟地总结了这一野蛮化的小资产阶级自发运动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
一战以前德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绝不意味着中产阶级的毁灭。虽然它的确消灭了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但重又创造了新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工厂周围产生了工匠和小店主，而在工厂内部则产生了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然而，尽管中产阶级得以保存自身，甚至其人数有所增长——新旧小资产阶级的总人数仍不及德国人口的一半[8]——中产阶级却失去了独立性。他们要围着大工业资本和银行系统转，靠垄断资本和卡特尔施舍的残渣剩饭过活，并依靠大资本所养活的理论专家和政客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战争遗留下来的混乱局势给工匠、小贩和政府公共部门的职员带来的打击不亚于工人所要承受的沉重程度。农业中的经济危机摧残了农民。中产阶层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发生无产阶级化，因为无产阶级本身也有人被挤出失业后备军的队列。小资产阶级的赤贫化近乎赤裸地侵蚀着所有官方信条，而首当其冲的是民主议会主义的教条。
多党政治、寒热交替的选举活动、没完没了的更换政府人员创造了一个变幻无常的脆弱的政治组合，从而加剧了社会危机。战争、战败、战争赔款、通货膨胀、鲁尔被占、危机、社会需求和社会悲观心理造就了白热化的社会气氛，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所有背叛他们的已有政党[9]。破产、自己的儿子沦为失业者或失去生意客户、自己的女儿没有嫁妆和追求者的遭遇持久地滋生出小经营者的强烈不满，他们渴望秩序和铁腕统治。
崛起了的旧军队中低层指挥官打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现役军官和已退役的军官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英勇表现和所承受的苦难——这从他们身上佩戴有由于突出贡献而获得的勋章可知——竟然不能换取足够匹配的感激与特权作为回报，因此他们痛恨革命和工人阶级。与此同时，这些军官不愿意接受银行家、大工业资本家和政府部长们的差遣，来接受例如会计员、工程师、邮局职员和学校老师等普通工作，因此他们得出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在伊瑟河（Yser）和凡尔登（Verdun）战役中，他们学会了如何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冒险，学会了军队的指挥操作，从而使得他们非常成功地威慑住瑟缩在背后的小资产阶级。因此这些军官成为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小资产阶级仇视社会进化，因为社会进化永远在妨碍他们的利益；小资产阶级从过去的社会进化中得到的仅仅是令人绝望的债务。国家社会主义不仅拒绝马克思主义，还拒绝达尔文主义。[10]纳粹诅咒唯物主义，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科学技术对自然的胜利象征着大资本对小资本的胜利。纳粹运动的领导人在清算“理智主义”，因为他们有的只是二、三流的知识分子，他們的历史角色不允許他們追隨一種思想貫徹始終。小资产阶级需要一个更高位的权威，后者可以操控社会问题和社会历史，可以保护小资产阶级免受竞争、通货膨胀、危机和财产拍卖的威胁。对于希特勒而言，民族理想主义作为英雄主义的思想源泉，是和——二十世纪、十九世纪和十八世纪的——进化论、唯物主义思想和理性主义相抗衡的。希特勒的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虚幻幽灵，是一个德意志“千年帝国”的可怜的狂想。
在种族主义的支持下，希特勒的国家得以操控历史。历史被解释为种族的衍生物。根据这种解释，种族的各个特性是独立于社会条件的变化的。由于拒绝以“物质思想”作为出发点，国家社会主义堕落到一个低端的层次：从诉诸经济唯物主义向诉诸动物界的唯物主义倒退……
在政治平面上，种族主义是一种花言巧语的、空洞的沙文主义，它与颅相学（phrenology）结合起来。正如败落的贵族只能从它所谓的高贵血统中寻求慰藉，贫穷的小资产阶级则借助它自身所谓的种族优越性来催眠自己……
个性和阶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邪灵，国家才是正确的。但在私有财产的容忍限度内，这一哲学被倒置过来。只有个人的私有财产会得到救赎。“国有财产”这一想法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事物。小资产阶级虽然将国家奉若神明，却不想为了它付出一切。相反，小资产阶级希望国家可以确保它安享富贵，并保护它免受工人和法警的攻击……
法西斯主义为人类政治开拓了社会纵深。如今，不仅是在农村家庭，而且是在城市的摩天大楼中，并存着二十世纪、十世纪和十三世纪的事物：一亿居民使用上了电力，却仍然相信符号和驱魔术具有不可思议的法力；罗马教皇用收音机播送将清水变成酒的神迹[11]；电影明星跑去找灵媒问卦；飞行员要在自己的衣服上挂一个护身符才敢去驾驶飞机，而飞机却是人类用自身的智慧创造出来的奇妙机械。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黑暗、蒙昧和野蛮是多么无穷无尽啊！绝望是他们站起身来，接受了法西斯主义的引领。在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过程中，早应被国家/民族有机体以文化排泄物的形式清洗出去的这些事物，如今却从它的喉咙中涌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呕吐出它无法消化的野蛮主义。上述所言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生理机能[12]。
法西斯主义、小资产阶级和大资本
然而，法西斯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运动的独立性受到了不可克服的挑战，而后者是和晚期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实际联系相对应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需要配备大批带薪专职人员，以及人数甚至更多的雇佣打手，因此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13]。这种源源不断的资金需求只能由大资本来满足。要让大资本心甘情愿地资助大批资金给法西斯政党[14]，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几个社会条件：经济危机的深化；大资本强烈要求摈弃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核心要素，以满足进一步集中政治权力来实现一系列高压的经济目标的客观需求；有充足的群众支持来选出一位独裁者。
