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托洛茨基与民族问题

　　托洛茨基出生在欧洲最大的多族群国家──沙皇时代的俄国。他又在欧洲第二大的多族群国家(奥匈帝国)住了很多年。作为俄国一份自由主义报纸的记者，他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经历了各种战争。巴尔干半岛是欧洲许多族群杂居、出了极端复杂、至今仍未解决的政治问题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对民族问题发生兴趣，就是必然的了。
　　事实上，他对这个问题留意了三十五年。
　　我们在这里不能讨论所有的、托洛茨基曾采取立埸的特定民族问题，也不要按发生先后次序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郄将要看看他的有那些关于民族问题的、最清楚地表达他对这个问题的原则立埸的叙述。

在俄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党大会上的民族问题

　　众所周知，列宁在他的遗嘱上就所谓格鲁吉亚问题而写的话语中，曾准备炮轰斯大林。可能比较少为人所知的是，伴随着格鲁吉亚争论的、有关于多民族的苏联境内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理论、政治和宪法的争论。
　　这是一个从沙皇俄国这样一个特种类型的殖民大国那里继承过来的问题。这种类型的殖民大国的特征有二：一,它把征服来的地区合并到俄国母国来；二，它用非本土的群体进行局部殖民化。这就使沙皇统治者、他们的代理人们(官员、军队)、当地统治者、农民们、当地智识阶层以及较晚才有的工人们之间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本身也受到民族冲突的影响。
　　要解决这个复杂问题，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对他们所需要发展的那种联邦制国家结构有一个正确暸解，对残存的或者新兴的民族主义形式有一个正确态度。在第一个情况中，所需要的是，让苏联境内所有民族享有真正的、不只是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包括他们的分离权。斯大林原先的苏联宪法草案只是建议高加索地区的各共和国依附苏维埃俄罗斯这个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这就会给他们比他们已经有的自治还要少的自治)。这个草案是大俄罗斯超级中心化的一个例子，与民族平等的最基本要求相矛盾。[1]这个草案受到列宁和托落茨基严厉批评。他们两人支持在Budu Mdivani周围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员们的运动。[2]斯大林在表面上让步了，但是并没有放弃他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观点。例如列宁的苏联主席应该由各民族(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轮流担任的建议并没有被遵守；加里宁这个大俄罗斯人从1938年开始当主席一直到死（1946年)。
　　更坏的是斯大林对民族主义的态度。虽然他在第十二次党大会的演说中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他把它等同于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说布尔什维克应该反对这两者。[3]斯大林的政策在原则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只会导致灾难性的政治后果。虽然共产主义者，作为国际主义者，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他们郄不把压迫者民族的民族主义等同于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要使这样一种态度在政治上发挥效力，人们一定要显示出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的暸解和机敏的处事手腕。不这样做，只会对各加盟共和国中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有利。斯大林在十二次党大会前夜甚至建议把苏联的各民族依据经济发展的程度分为三部份。这个建议是与各民族平等的最基本原则矛盾的。由于列宁及党内其它人的压力，这个建议才被撤回。虽然没有被通过，在第十二次党大会上对这个问题提出有原则的立场的，是赖可夫斯基和布哈林两人。[4]说托洛茨基拒绝接受列宁要与他在格鲁吉亚和民族问题上结成同盟的建议是不真实的。他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报刊上都为他们的共同观点辩护。[5]他在第十二次党大会上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言，其原因到现在还不清楚。[6]

