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16章 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
博物馆部门归教育人民委员部管。我们的凭据已经由博物馆第二任主席季诺维也夫签署，卢纳察尔斯基也是彼得格勒革命博物馆两位主席中的一位；因此要让他在我们的凭据上签名，我被派去见卢那察尔斯基。
在他面前我感到很愧疚。我三月份离开莫斯科，承诺一周内回来和他一起工作。现在，四个月过去了，我却回来请求他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协助我。我去了克里姆林宫，决心告诉卢纳察尔斯基我对俄罗斯局势的看法。但由于他办公室里人山人海，我也就没好意思再占用他时间向他提起此事。我只能告诉卢纳察尔斯基这趟的目的，并请求他协助工作。他同意了，签署了我们的凭据，并给我提供了介绍信和推荐信，以帮助推进我们代表博物馆进行的工作。
当我们的委员会为乌克兰之行做必要的准备时，我抽出时间参观了莫斯科的各个机构并会见了一些有趣的人。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我在上次访问时曾见过他们。当时我告诉他们，我很想去看望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关于她的情况我听到了许多的相互矛盾的故事。但那时无法安排会面，斯皮里多诺娃当时正以农妇的身份进行非法居住，会面可能会让她陷入危险。历史确实重演了。在沙皇统治下，斯皮里多诺娃也曾伪装成农妇，跟踪因鞭打农民而出名的坦波夫（Tamboy 坦波夫 Tambov的错误拼写）总督卢汉诺夫斯基。她开枪射杀了他，随后被捕并遭受酷刑，后来被判处死刑。（这件事）在西部地区激起了民愤，由于其抗议，斯皮里多诺娃的判决被改为西伯利亚终身流放。她在那里度过了十一年。二月革命给她带来了自由并回到了俄罗斯。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立即投入革命活动。现在，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刚从克里姆林宫监狱逃出来的玛丽亚又乔装打扮了起来。
最终我还是被允许去拜访了斯皮里多诺娃，他们（指SR）警告我确保自己不会被契卡特工跟踪。我们和玛丽亚的朋友商定了一个见面地点，从那里我们穿过几条蜿蜒的街道，最后到达院子后面一栋房子的顶层。我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小桌子、书柜和几把椅子。桌子上面堆满了信件和文件，桌子后面坐着一位虚弱的女人，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那么，这位妇女就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她英勇地承受了沙皇的刽子手施加的酷刑。佐林和杰克·里德告诉我，斯皮里多诺娃已经精神崩溃，被关在疗养院里。他们说，她的病是急性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症。当我与玛丽亚面对面时，我立即意识到两个人都欺骗了我。我不再对佐林感到惊讶：我逐渐发现他告诉我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完全错误的。至于里德，由于不熟悉这种语言并且完全受到新信仰的影响，他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他从莫斯科回来后告诉我，在废除死刑前将囚犯全部枪毙的事是真的；但是，他向我保证，这都是某个契卡官员的错，他已经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有机会调查这件事。我发现杰克又一次被误导了，这场屠杀并不是某个官员出于偶然翻下的错误，而是由整个契卡的体系及其性质所决定的。
我和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呆了两天，听她讲述1917年10月以来的事件。她详细地讲述了群众的热情以及布尔什维克坚守的希望；虽然他们在掌权后逐渐右倾。她解释了布列斯特和约，她认为这是束缚革命的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她详细地描述了余粮收集制度对俄罗斯造成的毁灭性的打击，并败坏了革命所为之奋斗的一切；她提到了布尔什维克针对每一次对革命批评所实行的恐怖主义、新的共产主义官僚机构和其低效，以及整个局面的绝望。这是对布尔什维克及其理论和手段的严厉控诉。
如果斯皮里多诺娃真的像我所听说的那样精神崩溃，歇斯底里，精神不稳定，那么她一定有非凡的自我控制能力。她冷静、自持、对每一点都讲得清楚。她对自己的资料和信息拥有最充分的掌握。在她的叙述中，有好几次，当她察觉到我脸上的怀疑时，她说道：“恐怕你不太相信我。好吧，这是一些农民写给我的。”然后她会伸手去拿摆满了桌子的信件，并向我读了一些令人心碎的段落，其中充满了对布尔什维克悲伤和痛苦的指责。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的农民用生硬的，有时几乎难以辨认的笔迹，写下了余粮收集制的恐怖。以及它对他们和他们的土地做了什么。这些信这样写道“他们拿走了一切，甚至是下次播种的最后一颗种子。”“政委抢走了我们的一切。”。农民们经常想知道斯皮里多诺娃是否已经转投布尔什维克了。“如果你也抛弃我们，母亲，我们就没有人可以求助了，”一位农民写道。
她的指控之严重令人难以置信。毕竟，布尔什维克是革命者。他们怎么可能犯下他们被指控的可怕罪责呢？也许他们不需要对事态的发展负有责任；全世界都反对他们。例如，布列斯特和约。当这个消息第一次传到美国时，我碰巧正在监狱里。我仔细地反思了苏俄与德帝国主义的谈判是否合理。但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出路。我赞成布列斯特和约。自从我来到俄罗斯后，我听到了矛盾的版本。除了共产党人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布列斯特合约是对革命的背叛，就像德国社会主义者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是对国际主义精神的背叛。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一致捍卫和平，并谴责所有质疑该协议的智慧和革命正当性的人为反革命分子。“我们别无选择，”共产党人辩称。“德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我们没有。如果我们拒绝签署布列斯特条约，那我们就杀死了革命的未来。我们意识到布列斯特意味着妥协，但我们知道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世界会明白我们是被迫的。我们的妥协类似于工人们在罢工失败后被迫接受工厂主的条件。