从资产阶级的长期利益和资本主义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的要求来看，资产阶级议会制政体比任何形式的独裁政体都要可取，更别说是法西斯独裁政体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在镇压机制与调和机制的特定组合上。当镇压的因素处于上风时，就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更深远的强烈危害。法西斯独裁和其他形式的资产阶级独裁政体是一种从不间断的围攻状态，是一种从不间断的内战局面（但却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内战，因为作为内战的一方被解除了武装，从而只能任由另一方摆布）[15]。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这些统治形式的危险更大，因为它们倾向于激化社会矛盾，并且在危机爆发时把问题激化到不可调和的临界点上（此时将不存在任何有效的社会调和机制）。
历史表明，所有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经历了某种独裁统治（沙皇制，南斯拉夫的君主制以及在它被轴心国占领时推行的法西斯独裁制，中国的蒋介石独裁制，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独裁制 “南越”的保大皇帝、吴廷琰和阮文绍，尼加拉瓜的索摩查独裁制，等等）的国家中。
从资产阶级的利益立场来看，这一客观矛盾表现在如下的事实中：虽然镇压性的独裁政体的长远社会与政治代价是高昂的和非常危险的，但在特定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短期及中期的经济代价会变得难以承受。
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制容纳了一个发达的劳工运动（群众性工会），这意味着劳动力商品是集体出售而非单个出售。此时，与工人被原子化的情况相比，劳动力价格会变得更高昂。除此之外，资本家还要为工人阶级支付一些额外费用，例如社会保障费用以及其他公共支出，这些都会缩减净产品中的剩余价值份额。当遇到战败、严重的经济危机或这两者同时发生，使得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恶化，进而总价值产品得不到扩大或开始衰减时，资产阶级支付上述费用的物质条件就会开始消失。此时，资产阶级唯有摆脱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束缚来寻求出路。
因此我们不能只把或甚至主要把法西斯主义视为对工人阶级中激进群体的恐怖主义攻击，即不能只把它充其量视为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独裁政体。法西斯主义比较特别。它的目的在于毁灭整个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包括当中持温和立场的群体），它甚至要毁灭“黄色工会”。换句话说，法西斯主义是要将工人阶级原子化。为了实现杜绝集体出售劳动力商品的任何形式，法西斯主义必须禁止、攻击乃至毁灭哪怕是刚刚成形的工人阶级组织[16]。
虽然法西斯领导人做出了一些反工人阶级的恐怖行动的好例子，从而可能得到个别资本家的慷慨解囊。但若想开辟通往夺取政权的道路，法西斯领导人不得不作出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决定性让步。
由于对战术策略的敏锐把控能力和无约束的犬儒主义伎俩，希特勒——和他的前辈墨索里尼和晚辈佛朗哥一样——在合适的时机提出了合适的口号：“我会在工厂推行元首制的原则。”在工厂中，资本家是唯一的领导者。他们在工厂中的权力是无限制的。我们会终结工会、当地政府、政党和议会对工厂事务的干涉。这些话对大企业所有者来说无疑是福音。与此同时，这种做法抹掉了几乎所有“德国社会主义”的声明，并且消灭了小资产阶级的近乎整个经济活动空间。如果小资产阶级中的“老战士”被这个“新背叛”所激怒，而受引诱去发动“二次革命”的话，毫无疑问他们会被无情地消灭殆尽。而这已经发生在1934年6月30日的第三帝国了，当时大企业主还对他们的行动祝贺欢呼。——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事实：所有形式的“宪政国家”已经在众目睽睽下被不择手段地消灭了，从而“元首”本人完全专断的意志成为了唯一的“法律”。
然而，对于被他们自己的法西斯领导人出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而言，这还不是苦难之路的尽头。他们的群众运动已经官僚化，并被吸收进国家机器当中。当资本的增殖条件获得决定性的改善后，法西斯主义具有破坏性的国内动力就会转化为同样破坏力的国际动力[17]。
此时，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必须取得决定性的增长。这一欲望由于国家破产的风险威胁而更加强烈。法西斯主义的冒险主义政策从社会领域延伸到财政领域，从而为重整军备开辟了道路。最终看来，这种延伸无疑恶化了通货膨胀和资本外逃，此时除了搞对外军事冒险外，已别无出路。这整个——包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发展，不仅没有增强反而是削弱了小资产阶级的地位，除了当中有个别人可以被膨胀起来的国家机器用闲职供养起来。上述这些导致了资本加速进行集中和积聚。
就这样，小资产阶级发生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此后，小资产阶级又因战争而贫穷化。至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独裁制的阶级性质，它并不完全符合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阶级性质。法西斯主义独裁制反映的是垄断资本的——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利益。
在此我们必须强调：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差异的灾难性低估，这导致了1930年至1933年“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悲剧。这一低估早在墨索里尼发动政变时就出现在官方共产党的理论中，并得到博尔迪加（Bordiga）、费舍尔（Fischer）、马斯洛夫（Maslov）和（有时候是）季诺维也夫的润色——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所谓“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极左派）[18]。虽然意大利共产党内部的博尔迪加派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但是托洛茨基依然坚持他对这一极左倾向的理论批评[19]。
大企业与法西斯主义
把政府权力移交给法西斯政党的计划一直在资产阶级内部引起争论和怀疑。这一移交并非一帆风顺。资产阶级内部对此的分歧是和他们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分歧相对应的。我们可以这样构建一个论点：那些直接制造群众消费品的生产部门比较不愿意公开支持和资助法西斯主义分子夺取政权，而大型重工业，特别是和军火生产与生产资料生产相关的生产部门，则更倾向于支持法西斯主义者的夺权行动。
