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25章 阿尔汉格尔斯克与归途
11月28日，考察团再次出发，这次只有三位成员：亚历山大·伯克曼、秘书和我。我们取道莫斯科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并在沃洛格达和雅罗斯拉夫尔停留。沃洛格达曾是多个外国大使馆的所在地，暗中援助革命之敌。我们希望在那里找到历史文献，却被告知其中大部分已被销毁或以其他方式浪费。苏维埃机构对这些东西没什么兴趣：这是一个沉闷而令人昏昏欲睡的临时设立的镇子。在雅罗斯拉夫尔，两年前发生了所谓的萨文科夫起义，但这里没发现什么重要资料。
我们继续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我们听到的关于天寒地冻的北方的故事让我们相当担心。但是，令我们松了一口气的是，我们发现这座城市并不比彼得格勒冷，而且干燥得多。
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是那种和蔼可亲的共产主义者，一点也不自大或顽固。我们一表达我们的使命，他就打起了电话。每次他通过电话联系某个官员时，他都会称呼他为“亲爱的达瓦里氏”，并告诉他“从中部来的达瓦里氏”到了，必须给予一切帮助。他认为我们在这会受益颇丰，因为联军撤退后留下了许多重要文件。有柴可夫斯基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Northern Region）出版的旧报纸和记录白军对共产党人暴行的照片。主席本人失去了全部的家人，包括他十二岁的妹妹。他第二天必须离开，去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维埃会议，他答应发出命令以授权我们查阅档案。
我们离开执行委员会开始了巡游，我们惊讶地发现三架雪橇正等着我们，这要感谢主席的体贴周到。我们把自己裹到毛皮大衣里，铃铛叮当作响，朝着不同的方向出发，去自己被分配到的部门。阿尔汉格尔斯克苏维埃的官员们似乎对“中部人”非常尊重；这个词就像魔法一样，能敲开每一扇门。
教育部长是一位热情，和善的人。在向我详细解释了他的机构所做的工作后，他召集了一些员工到他的办公室，告知他们考察团的目的，并让他们准备可以给博物馆收集的材料。在这些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有一位修女，一位面容和蔼的年轻女子。我想，在苏维埃的办公室里发现一个修女是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啊！主席注意到了我的惊讶。他说，他的部门里有不少修女。当修道院被国有化时，贫穷的妇女无处可去。他萌生了让他们有机会在新世界做有益工作的想法。他发现没有任何理由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他没让修女们皈依共产主义，但她们却成为了非常忠实和勤奋的工人，而年轻的，甚至还更进一步。他邀请我参观由几位修女负责的小艺术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地方——与其说是因为它的艺术价值，不如说是因为在那里工作的人；两位老修女，在修道院里分别呆了四十年和二十五年；一个年轻的白军军官和一位年长的工人。最后两人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但主席救了他们，以便让他们发挥用处。他想给那些因无知或意外而成为革命敌人的人一个机会。他说，革命时期需要采取严厉措施，甚至暴力；但应首先尝试其他方法。他的部门里有很多曾被认为是反革命的人，但现在他们都在努力工作。这是我从共产党员那里听到最神奇的事了。“你不会因此被看作一个情感用事的小资产阶级吗？”我问。“是的，确实如此，”他微笑着回答，“但这没什么。重要的是，我已经证明我的主情主义是值得的，正如你亲眼所见。”
木匠是工作室的艺术家。他从未受过教育，但他的雕刻技艺精湛，而且精通各种木工。尼姑们画了花卉和蔬菜的彩绘，供村里的讲师进行演示。他们还画了海报，主要用于儿童节日（*原文为Children’s festivals注意此时还没有儿童节）。
我单独去过工作室几次，以便自由地与木匠和修女交谈。他们不怎么了解那些让他们不得安宁的世事缘由。木匠感叹生活艰难，因为他不被允许出售他的手工艺品。“我以前赚了不少钱，但现在我几乎吃不饱饭，”他说。修女们没有抱怨；她们将自己的命运视为上帝的旨意。然而她们身上也发生了变化。她们从修道院里出来，接触到了现实生活，变得更有人性了。她们举手投足不再那么令人生畏，他们的作品流露与周遭世界的亲密联系。我在他们的儿童画和儿童游戏中尤其注意到这一点。她们身上有一种温情，这温情勃勃展现着她们长期压抑的母亲的天性。前白军军官是四人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已尝遍生活的苦痛。他说，他已经认识到了干预主义者的愚蠢和罪恶，并且永远不会再为其提供帮助。是什么说服了他？干预主义者自己。他们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并在那呆了一段时间，就好像他们拥有这座城市一样。联军许诺了很多东西，但除了让少数投机者靠原本用于接济民众的物资中饱私囊以外，他们什么也没做。大家逐渐反对干涉主义者。我想知道，在无数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枪杀的人中，如果有人拯救了他们的生命，有多少人会对新政权心悦诚服，现在做着有益的工作。
