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第十九章 重返“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我退休以后，为黑人创办的霍华德大学、菲斯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都给了我一份工作。这些工作大部分是·兼职和举办讲座。当时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提出要我重返我曾协助建立、并于1934年辞去职务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协会”曾多次要求我参加它们的活动——如出席群众集会，参加斯平加恩授勋仪式，参加董事会的工作，等等。为了避免对一个我已离开的团体似乎进行干涉的嫌疑，尤其因为我从来就不信任那位书记沃尔特·怀特，所以我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眼下我正失业，需要养家糊口，有两位被我当作知心朋友的人催我认真考虑这次邀请。这二人就是阿瑟·斯平加恩和路易斯·赖特。斯平加恩的兄弟在过早去世以前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之一。我认为阿瑟也是朋友，虽然我俩之间还没有那么亲密。路易斯·赖特年轻时我就认识。他的继父是我的家庭医生，自从我来到纽约以后，这位也是医生的路易斯，欣然同意免费为我和我全家看病。
这两位朋友向我保证，“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确实是欢迎我去工作的。他们说这次提出邀请的人，主要是沃尔特·怀特，他盼望我接受这一邀请。我写信给他们详细陈述了情况，最后又来到纽约同阿瑟·斯平加恩、路易斯·赖特、沃尔特·怀特和休伯特·迪兰尼商量。我要求提供5000美元薪金，两间办公室，一间作为我的办公室兼图书室，一间作为秘书办公室。我要求给我时间进行写作，并向他们郑重声明，我不希望在这个团体的行政部门担任什么职务，并表示如能复兴泛非运动，并全面关心种族问题的涉外方面，我会感到很高兴的。董事会对我提出的一切要求欣然表示同意，尽管除了私人信件来往外，我根本谈不上什么写作。
正如不久发生的事情所证实，在邀请我重返“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时，关于我的地位问题曾有三种相互抵触的观点。我自己的想法是，在这个正式团体中，除提供咨询外，我根本不想要权要地位。我想的是自由写作，自由表达意见，自然避免做任何有损亍团体的事。我打算通过召开泛非大会，共同商议，继续“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已长期中断的对非洲的关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也许能资助召开这种大会，也许使用其他方法援助非洲人。但那当然只有在书记沃尔特·怀特领导的总团体指导下才能进行。我自然希望工作，希望有属于我自己的工作领域，继续开动脑筋，表达自己的思想，发表自己的看法。总而言之，我还是过去的我，工作中可以与人合作，但不完全受人支配。我想谁也不会这样想、这样要求的。
另一方面，沃尔特·怀特后来的做法发展到希望我帮他起草他所需要的文件。按他的要求在公开场合代他出面。一般说来，叫我扮演捉刀人和代表的角色。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不希望我单独有自己的办公室，或采取他未提出过的做法。
关于我的新的地位的第三种意见，是我两位朋友提出的。一位是我以前的家庭医生路易斯·赖特，他是这个董事会的主席，另一位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的兄弟亚瑟·斯平加恩，他是这个“协会”的主席。他们和其他一些同事认为，我年已七十有五，毕生事业已经完成。我所需要的是悠闲自在、舒适享受。因此，我应当甘心扮演一个粉饰门面的角色，不时说句得体的话，从道义上支持“协会”和书记的工作。这种意见出乎我的意外。我根本没有去想什么事也不干，或者一切言行完全受别人摆布。我决心已定，不打算使用“协会”，而愿竭尽所能与沃尔特·怀特合作。“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因来自慈善家的捐款数量不多，越来越依赖会费来维持。“协会”的头三位书记雪莱迪、约翰逊和怀特扩大了这方面的财源。后来则成为为了黑人自己的解放事业，主要由黑人自己出钱。尤其在怀特领导下，收入迅速增加。随着收入的增加，他的权力和自恃心也大起来。董事会主要成为摆设。协会的实权落在执行委员会手中，其中大多数人是怀特从被任命的下属中挑选出来的。
我是在离开10年之后重返“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在这期间，我没有密切关注过它的发展情况。结果使我大吃一惊。收入是以前的4倍，会员人数达50万，工作人员增加到从前的3倍或3倍以上。它已发展成为一项大的事业，不仅运作顺利，而且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各报争相发布它的消息。法院对它的辩护律师言听计从。许多名人欣然同意担任董事会董事。
然而，有一件事给我带来不祥的预感。在这个团体中，民主方法和民主管理的气息几乎丝毫不复存在。这一变化在三个月中给了我一记耳光。对是否接受这一工作，我犹豫不决。在亚特兰大逗留期间，我一再拒绝怀特先生的邀请，不去参加“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会议，不以其他方式同他们进行合作。我毫无例外地一一拒绝，是因为我不喜欢怀特的那套做法，也不信任他个人对我采取的态度。
