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重返莫斯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23章重返莫斯科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言论和新闻受到如此彻底压制的国家，人类的思想以幻想为食，并从中编织出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并不出人意料。在我刚到彼得格勒的几个月，我就被城中流传的谣言惊到了，甚至一些聪明人也上当了。广大群众接触不到苏维埃的媒体，也没有其他新闻媒体。每天早上，布尔什维克的公报和报纸都贴在街角，但在天寒地冻中很少有人愿意停下来阅读它们。此外，人们对共产党媒体缺乏信心。因此，彼得格勒不仅与西方世界，而且与俄罗斯其他地区完全隔绝了。一位老革命家曾经对我说：“我们不仅不知道世界或莫斯科正在发生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隔壁街道正在发生什么。”然而人类的心灵无法永远被封闭起来。它时常而且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关于敌人企图袭击彼得格勒的谣言、季诺维也夫被一些工厂工人扔进“苏联汤”的故事，以及莫斯科已白军攻陷的谣言都在流传。
　　关于敖德萨，据（彼得格勒）说敌舰已经在海岸上肉眼可见了，到处都在传一场攻击即将到来。然而，当我们到达时，我们发现这座城市很安静，过着平凡的生活。除了大型市场之外，敖德萨给我留下的印象完全就是苏维埃统治的写照。但我们离开这座城市还不到一天，当我们返回莫斯科时，我们又听到了同样的谣言。波兰军队的胜利和红军的仓皇撤退肥沃了人们过分激动的想象的土壤。铁路处处被军用列车封锁，车站里挤满了士兵，散布着溃败恐慌的谣言。
　　好几次，苏维埃当局（*列宁派认为应该放弃彼得格勒转移去莫斯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及他们的支持者认为应该守住彼得格勒，最终托，季，斯在政治局中打败列宁）都都做好了一旦敌人接近就开始撤离的准备。然而，民众却做不到这一点。沿途的火车站，人们站在那里讨论着即将到来的进攻。罗斯托夫的战斗，一些其他城市落入弗兰格尔手中，土匪劫持火车，炸毁桥梁，类似的故事让每个人都陷入恐慌。传闻当然无法证实。但我们被告知，我们无法继续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该城市已被划入军事区。我们被建议从基辅出发，然后返回莫斯科。我们很难接受放弃到达巴库的计划，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能走得太远，尤其是我们的车厢许可证很快就要到期。我们决定经基辅返回莫斯科。
　　当我们离开彼得格勒时，我们答应从南方带回一些糖、白面粉和谷物，送给我们三年来一直缺乏这些必需品挨饿的朋友们。在去基辅和敖德萨的路上，我们发现食物相对来说很便宜；但现在价格已经涨了好几倍。我们从敖德萨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距离拉赫诺（Rakhno）二十俄里（约十三英里）的一个地方，一个日梅林卡附近的小村庄，在那里可以以低廉的价格买到糖、蜂蜜和苹果冻。其实我们不应该把物资从别的地方私运至彼得格勒，虽然契卡无权搜查我们的车厢。但既然我们没有倒卖任何物资的心思，因此给那些挨饿多年的人们带点食物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在日梅林卡把车厢脱离了出来，考察团的两位男士和我本人前往了拉赫诺。
　　说服日梅林卡农民带我们去隔壁村庄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我们能给他们盐、钉子或一些其他商品，否则他们就不愿意去。我们在徒劳的寻找中失去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但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人，他同意开车送我们去那个地方，以换取克伦斯基卢布。这段旅程是一段为了美好愿望的崎岖之路：我们像盒子里的骰子一样上下颠簸，前后摇摆。经过仿佛无尽的旅途，我们四肢酸痛地到达了村庄。这里贫穷肮脏，犹太人是主要人口。农民们住在拉赫诺铁路的两旁，只有在赶集的日子里才会去那里。在这里，没有犹太人担任苏维埃官员。
　　我们带了一封写给一位女医生的介绍信，她是我们敖德萨崩得朋友的妹妹。她将教我们如何采购物资。到达医生家后，我们发现她住在两个小房间里，房屋状况很差。而且不干净，一个肮脏的婴儿在地上爬来爬去。那个女人正忙着做苹果冻。她属于现在在俄罗斯随处可见的那种幻想破灭的知识分子。从她的谈话中我得知，她同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医生）被派到了这个荒凉的地方。他们与所有的智力活动完全隔绝，没有文章、书籍，也没有同事。她的丈夫一大早就开始值班，深夜才回来，而她除了照顾自己的病人外，还得照顾孩子和家庭。她刚刚从斑疹伤寒中恢复过来，砍柴、挑水、洗衣、做饭、照顾病人对她来说都很困难。但让他们的生活难以忍受的是普遍的对知识分子的敌意。他们不断地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并被指控从事破坏活动。女子说，她只是为了孩子，才继续过这种肮脏的生活。“不然还不如死了好。”
