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第十四章 尼亚加拉运动
1905年，我还在亚特兰大大学执教的时候，就想当科学家，既不想当领导者，也不想当鼓动家。我很钦佩华盛顿先生和泰斯卡基。1894年，我曾在泰斯卡基和汉普顿两处求职。如果我在接受韦尔伯佛思邀请以前接到了华盛顿先生的电报，我无疑会去泰斯卡基的。的确，我的数学知识并不亚于拉丁文和希腊文。
由于我和华盛顿之间的争执已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战，无论其情况和动机，都应当详尽地加以说明。首先，这是思想意识的论战。我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群体，以他们的现代文化知识能够指导美国黑人达到高度文明的境界。我知道，不这样，黑人就得接受白人领导，而这种领导总是无法使人相信，能指导这个群体实现自我，在文化上获得最远大的发展前景。而华盛顿先生则认为，黑人作为一个能干的工人，可以发财致富，最终通过自己拥有的资本在美国文化领域可以占有公认的一席之地，从而得以按照自己的愿望，使子女受教育，发展他们的才干。基于这一理由，他建议目前将重点放在技术行业人员培训以及鼓励发展他们在工业和普通劳动方面的才干。
这两种推动黑人进步的理论,绝不是相互矛盾的。我和布克·T·华盛顿都不了解资本家剥削劳工的性质，不了解劳工地位刚刚上升，就应直接抨击剥削的本质的必要性。我认识到黑人立足于各行业以及华盛顿先生支持黑人在工业和普通劳动方面发展的重要性，而他也并非绝对反对大学培养，他就送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学。但他确实过低估计了它的重要性，并阻挠慈善机构对黑人高等教育提供赞助。他认为雇主“给予”劳工工作，就是为发财致富敞开了大门。我不止一次地公开批评黑人技术学校，认为它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取得的成绩不大，但我没有抨击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给予工人的低于他们所应得的。华盛顿这位政治家的特点在于，不管他和别人是否相信，是否愿意，都必须服从于占支配地位的舆论，直到舆论偏差得到纠正。我的理论则是，通过领导的作用，指导和驾驭舆论。我所说的领导是指写作与教学，而华盛顿所说的领导则指的是组织和金钱。这就是我说的“泰斯卡基核心机构”。
1899～1905年，是布克·T·华盛顿事业的鼎盛时期。1899年，华盛顿先生、保罗·劳伦斯·邓巴和我在波士顿霍利斯街戏院同台讲演。听众都是些知名人士。华盛顿先生的身体不很好，朋友们立刻集资送他去欧洲休息了三个月。他受到异乎寻常的礼遇：他与年迈的维多利亚女王共进茶点，这是女王逝世前的两年；他受到两位公爵和一些贵族成员的接待；他会见了杰姆斯·布赖斯和亨利·斯坦利；他受到海牙和平会议的接待，并受到许多美国知名人士如前总统哈里森、爱尔兰大主教和两位最高法院法官的欢迎。就在几年以前，他获得哈佛文学硕士荣誉学位；1901年，布克·T·华盛顿取得达特默思的法学博士学位；同年，与罗斯福总统共同进餐，使南方白人大吃一惊。
回到美国以后，在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塔夫脱执政时期，即从1901～1912年，布克·T·华盛顿被任命为联邦政府政治仲裁人，负责黑人任命问题、处理黑人问题以及许多其他有关南方白人事务问题。1903年，安德鲁·卡内基以60万美元的赠款确立了泰斯卡基未来的方向。布克·华盛顿在美国一千万黑人中所确立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这种领导地位是白人乐于接受、大多数黑人可以承认的。