在上述的后者当中，（在德国的） 有大型化工企业（特别是IG·法本公司）， 有钢铁和矿冶公司，绝大多数银行（特别是德意志银行）。但电力工业、纺织业和制衣业的生产部门则属于前者[20]。尽管这一论点经常被机械地应用，但却也得到了强有力的经验支撑。政治目标的差异，部分地是由物质利益的区别所决定的。绅士俱乐部（Herrenklub）在推举希特勒成为第三帝国总理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东部救济计划（Osthilfe）的丑闻是一个重要因素[21]。
但比这个在不同经济部门利益的影响因素更重要的是大企业家在——是否可以控制这个明显就是一位军事冒险家的希特勒——这问题上的政治判断分歧。有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有些人则持相反看法。集结在巴本（Papen）和休根堡（Hugenberg）周围的保守派，以及之后的天主教中央党（Centre party），都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控制是可以实现的。从纯粹的政治视角来看，他们无疑是错的。
我们应该记住资产阶级的整个发展史可以由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历史分歧来概括，这一分歧最起码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在这个差异化的过程中，有时候是保守主义，有时候则是自由主义占据上风，而其原因则要具体分析这过程中的每个事件。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德国，自由主义处于统治地位，此时在法国则是保守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但在20世纪初形势发生了变化。在法国，德雷福斯赢得了胜利，而在威廉德国则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保守主义迅速走上了前台。希特勒的夺权属于这种保守主义的延续，并且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承受的失败和滋长着的复仇主义。这一保守主义也在哈布斯堡阵线[22]中得到推广。然而，但这种延续性并非完好无损，而是充斥着怀疑和自我怀疑。这不仅导致了1933年1月30日的事件，也促发了1944年6月20日的事件[23]。
然而，让资产阶级内部的所有阶层和集团联合起来的是他们在保卫私有财产、资本积累的自由和确保资本顺利增殖上的共同的阶级利益。从这个方面看，法西斯主义的资产负债表是很清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不仅是简单再生产及其巩固，还在于资本可以前所未有地自由发展。
从经济上看，第三帝国本质上是垄断资本的不受约束的统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对于经济领域的“干预”最终都是为了加强垄断资本的自我管理，包括支持大资本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阶段中迫使弱势的企业服从纪律（强制组建卡特尔）[24]。纳粹从未削弱过大企业的经济权力。在关于第三帝国中“政治占优”还是“经济占优”的无休止争论中存在一个神秘化的因素[25]。所谓纳粹主义精英应该对史无前例的流恶难尽的罪行负责，现在——有意地或无意地——不是被人们淡化就是被否认。我们在这里批评的不是那些陌路人——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充其量是对罪行视而不见，最坏的情况则是明知纳粹犯下的罪行却依然和他们勾结在一起。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银行家、工厂主、大商人、军队指挥官、高级公务员、法官、律师、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所要负的重大责任。他们不仅“容忍”或“顺从”纳粹主义，还怀着绝对具体的阶级特殊利益和目标来策划、推介、指引、领导整个纳粹事业，并为之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掩饰。
只有在这一个场合，希特勒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上：在德国法西斯行将战败时，他打算摧毁资产阶级的工厂。但他并没有成功[26]。极权主义的论点——即使是它的最严谨的表述形式——经不住历史的考验。极权主义独裁制从来不能成功地掌控（更不必说去削弱了）资本的独立的经济利益。
托洛茨基的法西斯解释理论能够将法西斯独裁政体的这些相互矛盾的因素——第三帝国是最好的例子——综合起来：暂时没收（剥夺）垄断资本的政治权利，目的却是为了凝聚垄断资本的经济力量，并且确保资本的正常增殖。这就是历史对“政治占优”还是“经济占优”这一机械对立的解释。
法西斯主义与工人阶级
方才我们提到，资产阶级有条件在法西斯势力的帮助下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制。然而，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并不仅仅取决于发生在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事件，它还取决于工人阶级内部发生的事件。换句话说，取决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与每个元首候选人都有可能大规模吸引的“人类社会的流沙”相比，在所有发达的工业国家中的现代工人阶级掌握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行动力的潜能。所有创造性的和生产性的社会功能都集中到了工人阶级及与其紧密联结的社会阶层手中。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文化性、政治性群众组织一度非常活跃，这种情况在某些情形下甚至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他们团结了数十万——如果不是数百万的话——有能力为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承担责任并热情战斗的工人。在所有这些国家，有过强有力的大型工会，它们能够瘫痪资本主义经济，并具备潜在的能量去瘫痪资产阶级国家。
要和如此强大的对手较量，资产阶级上层的有阶级忧患意识的代表人物不仅需要——鉴于上述原因——意识到他们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而且要确信至少他们有机会毫发无伤地走出这个困境。如果没有大量的力量考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破坏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任何力量判断的出错、任何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的错误评估会为资产阶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管是从资本家个人还是从资产阶级的视野来看，这些出错都是自杀行为。1936年6月在巴塞罗那、马德里、巴伦西亚（Valencia）和马拉加（Malaga）发生的事件就是重要的反面教材[27]。