苏维埃乌克兰的独立

　　最使托洛茨基的同时代的人惊奇的，朋友与敌人都一样，是他在1939年为乌克兰独立的辩护。[7]他的文章，《乌克兰问题》(1939年4月22日所写的)，必须要对着当时的政治背景来读。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已经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建成联系。乌克兰问题应该会为纳粹向苏联进攻的计划提供接触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散和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分离之后，纳粹控制了一片说乌克兰语的人口的土地。
　　在这同时，苏联没有其它地方对斯大林主义独裁的仇恨像在乌克兰那样。这是被农民的流放、接着而来的饥灾和加紧的民族压迫所滋养起来的。[8]当时的真正危险是，与纳粹合作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会在农村人口中找到同情者。[9]在这种情况下，阻止或者打断这种花招，在政治上是必要的。独立苏维埃乌克兰这个口号正好适合这个目的。
　　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它也反映了一个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更一般的方法。根据托洛茨基的分析，民族问题是使苏联人民在政治上再度活跃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会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再度争取到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他之勇敢地保卫独立的乌克兰工人国家，应该成为一个可能使整个苏联发生政治革命和更生的推动力。[10]
　　无疑地，将苏维埃乌克兰从苏联中分开，会表示经济上的倒退。但是这个倒退在事实上是会与农民群众的意识相符的，就像1917、1918年的分割大庄园一样。没有这样的妥协，就不可能会重新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托洛茨基于是就得出在今天仍然是如此相关的重要结论：
　　独立的工农乌克兰当然以后会加入苏维埃联邦；但是要志愿地，而且在它自己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这些可以接受的条件又以苏联的革命重生为先决条件。[11]
　　这导致托洛茨基得出一个更普遍的结论：这个由十月革命所创立的国家还没有解决民族问题。[12]
　　托洛茨基把这个困难主要地归因于客观环境。他在他的几篇关于乌克兰的论文中，只是外表地讨论布尔什维克在主观上对民族问题所犯的错误。这个问题的这个方面对于解决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各少数民族问题非常重要。[13]
　　托洛茨基在他的最后一本书《斯大林传》中讨论了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有系统地讨论。[14]
　　被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所迫害、被列宁如此有力地保卫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员们是托洛茨基的亲蜜政治朋友。虽然他与格鲁吉亚问题有密切关系，他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以像对乌克兰问题那么多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

美国黑人的自决问题

　　美国共产党曾费了很多时间努力解决他们对美国黑种人口的态度问题。在所谓第三时期，他们极力主张黑人的自决权和在美国南方建立他们自己的州的权利。他们主张，这个州应该有与美国其它的州同样的权利。
　　美国托派内部对这个问题有分歧。一般说来，他们宁愿为争取黑人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平等而进行鼓动。换句话说，他们并不认为黑人是“少数民族”或“无产阶级的盟友”，而是美国无产阶级的一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组成部份。[15]
　　托洛茨基不同意这个观点。对他来说，自决权是基本民主权利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份。由于白种工人阶级无可否认的种族主义，对黑人而言，对他们的自决灌加以某些限制，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必须要求，黑人有权利选择任何政治组织形式：自治、建州或分离。美国黑种人口应该有无限制的自决权。这是那个国家的不断革命战略的一个具体元素。[16]
　　对托洛茨基而言，在无限制的自决权与在美国南方建立一个黑人州的要求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这个问题上，对于黑人作出他们自己的选择的权利，不应该有限制。让占多数的白人向他们强加一个单独的州，而这个州可能会是一个贫民聚居区，就与企图不让他们有选择权一样不符合策略。假如大多数黑人要移居到北方各州去，他们应该有权这样做。[17]

南非黑种人口的自决

　　托洛茨基响亮明确地说出：南非黑种人口应该有自决权，包括建立一个黑人共和国的权利在内的。他于1935年在对南非反对派的纲领性文件的响应上写道：

　　“从占多数的黑人立场来看，南非是一个奴隶殖民地。……在这些情况下，南非共和国将首先以一个“黑人”共和国出现；这当然不排斥给予白人充分的平等，也不排斥这两个种族之间的似兄弟般的关系—主要地要看白人的行为。但是，完全明显的是，占多数的人口，从似奴隶般的依赖情况中解放出来后，会使这个国家具有某种特征。”
　　“只要一个胜利的革命将会激进地改变不但阶级之间、而且种族之间的关系，只要这个革命将会依据黑人的人数向他们保证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南非的这个社会革命也将会有民族的特性。”
　　“我们没有一点理由向这个问题的这个方面闭上眼睛，也没有一点理由来减少它的意义。相反地、无产阶级政党应该以文字及行动公开地、勇敢地着手解决这个民族(种族)问题。……”
　　“当这个纲领说‘黑人共和国’的口号是与‘白人的南非’的口号一样地对革命事业有害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后一口号是支持完全的压迫，而前一口号只是走向解放的第一步。”
　　“我们必须决定性地、毫无保留地接受黑人的完全、无条件的独立权。只有黑、白劳动者共同反对白种剥削者的统治，他们之间的团结才能被培养、被加强。”
　　“无论如何，对白人的特权和偏见作出最小的让步也会是革命者的最坏的罪恶。无论谁让沙文主义的恶魔摆弄，这人就迷失了方向。”
　　“革命党必须让每一个白种工人作出以下的选择：要么与英国帝国主义和南非白种资产阶级在一起；要么与黑种工人和农民在一起去反对白种封建地主、奴隶主和他们在工人阶级中间的代理人。”[18]