但是，行使这种领导，充满着矛盾和无法统一之处。举例来说，华盛顿先生一方面需诋毁黑人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从泰斯卡基向黑人的政治行动发号施令，这似乎是不合理的。有一个时期，当黑人要求对公民权进行有组织的、积极的防卫的时候，他采取劝说、默许或者至少答应不公开鼓动闹事的办法，把那道防卫工事摧垮了。1890～1909年，南方各州通过法律，剥夺黑人选举权，后来又补充通过歧视黑人的旅行法以及其他使黑人等级合法化的法规。这时候，他在公开场合的讲演，尽管尚未完全无视上述事态的发展，但总是不断为它辩解，强调黑人的缺点，并充分地加以说明，把导致黑人现状的主要责任推在黑人身上。
所有这一切，自然日益引起黑人、特别是年轻知识阶层的反对。在全国各地，尤其在美国北方各学校，这些人刚刚崭露头角。1901年，他们的反对开始用语言表达出来。当时，有两个男士，一个是1895年哈佛毕业生门罗·特罗特，另一个是1895年阿默斯特毕业生乔治·福布斯，他们在波士顿出版了《卫报》。《卫报》是—份周报，文字尖刻，富于讽刺性，并对人身进行攻击。但它编辑出色，作风认真，实事求是。它在全国黑人中发行，吸引了广大黑人的注意，他们的文章被引用，而且引起了讨论。我不完全同意《卫报》的观点，的确也只有少数黑人同意，但几乎所有黑人都阅读它，或受到它的影响。
从这种有组织地提出反对意见开始，加上其他发生的事件，在泰斯卡基引起了我所称之为“泰斯卡基核心机构”的出现。它最早出现是很自然的。不仅美国总统要请教布克·T·华盛顿，州长和国会议员也如此。慈善家有事找他商量，学者们有事写信问他。泰斯卡基成为一个庞大的情报局兼咨询中心。泰斯卡基不只是被动地应付这些事情，而是在一位聪明、和蔼、有远见的年轻书记埃米特·斯科特的指导下，积极地扩大影响。后来一个时期，没有华盛顿先生的推荐和默许，几乎没有哪一所黑人学校能筹集到资金。美国任何地方黑人政治职务的任命，很少有不经他同意的。甚至朝气蓬勃的黑人青年的事业也常常要按照他的意见来决定，而他的反对意见必定会致人于死地。人们无法说出，华盛顿先生对“泰斯卡基核心机构”的工作究竟了解多少，以及直接担负多大责任，但他肯定知道它的一般活动情况和活动范围。
而且，决不要忘记，这个“泰斯卡基核心机构”不只是反映泰斯卡基黑人的思想和活动，它得到了北方某些白人集团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和财政援助。这个北方集团有明确的目的。他们是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大多数人是废奴主义者的儿子、亲戚或朋友，那些废奴主义者早在南北战争后就派教师来到黑人的新南方。这些年轻人认为，黑人问题不能继续等待慈善救济来解决，它必须依靠发展实业。不要鼓励这些黑人在新的民主制度下拥有选举权，也不要使他们完全受南方反动当局的摆布。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劳工，能为北方创造巨大的财富。他们将成为一支强大的劳动力，只要引导得法，是可以遏制住白人劳工肆无忌惮的要求的。这种要求来自北方工会，而现在它正蔓延到南方，并得到欧洲社会主义的支持。
必须避免一种危险，那就是允许上过一年半载教会“大学”的黑人，以其糊涂的理想主义将工人群众引入歧途，并以无法实现的奢望去鼓动他们。对这一思想派别来说，布克·T·华盛顿的思想观点有如上帝的恩赐。华盛顿的思想观点是：树立自己的权威以控制黑人团体。这种控制将是很严厉的。黑人知识分子将受到压制，而且被治得驯服温顺。这个过程充满了残酷和失望，但那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支持“泰斯卡基核心机构”的真正的力量。它有钱，又适逢机遇，它在泰斯卡基找到了驯服的工具。