在法西斯主义者夺权政权以前的力量增长时期，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领导者们极其关注工人阶级内部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内部是如何应对法西斯主义者的威胁的。事实上，他们对变化着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的分析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尽管是从不同的角度——是有许多共通点的。
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工人阶级抵抗运动浮出水面的任何迹象，表明工人阶级正在迈向武装自卫的任何蛛丝马迹、表明工人阶级正越来越主动地以坚定的决心抵抗法西斯禽兽来保护自己的任何迹象，都会使得垄断资本家更犹豫、更加质疑地考虑是否要进行一次力量较量。
同样地，工人阶级当中任何分裂、消极被动或听天由命的迹象、法西斯主义者的任何一次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或反击的战术性胜利、群众性组织领导人——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最终会向法西斯主义投降的任何迹象、表明群众没有能力去发起一场巨大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任何迹象，都会促使垄断资本家判断出：发动政变的实际成本要比他们所忧虑地设想的要少。工人阶级的这些弱点的体现，都会加速法西斯主义者的夺权行动，因为这些弱点表明在夺权的内战中法西斯主义者将会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工人阶级的失败将是毁灭性和遗祸深远的[28]。
因此，在法西斯主义还在襁褓期的时候，就发出果敢的、团结的和积极活跃的回应、并发起保卫工人阶级自主组织和工人罢工权（以及其他所有基本的民主自由权利）的斗争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是极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行动，工人阶级就会在接下来的一整个历史阶段中被决定性地削弱。
这样一种团结一致的、坚定不移的和斗志昂扬的反应可以在国内触发起会改变整个政治气候的连锁反应。它会使小资产阶级越发怀疑法西斯主义者会不会取得胜利，从而削弱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并且增加争取中产阶级的极大部分人保持中立的机会——即使不能争取他们到工人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事业当中。但是，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工人阶级需要一份考虑到这些社会群体的利益的纲领。必须要让小资产阶级感受到工人阶级确实有决心去解决——以颠覆法西斯主义方案的方式——政权的归属问题。
资本家会通过惨痛经验领悟到：对法西斯主义集团的投资不仅没有回报，反而会让他们损失惨重。他们对法西斯主义方案的支持将会转移到幕后，不愿意再在法西斯分子的政治远景扮演重要角色。而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任何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战术成就都会增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增强他们的战斗精神和决心。工人阶级对于自身命运的乐观信念、对于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解决社会危机而且足以震撼国家政局的方案之信念将会持续增强。由此，工人阶级可以为强有力的社会与政治反攻打好基础，从而迅速将社会主义革命提上议程。
所有这些机遇能否被好好把握，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团结程度和是否保持自身的政治独立性。如果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斯大林主义）彼此争斗而不是团结彼此的力量去对抗法西斯主义分子、如果共产党人（斯大林主义）坚持认为他们在收拾法西斯主义者之前必须先打败社会民主党、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认为如果不先消灭“共产主义危险”就没有可能让法西斯主义分子保持“中立”——换句话说，如果在这场历史性的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出于抽象的和宗派主义的“原则”而不去调停双方矛盾从而实现阶级联合的话，就不会有多少机会可以及时地对增长中的法西斯主义恐怖（受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支持与教唆，得到大资本越来越多的财政支持）进行坚决的、成功的反应。相反，这只会导致一连串的犹豫、迷惑和士气沮丧。尽管托洛茨基许多次发出警告（这些警告在托派群体以外的其他共产主义反对派内部得到了回应，例如在布兰德勒（Brandler）与塔尔海默（Thalneimer）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反对派（KPO）、从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分裂出来的左翼反对派（社会主义工人党SAP），但在德国发生的正是这些悲剧。
法西斯主义与波拿巴主义
对理解法西斯主义而言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应归功于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neimer），这一理论作出了和托洛茨基观点一致的政治性—策略性结论。它可以很简要地表述如下：法西斯主义是反革命的最高阶段，这一反革命过程由1918至1919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开启，表现在国家机器（执政者）日益加强的自主性。塔尔海默把这一种自主性命名为“波拿巴主义”，他是直接参考马克思本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分析[29]。
塔尔海默的这个分析蕴含着真理的萌芽。第三帝国的国家机器——比魏玛共和国时期更加严重——完全隔绝于议会、政党和工会，成为政权的基本构成要素。但塔尔海默对法西斯组织及其日后的法西斯国家机器（纳粹党、纳粹党卫军，等等）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论关注度是不够的，但这些正是法西斯主义初次登场的方式。这是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细节差异。这种细节差异并非偶然，亦非次要。它紧密关乎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彻底摧毁工人阶级的所有组织形式。而波拿巴主义国家是无力单独达成这个目标的。这需要有能够实现群众恐惧和大众控制的制度性工具，而无论是警察还是军队都没办法提供这种工具。这是法西斯主义群众性政党的任务。从一开始托洛茨基就认识到这点，因此尽管他清楚地看到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特定的共通点，但他仍然拒绝用“波拿巴主义”去解释第三帝国的现象[30]。
