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26章 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死亡与葬礼
1921年1月，我到达莫斯科后，得知彼得·克鲁泡特金患了肺炎。我立即提出要为他提供护理，但由于已经有一位护士在那了，而且克鲁泡特金的屋子又太小，无法容下多余的访客，所以大家一致同意，由正在莫斯科的萨莎·克鲁泡特金，去德米特罗夫看看是否需要我过去。我原计划第二天前往彼得格勒。直到出发的那一刻，我都在等待德米特罗夫村的电话；没有人打来，我得出结论，克鲁泡特金正在好转。两天后，在彼得格勒，拉维奇告诉我，克鲁泡特金的病情恶化了，并要求我立即前往莫斯科。我立即出发，但不幸的是我的火车晚点了十个小时，导致我到达莫斯科时已太晚了，无法搭上前往德米特罗夫的火车。直到2月7日晚上，我终于坐上了开往那里的火车。然后发动机熄火加油，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才恢复。2月8日，当我终于到达克鲁泡特金小屋时，我得知了一个悲痛的消息，就在大约一个小时前，彼得去世了。他生前一度呼唤我，但我却没能为我最敬爱的老师和同志——世界上最伟大、最高尚的灵魂——献上最后的敬意。我没能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刻陪在他边上。但我至少能留下，直到他被送往最后的安息之地。
在我之前两次拜访克鲁泡特金时，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对布尔什维克没有丝毫怨恨，以及他从未提及过自己的艰难困苦。直到现在，当他的家人准备葬礼时，我才得知他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生活的一些细节。1918年初，克鲁泡特金在他周围聚集起了一群最优秀的政治经济学家。他的目的是仔细研究俄罗斯的资源，并将其汇成一部用于国家的工业重建的专著。克鲁泡特金是这项事业的主编。一卷已完成，但从未出版。这个科学家团体被称为联邦党人联盟，遭到政府解散，其所有材料被没收。
克鲁泡特金在莫斯科的公寓曾两度被征用，一家人被迫去其他地方找寻住所。正是在这些经历之后，克鲁泡特金一家搬到了德米特罗夫，老彼得不情愿地被流放到了那。过去，克鲁泡特金的家中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最优秀的思想和观念，而现在他被迫过着隐居的生活。他唯一的来访者是村里的农民、工人以及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习惯于带着自己的烦恼和不幸来找他。他一直通过大量出版物与世界保持联系，但在德米特罗夫，他无法接触到这些资源。他现在唯一的信息渠道是两家政府报纸《真理报》和《消息报》。他住在村里时在新伦理学方面的工作也受到很大的阻碍。他在精神上挨饿饱受饥饿，这对他来说比肉体上的饥饿更痛苦。的确，他的配给（*原文为payck，可能是паёк的西里尔转写）比一般人要多，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支撑他日渐衰弱的体力。幸运的是，他时常会从各种来源获得物资援助。他的国外的同志以及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者经常给他寄来口粮。有一次，他收到了当时被布尔什维克视为俄罗斯南部反革命恐怖势力的马赫诺的一些礼物。克鲁泡特金一家尤其感到缺乏照明设施。1920年，当我拜访他们时，他们认为自己2很幸运，哪怕只有一个房间有照明的设施。大多数时候，克鲁泡特金靠一盏闪烁的小油灯的工作，这几乎要把它弄瞎了。在白天的短暂时光里，他会用打字机转抄他的笔记，缓慢而痛苦地敲击每一个字母。
然而，消耗他力量的并不是他自己的不幸。而是他的是革命已死的想法，俄罗斯的多艰世事，迫害，无尽的处决（*原文为raztrels, расстрелы的转写），使他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深陷于一场悲剧之中。他曾两次试图让俄国的统治者清醒过来：一次是抗议压制所有非共产主义出版物；另一次则是反对劫持人质的野蛮行径。自契卡开始活动以来，布尔什维克政府就批准了人质劫持。无论老少，母亲、父亲、姐妹、兄弟，甚至儿童，都因为他们完全不知情的，他们亲属涉嫌的犯罪而被扣为人质（*这一措施主要被用于前沙皇军官，为了防止军官叛变，托洛茨基将他们的亲属扣为人质，以确保他们的忠诚）。克鲁泡特金认为这种方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原谅的。
1920年秋天，成功出国的社会革命党成员威胁说，如果共产党继续迫害他们的同志，他们将进行报复。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其官方媒体上宣布，每有一名共产党受害者，就会处决十名社会革命党人。就在那时，著名革命家维拉·菲格纳和彼得·克鲁泡特金向俄罗斯当权者发出了抗议。他们指出，这种做法是俄国革命最糟糕的污点，也是一种已经带来可怕后果的罪恶：历史永远不会原谅这种做法。
另一项抗议是作为政府“清算”所有私人出版机构（甚至包括合作社的出版机构）的计划的回应，该抗议是向当时正在开会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的。有趣的是，身为教育委员部官员的高尔基也发出了类似的抗议。在这份声明中，克鲁泡特金呼吁人们注意到这种政策对所有进步的事业、事实上对所有思想的危害，并强调这种国家垄断将使创造性工作完全不可能进行。但抗议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此后克鲁泡特金便觉得向一个如此痴迷于权力的政府求助是没有用的。
