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第二章 西欧
我了解西欧是通过从1892年到现在对它的一系列访问。我在世界大战前作为学生和旅游者，此后作为旅游者去过德国，因而熟悉德国。我曾不时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许多地方小住。我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在希腊、土耳其和前奥匈帝国作过短暂的逗留。在我早期访问时，欧洲看起来很像美国，但是比美国古老、历史悠久。它的建筑物、纪念碑和不同的文化，让辉煌的过去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这一次出访，我更加注意观察，因为这里有一批国家经历了可怕的世界大战。革命震撼了世界，现在这个西方文明中心的人们正在尝试以某种新的面貌来重新建设自己。在另一方面，我代表的却是某种旧的东西，一个被奴隶制和贫穷所包围，创始了现代种族问题的新的美国。像以前那样，我认为我今生是那些受欧洲的白人压迫的黑种人中的一员。
在学生时代，我曾听到关于种族之间的斗争和奴隶贩卖被废止的情况，关于奴隶制的废除，殖民帝国主义的兴起，直到20世纪，欧洲各国为了争夺对亚洲和非洲的统治权而开战等情况。我此次来到欧洲是想了解倘若欧洲帝国主义即将消失，我们对将来的希望是什么，一个和平和种族平等的世界是否将出现？
然而我失望了。伦敦是一个整洁和舒适的城市，到处是公园、树木和花草。英国仍然是一个大国。荷兰是整洁和高雅的。然而这两个国家使我震惊。我素知英国人的风度含蓄而端庄；他们的报纸很出色，杂志严肃，图书思想丰富。但是今天，无论在街上和集会场所，在商店和工厂里，潜伏着巨大的恐惧：不列颠帝国正在崩溃。英国人长期对世界实行的统治已经接近尽头，没有东西能够制止它，这一点英国人清楚。他们以美国为靠山，越来越依赖美国的财富和技术。这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来：美国对英国的建筑业和商业的巨大投资以及英国人纵然不情愿，却越来越尊重美国人的风俗和意见。
简明直率地说，我过去就知道不列颠帝国曾把它的繁荣建立在世界有色人种的劳动者被迫的廉价劳动上，建立在它从世界各地非法无偿攫取的土地和物资上。就算是过去英国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对财富的掠夺在道义上并不比别的国家糟，甚至在工作的效率和科学性上比大多数国家还强，从而比别的国家更为有钱有势，然而这一切可怕的后果是世界大战，是全球的屠杀、破坏、残害和疾病蔓延。其灾难已到了如此地步，使许多人对将来陷于绝望。为此，我1958年到欧洲就是想尽可能地了解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以防重蹈覆辙，以及对将来的希望是什么。我得出的结论是，英国人决定大体上沿着与过去同样的道路走下去，那就是他们决定用非法无偿攫取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来维持他们舒适的生活和物质文明。如果他们承诺改变对他人的待遇，那也只有在这种要求在本质上不致使他们放弃安逸奢侈的生活之时。
19世纪后半叶这种制度一直维持着。它运转得如此之好以至到20世纪为了重新瓜分从殖民地掠夺的脏物，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荷兰和比利时相互之间展开了可怕的战争。这场战争使形势复杂化了。它加剧了本国劳动人民对提高工资的要求，促进了被拖入战争的殖民地人民的觉醒。他们开始要求增加劳动收入，要求更多地使用土地，甚至要求政治权力。在本世纪的后半期出现的是一个自由的印度和中国，一个在斗争中的印度尼西亚，亚洲其他各地和非洲日益增长的对自治的要求和中美洲、南美洲、加勒比海岛屿对此纷纷的响应。
领导和鼓励这场反抗和动乱的是俄国，后来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否定私人拥有资本的权利，否定发展工业以赢利为目的，反对殖民帝国主义。
赋予自己权力来对付这一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它是200多年前崛起的一个思想自由的民主国家，有着无穷无尽的土地和资源。但是它陷入了对奴隶劳役的依靠，把自己变成由各有关公司控制的巨大的垄断资本中心。现在它企图代替英王国用武力来制止社会主义，用私人资本和新的技术发明来统治世界。