　　一位年轻女子来到家里，衣着朴素，但干净整洁，经介绍她是一名学校老师。她立即与我交谈起来。她是一名共产党员，她宣布，自己在“独立思考”。“莫斯科可能是独裁的，”她说，“但这里城镇和乡村的当局的独裁有过之而不及。他们为所欲为。”省级官员靠着趋炎附势上位。他们没有革命的过往——从未有过为革命献身的觉悟。他们只是手握权力的奴隶。如果她自己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她早就被消灭了，但她决心与她所在地区滥用权力的行为作斗争。至于学校，他们已经在现有条件下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那也是微乎其微的。他们什么都缺。夏天还好，但冬天孩子们不得不呆在家里，因为教室没有加热装置。莫斯科所发表的关于大幅减少文盲率的乐观报道属实吗？嗯，这无疑是被夸大了。在她的村庄里，进展非常缓慢。她时常想，所谓的教育是否真的有什么意义。假设农民应该学习读书和写字。这会让他们成为更好，更友善的人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那些人们不是文盲的国家里还会有如此多的残酷、不公和冲突？俄罗斯农民，他不会读也不会写，但对正义和美好有着与生俱来的感知力。他可以用双手创造奇迹，而且他并不比世界上其他人更野蛮。
　　我很惊讶能从这么偏僻的一个地方的如此一位年轻的教师这里听到这种不寻常的观点。这位小老师不可能超过二十五岁。我鼓励她谈谈她对党的总体政策和方法的反应。她是否赞同它们？是否认为它们是由革命进程决定的？她说，她不是政治家，因此对此无法评价。她只能根据结果来判断，而结果远不尽人意。但她对革命充满信心。它深深扎根在土壤中，赋予生命新的意义。甚至农民也变了——所有人都变了。这一切的混乱必将孕育出伟大的东西。
　　医生（女医生的丈夫）的到来将谈话转向了其他方面。当得知我们的任务后，他即刻去找了一些商人，但不久他回来说无能为力：现在是赎罪日前夜，每个犹太人都在犹太教堂里。我是个异教徒，我并不知道我是在那个最庄严的斋戒日的前夕到来的。由于我们不能多留一天，我们决定无功而返。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困难。除非有武装警卫陪同，否则我们的车夫坚决不出发。他害怕强盗：他说，两天前的晚上，他们在森林里袭击了旅行者。必须向民兵主席提出申请。后者愿意帮助我们，但是——他的所有手下都在犹太教堂里祈祷。我们能等到活动结束吗？
　　最后，人们从犹太教堂里鱼贯而出，我们得到了两名武装民兵。这对那些犹太男孩来说相当困难，因为在赎罪日骑马是一种罪过。但什么也不能诱导这农民在没有军事保护的情况下冒险穿过树林。生活确实是一床百纳被，上面打满了各色各样的补丁。这位农民，一个真正的乌克兰人，会毫不犹豫地在反犹大屠杀中殴打和抢劫犹太人；然而，他却在两名犹太人的保护下感到安全，能免受自己同宗同胞的攻击。
　　我们策马踏进了璀璨的秋夜，天空中繁星点点。四周如此静谧，仿佛大自然也沉入了梦乡。车夫和我们的护卫讨论起了土匪，争先恐后地讲述他们所犯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当我们接近那片幽暗的森林时，我突然意识到他们的高声说话可能已经把我们的接近暴露给了可能正潜藏在林中的强盗。民兵们紧张地站在马车上，手中的步枪随时准备开火；农民紧张地双手合十祈祷，随后猛地鞭打马匹，让它们在森林中疯狂地飞驰，直到我们重新回到了开阔的道路上。整个过程充满了紧张，但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遭遇任何强盗。看来那晚他们一定是在搞破坏“工作”了。
　　我们到达车站太晚，无法连接车厢，只好等到早上。一个穿着军装的女孩陪我过夜，她是一名共产党员。她宣称，她在各个前线战斗，并与许多强盗作战。她有点像东方世界的花花公子，每小时都在追求所谓浪漫。她最喜欢的故事是枪毙。“一群反革命分子、白军和投机者，”她会说；“他们都应该被枪毙。”我想起了学校里的小老师，乡村里可爱的精神，艰难，痛苦地为孩子们，为生活的美好奉献自己；在这里，她的同志，也是一位年轻女子，但冷酷无情，缺乏任何革命价值观——都是同一所学校的孩子，但彼此却如此不同。
　　早上，我们在日梅林卡与考察团会和汇合，然后前往基辅，我们于九月底到达那里，发现这座城市完全变了。空气中弥漫着第十二集团军（溃败）的恐慌。敌人预计距离只有150俄里（约九十九英里），许多苏维埃部门正在撤离，这增加了普遍的不安和恐惧。我拜访了革命委员会的主席Wetoshkin，和他的秘书。后者询问了敖德萨的情况，急于了解他们苏维埃在那里的情况，他们是否压制了贸易，以及苏维埃各部门的工作情况。我告诉他关于契卡普遍的破坏、投机和恐怖。至于贸易，商店关门了，所有招牌都被查下来了，但市场的生意却做得很大。“真的吗？好吧，你必须把这件事告诉Wetoshkin同志。”秘书欣喜地叫到。“你猜怎么着——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脑，共产国际的创始人之一，与托洛茨基关系亲密，因参加反对派被和奥尔加·加米涅夫，玛丽·斯皮里多诺娃一起杀害在了梅德韦杰夫森林）来了，他向我们讲述吹嘘了敖德萨成就的完美奇迹。他批判我们，因为我们没能做得那么好。你必须告诉Wetoshkin关于敖德萨的一切；他会很享受拿这个取笑拉科夫斯基的拿这个取笑拉科夫斯基，他一定很享受。”
