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第十三章 亚特兰大大学
从1894年秋至1910年春，在这16年中，我既当社会科学教师，又当社会科学学生。其间在韦尔伯佛思两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一年半；在乔治亚亚特兰大大学13年。这些年，我寻求对周围世界的了解，教年轻人懂得世间生活的意义和方式。
我在学校这些年的主要成果，是强调了科学与科学态度的重要性。我在菲斯克，在哈佛化学实验室与地质学课堂上，对自然界的法则多少有所了解。我喜欢进化论、地质学和新心理学。我开始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世界，而不是停止发展了。在德国，我更进一步从宗教教义的信仰中转变过来，开始体会到，人类的活动，如同自然界的活动一样，是受法则支配的。科学界取得的巨大成果使我为之激动：在我任教期间，发现了X射线和镭，发明了飞机和无线电。机器提高了效率，南北极也被征服了。另一方面，应用科学法则，研究无数活生生的人，并从中发现因果关系，则还有很大困难。社会思想家都在发表各种笼统的主张，都在寻找办法希望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发现类似自然法则的社会法则。赫伯特·斯宾塞1896年完成了他的十卷本《综合哲学》。生物学上的类比，也就是普遍的推论，虽然引人注目，但实际的科学成就没有跟上来。对我来说，机会似乎就在眼前。我无法把“本质上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kind）当作科学法则，而心安理得，高枕无忧。但当我把注意力从徒劳无益的咬文嚼字转向自己的社会处境和种族世界时，我决心通过对我们群体状况和问题的调查，对社会学给以科学的解释。
我于是开始调查美国黑人及其悲惨处境的所有实际情况，并通过判断、比较和研究，尽可能得出持之有据的总的概念。起先，我是抱着改革和提高的功利主义的目的进行调查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投入这项工作。因此，根据我对社会学的理解，由于我对变化中的种族群体抱有坚定的信念，我很容易领会到这样一种思想：社会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
我从事教育工作的15年，是动乱的15年，社会发展多变，偶发事件层出不穷，还有经济的扩张，政治的控制和种族的难题。尤其是，这15年正处于帝国统治的时代。当我有了一些知识，使我能用科学方法从事社会调查的时候，我对开始统治这个世界的殖民帝国主义意味着什么，毫无明确认识，毫不理解。我懂得它并重新进行有益的研究的唯一途径，是我对种族关系的关注。
这种对种族关系的关注开始擦亮我的眼睛，并试图说明席卷世界各种纷争不已的原因。日本国家地位正在提高。它尽管与德国、俄国和大不列颠相对抗，但通过对华战争和对俄战争，在世界上取得了新的地位。这一点，只有美国不予承认。
我开始认识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欧洲向非洲扩张的结果。在那里，为了南非的劳动力、黄金和钻石，为了控制尼罗河，为了西非的黄金、可可、原料和劳动力，为了剥削比属刚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欧洲决心控制中国，结果是几个主要的白人国家瓜分了它。这时的日本已经停止了对中国的控制。16年以后，阿比西尼亚人在阿都瓦大获全胜。法国人向北非推进，促使英国重返埃属苏丹。
我知道，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纪念并非只是感情的迸发，它反映了英国在全世界实行经济侵略取得胜利的喜悦，它引起德国的贪欲和恐惧。德国着手加倍扩充海军，向亚洲扩张，以巩固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德国在阿尔赫西拉斯向法国和英国挑战，揭开了世界大战的序幕。美帝国主义不顾克利夫兰的反对，向美洲扩张，夏威夷甘蔗田被兼并，还通过对西班牙战争，控制了古巴的糖，兼并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巴拿马运河缩短了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距离，保护了在圣多明各和南美的资本投资。
所有这一切，也许应该解释为历史与政治。大致说来，我就是这样解释它的，但我又不断地被迫从经济方面来考虑当时发展的世界运动。这主要因为我感兴趣的群体是工人、工资收入者、小土地所有者、雇工。工人罢工引起我的关心，也使我迷惑不解。这些罢工大多数是由黑人被排斥在外的各团体领导的。如钢铁工人大罢工，真正带有威胁性的铁路工人罢工，芝加哥卡车司机罢工，科罗拉多利德维尔矿日持久的罢工。只有煤矿工人罢工才有黑人参加。但有一点不同，在我学生时代，罢工被视为反经济法，是徒劳的，鲁莽的。当政府出面干涉时，就以破坏法律的罪名吓唬罢工工人。但在我从教期间，工人的苦难，开始渐渐渗透到一般公民的意识中，舆论不但要求而且迫使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煤矿工人罢工。罢工的钢铁工人也得到广泛的同情。
接着，便是有关税率的激烈争论。税率的不断提高、变动和调控，到头来无非是为了补贴制造商，要消费者掏腰包。煤、石油、糖业等大资本集团的政治权力，公司所采取的临时免税权，迫使总统公开抨击托拉斯是超级政府，因此使我们开始对经济战大致是怎么一回事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最高法院坚定地站在资方一边。它取缔劳工的联合抵制，它不承认各州有权厘定铁路税。它宣布所得税是违反宪法的。
由于这些原因，1873年金融大恐慌使人记忆犹新，接踵而来的是1893年的大恐慌和1907年的金融骚乱。在上述经济混乱中，必然渗透了政治。政府很少或根本不予干预的自由、私人企业被迫放弃过去发挥的作用。这时期整个政治骚动带有明显的经济色彩和目的。1896年，布赖恩关于不要把劳工“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的热情呼吁，不可能被完全一笑置之。现在我开始相信，席卷西部和南方的人民党运动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第三党运动。它一方面由于南方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另一方面由于选举所需费用高得惊人（它使麦金利当上美国总统），而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此外，还插进来一场西班牙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肮脏丑闻百出，如牛肉腐烂、欺骗、偷盗、热病和由于忽视而造成的死亡。因此，在我从教的那个时候，政治和经济不过是行为与效果统一体的两个方面。
