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多布 -> ﹝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第七章 工业革命与十九世纪
第一节
从事于目前这种研究工作者，到了工业革命时期〔或翻译作产业革命——译者注〕，就要感觉到规模与远景的主要问题。在这方面的原始记录资料是非常丰富，而且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已经过从事于实际调查研究的专家，加以分门别类。正如一幅精制的油画，内容非常丰富，简直使客串者想要扼要的加以取舍，再加临一张，是会感觉无从着笔的。如果他不草草的大致画个轮廓，就会不厌其详的把细枝末节都画出来；在前者的情形下，容易失去其原有的品质，得到适当的解决，工作的方式还要靠了取舍的原则去决定，而在这一点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关于十九世纪的英国——甚而至于西欧或美洲，主要经济事迹的规模，几乎都已适当的发挥无遗。自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整个过程中还有待补充的地方，俾可使晦暗处变成光明。不过十九世纪是印刷发达，教育普及的世纪，资料的遗产，是非常充实，使我们对于主要的轮廓，以及庇得，庇尔同葛拉德士吞时代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要点，了解无疑。然而今天的经济学家，要想研究发挥百年前的资料，倒不是因为资料过多而为难。最奇怪的是一方面他所最需要的资料，正好缺乏，另方面是资料过多。当他由描写而进入到分析的阶段时，从主要的事迹到发生的动机，从每一点的静止的状况到运动的过程，他就会感觉到千头万绪不得要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所发的问题，是以前没有很正确很完善的向经济史家提出过，因之经济史家也就没有为之安排过资料。另方面也是在是由于为了解答某些问题，资料确是不凑手。最初读者可能想到，我们对这个世纪的事迹，记忆犹新，因之，丰富的资料，会使我们的看法标准提高，于分析时所提的问题，失之过苛。然而经过三思之后，就会知道，其所以如此者，不是主观的要求过高；而是由于客观的环境所造成的；换言之，工业革命之后，所出现的经济制度，异常复杂，单从外表上看，很难知道它的本质，因而使着问题的解释，益为困难。假如我们站得远一些，去看油画的全景，即会有两个突出的情况，令人为之愕然。首先，而且是最熟悉的，就是十九世纪经济变化的速率，举凡工业的组织，社会关系，产品的数量，贸易的范围与种类，以过去的标准衡量，无一不是非常的，简直使人们对于社会的概念，完全改观，以往的世界观是比较静止的，即人们一代一代的过着有生以来所注定的生活，凡是脱离传统就是倒行逆施；到了现在则认为进步就是人生的规律，任何健康的社会都要不断的改进。正如马可梨的话，从一七六零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是“飞跃式”的。无可置疑的，比任何历史阶段，还要显明，关于十九世纪经济世界的解释，要点是在于解释其变化及其动态。
其次，十九世纪的经济局面（至少在七十五年前的英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兴旺，特别有利。这技术改良的年代，迅速的扩大了劳动生产率，并带来了大量增加了的无产阶级队伍，同时投资的范围与消费品的市场，因一系列的事件而空前的扩张。[1]如所周知，在以往的几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的工业，因市场的狭隘，而受到牵制，同时由于当时一定的生产方法，所造成的低生产率，也妨碍了它的发展，另外还得加上劳动力缺乏所给予的困难。到了工业革命时代，这些阻碍，都一扫而光，而且资本积累与投资，简直是无往而不利了。
影响劳动力供应，生产率与市场的各式各样顺利的条件，同时出现，似乎不至于彼此全无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性质的关系，则并无完全的答案。不过它们是英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的那一阶段的产品，是可以肯定的，而不是发展程序以外的偶然结果。如所周知，人口的增加，是其初衷原系为了补救十八世纪劳力〔劳力即劳动力简称——译者注〕缺乏的困难；十八世纪节约劳力的发明，恐亦为了同样的原因，市场的扩张本身，就是新发明，社会分工，高度生产率与人口增加的联合产品（现在否定了的赛氏（J.B.Say）定律，倒还有强调这点的优点）然而如果片断的看这些因素彼此相连的程度与形态，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注定了的定而不移的自然秩序（持极端看法的赛氏定律，当然不在此例）。然而这正是大部分十九世纪学者所默认的。十九世纪前后的廿五年中，对于这默认的假定，已有所怀疑，到了廿世纪怀疑的阴影，又格外的加深；迨二次大战间，完全相反的意见，就成熟了。这种怀疑的意见，最初说出来的时候，确是很惊人的，不过在今天看来，一定会得到大部分人的同情。从一七七五年到一八七五年，这一百年的经济情况，只是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过渡情况的产品，久之，不但要消逝，而且还产生否定的力量，正如一位近代学者所云：“不是别的，仅是一个大的繁荣周期而已”。
如所周知，以工业革命〔可能存在印刷错误致使未出现注释[2]、[3]，——录入者注〕的名称去说明工业结构的改变，并不是指在二三十年内特定的某一件事故。这个时代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各工业发展的不平均性，不但各个工业都有其单独的历史，即是一个工业的各部分（更无论各国的工业），也都不能符合各主要阶段的节奏，而且有时某项工业结构的变化程序，要拖延半个世纪之久。变化的要点是不以人力及畜力，而改以动力驾驭机器，使生产的性质为之一变。马克思也说明变化的要点为不再以人力控制工具，而使之机械化；“从机器代替了工具的时候开始，姑不论动力是来自人力抑或其他机器”，变化就算发生了，换言之，其要点为“机械结构开动时，工作所用的工具，正是以往工人所用的”。同时他还指出：“个别的机器，如单以人力推动，是不能发挥很大作用的”，“机器体系在蒸汽机没有代替了早起动力以前，是不能适当发展的。”[4]总之，这种变化，不论是以机器结构代替了人力去运用工具，或以新的动力控制工具，彻底的改变了生产程序。这时的工人不但要集中一处即所谓工厂（以前有时也是需要集中的即马克思所称的手工业工厂）〔可能存在印刷错误致使未出现注释[5]，——录入者注〕，而且生产程序是带有集体性，即半机械半人力的活动须联合运用。联合运用程序的特点，是其社会分工的范围，达到空前的复杂程度，而且在同一的生产单位里或联合运用的单位里，在任务上或地理上，社会分工的范围也达到不可想象的程度。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力生产者的活动，逐渐的需要与机器程序的运用节奏配合；这一技术均衡的改观，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反映，就是劳力愈加依赖资本，而资本家也愈可完成其对人力生产者的约束与使之纪律化的任务。安·由尔（Andrew Ure）在他的《工业的哲学》满怀信心的说：“新机器的最大目的就是使劳动平均化，不再依靠个别技术工人难得的技巧，而使工人集中注意力及熟练的能力于某一种程序，这如在年轻时加以训练，是很容易成功的。”以前的生产主要的是人力的活动，是具有个别的性质，即生产者照着他自己的式样，用他自己的工作时间，不依靠别人，他所用的器具也不过是帮助他的双手而已。关于那个时期所用之工具的特点，曼透克斯说过：“在工人的手里是被动的——他的体力与先天或后天所学习的技术，以及他的智慧，甚至于对于生产最细微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6]个别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商人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不决定于生产行为的需要本身，而为外界环境所决定；不是制成品与半制成品的买卖关系，就是由于原料与工具供应所引起的债务关系。即在手工业作坊里，也是如此的，因为虽然工作是集中的，不过是由于许多平行独立的个体活动，拼凑在一起，而不是为了机能配合运用的需要所组成的有机体。以往的小师匠，配合体力与工具从事于生产，而能存在者，是因为所用的工具有限且只是体力的附属品；但是到了新的环境里，他就站不住脚了，一方而是由于生产程序的单位非常庞大，非其能力所能控制，另方面则由于体力与生产的机械工具间之关系，已完全改观。现在的资本是用以支持辅助新式生产单位所需的复杂工具；现在资本家的任务，不是单纯的账房里的高利贷者，或仓库里的商人，而是产业的首脑，生产单位的组织者与计划者，以权威性的纪律加诸于劳动者的身上。这些劳动者被剥削了他们的经济独立性，轮番地受着饥饿与主任监督的威胁，为了完成别人所加的繁重任务而不得不工作。
在各方面的变化是这样的彻底，确是值得名之为工业革命；同时，陶因比关于这个变化的古典的叙述，后人虽曾有许多修正处，不过绝不能如相信历史连续性者所希望的，动摇这个名词。这倒不是因为技术变化的速度而如此，而是因为新发明对于技术变化、工业结构以及经济社会关系影响的程度与重要性。其实各种工业里变化发生的时间早晚不同，而且我们所谓之革命，是指着一系列有关的事件，它们在各生产部门发生的时间，彼此并无密切关系。在动力机器没有被普遍应用以前，各部门工业具有不相同的性质及技术问题，因之，我们也没有理由希望变化会同时发生。也许是最令人注意的，就是旧的生产方式继续坚持存在，并在数十年间占了相当显著的地位，甚至于在新的工厂侵占了的领域里，还是如此。
