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韦尔伯佛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第十一章韦尔伯佛思

　　作为一名留学德国的学生，我为自己建立了空中楼阁，住在里面，梦想、恋爱、漫步、歌唱。然而在整整两年后，我突然掉回到对“黑鬼”仇恨的美国！
　　随着幻想破灭而来的日子，并没有使我失望到丧失勇气。尽管在我周围我已隐隐看到灾难的阴影，我仍被积累的无穷的信心所支撑。我开始认识到有多少我称之为的意志力和能力的东西却纯粹是运气！假如我的好母亲宁愿从我童年的劳动中获得稳定的收入，而不愿依靠我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得来的不稳固的报酬？村上那位显赫的老法官，我们经常触动他的威严，还偷他的苹果。假如他在我童年时就把我送进“改造”学校去学习“手艺”？假如校长霍斯默是个生来对“黑人”无信心的人，没送我去上大学，而是教我做木匠活儿和做马铁平锅？假如我没有拿到哈佛大学奖学金？假如“斯莱特基金会”那时已有像如今的关于应限制黑人受教育的明确的看法？假如，假如！当我安静地坐在地上想着我的生活，某种巨大的恐惧抓住了我。我是支配人的首领，还是可笑的调皮捣蛋者的工具？我是什么人，竟要去反抗世上的种族偏见?然而即使有这些思想，我也没有犹豫或动摇，而只是顽强地工作，不管会有什么样的生路。一想到这点，我禁不住向自己举起帽子。
　　我26岁时回到美国。经过20年的学习，现在要去寻找职业和开始工作。我给我伦敦的朋友多拉写信：

　　“你也许没想到，我在1894年6月到达纽约时只剩下两美元，加上回伯克希尔家的一点路费。这次返回故乡不完全是愉快的——在经过好多个月使用生动的多喉音的德语，经过好多个晴朗的日子和在肮脏的伟大的罗马几个星期的游历之后，我现在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幻想的破灭。我感到好像世界的底层松动了。如果在高高飞翔之后，我的两只脚全部踩在上面，它可能会往下沉。而我如今必须踏上去，行走、绊倒和爬行，因为学习年代已过去——我设想——成人的年代开始了。”

　　我踏上的是个动乱的世界。1892年在美国，私刑达到高潮；克利夫兰1893年进入他的第二任期；芝加哥举行博览会。在法国，“德莱福案件”审讯开始，结果他被宣判有罪、监禁，命中注定受几年折磨。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在我回国时爆发了。1894年国会废除了“福尔斯法案”，长期拒绝，甚至拒绝尝试去保护黑人的合法公民权利。我明白这件事给民主带来的打击。但另一方面，我全然不明白1893年马塔贝尔战争的含义。我也不懂得南非的黄金、钻石和后来非洲其他国家的铜、象牙、可可粉、锡和菜油，特别是黑人的劳动力怎么就会决定和制约欧洲的政治行动。
　　首先一个任务是谋生。我不是那么严格和难以满足的。我差点要跪下来乞求工作；任何事、任何地方都行。我开始了系统的发信运动。我没给白人机构发信——我知道那里不会有工作给我。我写给东田纳西州的一个黑人公立学校，它离我原来教书的地方不远，校方有点犹豫。最后他们表示，对他们学校来说，我所受的教育过多了。我申请霍华德大学、汉普顿学院、泰斯卡基学院和我的母校菲斯克。它们都没有空缺。
　　因此，我就坐下来写更多的信：“某某大学校长、先生：我是一个黑人，27岁，在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学校、那士维的菲斯克大学和哈佛大学先后受过教育。在哈佛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我要求在明年去教书。你那里有空缺吗，等等。”我写了好多封信，很难记住寄往何处了。炎热的月份过去了，答复来得很慢——简短的“没有”，有礼貌的抱歉，一般的拒绝和一两封写着意义不明的希望的含混的短笺。纵使大学学生不应期望这么大的世界会对他的要求表现出“冲动的反应”，从而在他面前敞开大门，然而对于问信的人们，我还是要说，一个有着哈佛学士学位的黑人期望得到仅能维持生计的职业，并不算过分，是不是？