我力图把自己隔离在种族的象牙塔之中。我想说明种族的困难以及这些困难如何造成政治上、经济上的骚动。正因为如此集中思想、行动和力量，才终于使我真正保持了科学的精确性和对真理的追求。但首先我用了三年时间，设法找到一种将科学应用于种族问题的方法。这些年，我为瞬息万变的事件激动不已。例如私刑，在我开始教学的时代，仍是美国不断发生的恐怖事件。1892年，这类事件发展到了极点，被公开杀害的有235人。在我从教的16年中，近2000人被暴徒公开杀害，但凶手一个也没有受到惩处。对非洲的分割、控制和剥削，也作为种族问题的一部分，渐渐地进入我的脑海。在亚洲和西印度群岛，我目睹了种族歧视的后果，而就在这里，在美国布郎斯维尔则发生了对被激怒的黑人士兵进行野蛮蹂躏的事件。在亚特兰大发生了政治—经济骚乱。
在美国的一个偶然事件使我从认识上把种族问题与总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那就是1895年布克·T·华盛顿在亚特兰大的讲演。当许多黑人报纸谴责华盛顿关于与南方白人妥协的主张时，我写信给《纽约时代》说，南方在经济上向黑人敞开大门，给予机会，而黑人与南方白人在政治上相互同情与合作这也许就是真正解决南方白人与黑人问题的基础。但是，这一说法落空了，因为1895～1909年间，整个南方采取卑劣、非法的限制手段，剥夺黑人选举权利，通过一系列种族歧视法律，致使黑人公民处于从属的社会地位。
对于这一点，有可能给予补偿的，是得到普通教育部与“贤人基金会”的捐赠。但我个人认为，他们并没真正打算着手调查黑人问题：“贤人基金会”不理睬我们，普通教育部开头若干年主要注意力是在白人教育和黑人技工学校教育方面。
1896年，亚特兰大大学校长霍勒斯·本斯代特向我提议，要求我去亚特兰大大学主管社会学的工作，并负责主持刚刚发起的有关黑人问题的会议。我本来有此打算，因此热情地接受了这一邀请。本斯代特博士后来这样写道：
我或许是邀请杜波依斯博士来亚特兰大大学的主要负责人，对此我表示极大的愉快。最近，他把自己在那里的13年的工作称为他的“真正充满活力的工作”。我帮助他开辟这项工作，在我卸任校长以前，一直与他的工作保持紧密联系达十余年之久，为此我感到自豪。他上任时，我们一些董事和其他朋友表示反对和疑虑，当我想起这一点，不禁为之好笑。我们需要一位特别对黑人状况作过调查的社会学教授。我说，无论在白人或黑人中，杜波依斯博士无疑是最称职的人。我了解他在菲斯克、哈佛和德国作过长期进修准备。我看过纽约《民族》，它对他的处女作《废止向美国贩运非洲黑奴》赞赏不已。我了解，当宾夕法尼亚大学普鲁沃斯·哈里森聘请他以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对费城黑人问题进行科学调查时，是很信任他的。
但是，有人说，如果你想让黑人谋取这个职位，为什么不给一个从亚特兰大毕业的学生，而给一个从菲斯克毕业的学生呢？我说，因为我们需要最适合的人，不管他是从什么学校毕业的。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如何——他在德国学习过——或许如果你从外表勾画他一两笔，你将发现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的确，亚特兰大大学的宗教生活一直很突出，虽然它不属于任何教派——这种宗教生活是从它的创始人所代表的新英格兰人那里因袭下来的。它总是指望教师尽可能帮助它维桌下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得到保证。但是，杜波依斯博士还会记得，保证并不是很容易得到的。他似乎是这样一种人，当问到他的宗教信仰时，回答是“无可奉告”。但是，虽然他很不愿意谈他的宗教信仰，或者谈他在亚特兰大大学有何打算，我发现，在我约他面谈时，他同他的新婚妻子住在费城黑人贫民区中心，正在从事普鲁沃斯·哈里森要求他做的慈善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有些象征着真正的宗教。后来，当他在学校做晚祷，口中念着最深刻、最关紧要的宗教词句时，他没有令我失望。
所以，杜波依斯博士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和疑虑来到了亚特兰大大学。虽然有好几次其他地方请他去就职，但我们留聘他达13年之久，而且付给他双份薪金，这是我们负担得起的。他的工作属于亚特兰大大学校史难忘的一部分。下面具体介绍他工作的两个最突出最有价值的特点。
一个是在美国大学中首次发起对黑人生活状况包括所有最重要的方面，进行深入的科学调查，最后出版了二十份《亚特兰大大学年刊》，它在美国和欧洲称得上是最有权威的刊物。
另一个比它更为重要的是，杜波依斯博士个人对我们学生施加的影响。他受过最良好的教育，他不会容许自己班上出现一个学习不好的学生。他要求自己指导的学生不仅在学习上而且在行动上是表现最好的。他教他们懂得做人的高尚与尊严——他们应当被赋予人类在任何地方所享有的固有权利和发展前途。他也同其他教师共享欢乐，因为虽然外界往往把他看作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大概是我们教师中最开心的人。他那种催人奋发的品格的鼓舞作用已经流传整个南方，并将使一代又一代人亲身感受。
亚特兰大丘陵起伏，山丘上并非都有工厂。其中一座山丘，面向西，在它上面，在落日的余晖里，天空衬托出三座轮廓分明的建筑物。这一建筑群的美，美在质朴、协调：玫瑰花与桃花点缀着的红色街道，衬托出一块显眼的绿色草坪。两座简朴、庄重的大楼矗立在南北两头，中间有一座一半在长春藤掩映下的较大的建筑物，显得格外优美，朴实无华，屋顶上有一座低矮的尖塔。这是一处幽静的建筑群——人们永远也不会有所他求。这里应有尽有，一切尽在不言中。这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我每天都听到这种宁静生活的低声吟唱。
在冬日黄昏时分，当红日映照天边，我能看到黑色身影，随着晚钟的乐曲声，移动在两座大楼之间。早晨，当金黄色的太阳升起时，大楼里、街道上以及山下繁华市区300个年轻人被叮当的钟声唤醒，引起了骚动声和笑声——全是头发又黑又密的儿童——他们清晰而稚嫩的声音与圣餐乐曲声汇成一片。然后，他们聚集在五六间教室里。这里在学唱狄多的爱情歌曲，在聆听有关特洛伊神学家的故事，那里在星空中漫游，在人群中和世界各国漫游——为了了解这个奇妙的世界。有的教室里使用的还是老一套的手段，没有新鲜玩意儿，没有省时的手段，仅仅是些过去值得夸赞的方法，即如何探索真理，追求生活内在美，学会享受美好生活的方法。
生存之谜，是这所大学必修课程，它过去是摆在法老面前的问题，是柏拉图学园中讲授的问题，它形成三条交叉线与四条交叉线的会合点（按字义讲，是指三条交叉线与四条交叉线的会合处，这里指中世纪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语法学、修辞学、辩证法以及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等较为先进的内容。——编者）。而今天亚特兰大大学把这一问题摆在自由民的儿子面前。这一课程是不会取消的，它的教学法将更加灵活、有效，教学内容186也由于学者的勤奋和先知先觉们的远见而更加丰富。但是，真正的大学总该有一个目标——不是为了摄取食物，而是为了了解食物所滋养的那个生命的结局和目的。
