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是个极其整洁和有秩序的泥坑，处在英、法、德语的汇合点。我记得我第一眼看到的那发出苜蓿味的、密密麻麻的一大片植物。那是在经过两周的航行之后——真是迷人的焕然一新的景色，看到它确实感到高兴。大海总是那么千篇一律，不过也就是两个星期——然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走上甲板，看到了向远方延伸的那低处的绿油油的田地、沉睡着的小小农舍、端端正正修整适宜的一长排一长排的树木、不动的风车和那些母牛。荷兰的风景，就我所看到的，也就是这些了。如果我（苍天不容！）按照我最初的想法，早该带着那平淡无味的故事离开这个可爱的古老的角落了。我在此停留了一周，对此，我还是极其高兴的。”
　　“这个朴素的国家的确有点单调——有一种迟缓令美国人叹息或诅咒。然而正是这个国家令人极其厌倦的单调，它的固执、低调、简单的生活，对于逍遥的人倒是个可爱的地方。而我只能把它同我新英格兰家的后院相比。荷兰人从来都是不慌不忙。他们认为新的和好的之间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倒不如说是相反的。他们诚实得有点呆板。他们没有任何仪表美的意味。他们的国家可能会贪得无厌，但是作为荷兰人个人，由于过于老实而对此毫无觉察，或者即使被告知，也不相信。”
　　“如果鹿特丹是任何别的国家的城市，而不是荷兰的城市，我就不可能去观光了。我是说，如果荷兰的商业经营不那么令人恼火的不慌不忙，以至要用6天时间将伦敦的巴林兄弟公司的汇票兑换成现金，那我连一个夜晚都不会呆在这个有趣的地方。实际情况是，我被关在这个城市里差不多一个星期，整天提心吊胆，唯恐我的房东在我钱袋空空如也时递上一笔数目不小的帐单。我喜欢它：它有它好的地方。诚然，我要说，在我的一生中还没见过一个城市，像这里的人穿得那么不合身的，我几乎见不到一个人穿的衣服，哪怕有一点是按自己的身材做的，除了女招待。在女招待方面，鹿特丹明显地是走在最前头的。她们那精致的、有褶皱的帽子、洁净的白长统袜和鞋子、简单而有格纹的棉布衣服，以及她们健康、诚实和友善的面容，使她们成为公共场所的最讨人喜欢的人。”
　　“鹿特丹作为一个城市缺少点个性。就这一点来说也算是个特点。瞧，它处于荷兰商业的中心，世界的潮流改变了它。它的居民几乎忘了自己的语言——惯于讲那急促不清的英语、法语和德语。它有一种普遍的与人无关的气氛，会使得一个神经质的人显得形象、生动，而使鹿特丹本地人只能显得有些荒谬可笑。”
　　“我在这里和欧洲各地都遇到过一件令我恼火的事，那就是碰到房东匆忙跑来，满面笑容地告诉我‘美国朋友刚到’。若说我很不愿遇到白人‘美国朋友’的话，那么后者就更不愿会见黑人‘美国朋友’了。”

　　“10月15日开始注册入学。在5000多名通常在此注册的学生中，我的注册号码是85。讲课大部分在下个星期开始。每位教授或多或少地写下字迹清楚的通告，说明他开始讲课的时间和地点。学生就得跑来跑去，从10多个黑板和数百张纸条中搜索他选定的教授的通告。遇到蹩脚的英文就够呛，但遇到意思难懂的德文，再加上糟透的德文笔迹，那看起来就既令人害怕，又感到莫名其妙了。施摩勒的潦草模糊的笔迹给我带来困难，瓦格纳的字几乎是难以辨认的，而特里奇克呢——啊，我还没弄懂他的通告呢。”
　　“讲课分两类——非公开的和公开的。第一种一周4小时，一般是星期二或星期五的上午或两个下午从4点到6点。这些课是需要交费的。一个课程一学期5美元。在这个选课制度的天堂里，每个学生必须至少学一个学分的课程。公开的讲课总是人满的。一周一小时或两小时，在星期三或星期六上午或其他日子的晚上6点或7点。”
　　“一个美国人问教授，要求一个学生做多少作业。这个问题令这位教授大为吃惊。确切的回答是没有什么要求或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只有两件事是要求做的，那就是在课程的开始和结束时要有老师的签名。在注册时校方发给的材料中有一份报名手册。你必须在上面填写你打算选的课程和教授的名字，把它拿去给管财务的，由他收学费和开收据。然后你就得快步去教授那里，请他们在他们讲的课程旁签上名。学期终了时还要签一次。”
