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多布 -> ﹝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第八章 第二次大战前后的经济
第一节
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大战中的廿余年间，造成廿世纪初期经济局面的基本趋势，大部分都是在继续发展，而且是更进一步的，加速度的。廿世纪廿年代的一般见解，总以为当时经济的病态及其根源，是战时的失衡所遗留下来的，再加上战时的货币纷乱所致，如果将来经过适当的调整，便能恢复稳定，这些经济病状，也自然会消逝的。[1]许多时事评论家，把恢复“正常”价比的“稳定局面”，看作非常玄妙的一种答案，代替了现实的思想。与此有联系，但比较更有弹性的一种看法，是认为因为战争的原故，生产与市场情况，已发生长期变化，从而改变了经济体系，虽然调整时不无艰涩之处，但经过相当时期，只要企业与贸易的自由，能够恢复，还是没有问题的。复以欧洲层出不穷的纷扰与世界其他各地的繁荣，形成对照，更增强了经济危机现象，只是过渡性质的信念。第一次大战后不久，美国即步入了繁荣，使着乐观的情绪达于疯狂。一个新的观念笼罩了北美大地，在该处扩张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企业获得了新的命运：取消了资源稀少的问题，不仅其本国的人民，即全世界的人民，亦将从而致富。正在一九二九不幸的那一年，胡佛领导下的“近代经济变化研究委员会”，满怀信心的在报告书上，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话，“在经济意义上，我们有着无限的园地，新的需求又能制造更新的需求，如此川流不息……我们仅仅接近到我们经济潜在能力的边缘而已。”我们回忆一下，这个时代的情绪，确是令人有近代奇观之感。不过好景不长，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间一系列的事实，冲破了乐观的梦幻，而且这次危机的来势及其影响所及的范围，都远非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长期萧条”所能与之比拟。在这人们觉悟到是经济体系基本上有了问题，比调整迟缓，价比失调等等原因，更为根本，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社会正在感受了长期的病症，走向崩溃的道路。
两次大战间的这段时期里，在大的方向上，是不难认识的，所有的特点，都是垄断时代所应具有的，简直是一目了然，无庸仔细分析。这几十年与前世纪的“长期萧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大部分主要的工业价格，呈现胶漆状，而且维持利润水平，不使物价崩溃；工业家与政治家咸以限制生产率，而不降低成本为补救的策略；结果生产能力普遍的闲置，而失业问题规模之严重与持续性，都是史无前例。我们上面所谈到的，所谓新重商主义“对于生产能力之恐惧”性，仍是很显然的。例如，关税政策，卡特尔限额制与限制计划的普遍应用，时尚的大规模广告运动，联合的商业宣传与特权市场，以及普遍的宣扬出超等等……，政府的政策都带有这些色彩。工业与经济的复兴计划，都在执行这些意志。它促进了保守主义，同时使着企业性与冒险性的意志为之瘫痪，甚而至于使经济学家的思想否定了百余年来的传统，引导着经济理论向一条相当新奇的路线发展。
为了使我们上面所讲的更容易令人了解起见，我们假定一个抽象的模型，去代表建筑在高度独占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工业于运用时之主要轮廓。[2]为了使我们的模型与现时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并且只主义要点而忽略枝节问题，我们的模型要特别简化，俾可使突出的部分一目了然，凡与其他情况之下所共具之特点，则一概从略。
首先，这个模型是有着价格与成本之间越乎寻常距离的特点，因之利润也就越乎寻常的膨胀，总之，工业收入中的工资部分必然会过分的抑低（此处所指的利润是以与经常开支形成的比例表示之）。其次，如果在特定的市场上或一般的市场上需求减少时，独占资本家所采的策略是减少生产量而不是压低价格，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维持价格以取得最大的利润。[3]第三，这个制度是有大批生产能力与生产设备被荒废闲置，及大批产业后备军存在的特点，尤其是在萧条时期是如此。因为普遍的采用限制的手段以及固定的设备不能拆散使用，上述的现象可能成为久性的。[4]换言之，在恐惧生产能力的时代里一部分，生产力必然不能被充分利用，同时产业后备军必然因资本家蓄意使生产收到限制而随时得到补充。第四，因为垄断资本家不愿扩充生产能力，而新的企业又不能染指，新的投资率可能是降低的。在极端情况下，每一个工业纵不是由一个厂家所单独操纵，也要为一个利益集体所控制，正如前几个世纪排他性的行会制度一样。倘有其他的自由投资范围存在的话，那么独占工业里投资率降低以后至少因为自由工业投资的增加率，部分的可加以抵销。“自由”工业里投资率增加以后，利润率也便有下落之趋势，而同时短暂的工业里因独占的手段利润率为之提高，因为最后新投资率仍必将降低。[5]在这种情况里，有一个显著的矛盾：一方面，在不损及垄断利润的条件下，投资的机会是狭隘了；另方面，是加紧觅求投资的出路，增加殖民地的势力范围。[6]
第五，国内投资率减低以后（除非为殖民地的发展有大量的资本出口可以抵销的情况之外，）重工业产品的市场，必然趋于狭隘，而同时因为集体失业人口的存在，以及上述的工资抑低利润膨大的各种情况，消费必然衰退，从而使着消费市场受到抑制。所以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里，是有市场滞销与需求长期不足的特点。这会使市场滞销现象益形严重，而且恢复困难，致使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与失业问题长期化。复次，重工业与消费工业比较起来，重工业所感受之困难益为严重，于是为重工业谋求出路便成为当务之急，甚至于窒息其他国家竞争性的重工业或侵占别国的土地都在所不惜。
最后，工业结构有趋于僵化的趋势，其为坚强独占组织所控制的工业固然如此，就是比较松懈的卡特尔形态的管制也有同样的结果，换言之：每个工业的现有状况因为只生产限额的产量，都被冻结了，[7]这并不是说独占组织完全没有进步的成分。在组织调查研究并在长期打算上，原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同时可利用最有效的设备集中生产，这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往往是不太可能的。熊彼得甚至于认为独占的组织可以发挥高度的建设创造性，因为它可以有效的运用充足的资源，并可肩负普通企业家所不能担任的风险。不过这显然忽略了独占资本家花费了许多时间与精力抵制新的发明，拒绝其他企业家染指，工具既得利益的事实。同时也忽略了在独占制度下，他们在考虑改用新方法时，对于为原有旧方法已经投下去的资本价值的影响时，会使他们踌躇，而退缩不前，与完全竞争的情况不同。
无疑义地，关于独占问题，我们所最应该注意的，是其对于经济发展之影响，而不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强调的，对于经济均衡的影响。在某一特定的时代里，这些影响是累进的，随着经济制度之发展，不但速度会变化，同时整个路线也可能变化，正如同四五个世纪以前的情况那样的显著。在独占制度下，注意力从生产成本的考虑转移到金融与商业霸权的考虑上，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例如：参与公司的操纵技术，与银行的联系合同及其密切关系，是垄断资本家所注意的，至于对工业标准化之推进，以及区位问题反而毫不在意。除非甘冒掠夺别国土地的为限，以及打击足以损妨独占资本家的各种活动的措施外，独占资本家是保守的而不是进取的。在巩固自己的战略地位时，增加费伯伦（Veblen）所讲的，“因减少生产效能所发生的无形资产”价值，比因改进生产所获得的利润，更富于诱惑性。结果在目前资本主义的世界，作为生产标准及业务政策动机指针的资本价值与利润的希望，渐以限制生产力为时尚，而不图改进。这一发展，正如费伯伦所云：“工业被控制的情况下，最突出而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工业设备与资源，及其所有权的证券，其面值远超过了所代表的设备与资源市价”。[8]换言之，大量不事生产的成本，压在工业体系的上面，再加上独占竞争时代里，争取“经济霸权”的斗争中间的消耗，直压得工业体系，不堪重荷。（“经济霸权”（Economic Baronage）是由一位最近泰晤士报的投稿人所创用）
最近在英国同这个抽象模型相类似的事件，是不难寻觅的；卅年代的大陆国家与美洲，事态的演变与之类似之点更为显著，英国多余生产能力的全面调查虽付之缺如，但在美国，我们可以根据人们时常引用的普鲁金斯研究所，所发表的估计数字，据说，在美国繁荣高潮顶点的一九二九年，生产设备中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竟达百分之二十。在萧条最甚的那一年，废弃的生产力到过百分之五十。[9]关于英国基本工业的情况，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其对于摧毁多余生产能力的计划，如造船证券公司计划，或棉纺锭法案，（更无论限制耕地面积的农业计划了，不过那可能还有特殊的原因）说明了一个问题：纵使英国在三十年代初期，多余的生产能力到不了百分之五十，其规模也是相当大的。二十年代的英国，失业的数字，平均总在百分之十二；到了三十年代初期，就大为上升，接近三百万人之谱，从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五，在曾保险的工人中，失业的数字，平均为百分之一八·五左右，这相当于一九一四年前平均数字的四倍，又相当于一九一四年前四十年中，失业记录最高峰的两杯之谱。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大滞销期间，美国失业数字约为一千三百万强，而主要产业国家的数字，约为二千五百万至三千万之谱。[10]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间，英国每年吸收就业的劳动人民，平均约当人口的百分之一·五：在这十五年中，虽然三十年代后期有重整军备的活动，同时人口的增加率也比一九一四年前为小，但是产业后备军的人数，一直没有改变。以第一次战后的就业高峰与一九三九年的情况比较，在保险的各行业中，就业人数增加率百分之二十，而谋求职业的工人缺增加率百分之二十八。制造工业的就业增加数，微小得很，而采冶工业的就业数，缩减了三分之一。
关于限制生产，维持价格政策，所造成的价格胶漆性，于战后，尤其是在美国，曾有许多的研究报告。一九二九至一九三零年的美国，物价比早年萧条时期，降落迟缓得多。有人就这样地写道：“这个局面是有着巩固现行价格，并拒绝降低的特点，因之使这次萧条，比以往时间拖得长，而且也更艰苦”。[11]“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最后的一次报告书，引证参考资料：“为独占康采恩或主要的产业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基本工业，为了维持价格，保证利润计，确有减产情事”，同时另一篇关于物价动态的研究论文透露，：“大体上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你那滞销期内，每逢物价落得多的时候，产量便减低得较少；反过来，如物价维持不动，则产量即将锐减”。[12]最值得注意的一项参考资料，就是德国“产业组织促进协会”，对于受卡特尔控制的产品与在相当的自由竞争市场上贩卖的产品，物价降落的比较研究（这部分研究结果，“国际联盟经济情势普查”曾加以引用）。这些德国资料说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间，后一种产品的物价指数，落至四五·七，而前项产品的物价指数为八三·五（一九二六年等于一零零）。换言之，卡特尔控制的产品价格，比起自由市场的产品价格，只降落了三分之一。[13]
在危机的过程中，资本货物与消费货物的价格动态，也形成对比，前者降低的程度要小得多。这恰与一九一四年前的情况相反，例如，美国于一九零七至一九零八年危机中，资本货物之降落，两倍于消费品，而德国则相当于三倍之谱，所以对比的情况，更值得注意。而且初视之，会令人感觉到惊异，因为一九二九年后的净投资，比以前的危机时期，减退得更为显著。固然我们可以说，资本货物的总需求，包括新建部分及补充折旧部分，也许不若最初想象的那么大，同时纵使需求减少得很多，也许对于价格不至于有很大的抑低作用。[14]无可置辩地，战前与战后之所以不同者，是由于战后重工业有高度的独占组织，“其组织坚强的生产器材工业，已经卡特尔化，或正在进行卡特尔化，或正在进行卡特尔化，资本的负担很重，抵制减价的力量也很大”。[15]复次，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售【“售”前一次因印刷问题无法看清——录入者注】物价下落程度，也甚于工业品。例如，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美国的原料落价百分之四十九，而工业品仅落价百分之三十一，德国的原料落价百分之三十五，而工业品落价百分之二十九。[16]在农业方面，则因特殊的原因，影响生产与供应，致使价格崩溃。各种价格间的不平衡性（让我们借用一九二三年苏联用以形容工农产品价格不同方向发展的一个名词“剪刀差”以表明之。）是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经济危机中一个突出的现象，使着正常的交换比率与贸易数量是都被打乱了，结果，相对的收入同购买能力都发生了变化，造成了那些年代中金融财政上的纷乱。
