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第三部分
第二十章 为和平而工作
我对非洲感兴趣始于何时，自己也不很清楚。有些人似乎认为，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在情感上一直关注着爱尔兰，德国血统的美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后裔的美国人，或是通过自身的经历，或是通过父辈的经历，常常忆及自己的祖国，因而美国的黑色人种也应是那样地关心非洲。
这种情况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是存在的，当时在美国，确实有不少黑人自己常忆起非洲，或者是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那里继承了对非洲的怀念。但到了我这一代，黑人不但对非洲没有感性认识，也没有有意识地从前辈那里了解非洲的情况；反而，由于白人世界所教给他们的关于“黑暗的大陆”的情况而对之产生许多厌恶和反感。像我们这些几世纪以来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国人，竟然被看成是非洲人，这只能引起我们的忿懑。其中大多数人已逐渐开始声称他们是美国人。我父亲的父亲就对此特别怨恨。他绝不会接受邀请去参加“黑人”野餐聚会，也绝不会在任何方面自行种族隔离。
尽管如此，我对非洲产生兴趣，却是某种逻辑上的必然。我厌恶报纸上、教科书上以及历史上对白人令人作呕的吹捧，而对黑人要么什么都不提，即或提及，用的也是轻蔑的口吻和辩解的词句。我想，非洲肯定是有自己的历史和命运的，于是我下决心来发掘这一页鲜为人知的历史，帮助展示一个辉煌的未来，我以此为己任。多年来，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阅读、写作、研究和计划。
1944年，我从亚特兰大回到纽约就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专门研究部主任时，我心中很明确，就是要集中全力研究殖民地人民和全世界的黑人后裔，恢复泛非大会。根据这项计划，1945年在英国举行了第五次泛非大会，1947年我写成了《世界与非洲》一书，我本来很愿意参加非洲事务理事会，希望能得到邀请，但是理事会的干事马克斯·耶根似乎并不想要我的合作。
非洲事务理事会的历程最为清晰地显现出我们时代的歇斯底里症。早年的理想主义者梦想，非洲奴隶的美国后裔对非洲作出贡献最终就会抹去美国实行奴隶制的污点。在18世纪获得自由的美国黑人，多数都期待着返回非洲，这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归宿。他们常以“非洲的”字样来命名自己的俱乐部、教堂和重要的社会组织。但是,“棉花王国”和殖民帝国主义逐渐地使他们的梦想完全消失，以至南北战争后的黑人将非洲看成是有色人种等级和奴隶制的重建。他们对林肯和特纳主教掀起的开拓殖民地和“回到非洲”的运动漠然视之，毫无反应。1918年，当我试图在社会上和精神上开展一次泛非运动时，追随的美国黑人却寥寥无几。
基督教青年会的非白人干事马克斯·耶根长期呆在南非工作，曾历尽千辛万苦，1939年他回来后碰到了刚从西非游览回来的保罗·罗伯逊，二人在伦敦计划创立一个“非洲事务理事会”。他们在纽约成立了一个组织。1943年，艾菲厄斯·亨顿加入这一组织，他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最著名的黑人干事之子，本人是英语学博士，是霍华德大学有17年教龄的教授。
在弗雷德里克·菲尔德的合作下，这个新组织找到了办公处所，同时还建立起了一个相当不错的非洲图书馆，并收集到一些非洲艺术品。每月出版一期专门论述新非洲发展情况的刊物。为南非正在挨饿的人民，为西非的罢工矿工，募集款项。欢迎非洲人来访，并举办宣讲会。
接踵而至的是恐怖的政治迫害，理事会上了司法部长的“颠覆性”组织的名单。紧接着，作为干事的耶根，在未与执行委员会商讨的情况下，出版了一份攻击“共产党人”的新闻通讯。罗伯逊提出反对。他认为，尽管有些支持者是共产党人，但理事会不是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的工作很明确，是在帮助贫困者；至于它的成员或负责管理的人员有什么样的政治或宗教看法，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只要这个组织的这些行动合法就行了。