　　最后有几个机会来了。第一个是从韦尔伯佛思大学来的电报。这是俄亥俄州的一个黑人教会学校。电文是：“提供我校古典文学职位$800。回电。下周来。”我感激地立即接受了这一职务。后来是林肯学院，密苏里的一个州立黑人学校。他们给我1050美元，任教“古典文学和数学”。由于我已答应了韦尔伯佛思，我谢绝了：我知道一些关于韦尔伯佛思的情况。它是古老和著名的学校。最后，在8月25日我接到一封电报：“若学期合适可授数学，接受否，布克·T·华盛顿。”这倒是有趣的猜测：如果我先接受了泰斯卡基的职务而不是韦尔伯佛思的，今后将会是怎样的情况。
　　因此，在炎热的8月底.我动身去韦尔伯佛思。生活终于开始了，但我只有一半的喜悦。经过安静美丽的伯克希尔山谷，火车带着在梦乡中的我悄悄地穿过纽约。布法罗的灯光向我道晚安。我半睡半醒，渐渐地过了俄亥俄。
　　谢尼亚车站很小，还比较“繁忙”，有一点尘土和烟草汁的混合味，令人不愉快。我给韦尔伯佛思大学打电话，接着等了一个小时，最后校长出现在候车室。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人。他那美丽的微笑那么宁静和迷人，远远超过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对这第一次的会见，我至今还能记得他微笑着慢慢步入候车室的模样；还记得他的身子是由两条短而颇为不体面的弓形腿所支撑着的。
　　韦尔伯佛思是个小的黑人教会学院，与州立师范学校合并。教会太穷，无法经营这所学院。州政府允许师范学校这样做，是为了不让黑人进入其他州立学校。结果在教会和州的政治中都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这一点我很快就觉察到了。我是受雇来教“拉丁和希腊文”的。尽管我学过多年，它们不是我的专长，作为教学，那就更是不够用了。不过，我原以为我是去协助威廉·斯卡勃罗教授的。他是个在韦尔伯佛思工作了多年的著名的黑人学者。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校方是让我去顶替他。由于他同校长争论，他被解职了，而我却被宣传为刚从德国回来的有学问的教授。这就是我对教会政治的介绍。我不喜欢这个。但是，韦尔伯佛思（英国博爱主义者及主张废除奴隶制者——译者）这个名字吸引了我。这个名字飘洋过海落到了南俄亥俄州。南方白人曾经在那里的塔娃娃泉接受治疗。后来白人卫理公会教徒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学校。以后丹尼尔·佩思，小个的黑人主教来到那里，买下了这个学校，使它成为非洲卫理公会教徒的学校。
　　在进入这个学校时，我带上了我在德国学习的日子里的手杖和手套，带着我对“大学”颇为夸张的设想和那可怕的、生硬的谈吐。后者，继续给我带来麻烦。例如，有一次我随意漫步进入一个祈祷场所，想参观一下地方上的宗教仪式。祈祷会学生领袖不打招呼就突然宣布“杜波依斯教授将带领我们祈祷”。我当即简单地回复“不，他不愿意”。为此，几乎丢掉了我刚得到的饭碗。我费了好多口舌向主教会议说明，为什么韦尔伯佛思的教授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参加对上帝的即席祈祷。我得以解脱仅仅是因为我的到来已在韦尔伯佛思广为宣传，而我又愿意不间断地工作，若这工作在我看来是值得做的。
　　我是带着崇高的理想去韦尔伯佛思的。我想帮助建立一个有地位的大学。我愿白天黑夜地工作，全日教书。我协助对学生的纪律训导，参加社交活动，并开始写书。但是我发现我面对的是一堵石墙，什么事一定要我忍不住猛烈敲打才会引起震动，但是一会儿又沉睡了。
　　非洲卫理公会教会是美国黑人最大的社会组织。韦尔伯佛思是这个组织的最大的学校。这个学校因此成为全国类似学院的首府。学校庞大的董事会对教会而不是对学校感兴趣。每当举行毕业典礼，那些主教和那些将提升为主教的人都大批来这里聚会。而长者和教长们就在各个冗长的会议上拦住他们发问。老师们也认为在这些场合同他们认识是对自己有利的。我却根本不同他们会见，而是在主人讲话时离开，独自向森林走去。