据陶因比的意见，纺织工业的革命是由于“四项大的发明”所致：“（一）哈格理佛士（Hargreaves）于一七七零年专利的纺绩机，（二）阿克来（Arkwright）于一七六九年发明的一种纺绩机（Water-Frame），（三）一七七九年发明的克伦普敦纺线机（Crompton’s mule），（四）凯来（Kelly）于一七九二年发明的自动纺线机。”如果不是瓦特于一七六九年发行蒸汽机，并于十五年后可应用于纺织工业，“单靠上述各项发明本身，是不能使纺织工业发生革命的。”陶氏并且还认为卡特赖特（Cartwright）于一七八五年发明的自动蒸汽机（到十七世纪二十与三十年代才普遍应用），以及影响钢铁工业的以煤制炼的发明，同“一七八八年蒸汽机之应用于鼓风炉”都是重要环节。[7]恩格斯也提出哈格理佛士的纺绩机说：“使英国工人情况发生彻底改变的第一件发明”，然后又加上了阿克来“配合纺绩机与纺织机（Jenny and Throstle）的特点”，“引用完全新的原理”，以及卡特赖特的自动蒸汽织机与瓦特的蒸汽机。[8]在这一系列的发明之外，还要提一下早期的环节；一方面如鄂宾所说的“战略上重要的发明”，即一千三三年克衣（Kay）的飞梭，解决了雷奥那耳多〔Leonardo——这与E.M.Leonard，或R.Leonard不是一人，故本书译名采不相同的音译——译者注〕所认为的重要困难问题，[9]而且有曼透克斯所说的“难以数计的结果”，又如保罗与崴阿特（Paul and Wyatt）同年发明的纺织机（这与阿克来）的纺织机并无不同，在实用上也没有成功的地方，又如达比斯在寇鲁波若克达（Coalbrookdale）于十八世纪初期以煤炼铁的工作，再如科德（Cort）于一七八四年专利的炼铁方法及碾轧机。同理，瓦特的蒸汽机也非凭空而来，亦有所本。例如，一七一二年纽昆的汽机即是，在这个汽机里，“主要的压力来自空气，而实际的运转是靠了蒸汽”，又如一六九八年赛佛瑞（Savery）根据真空汽压的原理所发明的机器。但这两项早期发明，在实用上，只限于矿里抽水及喷水的装置。[10]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过，许多与工业革命有关的变化，已早于都铎尔时代末期出现。[11]正如奈夫教授许多著作最近所指出的，这些变化虽然比较例外，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时期比较新的技术方法，以它们对于就业与社会结构的影响而论，还没有深入到当时全国的主要工业部门。早起工厂型的企业，不过是产业资本主义的前哨而已，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却远非一般所想象的。有的是靠了政府的保护，或政治特权，而不是本身维持生存的经济动力。在新柏立某一约克的作坊，同纺织业某一司徒谟的作坊，虽然名之为工行，但是还不到十九世纪机器工厂的程度，只是马克思所称的“手工业作坊”。复次，以生产程序而论，工业里还很少不是个体散漫与小规模的，而它们的经济关系在商人雇主与家庭工业制下，却已经资本主义化了。[12]以一五八九年李维廉著名的刨〔“刨”后一字因印刷问题无法看清——录入者注〕发明，虽没有引导走上工厂生产的道路，却在家庭工业的基础上，使生产者与资本家的关系，资本主义化，正如早起的洗矿台租用制所起的作用一样。直至一个世纪后，一七一七年龙谟（Lombo）的纺丝机器出现，才促进了工厂生产制，“以自动的工具，专门分工的运用，从事于继续不断无限制的生产”。[13]然而影响的范围究竟是有限的。正如曼透克斯所强调的：“龙氏的机器，正式新发明起点的产品，约翰龙谟与托马斯龙谟都是先驱者而非创造者，同时仅预告了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工业革命尚未开始”。[14]钢铁工业亦复如此，在都铎尔与司徒王朝时代，虽然已经有大的熔铁炉，投资数目往往要千磅以上，同时磨粉厂与自动碾铁及切削厂，也在应用熔铁与鼓风的机器，然而因为继续以木炭燃料熔铁，致散在森林区域的小熔铁炉，仍相当普遍。燃料的供应不但限制了生产的规模，同时也限制了区位；迨以煤熔铁的技术问题解决以后，大而现代型的铁工厂，才能实现，然后钢铁生产的各部门，才不再受铳铁缺乏的限制。[15]
我们知道，主要的发明具备了革新的条件之后，工业范围内的革命速度，比一般所想象的为慢。在铁的基础生产部门，旧式小规模的木炭熔铁炉在十八世纪末已完全绝迹（虽然在一七八八年的英国约仍生产五分之一的铳铁），而且于一八二零年科德的链炼铁与碾铁的新方法也在英国产铁区有相当的基础，此外那斯米的蒸汽碾铁亦将近完成的阶段。一七一五年的寇鲁波若克达工厂约值五千磅，到了一八一二年“据托马斯艾替伍的估计，全国铁工厂的资产不会少于五万磅；等到一八三三年每周产三百吨铁条的工厂，设备成本约自五万磅到十五万磅”。[16]但是五金消费品各行业仍然是很落后的。十八世纪三十年代黑乡〔指北明翰的产煤区——译者注〕的造钉工业，仍掌握在小师匠与小作坊的手里，直至其实年代依然是如此；当时的情况是小师匠握有堆房，他分配铁杆给家庭制钉者制造铁钉，或以与堆房相连的作坊一部分租给没有炼铁炉的制钉者使用。一八四五年以为作家对于北明翰的五金业，曾作这样的评语：“像法国的农业似的，零零碎碎的”。一八五六年这里“大部分手工业作坊的师匠，只雇用五六位工人，同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整个区域里，所谓工业扩张者，是指小手工业作坊的数目增加，而不是工厂里的生产活动，更为集中”。[17]六十年代时枪炮制造，玉饰，黄铜铸造，及马具制造业里，高度生产分工与小作坊生产（作坊再把工作分配给家庭工匠）是同时并存的。蒸汽动力应用会后，并未使小工业的生产走上正式的工厂基础，因为那时的工厂只是许多小作坊的集体而已，每个作坊都有蒸汽动力机的设备，而且都市租给有动力需要的小师匠。[18]一八二零年设斐尔德的第一个利器工厂已经建立起来了，然而直至七十年代，即在大工厂里还有一部分工作是由厂外的工匠所作，而且在工厂里面的工作者，有的还是自东自伙租用工厂的动力，有时更为了其他师匠工作、[19]克兰夫谟教授针对着这些事实说：在英国乔治四世时厂外工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工业之“主要形态”，“一方面因为大工厂而失势，另方面又以代替了家庭生产与手工业而得势”。[20]在棉纺业方面，于阿克来与克朗顿的发明后一个半世纪，与卡特赖特发明后半个世纪，到了十九世纪卅年代，动力蒸汽织机才普遍应用，而旧式的纺绩机完全废除。在毛织工业方面，动力机器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才算赢得胜利，甚至到了一八五八年约克郡毛织工业所用的工人，只约有一半是在工厂里工作。迨一八五一年时制袜主要的仍是建筑在小师匠的制度上（约有一万五千小师匠，另有三万三千职工），即资本主义的袜商，采用家庭工业制。这时动力推动的轮转编织机与布鲁涅的轮转编织机，刚刚侵入到工业领域来。同时期只有四分之一的棉织企业，十分之一的毛织企业，雇用一百个以上的工人；而成衣与鞋子的生产，绝大部分都是在小企业的手里，每个企业所用的工人数目也很少有超过十个人的。直到一八七五年，因由美输入布来克缝纫机及其他自动机械如引鞋机之后，靴鞋的生产才由家庭工业制或手工业作坊改而为工厂基础。[21]
十九世纪后半叶时，家庭工业与手工业作坊仍继续存在，对于产业生活与产业人口的重要影响，过分的被人忽视了。这意味着，直至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工人阶级才具有工厂无产大众的统一性质，前此大多数工人仍保持着早起资本主义的痕迹，在习惯与利害方面，或雇佣关系与被剥削的性质方面，都是如此。永久组织的能力或远见的政策，仍未发达；利益的界线倾向于本行或本地而不是本阶级；同时工匠与技术工人的个人主义的传统，依然存在，他们希冀将来自己也可以成为老板；所有上述种种在相当长期内对于工会主义的坚强与普遍的成长，以及阶级意识之产生，都是一种阻碍。在立宪运动中的分歧，正足以反应出来，一方面是奥昆涅（Feargus O’ Connor）所争取的北方城市工厂工人，穿着术底鞋与棉布短外套，长发满腮，另方面是追随罗杰特（Lovett）的伦敦技术行业的工匠，与黑乡的小师匠，它们之间是有着鲜明的对照。这种初期工人力量的互异性，益发加强了资本对于劳力的控制。这时雇佣关系的原始性，仍然是很普遍，早期的工作传统也还依旧保存，因而一方面妨碍了生产率的成长，另方面则鼓励了与延长了工作时间，加强工作的强度，童工的雇佣，低的“物品工资”或忽略健康同安全等等相连系的剥削兴涛。迟至一八七零年许多工人的雇主，还并非大资本家，而是中间的把头〔即承揽人——译者注〕，身兼小雇主与被佣者。事实上，十九世纪的技工，无论是心理上或外貌上都带有几分把头的色彩。
在厂外工作与家庭生产阶段的许多行业如枪炮制造，制钉，马鞍与车箱的铁工制造师匠，或中间商与“铁路上雾中发信号者” 〔亦喻作中间商——译者注〕，固然控制着家庭工人，即在有工厂设备的行业里，把头制度〔也可称为小包工制——译者注〕还是普遍的；因之；通过“物品工资”，债务及在酒馆里发放工资的办法，贪婪残暴与欺骗，殆不可免，[22]早期的公会曾对之进行过坚强与长期的斗争。出租鼓风炉的把头，雇用男女童工以及畜力控制炉子并管理铸造工作，然后按照每吨的产品向资本家收费。在煤矿区包工开矿者，与管理当局订立合同后，即可择地采掘，有时雇用的人员达一百五十人之多，并需特别监督人员绰号为“狗腿子”监督工作，在展铁厂黄铜铸造厂链子厂等等的工头，有时要雇二三十人之多；甚至于在纽扣工厂的女工还雇用女孩。[23]当北明翰的小五金各行业采用工厂制之后，“所谓雇主应该准备工作地点、设备、原料，并监督制造过程的细节，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24]并且甚而至于在大的工厂里，在相当期内旧习惯还依然继续，例如，工资项下须减除厂房租金动力灯火费用。工人方面也沿以前家庭作坊时代的旧习，每每把星期一与星期二都‘玩掉’，一周的工作集中在三天。[25]因之此时颇需要瓦斯机器的到来（以废除把头租用蒸汽动力的旧制度），生产标准化的发展，以及以基本钢代替熟铁（便于压榨机器与机械工具的使用）作为五金业的主要原料，然后才能过渡到工厂工业的领域里，同时“因为所用机械方法的一致性，各种五金制造业所雇用的劳动力才能渐趋一致。”[26]