　　当年的这个警告到今天还是有相关性。

(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民族的自决

　　许多年来，托洛茨基关切西班牙革命的问题，而且曾经许多次对西班牙的民族问题表逹他的观点。1931年，他在革命的前夕写文章指出，共产党人应该保卫加泰罗尼亚人的自决权，包括他们从西班牙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权利。这是一个让加泰罗尼亚人作民主决定的问题。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应该提出加泰罗尼亚分离的口号。由于整个西班牙都发生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由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将他们的宣传目标朝向建议加泰罗尼亚留在某种形式的西班牙(或伊比利亚)联邦之内，也许比较可取。托洛茨基是根据他自己的政治判断才提出这样一个解决方法的。[19]
　　几个月以后，在革命爆发之后，他对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都表逹相似的观点。托洛茨基坚决主张，如果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或者大多数巴斯克人表逹了要完全分离的意愿的话，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充分而完全地保卫他们独立地组织他们的国家生活的权利，但是他认为，在西班牙联邦之内扩大民族地区的自治，会使工人与农民得到很大的利益。[20]
　　托洛茨基这个立场是更加重要的，因为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较大部份、毛林(Joaquin Maurin)所领导的加泰罗尼亚同盟，由于过分着重民族问题，威胁着要与西班牙先锋队的其它部份分离。[21]这个做法就会有非常坏的后果，因为，在那个时候，西班牙左派反对派的多数派已经与毛林的组织合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因此会失去了影响加泰罗尼亚以外的工人阶级中的广大左倾部份的机会。

主张成立巴尔干联邦

　　托洛茨基于1912─1913年在巴尔干半岛停留的时候，已对该地区的爆炸性的民族问题有第一手经验。他在1909年已经主张将巴尔干半岛转变为一个由所有分散的民族组成的民主联邦。[22]他因为土耳其青年党拒绝接受这样一个解决方法而谴责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往后的年月中，他时常重提这个口号的至关重要性。[23]在导致马其顿被分割的布加勒斯特和约以后，他为了经济以及民族的理由，又极力主张成立一个由巴尔干半岛各国组成的联邦。[24]
　　在共产国际的早期，由于巴尔干联邦这个要求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该地区的各社会主义者的传统立场，所以共产国际采纳了这个口号。后来，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这个要求被删掉了，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悲惨结果，因为这些国家的官僚机构的不同派系互相以其领土要求激起民族情绪，促进战前各反动民族主义潮流的兴起。

奥匈君主国内的民族问题

　　托洛茨基没有对奥匈君主国内的民族(nationality)问题作出特别研究。可是，他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讨论民族(national)问题的一章中，以一节的篇幅，讨论旧奥匈国内的民族问题。与他对其它国家的民族问题的著作不同，这一节是一个比较有系统、理论性较高的分析，因此值得我们加以细心研究。托洛茨基首先评论说，在像土耳其、俄国和奥匈国等族群杂多的国家中，资产阶级革命的过迟到来，曾经激发了强有力的离心力，因为它利用了民族统一作为一个基本的工业储备力量。[25]
　　他接着说：

