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第二十一章 被起诉的罪犯



  1950年8月,我启程回国时收到自美国发来的两份电报:一份来自美国劳工党的约翰·艾布特,问我是否参加当前正在进行的竞选纽约州美国参议员的运动。另一份来自和平新闻中心的执行干事艾博特·西蒙,告诉我司法部要求我们作为“某个外国主体的代理人”进行登记。
  我提请艾布特不要忘记我的年龄和我在政治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我不愿意竞选公职。但是艾布特讲了一大堆理由,最重要的是:(1)这一竞选运动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发出和平呼声的机会,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途径;(2)我的候选人身份可以有助于维托·马坎托尼欧的竞选运动。
  在国会议员里,维托·马坎托尼欧面对冷嘲热讽、毁谤中伤和奸险欺诈,表现出有勇有谋和坚定不移的正直品德。如果我能为马坎托尼欧做些什么,我就决定去试一下。8月31日,我回电:“同意。杜波依斯。”
  在实际政治方面,我的经验极少。首先,我是在新英格兰的传统教养下长大的,认为对胸怀严肃目标的人来说,政治不是合适的事业,特别是对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来说,更是不适当。我的理想是,作为选民、思想家和作家,或偶尔作为演讲人,体面地参与政治生活。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更因为黑人进入政界特别困难的现实而得到加强。早年我曾在乔治亚州度过13年的活跃生活,由于我的种族,在“白人初选”中,我就被剥夺了选举权,并且将我的政治工作仅限于向我的学生提出忠告和写作。
  我去参加竞选参议员,一上来我就清楚地知道,当选的机会连影子也没有;这番努力最好的结果是我将受到讥讽嘲笑,而最坏的结果则是入狱。但另一方面,我的确得到了值得注意的启迪,而且从长远来看肯定会产生影响。美国劳工党的领导人和我候选人名单上的同仁对我关怀备至:他们让我尽量少地参加活动,而他们自己则承担了极大部分的工作,并且给我各种帮助,使我在体力和能力方面都能胜任我的工作。
  我一共发表了10次演说,做了7次广播演说。我先是在哈莱姆区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时代周刊》和《先锋论坛报》都派出了记者,美联社也出席了,但是只有一家黑人报纸有代表。我在哈莱姆区、昆斯区、布鲁克林区和布朗克斯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都发表了演讲,每次都有1000~2500人参加,他们专心地听我讲话,时时为我的话喝彩。我在纽约城做的最后一次演说是10月24日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进行的,与会人数达到17000人,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新闻界对此几乎封锁了消息。
  10月15日,我自布法罗城往北去奥尔班尼市的途中,发表了4次演说,听众只有数百人,讲堂很小,而且都相当阴暗,同时还明显地感到有种恐惧和压抑的气氛。我听到过罗彻斯特和锡拉丘兹等地方的资方如何威胁其工人的无数事例。奥尔班尼市的政治压力很大。新闻界还算客气,但显然我们被限制在只能接触真实宣传情况的一些皮毛。因此我的主要论点只能概括如下:
  “今天最凶恶的祸害就是让人普遍地相信,战争不可避免,已经没有时间来讨论了。同意这种论断的美国大众是否认识到了它的含义,这是值得怀疑的。战争是由人和机器强加于另一些人的有形力量,以迫使这些人屈从于胜利者的意志。毫无疑问,在原始时代,付诸武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惟一途径,所以常有战事发生。但是,文明已经进展到今天,包含了越来越多的人群和土地,因此有两件事情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一是战争的代价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太巨大,不管有什么办法,都是不堪承受的;二是像现在进行的战争,不可能有胜利的一方。在现代的世界战争中,交战各方都要遭受损失,不仅是丧失当前奋斗的事业,而且还会毁坏人类文化的基石。”