在布吕宁（ Brüning）、巴本（Papen）和施莱谢尔（Schleicher）共同执掌的波拿巴主义统治的后期，工人运动的力量越来越弱并遭受到镇压，但仍然有能力进行反抗。1933年1月30日和德意志国会大厦纵火案之间的希特勒政府可以被定性为“晚期波拿巴主义”或者半法西斯主义政权。只有当所有合法工人组织遭受彻底失败后，我们才可将希特勒政权称为法西斯主义政权，而不再是波拿巴主义独裁政权。
这种争议并非局限在抽象的理论性上，而是有极端切实的维度的，即：群众是否有可能团结起来抵抗法西斯主义。这种可能性在波拿巴主义政权的统治下是存在的，但在法西斯统治下则会迅速地消失。[31]
这场分析性的政治性争论也和当下相关。如今很多左翼群体主张用“悄然而起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去阐明——尽管是使用不合适的概念——一个非常现实的过程，即“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发展（国家行政机构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这也是二战以来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特点。我们所能目睹的是国家机器各部门——军队的高层指挥、秘密警察、司法机关和右翼极端主义组织（包括公开活动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有暴动倾向的群体）之间不断强化的共生关系[32]。社会上这些部分的群体越来越不在意议会对社会的控制力的削弱甚至消亡，并且在某些场合，甚至敌视“只会坐而高论的议会”。这一总的发展可以被概括为“悄然而起的波拿巴主义”。我们可以自信地预测：除非发生极其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对民主自由的威胁主要还是来自于这种“悄然而起的波拿巴主义”，而不是那处于相对弱势的公开活动的法西斯主义潮流。这些法西斯组织开始为国家机器的某些部分所用，但他们还没能成为执刀人。
上述分析的结论是：当下我们所目睹的不是“悄然而起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包括但绝不限于国家机器不断增强的自主性。当法西斯暴徒开始从肉体上攻击罢工及工会总部时，并且威胁与击败罢工的工人时，我们才是在和“法西斯主义”打交道。法西斯主义从不会悄然而起，它永远都是公开活动，而且残忍成性。
托洛茨基为建立工人联合阵线而斗争
1930至1933年间，托洛茨基对德国问题所做的煞费苦心的分析工作有一个直接的实践目标：向德国及国际工人运动警告那迫在眉睫的可怕威胁，并提出能够及时克服这个威胁的策略与目标。他的观点可以由他在1931年12月8日所作的严正警告来总结：
“工人党员们，你们有数十万、数百万之众，你们无处可去，也没有那么多的出国护照发给你们。在法西斯上台的情况下，它就会像一辆可怕的坦克碾过你们的头颅和脊梁。只有在无情的斗争中你们才能获救。而只有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们结成战斗联盟才能带来胜利。工人党员们，抓紧机会吧，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33]
具体而言，组建工人联合阵线的正确策略必须包括以下几点：
拒绝“失败主义”。只要工人阶级的动员还有实践上的可能，那么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就不是不可避免的。
拒绝“最后通牒”。不能将要求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他们的党及其领导人决裂作为组建联合阵线的先决条件。应该系统地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提出组建联合阵线的要求。联合阵线的组建应该自上而下地和自下而上地进行。[34]
拒绝“议会痴呆症”。法西斯主义者不会通过选举投票，而是会通过街垒战斗、通过议会外的群众斗争来实现夺权。
通过统一行动来直接反对法西斯主义者，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广泛地动员群众，并得到群众性工人组织的支持，最终实现武装起来的总罢工。
在此之后，那些应对1933年的灾难性失败负责的人辩称：在1932年到1933年3月之间，德国工人深受失业、分裂和士气低落所折磨，并没有准备好去发起群众行动来对抗法西斯势力。然而，如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托洛茨基的观点要比那些替自己的消极被动、困惑和失败所作的辩护要切实很多。[35]数百万德国工人挺身而出采取群众行动的意愿甚至要比托洛茨基所设想的要强烈。[36]如今，这个事实在社会民主党的某些圈子里得到承认。[37]
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幻觉之一——斯大林主义极左派也犯过——对1933年德国工人运动不作抵抗便向法西斯主义者投降的这一事件负有主要责任：为了防止法西斯主义者夺权，而希望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能够“保持中立”。不幸的鲁道夫·希法亭啊（他在不久后死于纳粹之手。在1920/21年以前他曾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理论家，但随后却变质为社会民主党右翼主要的理论喉舌）！他在1933年对这种幻觉作出了最清晰的表达： 社会民主党如能成功地制止国家机器与纳粹分子的合作，那将是它所取得的最伟大的历史成就。
不幸的是，当希法亭的这几行文字行将登报时，兴登堡已经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38]。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幻觉不仅来源于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特别是其军事机构和行政机构——的阶级性质的不理解[39]，还来源于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度，后者会导致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被消灭。
工人联合阵线与人民阵线
德国的悲剧——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群众性组织不战而降——对德国乃至国际工人阶级的自信心和阶级意识造成了毁灭性的暴击。这场惨败的消极影响远远大于它造成的直接的经济和政治结果。托洛茨基准确地预测到这点，从1933年春天开始，他就力图在发展着的局势中指导他那数量极少的追随者前进。
这场惨败的第一个后果是：在德国以外的国家，激发起要求建立全部工人阶级组织的联合阵线以对抗法西斯主义（或其他形式的反动独裁政体）威胁的巨大压力。1934年2月6日法国右翼势力的进攻引发了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真正的联合，这一联合至少在此后三年内，完全扭转了法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学。法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飞速发展。最终，在1936年一场伴随着占领工厂的总罢工将法国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边缘。[40]