　　但是我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大多数学生和许多老师们的赞赏。我在韦尔伯佛思一天的课程，看起来相当于现在一周的课程。我教拉丁文、希腊文、德文和英文，还要求增加社会学。我担负一些最不愉快的训导任务，还要外出做调查。我遇见和交上了不少朋友。查尔斯·杨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不久前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黑人士兵。他在这里担任联邦政府的军事指导员。他和我两人都拒绝参加每年一度的宗教“信仰复兴”。它每年都在圣诞节期间中断学校的课程。我们两人都对这个黑人学校的伟大将来充满着幻想。后来杨在墨西哥打仗反对维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在部队的将官中排第一，但是被巧妙地挤到一边去了。他后来在西非洲的尼日利亚接受了任务，死于黑水病。在韦尔伯佛思还有一个学生叫查尔斯·巴勒斯，是一个天才的读者，他在我的班上。保罗·劳伦斯·邓巴从达顿来，他给我们朗读。我知道他的著作，但惊奇地发现他是个黑人。重要的是我遇见了苗条的、娴静的黑眼睛姑娘尼娜·高默。在1896年她成为杜波依斯夫人。她的父亲是依阿华州塞达·拉皮斯的一家大饭店的厨师。她死去的母亲是阿尔萨斯人。
　　在1896年5月，我不仅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还曾仔细地计划：（1）我应在30岁前结婚；（2）我的800美元薪水供两人生活足够了——如果发给的话。讨厌的是韦尔伯佛思在那时不能按时发薪。而这的确几乎破坏了我的计划。那是在5月1日，我身无分文，而我的新娘子却在依阿华等着我呢。学校的司库就要去参加一次大会，讨论比老师的薪水更为有分量的事情。我拦住他，坚定地向他说明，如果不准时发给我薪水，他就参加不成这次大会。他同意了。在5月12日我到达塞达·拉佩斯。
　　我来到了一幢白色的小房子，会见了她的高大的父亲和年轻的后母以及一个害羞的小胖妹妹。仁慈的白人牧师为我们证婚。在他喃喃地祝福之后，我们匆匆赶往火车站，上了去芝加哥的火车。第天我同疲劳年轻的新娘子一起回到了韦尔伯佛思。在那儿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到会的有爱热闹的学生、有名气的老师和镇上有身份的人。我在男子宿舍布置了两间一套的公寓房间：西边一间卧室，从窗口往下望可以看到深谷。过道对面是一间客厅。我所以记得，主要是因为那华丽的红色的沙发套是我通过邮购在芝加哥的卡森·皮丽买的。
　　恐怕韦尔伯佛思是所有黑人大学中最不能容忍我和采用我的课程的。最突出的是我的自负和自满。我表现得神气十足，显然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幸好我那无限的工作能力和巨大的热情以及近乎惊人的和笨拙的坦率弥补了上述缺点。但是在韦尔伯佛思也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是令人泄气和失意的。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是我遇到的和教的那批学生。大多数学生都是中学程度，学习条件很差。但经过筛选后进入学院小的科系的是一些有头等智慧、有能力和渴望工作的男女。作为工作伙伴，我们一起涉猎于希腊文学的小天地中。我组织一个德文班，从头一天起大家就用德语会话。我在英文写作的主题方面对他们进行指导，还教一些现代历史。无论我怎么努力，甚至提出我愿用我的业余时间来教，学校就是不肯设立社会学。