但斯皮里多诺娃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论点没有一句是可信的，”她说。诚然，俄罗斯没有纪律严明的军队来应对德国的进攻，但它有更强大的东西：它有一群自觉的革命人民，他们会击退侵略者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事实上，是人民制止了所有针对俄罗斯的反革命军事企图。除了人民、农民和工人之外，还有谁把德国和奥匈的军队赶出了乌克兰？谁打败了邓尼金和其他反革命将军？谁战胜了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列宁和托洛茨基声称这是红军。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南部的农民却在每条战线上的战斗中冲得最前，红军通常只是摘前者的果子。托洛茨基现在认为必须接受布列斯特条约，但他本人曾一度拒绝签署该条约，拉狄克、越飞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也曾反对该条约。现在据称，他们之所以屈服于这些可耻的条件，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德国工人无法阻止容克们向革命的俄罗斯进军。但这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党纪的鞭子让托洛茨基等人屈服了。
“布尔什维克的问题在于，”斯皮里多诺娃继续说道，“他们对群众没有信心。他们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他们拒绝信任工人。”玛丽亚强调，正是这种缺乏信仰，使得共产党人屈服于德帝国主义。就革命本身而言，正是布列斯特和约给了它致命的打击。除了对芬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和乌克兰的背叛——布列斯特和约将这些国家交给德国容克人摆布之外——农民们还看到成千上万的兄弟被杀，不得不忍受被抢劫和掠夺的痛苦。单纯的农民无法理解完全颠倒的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不赔偿、不兼并”。但即使是最单纯的农民也知道，他的血与汗正是要付给条约的赔偿金，农民对苏维埃政权变得更加怨恨和敌对。他们灰心丧气，背弃了革命。至于布列斯特和约对德国工人的影响，布尔什维克是在与骑在德国无产阶级头上的主子们谈判并接受了和约条件的，他们又怎么能保持对俄国革命的信心呢？历史事实是，布列斯特和约导向了俄国革命的结束。毫无疑问，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这场灾难，但布列斯特是其中最致命的。
斯皮里多诺娃称，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曾警告布尔什维克让他们反对这种和平，并拼命与之抗争。即使条约已被签署，他们（LSR）也拒绝忍受。他们认为米尔巴赫的出现在是对革命的俄罗斯的挑衅，是对在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付出巨大牺牲和苦难的英雄的俄罗斯人民的极大不公正。斯皮里多诺娃的政党认为俄罗斯不能容忍米尔巴赫：米尔巴赫必须去死。米尔巴赫被处决后，大规模逮捕和迫害随之而来。布尔什维克为了德皇把俄罗斯革命者关进了监狱。
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我提到布尔什维克对余粮收集制的使用可能是因为农民拒绝为城市提供食物而被迫采取的的。斯皮里多诺娃解释说，在革命初期，只要农民苏维埃存在，农民就会心甘情愿、慷慨地奉献。但当布尔什维克政府开始解散这些苏维埃并逮捕500名农民代表时，农民变得敌对起来。而且，他们每天都目睹共产党政权的低效率：他们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被放在在中转站腐烂，或者被市场上的投机者占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不会继续给予。农民从来没有拒绝向红军提供物资，这一事实证明，除了布尔什维克所用的方法之外，还可以采用其他方法。余粮收集制只会拉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鸿沟。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惩罚性远征（Punitive expedition），成为全国的恐怖。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了死亡和毁灭。农民们终于走投无路，开始反抗共产党政权。俄罗斯各地，南方、乌拉尔、西伯利亚，都发生了农民起义，到处都遭到武力和铁腕镇压。
斯皮里多诺娃没有谈到她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后所遭受的苦难。但我从别人那里得知，她曾两次被抓捕，并被关押了相当长的时间。即使在自由的时候，她也受到监视，就像她在沙皇时代一样。有几次，她受到折磨，她在夜间被带出去并被告知要被枪杀——这是契卡最喜欢的手段。我向斯皮里多诺娃提到了这个话题。她并没有否认事实，尽管她不愿意谈论自己。她完全沉浸在革命和她心爱的农民的命运中。她没有顾虑自己，只是渴望让世界和国际无产阶级了解布尔什维克俄罗斯的真实情况。
在我遇到的布尔什维克的所有反对者中，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最真诚、最镇定、最令人信服的人之一。她在沙皇统治下以及布尔什维克统治下英勇的经历和对妥协她的革命理念的拒绝，足以证明她的革命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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