展现在这些黑人面前的生活美景没有丝毫卑鄙或自私的成分。并非在柏林或莱比锡，在哈佛或耶鲁，才有更加果敢、或更加自由竞争的气氛。为人类，为白人和黑人，决心实现生活中最主要的希望，决心追求较美好和最美好的东西，决心在圣餐仪式上捧读《新约》福音书——所有这一切，就是他们交谈和理想中的要点。在特权和被剥夺公权的广袤的沙漠之中，在由于种族积怨而受到各种侮辱、打击和胡作非为的内心伤害之中，在这里，有这样一片绿洲，在这片绿洲上，怒火得到平息，失望的痛苦被帕纳塞斯的春天气息吹得一干二净。这里的人们可以躺下倾听和了解一个较过去更加充实的未来的信息，他们听到了时间老人的声音：
你应当先行，应当挺过去。
他们自己犯了错误，他们这些在战争硝烟尚未消散以前，就建立起菲斯克、霍华德和亚特兰大大学的人，他们自己犯了错误，但那些错误并非我们后来多少为之哄然大笑的东西。当他们力求找到一种新的大学教育制度时，他们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不把知识建立在最广最深的基础上，又把它建立在什么上面呢？树根，而非树叶才是树之所以存活的源泉。从历史开始出现起，从柏拉图学园到剑桥大学，大学文化一直是幼儿园基础教育赖以发展的宽厚的基石。
但是，这些创建者的确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过低估计这个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的严重性，把它看作几年或几十年就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建造起来急于求成，奠基时粗心大意，而且降低了知识水平，以至在南方毫无计划地办起十几所设备简陋的中学，并错误地把它们称之为大学。他们也同自己的子孙后代一样，把不平等法则置之脑后——在无数黑人青年中,有的人适于求得知识，有的人适宜于深入钻研，有的人有上大学的聪明才智，有的人有当铁匠的才能。真正的培养，既不意味着人人都应成为大学生，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应成为工匠，但意味着有的人应当成为扫盲的文化传播者，而另外的人应当成为奴隶中的自由劳动者。
真正使我充满活力的工作，是从亚特兰大开始的13年，是从29岁至42岁之间。这个时期是精力十分旺盛的时期，是形成理想和改变理想的时期，是勤奋工作和尽情欢乐的时期。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摒弃了大部分怪癖。我变得更有人情味，我建立了最亲密和最圣洁的友谊，并从事人的调查。我对我周围的人民的真实状况作了广泛的了解。我认识到他们面临令人可怕的差距。我亲眼看到过亚特兰大的暴乱。
1897年至1910年，我在亚特兰大大学工作的主要意义，是为这个美国学术机构制订了一项影响美国黑人问题的调研计划，并使调研不断向纵深开拓，时间含盖整整一个世纪。董事会成员之一，波士顿的乔治·布雷德福把这项计划接过来，企图在亚特兰大大学开辟一个有益于城市黑人的研究领域，而与汉普顿和泰斯卡基为乡村地区的农业和工业所做的贡献相媲美。在汉普顿和泰斯卡基的一些会议上，参加人数逐年增多，其中工人、专家和观察员发表的讲话和交流的经验，使邻近地区黑人工人和农民受到鼓舞。来自南方和北方的参观者，无论白人和黑人，坐在一起讨论学习。布雷德福先生的想法是在亚特兰大大学也确立这样一种会议，专门致力于城市黑人问题的研究。1896年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特别强调的是黑人健康问题。接着，便四处物色，希望找到一个能教授历史学和政治学以及以后能主管这种会议的人。我就这样被挑选上了。
当我主管“亚特兰大会议”时，我不断在考虑，我的扩大的计划与原有计划的想法，有多少一致或不一致的地方。在本质上，它们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因为只召开了一次会议，第二次会议正在计划召开。这些计划是按照汉普顿和泰斯卡基的模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召开一些鼓舞士气的会议。会议根据预定的路线，致力于具体的社会改革，以宣传提高社会地位为目的。亚特兰大的这个计划，我把它当作围绕中轴旋转那样，让它转向一次社会状况的科学调查，这主要是为了科学的目的。我没有专门强调特别致力于改革，而是不断强调，并特别强调大量搜集美国黑人社会状况的基本事实，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允许的话，尽量做到使情况符合实际。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出现的情况是，许多试图改革所作的努力实际上是以我们的调研为基础的：亚特兰大城市白人和黑人幼儿园制度，黑人商会以及改善健康状况以及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各个项目。然而，正如我所预料，我们这里遂渐成为一个提供全面资料的来源和进一步从事研究的基地，而不是一个进行社会改革的机构。
传说中的外星人也会把在美国研究美国黑人问题当作基础工作——当作物质标本，当作生物的生长，当作从奴隶到自由劳工经济发展的调查领域，当作人类对阶级和种族歧视所反应的心理实验室，当作物质、文化混合的独一无二的例证。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带有科学兴趣的课题，也会使外星人认为，这是美国社会科学家迫切需要调查了解的领域。1900年，在美国，亚特兰大大学是唯一拥有这类研究计划的学校，而且每年预算，包括工资、出版、调查与会务经费只有5000美元，而我们则试图担当起这项工作的开路先锋，这件事，如果外星人得知，也会为之惊奇。
我的计划作为会议研究项目的继续，在经过若干考虑之后作了修改。这些考虑包括经费问题，可资利用的资料问题，经过考验的调查方法问题，而且我不可能立刻埋头于政治或人种混杂等这类有争议的问题的研究。在上述考虑的有限范围内，我完成了10年一轮的如下研究项目：
1896年： 城市黑人死亡率
1897年： 城市黑人的社会物质条件
1898年： 黑人为改进社会状况所作的努力
1899年： 商界黑人
1900年： 受过大学教育的黑人
1901年： 黑人公立小学
1902年： 黑人手工业者
1903年： 黑人教会
1904年： 黑人犯罪记录
1905年： 美国黑人文献选
因此，在第二个10年中，我试图制订了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逻辑性更强，内容范围更广，而且计划将全部内容纳入一个更为统一的整体。但由于经费缺乏，资金被外部挪用（如1907年卡内基研究所为了进行合作研究提出的要求），连第二个10年也未能如愿以偿作出有条不紊的安排。最后，我于1910年离开了亚特兰大，1914年终于断绝了与会议的联系，以致我的整个计划仍未完成。然而，我还是发表了以下8项研究成果：
1906年：《美国黑人的健康状况与身体状况》
1907年：《美国黑人的经济合作》
1908年：《美国黑人家庭》
1909年：《美国黑人为改善社会状况所作的努力》
1910年：《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黑人》
1911年：《公立小学与美国黑人》
1912年：《美国黑人手工业者》