我看过太多作秀学校，所以我决定对参观教育机构只字不提，直到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我大吃一惊。我们在阿尔汉格尔斯的第一个星期六安排了一场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戏剧“Savva”的特殊表演。对于一个省级剧院来说，考虑到准备工作的不足，这部剧已经完成得相当不错了。
演出结束后我告诉部门主席X---我想第二天一早去他的学校参观。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甚至主动提出让考察团的其他成员一起来。我们参观了几所学校，就清洁、舒适和普遍的快乐而言，它们给我带来了启发。同样美好的是看到孩子们和X之间存在的亲密关系。他们的喜悦是自发而真诚的。他一出现，他们就跳到他身上，高兴地大叫着。他们爬到他身上，抱着他的脖子。而他呢？我从未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的任何一所学校里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他也躺倒到地板上，孩子们围在他身边，和他们一起玩耍、嬉闹，就好像他们是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与他们是平等的；孩子们知道这一点，而且和他在一起感觉很自在。
我在我们参观的每所学校和儿童之家都发现了类似的美好关系。当X---出现时，孩子们就两眼发光。他们是我在俄罗斯见到的第一批快乐的孩子。它加深了我对人性格的重要性以及师生之间相互信任和爱的重要性的信念。那天我们参观了几所学校。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任何特殊对待；孩子们到处都有宽敞的宿舍、一尘不染的房间和床、良好的食物和衣服。学校的气氛是温暖而亲密的。
我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发现了许多历史文献，其中包括柴可夫斯基的临时政府与联军代表米勒将军之间的通信。读到这位曾经俄国革命的先驱，柴可夫斯基圈子的创始人，我认识多年且一度启发我的人在信中的卑躬屈膝，近乎哭诉的词句真令人心酸。这些信件暴露了柴可夫斯基政权的软弱和联军统治的专制。尤其瞩目的是一位即将被白军处决的水手的遗言。他描述了他的被捕和被盘问的经历，还有一名英国军官拿着枪像恶魔一样对他严刑逼供的遭遇。我们收集的材料中还包括各种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秘密出版物的副本。我们从教育部收到了许多有趣的海报和图画，小册子和书籍，以及一系列孩子们作品的样本。其中有一张修女们画的天鹅绒桌布，以及一张穿着欢快色彩衣服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孩子们的画像，作为他们对美国孩子的问候。
学校及其管理者并非阿尔汉格尔斯克唯一值得注意的事物。其他苏维埃机构也显然是高效的。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活动，各部工作秩序良好，总体精神真诚、进取。
食物的分发尤其秩序井然。与大多数其他地方不同，购买口粮并不会浪费时间或精力。然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供给并不充足。人们不禁会想到这座城市与莫斯科在这方面的巨大反差。阿尔汉格尔斯克可能从与美国人的接触中学到了组织方面的教训——这是联军最不想看到的事。
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访问如此有趣且收获良多，以至于考察团推迟了出发时间，我们停留的时间比原计划要长得多。临行前，我找了X——。我问，如果可以从“中部”给他寄点东西，他想要什么。“给我们点小工作室弄点颜料和画布，”他回答道。“去见卢那察尔斯基的时候让他给我们寄一些。”多么卓越的，令人敬佩的人！
我们离阿尔汉格尔斯克前往了摩尔曼斯克，但没走多远就遭遇了一场暴风雪。我们被告知，我们至少需要两周才能达到摩尔曼斯克，而正常情况下这一旅程需要三天。还有无法按时返回彼得格勒的风险，大雪经常堵塞道路数周。因此我们决定返回彼得格勒。当我们到达距该市（彼得格勒）七十五俄里（约五十英里）的地方时，我们遇到了暴风雪。需要几天时间，轨道才会被充分清理干净，使我们能够继续前进。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但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燃料和足够维持一段时间的补给。