当我一到纽约，有不祥征兆的事情就发生了，我想对它置之不理。他们期待我8月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报到，但联邦政府邀请我前往驻海地机构，在夏季会议上向教师发表讲演。我认为这才是我事业的理想开端，但怀特反对。当我强调接受这一邀请的必要性时，怀特宣布扣发我在海地期间的薪金。但在斯平加恩和赖特的干预下，一切终于得到和解。
然而，当9月我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报告工作时，我发现，尽管他们催我上任，但答应给我的宽敞的办公室仍未落实，而旦在我逗留的4年期间，确实根本没按原来的承诺给我提供过办公室。我被挤在——书籍、书桌、秘书——一间大约5 X 10英尺的办公室里，全机关工作人员的声音从这里都听得一清二楚。我的大部分书籍和办公室用品只好存放在库房里。只有一个作者才能体会到缺乏办公设施对于他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在亚特兰大时,我的办公室又漂亮，又宽敞。我考虑重返“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首先提出的要求就是办公设施。我还记得1910～1933年我使用过的办公室，当时我并不一定要求办公室设备都一模一样，然而我确实要求舒适、宽敞和安静。我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要求，背后并没有谁指指点点表示反对。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怀特所反对的事。他让我在他眼皮底下工作，为的是不致对我对他的服从有任何怀疑。我无法想象他竟会作出这种安排，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在全纽约地区也找不到让我办公的地方。我抗议并要求给我分配足够的地方，但毫无结果，直到这位书记访问亚洲前线时，因暂不办公，才把他的办公室借我使用。
这是1945年，这时正在旧金山筹备召开联合国组织成立大会，要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派一名顾问参加，董事会指派了我。我和有关人员尤其是黑人进行通信联系，在准备动身前往旧金山的时候，怀特事先未通知“协会”就回国了，并要回了他的办公室。而且当华盛顿最后批文下达的时候，怀特担任顾问，我是助手。此事并未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董事会商议。我毫无怨言，因为他是书记，如果他当时在国内，无疑是应当指派他当顾问的。然而，这是他在华盛顿捣的鬼，以致未事先通知我或董事会，就改变对我的指派。我们一路同行，而且我竭尽全力为他效劳。我起草声明和呼吁书；每天在旧金山《年代》上写一篇专栏文章，并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些人打交道。然而，怀特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官方代表，有事都找他商议，有许多场合我未被邀请。
当我回到纽约时，我的办公室还是没有落实。我向斯平加恩和赖特以及董事会提出抗议，但毫无结果。这对我似乎太不公平了。然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所有办公室确实都拥挤不堪，全机关也确实正向第40街一所新建筑中搬迁。我希望原来答应给我的地方能在那里落实。最后我在第6大道第42街向一位朋友租了一套房间作为办公室。每月房租467美元，由自己掏腰包。我向斯平加恩先生诉苦，寄希望于新建筑。
经过长期拖延之后，直到这时，我终于可以准备去参加英国“第五次泛非大会”了。我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工作的4年间，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第五次泛非大会”，撰写了两本论殖民地与非洲的书，编写了两本其他内容的书，写了许多文章、小册子和报纸专栏文章。我出席了几个会议，旅行20000英里，举办了150次讲座，内容都与我所设想的我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工作有关。我在纽约新社会研究院担任两个学期的讲师，在瓦萨、耶鲁、普林斯顿担任特邀演讲人。
然而，当我得知这个团体是怎样进行管理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首先，我并非董事，却出席过许多董事会会议。经常参加会议的董事不多。他们的工作就是听取行政管理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包括这位书记及其任命的5位助手。9位董事，其中只有两三位经常到会。凡董事会未尽事宜均责成行政管理委员会完成。董事会会议上很少展开讨论，其主要任务就是在对行政管理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略加讨论后，同意这个报告。
有一次，书记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普遍开展批评。我属于被邀之列。我认为这样做，是希望听取我的意见。这次会议被精心安排在郊区一个休养地举行。我写了一个意见提纲指出，行政领导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没有充分发挥助手们的主动性和给予他们充分的权限。这个意见赢得广泛的支持，但根本没有引起行政领导的重视，以后再也没召开过会议。