  尤其是,搞政治首先需要处处使用金钱,金钱的影响令我感到吃惊和恼怒。百万富翁和大公司击败马坎托尼欧是合乎逻辑的,不是什么创新。杜威可以花得起35000美元在无线电上广播一日;而我在全国的朋友为了推动我的竞选运动,寄给我的只有600美元,但这笔钱比用在莱曼和汉利身上的几百万更代表着正直和勇气。这次在全国进行的竞选,其结果说起来就像是“痴人说梦”,这是不足为奇的。
  500万人在这次竞选中投了票。其中,4%的人投了我的票(哈莱姆区占15%),这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100多万选民未参加投票。谈到我自己,,因为我预料到只会遭到失败,所以即使不到1万人投我的票,我也不会诧异的。但竟有205729人投了我的票,这使我大为惊讶;这些票来自对肤色不抱偏见的有勇气的男男女女,而这是我一直期待着的,而且也是经常遇到的事。这意味着那些拥护和支持和平与民权的人敢于面对贫穷和监狱。为此我感到高兴。
  司法部给和平新闻中心的第一封信是1950年8月收到的。它写道:
  “和平新闻中心在美国境内从事活动,根据1938年《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修改法,应向司法部注册登记……”
  “鉴于和平新闻中心一直作为某个外国主体的代理人,已经进行了长期活动而未依法提出登记申请,望立即提交登记申请。”执行干事艾博特·西蒙答称:
  “和平新闻中心从其概念和组成来说是美国的,其活动宗旨和实际工作只是面对美国人民。它的行为只对它自己和这个国家的人民负责。它从未通过契约或其他什么方式同意作为一个‘宣传代理人’为法令中所说的某个‘外国主体’行事,也从来无此意图或设想去这样做。”
  与此同时,西蒙先生派了我们的律师格洛里亚·阿格林前往华盛顿,她以口头和书面形式重申了和平新闻中心的立场:
  “你们和司法部的推论似乎只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各地都有人可能怀着和表达了与和平新闻中心所表达的相同想法与观念。事实上,如果告诉你们事实并非如此,你们可能会更加吃惊。人们的思想和愿望永远不受国家疆界的阻隔。不论是在艺术、音乐、文学、科学或政治方面,每个领域的情况都是如此。对爱因斯坦、曼、毕加索、帕斯托或迪斯雷利等这类人的尊敬,从未因他们不是在美国土生土长而有丝毫减弱,对他们思想的崇敬也从未因此而减少。因此,如果说任何一种思想或活动不是美国本土所固有的,而且是超出美国国境的,就要对这种思想或活动的行为者下结论,说他是在为国外某人干事,这似乎是一种令人惊骇不已的新的推理方式。随之而来的是,这种观念就会将美国公民的思维过程限制在美国边界的四个边角内。”
  9月19日,司法部的弗利先生给我们来信说,新闻中心的登记申请“必须立即提交,不得拖延”,并说:“我再次强调指出,法令规定的登记手续绝不是想干预和平新闻中心实施它当前的计划。”我们不需要停止工作,但必须对我们过去所做工作的动机去撒谎。
  最后,到1951年2月8日,我们收到通知,说华盛顿的大陪审团已对和平新闻中心及其高级职员“未能作为外国主体的代理人进行登记”提出起诉。
  起诉书上有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自1950年4月3日至本起诉书宣布之日(含)这段时间里,和平新闻中心一直是某个外国主体的代理人,因为在美国境内:(1)它一直作为并坚持自己是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委员会及其后继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个宣传中心;(2)它一直向其报告情况;(3)它根据其要求进行活动……”起诉书所列的罪状中还说:
  “在本起诉书提到的期间内,和平新闻中心的高级职员、各部门负责人和代表在上述外国主体的要求下,在美国刊印和散发了《斯德哥尔摩呼吁书》及主要涉及禁止使用原子武器作为战争工具的有关资料……”
  和平新闻中心对这份起诉书向公众发表了答复书,阐述本组织的真实情况:
  “被告人否认和平是种外来思想,但是他们愉快地承认,他们尽力之所及,从各地收集到并宣传了维护和平的思想和为和平采取行动的消息。他们声称,限制互相交换世界各地的思想、意见和实情的任何企图,显然是与宪法赋予美国公民的权利相抵触的。本中心的工作是让我国公民了解全世界为维护和平进行努力的情况,而对这些情况美国新闻界基本上是漠视的,或是封锁的。其他的美国人广为传播了医学的进展、提高劳工地位的努力、科学新发现、住房计划、打击犯罪和教育青年等等方面的情况,中心这样做与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美国迄今还没有规定禁止思想输入,或禁止输入国际上为社会进步而努力的情况;而今日最大的需要当然莫过于提供有关和平运动的情况和有关消除可怕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的情况。”