理事会内部随即产生了分裂，执行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退出。就在这时，我接受了罗伯逊的邀请，加入了理事会。我参加是因为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而且我认为非洲事务理事会的工作是必要的。耶根既然与执委会有意见分歧，于是被解了职。跟着来的是法律上的纠纷，因为耶根声称财产属于他，而理事会和菲尔德先生则认为这些财产是他们的。问题最后得到了解决，被司法部长一纸禁令所阻碍的理事会工作也得以恢复。
1948年，我被“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解职，不再担任专门研究部主任，接着我应邀担任“非洲事务理事会”副主席的荣誉职位，没有薪金，但是理事会负责给我提供一个不付租金的办公室和秘书服务。我接受这一职务基于两个原因：首先，我相信理事会应该对非洲有所作为；其次，我坚定地认为，不能因为政治或宗教信仰，就否定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进行某种事业的权利。
然而，理事会的资金基础极不稳定。会员减少，集资也很不顺利。1950年5月，出现了一线希望。我们收到了南非当地一位名叫迈克尔·莫伦的音乐家提出的一项请求援助的感人呼吁。我们求助于卓越的黑人交响乐乐队的指挥迪安·狄克逊，请他出面组织一场演奏包括莫伦在内的世界各地黑人作曲家作品的交响乐音乐会。音乐会很成功，我们是在市政厅举办的。千人购票来欣赏，评论家为之喝彩。
但是，梦想并未实现。音乐会费用支出4617美元，而我们的收入仅为3236美元，亏了1381美元。这件事本身不坏，但是，由于我们的资金有限，收入日益减少，要如狄克逊那么热诚希望的，计划每年举行一次这样的音乐会，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是“美国之音”却广播了这次音乐会的消息，竟把它说成是美国鼓励黑人文化的证明！可它没有说，这次音乐会是由被美国列为“颠覆性”的组织操办的。
理事会为我付办公室租金和提供秘书工作的经济能力也越来越小了。到1950年，看来我不应该再要他们承担这一责任了。但是负责人跑来找我，恳切地希望我不要这样做；他们还告诉我，他们已考虑了一项计划，希望我同意1951年2月举行我83岁生日的庆祝会，明确宣布此举是为了筹集一笔出版资金。这笔资金可以用来维持我的办公室和我与“非洲事务理事会”的关系，并且也可用来重新出版我的一些脱版已久的著作和出版某些未曾面世过的书稿。他们很有把握地认为，这一建议将会得到很多人的欢迎，它将意味着不仅能推动我的工作，而且会在“非洲事务理事会”的工作处于极为需要的时刻，使理事会恢复活动。
当时情况特别困难，因为物价上涨，每份饭菜的费用也提高了，加上其他支出，这意味着需要先拿出一大笔钱。不过我觉得我还是不能拒绝，我同意了。于是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计划安排一次晚宴。原“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主办小组主席、霍华德大学的富兰克林·弗雷泽博士发出公告称：
“值此威·爱·伯·杜波依斯83岁诞辰之际，美国各界200多位知名人士，其中有阿伯特·爱因斯坦博士、玛丽·麦克劳德·贝休恩夫人、柯特利·马瑟博士、兰斯顿·休斯、莱昂·福伊希特万格和芬利·威尔逊阁下，于本月共同举办晚宴，以示庆贺。”
“晚宴主办小组的名誉主席有：霍华德大学校长莫迪凯·W·约翰逊博士、克利夫兰的犹太教教士希勒尔·西尔弗拉比、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华威顿的玛丽·丘奇·特雷尔夫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人之一玛丽·怀特·欧文托恩女士、阿兰·洛克博士、威廉·H·杰纳金博士、凯里·麦克威廉斯和威廉·J·沃尔斯主教。”
“在他无与伦比的经验、学问和技能达到高峰之时，我们借此难得的机会向他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敬意，保证为他的研究、著作和出版物继续提供方便。他的图书收藏是无价之宝，必须完整无损地加以保存。他珍藏的成千上万的信件和手稿，都是珍稀独有的，必须予以编辑和出版。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基本著作现已脱销，还需出版《威·爱·伯·杜波依斯全集》，以飨读者。”