在抱负受到挫折，机遇丧失殆尽中取得的成果是微乎其微的。我记得，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我脑际，它很有典型性。有一个黑人青年，他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人。他有着光滑的棕色皮肤，温柔智慧的双眼和乌亮的黑发。他有教养，生活富裕。他提出用他父亲在阿拉巴马州的农场和财产，修建一座黑人城，使之成为南方一个独立经济单位。他提供了一部分资本，但后来因需要更多的钱便来到北方。他奋斗达10余年之久。慈善家和资本家深为他的人格和事迹所吸引，但根据惯例，当他们呼吁泰斯卡基对此予以确认时，结果毫无反响。华盛顿先生对这一项目没有说过一句赞成的话。他就是默不作声。威尔·本森上上下下，不断为之奔波。但总是有人在背后怀疑，窃窃私语，进行阻挠，因为他的计划从未得到泰斯卡基的枇准。就在我们似乎开始看到某种胜利的时候，本森因劳累过度、焦虑和失意而去世。
从这些事实，人们可以估计到，黑人青年反对华盛顿先生和泰斯卡基的斗争是多么残酷和激烈。正在展开的这场争论并不完全是反对华盛顿先生的思想的，它已成为其他黑人能否坚持拥有和表达自己思想权利的问题。事情居然到了这种地步，以至当黑人抱怨或主张某一行动方针时，只用一句话就堵住了他们的嘴：华盛顿先生不同意这样做。很自然，当时黑人中一些被激怒而自负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断然表示：“我不在乎他妈的布克·华盛顿是怎样想的。我所想到的就是这些，我有想的权利。”
正是这种想法，不只是因为不同意华盛顿先生的计划，才终于引起激烈的反抗。这不仅仅是反抗教育计划，重要的是它是对一种制度的反抗，这种制度是当时美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斗争的影响是深刻的：它涉及社会关系，使朋友分裂，树立了许多死敌。我还能记得，若干年以后，当我移居纽约，在一次被邀参加布鲁克林黑人社交聚会时，该市最有名望的黑人之一，就因为我对华盛顿先生所采取的态度而拒绝我出席。
当《卫报》开始扩大影响时，有人竭尽力量决定为泰斯卡基创办一家黑人出版社。就全国性杂志与各大报纸而论，泰斯卡基早已占据了重要位置。1901年，当时主要周刊《展望》选了两位美国名人的自传。华盛顿先生的《从奴隶制度下站起来》特别受到欢迎，因此很快便在全球出版发行。从此以后，所有杂志编辑都要求刊登华盛顿署名的文章，出版社则坚持要求出书。若干有才华的“捉刀人”，无论黑人或白人，都在泰斯卡基下面供职，因此泰斯卡基便源源不断地出版图书，发表文章。每年一封致读者信《寄给我的人民》从泰斯卡基寄到出版社。泰斯卡基成为黑种人国家的首都。许多黑人报纸受泰斯卡基白人朋友的影响。发行时间最长、最大的报纸终于被他们收买。其他大多数报纸即使并不完全同意华盛顿先生的观点，但认为不反对他确实对自己是有利的。
这个时候，我深感不安，这并非因为我绝对反对华盛顿先生所鼓吹的东西，而是因为我极力主张更公开地鼓动反对邪恶，我尤其对几乎收买了所有黑人报纸和扼杀在黑人和白人报刊上发表反对华盛顿先生的即使是温和而合理的意见，表示愤慨。
另外，这些年来还产生了一系列对我个人的影响，它使我更加不安，更加愤慨。我曾力求与汉普顿和泰斯卡基保持联系，因为我认为它们是有名的教育机构。我参加过长期在汉普顿召开的许多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个委员会与我打交道。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大西洋月刊》编辑沃尔特·欣斯·佩奇，罗得岛主教派主教威廉·麦克维卡以及汉普顿的校长、纽约最大银行家的兄弟H·B·弗里素博士。他们问我是否有可能在汉普顿编辑出版一份期刊。我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告诉了他们，后来又写了详细的书面材料。但他们来信提出一个问题：关于编辑指导方针问题。我坚决地回答说，如果这份杂志由我编辑的话，编辑的决定权应掌握在我的手里。这种回答是不符合外交手段的，而且也太武断。然而，它却引起我们对一个现实问题展开争论：这样一份杂志将受制于和从属于泰斯卡基的宗旨，还是其本身就应有思想的自由、讨论的自由？如果我有较丰富的经验的话，也许会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并得出合理的结论，但我对它表示怀疑。我认为，当时创办这样的杂志，其言论自由将被大大地削弱。但不管怎样，这项计划被取消了。