这种极端独断专行的后果，不久也明显反映到我的工作中来了。我力求管好自己的部门工作——“协会”与非洲、其他有色人种以及殖民地关系——而不越雷池一步。但是尽管我努力去做，对这项工作，我既得不到行动的支持，也得不到任何指导。
无疑，不久沃尔特·怀特就开始想把我除掉。1946年，他在董事会会议上指责我未经他同意便出席国会委员会作证。这是参议员康纳利领导的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委员会。他们是以我个人而非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代表的名义邀请我的。我的证词开宗明义地表示，我的发言不代表任何团体，只代表我自己。沃尔特·怀特也被邀请但未与会。
其次，他指责我干扰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俄亥俄州达顿正在审理的有关学校隔离的案件。这指的是，我在几十封来信中对一封信所作的回答。这些信在许多问题上征询我的意见。这封信问我对我所写《黎明前的黑喑》中的一段话，现在作何解释。我的回答表明了我个人的意见。最后，怀特要求有公开和查阅我信件的权利，其理由是，许多人并非把我当作个人而是当作“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官员给我写信的。我向这位书记保证，我会马上把所有属于“协会”的来信交给他，但任何时候他都不能拆看写给我的信件。我看到了不祥之兆，但我相信我的两位作担保的朋友会亲眼看到正在对我进行的攻击，而且会同我站在一起。1946年，我应邀访问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向“南部黑人青年协会”召开的会议发表了讲话，我认识该协会的领导人杰姆斯·杰克逊和路易斯·伯恩海姆，并对他们工作的艰辛和牺牲精神表示钦佩。他们曾经在前脱离联邦中心召集过有白人和黑人参加的“南方青年议会”。我去讲了话，其部分内容如下：
“美国黑人的未来在南方。在327年以前，他们开始来到这里，也就是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在这里，他们对美国文化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在这里，他们遭受万恶的奴隶制的折磨。他们在南方各州的重建工作遭到破坏，他们的解放被扼杀。因此，我相信，像你们这样的团体将把南方当作一个伟大改革运动的战场。这里有十分宜人的气候；这里有南方美丽的阳光照耀下的肥沃的土壤。如果人世间有什么地方，是思想家、工人和梦想家向往的地方，那么，这里就是。这是第一线，在第一线，不仅要解放美国黑人，还要解放非洲黑人和西印度群岛黑人；要解放有色人种；解放现代资本主义垄断下的白人奴隶。”
“再也不会有召唤20世纪青年的壮丽使命了，因为白人文明已经彻底失败；因为工业制度的兴起导致了贫穷，随贫穷而来的是无知、疾病和犯罪；因为被吹捧上天的白人文化最后在破坏世界文明的战争中，在高喊民主而不实行民主的不列颠帝国、美国的4州（指肯塔基、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译者）或南卡罗来纳州的同盟国人民中间结束了。”
1946年，我拟代表美国黑人和黑人残疾人，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呼吁。我提出出版一本由我编辑、请部分专家投稿的小册子。董事们都表示同意。我得到厄尔·狄克森、米尔顿·科恩维兹、小威廉·R·明、莱斯利·S·佩里和雷福德·洛根的合作。在这80页的呼吁书上，我写了一个前言。
当呼吁书准备付印时，这位书记想自己加写一个前言，但不和我这位编辑商量，使付印工作拖延了几个星期。我指出，一个不到100页的小册子，不需要写两个前言，而我写的14页的前言是这项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经过一段不必要的拖延之后，呼吁书发表了。开始时，人权委员会对呼吁书只是将其归档，但拒绝受理。然而，到最后，一位副官在一个公开会议上正式接受了这份呼吁书。沃尔特·怀特在呈递呼吁书时发表了讲话。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出现的另一新情况我逐渐明白了。这个团体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以亚瑟·斯平加恩为主任、瑟古德·马歇尔为法律负责人的法律部有自己一套办公室，而且拨有专项经费。他们虽然仍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个部门，但不依赖执行书记而带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的工作由几个人就可作出决定。他们在一系列判决中取得意外的、非同一般的胜诉，最后在1954年终于使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取缔了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中的种族隔离制度。
这一胜利超出我的预想。但它说明了两件事，这在公众中尚缺乏认识：（一）如果没有苏联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压力，是不可能作出这样判决的。美国在自己三分之一的领土上使种族隔离合法化，想继续领导“自由世界”，简直是不可能的。（二）在美国，制定法律，作出判决是必要的，但它并不保证付诸行动。南方将在许多年内对抗最高法院的判决而一意孤行；虽然不是永远，但时间之长也足以摧毁对无数黑人和白人儿童的教育事业。