忽然间传来我被起诉的消息。1951年2月9日，华威顿的一个大陪审团说我在和平运动中作为外国代理人未去登记，犯了罪！我与和平运动的关系由来已久。甚至在上大学期间，我就发过誓，决不使用武器。1913年，我曾就和平团体在圣路易斯举行的会议在《危机》月刊上发表过文章。文章写道：
“今日的和平，如果它还有任何意义的话，意味着以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名义，制止强者屠杀弱者。近代对非洲、亚洲和南海的土地和奴隶的贪婪追逐，是所谓的文明国家之间掀起战争的最大的、几乎是唯一的原因。为了进行这种‘殖民’侵略和‘帝国的’扩张，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奥地利，都在不遗余力地武装自己；日本和中国计对这种政策也在拼命武装自己。然而，美国的和平运动认为，谈论机枪、土著居民和剌客等问题，不是好政策；他们要的是‘仲裁条约和国际法’中的‘建设性’工作。从我们这方面来看，我们认为，少一点威严和美元，多一点人情味，这会使得美国的和平运动成为伟大的民主慈善事业，而不是贵族势力的庇护所。”
在1919年的凡尔赛大会上，我为泛非大会的举行尽了一份力量，并向委任统治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发出呼吁。1945年，作为美国驻旧金山联合国组织代表团的顾问，我极力强调殖民问题。我于1945年5月16日写道：
“我认为，将国际人权法案写入旧金山会议而不具体提及殖民地人民的作法，这是最不当之举。如果人们都能明确地懂得，要求各国保证的言论自由、不受贫困和公平的生活也应毫无疑问地扩及殖民地区居住的7.5亿人民，这将是重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但是面前的事实是，这些世界上最下层的人民中有90%的人不识字、极端贫困，而且最易受疾病困扰；到目前为止，其中大部分人仍被看成是赚钱的来路，被排斥在世界的民主发展之外；300年来对他们的剥削一直是战争、动乱和苦难的主要原因——不明确的提及他们，无异于宣告他们被悄然地排除在外，他们不是自由国家的公民，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和自由只能根据拥有他们的国家的意愿来考虑，而不是根据开明的世界舆论的要求。”
1949年2月5日，曾任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的O·约翰·罗格写信给我说道：
“最近美苏关系的发展，再次强调了有必要召开一次像我们的‘争取世界和平的文化和科学会议’那样的会议。今日的知识和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最好地将他们的才智、技能和专门知识运用到实现真正的和平上去。”
“我们急切地希望使这次会议真正有助于解决当前阻碍和平进程的问题。为此，我们请你和几位主要主办人一起与我们开个会，以便制订会议主题和计划方案，并安排会议的发言者……”
这次会议于1949年3月在纽约的华道夫一阿斯多里亚大饭店举行，它标志美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它由美国文化和自由思想方面550位杰出的领导人发起主办。它成功地邀请到了现代文化的头面人物，特别是苏联文化界的主要人物，大家聚集一堂，代表性非同一般。
美国的新闻界狂怒，针锋相对地协同发起了一场反对和平、主张与苏联开战的运动。杰出的文化人物如毕加索等被拒发签证，不能来参加。会议成了他们激烈指责的目标；每次会议都被警戒监视；报刊上对整个会议的歪曲宣传前所未有。
一个由科学、文学和艺术各界最高水平人士怀着纯正动机召开的会议，如《纽约时报》所说，竟成了“近代纽约史上最有争议的会议”之一；这是美国进行政治迫害和诽谤诬陷的明显信号，使自由言论和质询与申辩的权利近乎全然丧失。
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在介绍哈洛·沙普利主席时说：
“我们知道，头脑清醒的国家也知道，我们不是叛徒，不是阴谋家；我们不但不在策划武力和暴力，而我们所激烈反对的，恰恰就是武力和暴力。本次会议的召开，不是为了保卫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保卫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为了促进和平！召开这次会议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事业体系或不同的政府制度之间，不论谁对谁错，战争不是成功地解决它们分歧、有利于人类的方法。”