因为产量同价格的变动会影响到利润，因此繁荣与萧条期间，利润的波动应该是很显然的。还有，所谓净利润者，是指着毛收入与毛成本之间的差额，同时同这两个数字比较起来可能是很小的，每逢价格跌落的时候，这个差额可能完全消失，也许在真正滞销的时候，完全变成为损失。三十年代初期，产业利润确是为之缩减，不过，若与完全竞争情况比较起来，其缩减程度之小，简直是出乎人们语料之外。我们只看股息分配的情形，还不能得窥全豹；如要了解全面情况，我们必须要知道公积金的分配与财产的估价，茲以英国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分配情形而论，根据斯谭普（Stamp）的利润指数，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三年不景气的时候，平均还维持着六厘股息。（一九二九年的股息为一分五厘）而且从未跌倒六厘以下。[17]关于收入分配问题，已有的资料并不能说明真相，国民所得中的工资部分，无论是在危机期间或自二十世纪以来，根据各种估计（按指资本主义国家之估计——译者注），比例上都没有什么变动，这是很有问题的。其所以如此者，并不是因为垄断的程度不够，或未产生影响，乃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模糊了垄断资本掠夺工人收入的事实。[18]如果我们以制造工业的净产品作为工资的部分加以计算，情形便有些两样了。（与以全部国民所得计算不同）这次我们便可以分辨出来，英国的工资收入的长期趋势，是在稳落；美国在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初期也在降落，直至一九三三年实行“新政”后，曾一度上涨；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德国的情形，是最初急骤下落，以后一直维持最低的标准。德国与美国的工资比例，较英国为低（因为垄断组织比较发达，同时自一九三二年依赖，德国的最低）。[19]
毕卫瑞技（Beveridge）曾指出：一九一四年前的几十年中，繁荣与滞销期间，生产量的波动有减低的趋势，而在两次大战期间，则有很显著的增加趋势，“是十九世纪中叶依赖所未有者”。[20]他的产业活动指数，以“标准差”计算，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三八年者，相当于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一三年者两倍强，同时相当于一八六零年至一八八六年的两倍；在建筑业方面，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三八年的波动，约为一九一四年前二十五年中的三倍，同时相当于一八六零年至一八八六年的两杯强。[21]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的经济危机，正如《经济学人》（按指英国的一个反动经济刊物——译者注）所说的“灾难纷至沓来的年头里”，“主要工业国家的生产量，降低在一九二九年前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22]一九三二年夏天，美国的生产量比一九二九年高峰跌落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三三年建筑器材的生产量只相当于一九二九年的三分之一强，在其他各国跌落的程度，约在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之间，一九三年的德国捷克与波兰，跌落的程度比联合王国与瑞典为甚。重工业的生产崩溃情形，是最为显著，一九三二年三月六个主要工业国家的铣铁的总产量，比一九二九年的水平降低了百分之六十四。[23]有些国家的国民所得总额（以价值计算）差不多跌落了一半，同时，国际贸易的总值比一九二九年水平跌落了百分之四十，而国际贸易量则跌落了百分之七十四之巨。
这次的危机，除了其严重性与持续性的特点外，最令人注意的是它的普遍性。正如一位美国的经济学家所云：“战后的第二次经济萧条是这样的深入，而且非常难以渡过难关，主要的是由于其普遍性。除了苏联而外，几无例外。产业中心与殖民地都同样的感受到威胁”。[24]二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则并不普遍，而且差不多只限于受到战祸的欧洲。一九二零至二一年的短期萧条，渡过之后，即开始了美国所引起的八年繁荣高潮，使着一九二九年的生产量比一九二二年的水平高百分之三十四，比一九一三年的水平高百分之六十五。新建设率更是惊人，以美国机械工具的需求而论，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二年即增加率百分之九十，同时铸造设备的需求，也几增加率百分之五十。在这个期间，资本货物生产的增加率，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九年上升了百分之七十，约为消费品者的两倍（永久性消费品的生产增加率比普通消费品者高，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独占竞争形式的分期付款销货办法，较前推广）。生产器材空前增加的事实，简直使着经济学家在发问：“是否全国生产能力过大的部分，都用在生产器材的方面”。[25]除了国内大量投资之外，在这个繁荣阶段，美国的海外投资也大为扩张，同时“美国从债务国过渡到债权国，虽然不如想象得那么突然，但是它能掌握这样大的海外投资，也是近代史无前例的”。[26]大部分海外投资，是采取适当美国公司控制的直接投资方式，（例如：通过美孚油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的许多分支机构，美国的资本家可以从中操纵）；同时在十年间约有三十亿元是采这种投资方式。[27]二十年代欧洲以外的许多国家，也有相当规模的海外投资。一九二五年年北美的生产值数比一九一三年增加率百分之二十六，欧洲以外国家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而资本主义的欧洲只增加了百分之二，[28]颇有一部分增加的数字，是在原料方面。不过也包括南美与日本某几种工业的增加数字。
在二十年代世界各地的生产情况既有这样的差异，而一九二九年的危机又具有如此的普遍性，如不加以深刻的解释，确能令人生大惑不解之感。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时，首当其冲者为美国，其所受之打击远比英国瑞典同法国为甚，据佛勃理肯（S.Fabricant）估计，从一八九九至一九三七年，美国的工业产品总生产量增加了二又四分之三倍，换言之，每年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三·五；在这四十年当中，曾有九次工业产品的绝对数字下降，差不多每次所占的事件为一年。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的紧缩情况，同三十年前的比较起来，“是最严重而且时间也最长的一次”；一九三二年的产量已回落到一九一三年的水平；而且到了一九三七年时，恢复了若干年后，工业产量也不过是将将达到一九二九年的高峰。[29]一九三七年后的生产又趋低落；据联邦准备银行的工业生产指数，从三七年的一一三（一九二九年为一零零）落到了三八你那的八八；降落的程度与一九二九年后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差不太多。
一九三二年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恢复情形，还是摸索前进的而且是很不平均的。虽然整个的制度已不复具有以往曾有的恢复力。“国际联盟”的“经济情势普查”于三十年代中，也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恢复只是表面的而不是根本的，而且进行得又慢又不平均”，在谈到一九三五年即一九二九年崩溃后的第六个年头时，承认：“混乱而没有希望”，同时“在广大面积上经济的活跃，并不就足以表示萧条阶段，已经渡过”。[30]前一年“经济情势普查”的编者，曾这样地写道：“过去萧条的经验是：经过相当长期的重建与稳定痛苦过程后，产业界仍可得到萧条以前的利润机会。现在产业界经过调整之后，发现景物全非”，[31]这主要是由于各国政府与产业界，为了在经济危机中维护既得利益，采取限制性的手段，以及自给自足的策略，并在货币政策上采取自由行动，总之一切的办法都是食人以自肥的。复次，甚至于在一九三六与一九三七年已经相当普遍的恢复时期，在另外一方面也是突出的不同于以前的产业循环；就是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的恢复阶段中，生产的扩张是靠了政府政策的帮助。[32]例如：最初是靠了有利于工业的货币与关税政策，一九三二年英镑的贬值，给予英国出口工业一个暂时的刺激，就是一个例子。再则是靠了低利率政策，以刺激建筑业；最后则靠了军备的开支，这在德国所起的作用比在英国大得多。换言之，促使三十年代经济恢复的需求的扩张，不论是来自资本货物的投资，或来自消费，但与制度的本身无关，同时制度本身也没有内在的恢复能力，美国自亦不能例外。恢复的力量是来自制度以外，并具有政治的背景，例如以政府的开支，或刺激投资的政府措施，或为了保护某项企业，管制市场的各种方式。正如《经济学人》所载的《英国卡特尔化》一文所载的：“自一九三二年以来，国家对于工业的态度，不再是以警察或学监的姿态出现了，它是有所偏袒的；同时“国家对于工业的态度，也彻底的改革了，以前的警察现在已成为神甫了”。[33]
第二节
关于这个时期的详细情况，无论是英国或其他各国都有些特点，不能很合适的符合我们上面所假定哪个简单的模型。首先，虽然各国的产业后备军人数非常众多，但在三十年代的初期经济危机的那几年当中，已有职业的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但是得以维持而且还上涨了些，在英国这种情况，特别突出，而且在这一点上与一八七零年的情形相同。事实上英国全部工业里的货币工资，比一八七三年降落得少得多。在其他各国降落的程度相当的大，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德国，据估计劳力成本下落百分之二十，在美国差不多下落了差不多百分之三四十之谱。[34]这个现象是不难解释的，这显然是在说明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在空前的壮大。虽然在一九二六年英国的总罢工中，劳工受到相当的挫折，同时自一九二零年以后工会的会员减少，但在有高度组织的几个行业当中，仍然能够维持工资率，工会的机构对于制止工资率之下降，是起着作用的，否则，在无组织的行业中，因为大家竞争职业的原故，工资是会降落的（在许多国家就是如此）。[35]
这个时期里的实际工资增长的原因，仅以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及其防卫的能力来解释还是不够的，正如其实年代同八十年代的情况一样，由于世界市场上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运动，输入的实粮价格下落，是一个主要原因。事实在说明，以二十年代的情况与一九一四年前的情况比较，英国进口货物的价格，比出口货物的平均的价格，下落的程度要大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着二者的比例，对于英国有利。那就是英国仍在维持食粮自由进口的传统政策，因之工农产品的交易比例改变以后，就会使生活费用下落，实际工资上升。但以实际工资之上升，是由于外来的原因，所以英国工业产品的工资成本并未上涨，在这方面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在两年间输入英国的麦子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跌落了三分之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在那些反饥饿、争取保障的年头里，英国工人阶级的境况必然要更为恶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英国工运的行列里，便不会发生分化（一八八零年就曾有过分化），换言之，已有职业的百分之四十的工人阶级，与其余没有职业而受到经济危机主要打击那大部分工人，便要分道扬镳。事实上我们在英国所见到的，这块园地完全不受席卷欧陆的社会政治潮流激荡的影响，而且最令人诧异的就是反抗同要求改善生活的情绪，是与守旧的看法同时存在的，无论是工党运动的产业部分或政治部分，都不采取彻底进步的政策。