　　“学生在口头答问课的课堂里，主要用他们的两只脚来表态。曳足表示不赞成，顿足表示鼓掌。几天前，当瓦格纳提到俾斯麦，称他为德国联合的主要开创者时，立即响起了300个学生发出的跺脚的咚咚声，将近5分钟之久。曳足还用来表示对迟到者的指责。有时大家觉得这种干扰还不够大，就用嘶嘶声来表示对曳足的不满。另外，有时当迟到者进屋弄出的响声太大，就会听到脚的急速转动的呼呼声，致使讲课停止。他们总是要让迟到者感到困窘的。讲课开始得晚，结束也晚。学生们一般只肯多延长5分钟，如果超过5分钟，那么就有不祥的墨水瓶的磕碰声。不时还有故意的、过早的鼓掌声来中断讲课者最后的几个字。”
　　“对我来说，到目前为止我最感兴趣的教授是那位有名的万·特里奇克，德国的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家及著述家，主张权谋霸术者——译者）。他从来讲课都是迟到的，常常是10点开始的政治课，10点30分才到，从来不会早于10点20分。他个子大，‘相当圆的肚皮，就像有个养肥的阉鸡裹在里面’；或者可能是由于饮了大量无诗意的啤酒。他挺注意穿着，一般是深灰色或蓝色的常礼眼、圆筒帽、手套和盛行的德国手杖。他的面部肤色是深色的，梳理得很好的头发和满腮的胡子是铁灰色的。他整个相貌是粗线条的。他全聋，讲话有点结巴，还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使得外国人初听他讲话时不易听懂。听他的课，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是最有说服力和独立思考的老师之一。”
　　“他进教室时老是一个样：缓步进入，有些气喘，左臂上搭着大衣，帽子和手杖。他把它们挂在墙上，登上讲台，走向讲桌，站好。接着，他脱下右手手套，把头略略偏向一边，说：‘我的先生们，结尾的声调降低，然后开始讲课。我无意听到一位困惑不解、正在叹息的美国学生说：‘只有一个句号，那就是在整个讲话的结尾。’他讲得并不快，但他的发音是糟糕的（想象那发音不好的德语）。他往往在句子的中间换气，而不是在最后，使人听起来没有一种自然的停顿。”
　　“虽然如此，他讲的课是非常有趣的。他对他讲的内容全神贯注，是一个爱憎分明、信仰坚定的人。他是德国联合军事王国的化身。他怜悯法国，打心里不喜欢所有属于英国的事情，至于美国，那他是嫌恶的，几乎总是要痛骂一顿。有一天在讲美国的课时，使我吃惊的是，他突然说：‘黑白混血儿是低劣的！他们自己也如此感觉。’我觉得似乎在指着我说的，不过我猜想他没有意识到我在场。其实，我在场与否对于他来说无所谓。他是惯于出其不意地作出不平常的论断，而且显然相信自己所说的。一起听课的同学看来并没有把他说的同我联系起来。而万·特里奇克不是个狭隘的人。他的人生观生来是贵族的。他有些像喀莱尔（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及哲学家——译者）的对平等和民主的轻视。另一方面，只要他认为合适，他就严厉地批评他自己的政府和国家。我听他在讲演中把一位髙级官员比作疯狂的白痴，引起了同学们的欢呼。他在讲演中越说越激烈，不断地打着手势，带有一点半讽刺的笑容，这时候总是预示着将会有突然袭击的尖锐的批评，通常都会得到全场热烈的鼓掌和喝彩。例如当他形象地把有些现代作家的作品说成是为‘扩大人类愚蠢的界限所作的努力’。”
　　“柏林大学的学生并不是很典型的学生。外国学生在这里找不到纯学生的生活。我认为，柏林大学在比它小一点的大学中的地位，就有点如同哈佛大学在西部的大学中的地位，学生们一般先去地力大学，然后才来到这第一流的、令人注目的柏林大学学习——学期或再长些时间，最后再回到自己原来的大学拿学位。柏林142大学有83位正教授，87位助理教授（低于副教授，高于讲师——译者）和186位讲师。我料想，今天在柏林大学学习，其显赫程度已不如在伟大的西奥多·毛姆森那个时代了。”
