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我的第十五次出国旅行
8月8日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不少朋友手捧鲜花和美酒在码头上欢送我和我的妻子。这是我第十五次出国旅行。我感觉像个获释的囚犯，因为自1951年以来，我的政府一直拒绝给我护照，托辞是：我的出国被认为不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他们认为，我若出国，或许会抨击美国对美国黑人的态度。这倒是事实。
后来国务院又换了个借口，说什么除非我书面声明我不是共产党员，否则拒绝发给我护照。实际上，我当时不是共产党员。尽管如此，我以政府没有法定权利过问我的政治信仰为由，拒绝发表任何声明。
没料到在195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一项决定。决定称:“国会从未给予国务院任何权利要求以政治宣誓作为发给护照的先决条件。”国务院于7月份将护照发给了过去曾被拒绝给予旅行权利的一些人，包括保罗·罗伯逊和他的妻子以及我和我的妻子雪莉·格雷厄姆。保罗和他的妻子当即出国了，而我们则准备随后于9月份动身。但是由于美国总统向国会匆匆提出一份特别咨文，要求通过新的法案，于是我们赶紧提前在8月份上路。
整个旅途海面都是平静的。船上设施完备，虽说在我们客舱里间的空调有点毛病。旅客比我预料的美国人更有礼貌些。我们同罗马尼亚驻联合国大使和他的一家交往十分愉快。
到达伦敦时，我们的行李受到严密的检查。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有礼貌地放行了。我们同好友西德利克·贝尔弗雷杰一起，从南安普敦开车到伦敦市，途经纽福莱斯特，驶近我女儿上中学的比戴尔斯。我们趁保罗·罗伯逊在莫斯科演唱，在他的伦敦寓所住了3个星期。
8～9月我在英国、荷兰和法国观光，秋天和初冬则住在苏联，部分时间在疗养院休养，冬天和春天去中国呆了3个月，然后回到莫斯科过五一节。我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第十届会议。最后在英格兰逗留一个月，1959年7月1日回到家里。
我之所以比较详细地提到这次旅程，因为它是我最重要的旅行之一，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我把它写进自传里，就是为了说明这个影响。自传并不是不可争议的权威，它们总是不完全，常常是不可靠的。尽管我一心要把实情写出来，但是困难不少，特别对一些细节淡忘了。因此最后只能写成一部关于我的生涯的论述，其中有不少遗漏和误解，有一些有价值的陈述，但又往往达不到绝对的真实，尽管我的愿望是要做到坦率和公正。
我是什么人？去年面对动荡的世界，竟然试图就此作出判断？以我坎坷的生活，受到人们那样的对待以及我所想所做的，我的判断肯定是带有偏见的。由于我的成长过程和我的意志以及我周围的环境、学识和无知等缘故，现在的我变化是很大的。关于对自己的看法，我现在和过去，都提供不出一定的材料来证明什么是真正的我。我如今描述的生活多半是一堆已大量删节的记忆，省略的都是那偶然或处心积虑地蓄意忘却的事情。
40年前，当我50岁时，我首次尝试写了一部简短的自传，内有我记得的许多细节和结论，而现在都消失了，即使记起，也已十分生疏。当然还有些成文的东西，像我25岁生日时的备忘录，给母亲的一些信和那封写给前总统海士的珍贵的信。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我写自己的经历大都是按照我70岁时的观点，这同我91岁时的想法已大不相同。为此，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不同的观点同真实情况之间的矛盾，而不应把自传看作是最终的和绝对的权威。如今这本书是一个老人的独白，叙述他从渐渐流逝的岁月中，如梦似地追忆他度过的一生；还有那些他希望人们相信的东西。
我的一生以100年计算，现在只剩下10年了。我很可能等不到最后的日子，因为生命并不遵循逻辑上的完整。但是我将会在相当接近最后的日子里，怀着一种完整感来讲话。在我所有的计划和梦想中，我不记得曾经想到过长寿。我父母双方的家族成员一般活到70多岁，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活到90岁的，而我的生身父母在50多岁就去世了。
我记得我曾就我50岁生日写过类似半传记的书，书名《黑水》。我没有想到近期会死去，但是我清楚到目前为止我的生命的大部分已经过去。的确，我们这代人的特点是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差不多到60岁时大功告成，到了70岁将面对死亡或临近死亡。
然而我却没有想到死。我65岁那年接受了在亚特兰大大学的终身职业，而没有片刻的踌躇去问一问：如果我被认为年龄过大不适合工作时，将会是什么状况。我对自己的老年毫不担忧，这是很特殊的，它与我整个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在我的家乡，老人们总要同亲戚住在一起。在我周围的社区，一般居民首先担忧的是他们年老后的生活安排问题。就我个人来说，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困扰过我，直到我75岁突然退休了，才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储蓄，也没有指望能得到足够维持生活的养老金。我不关注自己的未来生活，并不是由于懒惰或疏忽，而是由于我渴求工作，渴求无休止的工作。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