1914年：《美国黑人的道德和习俗》
1914年新书出版后，我便和亚特兰大中断了20年的联系。虽然1915年和1918年学校有人在筹备进行调研，出版刊物，但这一计划终因战争而停顿下来。
在这一尝试中，我需要艰苦而扎实地着手进行的工作是在紧接着的若干个10年中，对10项研究成果进行重复性周期研究。每10年，在不断拓宽和日趋精确的基础上，使用更好的方法，对每一课题进行再研究和再修改；直到根据确凿的事实，逐渐打下知识基础，使其广泛性和正确性按照当时的精确含义足以称之为科学为止。
这一愿望最终将以什么形式实现，我不知道。但就实际预测，1914年所设想的是这样：
1．人口：分布与增长
2．生物学：健康与身体状况
3．社会化：家族、集团和阶层
4．文化模式：道德与习俗
5．教育
6．宗教与教会
7．犯罪现象
8．法律与政府
9．文学与艺术
10．结语与文献
如前所述，我建议每隔10年进行一次再研究，并将研究建立在更广泛、更细致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最后，我希望所有调查同时进行，每年只重点调查和发表一个专题。随着时间和情况的发展，允许研究课题作必要的变动或合并。为了适应诸如人类学、心理学领域科学的最新进展情况，允许研究课题作些调整。这项计划在一定时候还需邀请一个人数多、工薪高的专家班子，研究工作方法，检验其结果。这在当时，任何成批美国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这项计划要从一定的、数量有限的人群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对全人类的研究。
然而，这项计划的不足之处，是经济方面。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强调不够。至于列宁的理论，这时强调自然是为时过早。这项计划应当成为——我认为如果我将这项工作继续进行下去的话，它应当成为——美国黑奴经济发展史。所有其他课题都可以围绕这条主线串连起来。但这项计划我没有机会去尝试。
当时的社会科学家，所考虑的是理论问题，是普遍的、永恒的法则，而我考虑的则是一群将自己划分开来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且几乎都成为实验室的实验品。我拟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百年调查计划。我提出，每10年中，每年调查黑人群居生活的若干主要方面，调查愈深入、判断愈准确愈好，而且在紧接的下一个10年，对原有计划进行补充、修改，使方法得到改善。我还建议，按照这种做法，逐步扩大和加深这一调查，改进调查工具，完善我们的工作方法。这样，我们就会不断获得大量为科学所证实的论据，而不是一大堆模糊不清的所谓黑人问题。通过这个实验室的实验，我希望使社会生活法则更清晰、更真实、更确切。这一计划，有些部分已经完成，当然它只不过接近于原来的设想。在13年中，我们一下子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调查成果。这些成果是有限的、不完全的、而且只有部分结论，然而比国内其他也想尝试的人做得好得多，因此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总计起来，我们发表了2172页的研究成果，成为现代美国黑人问题百科全书。这些研究成果，尽管有不足之处，但分布很广，世界许多图书馆都有，学者使用得也很广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1896～1920年期间，凡有关美国种族问题的研究无不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亚特兰大大学所作的调查。它们经常被人们广泛引用和推荐。
我接到过许多头面人物鼓舞人心的来信。1907年威廉·杰姆斯这样写道：“我刚刚阅读完你们写的关于美国黑人问题调查的最后一部分。我希望其中的图像能印刷得更好一些。但这是一部杰出的科学著作。”同年，哈佛的弗兰克·陶西格这样写道：“我认为，国内还没有谁的工作做得比这更好，就希望增进对黑人问题了解的人而言，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布克·华盛顿1911年在我们召集的黑人手工业者会议上讲话时说道：“全国应当感谢这个机构，他们经过苦干和有步骤的工作，年复一年地发展了一系列论据，这些论据本身，对我们国家的利益是不可缺的，是有帮助的。”A·塞利门教授写道：“过去几年你们编辑出版的黑人问题论文集说明，我所给予的很高的评价是正确的，由此我感到很高兴。这些论文实际学术价值高。它严肃认真，毫不夸张，而且含盖一个领域。它几乎是一个无人开垦，其他人也不善于开垦的领域。”简·亚当斯1908年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并称赞了我们的工作。许多杂志提到我们的工作：
1900年《伦敦旁观者》指出，“在亚特兰大大学建议和鼓励下，这项工作以超人的智慧、远大的眼光，孜孜不倦地进行着。”
1902年《学校回顾》认为，“会议的工作是富于建设性的，应当得到热情的支持。”
1903年《展望》提到，“凡研究种族问题的学生，凡善于思考或谈论这一问题的人，没有哪个认为自己对亚特兰大有关黑人状况及发展的社会学研究丛书发表的论据是不了解的”。
1904年《南方历史学会会刊》记载，“在亚特兰大会议指导下完成的这一工作，值得每个对美国黑人生活各方面关心的人的尊重和无微不至的关心。”
1904年《南大西洋季刊》谈到，“就评论员所知，它们是所发表的关于黑人道德、宗教状况的最重要的直接依据。”
1905年《纽约晚邮报》指出，“今天只有亚特兰大大学在从事黑人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
必须牢记，这些研究成果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实际能完成多少，而在于它们发表的时候，亚特兰大大学是世界上系统研究黑人及其发展并使成果有益于全世界学者的唯一机构。
除出版书刊外，我们还每年召集对南方问题感兴趣的人士和当局在亚特兰大大学聚会。参加的人当中有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布克·T·华盛顿，弗兰克·桑布恩，弗兰茨·博厄斯和沃尔特·威尔科克斯。在现状研究工作中随时有人要求与我们合作。我和他们一起进行了“第十二次人口普查”，并撰写了一篇专题论文。我向《世界事务》和《大西洋月刊》投稿，并参加那里的专题讨论会，伍德罗·威尔逊也是那里的投稿人之一。
我还同乔治亚黑人领袖们一道，致力于改善当地的状况，杜绝学校经费分配上的歧视现象，防止州议会通过火车旅行中进一步实行种族歧视的立法。1900年，我成为“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成员，1904年，被选为该协会研究员。我访问了欧洲。在伦敦，我与科尔里奇—泰勒夫人坐在一起，第一次聆听演奏“海尔瓦瑟的婚宴”。
1909年，我试图着手编写一部《非洲百科全书》，并邀请下列著名学者担任顾问委员会成员：
〔英〕巴士高级勋位爵士，哈里·约翰斯顿先生