1902年初，我受到压力，要我放弃亚特兰大大的职务，前往泰斯卡基工作。于是老问题又出来了。我并不首先从原则上反对泰斯卡基，只不过我希望继续从事过去开始的研究工作。如果我的工作值得支持的话，那么在亚特兰大大学工作也是值得支持的。我无法得到保证在泰斯卡基能继续从事我的研究，而不至降低到一个“捉刀人”的水平。我记得1902年末华莱士·伯特里克来信，邀请我同菲利克斯·阿德勒、小威廉·H·鲍德温、乔治·福斯特·皮博迪和罗伯特·奥格登出席纽约一个私下召开的会议。会议的宗旨表面上是讨论纽约城市黑人状况。我参加了会议，但对它并不感兴趣。大多数被指定的较有声望的人均未到会。会议本身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但是，散会以后，威廉·H·鲍德温匆忙带我来到他的家。他家位于美丽的长岛，据我看，在那里才算是透露了叫我来的真实目的。鲍德温先生当时是长岛铁路上的负责人，而且被提名为南方铁路头头的候选人。他是美国一位新兴的工业巨头，也是泰斯卡基董事会的发起人。他和他的妻子执意认为在泰斯卡基才能找到我的位置；认为泰斯卡基还不是一所好学校，但需要按照培养我的方式促使其发展。
接着是我两次和华盛顿先生的会见。我因有此机会而感到兴奋。我们在纽约城会见过两次。会见的结果使我感到失望。布克·T·华盛顿并非是一位易于了解的人。他小心谨慎、沉默寡言。除非他对谈话对象十分熟悉，真正了解他们的愿望和意图，否则，他决不会直言不讳地明确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不了解我。我认为他生性多疑。而另一方面，我却思维敏捷，说话很快，滔滔不绝。我没有什么可掩饰的。在第一次会见即将结束时，我发现实际上尽是我在说话，对拟议中的泰斯卡基的工作问题，既没有明确提到，也没有明确加以说明。实际上，华盛顿先生的态度是能不说话更好。
第二次和华盛顿先生会见不太顺利，因为我自己讲话不多。最后，我们依靠通信取得联系。即使那个时候我去了泰斯卡基，但到底要我干什么，我也无法确实了解。我辗转得知，工资与食宿条件是令人满意的。实际上，他们邀请我，给我多少报酬由我考虑。同年末，我代表亚特兰大大学前往巴哈勃举办一系列讲座。与此同时，我在那里遇见了雅各布·歇夫、威廉·歇夫林一家人以及韦伯斯特大辞典的梅利安出版商。我与歇夫林一家人以及他们的岳母共进晚餐，岳母的父亲（梅尔维尔·W·富勒）担任过美国首席法官。这时候，又一次催促我前往泰斯卡基。
第二年年初，我应邀与华盛顿先生以及某些著名白人和黑人朋友出席在纽约召开的会议。会议计划讨论制定一个美国黑人共同纲领。这显然是希望消除黑人内部日益扩大的意见分歧和对华盛顿先生的对抗情绪。我热情支持这种想法。在我看来，这正是需要加以澄清的。
然而，在决定邀请什么人参加这次会议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例如，华盛顿先生的宿敌应占多大比例，他的朋友主要应占多大比例。因此会议延误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我认为、我至此应当更加鲜明地表示自己的立场。对华盛顿先生宣布的立场，我日益感到不安：他贬低投票选举的价值。他显然不喜欢黑人大学。他总的态度似乎是，黑人之所以处于现在的地位，其罪责在黑人自己而不在白人。我尤其是憎恨“泰斯卡基核心机构”。
不久以前，芝加哥的A·C·麦克卢尔公司曾询问我是否积累了能写一本书的资料。我打算从事一项社会调查。这项调查也许应当是“亚特兰大会议”工作的总结。总而言之，也许是一项科学调查。然而，他们询问我是否有一些可以供他们汇集成册立刻发表论文，并提到我在《大西洋月刊》以及其他地方发表过的文章。我表示不同意，因为论文集几乎总是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我即兴写成的一些文章汇集起来。然后我加上一章“关于布克·T·华盛顿先生等人”。在这一章中，我设法对布克·T·华盛顿作出直言不讳的评价。我删去了那些更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黑人青年对“泰斯卡基核心机构”频繁的活动的深恶痛绝。我只针对华盛顿先生提出的一般理论谈谈我的看法和论点。当我现在重读它的时候，我仍感到满意。我看不出需要改动一个字。我这样写道：