  然而,我们的顾问委员会还是于10月12日投票解散了这个中心。我们无意与政府作对,只是希望表明,我们不认为应该根据法令来进行登记。但是关闭这一运动的办公处需要时间。信件纷至沓来,要求请愿,询问以后的和平大会情况,还问可以做些什么来进行帮助。我们复了信,使用了剩余的信纸信封。我们设法中断办公处所的租赁合同,可是不能马上就做到。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将公众对和平的关注转到其他方面,如各地方的和平团体,特别是希望他们关注即将在英国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为此,我们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委员们在另一处办公。但是,所有这些收尾工作到头来都被政府用来作为指控我们有意蔑视命令的明证。司法部据此而认定,我们的真正罪名是和平而不是外国代理人。他们一再说,和平新闻中心一直可存在到1951年发下起诉书为止。从技术上来说是这么回事。
  和平新闻中心在1951年4月3日到10月12日正式解散这段时间内还是存在的。其后进行了收尾工作、答复继续不断的来函、支付帐单和解除租赁,我们的办公处所处于半存在状态直到年底。在我们积极工作的这7个月内,我们收到小笔捐赠,公开集会和室内集会也有收入,还有出售需求很大的文献资料,总共为25000美元。我们印发了75万份文件,其中48.5万份为征集对《斯德哥尔摩呼吁书》签名的请求书。这些文件的成本是半分钱一份,我们售价为1分。我们还为儿童、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和说西班牙语及意大利语的少数民族群体发放了几十万份不干胶张贴画和几千份宣传小册子,以引起他们对和平的关心。此外,还有定期出版的《和平通讯》,报道有关世界和平运动的新闻,我们的两项最大支出是印刷费用约9000美元和租金及薪金8000美元。最后,我们还有一份全国各地6000人邮寄名单,他们都是特别关心和平的。
  1950年的1月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当时是个鳏夫。相依53年的妻子葬在新英格兰山下她长子的墓旁。我感到孤独,因为那么多孩童时代的故人都已逝去,还因为我自己也说不清的沉默寡言的性格,使我没有交上多少知心朋友。但是有一位年轻妇女,她是个牧师的女儿,多年来她一直向我倾诉她在文学方面和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特别是15年前她丧父之后。我了解她的艰辛困苦,也分享她成功的喜悦。雪莉·格雷厄姆有着一副美好的侠义心肠,她终于说服了自己,认为我需要她的帮助和伴侣情谊;而我确实也是需要的。于是我们决定,在我即将到来的83岁生日之后几天内结婚。
  在“非洲事务理事会”的要求下,将在纽约埃塞克斯大厦内举办生日晚宴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着。我离开“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后就担任了该理事会的副主席。赞助者的名单令人难忘,而且人数与日俱增。在对我们起诉之前,约有300人预订了座位,付款2000多美元。
  接着出现了一连串未曾料到的事情:2月8日我因所谓的罪名而被起诉;2月14日,我与雪莉未加声张地结了婚,因为担心万一我被定罪她没权探监;2月16日,我被传讯到华盛顿;2月19日,生日晚宴的前4天,预订的饭店取消了合同,发来的电报称:
  “按照我们的条例规定以及其他充分的理由,我们特此通知你,原订2月23日星期五晚上为威·爱·伯·杜波依斯在本饭店举办的庆祝晚宴予以取消。订金退回。埃塞克斯大厦饭店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文森特·科伊尔。”
  离举行晚宴只有5天的时间了,我们得为我们的300位客人找个地方。除此之外,我们3位晚宴上的发言人夏洛特·霍金斯·布朗、莫迪凯·约翰逊和希勒尔·西尔弗拉比仓促地谢绝出席。有些赞助人退出了,但我不知原来的名单上还剩下多少人。
  许多事情我都可以忍受,我这一生也忍受过不少事情,但是这一次太过分了,使我难以忍受,尤其是打击还在接踵而来。此时,我已经被取了手印,带上手铐,交保和押候待审。我根本不再去想生日晚宴的事了。
  但是,留下来的朋友说:“不行!”我只好同他们站在一起,不过,如果没有雪莉的信心和力量,我大约不会同意举行这次晚宴的。富兰克林·弗雷泽坚定不移,他说,晚宴必须而且一定要举行。