〔英〕民法学博士，W·M·弗林德·佩德里教授
〔英〕威廉·阿切尔先生
〔英〕艾丽斯·沃纳小姐
〔英〕弗朗西斯·霍格恩博士
〔意〕吉柚塞皮·塞尔吉教授
〔德〕卡尔·韦尔博士
〔法〕J·丹尼克博士
〔非〕贝专纳（即今博茨瓦纳）R·M·丹尼尔少校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A·B·哈特教授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威廉·杰姆斯教授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雨果·孟斯特伯格教授
〔克拉克大学〕法学博士 斯坦利·霍尔校长
〔克拉克大学〕哲学博士 张伯伦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弗兰茨·鲍斯教授
编辑部有黑人学者62人，其中包括霍华德大学文学硕士凯利·米勒，法国的H·O·坦纳，哈佛大学文学士理查德·T·格林纳，查尔斯·W·切斯纳，美国军人约翰·R·林奇，奥伯林大学法学博士W·S·斯卡勃罗等。但我无法筹集经费，使这项工作开展起来。
我在华盛顿的国会委员会作证，与后来担任驻英大使的沃尔特·佩奇一起出现在讲演台上。我在美国各地作了大量讲演。我与美国、欧洲的头面人物保持广泛的通信联系：如《展望》的莱曼·艾博特，英国非洲问题专家E·D·莫勒，海德尔堡的马克斯·韦伯，康乃尔大学的威尔科克斯教授，《大西洋月刊》的布利斯·佩里，沃尔特·惠特曼的积极追随者霍勒斯·特劳贝尔，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和托科特·威廉斯。我开始被许多团体和听众看作是对黑人问题具有确切知识的人，他们听了会得益不浅。1900年，发生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件事，直到最近，才在我一生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我研究美国黑人问题已经9年多了。其结果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具有不同寻常的性质，而且它不是以单纯完成任务为目的的。我希望用最好的办法突出这项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以便引起思想界的注意。在巴黎，正在筹备世界大型博览会，我想，我可以将我的研究成果制成方案、图表和数字，使人们了解我们做的工作。我找了几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将一系列论据制成图表：美国黑人群体的规模和增长情况，黑人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黑人的分布、教育和职业状况，以及他们的书刊等情况。我们还在一些大约一码见方的纸版上，绘制了一幅幅最吸引人的图画，然后把它们安装在一个个活动的支架上。在经费不多、时间有限、鼓励较少的情况下，要精确地制成五十幅或五十幅以上各色明细图表，是极端困难的。我先是被神经衰弱所困扰。
工作完成后，剩下的钱不多，无法购买前往巴黎的船票，而且一、二等客舱船票已经售完。但是，如果我不在巴黎，展览就会搞不成。所以，事到临头，我只好乘坐统舱到了巴黎，为展出做准备。准备工作取得即时的成效。展品占了一个小房间，约莫20英尺见方，但参观者总是把房间挤得满满的。美国报纸，不管白人还是黑人办的，连篇累牍，赞赏不已。这次展览，终于获得最高奖，而我作为发起人，获得了金质奖章。
我感到既高兴又满足。我精神松弛，安静地坐下来听人们啧啧称道之声。他们不仅称赞这次展览会，而且称赞“亚特兰大会议”的总的工作。我确信，我以前计划做的工作一定会得到支持和发展。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这项工作被迫中止，因为在这个富裕的国家里找不到一年5000美元的赞助。我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有许多答案，但有一个答案带有美国人的典型性，正如这次展览所证实，我只顾行动而没有做广告。我认为，无论我自己还是别人为了我，都应该使所做的一切引起公众的注意，否则，就会很快被人遗忘。诚然，当时流行而后来占上风的理论是，没有广告的行动是一钱不值的，而没有行动的广告归根到底才是永远有价值的。也许美国人体会不到自己是多么全面地运用了这一理论。而麦迪逊大街却有这种体会。
就在我的研究取得最大成果的时候，我作为科学家拥有的这项计划，被一件不容忽视的令人激怒的事拦腰切断。我记得，这件事首先使我大吃一惊：在乔治亚州中部，一个穷苦黑人山姆·霍斯杀死了他的地主的妻子。我就事实真相写了一封措词谨慎、理由充分的报告，动身前往亚特兰大《法制》杂志办公室，随身揣着一封给乔尔·钱德勒·哈里斯的介绍信。我没有赶到目的地，在半路上就得到消息：山姆·霍斯被私刑处死了。人们说，他的骨关节放在一家食品杂货店示众。这家杂货店正是在我步行经过的米切尔大街上。于是我转身回到亚特兰大大学。我开始把工作撂在一边。我没有去找乔尔·钱德勒·哈里斯，也没有找《法制》的编辑。
从此以后，我对自己的工作突然产生两种考虑，以至终于使它陷于停顿：第一种考虑是，当黑人遭到私刑、凶杀和挨饿时，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沉着、冷静和超脱的科学家；第二种考虑是，像我这样满怀信心地接受下来的这种科学工作，要实现它所提出的明确的要求，并非易事。这个世界希望认识真理。如果专心致志、苦苦追求而获得真理，即使只是接近真理，这个世界对所作出的这种努力也是愿意支持的，我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这自然不过是一个青年的理想主义，它决不是虚假的，但也决非完全符合实际。13年中会议的工作，包括我和少数几个办事人员的薪金在内，一年平均费用不到5000美元。如果不是由于与布克华盛顿从1903年就开始发生争论至1908年争论更趋激烈的话，经过一些努力和失败，亚特兰大大学可能会不断筹集到这笔数额。
当然，也还有另外的原因使亚特兰大大学容易受到抨击。该大学从一开始就对歧视黑人、对黑人抱有偏见采取强硬的、不屈服的态度。白人教师与黑人学生同在一个食堂用餐，同住一个宿舍。亚特兰大大学的章程规定，亚特兰大大学向所有申请的学生，不分种族或肤色敞开大门。1887年，当该州反对几个白人学生入学（他们全是教师和教授的子女）时，学校宁可放弃州的小额拨款，也不背叛自己的原则。实际上，这项拨款并非州的经费，而是联邦政府从教育经费中拨给黑人应得的份额。
后来，南方教育部和以后的普通教育部试图在南方黑人知识分子和白人有识之士之间拟定一个工作方案，这个方案遂渐成为心照不宣的行动准则：黑人教师应被鼓励上黑人学校教书。在学校，不同种族社交活动分开。黑人学校主要应当办成职业学校，应竭尽全力争取南方白人舆论的支持。凡执行这一方案取得成效的学校，就能从有组织的慈善机构得到进一步援助。其他学校，则不可能。这包括亚特兰大大学在内。