“美国黑人有责任展开一个进步运动，反对他们最了不起的领袖所做的某些工作。这种责任是无可推卸的，是高尚的。就华盛顿先生向群众倡导的节俭、容忍和职业培训而言，我们必须举起他的双手和他一起奋斗，为他感到高兴，并赞美这位被上帝和人们称为约书亚（圣经中为以色列民族的领导者——译者）的人在群龙无首时率领众民的能力。但是，华盛顿先生为不公正进行辩护，无论北方和南方；不能正确对待选举的权利和义务；贬低正在削弱的阶级差别的影响，反对我们中间头脑聪明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胸怀抱负——只要他，南方或全国这样做——我们就必须不断地、坚决地反对他。我们必须通过一切文明的和平的方法，为争取世界赋予人们的权利而努力，毫不动摇地恪守上帝的子孙们容易忘记的那些伟大辞句：‘我们坚持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生活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
压力来自北方白人朋友。我相信他们是欣赏我的工作的，而且总的来说他们对我和我们黑种人是友好的。但他们表示忧虑，因为我也许会像当年训练有素的黑人青年一样，尽管能力不同。担心我对南北双方达成新谅解的反应，特别是我对华盛顿先生的态度会影响黑人。事实上，当时我对布克·华盛顿的批评并不过分。我把他在亚特兰大的讲演当作一位政治家为了与南方白人达成谅解所做的一种努力。我希望南方也会作出同样宽容的反应，从而有可能在全国使两个种族达成谅解。然而，当南方作出反应，通过歧视黑人法规时，我忧虑不安。但我仍然相信，我的调查研究计划恰恰是最终根据事实达成谅解所需要的东西。我设法使人们广解这一点。我在汉普顿参加会议好几年了，对会议的意见越来越挑剔了。在我所听到的一切评价中，在汉普顿通过的决议中，从来没有一次评论或表示赞同亚特兰大大学和其他大学为黑人所做的工作。我不再经常参加那些会议了。但当后来邀请我参加时，我在会议上发言为黑人接受高级培训辩护并严厉批评“汉普顿观点”。25年来，汉普顿再没有邀请我回去。
我的书肯定解决了对我是否前往泰斯卡基任职的问题。但它对我未来的事业也划上了严格的、不可触犯的界线。与此同时，纽约会议的召开拖延不决，直到最后才于1903年10月发出通知，定于1904年1月开会。会议在纽约卡内基大会堂按期开幕了。出席会议的约有50人，其中大多数为黑人，并包括许多知名人士。会议发言十分坦率，但邀请来的白人客人的发言调子似乎将会议总的目的暴露无遗。有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安德鲁·卡内基、莱曼·阿博特发表了讲话。他们夸奖华盛顿先生和他的工作，并对他的观点表示支持。他们这些动情的话，简直令人作呕。即使他们说的话全是真的，但在一个寻求调解的会议上唱这种调子是不恰当的。这次会议结束时，华盛顿先生和我作了发言，最后指定了一个包括我俩在内的“十二人委员会”。
这样建立起来的“十二人委员会”，不可能卓有成效地起到美国黑人指导委员会的作用。首先，它是由华盛顿先生，也许还有卡内基先生资助的。这就使委员会有效地控制在华盛顿先生的手中。委员会是在我缺席的情况下组成的。它制订的工作计划，在我看来有一些价值，但毫无长远意义，而且与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多大关系。我当即辞去了职务，这样我对我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工作和作出的决定不再承担责任。我的朋友和另外一些人责怪我拒绝遵守我已同意的合作计划。然而，我仍然认为，我的做法是明智的。