　　我尝试在其他方面做出努力。例如这里有一个美丽的山涧，流水经校园，向着下面开阔的绿色草地滚滚下泻。草地周围是树木、葡萄架和大的鹅卵石。从校园往上有一座“肖特”礼堂，是以一位逝世的主教的名字命名的。他的中年的儿子是数学教授，是个好心肠、然而性情暴躁的人。正统的宗教熏陶和对不能数数的学生的气愤，在他身上两者兼而有之，在肖特礼堂的侧面、山涧的旁边是图书馆，或者还不如说是堆放旧书的地方。我打算从阁楼把这些书搬下来，在这空的大房间里建立一个为老师和学生服务的真正的图书馆和阅览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图书馆设备就在那阁楼上。斯科特教授掌管着钥匙，只有等他在他的化学课外抽出时间打开门才能进去。想想我在哈佛和柏林大学使用的图书馆！即使在菲斯克！我决心在这里建个图书馆，但苦于无资金。没有资金从来都做不成任何事。然而我有个主意：这里有我的学生，男孩和女孩。他们在嗓音和表演等方面都有天才。这里还有天赐的山涧。为什么不在这罕见的密叶林间演出“仲夏夜之梦”呢？此建议使全校师生欣喜若狂。此剧可以就在毕业典礼后的春天演出，花费不会太多，整个地区都会来观剧的。我们开始研究剧本、设计场景、挑选演员。我把这个剧看作是全年教育的最重要的课程。多年后仍然是如此看法。
　　然而灾难来了，我们听说本·阿纳特已被指定在毕业典礼开始那年任文学教授。我们把剧本放下了。我们抛弃了那葱翠的山涧，让那清水白白地流淌。学生们郁郁不乐地走来走去。我们老师开始了斗争。我们写材料，找人谈话，举行会议，大闹校园，会见主教。为了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首先必须了解那伟大的非洲卫理公会教会的主教职位和作用。
　　它是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然而比一般的更为森严，并有所不同。我认识10多个主教。还有更多的各式各样、给人印象深刻、较为惊人的一群主教，我还从没遇到过。丹尼尔·潘恩主教在我到达韦尔伯佛思前的一年逝世。他是个有着惊人的个性的人，是上帝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他个子小，声调柔和，在一大群黑人中大声说话就像个预言家。他在他们什么也没有和知道得很少的情况下，让他们买下韦尔伯佛思。他聚集了第一批老师，对学校作了安排，精打细算、节俭地进行管理。他在教堂施行教规。他旅行、布道，直到他的名字从卡罗来那州传到洛基斯。他去世了，但他的灵魂永生。
　　在他的继承人中有本杰明·阿纳特。当我到达韦尔伯佛思时，他是那里的主管主教。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他体格结实，黑色的面孔轮廓鲜明，一对闪亮的眼睛和难得的笑容，办事干练。他没有什么文学天才，但却建立了文学类的学校，收集和重印了数以百计的关于黑人文学的书、小册子和短文。他在俄亥俄有权威。他分配教会中的职务，确定韦尔伯佛思教师的任命。对我的聘任一定是经过他同意的，甚至可能是他提出来的，否则我不会来到韦尔伯佛思。他住在橡树林一所可爱的老房子里。而他的家庭给他带来了不幸。他的长子以他的名字取名，虽不能说是完全的恶棍，但肯定不适合在韦尔伯佛思教育年轻人。然而就在我到此的第一年年终，主教甚至连礼节性地打招呼都没有，硬把他塞给我们。我们没有冷静地想一想反对主教阿纳特意味着什么，就群起而攻之。我们全体拒绝同本·阿纳特一起教书。
　　我们胜利了。年轻的本·阿纳特从没能在韦尔伯佛思当教授。不过，当然主教也胜利了。他终生在韦尔伯佛思掌权，而他不喜欢的人就不可能在韦尔伯佛思呆长。在我的猛烈而无拘束的攻击下，主教只能让步，但我明白我在韦尔伯佛思呆的时日屈指可数了。那山涧，连同葡萄树和灌木丛，那会唱歌的流水，所有这仙境都长久地安躺着直到25年后被电缆管道的石头压在下面，而那涓涓流水声永远地静止了。
　　当我意识到我在韦尔伯佛思的梦想没有一件会实现时，我感到失去梦想的悲哀。韦尔伯佛思差不多处在全国黑人人口分布的中心。我们从新奥尔良和纽约，从大西洋和太平洋选拔学生。我们避开了“蔑视黑人”的黑奴制的南方和对黑人实行排斥的冷漠的北方。这个学院是穷困和被忽视的，然而拥有它，视它为自己珍贵的孩子的教会把它建成一个了不起的、充满人性的学院。它的领导五花八门：毫无自私之心的圣徒像潘恩、T.R.李和威廉·米切尔，冷酷的政治家像阿纳特，恶棍像W.B.德里克和向前冲的公牛像亨利·M·特纳。他们以他们崇高的理想和蛮劲儿推动这大批男女，使他们一起向前，直到他们成为整个国家的一支力量。假如我有这种智慧去帮助、驾驭和指导这支非凡的力量，那么还有什么不能帮助改变的呢？当然不像我幻想的变成个大学，然而可以变为更伟大的东西。但是，不，我没有那样的能力，也不会去梦想。所以我转身走了，或宁可转向其他的和不同的目标。
