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24章 回到彼得格勒
考察团原定第二天前往彼得格勒，但路易丝恳求我留下来参加葬礼。10月23日，星期日，几位朋友陪着她来到工会大楼，里德的遗体静静地躺在那里。我在游行队前往红场的路上陪着路易斯。有人发表演讲——关于杰克·里德对革命和党的价值的冷酷的陈词滥调。这一切听起来很机械，与坟墓中刚刚死去的死者的精神相去甚远。只有一位发言者谈到了真正的杰克·里德-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她有着艺术家的灵魂，其深度和美远胜于任何教条。她利用这个机会劝诫她的同志。“我们称自己为共产党人，”她说，“但我们真的是吗？难道我们不更像是彻底榨干那些投向我们的人，然后等他们失去利用价值，我们就将他们弃之不顾，忽视，遗忘吗？如果我们不为那些需要我们的人奉献自己，我们的共产主义和我们的同志情谊就只是一纸空文。让我们提防这样所谓的共产主义。它杀死了我们中最好的人。杰克·里德是我们中最好的人。”
柯伦泰的真诚言辞引起了党内高层的不满。布哈林皱着眉头，雷因斯坦（Boris Reinstein）坐立不安，其他人则抱怨不止。但我对柯伦泰所说的话感到很高兴。不仅因为她所说的比那天任何其他人所说的都更能表达杰克·里德的心声，还因为这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在美国，我们曾多次尝试见面，但从未成功。1920年3月，当我到达莫斯科时，柯伦泰病了。在我返回彼得格勒之前，我见了她一会儿。我们谈论了困扰我的事情。柯伦泰在谈话中说道：“是的，我们俄罗斯有很多沉闷的方面。”“沉闷，”我问道。“仅此而已？”我对这种在我看来相当肤浅的观点感到不愉快。但我确信，是柯伦泰糟糕的英语将对我来说是理想破灭的事表达成了”沉闷。”
柯伦泰当时所说的其他事情之一是，我可以在妇女中找到一个伟大的工作领域，因为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尝试去启发和拓宽她们的视野。我们以友好的方式分手，但我在她身上没有感受到我在安吉丽卡·巴拉巴诺娃身上感受到的温暖和深度。现在，在里德的露天坟墓前，她的话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想，她也深深地感受到了。
路易丝·布莱恩特昏死过去，她的脸埋在湿润的土里。我们费尽心机将他扶起。她情绪失控，被送到等待的汽车里，然后被送回酒店并上床休息。外面，天空披上了灰色的外衣，对着里德的新坟默默哭泣。整个俄罗斯似乎也成了一座新坟。
在莫斯科，我们找到了共产党媒体对马赫诺语气突然转变的解释。遭受弗兰格尔重创的布尔什维克寻求乌克兰黑军的援助。苏维埃政府和内斯托·马赫诺即将签署一项政治军事协议。后者将全力配合红军打击反革命敌人。在另一边，布尔什维克接受了马赫诺的以下条件：
（1）立即释放和停止迫害所有马赫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参与武装反叛的除外
（2）马赫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享有最充分的言论、新闻和宣传自由，但无权号召武装起义反对苏维埃政府，并接受军事审查。
（3）马赫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享有作为候选人自由参加苏维埃选举的权利，并将举办第五次全乌克兰苏维埃大会。
该协议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哈尔科夫召开大会的权利，并着手为在十月份举办该会议做准备。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正准备参加，并对前景感到兴奋。但我对布尔什维克的信心受到了太多的冲击。我不仅相信代表大会不会召开，而且我在其中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的诡计，将所有无政府主义者聚集在一处，以一举消灭他们。事实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和讲师沃林（Volin），已经被释放，现在在莫斯科已经获得了自由。
※ ※ ※
我们前往彼得格勒，将我们在南方收集的一车珍贵材料运送到博物馆。更可贵的是，考察团成员通过与各种有意见或无意见的人的私下交流而丰富了经验，并清晰了对日益展开的社会全景的印象。这是比任何纸质文件都更有价值的宝藏。但对形势的更深入的了解加剧了我内心的挣扎。我渴望合上眼睛，闭上耳朵，不要看到那只指责的手，它指着扼杀革命的盲目错误和有意识的犯罪。我不要听事实的雄辩，任何个人依恋都无法再使其沉默。我知道革命和布尔什维克虽然被宣称是一体的，但其手段和目的皆是对立，水火不容的。革命深根于人民的生活中。而共产党国家机器是建立在一个政党强制实施的计划的框架上的。在这场较量中，革命被杀害了，但杀戮者也气喘吁吁。我在美国就知道干涉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和阴谋正在摧毁革命。但当时我不知道布尔什维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现在我意识到他们才是掘墓人。