直到这时，我的幻想才彻底破灭了。对我来说，站在中间立场，一方面安抚《卫报》，另一方面又与汉普顿一泰斯卡基的观点妥协似乎是不可能的了。我开始感到“泰斯卡基核心机构”力量之所在及其毫不妥协性。黑人报纸明确地作出反应，发表文章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地嘲弄我。我怀着满腔义愤，在《卫报》上发表一项声明，指责某些黑人报纸见利忘义，被华盛顿先生收买。如果不花时间，又没有自己支配的经费，这种谴责是难以找到真凭实据的。最后，我真的对“泰斯卡基核心机构”及其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公开的抨击。如今，为了达到各种目的，这些方法已经使用得够普遍了：做广告，施恩惠，投递专门信件，对不听话的人进行明里暗里的攻击，缩小就业和擢升的机会。所有这一切，今天看来，已经司空见惯，但在1904年，在我看来则是极其荒谬的，不诚实的，所以我对它表示愤慨。另一方面，公众对此表示的愤懑，使华盛顿先生的朋友十分恼怒。有些人不太了解泰斯卡基的这些活动，而另一些人则不仅了解它而且表示赞成。纽约《晚邮报》向我挑战，要求我对自己的声明提供证据，认为我的答复理由并不充分，但我认为我的答复当然是符合事实的。
于是，整个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意外的转折。它最后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1905年初夏，华盛顿先生前往波士顿一所黑人教堂，为黑人作了一次讲演——他在北方并不经常这样做的。《卫报》编辑特罗特和福布斯决意质问他，要他当众回答他对选举和教育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这次集会的主持人是我以前介绍给华盛顿先生认识的黑人律师威廉·H·路易斯。会议的结果引起一场骚乱，被新闻界夸大为“暴乱”。结果，特罗特先生被捕，最后他在监狱服了一段刑。
这件事与我毫无直接关系。我事先并不知道波士顿开会的事，也不知道将对华盛顿先生进行质问。但当得知特罗特入狱，我怒不可遏。不管当时还是以后，我并非总是与特罗特看法一致的。不过，他是一个诚实、有才华、不自私的人，如果把判断错误的事情当作罪行的话，那就是一种暴力行动。1905年6月，我从亚特兰大向我挑选的几个人发出了请求，要他们“把对黑人自由和发展抱有信念的人组织起来，采取坚决进取的行动”。我建议就在这年夏天召集一次会议“坚决反对当前扼杀公正批评的做法；把聪明、正直的黑人组织起来；支持新闻舆论机构”。
来自17个州的59位黑人最后草拟了一份号召书，提出在1905年7月9日开始的那个星期在纽约布法罗城附近召开一次会议。我来到布法罗城，并在加拿大河岸那边的伊利堡租了一座小旅馆，准备迎接前来开会的人。如到会人数不够，无法支付旅馆费用，那我肯定是要破产的，而且可能蹲监狱，但实际上，出席会议的是代表14个州的29人。1906年1月31日，“尼亚加拉运动”在哥伦比亚特区诞生了。
“尼亚加拉运动”独特的职责和目的是，拥护和促进以下各项原则的实现：
一、言论和批评的自由。
二、出版不受限制，不接受津贴。
三、成年男子拥有选举权。
四、取消一切纯粹因种族和肤色划定的等级差别。
五、承认“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原则为现实的信念。
六、承认人类最高、最理想的教育是不得有阶级或种族之分。
七、信仰劳工神圣的原则。
八、在明智而勇敢的颌导下，共同努力实现这些理想。
“尼亚加拉运动”引起了一阵狂热的、最令人不安的批评。有人指责我的动机是对一位伟大领导的忌妒，是对自己作为黑种人感到羞辱。美国主要周刊纽约《展望》发表措词尖刻的文章嘲笑我。但运动仍继续向前发展。第二年即1906年，我们不再秘密集会，而是在哈泼恩的费理，即约翰·布朗起义的地点公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若不从参加人数而从意义上说，是美国黑人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拂晓，我们赤脚参拜了布朗殉难的地点。我们用美国黑人最通俗易懂的英语进行交谈。我起草的决议满怀激情地表达了我在1906年的主张：