颇有人认为工业革命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变化，甚至于延续至十九世纪以后，而不是一个骤然的大变动，这种看法显然是与技术性的革命混为一谈了。换言之，它们忘记了工业结构改观，以及技术变化在某一重要阶段，致使生产关系改观的特殊重要性。加入我们只注意技术变化本身，变化开始之后，确是可以发生连续性的程序。而且转变一旦开始，工业体系内便有一系列的生产技术革命，这就是资本主义成熟期的特点。不过技术的进步，在经济领域内是正常的，而不是特殊或间断的。自从有了蒸汽动力以后，机器向着复杂范围大方向发展，与增加负荷方向上发展的障碍，都一扫而空，在某种程度上，技术革命是需要本身累进的刺激，因为机械每一次的进步，都会起着更精细的社会分工作用，从而益简化了每个工人的动作，这又便利了机器的发明去代替简化的动作。另外还有两种力量，去增强这累进的趋势：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从而增加了资本蓄积的泉源，剩余价值的基金（假定在稳定的局面，实际工资并不追随上升），另方面是生产与资本所有权的集中。后者的趋势，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卑之无甚高论了，它产生了技术工具的复杂性，准备了资本主义工业结构的变化前提条件，从而发生了近代垄断性（或半垄断性）的“公司资本主义”。
十七与十九世纪间，许多重要发明之产生的历史，仍有很多待考处。关于其起源，既然弄不清楚，自不便对于发生的原因加以武断，但是我们不能认之为偶然事件，与经济环境，全无关系，好像希腊戏剧里面那样有机关操纵的神，从空而降，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一般。事实上，如所周知，工业的发明是社会的产品，换言之，每次的发明，都自成一系统，其发明人从他的前辈先生接受过来索要解决的问题，及其解决的线索，因之发明人心目中的问题同他计划中的资料，是受到社会经济环境与时代需要的修整的。毕鲁斯曾很恰当的指出：在今日看来，“发明家只是时代发音的代言人，而不是创始人”。[27]十八世纪的发明，虽然无疑的与十七世纪的科学酵素有血统关系，但却是从事与实际工作的产品，为了满足当时工业需要，摸索而得者。例如，波义耳等对于气体压力主要定律的研究，虽然备了气压机与蒸汽机的发明之前提主要条件，但以煤熔炼的问题，在五金化合物的化学了解以前，就得到了解决。从事于工业者与发明家所提的问题，并不是凭空的，而是根据实际经验。复次，一个成功的发明，即对于经济发展起着作用的发明，单纯的解决了原理原则问题，是不够的。在原理原则发现之后，有待于付诸实行的例子是很多的；正如计划拟妥以后，不一定就有商业的价值而被采用实施，这当中的空隙，仍有待补填。我们不仅统一鄂宾的所谓之“成功程序的复杂性”，即成功的发明是一系列有关新发现的总汇，最初可能彼此无关，但最后的成功，则有赖于各方面；而且我们也同意这些发明之成功的综合应用，所需的经验与能力，往往是产业家所具备，而不是试验室里的工作着所能办者。[28]假如经济的发展，没有达到某一阶段，也就是说经济有利条件未具备前，就不可能有适当的经验与品质，或物力与财力，以使计划成为经济的事实，同时工业的问题也不可能具体的提出，自然也就无从解决。崴阿特与保罗虽然曾计划了并制成纺织机，但直至卅五年后阿克来发明了同类型的机械，才有了经济的前途，这也许是由于阿氏比崴保两人更具有实业家的意识。就是这样，阿氏还在早期因资金缺乏，而严重的受到阻碍，不过总算比崴保两人幸运。在一六二零年都德里似已发明了以煤熔炼铁的方法（这时根据他本人的自述），然而直至一个世纪后，达比斯才有了成功的实践。制袜业方面布鲁涅的发明是在一八一六年，而普遍的应用却在一八四七年。复次，炼铁技术进步之后，才使着锅炉与气缸能抵抗高压，在蒸汽机的发展上，始有充分的质的改良；同时在没有精密机械工具辅助铸造机器零件以前，制造简化与精确的机器，是受到限制的。[29]当时的工业情况，一方面限制了所不能容纳的发明，另方面却鼓励了指挥了所需要的发明者。以煤炼铁的发明，就是为了解决久悬不决，木质燃料缺少的问题。克衣所发明的飞梭，就是为了解决纺织者为臂长所限，致织品宽度太窄的问题（以前纺织者是把梭子由一只手扔到另外一只手）。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发明者受到“科学与制造业促进会”两种奖金的公开鼓励，因为“所发明的特优机械，可使一个人，同时能纺六股毛，麻，棉，丝线”，同时这时为了克服纺绩能力落在编织需要或商人订货单后面的困难，尤其是纺织品销售的旺月里，颇难雇得充足的纺绩人手以配合编织的需要。”[30]近代的发明，在发展上不但彼此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工业情况，经济资源，问题的性质，以及早期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人物的性格，也有密切关系。
显然这些发明没有具体化以前，工业方面是不足以吸引大规模的资本投资的。高利贷与贸易，尤其是特权贸易，在当时可能冒险性较大，但是有高利润的优点。如果认为这个技术创造的时代，是孤立的，同时以后几个世纪里技术是完全静止的，则未免失之过偏。[31]中古末期，已有漂布机与水轮机，迨十六与十七世纪，一连串新的发现，才奠定了早期工厂工业的技术基础，例如真空抽水机的改进便利了开采深矿井，又如飞行抛物体与振子的科学研究与海亘史〔荷兰的科学家，一六二九年至一六九五年——译者注〕对圆周运动的研究，便利了钟表制造与类似机械的实际应用。但在这一系列的罚命中，蒸汽机尤为特殊，因为与自动的机械，配合运用之后，开辟了节省人力投资的新园地，其推广的范围是空前的；同时五金化合物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知识，准备了史无前例那样大规模与复杂的工业设备的物质基础。
变化的结果，使着建筑在个体工匠小规模生产的生产方式，虽然挣扎生存，仍是要走上没落的道路；于是无产阶级从小规模生产为生活来源的小生产者行列里，得到补充；也就是说，师匠阶级与雇工之间，或有产与无产之间的鸿沟，因为新的经济障碍而加深，而且创办生产事业所需要的巨额开办费，使着这道鸿沟，俨若天堑。这也就无怪乎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的迟缓，并不能限制投资的范围，而妨碍了经济进步，同时如果资本的供应正常，工业的各部门能有全面的发展，只有政府的干涉与劳动力的供应缺乏，才足以使经济停滞。这种乐观的态度，可以李嘉图反驳马尔萨斯因“有效需求不足”的生产过剩论为代表。李嘉图的答复恰恰说明，马尔萨斯所面对的情况（迅速的资本积累使着货物的价值，比劳动力的相对价值下落，致利润紧缩），主要的是人口的需要问题，[32]而这正是马氏告诉我们的，只要生活资料足以压低死亡率，人口的需求总是会如愿以偿的。
李嘉图所谓之“人口的需求”，是指着愿为工厂大王所雇佣的无产阶级人口，为了资本主义的扩张，是非常需要的，同时如果没有前一章所概论的发展，以及无产阶级人口大量加速的自然增加，这种需要是无法应付的。新发明固然可以节省劳力，但是投资扩张之后，却更增加了对于劳力的需求。我们知道，十八世纪末死亡率是在降低，而工业革命的鼎盛年代里，出生率是始终维持着高水准。复次，西北工厂城市里的工业，在当时可从爱尔兰吸收大批饥饿的移民。这批重要的产业后备军，供应了十八世纪中伦敦非技术的建筑劳动力，同时也供应了工业革命中工厂城市与一八四零与一八五零年左右与建铁路的普通劳动力。[33]死亡率于一八一一年达于最低点，惟自拿破仑战后即逐渐上升，直至三十年代都是这样的；彼时人口中年轻者较多，本可降低死亡率，但仍不能扭转趋势。大城市中婴儿的死亡率最为显著，这自然时由于经济困窘与生活环境而使然，例如加斯刻尔女士及其他作家以后所写的，不卫生的茅舍，龌龊的地下室居处，滋生了神经衰弱，发疹伤寒与虎烈拉等疾病。到了三十年代末，出生率即开始下降，一八五零年与一八七六年间曾一度恢复，但再没有到达十八世纪的水平（以十年的平均数计算）。[34]迨十九世纪末，人口的增加率已在走下坡路，而原始积累的时代亦成过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乐观看法，即无产阶级的行列与资本积累总是亦步亦趋的，已显著动摇了。
虽然在工业革命的全盛时期，人口的增加是迫使原来靠土地或家庭手工业勉强为生的人们无产化的有力因素，但是单单数目增加，并不就能满足工业的需要。劳动力这种商品不但需要有，而且必须随处需要随处都得有，才能应付裕如，因此劳动人民的流动性是很重要的前提条件。以饥饿为诱使就业的无情条件，同时劳动人民又毫无组织，因之今日所谓之许多阻碍劳力流动的因素，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所以经济学家可以主张，只要劳力市场不因立法与慈善家的干涉，而受束缚，如需求增加，短期内即可有适当的供应，以与之配合。我们在此处还必须指出，当经济学家与工厂大王所谓供给丰富时，他们心目中所盘算的，不仅是数量，同时也有价值问题，他们所需要的不只是有充足的人数，补充各种岗位，而且彼此要展开无情的竞争，以使劳动力的价格，不因需求增加而上升，迨《迁移条例》与地方法庭制定工资条例废除之后，这些条件差不多已具备当时对于斯评含兰（Speenhamland）制度之所以集中毁谤者，就是因为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那是唯一阻碍工业所希冀获得的完全弹性劳力供应的严重障碍，除此以外，圈地运动与乡村手工业副业的破产，使着农村人口过剩，而这使英国在获取都市劳力时，握有特殊优势有利的条件，同时这正是产业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封建地主与产业资本利益的冲突，曾表现于《谷物法》的斗争上（安·由尔称之为垂死的封建专制法令），而《迁移条例》也早经修正，以排除在乡村中没有负担的人们，于是斯评含兰制度遂成为唯一维持四乡劳动后备军及限制乡城流动的企图（亚当斯密称《迁移条例》为设计拙劣的条例，并公开的侵犯了人权与正义）。一八三四年，《新恤贫法》代替了这个制度，因而在劳力市场里无限制的自由竞争，获得了保障。