　　“不过，它还是挺吸引人的。我当然没有机会见到所有这些教授，更不用说听他们的课了。实际上，在哈佛的4年，一些有名的教授和他们的面貌，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在这里见到的都是与我的政治学系有比较特殊关系的。但是他们的名气已大到获得人们特别注意的程度。瓦格纳，作为个人，我已谈过了。他的癖好是去发现他的科学中冲突的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他差一点犯了通常会犯的错误，例如把极端弄错了。他出版了他的有价值的‘教材’的新版本。作为诱导，他对国内出现的社会主义幽灵多方奉承。瓦格纳急速地摇着他的头说，德国经济学家所嫌恶的当然是由亚当·斯密建立的英国学派。瓦格纳充分地称赞他们的伟大功绩，比起对施摩勒领导的年轻的德国激进者来，他至少更同意他们的观点。”
　　“明显地在瓦格纳和施摩勒之间不失知识分子间的爱慕。施摩勒长得高大，50岁左右，垂胡、秃头，头发过早地灰白了。他的面部肤色深，眼睛小而亮，戴副眼镜，说话有口音，显然是个带有强烈偏见的人。他在表达观点时无畏而尖刻。但他是个不倦的探索者。他给我的印象是历史学家多于经济学家。他每隔一学期讲经济课，同瓦格纳交替轮换。这学期有他的课，听课的有40人以上，其中有两位是美国人，分别从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来的。到目前为止，发下的讲稿无关紧要，但课堂讨论是热烈和有趣的。”
　　“柏林大学学生和他们的哈佛兄弟在一般的仪表上有着显著的不同。哈佛人爱好懒懒散散地、无精打采地迈着大步，把手塞进裤兜里，穿着好，然而又有某种有意的粗心，会表现出像是个满不在乎的年轻人；刚出襁褓，但尚未穿上紧身衣。柏林大学学生爱好架子十足地行走。从来不用他的裤兜或在公共场合吹口哨，穿着不算好，但是使用某种第一流的衣领、手套和手杖，会表现出是个有智慧的、有前途的、当前挺重要的年轻人。一群德国学生在一起会显得很独特。”
　　“在社交生活中，这里的排他主义甚至比哈佛还明显。当某个蠢家伙来问道：‘哈佛学生的社交生活如何？’必然会被反问：‘什么哈佛学生？’在柏林大学就是如此。大多数学生多年来在别处痛饮，到这里来若不是为了追寻比较严肃的消遗，至少也是不同种类的消遣。因此，这里的学生会并不像别处那么起很大作用。”
　　“关于德国学生的兄弟会已经有过很多介绍，多数人是熟悉的。它们有两类：‘弗尔秉登’和‘弗尔瑞林’。前一类有两大部分：‘弗尔秉登金’，在各大学有分会，下面设团体。过去只有贵族参加，而现在同其他部分：‘伯钱纳哈弗特’和‘兰斯曼洽弗特’只有一点点的区别。后者会员很多。第二大部分‘弗莱·弗尔秉登金’，是地方社团。”
　　“各大学内的‘弗尔秉登金’会员戴学生帽，三色的带子斜戴在胸前，在相当程度上练习假的剑击决斗，不留胡子，一起喝酒，互相用日常的“你”来称呼，而不用客气的“您”。‘弗尔秉登金’同学会的目的纯粹是社交。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在他们的‘地方，聚会，喝啤酒、唱歌、打斗等。决斗仍然进行，但并不很广泛——最近见到有3或4起面颊或头部被划破的。我估计不到10位，可能不到20位会员留有伤疤。我想，现在的习俗是完全无伤害的，比起哈佛的狄克依入会式，那就更不算什么了。各个不同的社团威风凛凛地在大学前的小广场上慢步游行，而他们的人数是不令人注目的，一般总共不超过50或60人。
　　“‘弗尔瑞林，是为地方社交和文化目的而设的社团，会员不戴帽子，或只有系在他们怀表短链上的作为所属团体色彩标志的绶带。在柏林有好几个‘弗尔瑞林’，目的各异，从哲学到国际象棋，从改变犹太人信仰到爬阿尔卑斯山脉运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属于社团的独立的‘学生会’。”
　　“政治形势引起学生们强烈的兴趣，尽管极少畅开言论。显而易见，威廉二世在年轻人中间不是完全受欢迎的。许多人并不反对对社会主义小小地卖弄风情。在这些未来的公民中存在着普遍的不安定和不满因素。”