其次，在这些年历还另外有一个现象，是无须多所解释就可以明白的，那就是不只是美国，同时在英国，劳动生产率在飞跃式的增加，正如前一世纪七十年代同八十年代的情形一样，虽在萧条时期仍然继续增加。据估计从一九二四到一九三零你那，英国工业中每一个工人的生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从一九三零年到三四的萧条期间，又增加率百分之十到十一。[36]为了说明起见，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零年我们知道，“在各行业装置的电力马达生产能力，除电力供应机构外，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二”。[37]这与美国比较起来，还是瞠乎其后的。美国制造业每个工人的产量增加率，自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九年增加率百分之四十三，[38]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39]同期其他资本主义的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二九年瑞典每一个工人的产量约增加率百分之四十之谱；同时在德国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就业的工人增加还不到百分之五十，而生产量的指数增加了增加率百分之二七·五，也就是说每个人每年平均的产量约增加率百分之五。[40]
生产率这样的长足进步，正足以说明技术上的改良；以英国而论，在“合理化”的旗帜之下，工业组织与装备都有所改进，这在第一次大战以前，却未曾作到。二十年代英国的“合理化”运动，只限于弥补漏洞而已。但以这个改进的“合理化”运动不限于英国，因之其所以迟迟采用者，是另有意义的。密勒（F.C.Mills）谈到美国时指出：“一九二三年以前，是只靠了工人的数目去扩充生产，自此以后，则进步的设备，改良的工人组织与工作技术，对于扩充生产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1]投资朝着资本的深度发展方向转变，究竟是为了应付有组织的壮大了的工人力量呢；还是如隋茲所指出的，所谓独占者，就是意味着，“节约劳动力比以前更成为资本主义的技术目标，同时新方法的安排，是为了尽量不影响原有的资本价值”；[42]甚而至于还是表示纷重沓来的科学新成就，即便在垄断时代，有市场狭隘的限制，也会推动工业的进步呢？则殊难加以肯定，总之，技术方面的变革是有着重要影响的，甚至有人对此与十八世纪末的一系列事件等量齐观。
然而有许多的影响，非始料所及。因为没有以前市场扩张的条件，所以技术的变革只是使着失业问题更为严重；因为生产某种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工人比以前减少了，而产量总额为市场所限不能同比例的增加。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美国制造业所用的工人数目，减少了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而生产量却增加率百分之十三，造成了近代独特的所谓“技术失业”问题。[43]但是技术的改进，在不同的工业里，在不同的国家，甚至于在某项工业的各部分，极不均匀，致使三十年代的初期，各种商品的价比与交易比例，都为之打乱，并使各方面的利益发生抵触。在根本没有竞争，或竞争受限制的环境里，减低成本的新发明，适足以造成全面利润的下降，与生产能力长期不能充分利用的新局面。低成本的方法代替高成本方法的正常机构，此时已不复存在；反而以限价与产量限额的规定。保持高成本的方法，这在大宗原料生产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橡胶、白糖、咖啡与大锡等。在制造工业方面，也不乏类似的例子。这方面成本降低的新方法，正足以造成工业内部的纠纷；不表现于新基础上的建设问题，却表现于低成本与高成本生产单位间的斗争，例如，怎样分配生产限额，或如何厘订价格等等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即认为三十年代这些技术变革，完全没有扩张产量，或者认为在两次大战间，投资只是采取“深度”发展的路线，而未曾向“宽度”方向发展。不过在这二十年间，英国的工业产量，比以前增加得慢；同时美国于一九三九年的产量，还没有达到十年前的标准。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英国基本工业的生产率是在增长，同时总的产量却在减少。但在扩张的工业里，产量与就业人数，增进的都非常迅速。因此有人就认为这是说明市场仍有扩张的可能，而且恢复的问题是在于如何使经济结构能有适应需求的变化。固然市场上不是完全没有扩张的可能，然而，当我们检查一下二十年代同三十年代初期的英国，生产量所以扩充二原因（这是在重整军备之前），我们变回发现扩张是另外有其特殊的原因，无论是在力量方面（与当时的生产能力相对而言）或持续性方面，都不能与十九世纪者相比拟。
这个时期主要发展的工业。是电气工程，公路运输，汽车与航空，人造丝与食品业。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七年，电气工业里所用的工人增加了一倍，同时自一九三一年至三七年，电的产量也增加了一倍。[44]机器的产量，几乎没有受到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零年滞销的影响，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七年也增加了一倍。[45]三十年代的建筑业也有显著的扩张，特别是私人建筑了为售卖的房屋，同时因为与汽车飞机及电气业的关系，有色金属的产量也有相当的扩张。
造成这种扩张，总结起来约有三个因素。第一，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食物品比较便宜的影响，这使着工人阶级比较富裕的那一部分，例如在繁荣的南部就业的工人（在南部失业的人口比较少），手中富裕的收入大为增加，同时在小中产阶级也是如此，因之对于衣服收音机家具甚而至于新的房屋都有新的需求。第二，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初期，政府财政上的活动虽然规模并不很大，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是十九世纪所不曾有的，在三十年代初期滞销的年头里，为电气网所花费的两千七百万磅，在电料市场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此外为保护汽车钢铁所采用的关税政策；自一九三二年以后财政部所执行的低利政策，以及对建筑业的贷款保证等，都促成了那些年的建筑繁荣。第三，这次的扩张有些与前一时期的扩张相近之处，那就也是受了技术新发明的影响。在本世纪最优经济意义的新发明，是内燃机与电气化。前一项发明，创造了汽车飞机与公路运输等许多新的工业；同时在农业方面也有重要的用途，远非蒸汽动力所能及。[46]电气化在英国原来进展得非常之慢，可是到了此时，促成了一系列新的投资，例如农村电气化，电热，工业程序与曳引的电气化，同无线电工业。在某种程序上，当时的投资限于不受控制的那些范围内，也就是说在垄断制度的空隙中，或者卡特尔还没有涉足的地方，仍然是能够扩张的。至于零售行业的扩张问题，各方面的意见及极不一致；其实这就是在垄断竞争的时代里，不事生产的成本大为增加的象征，彼此的竞争不采取减价的形态，而是以推销运动去影响需求并侵占市场。
三十年代的末期，在英美扩张的影响已近尾声。一九三七年底汽车业与电气化已经超过了它们的高峰；同时汽车与家具的产量开始在减退，在慕尼黑那一年，因为加强军备才算暂时制止了这种颓势。在建筑业方面也有衰退的徵象，这可从一九三八年建筑计划的减少，得知梗概；不过因为从订立合同与完成合同当中，要经过相当事件，所以建筑业活动的衰颓，最初并不显著；[47]此外消费在一九三七年的夏天，似乎也达到了最高峰。[48]一九三九年夏《经济学人》已经在哀鸣：“美国经济将永久趋向于紧缩，大量的政府财政上的支出，只能暂时的不稳定的扭转局面，美国的经济恢复已经僵持着了，同时在那年的春天，肯定的是在走向下坡路。就是英国的经济恢复，虽然有军备开支的支持，现在还不能预料能否继续下去”。[49]正如毕卫瑞技所说的：“一九二九到三二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开始了”。虽然战争的准备制止了新的危机的侵袭，如果将来的产业活动与就业仍然依赖私人的需求，那么重整军备的活动，无可置辩的因为使生产能力可有余裕，必然会更增加率将来的困难，在战前就有人建议：“最近钢铁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增进，一旦重整军备计划完成之后，必须使财政上感觉为难，而且从一九三七年生产高峰的衰退已经开始……因为对外贸易的恢复，为了维持生产能力，是非常迫切的”。[50]
在两次大战间我们面对着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一方面生产集中，同时垄断与半垄断的组织形态，在扩张发展，另方面小的生产单位却继续存在。在早期所特有的经济形态，仍然继续到现在，倒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在经济史上，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或多或少的是一种混合制度，如果我们不了解各种成分相激荡的影响，对于经济发展的过程就不能有充分的认识。我们知道城市市场与货币经济的成分，甚而至于雇用劳动与封建的自然经济，是同时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厂与家庭工业制的时期，仍然有独立工匠与地方行业的存在；同时家庭工业制与手工业作坊的成分，到了十九世纪末，甚至于到了现在都还继续存在。今天小生产单位仍然继续存在的事实，其所以特别引起各方的注意者，就是在垄断资本无往而不利的时候，仍然能够存在，而且屹立不动。我们另从两点考虑之后，就不会像刚才那样的表示惊异了。第一，重要的不是企业单位的数目，而是经济的分量：所谓生产集中者，不能单从经济单位的数目来判定，应该从据点的工业范围及据点的生产路线的控制情形去判定。第二，一个大的康采恩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去控制生产，在表面上可能并不能够控制某项工业大部分的产量，但是通过一些工业上的条约，或对于某个行业的影响及其潜势力，或通过与银行的勾结，甚而至于直截了当的威胁，对于个别独立的小规模的生产单位是会起着领导作用的，使着小的公司对之唯命是从。然而这两点考虑之后，我们可能仍然有可疑虑之处。
在现代世界工业集中的事实，是不待赘叙便可了然的，如所周知，在第一次大战以前，英国在这方面虽然略逊于德国与美国，但趋势仍然是很显明的；正如“工商业调查委员会”最后一次报告书于一九二零年所指出的：“现有的资料都在说明，无论是本国或其他工业国，生产企业的单位，平均起来都在扩充，这一趋势还看不出它的止境。”[51]察普曼（Sydney Chapman）与艾社顿在一九一四年所作的著名的调查报告，说明了在棉纺业里“纺绩厂家的标准规模，从一八八四年到一九一一年增加了一倍强”。[52]在一八八四年很少几个纺绩的厂商能有八万多纺锭，而一九一一年三分之一多的厂商都是这个，同时从一八八四到一九一一年握有三万以下锭子的小床上，从占厂商总数的二分之一落到三分之一弱。在铣铁制造方面，“每个生产单位的生产能力，包括鼓风炉的大小及其数目”，从一八八二年到一九一三年增加了一倍多，从一八八二年到一九二四年增加了差不多三倍。[53]一九二六年有十二个大的组合（以后数目又减少了），生产的铣铁量，约占总量的百分之五十，生产的钢量，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二；到了一九三九年，全部的钢铁，是由三个最大的厂商生产。[54]一九三五年一般的英国工业中，约有一半的产品及就业工人，是由雇用千人以上的厂家负担。[55]在德国，年产十万吨以下的煤厂比例，从一九零零年的七二·七，落至一九二八年的二三·七，同时年产五十万吨至一百万吨的煤厂比例，从百分之二七·二升至百分之六零·二。[56]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七年德国鼓风炉所产的铣铁，每个炉子的产量约增加百分之七十；[57]同时在一九二七年有五个主要的厂商，生产了差不多四分之三的钢铁量。[58]在许多国家里，化工业的某些部门，管理非常集中，几接近全部垄断。“根据Dresdner银行的报告：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在德国综合染品工业中，‘法本托辣斯’控制了全国实际产量的全部，在法国则全国产量的百分之八十，是由‘克虏曼托辣斯’所控制。德国综合氮的产量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为托辣斯所控制；同时德国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法国的‘克虏曼’，意大利的‘Montecatini托辣斯’，美国的‘杜邦康采恩’，都控制了全国产量的全部或大部分”。[59]