　　我同米切尔校长谈了话，在他敏锐的脑中留下令人好奇、难以捉摸的复杂问题。我说，韦尔伯佛思缺少资金。黑人收入的来源就所见到的还没有足以支撑一个学院的。教会成员拼命地为衣食而奔波。他们的劳动所获，连最后一角钱都被白人美国人剥夺，只要这些白人中任何一个人找到机会或能够偷窃。米切尔校长总是处在财政亏空中，他就像以前每届校长那样，眼睛盯着俄亥俄州的金库。
　　比尔丝小姐负责培养教师的班级。她是西部保留地的一位严格、有板有眼的白人女儿，热爱和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当这些师范班级由于缺少资金而受到停课威胁时，校长提议由他和比尔丝小姐一起去要求州教育当局给一些帮助，因为州里特别需要教黑人子女的教师。这些学生有权上白人学校，但他们很少这么做。州当局伸出了援助之手。反对者指出州无权支持一个黑人州立学院。但是校长做好了准备，他和阿纳特劝使立法机关建立“一个在韦尔伯佛思大学的师范和工业综合系”。这个魔法就在“工业”这个字上，这样就能引诱正在得意之中的布克·丁·华盛顿的追随者们去支持。还有那个看来无关紧要的“在”字，这样就使这个系不是“属于”韦尔伯佛思的，而是“在”韦尔伯佛思。这一笔拨款每年增加，直到1900年，韦尔伯佛思三分之二的开支是由州来负担。最后在1942年，州成立自己的学院。韦尔伯佛思再一次尝试不好不坏地独自存在。
　　回首往事，我可能曾使我的生活合理化，成为有计划、连贯的统一体，而现在看来并不符合实际。可能曾有过踌躇、摸索和几乎是尝试着独辟蹊径，现在已忘记了或无意识地没有去理会。但是我一生中的前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离现在已很久了，看来是沿着清楚地计划好的唯一的道路，对准着一定的目标。我有准备地回来，渴望着开始我那导致美国黑人解放的终身事业。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将是我的武器，它们将通过我从事的研究和写作而变得锋利和得心应手。1895年的问题是走向哪里，如何走。我对我的生活计划开始感到不安。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但在社会科学方面我没有直接做什么。目前看不到什么前景。不久以后，机会的门打开了，诚然只是条缝，但毕竟是明显地开着的。
　　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命我为“助理讲师”，暂定一年，年薪900美元。我当即接受。那时是1896年的秋天。那一年，阿比西尼亚军民打败了意大利侵略军。英国，当突然发现两个黑人国家威胁到它的好望角—开罗计划，把它的军队退回到苏丹，重新占领喀土木。第二年在美国，布莱安和麦金利之间就自由白银的问题展开了火热的辩论。
　　总之，在1896年我首先同一个少女结婚——她瘦长，有一双美丽的黑眼睛，又周到、又好，就像她的母亲，一个德国的家庭主妇。然后我接受了一个职务，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调查费城黑人的状况，一年900美元。我怎么同时做两件事，我不知道。然而它们给我带来生路。留在韦尔伯佛思而不做我理想的事，意味着精神死亡。我妻子和我都没有固定的家。我敢于冒迁居和接受临时工作的险，但这与我少年时第一次的冒险是不同的。我准备承认，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可能失败。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成为自己的船长，但我认识到即使是船长，在那无人探过险的充满风浪的海上也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