  随后就是四处寻找集会的地点,安排晚宴上的发言人和忙于通知参加者。整个事情微妙地起了变化:原来的晚宴是一场彬彬有礼的友好的社交活动,而这次晚宴却成了一场争取民权的战斗,那些胆小怕事的宾客已经退出,悄悄地新来了一批意志坚定的男女人士,他们甚至面对美国政府为我辩护,为维护美国的自由而斗争。他们在进行这场战斗,而我却呆在后面,颇感不安。
  匆忙地重新安排了计划,城里的白人饭店都不愿为我们提供场地,于是我们转向哈莱姆区,我们找到了一家以歌舞表演出名的“斯莫尔乐园”餐馆,地方很小,但是店主愿意并且很热心来冒这个险,即使赔钱也在所不惜。晚宴上,阿尔发·菲·阿尔发兄弟会的负责人贝尔福德·劳森自愿发表了一篇战斗性的演说。保罗·罗伯逊勇敢地、深情地讲了话。会上宣读了休伯特·德拉尼法官感情强烈的来函。富兰克林·弗雷泽主持了晚宴并讲了话。屋内拥挤不堪,许多人找不到座位。但是情绪一如德国人所称的"feierlich"(节日欢庆的气氛)!最后,在欢呼声、生日蛋糕和花团锦簇之中我发表了讲话。约有700人参加了晚宴,餐费和捐赠达6557美元。
  在对和平新闻中心的起诉书中,我受到了严厉攻击。因为,事实上我发现,我还未受审就已受到惩罚。首先,司法部听任一些人散布的一种说法,好像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我们的国家。尽管没有指控是叛国罪,可是广为流传的是,和平新闻中心已被发现是苏联的代理人。
  2月16日,我们在华盛顿被传讯,诉讼过程粗暴且令人反感。我们不是被当作尚待查询罪行的无辜人来对待,而是非常明确地被看成是罪犯,是否无辜还有待证实,而他们对无辜则认定是有疑问的。
  商业化的白人新闻界对这一案件不是沉默就是猛烈谴责。2月11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写下了这样的社论:
  “杜波依斯组织这班人马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吹苏联炮制的骗人的呼吁书,表面看来它像是单纯无邪的,好像签名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就能从此保证世界和平,而实际上则是极为恶毒的。简言之,它是企图解除美国的武装,并无视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侵略。许多‘世界各地的善良男女,(借用呼吁书上的温和用词),都受骗签了名,却不太清楚这个玩意儿直接来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从全国来说,艾莉斯·巴罗斯征集到包括35所大学在内的33个州的220位在艺术、科学、宗教及其他专业方面的要人名流在《告美国人民书》上签了名,这个文告于6月27日公开发表,要求撤诉。“全国艺术、科学和专业委员会”首先发表了声明,说这次起诉“不过是最近多起针对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世界危机的个人和团体的行动中的一起。在这种歇斯底里的时代,给一位卓越的学者和和平运动的领袖妄扣‘外国代理人’的帽子,这只能被恰当地认为是企图恫吓所有主张和平的人士,要他们沉默不语。”
  黑人大众的反应是缓慢的。开始时,许多黑人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不懂起诉是怎么回事,以为我是在反击美国一直实行的种族歧视时使自己陷入了某种叛逆行动或运动中,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这方面进行斗争。他们理解这点而且能原谅,但还是认为我的行动是鲁莽的。诺福克的《新闻和导报》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芝加哥保卫者报》说:
  “杜波依斯博士赢得了许多荣誉,在他暮年竟然卷入这种被揭露为颠覆性的活动,实属最大的悲剧。”
  但在另一方面,诸如《匹兹堡信使报》的珀西瓦尔·普拉蒂斯、《非洲——美国人》的卡尔·墨菲等编辑,以及专栏作家马乔里、麦肯齐、J·A·罗杰斯等人,就表现出了某种胆略和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而这些是难能可贵的。黑人的反应显示了美国黑人有明显的意见分歧,但迄今还不太清晰。知识界、黑人群体、事业上成功的商界和专业人士中,大多数都未公开出来为我辩护。当然也有许多明显的例外,但是作为这个阶层的一个群体来说,他们或沉默不语,或实际上抱敌对态度。理由很清楚,许多人相信,政府掌握了我们颠覆活动的实际证据,他们只等最后的披露了。
  另一些黑人知识分子和富足的黑人,他们美国人味道十足,认为剥削是没有什么不可的,而且还模仿美国人的“摆阔挥霍”。他们主张去赚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他们有漂亮的住房、豪华的轿车和裘皮大衣。他们与美国白人一样地痛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对保罗·罗伯逊的反应就很典型:他们简直就不懂他为什么会为了一种道德信仰而放弃去挣大钱。