　　“我很自然地被社会主义运动所吸引。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和那些修正主义者如拉萨尔、伯恩斯坦、巴枯宁的历史，对像我这样一个没真正接受过这方面教育的学生来说，是太复杂了。在我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前，我听了过多的反证论点。甚至连巴黎公社这么大的事件，在美国，我上的主要历史课中都减到最少程度。在俾斯麦1890年倒台前，社会主义组织或运动在德国是非法的。但是在俾斯麦统治下，由于工业工人的增加，导致国家的意外保险、老年救济等类似庞大计划的出现。在1891年，威廉二世通过他的新首相卡普里威试行一种新的社会政策，允许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我去德国上学时，一个新的社会民主党开始迅速发展。我常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我的学生身份妨碍我个人去同工人接近，而这对全面了解他们是必需的。我不久确实了解到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是最大的党，但是由于特权和擅自分类划分选区的缘故，他们在议会中没有占据应有的合法席位数。”

　　“夜晚，壮丽而美妙。我为活着而高兴。作为一个强人，我为去赢得一个种族而欢呼。我是强的，这是自高自大吗？是自信吗？这是心灵静静的呼唤，使我感到我是皇族，在我的王权下，普天下的国王将低下头来。黑人祖先的黑色热血冲击着我的心脏。我知道我要么是天才，要么是蠢才。啊，我想知道我倒底是什么人！我想知道世界倒底是什么！我想知道是否值得用生命去与风暴拼搏。我不知道，也许我将永远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不管真理是什么，我将根据纯粹的设想，即它是值得寻求的，而去寻求。无论是天堂、地狱，是上帝、魔鬼，都将无法阻止我实现我的目标，直到我死去。我将在我生命的第二个25年中进入这未知的世界的黑暗的森林中，为了这我当过多年的学徒，在人间提供的图表和指南针下，我没有什么信心，但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要去寻找，直到找到，然后死去。在这全然无望的生活中有着壮丽的东西——生命？生命就是一切？如果我奋斗，我在活着时将继续奋斗吗？我不知道。尽管对永生有着极大的渴望，它时而使我心里厌烦，我咬紧牙关说我不在乎。抓紧时间！那就是当前尽情享受。归根结底，什么是生命，就只是生命？生命的结束就是最伟大、最完全的自我的结束，这个结束就是善良。美丽是它的象征，它的热情和真实是它的本质。这些不是三个同量的东西，它们是长宽高三度的立体。也许上帝属第四，但是正由于这个原因，他将是不可思议的。那伟大的、完全的生命的定义就是美丽，美丽——像一个热情的黑肤色的女人那样的美丽，像一个金子般心肠的女学生那样的美丽，像一个灰白色头发的英雄那样的美丽。那是宽度。接着是真实——它是什么，客观的和无可辩驳的。什么是高度。现在我明白了，所以拯救我的灵魂吧，以高度乘宽度，以真实乘美丽，然后是善良，力量将它们结合成坚固的整体。为了什么？我现在不知道。也许还有其他容积是无限的。这是个令人极不满意的比喻，然而它粗略地代表了我对世界的态度。我要为我的生活而奋斗，可能为之奋斗一生，我的这种奋斗只有在与我兄弟姐妹们同样的奋斗不能和谐共存时才加以限制。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限制从何而来。我经常是迷惑不解的。保罗把它比作吃肉，那是愚蠢的。我把它比作（也许）美丽的生命的毁灭，那是残酷的。天知道，我仅仅是迷惑。我坚定地相信，我自己最美好的发展同世界上最美好的发展不是一种，也不一样，而我愿作出牺牲。为世界的美好作出牺牲的那种不健康的伤感来得太快。因此，我把世界未知的部分抓在我手中，为黑人的崛起而工作，把他们最美好的发展意味着世界最美好的发展看作是当然的……”

　　“斯莱特委员会”已经决定继续提供奖学金给你，前提是你要像以前那样拿出一半的钱。你不久会收到掌管财务的斯特朗先生的信。
　　5月8日我们收到了一份电报，上写：“是否继续给杜波依斯奖学金？”没有署名。我答复了。后来从柏林回了一封信，说没有得到过通知。我不再重复此通知。
　　我希望你在收到这封信后回我一信。像过去一样，来年的年中你要写一篇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