在克鲁泡特金家里度过的两天里，我对他个人生活的了解比我认识他的这些年的加起来还要多。即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道彼得·克鲁泡特金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在他的作品中，我发现了一系列极具艺术价值的画作。他热爱音乐，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他的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钢琴上。
现在他躺在小工作室里的沙发上，仿佛平静地睡着了，他的面色安详一如往常。数千人前往克鲁泡特金小屋朝圣，向这位伟大的俄罗斯的孩子致敬。当他的遗体被运到车站准备运往莫斯科时，全村人都参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送葬队伍，向这位作为朋友和同志生活在他们中的人致以最后的问候。
克鲁泡特金的朋友和同志决定他的葬礼将由无政府主义组织全权负责，并在莫斯科由各个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代表成立了彼得·克鲁泡特金治丧委员会。委员会致电列宁，要求他下令释放所有被监禁在首都的无政府主义者，以便让他们有机会参加葬礼。
由于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印刷厂等都被国有化，无政府主义治丧委员会被迫请求莫斯科苏维埃协助其顺利实施丧葬计划。无政府主义者自己的媒体被剥夺，委员会不得不向当局申请公布与葬礼安排相关的必要事项。经过大量讨论后，他们获许印发两份传单和发行四页公告以纪念彼得·克鲁泡特金。委员会要求该文件的印发将免受审查，保证它将只包含对我们逝去同志的赞美，不会带有任何争议内容。这个要求被断然拒绝。委员会别无选择，被迫将手稿送去审查。为防止政府的故意拖延，确保纪念问题万无一失，治丧委员会决定自行负责开设一家已被查封的无政府主义印刷所。公告和两份传单是在该机构印制的。
为回复发送给列宁的电报，苏维埃全俄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决定“建议全俄特别委员会（Veh-Tcheka）自行判断，释放因参与起义而被监禁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参加彼得·亚·克鲁泡特金的葬礼。”派往契卡的代表被问及治丧委员会是否能保证囚犯的返回。他们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未讨论。契卡随即拒绝释放无政府主义者。殡葬委员会获悉事务的新进展，立即保证参加葬礼后囚犯将返回。随即，契卡回复，“根据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判断，监狱里没有任何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被释放参加葬礼。”
逝者的遗体被安放在莫斯科劳动圣殿的柱廊大厅中。葬礼当天早上，克鲁泡特金治丧委员会决定向聚集的人群通报当局背信弃义的行为，并明确从圣殿撤出共产党官方团体赠送的所有花圈。由于害怕公开曝光，莫斯科苏维埃代表明确承诺，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在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葬礼。但这个承诺也被违被了，只有七名无政府主义者被从特别委员会的“内部监狱”中释放。没有一名被关押在布提尔卡监狱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葬礼。官方的解释是，被监禁在该监狱的二十名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接受当局的提议。我于是去探望犯人以查明真相，他们告诉我，契卡的一名代表，坚持要求（无政府主义者）以个人身份出于特殊原因参加葬礼，无政府主义者们知道暂时释放的承诺是被以无政府主义者集体的形式作出，遂要求按原规定执行。契卡代表称他去电咨询了上级部门。他再没有回来。
葬礼让人印象深刻。这是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前所未见的独特的游行。无政府主义组织、工会、科学和文学社团以及学生团体的成员排起长队，从劳动圣殿游行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了七俄里（近五英里）外的墓地。游行队伍由学生和儿童带着各组织的花圈领头。黑色与代表社会主义猩红色的无政府主义旗帜飘扬在人群上方。数英里长的游行队伍完全没有官方维和者的服务。群众自发地排成几排，维持着完美的秩序，而学生和工人则在游行队的两侧组织了一条活动链。经过托尔斯泰博物馆时，队伍停了下来并降旗纪念另一位俄罗斯伟大的孩子。博物馆台阶上的一群托尔斯泰主义者演奏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表达了他们对克鲁泡特金的热爱与崇敬。
随着各个政治倾向的演讲者向他们伟大的导师和同志致以了最后的敬意，克鲁泡特金的遗体逐渐沉入坟中，冬日的暖阳也随之落下了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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