即使如此，慈善家也不一定就把亚特兰大大学排除在外。亚特兰大大学的工作，过去和那时都很出色，很严谨认真。甚至南方的职业培训工作也经常由亚特兰大大学毕业生承担。操纵泰斯卡基的大都是亚特兰大大学毕业生。南方一些一流学校的主管人，也是亚特兰大大学培养出来的。这个大学的系被当时黑人公认为也许是南方最大、最好的系。但遗憾的是，这时候，我和布克·T·华盛顿之间发生了争论，这种争论比我想象的更带有私人成见，更为激烈，而且必然把学校也牵扯进去。
与此同时，为亚特兰大大学和我的工作筹集资金的任务越来越难以完成。1904年秋，在未得到专门经费以前，会议报告的印刷工作被董事们拖延下来。我当时没有发现不祥之兆。我尚未体会到支持泰斯卡基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以及他们将怎样干预我在黑人问题上的科学研究。我一直在想，我们必须拥有舆论和传播事实的工具，它将帮助我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同时又成为一个讲坛，比波士顿《卫报》少些激进色彩，但比现在那么多与泰斯卡基站在一起的黑人报纸要更以理服人。早在1904年，由于这一考虑，我帮助过一位亚特兰大大学毕业生在孟菲斯建立起一间工作室，他是一位技术良好的印刷工人。
1905年，我写信给雅各布·歇夫，向他提起1903年我在巴哈勃遇见他的情景。
“我要向你展示我的一项计划，征询你是否有足够的兴趣，愿意了解它的详细情况，并是否有可能帮助它付诸实现。美国黑种人今天正处于危急状态中。唯有团结一致的力量才能将我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这种团结必须通过教育和长期不断的努力来实现。为此，在黑人知识分子当中，需要发行一份高水平的杂志，让他们知道自己和左邻右舍所发生的事情，向他们讲解国际新闻，鼓舞他们确定理想。今天，我们出版许多小的周报，也有一两份月198刊，但没有一份报纸符合我提到过的那种迫切要求的。因此，为了美国900万黑人，也是最终为了整个黑人世界，我希望创办一份月刊。为此，我在孟菲斯建立了一个印刷机构，它在一位能干的印刷工人——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知识青年——的管理下，顺利地经营零星印刷已有一年了。到4月15日为止，我们在这个车间的投资总共将达到2000美元左右。”
歇夫先生彬彬有礼地回信说：“你准备在黑人知识分子当中创办一份高水平的杂志，这个计划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对此，我也是同情的。但是，在我作出我是否有利于你实现计划的决定以前，我想同一些人商量一下，因为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意见是很有价值的。”这件事情后来毫无结果，因为正如我所知，歇夫先生的多数朋友都是泰斯卡基的强有力的、忠实的支持者。
好容易才使我完全认识到形势竟如此发展：最重要的是，我无法使自己相信，我的通过科学调查解决黑人问题的方案是错误的，或者当这一方案一旦落实时，最后无论如何也得不到支持；而我深信，由于《亚特兰大大学研究》备受欢迎，广大读者和学术思想界对此方案是理解的。然而，尽管如此，学校收入继续下降，由我具体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得不到特殊赞助。我几次企图通过个人的努力，看是否能筹集到经费。
1906年，我两次呼吁：首先我大胆地将“亚特兰大会议”工作情况简要地报告给安德鲁·卡内基，并提到多年以前我曾被引荐给他和卡尔·舒尔茨。我希望，不管他对华盛顿先生的友谊多么深厚，同泰斯卡基的观点多么一致，他应当看到我在亚特兰大大学所作出的努力，是有益的，有价值的。但我得到的是间接的反应。当时密西西比一位白人农场主，阿尔弗雷德·斯通在北方很得人心。他对黑种人的未来深表怀疑，对黑人劳工大加批评，并在他们未能很熟练地使用割刀技术以前，曾想在自己的农场以意大利人取而代之，卡内基先生和其他一些人将黑人研究基金委托他负责。这是美国标准的做法：如果有需要做的工作，而黑人又适宜去做，他们不让黑人做，也不让黑人负责，而是把它交给白人，让黑人在白人手下工作。他们为什么挑选了斯通，而忽视亚特兰大大学已有的这类研究中心，我无法想象。但是，不管怎样，斯通找到我，提出要给亚特兰大大学1000美元，作为专门研究黑人经济合作史的经费。1907年，我计划调研黑人政治的状况，但需要赞助，于是我转而从事要求的调研工作。
大约在同一时期，我找到美国劳工部长。几年间，我不时为劳工局搞些小型调研项目。这些调研项目被接受了，我得到了一些报酬。这些项目是从1897年向卡洛尔·D·赖特提出建议开始的，建议主张调查1898年弗吉尼亚一个镇的黑人状况，赖特先生委托我全权负责这件事，但他只答应如果调研成果使他满意，才能出版。他对调研成果的确很满意。接着，在1899年和1901年，先后主要对“黑人地带”和乔治亚黑人状况进行了调研。我当时向劳工局提了一个新的建议。
1906年，我要求美国劳工部长尼尔授权对“黑人地带”的黑人社区进行调研。我希望选择黑人居绝大多数、从前实行奴隶制的亚拉巴马州的朗德斯县作为典型，调查其从有文献记载的早期到现在为止的社会、经济状况，并辅之以官方档案和对黑人状况的挨户详细调查。我拿出了计划和细则，执意说服尼尔部长。他最后终于批准了这项调研工作。在泰斯卡基学院的门罗·沃克和后来担任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派教会主教的R·R·赖特以及十余位当地雇员的帮助下，我在卡尔豪恩学校住下来，开始了这项调研工作。
调研工作是在重重困难中进行的，这些困难包括资金在内，后因亚特兰大大学获得贷款而得到解决。调研工作也是在该县某些地区我的助手手持猎枪的欢迎声中进行的。但这项工作终于告成。那些需加补充说明的难点则制成表格。我按年月编制了土地划分图。我考虑到劳动分布状况，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政治组织、家庭生活和人口分布情况。报告是没有复印件的手抄本，写完后便急忙将它送到华盛顿。他们对报告提出了意见，我在那里花了几个星期，亲自修改定稿。这个报告终于获得政府批准，我得到2000美元的稿酬，其中大部分偿还了亚特兰大大学，作为支付他们为我工作善意提供的费用。但是这项调研成果并未发表。我心里明白如此对待这项成果将意味着什么：1898年，S·S·麦克卢尔曾派我前往南乔治亚从事社会状况的调研工作。调研报告的稿费是他支付的，但他从来没发表这个报告，他后来也同样对待哈里·约翰斯顿先生。
最后，我找到劳工局，力求弄明白报告究竟何时才能发表。他们告诉我，劳工局已经决定，报告不予发表，因为它“涉及政治问题”。我感到又惊讶又失望，但一年以后，我又去找他们，询问他们是否将原稿退还给我，因为原稿对他们不会有什么用处。他们告诉我，原稿已经销毁了！
当我在朗德斯县完成这一调研任务时，传来了亚特兰大暴乱的消息。我搭乘下一班火车前往亚特兰大和我的家。在途中，我写了“为亚特兰大祈祷”一文。
哥伦比亚大学塞里曼教授写信对我说：“我和许多对你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一样，对亚特兰大发生的事件感到既吃惊又厌恶。但是，在我尚未读到你《独立》中优美的诗篇以前，我可能还认识不到整个事件多么令人恐怖。对像你这样的人来说，它的确是一场悲剧。由于表面上的僵局，这场悲剧就更加严重了。但是，也许你会懂得——我在经受磨难之火的洗礼以后已经懂得——世界上的确只有两样值得为它活着的东西：一个是来自同你关系最亲密或最愿意接近你的人的爱；另一个是工作，不管多么低声下气，它是以某种活动方式得到自我表现的机会。这些东西是向每一个人敞开大门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财富、名誉、野心等——可以与之相比。让我们坚持永远正确的东西，让我们在自己中间寻求补偿，补偿被这个无思维能力，不文明的世界所扼杀的那些东西。”