　　当我离开办公室时，我在楼梯上遇见了Wetoshkin。他看起来比我上次见到他时更瘦了，而且忧心忡忡。当被问及迫在眉睫的危险时，他轻妙淡写地说。“我们不会撤离，”他说，“我们留在这里。这是让公众放心的唯一方法。”他也询问了敖德萨的情况。我答应稍后再告诉他，因为当时已经没时间了。但我没有机会再次见到Wetoshkin，开那个关于拉科夫斯基的玩笑。两天后我们就离开了基辅。
　　在距离莫斯科不远的工业中心布良斯克，我们看到了大幅海报，宣布马赫诺再次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并在对抗弗兰格尔的大胆行动中脱颖而出。鉴于苏联报纸不断地将马赫诺描绘成强盗、反革命和叛徒，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布党）突然换了这副嘴脸？我们的车被黑军劫持，我们自己作为囚犯被带走，这一惊心动魄的冒险并没有发生。当我们九月份到达马赫诺活动的地区时，他与我们的联系被切断了。与这位农民领袖面对面地会面，并直接听取他的想法，无疑会非常有趣。他无疑是革命中南方崛起的最具特色和活力的人物——而现在他又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了一起。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们到达莫斯科之前，我们无从得知。
　　从我们在旅途中拿到的一本消息报副本中，我们得知了约翰·里德去世的悲报。这对我们这些认识杰克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彼得格勒的国际酒店。他刚从芬兰的监禁中回来，病在床上。我得知杰克独自一人，没有得到适当的护理，我就前往去护理他。他的情况很糟糕，浑身浮肿，手臂上还出现了严重的皮疹，这是营养不良的结果。在芬兰，他几乎只能吃干鱼，并且受到了恶劣的待遇。他病得很重，但他的精神依然如故。无论人们多么强烈地反对杰克，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热爱他伟大、慷慨的精神，现在他死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坚信的革命（*杰克里德因在美国从事反战活动被判有煽动罪，逃到苏联后不久里德决定再次返回美国但为受到共产国际批准，里德于是借助私人关系试图从芬兰偷渡回美国，他在芬兰被捕并因为美国国务卿施压受到了虐待并换上了坏血病最终被苏维埃政府通过交换政治犯换回了里德）。
　　抵达莫斯科后我立即前往杰克的妻子路易丝·布莱恩特（Louise Bryant）下榻的德洛沃伊德沃尔（Delovoi Dvor）宾馆。我发现她非常心烦意乱，但很高兴能见到一位杰克的故人。我们谈论他、他的疾病、他的受难和他的英年早逝。她非常痛苦，因为她声称，杰克在病得很重的时候就被命令去巴库参加东方人民大会。他回来时已经是一个垂死的人了。（*重病中的里德被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命令去巴库参加东方人民大会，途中需要穿过一个被内战和斑疹伤寒蹂躏的乡村，里德拒绝并希望能先和妻子在彼得格勒见上一面，季诺维也夫坚持要求里德乘坐前往巴库的列车：“共产国际已经做出决定了。服从。”）但即便如此，如果他得到足够的医疗照顾，他还是可以获救的。他在房间里躺了一个星期，医生们还未对他的病情拿定主意。之后一切就都太晚了。我很能理解路易丝的感受，尽管我确信（布尔什维克）已经为里德尝遍了人类能做到的一切可能。我知道无论还有什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言论，都不能指责他们忽视了为他们服务的人。相反，他们是慷慨的东道主。但路易丝失去了她最珍贵的东西。
　　在谈话中，她问我的经历，我告诉她我内心的冲突，我如何一直努力从混乱中找寻出路，现在迷雾正在消散，我开始区分布尔什维克和革命。自从我来到俄罗斯，我就开始感觉到布尔什维克政权并没有那么好，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困住了。“多么不可思议啊！”露易丝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臂，用狂热的眼神盯着我。“被困住了”正是杰克在神智不清中不断重复的话。”我意识到可怜的杰克也开始看到表面之下的东西。他自由，无拘无束的精神找寻着人生真正的价值。当它受到宣称自己不可改变的教条的束缚时，它会感到不安。如果杰克还活着，他无疑会勇敢地坚守那个让他陷入困境的东西。但在死亡面前，人的心灵有时会变得明亮：它会在一瞬间看到在人的正常状态下是模糊和隐藏的东西。我对杰克与我感同身受这一点毫不意外，任何在俄国的人，只要不是狂热分子，都会有这种感觉——被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