参加尼亚加拉运动的人们，一年到头含辛茹苦，暫时停下为挣面包的工作，在这里，以一千万人的名义向国家再次要求获得申诉的特权。过去这一年，在美国，对黑人怀恨在心的人，他们的工作蒸蒸日上。而美国公民权利的捍卫者则一步步退却。窃取黑人选票的工作与日俱增。依靠窃取选票取胜的50名和更多的代表仍坐在首都议会席上。在旅行和公共设施方面，种族歧视现象如此普遍，以致我们中间一些软弱的同胞，的确不敢大声谴责这种肤色歧视。他们只能为了顾全面子窃窃私语而已。
对此，尼亚加拉运动抗议到底。我们决不愿意丧失一丝一毫成年男子权利。我们为自己要求属于每一个生而自由的美国人所有的每一点权利，政治的、公民的和社会的。在尚未获得这些权利以前，我们在美国耳边的抗议和质问决不停止。我们进行的战斗不仅为了我们自己，而且为了所有真正的美国人。这是一场争取实现理想的斗争，旨在不使我们共同的祖国，违背建国时的初衷，实际成为“盗贼”之地，“奴隶”之乡——因虚张声势和区区成就而成为世界各国的笑柄。在当代，还没有哪一个伟大文明的民族威胁采用如此懦怯的纲领，来对付生长在自己土地上的同伴。拨开美国新纲领的措辞和花招，赤裸裸地暴露出它的卑鄙。纲领宣称：唯恐黑人一旦试图崛起，将与白人处于同等地位。这种担心竟然出现在自称信奉耶稣基督的国度里。对这一信仰的亵渎，只能说明他们的怯懦。
详细说来，我们的要求是明确的，亳不含糊的。第一，我们要参加选举，相随而来的将是这一切自由，成年男子权利，妻子的资操，女儿的负洁，工作的权利，擢升的机遇。不要让任何人听从那些对此持否定态度的人。
我们要求享有一切成年男子选举权。现在，今后，永远要求享有这种权利。
第二，我们要求取消公共设施方面的种族歧视。仅按种族和肤色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实行隔离的做法，不是美国人的做法，是违反民主的、愚蠢的做法。我们抗议一切类似的种族歧视。
第三，我们要求自由人拥有的行走、说话以及同那些愿意与我们来往的人打交道的权利。任何人无权为别人选择朋友，如果企图那样做，就是蛮横干涉人类最根本的特权。
第四，我们要求针对富人、资本家、白人的法律也同样针对穷人、劳动者和黑人。在遵守法律方面，我们并非不如白种人，但我们经常遭到逮捕、判罪和成群结队的袭击，即使是罪犯和被搋夺公权者，我们也要求公正地对待他们。我们要求实施国家宪法。我们要求国会监督国会选举。我们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第十四修正案。凡试图剥夺其合法选举人权利的各州，也应被剥夺选派国会议员的权力。我们要求实施第十五修正案，决不允许各州仅仅根据肤色确定是否拥有选举权。
共和党在国会闭幕会上未能履行1904年关于南方选举条件的诺言，这似乎是对诺言的彻底、蓄意和有预谋的破坏，同时它以欺诈手段获取选票的罪行，永远无法抹掉。
第五，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南方农村地区学校很不光彩地被忽视了。很少城镇有像样的黑人学校。我们要求我国政府介入，在南方扫除文盲，不是美国扫除愚昧无知，便是愚昧无知将美国毁灭。
当我们提倡教育的时候，我们指的是真正的教育。我们赞成劳动。我们自己就是工人，但劳动并不一定等于教育。教育是权利和理想的发展。我们要求将我们的孩子培养成名副其实的聪明人。对那种认为黑人男女孩子受教育不过是为了当仆人、下属，不过是供别人使喚的任何建议，我们决心随时与之进行斗争。他们有求知、思想以及有所追求的权利。
这些是我们的主要要求。我们将怎样得到这些要求呢？那就是在我们可以投票的地方通过投票决定；通过持久、不断的宣传鼓动；通过对真理的不断探索；通过牺牲和工作。