美国集中的趋势，在第一次大战前后，都比英国为显著。根据密勒研究六十种工业的生产情况所得到的结果，从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四年每个单位的生产值数，都在“表示大规模生产的趋势，除了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九年的情况外，生产单位的数目，是在减低中”。此外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的繁荣期间，“生产单位数目，减少了百分之六·二，而每个单位的生产量却增加了百分之二零·五”。自一八九九至一九二九年间的三十年当中，已经研究的生产单位数目，在一九二九年略较以前为多，而每个单位的产量却比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一九八；同时在最后的十年中，生产单位的数目，减少了约五分之一，而每个单位的产量增加了三分之二。这个作者最终总结说：“生产的集中可使产量增加，这在二十年代的十年中，比任何其他已研究的时代都为迅速”。[60]“生产单位的平均规模，经过三十年的扩张发展，到了三十年代，更空前的增加”：[61]同时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每个生产单位所用的工人，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至三十八之谱，而每个单位的产量，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之谱。[62]
关于美国产业界金融控制的集中程度，可由波尔与米因斯（Borle and Means），对于美国股份公司财富之彻底的研究结果，得到证明。在二十年代的后期，差不多美国一半银行以外的公司财富，是被不到二百个公司所控制着：这些巨型的公司，比其他非金融的股份公司，增加得快两三倍之谱；同时如果这些巨型的公司，从一九零九到一九二九年的增加速度继续下去的话，四十年后所有的公司活动，事实上也就是说所有的产业活动，就都被这二百家巨型公司所控制（如果能保持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的增加率，三十年后就有这个结果）。[63]最近“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证券市场委员会的一部分）曾作了同样的研究工作，并且指出这两百个巨型企业的一半股息，是由不到百分之一的股东所得。[64]在制造工业产品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八（产品净值的百分之二十），是由五十家公司所供应，它们雇用的工人，占工人总数六分之一；同时这二百家巨型企业控制了产量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一，产量净值的百分之三十二，雇用的工人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65]正如波尔与米因斯总结时所说的：“现代股份公司之兴起使着经济力集中，力量足以与现代国家分庭抗礼……作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形态，将来甚或有取而代之的可能。”
然而这时在英国，煤矿工业里却差不多有一千个康采恩，（虽然五分之四的产量是来自三百个厂商，每个厂商雇用一千个人以上）。在棉纺业尤其是纺织部分，与羊毛业仍然保持着小生产单位，二十年代时纺纱厂约有八九百处（其在组织上垂直集中并包括纺织部分者还不到二百三十处），同时纺织厂约有九百多处。即在美国的毛织业中，每一个生产单位平均所雇用的人数也只有二百零六人；这比一八九九年已经是增加率一倍，而且生产单位的数目也有相当的减少。[66]英国靴鞋业约有八百个独立厂商，每家平均雇用一百五十人。在许多工程与木制品工业里，小的生产单位仍占重要地位；虽然在建筑业里最近有相当数目的股份有限公司兴起，但是独资经营与合伙式的本地包工者，与投机性质的建筑家仍占重要地位，[67]英国的一般工业里，有一件事情使人会感觉到惊异的，就是根据一九三五年的生产普查，在工厂工业每个生产单位平均所雇用的人数，只是一百二十五人，而在非工厂行业里，平均人数反而是一百七十二人；在三十年代中有三万二厂商平均所雇用的工人在十人到一百人之间，所雇用的工人总数，为工厂工人的五分之；此外，另有十三万个工厂行业的单位，与七万一千非工厂行业的单位，平均所雇用的工人不超过十人，这些小的企业共用的工人约有五十万人。[68]在这方面英国与德国或美国是形成对比的，最低限度在主要的工业里是如此。二十年代末，英国的煤矿工业里，有两千个矿坑，是为一千个生产单位所有，而在德国，七十个公司却控制了一百七十五个煤厂。一九二九年英国鼓风炉每个平均每年生产能力为四万八千吨，在德国为九万七千顿，在美国则为十三万八千吨。即在美国雇用二十个工人以下的小单位，仍约在各类厂商总数的十分之九，而雇用工人总数，亦约为全部工人的四分之一。[69]
事实上在大部分工业里，产品与价格方面，都受着垄断或半垄断的控制，因之小的康采恩只听候调遣，服从限制，才能生存。“制造商协会”，与卡特尔的主要任务，是在于组织小生产单位，并调整它们的市场政策。有些情形下，技术的条件不利于大规模的生产，或者是因为技术的落伍，如英国的许多工业，或者是因为个别技术的特殊情况，生产某些货物，必须采用小规模的生产单位，这都是独占组织所要考虑的。在其他情形下，则巨型的企业与小的生产单位，只是谋得暂时的妥协，在市场政策上，后者仍维前者的马首是瞻。这样大规模生产与小规模生产的优点没有充分得到，而缺点具备，同时事实上是鼓励了小的康采恩的存在。因为生产限额制度代替了竞争，使着现有的工业结构为之冻结，旧有的产业组织与技术仍然能够维持生存。于是进步受到阻碍，高成本与低成本的生产单位距离越来越远，同时集中在最有效的生产单位上生产的利益，在比较完全的竞争组织下可能保持，但是现在则必须牺牲了。
复次，为了供应大公司的某些需求，或者在需求高涨期间，辅助完成某几个生产单位的工作，小的生产单位可能继续挣扎生存，它们的数目还可能增加；这些小的生产单位，是在扮演着把头的角色，类似以往的家庭工业制，为大的企业完成某几项任务，在战时军工生产方面，曾充分的表现了这种特点。既有这种复杂的关系，及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今日在资本主义的产业行业里，利益的矛盾情况必然更为加深。因此，直至今日，十九世纪式的竞争因素，虽然逐渐的变成了“不完全”，并且与书本上的典型例子距离更远，但在巨型工业的边缘上，以及空隙处，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尚未被控制的角落里，仍不能就一笔抹煞的。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里，有人颇强调新中产阶级兴起的特点，甚至于德尔宾（Durbin）且称之为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因为他们有俱乐部，花园，无线电收音机，以及分期付款的家具陈设，这“都是马克思学派所未预料得到的廿世纪发展”（？）[70]这种说法就是意味着在今日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已趋于缓和，因之较前稳定，[71]固然近代工业所需要的写字间工作人员，与技术的等级，无论是绝对数字或相对数字，都在增加，同时这些登记的重要性，远非以往所能比拟，旧时技术工匠衰落，代之以起者为半技术性的运用机械的工人，但与此同时却另外需要秘书人员与高级技术人员，以为辅助。英国靠薪津收入者，据估计为四百多万人，约占有职业人民的五分之一，同时其收入在三十年代初期的占国民总所得的四分之一。一九一一年靠薪津收入者，约占有职业人口的六分之一，所以四百万数字，比一九一一年约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且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增加得最多。[72]在危机的年代里，虽然特别萧条的区域与行业收到严重打击，但其幸而仍能保持职业者，却更改善了他们的景况。然而不能因此像许多作者似的即认为新的技术与写字间人员阶层，同资本主义制造时代的师匠等量齐观，都是中产阶级，并否定马克思中产阶级衰亡的名言。师匠是具有经济独立性的小企业家，与市场直接的接触，有时也雇用工人，同时他们的生产活动是与他们所掌握的生产手段有密切关系。因之他们是代表着小生产方式，根据我们普查的分析，在今日只占有职业人口的百分之六。克拉克的估计指出，二十年代薪津收入的工人正在增加的时候，具有经济独立性的雇主兼工人却降低百分之十四。因为所增加的薪津收入人员年俸在二百五十磅以上，克拉克遂认为增加的薪津收入人员代替了独立的小雇主，这可能也许是由于股份公司与大企业的增长，与小企业的衰落所致。[73]我们知道战前四分之三的薪金收入的人员，每年所得是在二百五十磅以下，与收入较好的体力劳动者收入相仿佛，他们在两次大战间，所受的失业打击，比技术工人略胜一筹而已，同时也像技术工人似的，工会的组织益为加强，而且有职业的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都是有合同关系，他们全部的收入几乎是靠了薪津。这样的人，难道还不是无产阶级么？除非把无产阶级看作无业游民，或只有衣服褴褛者才算为无产阶级，或者每年从储蓄债券收一两磅利息，或在空地上种点洋芋，就不算无产阶级；我们是不能否认今日英国社会里，无产阶级愈来愈多的事实。
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发展，曾经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就是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的所谓“遥领资本主义”的兴起，据说股份有限公司对于企业的所有权，以及管理权，是起着民主作用的，使着小的储蓄者及小有资本的企业家，与富有的企业家，处于平等地位。其实，事实却恰与之相反，公司制度之兴起，不但更促成了所有权的集中，并且还鼓励了高度管理权的集中。[74]现代公司的组织形态，给予食利份子分润利润，并获得工业设备一部分所有权的机会，而事实上他们与工业无关。他们只是权利或者是可转让的权利之持有人，他们在经济上的人物，纯粹是被动的，他们与积极的生产程序无关，而且就是想积极的话，也不能在管理上起着任何作用。股份有限公司在程序上的许多特点，例如委托投票制，愈发使着小股东不能在政策上起着任何作用；此外把股票分成若干等，有的有投票权，有的没有投票权，更有意的使着有投票权的股票集中在少数控制政策的人们手中。其次再加上许多财务上的手法，如投资信托公司与参与公司的组织，使绝大多数的股东在管理上毫无权力。结果，事实上的政策管理权的集中，是不能从法律上所有权看得出来的；这使食利阶级与管理集团常常发生利害的冲突；更增强了业务政策受财务动机控制的趋势（例如：他们会考虑到资本值的短期变化）；这不啻使着私有财产权的外形不变而内容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说法中，传统上占主要地位的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受到了最后的打击。[75]在“经济帝国”的新时代里，权力与利润的考虑是混在一起的。
廿世纪资本主义的这种半阴影情况，在当代是有其重要性的。但是许多解释，却是毫无事实的根据，有人甚至于说，管理与所有权既然如此的彻底分开，政策上的管理已与资本无关，资本主义便不复是以往的资本主义了。另一作者竟称之为我们时代里的“管理上的革命”。这种解释，不是投机，便是误解波尔与米因斯的研究结果。“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指出：纯“经理上的管理”由没有资本或仅有少数资本的人们负责，只是很少有的情况；其由少数大股东控制的情况，则非常普遍。“在二百个股份公司中，有一百四十个公司的股票，大部分是掌握在一个利益集团的手里，因之这些公司可以说是集中管理的”；同时二百个最大的公司里，有二千五百个职员与董事，握有的股本为二十亿美元，而且其中大部分又集中于二百五十个占主要行政地位的人们手里。[76]换言之，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划分，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是形式的，同时是与小股东与大股东的划分有关。