我深感痛苦，我欠了欧洲和美国的工人们一个沉重的真相：我应当告诉他们俄国的真相。但当俄国仍被重重围困时，我要如何诉说呢？这将为波兰和弗兰格尔所利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克制自己不去揭露严重的社会罪恶。我觉得我好像背叛了群众的信任，尤其是我所珍视的美国工人的信任。
到达彼得格勒后，我暂时住在国际酒店。我打算在其他地方找一个房间，决心不接受政府的任何特权。国际酒店挤满了外国游客。许多人不知道他们为何而来或他们来此追寻什么。他们只是涌向他们认为是工人天堂的土地。我记得我和IWW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某个小伙子的事。他来俄罗斯，带着少量的口粮、针、线和其他类似的必需品。他坚持要和我分享。“但你自己需要所有这些东西，”我告诉他。当然，他知道俄罗斯的物资非常匮乏。但无产阶级掌权，作为工人，他会得到他需要的一切。或者说他会“得到一块土地，建起一个家”。他已经参加了十五年的工人运动（原文为He had been fifteen years in the Wobbly movement，Wobbly是IWW成员的绰号，但根据IWW的官网，他们也不记得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了），他“不介意安定下来”。对这样一个无辜的人我该说些什么好？我没有勇气让他的幻想破灭。我知道他很快就会明白。看到这样的人们涌入饥饿的俄国真是令人心酸。然而，他们所到来的苦痛还远不及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对于这些人，革命就像座金矿。国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都带着共产主义在美国、爱尔兰、中国、巴勒斯坦奇迹般发展的传说而来。这些故事对当权者饥饿的灵魂来说是一种慰藉。布尔什维克欢迎他们，像一位老姑娘欢迎她的第一位追求者的奉承。他们把这些冒牌货送回国，提供充足的资金和设备来为这工农共和国唱赞歌。观察这些人吹嘘“重要的密谋任务”，既是悲剧又是喜剧。
我在房间里接待了许多访客，其中包括我在阿斯托里亚的小邻居和她的两个孩子、法国支部的一名共产党员，以及几位外国人。自我上次在1920年6月见到这位邻居以来，她看起来病恹恹的，疲惫不堪。有一次我询问过。“不完全是这样，”她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饥饿和疲惫中。这个夏天很艰难：作为儿童之家的监察员，我必须走很多路。我回到家时已经筋疲力尽。我九岁的女儿去了儿童收容所，但我不会冒着风险将我的男宝宝送到那里，鉴于他去年的经历，当时他受到如此忽视，几乎死在了那。我整个夏天都得把他留在城里，这让我倍感艰难。但如果不是subotniki和voskresniki（共产周六和周日自愿工作），这一切不会如此糟糕。他们完全耗尽了我的力气。你知道它们开始是怎样的——就像一场野餐，伴随着号角和歌声、游行和庆祝活动。特别是当看到领导同志拿起镐、铲子、努力干活时，我们都深受鼓舞。但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在不顾一切强加的义务之下，共产周六变得灰暗、失去精神、完全不考虑人的兴趣，体力或是他还要做的其他事情。在我们可怜的俄罗斯，没有一件事是成功的。“如果我能去瑞典、德国，任何地方，远离这一切就好了。”可怜的小女人，她不是唯一一个想要放弃这个国家的人。正是他们对俄罗斯的热爱和痛苦的失望，让大多数人急着逃离这里。
我在彼得格勒认识的其他几位共产党人的怨恨则更加强烈。他们每次来找我，都重复着他们退党的决心。他们说，在阴谋、盲目仇恨和毫无意义的迫害的气氛中，他们感到窒息。但离开完全控制一亿多人民命运的党需要相当强大的意志力，而我的共产党访客却缺乏这种力量。但这并没有减轻他们的痛苦，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尽管他们得到了最好的口粮，并且在斯莫尔尼宫的专属餐厅用餐。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发现斯莫尔尼宫有两个独立的餐馆时的惊讶，其中一家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重要成员和第三国际的人提供健康而充足的食物，而另一个餐厅是准备给党的普通成员的。甚至一度有了三家餐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不知何故得知了此事。他们集体下来并关闭了两家餐馆。他们说：“我们发起的革命人人同享。”有一段时间只有一家餐厅营业，但后来又开了第二家。但即使是后者也远优于苏式”普通民众”的参观。