那是十二月底，我们在车厢里庆祝平安夜。夜晚月光明媚，天空群星闪烁，大地银装素裹。一棵小松树被秘书巧妙地装饰在我们的餐车里，为这个场景增添了光彩。小蜡烛的光芒给现场带来了一丝浪漫。我们的同伴收到了从美国远道而来的礼物；朋友在1919年12月就已经把它们寄出给我们，当时我们正在埃利斯岛等待被驱逐出境。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一年了，令人痛苦的一年。
到达彼得格勒后，我们发现整座城市已经被围绕工会作用的激烈讨论点燃了。后者（工会问题）的情况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工会辩论是俄共党史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详情参考马库中的《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报告），以至于共产党最终被迫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到了十月共产党才迟迟将工会问题提上日程。讨论持续了整个十一月和十二月，并在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潮。所有共产党领导人都参与了这场决定工人组织命运的激烈辩论。讨论的主题涵盖了四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列宁-季诺维也夫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的主要作用是充当共产主义学校”。其次，以老党员梁赞诺夫为代表的团体，坚称工会必须充当工人讨论的平台及其经济上的保护者。托洛茨基领导第三派。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会将成为工业的管理者和控制者，但目前工会必须遵从严格的军事纪律，并完全服从国家的需要。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思潮是以柯伦泰夫人和施利亚普尼科夫为首的工人反对派，他们表达了工人自己的情绪并得到了工人的支持。反对派认为，政府对工会的态度破坏了劳动者重建国家经济的兴趣，瘫痪了他们的生产能力（*这里明显用错词了，爱玛戈德曼使用了productive capacity这个凯恩斯经济学的词汇，考虑根据工人反对派的原意翻译这里）。他们强调，十月革命的目的是让无产阶级控制国家的工业生活。他们要求将群众从官僚国家及其腐败官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为工人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机会。工党反对派表达了普通民众的不满和愿望。
这是一场混战，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别乘坐专列在全国各地角逐，以反驳对方的论点。例如，在彼得格勒，季诺维也夫的影响力如此强大，托洛茨基需要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才能获准向地方党员发表他在这场争论中的观点。这场争论引起了强烈的情绪，一度威胁到整个党的团结。
在代表大会上，列宁谴责工党反对派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主张对其进行全面镇压。施利亚普尼科夫是反对派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被列宁称为“恼怒的政委”，并随后被任命为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以使其闭嘴。柯伦泰夫人被告知要么闭嘴，要么滚蛋。她阐述反对派观点的小册子被查禁了。工党反对派中的一些在契卡中的小人物被放了假，甚至连梁赞诺夫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也被禁止在六个月内参加工会活动。
抵达彼得格勒后不久，博物馆秘书通知我们，莫斯科成立了一个名为“十月革命与俄共历史委员会（Ispart）”的新机构，专门收集有关共产党历史的资料。该组织还提议监督革命博物馆未来的所有考察活动，并将其置于政治委员的指导之下。既然如此，前往莫斯科去弄清此事的真伪就十分必要了。我们看到了太多因政委独裁、无处不在的间谍活动和对独立个人努力的限制所导致的弊端。我们无法同意我们考察团性质即将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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