  黑人群体内的这种一分为二,阶级结构内的这种发展,是可以料到的,而且随着对黑人歧视的减弱,今后会表现得更明显。将来在美国的黑人中,根据他们对待劳动、财富和工作的态度会逐渐产生一种分裂倾向。但我仍然希望,黑人过去的遭遇,最终会使它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进入主张社会支配财富、废除劳工剥削和人人机会均等的行列中来。
  我参加一个黑人毕业生兄弟会已45年,实际上是我帮助成立的。今天,它的会员已包括为数众多的美国黑人的著名企业家和专业人员。然而,在全国的30多个分会中,只有一家对我表示了同情,没有一家给过援助。可能兄弟会中有个别会员支持过我的事业,但是除了这一例外,没有采取过任何正式的行动。在我所属的纽约分会,我遭到了辛辣的抨击。
  我们的另一计划是征集十几位全国著名的黑人在如下声明上签名: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关心杜波依斯博士的政治信仰或社会信仰。我们之中有许多人在这些和那些问题上都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们关心的是,一个人有权在法律的范围内说他想说的话而不受到威胁和恫吓。特别是,我们关心杜波依斯博士,因为50年来,他一直是美国黑人的领袖。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他的正直品德和绝对忠诚从没有被怀疑过……”
  然而,我们没能征集到足够的签名,因而未能对外散发。我这才认识到黑人群体内存在的恐惧,特别是在受过教育和富有的黑人中。有人曾忧虑地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在政府机关工作,他的收入颇丰,而且有待晋级。他工作了很长时期才有了这个开端,他受过多次挫折。我很抱歉,但我不敢签这个名。”
  我曾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工作了28年。这个案件出现后,尽管我与该组织已无正式关系,但全国各地的分会和会员都想帮助我,他们还敦促总会也这样做。董事会主席坦率地对雪莉·格雷厄姆说,和平新闻中心是由苏联资助的,这点毫无疑问。他承认我可能对此并不知晓。董事会3月12日的会议上,有人敦促董事会对此起诉表明立场,有一个分会说:“对杜波依斯目前所处的困境,应给予他积极具体的援助。”然而董事会书记沃尔特·怀特说,他曾在华盛顿同司法部助理部长佩顿·福特谈过,他被告知,司法部手中握有明确的罪证,而且如不起诉杜波依斯博士,就无法起诉他的4个同伙。
  董事会中有一位白人董事曾主动提出由他来找“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律部门,要求它参与我们的辩护活动。可是当他听说了我们的“确凿罪证”后,他也就罢手不干了。董事会最后通过了如下决议: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董事会未对最近起诉杜波依斯博士一案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但他们认为,对一位伟大的民权提倡者提出这种诉讼更加重了这样的指责,即有人在力图封上为争取黑人完全平等而发言的人的嘴。董事会还重申,决心继续为全体美国人获得全部公民权利而奋勇战斗。”
  即使这样的决议,也未作多少宣传;总会郑重告诫各分会“别去碰”这个案件。有些分会强烈地表示不满,而且不顾纽约总会的态度,“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许多分会都起而支持我们的战斗。
  我们对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官员们的呼吁,引起了本案件在全世界的广泛宣传。电报纷至沓来,来自欧洲、亚洲和非洲,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我们收到各地的来函,它们有:英国、苏格兰和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国、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的里雅斯特(意)和瑞士;加拿大、古巴、马提尼克岛、牙买加、英属圭亚那和巴西;西非、南非、东南亚地区、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澳大利亚。国际机构也表示了支持,包括“国际学生联合会”、“世界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国际妇女联合会”、“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等等。