一些共产党人反对这种差别对待。他们目睹了以共产主义的名义犯下的错误、阴谋和对生命的毁灭，但他们没有力量和勇气抗议不公，残暴的党或与其划清界限。他们经常向我倾诉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不敢讨论的事情。就这样，我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党和第三国际的内部运作的事情，这些事情都被小心翼翼地向外界隐瞒了。其中包括所谓的芬兰白军阴谋的故事，该阴谋导致七名芬兰共产党领导人在彼得格勒被杀。我在乌克兰的时候在苏联报纸上读过相关的内容。我记得我当时的感受，我对自己感到厌烦，我竟在反革命阴谋如此猖狂的情况下批判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但从我的共产党来访者那里我得知，报告从头到尾都是假的。根本没有什么白军的阴谋，而是两个布尔什维克派系之间的斗争：分别是控制着彼得格勒宣传的温和芬兰共产党和在芬兰工作的左翼。温和派是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并被季诺维也夫扶上了位。左派曾多次向第三国际抱怨彼得格勒同志的保守和妥协，以及他们对芬兰的运动造成的伤害。他们要求这些人下台。没人理他们。1920年8月31日，左派来到了彼得格勒，前往温和派总部。在后者的会议上，他们要求执行委员会辞职并将所有账簿和账目交给他们。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年轻的芬兰共产党人开枪，杀死了七名同志。这件事被世人知晓为芬兰白军反革命阴谋。
11月7日（旧历10月25日）在乌里茨基广场庆祝了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我看过太多官方游行，以至于他们对我失去了兴趣。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广场，希望能见识点不一样的，事实证明，这次也是老调重弹。这次盛会尤其展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贫乏。克伦斯基和他的内阁、切尔诺夫和制宪会议以及对冬宫的袭击又被像陪衬一样演出，以强烈地凸显布尔什维克作为“革命救世主”的作用。它演得很糟糕，布景也很差，整部剧都很平淡。对我来说，这场庆典更像是场葬礼，而不是革命的诞生。
整个十一月，彼得格勒都充斥着紧张（的氛围）。关于罢工、逮捕以及工人和士兵之间的冲突的谣言四起。了解事实很困难。但党在苏维埃第一院召开的特别会议彰显了形势的严峻。那天下午早些时候，阿斯托里亚酒店前面的广场上停满了受邀参加特别会议的有影响力的共产党人的汽车。第二天早上，我们得知，根据莫斯科法令，彼得格勒会议决定动员一些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去工厂和商店。三百名党员，其中一些是政府高官，另一些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担任要职的人，被命令立刻去干活，向无产阶级证明俄国政府确实是一个工人政府。该计划预计将缓解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并抵消其中其他政党的影响。佐林是那三百人中的一个。
不过，劳动者们不会被此举所欺骗。他们知道大多数被动员的人继续住在阿斯托利亚酒店并开着汽车来上班。他们看到他们穿着暖和的衣服和漂亮的鞋子，而他们自己几乎赤身裸体，住在肮脏的小屋里，没有光也没有暖气。工人们很反感这种作秀。这件事在商店里引起了热议，许多令人不愉快的场面接踵而至。一个女人，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工厂里受尽折磨，最终歇斯底里，不得不被送走。一些被动员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佐林等人，是足够真诚，但他们已经远离了劳动者，无法忍受工厂生活的艰辛。几周后，佐林崩溃了，不得不被转移到休息处。尽管他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但他的崩溃却被工人们解读为摆脱无产阶级困苦生存条件的苦肉计。群众与新布尔什维克官僚之间的鸿沟已经越拉越大了。它已无法被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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