近代经济力量集中之后，必然的要使所谓政治民主的活动走向歪曲的道路。资本可用金钱力量收买报纸及其他民意机构，以及党派的活动，使着地方与全国政府变成为它的喉舌，久已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在政治方面的意义，人们还不十分清楚。在关税与殖民地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真正在幕后指挥的力量，是人所共知的，这类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费斯（Feis）教授对于第一次大战以前的几十年之情况，曾作过下列的评述：“英国社会的结构同习惯，促成了全国金融上与政治上行动的统一。在有权势的小圈子里，金融力量与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同时看法大体一致。主要证券经纪人的主持者，在决定英国的政治路线上，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他们对于政府所作的要求，如同在海外为英国的工业开辟新的园地，也就越来越大了，而政府也必然要想法符合他们的要求”。[77]以中国为例，英国政府曾以威胁的手段，为英国的公司取得权利；“对付希腊这个小的共和国，则不惜直接支持有组织的英国集团，以控制大部分投资”；对于非洲，殖民局所代表的政策与私人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之它所发挥的力量绝不限于本身的力量。[78]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些情况自然不只限于英国。在德国政府与银行的密切结合，以及政府作为德国海外投资的原动力各点，上述的作者也有所论及。同时以法国情形而论在资本支援下的外交政策，为了维护铁路与银行的利益，在巴尔干各国都有所活动。[79]
集中了经济力，在与劳动者的交涉中，其威力表现得最为露骨，而且其支配力的发挥，常不需通过政府的机构。在无产阶级以外的各种职业者看来，也许认为资本对于政治的支配，仅是偶然的。我们现在知道，在英国早期工会发展的时候，资本对于工人生活的残酷梗概情形，但在当时这类事件是被认为是传统的而且是很自然的，值不得大惊小怪，我们现在也知道，发放物品工资的工厂的残酷情形，以及工人开罪于主人后，如何被驱逐出来，而且在同僚间散布谣言，使之无法再谋到职业的被迫害情况。法律的阶级性，以及地方法官解释法律的偏差，很久都剥夺了工人集会结社的自由。
在近代除了法西斯的国家以外，只有在美国，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来，于一九三五年《全国劳工关系法案》通过后，大的企业如何利用权势，剥夺了工人集会结社与言论的自由，以使联邦立法失效。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即“拉法来特（La Follette）委员会”，曾以很长的报告书揭露真相。有的部分颇有中古时代色彩，例如大的企业为了应付所雇的工人，组织死人武装队伍，以企业里与地方行政人员穿插其中，大规模的采用挑衅手段，间谍的阴谋，贿赂与暗杀的方法。“全国制造商协会”是二百个资方的工会联合的有力组织，包括各地与各部门的行业，曾发动全国性攻势，以打击《全国劳工关系法案》所要实现的工会合法权益及集体交涉的目的。在洛杉矶《全国制造商协会》分会把各公司组织起来，拒绝与工会有任何交涉往来，并通过银行要各不愿合作的公司就范，另外还设置了专以供应破坏罢工者的机构，经常与本地警察局取得联系，以侦探工人为目的。据报告书说：“洛杉矶最有势力的企业与银行，故意的摧毁《全国劳工关系法案》所包含的集体交涉的劳工政策，……他们是雇用特务去破坏工人的个人自由……他们勾结本地报章，警察与法官。在它们违法活动的后面，集中了经济与政治力量，以抗衡全国性法律与习惯在本地事实，他们干涉集体交涉的办法，包括间谍活动，职业破坏罢工者的利用，武装力量，黑名单，个别解雇等……在幕后操纵的人有名义上或实际的工商领袖，金融集团，本地报纸的领袖，最近还有政府官员”。在这方面，加州也不能例外，“而且全国各地都是如此”。[80]同时在加州以外的地区，“与大企业御用的‘农民协会’类似的团体，肆无忌惮的横行霸道，是全国的羞辱，并引起全国的关怀”，他们企图扑灭在农场工人中才萌芽的工会主义，一方面散布红色恐怖的谣言，一方面采用暗杀间谍等残暴手段。[81]
重要的美国垄断产业公司，如美国钢铁公司，共和国钢铁公司，Carnegie’s-Bethehem Steel，固特异橡胶公司，花费了大批金钱，收购军火，组织武装卫队，以应付罢工者与工会的工作者。这些“产业军火”包括手枪、步枪、短步枪、自动步枪、以及军队所用的机关枪，另外还有大量的瓦斯及瓦斯武器，包括瓦斯枪，瓦斯手榴弹。“这些完全是不适当的，除非对于群众采取军事行动才有用处”。产业公司是催泪弹的大买主，所购买的数量，是“若干倍于大城市公安部门所需要的”。根据“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谓这些军火是用来作防卫用途的说法，完全不值一驳，这可由他们用来攻击工厂以外的工会纠察队，而不是用以抵抗侵犯工厂的群众的事实得到证明：同时经调查的几件实例来看，可以肯定的说“工厂从来没有受到被破坏的威胁”。[82]拉法来特本人在两个中间报告书里谈到“私人雇用的警卫人员，如何夺取了警察权的情况”，“这些警卫人员，往往是由探员出身，并且有的还有罪恶的历史”，而且在全国各地几无例外，他又谈到“有些地区工会的职员常常有生命危险”，此外“大企业家的组织还威胁着政府制定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法律”。[83]
“产业军火”运用的情况，可由这些私人军队的记录得到解释。定梢（无时无地的钉梢便迹近威胁），在工会内部安置特务，以侦查破坏挑拨组织为目的等方法，还不算为他们的最富于威胁性的活动。[84]他们的活动还包括对私人的攻击和殴辱，破坏集会与游行，及捣毁工会会址等等。[85]其中的一个报告书，称私人警察制度为“公共权力的篡夺，政府官员的腐化，以国家的权力压迫大多数的公民，足证代议制政府的堕落”。[86]公司的警卫，往往都是有犯罪记录的人，[87]同时破坏罢工的职业分子，“多是具有特殊破坏能力的流氓”。[88]为共和国钢铁公司所控制的城市，“公司警卫剥夺了劳动者的私人自由，同时工会工作者常被驱逐出境”。[89]在赫尔兰郡几个煤业公司城，不但所有的店铺与住房，都为公司所有，而且是监狱性质，“公司警卫可擅自迫害居民，或访问工会工作者，简直成为唯一执行法律的人员”。[90]在全郡里，“流氓们都在威胁着工会工作人员，辅助着为私人雇用的副郡长进行工作”，并“在矿工与工会组织者中间维持着恐怖的统治”。煤业公司雇用的副郡长与暗杀人员，“迭次在公路旁伏击工会组织人员，或竟公然在住宅里射击”。他们对于工会负责人，绑票或凌辱，并爆炸他们的住宅，“同时他们以高代价贿赂郡长的左右人员”。他们曾经贿赂过联邦检察官与本地法官。[91]恐怖的统治，是指向仅受“全国产业复兴法案，第七条第一项所保障的工人权益”。因之，在法西斯主义方法与有力的资本主义的康采恩，所实施的“正常”劳工政策间，是很难分别的。上面所述各种方法的采用，纵不普遍（其实是相当的普遍），也足以证明，近代企业的权威之大，并经常威胁着“要与现代国家分庭抗力，甚至于取而代之”。当企业的政策，要走向支援政治活动，以夺取政府机构，并推翻敌对组织的组织形态，镇压相反的意见时；那时进一步的必然的发展阶段，不在我们上面所论述的范围以内。
第四节
我们曾屡次提到过，资本主义的工业，在其发展的末期，因受到市场的闲置，而感觉困窘，这在十九世纪，除萧条的犹豫时期外，没有过类似的情况。这是由于消费的扩张，与有利的投资机会，长期的落在生产力成长的后面。我们进一步的分析，会体会到这也与现代的生产技术有关。廿世纪，尤其是两次大战间，生产力的若干技术变化，在当时的意义，虽不显著，现在则已普遍的为各方面所认识了。但是整个经济问题会因此而发生些基本上的变化，以及资本家的反应，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
近年来这些技术上的变革，有许多共同之点，普遍概括的可称之为“大量生产”。[92]“大量生产”的共同特点，就是在某种程序上为电力所帮助的延续不断的方法之采用，这样，产品在各阶段流动，是由一个单独机械的程序所管制。“近代大量生产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机器与生产的程序，排成这样的一个次序，几乎用不着再为之安排，所有的生产程序中的各种活动，通过一个连续不断的输送机构，从头到尾使之完成，因之各个程序分工很细，同时都能标准化”。[93]在各阶段以往的生产行为，是很松懈的互相配合，而现在则是很坚强的溶为一体。生产变成为继续不断的而不是间断的。
这种改变以及社会分工的扩大，不但使着生产各阶段的分工更为靖西，而且使着工作的活动更服膺于机械程序，于是旧时工匠作为独立生产者的创造性，几乎完全消失（旧时工匠的生产活动的节奏，是完全由其自行管制），同时在极端的情形下，工人不过是照顾机器的人而已。从一方面看，工人好像完全变成机器的努力，这时某些工业化的批评家所强调的，他们认为是机械时代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抑低了人类的品格；另一方面，现代的技术却给予了工人新的独立性，最少是有这种可能性。机器变而为机器人，最初是工人手臂的演唱，继而就代替了工人的手臂，而工人本身便成了监督者（或正在演变中）。这样集体的工人因为能够指挥机器如同能使用自己的手臂一样，就掌握了一个具有新意义的权力。劳动者在生产中主观的、主动的有意义的人物，具有了新的重要性；现在不是考了个人的占有，或者是特出的技术，而是靠了新的集体的背景，劳动者感觉到他在机器中间是神经中枢。今日劳动者的新的身份以及作为生产者的尊严，绝不下于旧时的工匠，如果与他们现时的社会地位比较起来，在它们的心理上是有影响的，同时也一定会促进他们新的抱负。换言之，劳动者在生产程序中作为技术人员与劳动力作为商品之间的矛盾，必然日渐尖锐化，而劳动力作为商品正是资本主义的基础。
在许多方面比这些社会分工的新形态，以及工人与机械生产力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生产程序的逐渐一元化，也就是说每一个构成的部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正如同在一个乐队中各种乐器配合情形一样。生产在纵的方面必须成为一个均衡的程序，而且节奏必须一致，动一发即可牵动全局。均衡程序的需要，是超过个别企业范围之外的，而且在纵的方面的集中是指各独立的单位必须统一指挥，甚至于在地理上分布的各生产阶段，也要集中起来。彼此有关而且继续衔接的生产部门集中起来的新方式，种类很多，而且各具特点。在化学重工业的许多部门中，有时各部分生产程序结合起来，简直成为一个独特的技术整体。在五金工业方面，我们知道钢条，纲块，工字型钢梁，生产的继续情况；同时在一个集中的生产单位里，即有鼓风炉，焦炭设备，化钢炉，与展铁机等等。在工程方面我们知道汽车与飞机的制造，有所谓“集中带”制度，同时在其他制成品工业里，如织布工业有类似的“输送带”制度。据说：“一个近代的工厂，生产汽车，缝纫机，钟表，鞋子，正如一条河一般，许多细流最后彙集起来流入制成品的主流，而这些细流，就是生产中的各部门，各有贡献”。[94]这些形态的最高发展，就是生产成为一元化的机械程序，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生产”，与资本主义开始时个体的手工业工厂的生产可以形成对照。即在工业革命之后，十九世纪的大部分，工厂工业还继续保持着早期的特点。例如工程方面所用的车床，纺织方面所用的纺绩机，都各自为政，开工停工都可以单独行动，生产的程序是个体的。因之工厂的全部产品，可以有很大的变化，要以机器的单位数目，同个别单位运用速度的变化情形以为断。然而自从近代的技术代替了旧的生产形态的遗迹之后，上述的可能性，便开始绝迹。产品便再不能这样简单的随便变动。它是为一元化的机器程序的能力所控制。如果机器停工，根本就没有产品，如果机器开工，生产程序的正常生产能力就要发挥它的功能；然而在二者之间是没有中间路线的，至少不可能像从前那样。
传统上许多经济学家所想象的经济程序的活动情形，供应与成本的断续情况认为是例外的，至少其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断续情况，不论是因为生产设备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或者是联合供应（Joint Supply）的因素，都认为是例外的，因此，便以经济世界继续变化的特点，为理论的前题。上述的技术新发明的重要性，是在于技术上的不可分割性，与联合需求（Joint Demand）及联合供应的因素，使着经济关系的体系固定化，局部或全部，彼此代替的可能性减低到最低程度。复次，因技术关系所引起的固定性，不论是在生产程序的任何阶段，或者在副产品的生产上，或者在正常产品的生产数，或者是整个的设备，都是如此。自然，固定性也并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设备的规模或生产的速度，一旦于开工之后，并非毫无变更的余地。但是，因为生产程序，是一个一元化的整体，而不是许多小的单位拼凑而成者，生产的规模是有个最低的限度；同时固定成本增加而可变成本减低之后，改变产品的可能性（即减少看管固定设备的劳动者）是不大的。过去技术的变革，常是提高固定成本对可变成本的比率，不过比率的变化，不一定就在已有的需求情况下，改变产量。但是现在的技术发展的特点，是使劳动者成为机器程序的一部分，因而绝对的与相对的降低了可变成本的比重，换言之，工资额不会随着产量的减少而减少，遂成为固定成本的一部分。直接（或可变）成本，既已相当的减低，对于厂商在生产方面的决定上，也就不会再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此外，技术的情况，使着工资成为固定成本的一部分，不啻扩大了因倒闭而能节约的那部分成本，而这部分成本却不能因产量减少而缩小。即是R.F.Khan所名之为的“经常的固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相当节约工资开支的办法就是停工，于是事实上全部工资开支，便成为了“经常的固定成本”。“经常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或总成本比较起来，相当大的事实，就意味着，纵或从工程的观点言，可以改变产量，也是不经济的；因为产量减少之后，只要是净收入抵不上“经常的固定成本”，停工便成为唯一较为有利的途径了。在极端的情况下，在全部开工与停工之间，是没有中间水平的产量的。