我们应当在这种背景下看待1948年的政治运动。我从不属于有活动力的政治组织。但自1912年大选以来，我对候选人表示自己的观点。我早就佩戴过华莱士徽章，以便让人们知道我将支持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办公室投票结果表明，70%的工作人员赞成华莱士。当时这位书记警告我不要从事“政治”。我回答说，我一定小心，既不让人看出我在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说话，也不去花时间从事任何的政治活动，但我想我是有权利投票作出自己的选择的。这也正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30年来的主张。这位书记只是反复的说，董事会坚决认为工薪人员不应参加政治。后来在费城一个非政治性会议上，我劝听众投华莱士的票。我在讲话中，一开始就很注意，我说，我并不代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个组织，也不代表它的任何官员。由于这件事，我遭到这位书记的谴责，而与此同时，他却通过写信、在报上撰文，打电报和公开讲演，在全国范围内为杜鲁门竞选造声势。
194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安排在巴黎召开会议，会上将考虑我们的呼吁书。沃尔特·怀特决定亲自出席会议。自然，我认为怀特前往参加会议是干涉我份内的事，但我一声不吭。他要求我给他提供一份备忘录，我照办不误。后来，他又要求我给他提供第二份，我拒绝替他起草。于是，董事会在恰恰属于我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上采取了行动。这又一次使我对董事会在对我和我工作的态度产生很大误解。我将失去属于我自己的工作领域。我将完全按照这位书记的旨意行事。他可以任意指挥和干涉，究竟怎样做才合适，则由他说了算。在一个要求严格的现代化企业集团里，这已经成为标准的做法。但是，要求我处于这样的地位来发挥作用，我是无法想象的。在为美国黑人工作近50年中，我确实已经争取到很少一点点权利，使我能适当自由地思考和行动。董事会对我的要求毫不关心。说实在的，由于是请这位书记转达我的书面请求，董事会十分可能根本没有收到它。但在董事会即将召开会议以前，怀特已准备远航了。
在日内瓦，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苏联代表准备采纳我们的和妇女们提出的呼吁书，但遭到罗斯福夫人和乔纳森·丹尼尔斯的反对。怀特先生并非人权委员会委员，他连参加这次会议的权利也没有。
于是，我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向董事会每位董事散发了一份备忘录，抗议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因为这是属于我部门的事。我还抗议这位书记从事的政治活动，抗议他所作的解释，即自己被任命为联合国组织顾问是为了支持杜鲁门。我指出，未邀请我参加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年会，已经成为声援杜鲁门的大会。我向董事会和全体办事人员散发了这份抗议书。但我未向报界散发，也未向新闻记者透露。
董事会立刻撤销了我的职务，并于12月31日生效。他们完全置事实真相于不顾，而以拒绝与书记“合作”、在董事会会议上散发备忘录为理由撤了我的职务。
这时，相当多的人主张我带头抗争，反对他们对我的处理，改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我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承担这样一项任务，我的年龄太大了，这是年轻一些的人承担的任务。而且，怀特也不能对所发生的事情负全部责任。我的两位朋友要负许多责任。我是在他们坚决要求下，才重返“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这时我才认识到，斯平加恩和赖特与这位书记之间有一种谅解，那就是在怀特同我合不来的时候，我得离开这个地方。他们认为，我能工作的岁月已经过去。他们希望让我在有生之年享受荣誉，悠闲自在地过日子。而怀特则希望我做一个粉饰门面的人，按照他的旨意，替他起草报告和讲演稿，提高他的威信。另一方面，我自己甚至已年届80并不感到工作或追求理想的精力衰退到多么严重的程度。我工作虽然不能持久，思维不太敏捷，但来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我并不想坐着无所事事。我从未想到还会有人希望我充当展品或装点门面的角色。
当我刚开始投入工作，而且工作在顺利进展的时候，怀特作出决定，认为我的工作干扰了他的工作。他要求斯平加恩和赖特收回他们所作的承诺。他们犹豫不决。有一次，在我向他们谈及我的办公室面积时，他们问我：“你为什么那样卖劲地工作？为什么不更悠闲自在一些？”我感到不可理解。我只是笑笑，接着指出，在新买下的总部，我和我的秘书分到一小间办公室，约10 X 12英尺，还要放2500本书、10箱文件和办公室家具。他们指出，新建办公室太小了，正在扩大的法律部已是拥挤不堪，甚至想要我把正在使用的地方腾出来。