西欧怀着惊恐的心情注视着这场决斗。我发现在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统治阶级对他们的国家死死抱住的一个信念就是他们的文化和安逸要绝对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依赖从得不到保护的人民那里夺得的土地和原料。这些劳动人民中有的属于他们本国的“下层社会”，其中大多数人是“缺少教养，无法无天的”。西欧统治阶级希望在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实质性变化的前提下，在他们的需要与下层社会和人民的反叛之间取得和解。
他们认为可能性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用给予基础教育和一些政治权力来安抚本国劳动人民；用对国外投资所获部分利润来提高本国劳动者的工资，为确保这一点，劳动者必需参与世界战争；扶持落后国家中一小部分人得势。这一小部分人为了自己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将同帝国主义一起来剥削自己的人民；西欧本国的劳动者还可以通过工会活动从雇主的巨额利润中争得一部分来提高自己的工资，而劳动者交纳的税金和在国外服军役将使他们所获最终符合投资者的利益。假如殖民地人民忍无可忍，那么，起义将随之发生，战争就会开始，帝国主义用原子弹能在战争中取胜，除非共产党国家参战，中立国像印度和埃及避开。
在另一方面，假若世界大多数无处安身、挨饿和贫穷的人民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得到了食物、衣服和住房的供应，并开始享有现代文化，这时，帝国主义无疑将维持不下去，除非西方贪婪的社会付出代价，减少享受和奢侈的生活，较平均地分配财物和特权。这个代价，我看，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是不肯付出的。这就是当前世界的问题。没有一个西欧国家准备做出如此牺牲。没有一个工党会为了改善殖民地劳动人民的处境而去冒降低工资的风险。
在荷兰，我非常吃惊地认识到了这点。是荷兰人18世纪初在西非海岸拐走了我的曾祖父，把他卖到哈得逊流域当奴隶。荷兰人步他们的创始者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后尘，开始参加窃取非洲劳动力的活动。英国人在18世纪成功地取代了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贩卖者，在他们的美国殖民地建立了奴隶制度。荷兰人与英国人之间这种商业上的争夺最后导致荷兰殖民制度在东南亚的建立。
这个殖民王国的中心是印度尼西亚。它的土地、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使荷兰人富有，得以享受安逸生活。荷兰成为一个以清洁和美丽的鲜花著称的国家。继之，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抗斗争。我访问荷兰时正值人们感到他们已充分认识了这一打击的后果。荷兰和印度尼西亚的混血儿开始大量流入荷兰，从而带来了种族和阶级问题。有钱人的收入减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被逐渐认识。我在海牙文化俱乐部的演讲中谈论和平是失策的。俱乐部里听讲的有老师和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和白领阶级。他们不愿听讲和平，最不愿听的是关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和平，因为是苏联不让荷兰重新得到印度尼西亚，而美国是苏联统治世界的重要对手。
就这样，在惨遭战争和破坏的欧洲，有钱有识的人不愿听讲和平。这对我来说，感到惊奇和失望，而对那些听我演讲的人来说，那个场合令他们感到失望和受侮辱。他们要舒适的生活和文明，为此不惜对荷兰文明长期依赖的土地和劳动力实行同样的帝国的控制。
我从荷兰很快转往法国，而不去访问比利时和它的现代博览会。我有一种感觉，我在布鲁塞尔可能会讲到的有关比属刚果问题，比利时人是不会喜欢听的。我到法国正值戴高乐极力试图争取统治权。我首次去法国是1892年，最后一次是1950年。我了解法国人民经受的苦难。在我一生中，法国对我始终是亲近的。我的名字是法文的。我有法国血统。我对巴黎比对除美国以外世界上任何城市都熟悉。我能讲一点“这个世界最美丽的语言”。在法国土地上，我所感受的肤色和种族的偏见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少。如果在法国能一样实践我对美国黑人的使命，我会很乐意在法国定居。