在其他国家，劳力流动的制度，对于工厂工业的发展，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阻碍。我们可以举两个鲜明对比的别国例子，以为说明。前面已经讲过，波罗的诸邦，于解放农奴之后，不准擅离本地，俾大地主可以雇到贱价的劳力。一八六一年后的俄罗斯帝国，农村公社的制度，包括集体纳税，及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限制（于一九零五年斯脱里宾（Stolypin）立法实施后才废除），都足以阻碍劳力的乡城流动，以及劳力由剩余的地方，流向厂矿需要劳力的地方。在普鲁士，地主大规模的自耕，于十九世纪末及廿世纪初，都在抱怨劳力缺乏，同时“贵族党”（Junkers）更不断地努力制止“劳力离村”的现象。[35]乡城间劳动后备军流动受阻情况，可于乡村与工业发达城市工资的差额，得窥全豹，例如，在沙皇的俄国，边远地区与工业中心的工资差额常可达到二与一之比（这是支持农村手工业副业以与工厂工业竞争的有力因素）。同样的。西德与东德于二十世纪初，工资差价约为一点九与一点一五之比。[36]英国的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与上述的情况比较起来，确是因为劳力市场没有限制，而处于有利地位。而且对于雇主，这样有利的市场，也很少如此彻底同长久的。
关于劳动力贵贱在工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们面对一个显然矛盾的问题。十八世纪里有许多的事实可证明，新的发明与新的及其可以节约劳力，而且是受了劳力工资过昂贵的鼓励，同时因为工资特别低廉，小作坊里手工业的旧方法与厂外工作制，才能维持生存，许多十八世纪的发明家，心目中是有着很明确目标，就是节约劳力。例如，崴阿特笔之于书，说明他所发明的纺绩机，主要优点为可节省三分之一的劳力，因之可扩大制造家的利润；[37]同时如所周知，因为纺绩工人缺乏，使着纱的产量不足以应付织布者的需要，才促进了纺织器的发明。一八零零年在郎卡郡的一个城里，曾有商人集会，鉴于织工缺少，遂以研究改进蒸汽织机为目的。当时的一位时论家，于一七八零年表示，“诺定昂，勒司特，北明翰，设裴尔德，如果不随时运用心机，改进发明，以抵销工资上涨的影响，早就没有对外贸易的希望”。[38]不过劳力缺乏，在促成工业革命的各种力量中，还值不得算是最主要的因素，也许视之为对于技术变化的时间，及采用的时间，有相当的影响，更较为恰当些。[39]然而不论我们怎样重视其重要性，上述的矛盾并不显著。我们知道，一个经济的革命，是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力量，在某种配合下所产生的，而不是由于一个单纯的力量所致，比方少量的矿物原素，即足以产生显然不同的某种合金；但如数量超过某种比例之后，即足以根本使最后的化合物变质，同理，无产劳力供应的价格，在某个关键水准下，是资本主义的工业成长的条件，但如贱价劳力的比重与当时的其他因素失调，反而可以阻碍新经济秩序所需要的技术变革。十八世纪的上半叶，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序中，劳力的供应落在其他因素的后面，因而促成技术上的变革，为新的前途开辟了道路。然而廿世纪初，如果劳力的供应不是那样的畅快，已经开始了的工厂工业，进展得不会如此的迅速，也许会停滞下来。这个时期的技术变革，姑无论其是受了工资水平的影响与否，主要的是为了节省劳力，似乎已成定论；而且这恐怕是整个十九世纪的特点。如果以上所谈的，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的结论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彼时新的发明既有上述的特点，资本主义的发展，便可在无产群众增加与节约劳力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向前迈进，结果资本的积累率，超过了劳力供应的增加率。
我们知道，资助新技术的资本，虽然是来自商号或像利物浦之类的商业中心，但主管工厂工业者，与发展创业者，却往往出身寒微，来自以往的师匠或小有资本的自耕农，他们与资力雄伟的商人合伙经营。他们有着小农村资产阶级的那种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气息，而比账房或市场出生者，更能体会生产程序中的细节，从而感觉到新技术的可能性，并能有效的运用。在这些新人物中，有钟表匠，帽匠，鞋匠，织工，农人与商人。[40]有的自耕农以纺织为副业，幸而积累了些资本，并对工业情况了解，常以土地典质或出卖，以便筹措更多的资金。十九世纪初有许多新的名子，即属于此类：如庇尔，飞尔登，斯除特，魏芝吾德，卫肯生，达尔比，得尔，达布逊，克洛世，瑞德克利夫等皆是，卡特赖特是绅士后裔，牛津大学马德伦学院的研究员（Fellow of Magdalen），哈格理佛士出身织工，克伦普顿的家庭是小地主成份，而阿克来是来自小康之家，同时他的续弦太太给他带来了些资财，在这四位又名的人物中，前三人都没有建立起来大的工业康采恩。固然工厂工业的创办人是有着很显著的民主气质，与以贸易管制与经济特权为掩护的旧民权党员家族及商人垄断者，迥然不同，但是我们也不应像当时歌颂他们的斯迈路（Samnel Smiles）似的，过分强调他们出身寒微，纯以创办工业起家。如果一个人在开始时没有相当的资本，是很难爬得高的。瑞德克利夫在组织农村纺织的家庭工业时，一度曾发出一千架手摇织机；奥文的岳父得尔，因曾经作过布帛商的秘书，在创办拉拏尔克纺织厂以前，即有力组织家庭纺织工业。其出身职工或工人者，时少数中的难得者，即或有之，也是由于偶然的运气，或受到特别的栽培，就是那些以相当资本与商业关系起家者，也曾常因新技术所要求的规模，而感觉到筹措足够资金之不易（狡黠的阿克来就是一个例子）；至于在市场发展较慢，新人物发展范围有限制的场合下，小有资财者更难获得一席之地，约克郡西赖定的工厂主任，多来自资本主义的商人；[41]而小的师匠纺织者，只好在合作的基础上办理纺织厂。在钢铁与机器工业里，小有资财者更有困难，这可由当时所特别强调的借款困难的言论，得观其梗概。例如，鲍尔顿写信给一位推荐他的兄弟作学徒的某彼得，巴特谟，说：“以目前的情况而论，仅有中人之产如令弟者，来谋工作，恐非之得。甚而至于有相当财力的商人，恐怕都不易胜任，因此涉足此间者，不作普通职工便须大有资财。”[42]上述的鲍尔顿所云各节，确是经验之谈。他把他父亲所遣的产业，卖掉还不算，另外又以其妻财产变卖三千磅，他除经常负债之外，复从其富有的朋友举了五千磅的债，这样有一次为了到期付息，还感觉到非常困难。[43]
斯迈路所推崇的那廿八位不朽的成功的发明家与工业家，有十四人是小有资产者自耕农，织工师匠、鞋匠、小学教师等，有六人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仅有八人似乎是出身工人阶级。[44]在这二十八个人当中，只有八人成为有重要性的资本家，而这八个人中，仅有尼尔逊一人是工人出身。“他为了取得资本与势力，以推广他的发明，必须让合伙人分润了三分之二的利润”。[45]其余七人是属于中下或中等阶级，斯迈路所的那几位工人出身者，作为工业界的巨头，并无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例如，克尔特（Henry Cort）就是死于穷困，他的发明以后为克洛世所采用，正如斯迈路所巧妙的指出：“为了计较锱铢，狡猾比发明重要，业务技能比制造技能重要”。[46]克力斗兢兢业业的在伦敦谋得职业，并获得管理员的地位，但临终时只是雇用卅人的作坊主人而已。福克思是管事的子弟，幸而他的发明引起了主人的兴趣，因而获得了创办小规模事业的资本，墨累是个学徒铁匠出身，后黎芝的一个工程公司为酬谢其改进技术的功畀以高级机械师的位置，前后在城里与别人合伙办了一个小型机器工厂；罗伯特与一沙普者合伙组织了一个企业，他担任技术合伙人，而沙普出资；寇尼格（Koenig）是德国农民之子，以借来的钱在英国办了个印刷厂，但因失败，穷困以终。比安康尼（Bianconi）的故事最为有声有色，说明他如何的幸运锐敏，并狡黠地运用意外的财，虽然出身寒微，却成为当时成功的资本家。比氏早年是随着一位去爱尔兰的印刷品商贩作学徒的。嗣以伦巴底故乡的一部遗产为资本，作起生意来；他很狡黠地利用黄金有溢价的时候，收买金币，而当时乡民不知金价的趋势，颇有利可图。他以投机转来的金钱，买了一架双轮车，专吸引窝忒福附近来往用不起马车的旅商使用。某次，窝忒福两党竞选，初他把车子租给一党使用，中途他又租给另外一党使用，促成后者的胜利，他这种两面三刀的作风，使他发了一笔意外财，从得胜党得到一千磅的赠礼。自此以后，他再也不缺少资本了，他可以“控制马匹饲料的市场”；如盖棺论定，他是一位富有而受人尊重的人物。[47]
棉纺业的资本几全来自已有成就的商人。阿克来最初为了实现他的发明，是从一个诺定昂的银行借款筹措的，以后又从袜业的两位商人雇主借款。瑞德克利夫是最著名的一位工业巨头，但在创业时是同一位自法兰克福与来比锡贸迁的苏格兰商人合伙；就是他“在晚年时还在惋惜痛苦，因为依靠别人的资本”。[48]很普遍的“棉花进口商给予正在成长的制造家三个月的信用，而出口商每周支付货款，也给予了同样的便利。这样商业资金流入以后，才使大部分郎卡郡的工业企业发展起来，并得能大规模的扩张。”[49]有时商人资本家在郎卡郡也像在约克郡似的，本身就变成了产业家，得洛特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原在曼撤斯特法兰克福与东方之间作买卖，嗣后从他父亲所遗的两万磅为资本，从事于制造，染整，并对其他制造家供给原料；久之，不到十年资本便增加了三倍，转而注意到伦敦的金融市场。以如此的厚利当前，也就勿怪乎当时的工业家与经济家并不担心到工业投资会超过工业扩张的需要了。