　　“布尔什维主义是以今后几十年内不断爆发民族革命这个假设为根据的。它以这个精神教育先进工人们。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主义郄恰恰相反。它卑躬屈膝地使自己适应各统治阶级的政策；它保卫奥匈君主国内的一个民族的强制公民资格，而且在这同时，由于绝对没有能力实现这些不同族群的工人们的革命联合，郄依据垂直分离法在党与工会之内将他们隔开。一位名叫卡尔·雷内尔、受过教育的哈布斯堡王朝官员，从来不厌倦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墨水池中探索、寻求一些使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起死回生的方法—直至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成为奥匈君主国的孤寂的理论家。当各个中央帝国都被击垮的时候，哈布斯堡王朝又试图举起一面在它的怀疑者推动下成立一个自治民族联邦的旗帜。……”
　　“此外尚有奥托·鲍厄尔，代表着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提出民族自决的公式。那个纲领在前几十年中应该可以激起无产阶级进行反对哈布斯堡和统治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纲领在现在都被引进为能使以下这个民族自我保存的工具。这个民族，在昨天曾占统治地位，可是在今天都有来自解放了的斯拉夫人民那一边的危险。……”
　　“1918年10月3日，当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再依靠他们的时候，德国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们崇高地 ‘承认’前帝国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10月4日，各资产阶级政党也棌纳了自决的纲领。就这样超前了奥地利─德国帝国主义者一天以后，社会民主党人马上倒回他们的等待政策。只在10月13日，当军队和王朝确定性的崩溃创造了奥托·鲍厄尔所说的‘我们的纲领所要启动的革命局势’的时候，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们才在实际情况中提出了自决的问题。真实地说来，他们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了。……”
　　“因此，这个新纲领能被流传的原因，倒不是它对被压迫者有用，而是它对压迫者不再有危险了。有产阶级，因历史因素被推入困境之后，已发现自己不得不要在法律上承认民族革命，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郄发现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使它在理论上合法化。他们说，这已是一个成熟的、被及时地符合历史进程地准备的革命──不过它现在已完全结束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就在我们眼前，好像在我们的手掌之中一样。[26]”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接受双重君主制的方式不但对它的民族自决政策有悲惨的结果。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在大战之中，他们仍赞成并吞。当他们于1918年在奥托·鲍厄尔的压力下改变他们的自决路线的时候，这在事实上意味着转移到与德意志帝国联合的方向，因此，对他们不能在1918─1919年的革命前夜时期促进社会主义的转变，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27]

注释：

[1] 见列宁致政治局的1922年9月26日及27日的信，也见收集在《列宁全集》第36卷中的他的遗嘱的第一部份。Ditte Geyns所著的《Nationali taten politik der Bolsheviki》【《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杜塞尔多夫市1988年版)从第380页开始对这个争论有一个很好的一般记述。

[2] 见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传》，伦敦1969年版，第2卷，从第170页开始；也见《托洛茨基自传》，纽约1960年版，第482─486页。

[3] Gerns，《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从第429页开始。

[4] 赖可夫斯基对第十二次党大会的演说词是收集在《赖可夫斯基于1923年─1930年在苏联的反对意见选辑》，(伦敦1980年版)中。也见Pierre Broue，《Trotsky》，巴黎1988年版，从第326页开始。

[5] 特别见Moshe Lewn 的《列宁的最后一次斗争》，伦敦1975年版。

[6] 我们已在本书第三章讨论过这个问题。

[7] 见《托洛茨基1938─1939年论文集》中“乌克兰问题”一文(从第301页开始)。

[8] 乌克兰共产党书记Skripnik被指控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于1933年以自杀来抗议。

[9] 在1941年夏天，在纳粹进攻的早期，在他们知道纳粹罪恶的全情之前，许多乌克兰农民，对占领军同情，与工人不同。

[10] 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在Glasnost[开放]开始以后的群众运动证实了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11] 见“乌克兰问题”一文，第305─306页。

[12] 见《托洛茨基1939─1940年论文集》中“Independemce of Ukraine and sec tarian Muddleheads”[“乌克兰的独立与宗派主义的胡涂虫”]一文(1939年7月30日)，第47页。

[13] 这段历史的一个有极大吸引力、但未被适当地澄清的部份与Sultan Galiev这位占领导地位的亚洲布尔什维克有关。他认为苏联的中亚细亚部份的共产党人在组织上应该有自治权。他后来被开除。斯大林派的人说他是“亚洲的托洛茨基”(见Alexandre Bennigsen和Chantal Lemercier Quelquejay 合着的《Sultan Galiev》，巴黎1986年版)。我们不知道托洛茨基对Sultan Galiev 的看法是怎样。

[14] 《斯大林传》，从第170页开始。

[15] 托洛茨基，《论黑人民族主义和自决》，纽约1978年版。

[16] 同上书，第25─26页。

[17] 同上书，第45─48页

[18] 《托洛茨基论文集1934─1935年》，纽约1977年版，第248─253页。

[19] 托洛茨基，《西班牙革命》，纽约1973年版，第60─61页。

[20] 同上书，第77─78页。

[21] 同上书，第107页。

[22] 托洛茨基，《巴尔干战争》，纽约1980年版，第12页。

[23] 同上书，第41页。

[24] 同上书，第366─367页。

[25] 《俄国革命史》，伦敦1967年版，第三卷，从第53页开始。

[26] 同上书，第59─60页。

[27] Peter Kulemann，《Am Beispiel des Austro marxismus》[《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汉堡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