我们不应该认为这种极端的情况，是非常的普遍，同时也不应即认为所有的工业，都有这个趋势。然而在工业的主要范围里，尤其是将来可能成为主要工业的化工，因近数十年技术的变革，确有这种情况，同时这种发展，是由于电力与工业化学的发展所造成的。
在钢铁方面，尤其是近代式集中的工厂，有许多部门，显然的也有这种情况。以鼓风炉而论，在今日如要使之充分发挥效能，就是一个相当规模，不可分割的机器单位，在运用的时候，如不十足的开动，便须停工；虽然调节风的多寡，可使之工作快慢，但究竟是有限度的，而且用以驾驭的劳动者是不可能多所更动的。有人也许认为有些厂子，常有数架鼓风炉，是以可用改变用工的鼓风炉数目方法，改变产量与成本。事实上，这是不太可能的，除非是炉子的生产能力不大，而且同时有许多的炉子。此外，开工或停工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之用上述的方法改变产量，除非迫不得已，如需求情况大为改变，或长期的改变外，是要加以避免的。鼓风炉的“开工或停工成本是很高的，而且停工会使炉子本身蒙受损伤”。另外，“由数个鼓风炉向炼钢厂供应铁，以保障质量的一致”，常是很必要的。[95]以焦炭炉而论，促使产量没有弹性的因素，更为显著。“矽土炉墙壁，冷了以后就要损坏，因之不能停火”；同时虽然在某种限度以内，可用减低生产速度方法，减少产量，但以劳动者的人数是不至于有什么变动，因之劳动成本，无论产量大小是差不多的。[96]相反，炼钢厂炉，习惯上每逢周末，就要停火，开动与停工的成本都不大，流量便可任意调节；此外展铁机可用轮班工作办法，以调整产量，适应需求。
现代集中的生产钢铁设备，因为联合产品的关系，也会使之产量没有弹性，而且某一程序中联合产品的使用，常是另一程序中必要的部分；例如，鼓风炉的瓦斯可使炼钢炉发热，或炼钢炉及其他有关部分所用的电力设备，也可用鼓风炉的瓦斯，作为燃料。因之在生产中，牵一发而全局动，不只是生产的各阶段必须配合，即在复杂的设备中，不同的产品，也要彼此能呼应。化学工业也有同样的经验，甚至于有人称之为“副产品与联合产品的工业”[97]这个作者并且说；“如果所有的副产品在‘康平拿’（Combine）里，都各有用途，如矿坑，炼钢厂与展铁机，都是集中在一起，并靠着炉子‘能力’的供应；那么为了配合‘能力’的生产，主要商品的产量是不能削减的。以铣铁的生产而论，产量减少便会使着复杂的工厂，活动时所依赖的副产品——‘能力’，也要减少。[98]产量变动的可能性，事实上略较这位作者所说伟大，因为在炼钢厂里铣铁与废铁的比例可以改变。不过这种变化的可能范围是非常的小，因之所谓今日复杂的生产单位的生产政策，无论冶金或化工，所能运筹帷幄的范围，一旦于设备建立，投资额肯定以后，是很有限的说法，是相当正确的。总之，由于现代技术的变化，工业已经差不多被剥夺了经济教科书本上的产量弹性，同时技术的考虑在制定经济决定时，所占分量远较以前为重。
以整个工业的产品而论，因专业的发展，“一元厂商工业”，或“一元设备工业”的逐渐普遍化；产量的弹性，遂益有限制。工业的定义，至今还不甚明确，而且完全清晰的定义，本质上是不大可能。在普遍谈话中，工业的定义，常是指类似产品的厂商与设备的整体而言。例如，钢铁是一个工业，甚而至于范围更广的五金工业，应用得也相当普遍。但为了经济学家的发表，应有一狭义的工业定义，即把有个别市场里的个别商品的生产，划定范围，也就是说，类似的商品并不能完全彼此代替。这个范围愈狭，某种特定的“商品”，便愈不是由许多厂商所生产，而愈要由一个专业的设备（或复杂设备的一部分）所生产。这样，狭义商品的供应独占，比给予工业广义的定义或强调各种商品的共同特点时为普遍，同时从广义的定义上看各厂商在同一市场彼此的竞争，也就不太可能了。
在考虑到调整产品与价格，以适应需求的机构时，经济学家一般的是注意到三个要的变数：（一）每个“工业”里厂商的数目；（二）每个厂商的规模；（三）每个厂商的劳动力同原料与固定因素配合的数量——即每个厂商的产量负荷。某一种特定的产品，如果是由一个厂商独占生产，那么以改变第一个变数的方法改变产量，便不可能了。改变第二个变数的方法，只有在长期间厂家经过重新改造之后，才有可能；而且在长期间因为技术上的不可分割性，使着厂商的规模在变动上也受有限制。改变第三个变数的方法，因为近代技术方法的许多特点，也不如从前有那么多的回旋余地。因为以上的各种间断性的因素，近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在分析问题时，认为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调整的方法，可以应用于任何经济制度的说法，是逐渐脱离事实；同时经济的情况，以及影响经济情况的许多力量，与传统上的想法是不相同的。
技术情况新发展的影响，其深远的程度常非始料所及。第一，技术上与工业结构上的许多重要变化，不是渐进的，而是革命式的突进的，因此，由于企业家不肯面对事实，在大规模的变化后，负担成本与风险，遂使现有的机构有趋向于僵化的危险。产业家的期望以及从而采取的行动，益发受了时间因素的影响，因之产业的发展方向，当以长期看法与每期看法的取舍而定。在一个无法确定别的厂商，与别的工业所采取的计划及意图的环境里，短期的看法是会占到上峰的；每逢有新的发明，其所得的利益常不是预先可以料得到的，而所负担的成本，却是可以很容易计算出来，于是使产业家易于采取氮气的看法，并维持现状。在近代的历史上，这一类的例子，以英国的工业里为最多，而且这一趋势正在发展中。Von Beckcrath曾经指出：在现代的工业里，生产组织的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逐渐密切的事实，不但“减少了复杂的设备，适应各部门产品需求的变化之可能性”，而且也增加率技术变革与新发明以后的困难。机械式的劳动力之配备，是很不易改变的，同时工厂里机器的改变，会使着整个系统都要发生很大的耗费，[99]鲁滨孙也同样地指出：“一个厂商的设备越精密，生产的节奏布置得越周全，那么重新装备也就耗费越大，困难越多，而且改变机器中的笨重部分，也就越为繁重。”[100]因此改造时所需的费用非常庞大，即是一个大的康采恩，也不容易由其公积金中一次拨出（除非是特殊有利的行业，经过十年以上所积累的公积金，也许有此可能性），即或以发行新股票的方法，也未必能凑足数目。其结果显然的是使工业为了技术的革新，更依赖银行，或与银行有关的机构，同是甚而至于国家；这样便加强了金融资本的垄断性，或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现代式的设备在一个没有计划经济的社会里，因为需求的变动无法预测，致有许多风险，结果旧式的比较没有效能的技术形态，反而会占到上峰。现代的设备一旦开工，便须发挥其全部生产能力；这样，即使需求较小，不能与之配合，同时因为成本的没有弹性，便要受到损失。因此企业家在考虑问题时，常在财务方面的适当打算与技术方面适当打算间徘徊踌躇，他很可能更重视财务方面的打算，例如美国的钢铁炉子比英国的为大，而且大规模的集中的厂子也比较多，这就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市场比较大，也比较稳定，比英国容易使着厂子维持全部的生产能力。但在苏联，投资是由长期的计划，重工业的生产能力，完全可以配合需要，同时近代大的钢铁厂，超过了美国厂子的规模，而且远比美国能过推进标准化的设备与产品[101]。与财政或技术的考虑有关联的就是独占竞争的趋势，它是以增加种类花样为能事，使每一种不同的类别，能有一个独立的市场，也就是说使每一个厂商都各有其市场，而不在降低价格的方法上努力。这个趋势与消费货物或资本货物的标准化是背道而驰的，结果大量的商品与厂商各自所占有的市场都是有限度的，这与充分利用现代的技术方法，生产少量种类的商品，而每一种商品都有较大而不易变化的市场是不相容的。有人称“大量生产”是：“最少花样与最多数量的制造技术”。[102]有少数情况，生产多种花样，而每一种规模都比较小，与大规模的标准生产，究竟那一种的效率比较大，是相当难下评断的。卡德（Kaldor）最近说：“有许多耐久性的消费货物，例如家具、取暖与烹调所用的设备、真空的清洁器、无线电、冰箱等等，战前的价格常三四倍于充分利用现代技术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及合理有效的推销制度下的价格”。他并且列举一下事实就是：“美国汽车工业，每一个人每钟点的生产率，是三四倍于英国”，以证明市场大而产品种类少的国家里，标准化大量生产的潜在能力。[103]
第三，在这个环境里，争取市场与需求的努力，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已经谈过，独占的趋势是为了维持价格，而减低产量。但以技术的情况，使产量没有弹性，于是这种趋势便要受到阻碍；在表面上看来，产量与就业的波动可能减少，同时产业政策，比独占理论所意味着的反动影响要小。如果最初在势不能或没有选择生产能力较小的单位，那么由于成本的原因，纵使需求紧缩，产量也必须维持在全部生产能力的水平。价格虽不免于短期的波动，仍可能采取这个路线，特别是可以囤积的产品（如大的冶金“康平拿”用作修补目的之产品），照常的生产，也不至于影响价格。但如囤积产品，有所困难，而需求的变化，是持续性的，则厂商在全部开工与停工之间，政策上会有剧烈的改变，于是产量也就有断续而巨大的波动。在两次大战间，最引起人们的注意是每逢需求不足时，有些工业竟以共同的行动，摧毁生产能力。换言之，减低生产能力，是采废弃设备的形态，而不是减缓工作的速度，或局部的减员。
然而不论对于生产政策的确切影响如何，很显然地，每逢减低生产以维持价格的政策不以实现的时候，独占式的工业就要被迫采取维持需求市场的方法。如果摆在产业家的面前是充分发挥生产能力或者是停工的两条路线间尚有回旋的余地时，他为了得到最大的利润，势必要采取扩大需求的方法，纵使这些方法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也是在所不惜的。倘若没有选择的余地，低的可变成本，与高的固定成本，尤其是“经常的固定成本”，必须相互配合时，扩大市场的努力也是为了避免巨大损失的唯一途径。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额外单位产品的毛利润，使着任何需求的扩张方法，都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成功的话，他们不但使销售量可以充分的利用设备的生产能力，而且还可以使售价提高。限制产量以维持价格，是独占政策的第一章，那么全面展开维持市场的运动就是第二章。
这个政策有许多的方式，每一种在近年来的经济史上，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它可能采取全面推销运动的方式，有组织的抵制敌对的供应来源，争夺与巩固有特权的市场，对于产品的用途，事情集中的控制与影响，或以政治压力取得国家的帮助，或怂恿公共团体作为消费者的等等方式。这些方法为了一个厂商，甚而至于整个工业可能是成功的，但是普遍的采用想从敌对者的手中，夺取需求市场，很快的就要行不通了。以消费工业而论，消费额度是为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所限。以投资货物工业而论，市场的扩张是靠了投资率的增加程度而定，而投资率是为流行的生产能力之恐惧，及资本家的踌躇所限制。
足以大规模的开展资本主义的工业的销路，有两种方法是特别突出的，第一，在政治上控制国外土地，以开辟新的园地，及优惠有利的市场，这在十九世纪末，是资本主义扩张最主要的特点。第二，比较的近期内政府的扩大军备，以适应二十世纪机械化战争的需求，这对一系列的工业是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重工业：这一个方式的开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使毁灭性的武器生产出来，而不是增加生产工具，因之，对于这一类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由于这两种方法的重要性，我们也就无怪乎产业的策略是有高度的政治性了。这恐怕只有在最早期的资产阶级的历史里，有过类似的例子。
在法西斯的经济，以纳粹德国的例子最为显著，这两种政策是配合运用的。国家有步骤的扩充疆土，同时平时的经济是按着战时经济组织，以军备的订货单为主干。而且这两个政策，相互为用，彼此挹注。随之以俱来的，还有两项辅助的政策：国家对于经济普遍的统制，包括投资与物价的控制，同时解散工会，作为初步管制工资的手段。这些手段，使我们回忆到资本主义幼稚期的各阶段，能有稳定劳力市场的任务。结果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间，由于就业的增加，“实际工资率显著的下降，钟点工资收入的购买力，也有下降的趋势”，而“利润比起其他各国，或二十年代的德国是空前的高涨”。[104]同时，投资的统制，使生产能力的扩张，有所限制；而工业的新设备，除非经过政府事先的核准，是不能任意安装的。这些办法还不过是纳粹政府控制的初步而已。[105]