第二节
我们回来讨论一下十九世纪技术变革的性质与影响，便会发问：技术变革本身是否可以加深投资的程度，从而扩大投资资本的利润率？关于此点，仁智之见，聚讼纷纭；而且这样地提问题，我们便设计到十九世纪大部分经济学家持乐观见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的核心问题。
有人认为技术的变革，纵或具有节省劳力的特点，但不能就认为可以扩大投资的利润。技术的变革固然可以增加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财富（李嘉图语，也可以说是效用的总合），唯并不能增加所创造的价值，因为用以生产较多商品的劳力，不比前所用以生产较少商品的劳力为多。换言之，改进的结果，使着成本降低，价格下落，产量增多，而单位价格与利润，反而会相对的减少。另外有人则以为否认改进的劳动生产率会增加利润率一节，简直是李嘉图理论中不可思议的一个系论。然而问题这样的提出，是无暇可疵的；同时这恐怕就是古典思想中，技术变革本身不算有影响利润的因素的理由。据此，资本投资的范围，主要的是受劳力供应的限制，而劳力供应又为用以维持生活的粮食供应情况所限。古典学派还受了土地报酬递减率的威胁（如果没有输入的自由），于是集中注意力于这个因素的最大影响，而忽略了其他，认为人口增加之后，生活费用便会增加，从而提高劳力的成本，最后只要面对利润率下降的无情结果。[50]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去认识马克思的著名提示，及时因为纯技术的理由，利润率可以下降，因之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隐藏着内在的矛盾。这个简单的事实，以往的经济学家，如栖聶（Senior）与朗菲德（Longfield）也曾注意到，但对之并不重视，更未使之织入一般理论的体系里，即技术的变革可以提高蓄积起来的劳动对有生命的劳动之比例，也就是说资本工具（以价值计算）对生产中劳力的比率提高。在某种剩余价值率下，即在创造产品过程中产品价值与劳力价值（以工资表示）的某种比率下，全部资本的利润率，即有下落的趋势（全部资本是指垫付的工资与资本工具）
但是马克思在阐明他的理论时，他又强调技术改造的另外可能性与相反的结果。倘技术改良不只对于有关工人生活的生产部门，发生影响，同时对于其他部门，也有影响，换言之，生活资料与非生活资料都便宜了，那么产业部门的产品与劳动力本身都会便宜的，固然一个资本家，以为工人消费的食品较前便宜，工资降落，劳动力所吸收的产品价值比例减少，那么资本家所分润的比例与数量，即可增加。马克思曾说过：“有若干种产业，其生产物决定劳动力的价值，或者说其生产物是属于普通生活资料的范围，或是能替代这种生活资料，要减低劳动力的价值，则在这些产业部门增进劳动生产率就成为必要的了。……但若一种产业既不供给必要生活资料，又不供给必要生活资料依以生产的生产手段，则该种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虽然增加，也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在另外的地方，他说：“商品的价值同劳动生产率是成比例。……相反的，相对剩余价值与生产率成正比例。……所以资本在内的倾向及经常的趋势，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使商品便宜，从而使劳动力本身也便宜。”[51]
在这种情形下，技术改良使着商品普遍的便宜，因此我们可以说机械的改进，使着投资范围的深度加强，但是先决条件是劳动力与产品总值比较，相对的便宜；否则就没有那种结果。[52]此处还有两点意见，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在劳动生产率增加时，这种影响是逐渐减弱的（以其对于利润的比例影响而论是这样的）。在劳动生产率低的时候，工资吸收了一大部分净产品，但技术改良后可使商品与劳动力在一定限度内便宜，从而使资本家以利润方式，分润了较大部分的剩余，在比例上便要大为减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极限情形，生活资料已便宜到成为自由货物，工人无需乎工资，生产率的改进对于剩余，也就再也不能有任何影响了。[53]所以产业资本主义达到高阶段，即劳动生产率较大的时候，投资范围的深度加强的可能性，比产业资本主义较原始的阶段为小。、
次，拉萨尔的“铁律”（Lassallean iron law）并未事实，换言之，工人的生活资料便宜之后，不一定就使劳动力的成本，同比例的降落。究竟其影响若何，是要视特定的地点与时间，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而定。对这一趋势，最有利的条件为劳力的供应，非常富有弹性，大量的劳力供应已经存在，或正在发展过程中。在十九世纪的前半叶，劳力市场还没有组织，工人与雇主的交涉，经常是处于不利地位，因之劳力供应富于弹性，是个合理的假定；总而言之，劳力的供应是超过了需求，因为在节省劳力的时代，对劳力的需求比资本蓄积的速率要慢，同时产业后备军经常的得到补充，对于劳力的价格，也施用着很大的压力。但这些前提条件变化之后，尤其是劳方可以组织起来，进行集体交涉，技术改良的结果，便会迥然不同。生活资料便宜并不一定就使劳动力同比例的廉价，一部分甚而至于大部分的结果，不是加增资本的利润率，而是使实际工资上升。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尤其是最后的二十五年，在英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技术改良增加劳动生产率后，使投资范围深度加强，所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最少限度同十九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全盛时代比较起来，是瞠乎其后的。
投资与投资对象的区别，似乎已不待解释，但在讨论此类问题时，常以不能分别技术改良与单纯的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影响，而混淆不清；换言之，资本额不变而技术知识变化的影响，与技术水平没有变化，而资本蓄积加强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固然两者变革的界限，是不易划得很清晰的，但为了分析目的，不弄清楚，便很容易滋生误解。复次，所谓“某种技术情况”者，也是很暧昧的，这可能是指不变的技术知识情况，而应用方面可随机应变，也可能是所用的技术方法没有变化。如果是指方法不变，那么资本蓄积之后，只好增加同样的装备的机器，即今日所谓之“增加资本的宽度”，〔Widening of Capital，这是Hawtrey首先应用的一个名词——译者注〕而马克思则称之为“以不变的资本有机构成，以增加资本”。[54]机器的数目增加之后，所以以驾驭的劳力，自必随之增加；如劳力供应不能配合资本的扩充，则“加宽的程序”迟早必然会停滞下来。等到所用的劳力，不足以驾驭新设备时，增加投资，只是增加劳力的价格，结果利润消逝而危机发生。此处我们的分析，似乎有点像古典的看法，即工业的进展，要受无产大众增加率的限制。相反的，实业可视作资本枯竭的表现（由于投资程序而骤然引起的市场困难，致有失业问题，容另讨论）。
我们姑暂不讨论市场需求问题，我们也会怀疑到这是否能代替真实的情况，至少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十九世纪的英国是否如此；而且十九世纪的经济危机能否与之吻合，也成问题。一八七零年的萧条时期，倒是有些上述投资特点的征象，但在十九世纪其他场合，缺很难辨认出来有近似的情况。也许这不是今日习惯于赓续变化想法的经济学家，所能臆度。然而问题是常常这样地提出，即在任何特定的时间，企业家面对的技术问题，不是独特的投资技术方式，而是在许多技术方式中的取舍问题。换言之，在这些方式中，每种的可能利润率是决定怎样投资的指标。事实上，取舍的范围，比经济学家所想象的为少。而且技术变革的步骤，用经济的说法，是“跳跃式”的进行；同时每一项发明都是相当远的路标，各种方法的物质生产率的差别是非常之大，直使企业家无需取舍，于是在某一特定的事件，工业所采用的方法，是决之于发明历史所达到的那一阶段。不过每逢变革迂缓的时候，机器生产程序是逐步改良的，一般的结构与原理都比较有基础；企业家事实上取舍的范围，便比较广。即在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的高潮时期，纺织者可以用纺绩机（Jenny）或走锤精纺机（Mule），或在十九世纪初，可用水力织机，也可以用蒸汽织机。所以我们可以说，不同的方法，虽然在物质生产率上有着相当的差异，惟并不比劳动力贵贱差颇对于取舍之间发生的影响大。