我真不切实际，竟然会梦想美国，这个在20世纪初建立在镇压有色人种基础上的发展到了顶点的殖民帝国主义，会鼓励黑人大学里的黑人学者实施这样一个计划，更不用说给予足够的经费了。我相信它会成功是因为我坚信，种族偏见是来自普遍的无知。长期以来，为了消除种族偏见，我使用的药方就是“事实”：周密地搜集科学论据，证明肤色或种族的不同都无法决定一个人能力和功劳的大小。当时我无法完全根据佛洛伊德的观点去理解人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行为是多么罕见，也不十分懂得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评价人类历史的经济基础的。
因此，我感到惊讶和大为失望，逐渐认识到我们的“亚特兰大会议”的工作将不会得到支持。我逐渐认识到，我们远远不能自由支配所增加的收入，以改进调查方法和扩大研究领域。正是由于困难不断增加，这位日益显得苍老而又劳累过度的校长，以对原则极其认真和不疲倦的献身精神，也只能筹集足以维持我们正常活动的资金。“会议”并非没有保证成功的措施。我们的调研报告拥有广大的读者，受到广泛的评论。另一方面，就美国科学界和学术界而言，我们从来也不“属于”它们；在学会和学术团体中，我们仍然不被承认。在别人看来，我们不过是黑人调查黑人，而黑人与美国或科学又有什么关系？早在1906年，我逐渐地、而且极为失望地开始认识到，若非得到意外的赞助，我必须马上停止黑人问题调研的计划。
在经历所有这一切的同时，我的性格也变得坚强、果断了。爱情与生生死死的滚滚巨浪向我席卷而来。一面是泪眼模糊，一面是狂欢作乐，两者之间互不调和与自相矛盾，使我对人生有了体验。我正步入盛年，眼前的理想虽然已经破灭，但另有更远大的抱负。我虽然受到创伤，感到有点心灰意冷，但我的心灵仍保持着天赐的欢乐。因此，我决心努力拼搏，甚至坚持到最后。
尽管我想克制自己，尽管我犹豫不决，但终于面临重大的决定。我一生中最后一扇大门向我半开半掩着。经过所有这些梦想、调研与教学，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我将从事什么呢？不管我年轻时多么自负和傲慢，但我发现在它的底下隐藏着沉默、不敢进取的一面。这是因为我在寻求对动机和有关效率的崇高理想的批判。但是，与我要求种族团结一致的愿望相反，纵使我热切希望为别人效劳，追随别人，进行思考，而不愿牵头，授意作出决定，我突然感到自己已经成为一大群人的头头，在与更大的另一群人作斗争。我的任何努力都不能使这一斗争避免陷入到涉及个人领域。只有天晓得我作过这种努力。1910年3月，我终于写道：
“我坚持自己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如果这种自由成为损害和拒绝帮助亚特兰大大学的借口，那么很遗憾，我将辞去亚特兰大大学的职务。”
对美国黑人来说，19世纪最后10年与20世纪开头10年比1868～1876年南方各州重建时期更加重要。然而，它们只不过引起历史学家和研究社会的学者微不足道的注意。它们经常被解释为个人的作用，而置发展中强大社会力量于不顾。这是巩固和组建世界性大商业、工业，并由白人出钱，黑人出力的大获全胜的时代。美国南方是这个发展的最有希望的领域之一。那里有宜人的气候，有无价的主要作物，有大量潜在的高效廉价劳动力，有无限的天然动力与可资利用的无比技术，有通向世界所有市场的运输系统。
这个“准殖民帝国”通过剥削指望获得的利润正面临劳工缺少的困难，它预示着种族战争之火燃起的危险。穷苦白人与黑人工人阶级的关系日益恶化。在我接受调研费城黑人的任务那一年，暴徒用私刑杀害黑人的流血事件在美国达到顶点。令人震惊的是，每星期将近有5人被害。以前拥有奴隶的各州，这时依靠欺诈和恫吓进行管理，公开违抗州和联邦政府法律。理性似乎已经走入死胡同。白人中蛊惑人心的分子，如本·蒂尔曼和J·K·伐达曼使用英语中所有的、各种侮辱性的形容词和罪名攻击黑人并获得到处发言的机会。另一方面，黑人子女正陆续从黑人办的大学和其他大学毕业，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在日益扩大。他们要求拥有美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即使周围险恶的环境迫使他们保持沉默或窃窃私语，但他们仍然相信，采取这种态度是解救他们的唯一办法。赞助黑人办教育，是那些北方人的后代。这些北方人建立广第一批黑人学校，而且一直为它们的存在作出贡献。但是，这些北方人也是新的世界产业机构的投资者和工作人员，现在南方內人领导者向这些北方人靠拢，因为他们意识到将发生种族战争，而且期望有一个新的、有秩序的、工业发展的南方出现。
南方和北方的白人召开了会议。与会者有企业家、教师和商人，但传教士被排除在外。在罗伯特·奥格登前往汉普顿和泰斯长基途中，在凯庞—斯普林士，南方教育部机关里，最后在成立普通教育部时，逐渐在南方形成一种新的种族理论。这种理论似乎认为，必须制止有人企图主要依靠大学培养黑人中有希望的青年，使一个“幼稚的种族”接受过多的教育；必须教育黑人懂得，白人愿意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在白人统治和命中注定由白人统治的世界，黑人的地位只能是卑贱的、忍耐的、拼命干活儿的劳工的地位，他们最终的命运要由白人雇主来决定。与此同时，南方还必须扩大发展教育，但主要是为白人。至于黑人，目前则限于发展基础教育，尤其是农业和工业方面的培训。要使广大黑人劳工对自己命中注定和一钱不值的情况感到心满意足。
只要有可能，白人和黑人劳工必须通过工作上的隔离，避免激烈的竞争：大量高工资技术工种和管理工作分配给白人；农场劳动、工业和家务的非技术劳动则分配给黑人。有些工种，特别如建筑业、修理行业等一些技术工种，有时会例外，但总的说，“白人”和“黑人”的工作要分开，要划分等级。
最后，北方的慈善机构，尤其是教育慈善机构必须组织起来，必须组成法人团体，并按此计划进行救济。因此，一些效率不高，办学企图不诚的黑人私立学校和水平不高的大学将被取消，规模较小而有竞争能力的学校将被合并。总之，要日益减少对黑人高级培训的全面资助。这一计划一直严格实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1895年,这项计划得到布克·T·华盛顿的支持。南方白人为之欢欣鼓舞，有意制造舆论使布克·T·华盛顿成为全国公认的、本种族的领袖。南方立刻行动起来，将这一计划变成法律。1890～1910年间，所有前实行奴隶制的各州在有效地组织争议以前，通过了剥夺选举权法，法院则匆忙宣布其符合宪法，火车旅行和市区乘车时，“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法规以及其他许多行业的种族隔离等，很快被载入法令全书。