最后，我之所以被撤职，并非由于思想过激——这一点从未有人议论过，也不是由于不服从书记领导和团体的规定。我被撤职仅仅是因为技术原因，即我把同书记的分歧意见透露给报界。分歧在于是否为他出席巴黎人权关系会议给他提供更多的数据。实际上我并没有这样做，并向董事会讲了。但我补充说，如果报界问起这个意见分歧时，我就得如实陈述。董事会为此撤销了我的职务。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绩是杰出的。全体黑人和全体美国人应当引以自豪。尤其应当指出，将“协会”引向未来的是智慧，是通过民主才能发挥作用的人类极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领导人民群众是不容易的。我们总想不断利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和经验贯彻决议，强制行动，而不相信那种发展较慢、混乱、犹豫不决的群众行动。然而，如不采取这一行动，我们就走上暴政，注定要犯错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几十万会员并不是教育程度最高、经验最丰富的人。但那根本不能成为借口，从而使他们的最能抗争和最能发展的机构变成一个实际上由一个人控制的严厉的专制机构。这种态度，我们在当今美国广大工商界，在有组织的教会中，在各种社会改革和发展中，在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已是屡见不鲜。加紧控制、集中权力，置公众于不顾，剥夺公众选举权已经习以为常，而且认为，某些天赐敛财权利的人或全然自负的人有权为所欲为，而不去借助于人类的智慧。
我们如此轻易地空谈民主，而民主却正在拥护民主的人家里、在日常生活中遭到扼杀，远远超过在政府一般决议中所遭受的厄运，这是今天的悲剧。无法以民主方式施行仁政的国家，最终也不会使世人相信，它对国外清政廉明的理解比对国内的所做所为更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目前的情况证实了我的话。“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今天分成两部分，各自拥有独立的办公室、官员和经费。法律部由两位律师控制：一位是思想保守的白人，他诚实、认真，在为有钱人理财方面是受过专门教育的专家。他和人们有广泛的接触，但不同情激进的思想或实验。另一位是黑人，他有才干，受过现代法律的严格教育，但文化背景受到限制。他们两人筹集了一笔由自己支配的经费，按照法律程序向肤色等级制度开火，并获得突出成就，最后使最高法院作出了划时代的判决，反对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他们将许多有才能的年轻助手吸引到自己周围，得到全国黑人和白人强有力的舆论支持。沃尔特·怀特曾几次妄想干涉他们的工作，但从没有得手。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其他工作与各种提高社会的道德和文化水平的事业有关：教育、住房、职业、种族关系、文学和艺术、历史、科学和社会进步。这里有关于美国黑种人的未来，它与非洲和西印度群岛黑人以及全世界有色人种的关系的全套理论。究竟有多少人认为可以忽视这些关系，这无关紧要。实际情况是必须考虑这些关系。
而且，除此之外，美国黑人与美国工人和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必须成为目前考虑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摆在全世界人们的面前，而作为世界2000万最先进黑人中最大的团体“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却缺乏纲领或领导。没有专家、没有时事评论家或领袖人物，而只能鹦鹉学舌般地回答每一个问题：“不存在种族歧视。”这是上一代人的口号。今天提出这一口号是极其不够的。假定不存在种族歧视，黑人公民仍面临现代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由于血缘关系和文化上的联系，将长期作为一个共同工作的团体面临这些问题。为此，他们必须组织起来，制订规划，付诸行动。他们打算怎样与朋友、熟人生活在一起，怎样教黑人的历史，他们的子女准备选择什么职业，他们对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尤其对待率先反对歧视有色人种的苏联和中国采取什么态度，而这种歧视正是我们力求取消的。凡此种种，都要求知识的培训、专家的指导和丰富的经验。
这一切，是今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总办事机构所不具备的。“协会”书记罗伊·威尔金受过新闻记者的训练，聪明、热诚，但缺乏社会科学的全面训练，游历见闻少，教育根底浅。他有一个出色的办事班子，但是，其中即使有专职的社会工作者、艺术家、作家或从事研究的专家，那也是屈指可数的。至于下属办事机构及其官员，除筹款和出庭为不公正或有关种族歧视案件申辩外，根本没有科学地拟定什么计划。这个团体害怕民主进程，回避讨论。一切会议和计划都是“不能更改的”。当北卡罗来纳州一位官员说出所有黑人心里话——对别人的攻击和非正义行为实行报复的时候，并没有就此展开讨论，而他却被事先准备好的选举埋没了。为了解决当代种族关系最大的难题之一，需要的是庞大的规划、周密的协作、组织良好的社会工作，以及挑选不分性别，既有才华又训练有素的人。
重要的是要教育美国黑人读书识字和支持文学、艺术的讲授以保存自己历史和文化，丰富人类伟大成就的宝库，而不要让美国黑人独特的、奇迹般的生活和经历被扭曲，甚至被遗忘。今天已感到了这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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