资本主义的社会，所有这些政策当中，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困难。就是资本主义的工业，每一部分都可以从市场的扩张中得到利益，但这是要在其本身范围之内，没有产生新的竞争者的前提条件之下才能实现。然而每逢市场的扩张普遍化之后，其结果不但是使厂子的工作完全开足马力，同时也使劳动人民得以充分就业，这时劳动市场的整个均势，便要为之改观，我们借用毕卫瑞枝的一句话：“劳动市场将变成为卖者的是卖者的市场，而不是买者的市场”。[106]产业后备军便要绝迹了，同时政府所标榜的政策，是制止产业后备军之重新出现。资本主义的社会一直所赖以维持产业纪律的武器，就要受到打击，而资本家对之是非是非常敏感的。[107]这并不是说工人于没有了饥饿的威胁时，像许多毫无根据的谰言所形容的那样，就要游手好闲了。但是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比历史上任何阶段，在磋商工作条件时，占了更优势的地位。这时有组织的工人可能争取到优越的工资与国民所得较大的一部分；但是资产阶级便要受到了威胁，失去了经济的屏障，如果没有普遍与持续的通货膨胀，（例如：因为富人的消费是没有弹性的，也就是说物价高涨声中，他们仍维持以往的消费水平），就要再度制造失业问题。不仅是一般的工资水平可能上升，相对工资的结构也可能彻头彻尾的加以改变，例如最危险，最受累，最不愉快的职业，传统上往往是待遇最低，而现在这一类职业的工资就要加以调整，俾能以广招徕，很显然的，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社会的稳定就要严重的动摇了，同时如果不是靠着生产活动的收入，而是依靠财产权的收入制度继续存在的话，那时因为劳动者自己节制自己的缘故，而不是因为劳动者没有力量去结束握有生产手段者的统治，并拒绝忍受了让资产阶级数百年来的剥削。在阶级的社会里，一方面是靠了经济的特权，而不是靠了生产活动以取得收入，而另一方面是靠了劳动取得收入，劳动者究竟还能复忍耐多久，是很可怀疑的。
我们不难了解，这种情况的远景是会使某些方面很保留的推行充分就业的政策。这种恐惧似乎就是近代许多货币问题争辩的背景，例如：自动调节的货币制度，与为了达成政府某些政策的所谓管理货币制度之间的争辩。很清楚的，前者的优点并不在于其自动调节的本身，而是在于其能够自动制止工资水平的上升，以造成失业问题，那时失业问题便可表现得像是非人力所能挽救的自然现象。例如：凯茵斯在回答某一问题时，曾经说过：“金本位的错误，是在于把国家的工资政策交由外力去决定”。[10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格雷谟（F.D.Graham）教授指出，“原始的金本位，没有把工资政策交给任何管理的当局去决定，但使之成为超人为的力量交互激荡的结果，并且提出反对完全自由货币的理由为‘当货币工资超过了足以维持物价稳定的范围时它不能加以控制’，同时‘如果我们在任何条件之下，都拒绝接受失业问题的威胁，我们将在任何工资超过其生产能力的自然趋势下，被迫支付工人所愿意得到的工资’”[109]。
由于以上情况，有人肯定的说，资本主义如果继续存在的话，必然要过渡到法西斯的阶段，至少国家对于劳动的工资要采用强迫的手段。因此他们认为向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新的发展，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步骤，因为不论国家统治的初衷如何，垄断资本家们必然要对之施以压力，使政府为他们服务，独占资本家的利益集团，是要求解散独立的工会，迫害劳动人民，并靠了法律的武器，加强他们的垄断，同时对外使用国家的权力控制卫星国的土地，并比照“希魔在欧洲上的新秩序”，组织他们的经济生活。从“合同”再走回到“身份”的阶段，工业再度由国家特许的行会制度的新形态枷锁起来，这种种的事实；必然要怂恿着奴隶的国家之回复。随之而俱来的是新时代里的骑士精神，夸耀武力的威力，一方面是作为有力的经济交易的前提条件，另方面则作为政府订单的来源，俾可使现代工业维持继续不断的生产活动。
在这方面的趋势，甚至于在第二次大战以前所谓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显然的。国家对于工业的干扰，采取加强独占的形态，比抑制的形态为普遍（例如英国一九三零年的煤矿法，与英国政府对于钢的政策）；同时限制与解除生产能力（如英国一九三六年的棉纺锭法与有关国际商品限制计划政府纪录）的形态，比扩张形态为普遍；慈爱，鼓励破产的工业，并避免资本价值的崩溃，而不为了社会的利益，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正如吴顿（Mrs.Barbara woottou）对于这个政策很巧妙的总结说：“这个社会是向反面计划得过分了”，并受这个原则的影响即：“以前种两块地，现在种一块地”。这个道理曾在德国散播国，即国家应对技术的发明加以阻止，以免旧方法的投资受到经济损失。“国家资本主义”是指国家加强组织的独占——以法律的武器去实现独占的限制与独占的扩张；已有充分的证明，这时国家资本主义要走的一条道路。无可置疑的，在资产阶级中，有不少的人心目中愿意在这条路上履行。
“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是包括许多类型，它们的社会内容与意义是迥然不同的。这要看国家的形态，阶级的关系与国家的政策是为那个阶段服务而定，但各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一共同之点，即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与生产活动，即国家控制的经济活动同时并存，而国家控制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与个别厂商的目的不同。这个制度中的国营企业，是可有可无的。列宁用这个名词时是指在国家的监护下，“小规模生产的统一”而言；同时也用以指一九一八年及二十年代初期，苏联政府对混合式经济制度加以掌握的情况，这个制度包括比重相当大的私营企业，有的是非资本主义式的（如小农与中农经济），有的则是资本主义式的（如二十年代的租让企业与一九一八年未经国营的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又以这个名词去指第一次大战时德国的战时经济。[110]倘若我们把这个名词的意义，再加以引申，似乎也可以应用于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国家加强组织的独占制度，这种制度当中则以法西斯的经济为最发达的一个类型。
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各种变化中的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苏联在欧亚二洲的声望，空前的高涨；同时以往为资本主义所占据的一部分世界，资本主义是被推翻，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建立起来。东欧与东南欧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之出现，与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成功，基本上使着欧亚二洲的均势为之改观。
同时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一度曾认为战后的繁荣，可以持续于永久，也不会再有失业的问题，可是这梦中美景，很快的就被事实所惊破了。一方面在战后四年内，美国产业萧条的徵象，使人们又重新回忆到一九三零年时经济危机的恐惧，并可能使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都卷入漩涡。另方面经济学家与产业界的人们，受了战后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是高唱制造产业后备军的重要性，以使劳力市场富有弹性，庶可维持产业纪律并降低劳动成本。
我们知道在中古世纪末，因封建秩序所依赖之徭役劳动的消失，即有所谓“封建反应”，以保证直接生产者继续完成传统上所负担的义务。然而这只在欧洲几个地区，获得成功，在其他地方甚而至于都未敢尝试。虽然如此，统治阶级并不是没有这种意图，只以志与愿达未获实现而已。战后世界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也可以视作“资本主义的反应”，他们要想以法律的纲纪奴役工人，是不可否认的，新的经济危机的风暴，已经很快的就要袭来，因之在西方反动的力量比大战初停时更为增涨。“资本主义的反应”究竟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并维持若干时日，甚至于能否一试身手，都大有问题。欧洲于战后传统的秩序，已经是支离破碎，不足以维持人们的信心与纪律。一般的人们绝不会再忍受统治经济学与失业经济学的谰言，因为欧洲是：
耕地都已废弃。
腐烂代替了肥沃。
休耕地，牧场，园篱，与葡萄园。
污朽了的本质，都变成为旷野荒原。
在今日脱离社会活动的财产权，普遍的受到轻视，并兢兢于巩固其既有的地位；而工人阶级到处都壮大起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同时比任何时期都更为积极，这个生产力量能为全社会服务的美丽远景，已开始燃烧起人们新的信心与新的希望。虽然，仍有些人想把时代巨轮扭转，回到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时期，但已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1] 国际联盟的经济部门，就持这种看法。例如，一九三二年曾作如下的断语：“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的远因，是在于战时的失调，负债与租税的负担等等……迨战后，适应调整的机构，运用起来，益有艰涩”。补救之道为“增加国际贸易的范围与分量”，“以世界市场竞争的力量，重新安排地方分工”，“逐渐清理战时财政遗产，正如清理一七九三年至一八一五年及一八七零年的财政遗产一样”。（见《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页二七，页二八，页三零）前一年所发表的《经济萧条的发展情况》，也提到过“因调整迟缓而不彻底，致结构上的变化，使经济体系，趋于不稳”。（页七一）。
[2] 高度独占这个名辞在这里不仅是指严格技术的意义，并且还指着传统上近乎完全独占之高度限制性。
[3] 同理在需求增加时，如果工业的生产能力并未充分利用也是如此。（在生产量变动时每单位的产品之可变成本是差不多不变动的）。但是在生产能力已经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垄断资本家应付需求增加的办法，是抬高价格而不是增加产量。（在短期是如此）
[4] 设备之不可分割性使着生产单位为了节省资本之成本并提高资本之利润率，在缩减生产范围时受到阻碍。（设备的不可分割性比小生产单位具有更优越的经济条件，因之在生产单位缩减以后，这些优越条件就必然要被牺牲了）
[5] 这些工业的市场因有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于是，另外的影响便是使闲置生产能力的病症，益为显著。
[6] P.Sweezy：《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页二七五至二七六。
[7] 如果限额可以出让，比较有效率的生产单位便可以扩张，而无效率的生产单位可因之紧缩，但是这种变化，是要增加成本的。（增加收买限额的成本，而这种成本往往是扫除障碍的性质）
[8] 《既得利益》，页一零五。
[9] 这个数字，是指当时现有的设备及其组织所能生产的情况，与实际的情况之比较。如果装备与组织重新安排的话，数字当然就不同了。
[10] 一千三百万的数字是根据Kusnets的估计。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与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也作同样的估计。
[11] 密勒（F.C.Mills）：《滞销与恢复期的物价》，页一七。
[12] “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最后一次的报告书，页二三；同一委员会论文，卷一，页二一七，所作的评语：“统计数字说明了：大的公司在生产上与就业上，波动都比小康采恩为大，但是他们的所得却较为稳定”。
[13] 《国际联盟》：《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页一二七至一二九；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页六二。
[14] 如果生产单位已经到了或者接近充分运用的阶段，固定成本是不会随着产量的变化而变动的；于是独占的程度及其形式。便成为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
[15] 《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页一三三。
[16] 同上，页六一。