准此，所谓资本投资是在不变技术知识的情况下进行（即不同的方法是有限制的），比每个工业已用的技术方法是固定的，更切合实际。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资本投资先是朝着增加宽度的方向进行，即增添当时最有利可图的那类设备。只要有剩余的劳力，或劳力增加得相当迅速，新的设备与用以驾驭设备的工人，是可以顺利的同时增加的。但是一旦劳力缺乏，或者是因为剩余劳力已经用竭，或其增加率落在资本增加率的后面，工资没有向上的趋势，企业家至此就要改弦更张，在不同的技术方法中，加以选择。很可能他要采用更节省劳力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以往利润较少，到了现在因劳力优昂，便较为合适。这个方向的变化，就是由资本的“加宽”，边而为资本的“加深”；同时技术方法的改换，是为寻觅投资机会的资本及劳力成本变化所“诱致”，而非知识增加的自动的结果。[55]我们可以证明，在这种新情况下，比资本加宽促成工资上涨之前，利润率为小。然而资本之加深，总比资本一直加宽下去为有利，不啻是逃避劳力价昂的结果；同时无论怎样的作，比投资程序没有推广致使劳力缺乏以前，利润率是下降了。这正是马克思要说明的情况，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胜过了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抵销影响”。如动态的情况接近这抽象的模型时，资本投资的程序，便逐渐丧失了机会。只有发明家能为资本家开辟新的园地，特别是有关工人生活资料的生产，才能扭转这个局面。
上面的分析，有两点可加以商榷之处。首先，工资普遍上升之后，是否会促进节约劳力的方法，要看借款的利润是否降低才能决定。如果只是劳力成本增加，而且机器制造与驾驭机器所用的劳力成本也都在增加，那么制造复杂的节省劳力的机器，开辟所用的成本（资本费用计入借方），与驾驭简单的机器所用的劳力成本，增加的程度是相同的。如果以前因为成本太高而没有适当的设备，现在劳力成本增高之后，设备之苦难也不会减少，因为设备所需劳力的成本，与新设备所节省的劳力成本，其增加的程度是相同的。只有利率降低以后，复杂机器的成本，增加的比例才比其他方法为小（复杂机器的开办费较大，所用的利息亦记入借方）。
对于古典型的经济学家，后者的假定，显然是非常合适，几乎是默认的；李嘉图的名言：“工资上升，利润即必下落”，使他们相信，如利润的远景有下落趋势，利率必将下落，以为调整。但是近代的理论，对此已表示怀疑，并否定在那种情况下利率下降的可能性。准此，资本主义走向以节省劳力方法的道路，便为之堵塞；同时如投资程序所需用的劳力，超过了产业后备军，致利润率下降，唯一的结果，便是经济危机，与投资程序的瘫痪，直至新发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为资本有利的投资开闭了新的出路，局面才得以扭转。
其次，为投资的资本所“诱致”的技术变革，与改变技术选择的“自动”变革间的界限，殊难划分清楚。甚而至于为了分析的目的，划分起来都很困难。每逢情况改变时，企业家并不是立刻从抽屉里取出待机而用的新机器蓝图；他可能是先令机器匠，或在今日请研究部门，先研究新方法的可能性，或对现有的模型加以改善，以最少的额外成本，去达到节约劳力的目标。[56]其实，许多划时代的发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我们面对的历史程序的变化中，新发明既不是与资本投资的进展无关的自动程序，同时资本投资的程序，也不能与新发明的成长划分开，因为发明通过对利润的影响，又可以反映到投资的程序。在联合的程序中，这两种成份，如加以区别，只要不太曲解现实的话，对于分析二者的作用，是有裨益的。但是我们却不能认之在事实上，这两者彼此并无关联，而且不是联合产品。
这就是说，无论是技术变化或资本积累的长期影响，如加以演绎的阐明，是比想象为难。这要看联合的程序中各种成份的具体组成，只有实际的经验，才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巍峨了解释的简化，并提纲挈领，在思想上，了解实际程序中的要点，我们在上面的区分办法，自然是有其重要性的。在现阶段的分析上，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扩张，经常的是受觅求投资的资本扩张，与其运用的有利条件，相互矛盾与激荡的影响；而有利的条件，则视乎技术变革的性质，无产大众与自然资源（包括输入的可能性）的增加速度，能否供应工人所需的食粮，同工业程序所需的原料，以及彼此间相激互荡的情况而定。我们有理由（如上述者）相信，资本愈积累，投资有利机会的扩张可能性便愈减少。
在我们讨论变革所以来的各种因素时，没有谈到市场问题。倘由常识判断，在各种意义上，市场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限制，甚至于古典学派的大师，亚当·斯密，就认为市场的范围，是限制社会分工（也就是机器的发展）的中心因素。其实，另外还有一直截了当的意义，就是资本的投资范围，是为市场所限制，也就是说，投下去某一数量的资本，所能得到的利润，是视工业产品的需求情况而定。[57]明乎此，显然技术的变革还可以推广资本的投资范围，而且这与上面的意义虽容易混淆但并不相同。例如，动力织机为制造蒸汽机开辟了资本的投资新园地，犹如近代飞机的发明，创造了飞机工厂的新投资机会。
无疑地如市场与投资之资本数量同时扩张，资本主义的发展，应不收限制（自然需求的结构会影响全部资本的分配及个工业相对成长的情况）。但是李嘉图学派的经济学家，以一个特殊的假定，便可忽略这个因素的作用。他们认为生产决定消费，而不是消费决定生产，而且假定（或类似的假定）无论工人、资本家、或地主的收入，在一定期内，都以某种形式花费掉；因之在收入不断的增加情况下，收入与消费，货币的收支，除了中间有些时间上的拖延，差不多是很合节奏的。所谓消费是指“不事生产的消费”，与“生产的消费”——即企业资本家雇用劳力，购置新资本货物的消费。[58]在这种情形下，对消费货物与资本货物的需求与产业设备是同时增加的；复次有关需求的问题，不是需求量的绝对不足问题，而是新产业设备如何分配在工业里的两大部门，及各小部门，及其均衡。
这个假定是李嘉图理论体系里，最聪明的一个化简办法；其在最初不成熟阶段的功用，为以后续阶段对思想上的束缚作用所抵销。然而这还并不是对于率真看法者的一种欺瞒技俩，表面是而实非。在当时的环境，倒是有几分正确性的。自然，我们无论是现在或过去，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现在的世界里，这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制度里，没有适当的机构，使人们储蓄的决定（在某特定的时间内，节约消费，因而增加手中讼保藏的货币），与企业家扩充设备，出仓原料与制成品，扩大生产的决定配合。过去虽曾有人认为利率是协调这两种决定的机构，但在今日大部分经济学家则认为利率纵不失为一种武器，不过为了这个目的则并不是完善的武器。这个另外一种提法，而且是较为时尚的提法，就是投资（及由此投资所发生的收入与消费）不能通过适当的机构，创造足以维持产业设备充分利用的需求。所以需求随时都可能延误在生产设备发展的后面；同时生产设备既不能充分利用，自然也就不能实现完全顺利情况下的利润。然而在十九世纪的前半叶，情形却大不相同，这都可以说明何以古典经济学的看法为什么是乐观的。那个时期里的影响，都是在促进对消费及资本货物的需求，而且特别的多。各方面的因素，都在推广市场，这已被认为是正常的，而且在这充满自由主义的新时代，被认为是永久的。繁荣的因素当中，主要的是迅速发展的技术发明，这不仅创造了空前未有的一系列的新机械装备，以及急剧增加的都市人口的需求影响，也在加强繁荣的作用。
在工业革命的前一两个世纪中，对于资本货物的需求，无论是相对数字或绝对数字，只是限于“大火”后重建伦敦与造船的时期。标准的建筑活动，限于经常的修补（例如修葺屋顶，虽然规模不大，却是四乡主要的工业），与建筑新式住宅以应付人口增加的需要，此外都铎尔与司徒王朝时期的英国，是比较繁荣的；如四乡建筑，早期教堂的建筑，以及自耕农的农场与宽广的仓廪建造，都是风起云涌的。十八世纪逐渐的走向都市化，尤其是伦敦的成长，促成了近似长期的建筑高潮。工具制造与西部洋钉制造，也有相当规模，不过都可由地方工匠及机器匠胜任之，值不得作为资本的投资对象。早期的机械多是木质者，而且都尽量在本地就近直接或间接委托制造，只是重要的五金部分是从远地订货。木匠、锁匠或钟表匠，在需要齿轮，或装置纺绩机或织机时，便力有未逮了。在机械逐渐复杂化而早期机器工厂亦已设置后，多才多艺的工匠——建筑师，便占了重要地位；这一行业，据当时的记载，“属于木匠的行业，但也有些铁匠的工作，相当的繁重，可是富有技巧”。[59]钢铁制造的规模，是很有限的，在一七三七年分散在十八个郡共有熔铁炉五十九座，年产一万七千吨，这大部分是为了应付火炮的需求。[60]在当时“木材是个工业所用的原料，其适用的规模，确是非现代人所能想象的。”[61]运输工具与容器，船只与桥梁，炮车与房产建筑材料的大部分，都是木质的；同时木工大部分还是保存固有的技术，用传统上最简单的工具，即可办理。为一般消费的工业制造品，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的，是相当的狭隘，同时出口市场，对于羊毛工业特别需要，在重商的制度在，仍然受拘束而是有限制的。一七零零年从英国各口岸，向外航行船只的吨位。不超过三十一万七千吨，也就是相当于今日利物浦一地航运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而已。[62]