我们不相信暴力。既不相信为人所鄙视的突击式的暴力，不相信为人所颂扬的士兵的暴力，也不相信暴徒的惨无人道的暴力。但我们确实信奉约翰·布朗，因为信奉那种具体的正义精神，那种对谎言的痛恨，那种在公理的圣坛上甘愿置金钱、名誉和生命于不顾的牺牲精神。在这里，在约翰·布朗殉难处，我们将我们自己、我们的荣誉、我们的财产奉献给约翰·布朗誓死为之奋斗的种族的最后的解放事业。
在这里，我终于从思想上接触到剥削工人（不分种族和肤色）这个根本问题。但这种思想当时尚不明确，也尚未应用社会主义理论加以分析。不过，这种理论在叙述的背景中隐约可以窥见。
与此同时，我不放弃为美国黑人创办一份评论性期刊的想法。在两位亚特兰大大学毕业生帮助下，我早在孟菲斯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车间，这我在前面提到过。从1906年开始，这个车间每周出版一份名为《月亮》的报纸。《月亮》在某种程度上是《危机》的前身。在孟菲斯，《月亮》仅发行一年，印刷所宣告停业。1907年，与两位朋友一起，在华盛顿发行了一份小型月刊《地平线》。《地平线》从1907年发行到1910年。1910年秋，《危机》与大众见面了。
我渐渐地开始认识到，在亚特兰大大学，我的工作难以得到支持，主要是个人的原因。我还开始认识到，因为我对华盛顿先生所持的态度，使我成为有影响的利益集团“不受欢迎的人”。只要我还留在亚特兰大，亚特兰大的日常工作和对黑人问题的研究.也是不可能获得支持的。从来没有谁公开对我说过这种情况，但我是在苦恼中意识到了这些。这种苦恼也包括对继霍勒斯·本斯代德博士之后刚刚当上校长的年轻的埃德蒙·威尔。我开始意识到，我最好到别的地方另谋职业。
大约在这个时候，华盛顿城提供了一个机会。白人学校和黑人学校体制的统一，激起黑人大哗。他们担心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学校了，担心不让黑人子女上白人学校。这类学校的颇为古怪的新任总管W·C·钱塞勒需要找一位助理管理黑人学校。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正当我碰巧访问这个城市的时候，他提出让我报当这个职务。我要求给我时间加以考虑。我的反应是，即使薪金比我现在多一倍，我也不接受，因为我怀疑自己是否适于担任这一工作。但经我仔细考虑，并想到我在亚特兰大大学的职务，我开始犹豫我是否应当接受这个工作。
没有人催我作出决定，因为在华盛顿，各种力量都在活动。白人资本支持的“泰斯卡基核心机构”肯定反对我。它们把当地黑人团体的利益也牵连进去。“校董会”一位有名的黑人董事，将这件直接提交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并强调任命我担任这一职务的“危险性”。他决不会忘记此后事件所证实的我人格的“危险性”。这次提供的机会从未真正取消，但也并非迫不急待。最后，我意识到，即使我表示受聘，也可能不会通过。
但是，我最终辞去亚特兰大大学的职务看来是明智的。年轻校长威尔几乎得到绝对保证，在某些情况下，可望获得普通教育部和其他地方更多的捐赠，以便这个大学得到保障，甚至也许会使会议重新开始工作。我相信，我至少属于这些“情况”之一。因此，我在亚特兰大的工作以及我以科学方法解决黑人问题的理想消失了。我开始深刻地意识到，我的态度和信念已经给亚特兰大大学带来了困难。
我的科学家生涯即将在我扮演宣传能手这一角色的过程中宣告结束。这并非完全符合我的意愿，我天生就不配当人们的领导者。我不会拍人肩膀，随意和陌生人交朋友。要我消除遗传下来的隔阂是不容易的。我说话刻薄，过于苛求，但又不能整天闭嘴不说。然而，既然我已经开始工作，我就得继续干下去。尼亚加拉运动势头不大，但1907年和1908年先后在波士顿和奥伯林召开了会议。由于特罗特活跃的性格和我缺乏组织工作经验，这个运动的内部关系紧张起来。最后，它实际上并入一个新的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而我则成了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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