类似的例子发生在西班牙，1934年右派反动势力的进攻——最终建立起一个右翼政权，而里面其中一翼以教士、半法西斯的势力为基础——触使工人阶级以强有力的联合进行反击：首先是在1934年10月发动了一场中途流产的起义，接着在1936年上半年发起了一场持续升温的群众性斗争，最终在1936年6月为了应对军事法西斯主义政变而爆发了席卷几乎所有大城市和农村重要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哨战。但在这两个案例——法国的和西班牙的——当中，工人阶级所爆发出来的具有巨大潜能的统一行动却被诱导至保存私有财产制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歧途上。事实上，这就是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者和工会官僚（而在西班牙，还包括无政府主义群众组织的主要领导层）所刻意推行的阶级合作政策[41]。
从1935年开始，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全盘接受了旧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的“两害取其轻的”（lesser evil）策略：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结盟来反对 “反动势力”，即“人民阵线”政策。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发生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之时提出的，此时无论何种改革都不可能减轻危机的影响程度。“人民阵线”政策的推行意味着工人阶级再一次丧失了夺取政权的历史性机遇，而斯大林主义的错误（正如1918年至1923年间社会民主党所犯的错误）应对此负主要责任——同样的错误在1944年至1948年间的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再次发生。这一政策的推行亦意味着在法西斯主义等反动力量的猛攻下工人运动的崩溃之风险只能被延后爆发，而不会被消除。
在西班牙，法西斯主义最终赢得了内战——归功于此前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摧毁了共和国阵营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而在法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集结，却因连续几届“人民阵线”政府的投降和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的信念幻灭和斗志沮丧而灰飞烟灭。在1936年伟大的总罢工发生不到两年时间后，1938年9月的总罢工却遭受失败。接踵而来的就是工人阶级民主权利的剥夺、共产党被定性为非法组织、工会组织的瘫痪和——在1940年贝当元帅在未遭遇到工人阶级抵抗的情况下建立起日薄西山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后的——第三共和国的自我毁灭。
如今，托洛茨基——对希特勒夺权前夕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分裂政策——的尖锐批判得到广泛认可与钦佩的现象是绝非偶然的[42]。然而与此同时，他对人民阵线政策所会造成的悲剧性后果的论证却遭受了非常多的误解，甚至还有来自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的排斥（既有敌意的批评，也有友善的批评）[43]。因为法西斯主义不仅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组织、而且甚至是对最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生命威胁；不仅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而且绝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全部工会官僚都将法西斯主义视为野蛮残忍的危险物。这正是在顶层和在基层建立联合阵线的物质基础。
然而，人民阵线主义（Popular frontism）不过是在20世纪初出现（并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的改良主义劳工领导层和工人官僚所推行的阶级妥协与阶级合作之典型政策的一个变种。要赞同托洛茨基对于人民阵线主义的批判，意味着这些人不仅要拒绝自己的过去和传统，在很多情况下还意味着他们要直接反对自己的切身物质利益。
无论如何，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来说，理解托洛茨基在1929至1933年为在德国建立联合战线而斗争和他在1935年至1938年为反对在法国与西班牙建立人民阵线而斗争的这两者之逻辑关系，至关重要。由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遭受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总体上与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性危机关系密切——成为工人运动组织的直接威胁。在这些情况下，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等于是把自己的全部机会都押在了已然垂死挣扎的社会制度上。工人阶级理所应当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对抗反动势力的每一次征服行动，然而把这些抵抗行动局限在保卫虚弱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机器上则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
成功保卫工人阶级组织及其自由将会积聚起一股斗争力量，但如若不把这种斗争力量用于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从而解决资本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的话，这股力量就会迅速衰弱，最终荡然无存。在短暂的退却后，法西斯主义或泛法西斯主义反动势力将凭借自身强大的武装力量，再次向没有工人阶级发起攻击，此时工人阶级将不会再有好下场。在极端的资本主义危机下，资产阶级民主制不会有任何出路。它要么被工人阶级民主所取代，要么被溶化进右翼独裁政体。拒绝从这一教训中吸取经验，已经使得西班牙（以及日后的智利）革命承受——不亚于意大利与德国的由于不团结所遭遇过的——悲剧性后果、惨重代价与深远影响。
有些宗派主义尝试将人民阵线与工人联合战线的区别矮化为“是否允许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客（或政党）加入到阶级联合”的问题，这种抽象的、图式性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人民阵线的支持者身上也能够发现。后者认为和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结盟是最终与中产阶级联合的必要先决条件。而宗派主义者则将允许资产阶级政客加入到联合战线当中视为背叛工人阶级的无可争议的先兆。