次月，O·约翰·罗格、阿伯特·E·卡恩等人劝我去参加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美国委员会同意出一部分费用，其余由我自已负担。我去了，我认为那次会议是近代最大的一次争取和平的示威。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见证人出席，4天来他们讲述了战争的恐怖，论证了如果文明要继续存在下去，和平是多么的必要。在会议快要结束的那个星期日，50万拥护和平者，或徒步，或乘汽车、火车和飞机，来自法国各地，列队集会在大型的布法罗体育场，齐声高呼：“要和平，不要战争！”在这次大会上，我强调了殖民主义问题，我说：
“我们不要被人引入歧途。引起世界战争危险的真正原因，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所设想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正在全世界传播，甚至传播到了美国……计对这种社会主义的传播，有一个现代的体制正在拼命行动，那就是殖民主义，而殖民主义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战争的主要起因之一……站在这一新的殖民帝国主义最前列的，正是由我们父辈的血汗建立起来的我自己的家园美国。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上帝赐给它财富，平民百姓的勤劳使它繁荣……但它陶醉于自己的强大力量，正以过去一度曾毁灭过自己的同样的奴役制度，在新的殖民主义道路上把世界引向地狱，走向将要毁灭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4月25日，星期一，大会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和平宣言》。这一历史性的文件在其序言中宣称，它是由72个国家的人民代表制订的，“不同信仰、不同哲学观点、不同肤色和文明的男女人士”庄重地声称：“保卫和平乃是世界各国人民今后关心的大事。”大会代表6亿人民宣布:“我们已准备好，决心去赢得争取和平的胜利，这意味着去赢取为生命而战的胜利。”大会休会后，72国的代表们各自回国。1949年1月，我与莱纳斯·波林、约翰·克拉克、尤塔·哈根和O·约翰·罗格一起呼吁9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美国大陆争取世界和平大会”。
1949年8月，25名美国的知名人士被邀请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全苏和平会议。由于3月份的和平大会受到粗暴干涉和攻击而直接引起的种种情况，只有我接受了邀请。我对千名出席者说：我代表着美国数百万公民，他们像你们一样，也是反对战争的。但是美国公民要了解世界的真相和说出真相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尽管美国公民有智慧、有财富和有精力，但这一切却都是真情。或许我能对我的国家和世界和平事业能尽到最大责任的办法，就是占用些时间来解释一下美国今日在世界上所起作用的历史原因。我承担这项任务可能比较合适，那是因为我代表了那个占美国全国人口十分之一的1500万人的大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说明了美国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
美国拥有的两大优势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有效率的劳动大军。最早有效率的劳动大军是奴隶，先是黑人白人都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18世纪，英国人加紧贩运非洲黑人后，黑人的人数日益增加。自1500～1800年，抵达全美洲的黑人劳工达1500万；非洲丧失了1亿人，破坏了它的文化，毁灭了它的经济。这些劳工为世界提供了烟草、棉花、白糖及其他许多农产品，并使美洲向世界开放。而后是成百万工人的移民，且不断增多，他们主要来自欧洲；他们艰苦劳作，立即得到了巨大的报偿，促使他们成为富于首创精神和掌握先进技能的积极劳动者。土地是自由的，气候是宜人的，贸易也是自由的，劳动者可以谋生，且常常变得富有，而并不需受到任何为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广泛社会监督。1800～1900年美国明显的情况是，没有社会主义，大多数工人也都很富足。