  一个称作“为威·爱·伯·杜波依斯及其同事辩护的国际委员会”宣告成立。最早签名的组织者有:荷兰的一位大学教授;瑞士的两位教授;巴西上诉法院的一位法官和一位联邦法官;哥伦比亚和伊朗的两位司法长官;一位意大利参议员;法国最高上诉法院的院长;此外还有10个美国人(8个白人,2个黑人)。最后,这个委员会增至200人。其中,法国人33名;波兰人30名;比利时人12名;德国人11名;英国人7名;意大利人6名;巴西人5名;来自瑞士、苏联、匈牙利和中国的各4名;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伊朗、黎巴嫩、马提尼克岛、荷兰和奥地利的从1到3人不等;还有来自美国的59人,其中6人为有色人种。比利时的伊莎贝尔·布卢姆任主席。
  奥地利、印度、苏联、上海的《中国新闻报》和苏格兰的《爱丁堡评论报》均发表了文章。至少有12种不同的文字讲述了这件事。信件来得很多,有:来自西印度群岛;来自哈瓦那大学的教授们和杰出的古巴人,如拉丁美洲最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奥蒂兹;来自卓越的天主教法律专家多明戈·维拉米尔;还有来自参议员和诗人胡安·马里奈尔罗。“国际学生联合会”致函司法部,内称:“‘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71个国家的500多万学生,对你们控告杜波依斯博士及其同事表示无比愤怒。杜波依斯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是维护和平的发言人。他为和平所进行的工作,最符合美国人民的传统要求。对他的起诉就是攻击和平的拥护者,攻击黑人大众,攻击教授及学生争取和平而行动的权利。我们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一起,强烈要求你们撤销对杜波依斯的起诉,并终止对美国和平拥护者的迫害。”
  尽管在纽约寻找一个能维护我们事业进行集会的地点非常困难,但我们终于在9月下旬在市政厅安排了一次会议。“全国艺术、科学和专业委员会”订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计划:由亨利·普拉特·费尔蔡尔德主持会议;赖特主教科利斯·拉蒙特和曾任肖姆伯格美术馆馆长、当时为亚特兰大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劳伦斯·雷迪克发言。雷迪克博士的部分发言如下:
  “我们刚刚从国内的某地来,在那里,南北战争时南部邦联的旗帜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更为受人欢迎;在那里,罗伯特·李被视为英雄,不仅超过了尤利塞斯·格兰特,而且还超过了乔治·华盛顿;在那里,州长威胁着要关闭该州的整个教育系统,如果法庭胆敢强迫现在只准白人进入的公共学校和税收维持的学校招收哪怕是一个黑人进来。”
  我作为被告写了这样一个发言:
  “这个案件是对文明的打击:它实行思想管制;它企图阻止思想的交流;它企图堵塞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自由往来并将全美的文化降低到密西西比和内华达的水平;如果你的想法与别人的想法不一致,反对某个落后党派的偏见、受贿或野蛮行为,它就将之定为罪行;如果你要对那种说什么战争是通往和平之路的陈旧谎言说三道四,它就说这是叛国;它迫害那些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被教养成去杀害男人、妇女和儿童的父母……”
  “政府可以让南部有名无实的选区,或西部新兴的矿区城镇、或密苏里团伙在政界的那些教养浅薄的狂徒来绝对控制我们的思想、感情和文化,以便达到如下目的:削弱和误导美国的教育事业,限制思想和扭曲抱负,让学校的孩子躲在书桌下而不是学习读书写字;将密探、告密者和职业谎言家奉为圣人;将全国变成一个大监狱,却称之为自由国度,实则是奴役,是将一个民主国家变成一个警察国家!”
  “醒来吧,美国。你的自由正在被明目张胆地偷走。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奋斗终生要得到的,却是杜鲁门、艾奇逊和麦格拉思拼命要取消的。醒悟吧,美国人!要敢想,敢说,敢做!敢于大声疾呼:不再要战争!”