上述双方所忽视的是真正起决定性的问题：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行动的自由发展。如若资本阶级政客（或政党）的加入会导致——或作为如下后果的发生借口——这一群众行动的战斗力弱化甚至止步不前，那么我们所建立的联合就是一个人民阵线，也就是抛弃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工人政党会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但如果资产阶级政客（或政党）加入到联合战线当中并不会制约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反抗行动，那么这些资产阶级政客则会在事实上被工人阶级掌控。
[1] 托洛茨基关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著述收录于《反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原书名为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m in Germany，由厄内斯特·曼德尔作序，纽约，1971年），并收录于一个叫Schriften über Deutschland（斯图加特，1971年）的2卷本德文选集中。
[2] 卡桑德拉是古希腊神话故事中能够准确预见到凶事发生的奇女子，但没有人相信她的预言。──译者注
[3]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使用的术语déclassé（德语为Deklassierung）——有时候会用来指代“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通常用于更严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中。
[4] 这是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观点。译按：曼德尔没有提供这个欢点来自霍克海默哪本书，难以核查。
[5] 最好的例证就是鲁道夫·希法亨，他始终拒绝承认法西斯主义独裁的资本主义本质。
[6] 在法西斯最终夺取政权以前，希特勒和斯特拉瑟兄弟会（Strasser brothers）之间一直持续着激烈的纷争。
[7] “犹太人的全球合谋”这一成见由于某些大银行家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领导人是犹太人而蔓延起来。这一虚构的说法无疑是不理性的和妄想的：在上述两个领域，犹太人都只占少数。
[8] 在这里，“小资产阶级”的概念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包含了工薪白领阶层和政府公务人员阶层。但是从字面上理解，小资产阶级是指经营小本生意的阶级。
[9] 后人的研究表明希特勒所得的大部分选票来自于保守党的传统选民基础，而非来自于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的传统选民基础。
[10] 希特勒对历史的概念可以总结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堕落版本：在激烈的“民族竞争”中总是弱肉强食。
[11] 现任的教皇曾宣称魔鬼不但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本人还亲身看到：有一次，魔鬼是为装成一只山羊；另一次，魔鬼伪装成一位妇人。
[12] 《法西斯主义是什么？》（1933年6月10日），收录在托洛茨基所著《反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第399 – 407页。
[13] 参见约亨·冯·朗格（Jochen Von Lang） 的《政党论》（Die Partei），汉堡1991年出版。
[14] 关于给希特勒的财政支持，包括境外的财政支持（例如亨利·福特），参见詹姆斯和苏珊娜·波尔的《谁资助希特勒》，纽约1978年出版。
[15] 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著有《法西斯主义和独裁制》（Fascism and Dictatorship，伦敦1974年，第61-62页），他对托洛茨基解释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两点批评：第一、普兰查斯认为托洛茨基之所以将法西斯主义视为一种“内战”的状态，是因为他犯了共产国际的同样错误，即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对发动进攻的“暴动”工人阶级的反应。这显然是误解了托洛茨基的立场。他将法西斯主义视为“一边倒的内战”，换句话说，是资产阶级进攻并击溃了明显采取守势的工人阶级。普兰查斯急于反对“经济主义”，并不能够理解社会经济的强制力量——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会导致如此一边倒的内战。第二、普兰查斯认为托洛茨基“机械地”混淆了衰落的资产阶级投靠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和稳定的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的支持方式。但事实上，托洛茨基从未对这整个时期做过如此的泛泛而谈。他注重分析大资本转向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时间点和（再一次地）特定的条件组合。
[16] 1933年5月，希特勒拔掉原有的工会后所建立起的“德意志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工会组织，甚至不能算是“黄色”工会。它不过是纳粹国家机器的一个附属物。
[17] 资本产出带来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1932年的17.4%增加到1938年的26.6%。德国企业的资本总存量从1932年的260亿马克增加到1942年的超过290亿马克。
[18]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完全低估了法西斯主义的危害；他认为法西斯现象不过是 “一出喜剧”，在“若干个月或若干年后”，就会在“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形势中”闭幕。他认为和改良主义者的斗争“是主要任务”。参见简·蒂格拉（Jane Degras）所著《1919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的文献部分第1卷中收录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
[19] 托洛茨基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著作已经刊登于《论意大利著作》（Scritti sull'Italia），罗马1990年出版。
[20] 参见Daniel Guerin 的《法西斯主义与大企业》（Fascism and Big Business，1973年纽约版）；另见Franz Neumann 的《巨兽》（Behemoth，1942年多伦多版）
[21] 东部救济计划（Osthilfe）是1927年起实施的旨在挽救破产农民（主要是东普鲁士的小农）的一项农业援助计划。但事实上，几乎所有巨款都被无偿转手给那些最大的地主（容克贵族）。兴登堡的儿子Oscar积极参与了这些暗箱交易，并被证实是为了将之作为和纳粹合作的重要筹码，以便劝说他的父亲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22] 哈布斯堡阵线（Harzburg Front）是由纳粹分子、休根堡领导的保守党人与同样保守的“钢盔团”（Stahlhelm）组成的集团。“钢盔团”又被称为the Steel Helmets，是成立1918年的一个右翼的准军事性的老兵组织。领导人为Franz Seldte，他后来成为了希特勒政府的一名部长，任期不长。