但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资源丰富，还因为有了黑人奴隶。只要有既无政治权利又无社会地位的最下层的奴隶阶级提供大量丰富的基本资料和所有方面的个人服务，白人资本和白人劳力所得的份额总会是拃常巨大的。甚至当日益增多的白人劳工受到18世纪末思想家的激励，试图去建立一种民主形式的政府时，他们面对的也是自由土地上存在着奴隶制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有些人想从此废除黑人奴隶制，但是奴隶制意味着可以使财产投入和由此而得的收入轾易得到大增。1787年，美国开始了萆拟宪法的工作，由于它曾宣称“人人生而平等”，这就遇到了奴隶制和买卖奴隶的问题。“人人生而平等”并不完全是虚伪的词句。大多数人认为，如果没有奴隶买卖，黑人奴隶制就不会延续下去，因此，他们计划在20年内刹住非洲奴隶的买卖，从而希望奴隶劳工迻步消失。
但是这种事并未发生，因为美国国内即使已限制了奴隶买卖，但奴隶劳工对棉花作物生产非常娴熟，加之运用新发明的机械，使棉花成为当代最有利可图的投资之一。欧洲织棉布的锭子自1800年的500万只增加到1900年的1.5亿只，而提供原料的正是黑人劳工。这就是“棉花王国”，它代表着庞大的资本和几百万人的收入。因此，到1820年，奴隶制在美国已有着极其坚固的经济基础，没有大变革，他们的解放是无法实现的。
这种要求社会大变动的压力自然不会来自工业的组织者，也不会来自财产拥有者，甚至在开始时也不会来自白人工人，因为他们听人说，他们的高工资全有赖于黑人奴隶。这种压力主要来自黑人。首先是他们人数的增多，自1790年的75万人增到1840年的300万，其中近40万人通过赎身、逃跑或慈善事业获得了自由。他们在盛行奴隶制的地区内有计划地组织逃跑；他们与白人一起参加了废除黑奴制运动；同时在海地及其他西印度群岛上他们的亲族们的喋血反叛也宸惊了世界。
但是，黑人奴隶争取自由的斗争并未获得美国大多数公民的同情。这是因为，正当奴隶劳工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多之时，一场持续的宣传运动也越演越烈，说什么经科学和宗教证实，黑人不是真正的人，他们是一种次等人种，只适于当奴隶。于是，争取民主的斗争，特别是争取较为广泛的社会管理财富和个人力量的斗争，由于普遍地轻蔑最下层的劳苦大众而受到阻挠或被转变方向。其结果是把重点不适当地放在了不受牵制的个人力量的自由上，甚至不惜使社会受到损失和退化。因此，当社会主义和为共同利益实行的广泛社会管理，在美国如在欧洲一样地传播开来时，却反而滋长了吹捧工业无政府状态，加紧实行奴隶制及主张个人或群体甚至不惜牺牲国家福利来谋取成功等现象。
因此灾难行将来临，因为工人们逐渐认识到，如果奴隶劳工扩展到西部的自由土地上，他们的受奴役黑人同行对他们并不有利。于是这个国家进行了南北战争，其目的不是废除奴隶制，而是将它限制在种棉的各州。南方决心要将奴隶制推广到北方，如果到不了那里，也要推行到加勒比和南美去。这将切断北方资本最宝贵的市场，于是北方将奋起保卫这个市场。但是北方如果不与奴隶直接进行合作，就赢不了这场战争，因为奴隶们正在为南方军队生产粮食。黑奴们通过一次总罢工，开始逐渐地逃向北方军队，充当劳工、仆人和密探，直到最后有20万人成了士兵，还有100万人已准备好去战斗。由此，美国黑人获得了自由。
现在出现了新问题，对他们该怎么办。他们都是愚昧无知、贫困不堪和疾病缠身的人。北方人想让他们放任自流，而自由民却亟想得到土地和教育。慈善家们在学校和土地分配上拟订了一项社会主义式的管理计划，但是工业界认为费用太大，而且与美国的个人主义不相容，而加以拒绝。接着又出现了一个难题。除非给奴隶以选举权，否则他们这支选举力量就会投向他们往日的白人主人，而这些白人将投票赞成降低战争工业赖以兴旺的关税，卸除北方银行所负的战争债务。意想不到的是，工业界给予了黑人自由民以选举权，希望他们失败，而且同时挫败种植园主的势力。黑人没有失败，他们使同行劳工获得了选举权，建立了人人可入的公共学校，并且开始为医院、监狱和土地分配制订一个现代社会主义的立法。于是旧奴隶主立即与北方的工业界首领们达成一项交易，要剥夺黑人自由民的选举权。南方将对关税和债务给予支撑。自由民失去了选举权，但是保留了他们的学校，靠他们自己微薄的工资和北方慈善事业来维持生存，但经费非常之少。