到20世纪第二个10年，按种族和肤色确立的法律等级制度，公然被嫁接到美国的民主宪法中。这就是为什么1910年我辞去亚特兰大大学教职，而出任刚刚建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出版和研究部主任的原因，1911年我是“协进会”的创始人之一。
我最早在亚特兰大工作的时候就开始感到：一方面是正向我逼来的，要求我变动工作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我感情深处对周围事物的反应。先提一提这后一方面：作为科学家，像一般追求真理的人那样，我追求应有的传统的超然态度和泰然自若。尽管我知道在南方我必须面对种族歧视和侮辱，我仔细考虑后仍然选定了在南方工作。但是另一方面，我是一个正常人，有强烈的感情、分明的好恶和表达思想的才能，所有这些，我无法完全加以克制，我也不想克制它。我愿意忍受，正如我亲爱的朋友亨利·亨特后来对我说的：“我操七种不同的语言，也会保持沉默。”不过，如果我真要说话，我并不想撒谎。
对美国黑人问题的研究，在我的计划中，有一个方面成绩是有限的，那就是它与白人工人阶级的关系。黑人是做工的人——农民、工人、勤杂工、佣人。与“有钱人”相比，他们主要属于“没有钱的人”。然而，他们没有被看作美国工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我作为了解他们的悲惨遭遇和为他们而努力的有成果的学者，也一直把他们当作孤立的阶层，而不是把他们和众多的工人看成一个整体。这并非因为我未能把黑人看作其主要利益系于工人阶级的工人。罪责归于该州强大的势力，它使工人阶级分裂为互相仇视，互相戒备的对抗集团。这种互相戒备之心比他们与剥削者之间犹有过之。在奴隶制时期，穷苦白人仇恨和害怕黑奴。这些奴隶剥夺了白人自由劳动者的土地和谋生手段，把他们赶到山区、荒原，或城市贫民窟里。他们大都被剥夺公民权，因此他们通过向奴隶主摇尾乞怜，当奴隶的监工，或持枪防止黑奴造反，想方设法维持生计。他们对这种状况表示强烈抗议。
对这些穷苦白人来说，解放似乎不是让黑人有提高到白人自由劳动者地位的机会，而是让白人劳工有爬到黑人背上的良机。因此，自由民不仅遭到前奴隶主的剥削，甚至更多地遭到挣扎着站起来的白人的剥削。当白人劳动者得到了选票，黑人则失去了选举权。社会等级法规使黑人合法地被踩在白人劳动者脚下。他们的工作、工资、住处和个人自由都受到限制。在黑人眼里，白人劳动者成了主要的敌人。白人劳动者领着一帮施私刑的暴徒，在街上侮辱黑人，剥夺他们的生计。
北方广大工人阶级反对奴隶制度，要求解放奴隶。但他们多半是外来移民。许多人如爱尔兰人刚来到这里，就面临黑人自由劳动者的竟争，为了寻找工作，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有人告诫新来的移民，要他们提防黑人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不要把这些陌生的黑人劳动者看作自己的伙伴。雇主让白人和黑人成为竞争的对手。因此，代表美国劳工的利益的全国工会，尽管它敢于反对对黑人的歧视，但在1869年也未能使黑人工人取得加入工会的资格。被拒绝参加工会的黑人，企图组织自己的工会，但必须从要求政治权力开始。为此，他们便依靠共和党，1876年，在共和党领导下，他们成了农奴。北方组织严密的同业工会，一般对黑人工人实行隔离，或者从根本上排斥他们。有些工会如矿工、码头搬运工、烟草工人工会，允许黑人参加。但有些如锻工、熔铸工、技工、金属制造、锅炉工、电工、玻璃制造、石油、纺织等工资较高的行业工会以及许多同类工会，在20世纪很少或根本不让黑人参加。
因此，当我试图调査黑人工人情况时，我对白人劳动阶级根本不熟悉。我邀请乔治亚劳工联盟书记参加我们的会议，他在会上讲了话，但是听众清楚他的劳工联盟是歧视黑人的。我们调查了南方工厂里的黑人雇工。我们同美国所有工会进行通信联系，但效果不大。按肤色划线，美国工人阶级仍处于分裂状态。因此，我的调查不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调查，而是对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的调查，而工人集团之间的关系比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
关于在亚特兰大的一般生活情况，必须说一说。我尽可能把自己关在校园内。我和附近白人城市的接触，仅限于购置必需品，我没有投票权，因为我不能参加真正的选举“白人的预选”。我没有逛过公园，参观过博物馆。我想，如邀请公众到任何地方参加集会或庆典，那公众指的就是白人，如果不是，而有黑人参加的话，那就要隔离地点，错开时间。有一次，我在剧院苦口婆心劝说一位黑人文学教师，要她坐到顶层楼座黑人专座上去。她回答说：“我还能在哪里看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呢？要我花钱去纽约，我是承受不了的。”
最令人讨厌的种族歧视之一是在火车上。你见过黑人专用候车室吗？虽然也有例外情况，但常常是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有的是闲逛的无业游民，白人列车雇员和破烂不堪的长靠椅。买一张票受一次折磨：站呀，站呀，等呀，等呀，直等到“另一个窗口”的每位白人都买上了票。一会儿，那位累得疲惫不堪的售票员大嚷起来（因为所有车票和零钱都要经他的手）：“要哪趟车？甚么！上哪儿？”他训斥你，顶撞你，他催促那些无知无识的人，搞得他们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他找错了许多人的零钱。因时间太紧，许多人不得不花高价上车购买车票。他们通通被撵到月台上，一个个又气又恨。
黑人专用车厢紧接在行李车和机车后面。不管阴天下雨还是尘土飞扬，火车都停靠在露天。通常上车没有扶手，黑人专用车厢往往成了一个一分为二的吸烟室，因此你得从白人烟客身边经过，而白人则大摇大摆，吵吵嚷嚷，对你瞪着大眼，从你吸烟的地方经过。你占的位置大小相当于还在使用的最老式车厢座位的1/2、1/4或1/8。除非直达快车，那车座上陈旧的绒布积结着污垢，地板发粘，车窗肮脏不堪。
一个傲慢无礼的白人报童在车厢的一端占了两个座位，死缠着你买他的廉价糖果、可口可乐和书籍。这些书的内容即使不算庸俗下流，但也不值一读。他大声叫嚷，大摇大摆。还有川流不息的白人，他们从吸烟车厢出来，来回闲逛，买东西，竖着耳朵听。行李车厢的白人乘务员把黑人专用车厢当作休闲的场所和梳妆的地方。列车长自己和他的档案袋占了两个座位，他在火车即将启动前，粗声粗气地嚷着要你出示车票，你即使用最温和的语气，也最好不要向他打听仆么。他的信息主要是为白人服务的。吃顿饭、喝口水都有困难。餐车“不接待黑鬼”，即使接待的话，也是通过墙上一个肮脏的洞口随便递给他们一点吃的。厕所总是脏的。如果你一定要换车的话，那你得注意，在联轨站通常找不到食宿的地方，而且这里到处都是吵架的白人，他们讨厌“穿着讲究的黑鬼”。在路上你很容易遇到一个警长领着几个低头哈腰、愁眉不展的黑人囚犯。傍晚，一群满身污垢的黑人养路工蜂拥而出，把你逼到一个最小的墙角里。被逼到墙角里的那个瘦小的女人（她如同一尊象牙雕像，她的衣服像抚摩她的身体那样飘动着）说：“别，我们是不常出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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