[23] 1944年6月20日，施陶芬博格伯爵组织发起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他是希特勒的早期支持者之一。
[24] 参见埃伯哈德·奇琼（Eberhard Czichon）所著《谁协助希特勒夺权政权》（Wer half Hitler zur macht?），科隆1967年出版。
[25] 参见Tim Masun与Eberhard Czichon在 Das Argument（1966年12月号及1968年6月号）上的辩论。
[26] 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是希特勒政府的军工生产部长，曾是德国大资本的直接代表人。他有可能说服了希特勒做这件事。
[27] 可以在格林（Guérin）所著的《法西斯主义和大企业》中读到大量的相关细节。
[28]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国防军要等德国共产党对1933年1月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共产党总部大楼前的挑衅性示威作出应对，才决定要支持希特勒出任政府总理。同样，皮诺切特将军在他成功发动政变后所写的著名回忆录中提到：只有当他观察到1973年工人阶级群众性组织消极地应对（虽然是失败了的）tankatazo（一场由圣地亚哥装甲车兵团策划的未遂政变），他才认定推翻阿连德政府的行动将不会有任何重大风险。西班牙的资产阶级误判了1936年的国内形势，他们误以为法西斯主义军事政变将会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然而结果却是西班牙资产阶级在国内的主要地区都丢掉了政权，过半数资产阶级将领丧生。
[29] 參見奧古斯特·塔尔海默所著《关于法西斯主义》（Uber den Faschismus），汉堡1989年出版。
[30] 在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很少写关于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问题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文章是他写于1934年7月15日的《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Bonapartism and Fascism），收录在《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Writing of Leon Trotsky 1934 - 1935），纽约1977年出版，第51至57页。
[31] 在犯下“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灾难性错误后的1933至1934年，即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失败后，德国共产党才开始着手鼓动群众行动。
[32] 发生在意大利的Gladio丑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得到了军队绝大部分领导层是支持西班牙 Tejero少尉在1981年所企图发动、明显是胡闹的暴动的。
[33] 参见托洛茨基所著《反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第141页。
[34] 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一极左理论所造成的悲剧的详细证据，可在Theo Pirker 所著的《共产国际与法西斯主义：1920－1940年》（Komintern und Faschismus 1920－1940，斯图加特1961年出版）一书中找到；另见Hermann Weber为 Ossip K.Flechtheim 所著的《魏玛共和国中的德国共产党》（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法兰克福1969年出版）作的序言。
[35] 参见Otto Braun 所著《从魏玛到希特勒》（Von Weimar zu Hitler，纽约1940年出版）。
[36] 如今有大量披露出来的文件可以证明：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工人愿意与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
[37] 例如：巴伐利亚近任首相霍格纳（Hoegner）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提到的事实。
[38] 参见鲁道夫·希法亭在Die Gesellschaft（1933年第1期）上登载的文章。
[39] 托洛茨基在《西班牙的教训》（1936年7月30日）一文中详尽地讨论了军官团是如何支持右翼保守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这篇文章收录在《西班牙革命：1931年至1939年》（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1939），第234页（及其后的若干页）。
[40] 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法国往何处去》（Whither France）中分析了法国从1934年到1936年的局势发展。这本小册子已由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于1968年在纽约出版。
[41] 参见《西班牙革命：1931年至1939年》
[42] 关于如何评价托洛茨基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角色，参见Baruch Knev-Paz 所著的《托洛茨基的社会与政治思想》（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1978年牛津版，第354至355页。
[43] 例如有：伊萨克·多依彻（Isaac Deutscher）所著《被流放的先知》（The Prophet Outcast，1970年牛津版）；蒙蒂·约翰斯通（Monty Johnstone）所著《托洛茨基与世界革命》（Trotsky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英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理论和讨论期刊Cogito，1976年出版，第10至14页；I.Howe 所著《托洛茨基》（Trotsky，1978年伦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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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原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