[17] 《世界经济情况普查》一九三四年到三五年，页一三零，一九三四年利润指数已经恢复到九六，差不多就是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经济学人》的利润指数，一九二九年底为一一三，一九三三年为六七，一九三八年回复到一三零。
[18] 加来斯基，上引著作，页三二至三四。
[19] L.Rostas：《英德美的生产率》，见剑桥大学《经济季刊》一九四三年四月号，页五三至五四。
[20] 《自由社会里的充分就业》，页二九四。
[21] 同上，页二九三，页三一二至三一三。
[22] 《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二至三三，页一二。
[23] 《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一至三二年，页九二。
[24] 密勒：上引著作，页三七。
[25] 密勒：《美国的经济趋势》，页二八零至二八一。一九零零年至一九一三年的发展趋势，亦复如此。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二七年止，产业建筑物增加了三倍半。一八九九至一九一九的二十年间，工业中每个工人的可变动力（可变成本中的动力部分——译者注）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同时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五年年间竟增加率百分之三零·九。（见《美国最近的经济变化》一九二九年，卷一，页一零四，页一三六至一三七）
[26] 美国商务部：《世界经济中的美国》，页九一。
[27] 同上，页一百至一零一。
[28] 《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一至三二，页二三。
[29] 佛勃里肯：《制造工业的生产》，一八九九至一九三七年，页六至七，页四四。
[30] 《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页六，页七，页二七五。
[31] 同上，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页十四。
[32] 同上，页十至十二。
[33] 《经济学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
[34] 《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三到三四，页五一到五二。劳动成本的降落与货币工资的降落不是一件事情，因为劳动成本也反映工资率的变化结果。
[35] 波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有公会组织的行业里与没有公会组织的“苦工”行业里，工资是有着很大的距离。（有公会组织的行业，照例都是卡特尔化的工业）。
[36] Witt Bowden：《政治经济季刊》，一九三七年六月号，页三四七。
[37] 同上，页三六八。
[38] 密勒：《美国的经济趋势》，页一九二，页二九零。
[39] 《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三至三四年，页一零。
[40] 《世界经济萧条的过程与阶段》页六六至六七。
[41] 密勒：上引著作，页二九一。
[42] 隋茲：上引著作，页二七六。
[43] 密勒：上引著作，页二九零。
[44] 《恢复中的英国》页二五六，页二五九。
[45] 同上，页六二。
[46] 在一次大战前期，美国所制造的刈割脱谷兼用机，不过是几百架而已；到了一九二九年，差不多就有三四万架。一九一六年所用的拖拉机不过是叁万架，到了一九二零年底就有了一百二十五万架。
[47] 《恢复中的英国》页六四。
[48] 同上，页六五。
[49] 《歪曲了的繁荣》，载一九三九年六月三日《经济学人》。
[50] 《恢复中的英国》，页三七二。
[51] 页一七六。
[52] 《皇家统计协会季刊》一九一四年四月号。在纺织方面每一个厂商的纺机数目在这个期间增加率百分之五十弱。
[53] 《工商业调查委员会》：《促进工商业效能的因素》，页四。
[54] 《工商业调查委员会》：《钢铁业的普查》，页三三；《皇家统计协会》H.Leak与A.Maizels论文，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载《皇家统计协会季刊》，卷六三。
[55] 同上，这样的厂商共有九三八家。这个数字也许低估了管理集中的程序，因为许多厂商表面上独立的，而事实上是为别家所控制。上述的厂商是包括雇用十个人以上者。
[56] H.Levy：《工业德国》，页二六。
[57] 同上，页五七。
[58] 《工商业调查委员会》：《钢铁业的普查》，页三三。
[59] Levy：上引著作，页六六。
[60] 密勒：上引著作，页四五，页三零零至三零一。
[61] “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的最后一次报告书，页三二。
[62] “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论文，第二十七号，页四。
[63] 《近代股份公司与私有财产》。
[64] “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经济力集中的调查》，论文第二十九号，页一三。
[65] “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的最后一次报告书》，页四五，页四六。
[66] “工商业调查委员会”：《纺织业普查》，页二四至二五，页二五七。
[67] 一九三九年建筑业里的三个最大的公司，所雇用的工人，只占本业中的百分之四，在纺织业中占百分之十三，在矿冶业只占百分之十。（见（Leak and maizels）：上引著作）。
[68] 《第五次生产普查》：一九三五年，详见所附统计表。每个机构平均雇用的工人为一百零五人。在工厂行业里，有六百四十九大厂商，每家所用的工人超过一千人，共计一百六十万人，约占全部工厂工人总数的三人之一。一般的厂商中有五百三十三家，所雇用的工人，每家平均超过一千人以上，其总数约占全部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69] “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最后一次的报告书》，论经济力之集中，页二九八。
[70] 《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页一零七。
[71] 德尔宾写道：“无产阶级的社会，渐已成过去。今日的社会是逐渐资产阶级化了”。（见上引著作，页一一二）
[72] 克拉克（Colin Clark）：《国民所得与支出》，页三八，页一零零至一零一；德尔宾：上引著作，页三七零至三七一。
[73] 上引著作，页三八至四零，页一零零至一零一。
[74] J.Steindl《资本，企业与风险》，载牛津《经济论文集》第七号，一九四五年，三月份，页四零至四三。他的结论是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最主要的影响，是巩固了大企业家的优越地位。它不但不能使着企业的所有权更平均分配，反而加速了所有权的集中程序。
[75] “生产手段实质上的管理逐渐为少数人所操纵，表面上是而事实上并不必然是为了证券持有人的利益……所有权现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管理的所有权，另一部分是食利的所有权，这使着过去三百年经济基础因之完全摧毁……所谓追求利润，可以使着产业财产的所有者善于运用生产手段的说法，也为之破产了”。见（波尔与米因斯上引著作，页七至页九）
[76] “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论文第二十九号：《二百个金融圈外的最大公司之所有权分布情况》，页五六至五七，页一零四。Sweezy：《经理上革命的幻觉》，载《科学与社会》，卷六，第一号。
[77] 《作为世界银行家的欧洲》一八七零至一九一四年，页八七，页九六。
[78] 同上，页九八，至九九，页一零二至一一一。
[79] 同上，页一四四，一八七。
[80] 《言论自由与劳工权利的侵害：加州制造商协会与集体交涉（一九四三年）》报告书，第六编，页七九二至七九三，页一零一九至一零二一。
[81] 关于《加州雇主工公会》的报告书，第八篇，（一九四四年，页一三七五至一三八零，页一六一七）
[82] 《关于言论自由被破坏的报告》：《产业军火》，页一八五至一八七，页一二三。
[83]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的报告书，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中间报告书。、
[84] 《关于私人警察制度的报告书》，（赫尔兰郡），一九三九年，页五三。关于产业特务的报告书，一九三七年，页六三。
[85] 关于产业军火的报告书，页八零至八四，页八六至八七，页一零四，页一零九至一一零。关于私人警察制度的报告书。
[86] 同上，页二一四。
[87] 同上，页二一一。
[88] 关于破坏罢工的报告书，（一九三九年），页一三六。
[89] 关于私人警察制度的报告书，（赫尔兰郡），页二一一。
[90] 同上，页二零八，页四八至五二。
[91] 关于私人警察制度的报告书，（赫尔兰郡），页二零九至二一一，页八八至一一一。
[92] “大量生产”方法，最初是在二十世纪初为美国所采用；但在英国普遍的采用是在一九一八以后。有一位作者曾经这样的说：“正如其他许多大的运动一样，是偶然开始的。最初并不是为了减低生产成本，而是为了增加生产率”。（见L.E.Ord）所著《工业的秘密》，页一五零（这位作者所称之生产成本，大概是指着可变成本而言，因为生产率增加之后，总的单位成本自然是会降低的）。
[93] H.Jerome：《工业的机械化》，页三九五。
[94] 《美国最近的经济变化》，卷一，页九零。
[95] D.L.burn：《制钢的经济史》，页五二一，页五二二。他说：“停工不一定就会使鼓风炉的炉壁损坏，但是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停工的程序，需相当的时间，代价也很高”。
[96] 同上，页五二二。据Burn说：“如果炉子的数目减少一半”，每吨的劳动成本，就要增加一倍，并且列举数字以为证明。
[97] Von Beckeratt：《现代工业组织》，页八零。
[98] 同上，页八零至八一。鲁滨逊（E.A.G.Robinson）：《竞争工业的结构》，页九五。
[99] 上引著作，页八六至八七。
[100] 上引著作，页八五至八六。
[101] 苏联在第二次五年计划中，集中生产四个类型的农业拖拉机，每一种由一个专业的厂子生产，这是资本货物标准化的一个例子。在哈克夫生产十五匹马力的轻拖拉机，在（Cheliabinsk）生产四十八匹马力的环带拖拉机，在列宁格勒生产一种特殊收割用的拖拉机，还有第四种拖拉机是在斯大林格勒生产。虽然苏联在拖拉机的生产上是占世界首位，但是拖拉机的种类却比起美国的八十余种为少。
[102] L.C.Ord：上引著作页三五。
[103] 泰晤士报，一九四五年正月十日。
[104] K.Mandelbaum：《充分就业的经济学》（牛津统计研究所），页一九四至一九五。
[105] Otto Nathan：《纳粹的经济制度》，页一五四至一六二。“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战的初期，在《强制卡特尔法律》的名义下，共制定了七十二条管制生产能力的法令。一般的有效期为三个月至两年，大部分则一再修正，直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还有效”。（见上引著作，页一五六）
[106] 《自由社会里的充分就业》，页一九。
[107] “在永久性的充分就业制度下，开除的办法便不再是维持纪律的手段。老板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却不断的增长……资产阶级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认为永久性的充分就业是不利于他们的，而失业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常现象的一部分”。（加来斯基：《政治季刊》，一九四三年十月号，页三二六）。参阅“牛津统计研究所”出版的《充分就业的经济学》，页二零七。
[108] 《经济季刊》一九四三年六月号，页一八七，凯茵斯在此处表示：“资本主义的国家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充分就业之后，没有方法制止工资的上涨”，并且接着说：“是否如此，尚有待事实的证明”。
[109] 《经济季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份，页四二二至四二九。
[110] 【原文缺少第110注——录入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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