美国过去的75年，是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历史。它凭着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惊人技术、有组织的专门管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遍及世界的贸易，建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业机器——而且还可以广泛地向外扩展。这种组织从其计划协调和方法等方面来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却不是受民主监督的，它的目标也不同于福利国家。
正如乔治·塞尔德斯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工业今日是由1000名个人控制着，主要是为他们的利益和权力服务的。这并不排除为美国和世界的进步做不少事，但是人类的进步不是其主要目标，也不是其惟一的结果。拓荒时代形成的美国哲学认为，个人的成功必然会促使社会进步；今天也有许多美国人坚定地认为，寡头控制的垄断工业的成功，是美国成功的原因。不对，美国的高生活标准和它的生产能力并非由于垄断和私家利润所致，尽管它们是起了作用。它清楚地表明，如果美国及其工业规划施惠于人民大众的进步，而非少数人的权力和奢侈，那么就可能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普遍都会达到相当高的生活水平。
美国私人公司财富的权力扼杀了民主，这是由于南北战争后随南方各州重建而出现的黑人等级制度所造成的。南方的黑人被剥夺选举权后，工业化的北方日益占有了白人南方的一切。等级制度剥夺了广大黑人的政治权利和民权，并迫使他们接受最低下的工资，因而，为1890～1900年间最大的资本联合茯取巨额工业利润奠定了基础。
这些年来美国的黑人斗争主要表现在争取民主方面。他们迻渐获得了那些继承废除黑奴制度思想的开明人的同情与合作。这些开明的人现在也认识到，劳动阶级身体上的解放，必须继之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否则是毫无意义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一部分美国黑人和白人一直在为废除黑人等级制度而进行战斗，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美国黑人开始取得选举权，允许加入工会和获得许多民权。但是那种等级制度的毒害和长期对民主的无视已遍及全国。占比例很大的一部分取得资格的选民无法去选举投票。工业界不存在民主，只有通过激烈行动或威胁要使用激烈的罢工手段才能获得。美国的任何大工业都不会承认，它可以或应该让那些干活的人来进行管理。但是，除非让民主方法进入工业，否则也无法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实行民主。我们的政治生活显然是在有组织的财富控制之下，而且在我们所有的工作继续实行社会化的组织时，它的管理仍由少数人来控制，其目标也由这些少数人集团来决定。这些决定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但是不论怎样都不是通过民主方法达成的。
美国声称它代表民生，与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截然对立，这显然是谬误的。法西斯主义是由寡头集团来控制一个社会化的国家，为寡头及其一伙人的利益来进行管理的。共产主义是一个由一批劳动者为了平民大众的利益而进行管理的社会化国家。从管理的性质上来说，无论在美国、在法西斯德国和在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可能没有什么不同。但在管理的目标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今日的美国，目标是集中和加强那些控制有组织财富的人的权力，他们试图向美国人证明，在人类进步史中，其他制度都不会如此成功。但是，有组织的财团非但没让科学的自由调查、自由报章的报道和公众论坛的讨论来证明这点，而如今在美国，它却拥有了报界和主要的新闻收集机构，并且正在加强对学校的控制，阻挠公开讨论，甚至自由思考，而且常常使之不可能进行。
解救的办法和将社会计划化的美国变成一个福利国家的途径，就是由美国人民接管对全国工业和政府的管理。这方面正在逐渐进行。许多美国人对此还没认识到，但这是事实：我们掌管着邮局；我们参与了快运和银行业务；我们建造了浩大的田纳西河流域控制系统；我们在铁路、无线电、城市规划、航空和水运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管理；千方百计地提高对我国公共福利的社会管理，而且必须提高。但是广大民众并不了解这一情况，不知道已获得成功，也不知道在其他国家这种情况已很普遍。他们受到宣传的欺骗。这些宣传几乎是在歇斯底里地叫喊什么他们拥有的各项自由和现存的个人能动性正受到威胁，惟一的解救办法就是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