到了工业革命时，这种情况基本上为之改观。十八世纪中，出口船只的登记吨数，比世纪初增加了一倍。此后出口贸易大为增加；以纺织业而论，各方的迹象都在说明国外的需求超过了本国的生产能力，成为下半叶技术变革的主要刺激。以英镑计算，本世纪末的出口值相当于世纪中的三倍，世纪初的五倍。[63]在一八零零年，全部出口总值中，羊毛与棉花的出口约值百分之三十。一八五零年纱与织品的出口值共约占总值的百分之六十，也就是说半世纪后增加了一倍。早期的机器以蒸汽发动之后，生产工具的数量与所用的金属部分数量与复杂性都大为增加，因之必须有适当的厂房，工人的居处也必须在厂房附近，同时对机器制造的专门机构，也发生新的需求。在一八零零年唯一属于此类的厂家，就是鲍尔顿瓦特在苏侯（Soho）办的厂，截至当年共制造过三百架机器；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为纺织业，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是开矿所用的。直到一八二零年左右，在伦敦与郎卡郡才有许多专门制造机器的厂家出现。[64]十九世纪末布剌码（Bramah）与谟滋雷（Maudslay）的主要的新机器工具之发明，特别是制造螺旋的车床与附属于旋盘之上以支机具之器，奠定了以机器制造机器工业更进一步的分工。大量机器的生产与维持机器生产的进行，对于钢铁业与煤铁的开采又产生了新的需求。一八三五年铁的产量到达了百万吨的数字，廿年后又增加了两倍。煤的产量于十八世纪末达六百万吨，一八二五年则达两千万吨，一八五五年即达六千五百万吨。[65]至于国内消费品的需求，虽然因大众的收入微薄，生活困苦，不能显著的增殖，但以人口相当增加及逐渐的都市化，也是在推广扩张中。例如工厂里的无产大众，在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之外，纵仅余有几个便士可供花用，纵是要有少量物品必须由市场上购买，在以往，这些物品大部分是家里自足自给的。不只是人们喜欢以工厂织品代替手织品，而且因为人口数目增加，即每个家庭所用的披肩与木底靴也都增加了。
无疑地在拿破仑战争以后，这些因素的影响造成空前未有的扩张性。但在本世纪的四十与五十年代，又出现了空前的吸收资本与资本货物的投资高潮。这就是十九世纪中所谓之“铁路时代”。关于“铁路筑造”在此时期内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战略性的特殊重要地位，我们常常不能充分的认识到。铁路建筑，可以使资本主义大量的吸收资本，其规模只有现代的军备可以查过，甚至于现代的都市建筑，都难与之媲美。这倒不是说，铁的唯一去路，就是铁路建筑。钢铁的时代还产了许多伟大的设施，例如，码头建筑对于生铁块就有很大的需要；关于四十年代，海滨骚鹰德码头的建造，当时便有这样的记载：“非常的长，一直伸过浅水湾越有一里半之遥。”[66]在英国联合王国开辟了两千里的的铁路线，为铺设铁轨，装置铁椅，在一八四七年至四八年间，总差不多吸收当时四分之一的铁产量；同时根据屠克（Tooke）的估计，当最繁荣的那一年，在铁路线上或附近给予了三十万人的就业机会。[67]到了一八六零年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共已铺设了一万里的铁路；嗣于一八六零年与一八七零年间又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国内的铁路建筑，还并不足以说明英国铁路投资与重工业的重要性。虽然我们提到资本输出时，心目中所想到的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与一九一四年前十年的一段时期，但我们不要忽视十九世纪中，国外投资已经起着相当可观的作用。国外投资所采用的方式，是借给国外政府，而不是近代直接投资的方式。其重点还是大部分作为铁路建筑的用途，结果一方面为资本找到了有利的出路，另方面则可刺激英国资本货物的出口。紧跟着四十年代英国的铁路繁荣高潮，就是大陆上的铁路筑造；继而又有更大规模的美国铁路建筑高潮。自一八五零年至一八七五年，英国每年的平均输出的资本约为一千五百万磅，迨一八七零年连年积累的投资与净收益的再投资两共约五千万磅[68]五十年代资本货物的输出相当的增加，在前三年中钢铁的输出值增加了一倍，在七十年代初则约为一八五零年的五倍。自一八五六年到一八六五年间约有值三千五百磅的铁路用铁，输出国外，自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七五年又输出了八千三百万磅的铁；[69]同时在一八五七年铁铜铅的产品已经占到英国出口值的五分之一。从一八五七年到一八六五年，英国资本货物的输出，即转向供应印度的铁路与公共工程，同时印度的铁路用铁，几完全由英国供应。[70]到了六十年代帝俄与美国仍继续大量需要英国的铁。一八七五年德国的铁路筑造已近尾声，而帝俄的铁路建筑到了九十年代才达到顶点，约有一万六千里的铁路已经铺设，同时美国的铁路筑造，直至十九世纪最后的廾五年还在继续的进行，迨一八八七年才又大规模的活跃起来，约有一万三千里的路轨铺设完成。[71]自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五年美国铁路里数增加四五倍之多，但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铁路器材，便已能自行供应，不再由英国输入。以美国，阿根廷，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而论，总共的铁路里数，由一八七零年的六万二千里，增加到了一九零零年的二十六万二千里；在一九一四年的前七年中，英国的资本家对海外国家还在供应了六亿磅的资金作铁路筑造用途，而这些国家正是生产原料与食粮者。[72]
上而所描写的使市场繁荣之各项因素，是过渡性质的。它们的影响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因为在地球上某特定面积内，所需的铁路数量是有限的，同时一系列新的发明需要制造新式机器的工业，只能一次为之奠定基础，而不能继续不断的创造新的工业。或谓如果我们个别的看问题，这些因素好像是过渡性质，其实我们没有理由否定一连串的影响会继续下去，使需求情况不断的扩张。新的发明可以滋生更新的发明，如此子子孙孙延续下去，一代比一代所需要的机器制造工业更复杂，至少新技术的创造可以支持已经存在的机器制造工业。纵使铁路建筑已达饱和点，但经济的进步可使更新一点的目标，继续刺激投资与重工业，如电气工业，在大陆四周装设油管，或德国式的汽车道（Autobathnen）。[73]关于这个谜的可能性，除了观察数十年的实际经过外，是很难给予答复的，容即加以阐明。这些事件是否会产生同性质的事件，是要看整个综杂互相有关的历史程序如何变化而定，不能从它们本身的性质，加以演绎。
我们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如上面所讲述的，必然会是过渡性质的。这个理由是与生产手段方面投资的主要特性有关：也就是说，每次投资行为之后，生产工具的数量，便要比以前为大。恰如加来斯基（Kalecki）很巧妙的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所以发生者，是“因为投资不仅是被生产，而且也生产……投资的悲剧是其制造危机，而且是因为有用，才制造危机”。[74]如果我们认为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继续刺激下，投资增加的速率是稳定的，其结果必然是工业的生产工具相对的增加，其生产最终消费物品的各种工业，亦复如此。[75]为了使增加中的资本货物得以充分利用，并制止利润率的下降（因为不能充分利用），消费不但是要维持，而且还要继续同比例的增加。否则，滞销的市场，迟早必然会阻碍了投资的程序。在阶级的社会里，大众的消费是为贫困所限，因超过工资的剩余收入增加部分主要的是为富人攫取，而这些人的消费不是已达饱和点，便是要贪婪蓄积，于是消费程度总是要落在资本工具的增加程度后面。所以，为了抵制这个趋势，我们所谓的市场“繁荣因素”不论是输出的需求，或以新的欲望刺激富人的消费，非特要坚持下去，而且还要使之增加强度，[76]也就是说，不但本身要有影响，还要继续不断，产生更大的影响。不过，这个如意算盘，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第三节
如所周知的“长期经济萧条”（Great Depression），始自一八七三年，断续的恢复，从一八八零年而一八八八年，迄九十年代中；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前后期的分水岭，在前期资本主义，是有生气的，繁荣的，充满了进取的乐观主义，而在后期，则比较烦恼，踟蹰，已经具有衰朽、腐败的徵象。这正是恩格斯著名的阐释：“英国工业独占垮台”的时期，这时英国工人阶级即将“丧失了特权地位”，而“社会主义在英国又有可能了”。[77]关于这次经济萧条的性质，重要性，与其原因，众讼纷纭，莫衷一是，但近人所强调的，这段时期，并不是均匀停滞的，如以生产指数与技术进展情形而论，那恐怕正是恰恰相反，不能象征萧条，如以工人的实际所得计算，工人是占了便宜而没有吃亏。[78]然而这正是经济危机益趋严重的时期，在生产力成长与业务利润间的尖锐矛盾，已经无可讳言；同时所有的徵象都在说明，以英国的资本主义而论，最低限度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廾五年，经济环境中已经发生了相当基本的变化。
在我们估计其重要性时，大班还是依靠我们的判断；关于“长期经济萧条”的某些表面特征及必然结果，固不待言，然而还有许多基本问题，尚待商榷。其中一个为各方所重视的问题，就是上述限制投资范围各种因素的相互比重。其所发生的影响，决不是任何一个因素的单独力量，而是各因素联合发挥作用所致。如所周知，投资范围是多方面的，如果说投资范围已不富有弹性，那是指着许多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不过其中之一，必然是最关重要的，即纵使各方面都在扩张，也不能补偿过来这一方面的紧缩作用，所以研究造成萧条的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仍有必要的。例如，造成七十年代的经济不景气的各原因中，投资机会的部分饱和，究竟占多少分量（即如对商品的需求与生产同比例的扩张，市场上也并无严重的性质，只以资本蓄积率过速，超过了从生产程序中榨取剩余价值的可能性，致利润率下降）？[79]再如，有效需求之不能与扩张的生产配合，究竟占多少分量；即当上述各“繁荣因素”呈现衰落状态，尤其是消费不能与生产力配合（特指用以生产消费品的生产力）时。