  现在要提出整个费用问题。我们未曾想到过,美国境内的公正需要花多大费用。要想不受惩罚,光是无辜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有钱,而且要有很多钱。最后,为了使这一案件得到圆满结局,我们付出了35150美元,这还不算首席律师拒收的费用。我们曾大胆地预计,如果这一案件要提交较高级的法院,来确定一下这一《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是否符合宪法规定,可能还需我们花费10万美元。面对要付出这些费用,几周来我们都被吓得心惊胆战、灰心丧气。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次审判绝不只是一个法律过程,而是政治迫害,结果如何有赖于公众舆论;要想为我们的辩护筹集必要的资金,我们需要的是广大贫苦人民的捐助。而不必寄希望于从富人那里得到任何捐赠。
  接着是我和妻子雪莉·格雷厄姆四处奔走发表演说,向美国人民发出呼吁。我们向人们讲述我们的案件,希望能打破新闻界的封锁,同时也为我们打官司筹集所需的资金。但在我们动身去西部前,纽约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前明尼苏达的州长埃尔默·本森和歌唱艺术家保罗·罗伯逊被选为两主席。首先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设立一个办公处所,我们这起特殊案件的性质和经常遇到的种族问题更加重了困难。有两三位志愿工作者,我们最后找到艾莉斯·西特伦任干事。她是纽约市一所公立中学的教员,曾受到过政治迫害。
  艾莉斯·西特伦在哈莱姆区为黑人儿童教书,教了18年。她被普遍认为是“我们制度下最优秀教员中的佼佼者”。1950年5月3日,纽约市学校主管詹森对她停薪停职,因为她拒绝回答“你是不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这一问话。詹森说他不了解她在课堂上的表现,也不了解她在社区里的表现。他本可再加一句,他对这些并不关心。西特伦小姐被解了职。她负责起我们辩护办公室的事务。她成了执行干事,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坚定不移,不怕牺牲,也不在乎那点有名无实的薪金。
  6月,我们在斯普林开始工作。我们的计划是让雪莉首先讲话,阐述案件的情况。雪莉很轻松地讲了起来,而且讲得很有趣味,她没有笔记,有的是扣人心弦的强烈感染力。接着由当地某个有身份的人出面来募捐。然后是我发表讲话:

  全世界都对美国最近发生的事态表示震惊。在世界上所有城市的街头巷尾,人们都在疑惑不解地谈论着我们国家的行为和态度。他们尽管不情愿,但越来越相信我国实际上是要战争,必须要有战争,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来让我们的工人就业和保持巨额利润,只有每年花费700亿美元来备战,以及增加我们主要因过去的战争而负的218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
  即使俄国明天从地球上消失,现代世界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仍会存在,那就是:一方面地球上资源丰富,我们可以驾驭各种自然力量,掌握着非凡的技能;我们的商业遍布全球,货物和服务源源不断地从我们的商店、工厂、船舶和仓库里输送出来。然而,另一方面是,人类中的大多数正在受饥挨饿,奄奄待毙,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却又极端无知,不懂其中原因,而极少数人却钱多得花也花不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就是世界面临的问题,俄国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对此提出问题和要求回答的……
  假如我们的繁荣是基于或谋求基于剥削其余的人,使他们生活低下,我们若说美国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物产更为丰富,那就不能回答这一世界性的问题了。别忘了,是美国的金钱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南非矿山,在那里实行奴隶劳役;是美国的企业靠中非的铜矿发了大财;是美国的投资者力图控制支配中国、印度、朝鲜和缅甸;是美国少数人在掐住近东、加勒比和南美工人贫困的咽喉……
  我从未想到,在我活着的时候竟会看到像今天这种在美国出现扼杀言论自由和压制自由发表意见的情况,我们的大学生们竟会听不到真情实况,也不可能去讨论它。今天在我们这个自由的国度里,谁也不能保证找到生计、逃避诬蔑和个人遭遇暴力,或甚至不被投入监狱,除非他公开地反复声称:
  他憎恨俄国。
  他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全心支持在朝鲜的战争。
  他随时准备着,在任何地点或任何时间,为以后的战争花费任何数量的钱款。
  他随时准备着,去与苏联、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或与所有联合起来的国家去战斗。