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相信这种站不住脚的说法。进步党……对此提出了挑战；1948年，选民们表示了广泛的支持，但又害怕选上一个未曾履行自己诺言的人；艺术、科学和专业委员会去年集会，大声疾呼反对战争；教友派在这方面也刚刚发表了一项精心斟酌的声明。还有几百万美国人都同意这些和平运动领导人的意见，我带来了他们的问候。我去了苏联，这使我无法去参加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大会，但是我一直关心地注视着其他各地的和平大会:8月在古巴；1950年4月在澳大利亚；以及出席保卫和平大会计划于1950年2月在巴黎举行的世界议会的代表团。我参加了一个小组，欢迎一些杰出人物的到来，其中包括坎特伯雷教长和著名画家毕加索。他们被拒发签证。1950年5月，和平选择方案委员会召开了“世纪中叶争取和平大会”，请我去主持一个专门小组会，但由于我有约在先，未能前往。我被邀请参加1951年8月在布拉格举行的巴黎保卫和平大会的执行局会议，我接受了邀请。这次会议是要求召开第二届世界大会，并对裁军提出新的呼吁。
但是，在这次会议之前，我们已经在美国组成了一个为和平而战斗的机构。这就是和平新闻中心。约60个美国人出席了1950年4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我们都深受感动和振奋，多次讨论了回到美国后我们能做些什么的问题。将近一年，我们什么萝都没有做，因为我们发现美国处于歇斯底里状态，鼓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弄不清怎样才能合法地进行工作。最后，我收到了O·约翰·罗格发来的电报，内称：“强烈要求你参加3月1日星期三晚上8点在52街东400号我家举行的会议。目的是讨论某些有关当前如何进行促进世界和平活动的重大问题。”
我去了，发现与会的三四十人在前几次会议上一直在探讨在美国促进和平的组织方法。第一种想法似乎是将已在美国存在的各和平运动组成一个联合会。这个想法没有成功。然后是由一个委员会来欢迎愿意来访美国的拥护和平的著名人士，但这些人士遭到拒签，委员会没有起到作用。我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进一步研究可行的办法。
参加这次初期会议的一些人赴欧洲去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保卫和平大会执行局会议，并依照为和平与议会交往的计划访问了苏联。我们的委员会通过了一个计划，我们都认为是再恰当不过和合法的，即我们决定稍后在某人家里召开一次会议，成立一个和平新闻中心，其宗旨只是告诉美国人民，对于战争其他国家是如何行动和如何想的。
约翰尼斯·斯蒂尔建议，我们应不时地出版一份他称之为《和平通讯》的印刷品；这样,我们就能收集情况，向美国各地发送。委员会主席伊丽莎白·穆斯提议组建工作小组，于是我们找定了办公处所，开始了有组织的工作。7月，由于健康原因，穆斯夫人辞了职，对她工作刚刚起步即离去表示遗憾。
一位年轻的退伍军人艾博特·西蒙有兴趣在青年中开展工作，显然就成了她的继任者，自7月至解散，他一直是我们的执行干事。基尔·埃尔金是个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年轻商人，从事小型制造业。他对社会工作一直不是特别积极，但他被我们的计划所吸引，承担了财务管理的职责，默默地给我们帮忙。
我们大家在一起工作得十分顺利和有效率。我们发行了《和平通讯》，接着重印并散发了废除原子弹的《斯德哥尔摩呼吁书》。我们发往全国各地，并征集到250万人的签名。我们还刊印和分发了争取和平的其他要求和论述，如《红十字呼吁书》、公谊会教友的声明等等许多材料。
全世界在《斯德哥尔摩呼吁书》上签名的人数达到5亿，还有10亿人如果有机会，也将签名，他们受到感动，不是为了保卫苏联,而是渴望不要让现代文化沦为原始的野蛮。
对和平新闻中心的第一次直接公开的攻击，来自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他的猛烈攻击发表于7月12日（1950年7月13日载于《纽约时报》）：