1949年我在这里曾见过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和平，要求彻底废止战争。这一点，我一直想像是可能的。现在，10年以后，所有这些都失败了。法国再一次在作战，并且在准备战争。法国在一个伟大的，然而奇特地犯了错误的理想主义者的领导下正在寻找那永远不可能再得到的荣耀。死亡布在她的眼中、讲演中和一举一动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公园——卢森堡公园的大门口，有配备机关枪的警察在站岗。我看见阿尔及利亚的男孩们在人行道上被搜查。恐怖、仇恨和失望笼罩着巴黎的街头。
法国在我面前颤动。黑暗的死亡今天给它的生活投上了阴影。我竟会看到那新的可怕的穷困带来的痛苦和那集中了巨大财富的势力。这里隐现着法国的天才和情趣，连同它那残酷的意志和酒醉的美态。法国的酒正由于是美酒而成了祸根。我记得我的朋友约翰·霍普有一次在法国对我说:“杜波依斯，法国人不是喝醉了，他们是喝得醉醺醺的！”我的这位朋友在这万恶的世界里对人情世故显得有点天真和单纯。他那时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当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利亚时，法国的葡萄园里发生了虫害，于是这个殖民地国家立即停止种阿尔及利亚人民赖以生存的小麦而去种葡萄。廉价的阿尔及利亚酒大量流入法国，比法国的酒价格低，而阿尔及利亚人民却在挨饿。然后，接着而来是更多的酗酒、起义和战争。在这个国度里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和没完没了的矛盾，但它永远不会灭亡，只要人们还记得罗兰，记得路易斯、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杜马斯等皇帝。
我在访问西欧回国前的最后一瞥是瑞典。我早就知道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了。社会主义者把它们叫做私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他们看到了在这个福利国家里，社会控制的增长超过了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赢利，新的住房制度引起我的兴趣；还有那养老金制度和学校。社会主义者企图用这个办法来避开革命，减少狂暴的个人主义。我近期的访问是象征性的。10年前的1949年，在那不平常的巴黎会议之后，我参加了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以后的9年里由于拿不到护照，我没能参加会议。我没有参加通过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呼吁书》的会议，它被美国称作是为解除西方武装的“共产党的阴谋”。会议一次次地召开，大多数国家参加了，而我没有出席。然后到1959年，我可以参加会议了。我放弃了对匈牙利和巴尔干国家的访问，那儿是我很想去的地方。我去了瑞典，那美丽的北极光笼罩着14个岛屿。我看到了或许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受欢迎的住房制度。
瑞典避免了战争，但是它不欢迎世界和平。当我觉察到这一点时我是很惊奇的。它不愿“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它不会严加拒绝，但对此不表示欢迎。它的报界和教士们对此不予理睬，住户，除少数例外，给许多世界男女领导人吃了闭门羹，就因为他们为了促进和平聚在一起；就因为他们同那些不相信私人资本主义和确实痛恨战争的国家聚会。这真是令人吃惊。瑞典是不是害怕了，如果是，怕的是什么？是否认为和平助长了共产主义，若是，那是多好的默认啊！瑞典是不是畏惧英国和美国？若是，那又是多妙的谴责啊！我见到一位印度作家，他的书从来没有在美国出版过，我刚读到一本。他看起来有点烦恼，他说:“我的瑞典出版商要我在这个理事会会议开过后再去找他。”只有少数几个斯德哥尔摩市民参加纪念菲莱德力克·乔里奥特一居里的仪式。很少人去会见那白发的法国妇女领袖尤金妮·戈登和比利时的伊莎贝尔·布卢姆夫人，后者曾帮助我免坐美国监牢。
今天，我以为西欧还没有准备放弃殖民帝国主义。它拼命地守着它的财富和势力，那是从因现代技术被迫继续忍受奴隶境遇的廉价的殖民地苦工那里得来的。欧洲的工党不准备去帮助解放亚洲和非洲的劳工。相反地，他们都想从殖民地的利润中获取高工资，并愿为保护那些利益去打仗。支持西欧这种态度的是美国。美国准备用金钱援助欧洲，并协助任何欧洲国家去保持对殖民地人民的控制。或者取而代之，自己成为殖民地的统治者。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