  他认为需要用原子弹,或任何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其他武器,并视反对者为叛徒。

  在我面对芝加哥体育场15000名广大听众讲话时,我心中有个明确的主题。我决心要消除政府和公众心中对我的任何怀疑,我决心要对各种战争的经济基础和20世纪遇到的挫折自由地进行思考和发表看法。我想,甚至连这次会议的主办者对我直言不讳的分析也会感到害怕。政府原希望我会感到惧怕,默认他们的说法从而保持沉默,但我敢肯定,他们现在已放弃了这点希望。我的部分发言如下:

  美国的大企业正在强迫我们这个国家进入战争,将我国政府变成一个军事独裁机构,使一切民主管理陷入瘫痪,并剥夺我们所需的知识。今天统治美国的是大工业集团公司,它控制着巨大而集中的资金和财富。这种空前的权力集中,加上聘用了全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其行动和目的绝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实行民主管理的。它的独裁程度不同,从绝对的统治到寡头统治,收限于有组织的劳工和常常是效用不大的公众與论,这些與论通过自由选举,极力反复地要表达出来。
  如果对这种状况由衷地不喜欢的那就是共产主义,那么,上帝在上,不管是武器的力量还是财富的权力,也不管智囊有多么高超精明,都无法阻止住这种情况。否定这种思考的权利将会制造出成批的共产党人,其速度比你能监禁或杀害他们来得更快。这种共产主义是无法阻挡的,但这是比共产主义还要美好的东西。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自由企业和个人主动性的典范,那么,他们在聚敛财富的同时也在加深罪恶和播撒苦难;如果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上帝拯救美国。
  要想维护一个民主美国的理想,我们别无他途,只有大力缩减集中财富的现有权力,取得某些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我国多项关键性工业,并使我国公共福利机构社会化。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接受苏联的共产主义,也不必采用英国的社会主义,甚至法国、意大利或斯堪的纳维亚的近乎社会主义的作法。但是,我们若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化,恢复“新政”,并开始创建福利国家,那么,我们就将会堕落成为军事法西斯主义,它将扼杀一切梦想:民主,消灭贫穷、疾病和无知,和平取代战争,等等。
  美国必须来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个变革不是用暴力求得,而是靠人们坚定不屈的意志来取得,他们“不对任何人怀恨,对所有人仁慈”;对富有者和节俭者一律公平对待;对贫穷、疾病和无知充分同情;要求美国自由与民主,要求普天之下和平与友善。

  政府不仅使我遇到了麻烦和支出巨额,还要冒着自己声誉受损的风险。而且还使我们为了避免这次折磨不得不付出超乎寻常的和全球性的努力。从我个人来说,我是没钱来为这起案件付款的。我已经退休,退休金少得连正常生活的开支都不太够。我妻子由于完全参与了这起案件,她的工作和收入都大为减少。我们没有有钱的朋友。在我们这些被告之中,没有哪个人能拿得出钱来打这场官司。如果不是有那些美国朋友们近乎奇迹般地挺身而出相助,我们都会因违令而被投入监狱。为这次审判而用去的钱,没有一分一厘来自国外。即使有这个可能,也会被利用来定我们的罪。但是,在国内,我们通过向穷人和中产阶级、黑人和白人、工会和其他团体进行广泛呼吁,为下述用途筹得了资金:
  打官司费用18400美元;宣传费5600美元;办公处所5250美元;薪金支付3600美元;差旅费2365美元。
  除了上述开支外,至少还应当加上13000美元的额外法定费用;3000美元是我们被告中的一个人聘请的律师费用,不是委员会支付的;马坎托尼欧应至少获得10000美元的报酬,但他拒不接受。这些加起来,总数达40215美元。至少还应当加上由地方上支出的2000美元的差旅费开支。政府方面为此案件花费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恐怕不少于10万美元,没准儿还会多得多。
  我这一生遇到过许多不愉快的事:狂徒的吼叫;谋杀的恐吓;听众厌恶的怒容等。但是没有哪件事有如1951年11月8日那天我作为被起诉的罪犯在华盛顿法庭内入座那样叫我心寒的。我不是个罪犯。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从未犯过法。而我却与另外4位一生从未受过哪怕是行为不端指控的清白无辜的美国公民一起,坐在那原本常常是杀人犯、伪造犯和窃贼坐的位子上,被指控犯有重罪。在离开这个法庭前,我可被判处5年监禁,罚款10000美元,并且剥夺我这个作为5代美国人代表的公民的民权和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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