“我确信美国人民不会受所谓的《世界和平呼吁书》或《斯德哥尔摩决议》的欺骗的，这两个文件眼下正在美国各处散发、征集签名。应该认清它的真相，它不过是苏联骗人的‘和平攻势’的宣传伎俩……”
我立即于7月14日通过新闻界给予了回答：
“你反对这一呼吁书和我们工作的主要论点是说，我们是苏联‘骗人的和平攻势’的一部分。当苏联要求和平时，我们坚持要战争，这难道是我们的战略吗？是否任何避免原子灾难的建议都必须有苏联的反对才能得到认可？在我们自己的国务卿讲了这番话之后，我们是不是已走到了这种悲惨的境地，已没有可能来调解我们与苏联的分歧了？难道你没有看到，先生，还有正直的美国人呢？他们纵然对其他问题有不同意见，但都是憎恨和惧怕战争的，并且决心为避免战争做些事情……”
“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上与俄国和中国相处。我们曾与苏联一起反对过希特勒的危险，难道只有信念才可以拯救我们免于彻底的原子灾难，我们不能与他们再次携手合作吗？的确，千百万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人民，都知道我们支持过蒋介石、保大和殖民制度，忘不掉在美国境内对黑人的压制歧视，但他们会认为，基于信念，我们的意图也一定会被接受的。”
“今天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形成了一种把什么东西都称之为‘共产党的’标准反应，认为共产党就必然要搞颠覆和不爱国，而这是任何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喜欢的。我们坚定地认为，这种战术已经走得太远了；今天要想随意地驳倒一项建议就将它说成是从共产党那里贩来的手法已经不够用了。”
“我们是一群美国人，在读了这份《和平呼吁书》后，认为它是正确、公正的声明，说出了我们自己和其他无数美国人的想法。不论我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信仰，也不管各人的派系为何，我们团结在这个组织里，惟一的一个目的就是将有关和平的问题告诉美国人民。"
和平新闻中心在继续工作看。对和平的渴望来自美国各地，特别是那些报纸封锁消息的地区。尤其是西部和南部，那里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援出乎意料。
8月，我收到巴黎来的电报，邀请我作为客人去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执行局会议。他们开会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扩充《斯德哥尔摩呼吁书》的内容，要求裁军；安排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我认为这次会议很重要，于是申请延长我的护照。华盛顿考虑研究了10天，来过两次电话才批准。即使同意了，但还作了严密的限制，限制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必须”途经的一些“地方”的停留不得超过60天；没有国务院的明确认可，前往另外的国家则被视为无效。我觉得自己像个假释犯。当我在布拉格应邀发表演说时，我说：
“50年来，我一直与美国的社会潮流保持着接触。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有组织的反应，他们行使着巨大的权力：拥有报纸和电台、剥夺言论自由和监禁自由思想者和写作者。今天在我国，即使召集一次争取和平的公众集会，已近乎不可能。这是因为他们欺骗美国人，使他们相信，美国正处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侵入的危急时刻，而和平运动则包藏着这种危险……”
“显然，要对付这种歇斯底里，各种情况下的战争概念并不是主要问题，而更为深入的问题是要让美国的广大民众了解到真情，他们极大多数的人仍然痛恨用谋杀、致残损害和疯狂行动来作为进步的手段。我们通过个人接触、诚实的呼吁和自己了解真相等途径，仍可以在美国争取到和平。但是这必须要有很大的勇气，而且要愿意冒牺牲自己的工作和受到的尊敬的危险……”
在布拉格，保卫和平大会的执行局最后投票赞成扩充《斯德哥尔摩呼吁书》的内容，要求裁军，谴责侵略和武装干涉。在这之后，我启程回国，但在途中抵达巴黎时，我收到两份电报，导致了一场政治运动和一起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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