第一种情况的存在，可由世纪中劳力的实际工资上涨，得到证明，因为从表面上看，对劳力的需求，开始超过了无产大众的数目，李嘉图所恐惧的阴影，正将成为事实。据鲍莱教授（Prof. Bowley）的估计，货币工资从一八六零年（一九一四年是一零零）的五八，到了一八七四年涨至八零，而实际工资则自五一涨至七零。[80]对于投资最具有重要性的，就是建筑劳力成本，据估计自一八六零年迄一八七五年上涨了百分之五十，比原始原料上涨得快。[81]工资之上涨，除其他原因外，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全国工会合并之后，技术工人的组织加强，也是一个原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资本投资空前迅速的时期，同时也是工业生产工具大量增加的时期。例如，自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二年全世界铣铁的产量，由八百九十万吨，增至一千四百四十万吨，而英国的产量占五分之二。在克利夫兰地区，从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四年，即建筑起来三十个新的鼓风炉，使这个地区的生产力增加百分之五十。昆布兰与北郎卡郡的赤铁矿区，在七十年代初期扩充了百分之廿五，同时在林肯郡，利用磷矿石的鼓风炉，在七个增加到廿一个，[82]在一八六七年与一八七五年间，铁工厂方面的投资，增加了两倍，在开矿方面的投资，增加率一倍。[83]
复次，在危机的前两年，工资陡然上涨，[84]同时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一八七零年失业数字，略比百分之一多一些。整个七十年代里的利率，都是特别的低。尤以一八七一年冬为甚，据《经济学人》云，贴现率在那种商业澎湃的时候，还低于能够站得住的水平，[85]这一现象，马先尔归之于：“寻觅投资的资本增加如是之速，虽然投资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贴现率这是被压低下去。”[86]这时技术的变革非常迅速，吸收了较大量的资本，以推动了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不过生产方面所吸收劳动力的速度，必然还是很快的（详细情况，目前尚无可靠的统计）。
有些时论家谓萧条期间即七十年与八十年代，物价的下落，并不是与黄金的供应有关（这与一般的经济学家的意见相左），而是由于过去若干年中的技术变革，才使着成本减低。[87]卫尔斯（D.A.wells）在八十年代的后期，为文论及英美，估计那些年在生产方面节约的时间与精力，有少数工业约为百分之七八十，大部分工业超过百分之五十，全体生产部门最低的平均标准，为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88]自一八五零年至一八八零年英国一般制造工业的实际劳力生产成本，下落约百分之四十。总之，此时物价之落，本身并不足以表示是需求停滞，但如物价之下落，解释作为技术改进之成本减低，则利润下落与萧条的原因，等于仍然没有解释。
我们必须于此时能分别，在投资的资本数量增加后，有两种显然具有不同影响的发展方向。第一，资本量增加可以采技术变革后，新式资本货物的形态，以提高凝固劳动对活的劳动比例，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假定以劳动量计算，销售价因实际之下降，而同比例的减价。结果，除非劳动力的价格下落，以抵销马克思所称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理论萎缩的影响，利润率便要下降了（有机构成提高特指技术发达后，机器对于直接劳动的比例提高而言）。[89]第二，资本量的增加，也可采增加同类型机器设备的形态，以增加劳力的雇佣与生产，而不必须降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使利润率下降的可能性，是市场与劳力的供应不能配合生产生产能力，那就是说，生产能力超过了需求的成长。我们所感觉困难的，是这时的投资，两种形态都有，而是很难算得出二者的比例。
如果劳动生产率在此期间，有显著的增加，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亦必有相当的增加，以为补偿。事实上，在一八六零年与一八七四年间，货币工资不特没有降落，还上涨得很多；在一八七四年以后，物价狂泻，而货币工资下降的程度仍是有限的很。因此，一八七三年前，上述的补偿因素，殊不重要，一八七三年后亦复如是。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因为美洲内地已有铁路运输对外界发生联系，同时海洋运输也有长足的进步，食粮与工业品比较起来，是相对的下落，但以当时工人组织较前有力，不像世纪初期，已能抵制货币工资的削减，结果是实际的工资上升，对雇主言，劳动力的价格只是微落而已。
在促成一八七三年经济危机的次要原因里，国外投资市场常被置于首要地位，在此以前，每逢蓄积的程序，使着利润前途黯淡时，国外投资还不是为重要的补救之道。但是当时海外投资的规模，远不若近代，同时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也不是万灵药。不过，还是很重要的。危机初袭时，确与海外投资骤然受阻有关。从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七三年，曾有一连串的国外贷款，贷给埃及、帝俄、匈牙利、秘鲁、智利、巴西，另外还有些铁路借款，及带有显著冒险性的借款。在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七三年间，美国铁路借款，上场的廿亿元证券，英国资本家承受了绝大部分。佶芬（Robert Giffen）说过：“一八七三年前许多年里，海外投资是受人欢迎的业务”。[90]在西班牙的投资失败，土耳其债券之不能付息，对于当时的投资情绪，不啻是冷水浇头，同时英国或其他工业先进国家投资的许多国家（佶芬所谓之被照顾的国家），如奥国，南美（彼时几已成为英国的属地），帝俄等，财政上的种种困难，使着英国对外投资的市场，忽然陷于瘫痪。[91]
海外投资事业，初步受阻之后，投资便转向国内。这说明了萧条期间最显著的特点，即生产与生产能力还在继续增加，只比一八七零年前稍缓一些。生产能力的增加，在七十年代中资本货物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鼓风炉的数目继续增加，以全部资本货物的生产指数而论，由一八七三年的五五·三升至一八七七年的六一·六。[92]迨一八七七年国内投资，亦如前几年的海外投资一样，也垮了台。然而一八七九年的资本货物生产值数，仅比一八七七年降落八点一，同时虽然失业统计一超过百分之十，而生产指数仅由一八七三年的六二，落至一八七九年的六零，[93]国内投资的一度恢复，促成了一八八零年至一八八三年的短期景气。但是这个期间生产能力继续的增涨，再加上一八七零年前，积累的成绩，对于八十年代中的物价与利润，是起着抑制作用的，诚如高森（Goschen）所云：“资本家感觉到很难为他们的资本，谋得适当的报酬”。在十年中铁价跌落百分之六十以上，煤价也跌了百分之四十强。[94]一八七四年值十二磅的铜，迨一八八四年则仅为四磅五先令。大部分跌价的原因，可由技术改革后成本经济化，加以解释。据估计制造一顿铁轨，所用的劳力，仅及世纪中的一半。铁价之所以便宜，主要是由于新的基本程序的经济条件（这在英国工业中是迟缓的，同时也是易于忽略的）柏塞卖法制成的钢，每吨在一八八六年的英国，可以一八七三年四分之一的价格，制成售卖；同时每吨钢轨制造时所用的煤量，仅需一八六三年之半数。[95]生产消费品的经济条件，大体上讲，虽然不大明显，也是相当的可观；例如，七十年代时，棉纺的实际成本，平均年落百分之点五。更可注意的是从一八七三年至一八八三年间，有四百家新的棉纺公司的证券登场，物价变化只有一小部分原因可归之于货币工资之下落；从一八七四年货币工资的最高率，到一八八零年中间降落还不到百分之十，自此以后则差不多平稳，或微微上涨一些。[96]无疑义地，由于生产能力提高之后，物价之下落，从各方面刊，仅以成本之减低来解释，是不很圆满的，据柏尔在“工商业萧条皇家调查委员会”前作证时说：全世界的铣铁产量，于一八七零年与一八八四年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二的惊人数字，而英国的产量即增加率百分之三十一；这促成了物价的狂落，比成本的降低程度为甚，致“工人取得了全部利润，而钢铁制造家，一点什么也得不到”（这个证人还说，工业家不无言过其实之处）。[97]“工商业萧条皇家调查委员会”在最后一次的报告书上说，在煤业里也是如此，同时纺织业里“生产虽然维持原状或在增加，利润却大为降低”。关于整个工商业的结论是这样的：“我们觉得……近年来生产过剩是商业最重要的一个特点，目前的萧条有一部分是可以这个事实解释……我们认为现在的情况与以往的萧条期，主要不同之点为长时期的生产过剩……我们感觉欣慰的是年来，尤其是萧条期间，本国一般商品的生产与资本积累，比人口哦的增加，还要迅速。”[98]近人对于长期萧条期的生产过剩情况，曾作如是解释：“生产在扩展而人的供应则有限制，因之资本不完全代替劳力。虽然节约劳力的机器可以应用，但其规模上不足以减低货币工资。”[99]
当我们考虑到市场因素的影响时，是显而易见的；在世纪初支持需求的那些“繁荣因素”，显示得很清楚，逐渐在走下坡路，最低限度已不能与扩充的生产能力相呼应了。固然新发明的刺激正方与未艾，同时机器的废置率，不但没有停滞，而且还在递增（差不多在十年期间，设备补充的需求益为加强；同时除少数例外，大部分机器废置率，都在增加）。例如，柏塞麦炼钢程序，轮机与改良的船用引擎，水力机器，机械工具（这是改良精密计算器及其推广应用的结果），制粉过程中所用的钢制罗拉，玻璃制造中所用的西门子“水柜炉”，缝纫机，与卷筒印刷机等都是证明。不过这些新发明对资本货物市场的影响比例，则远较世纪初的新发明对于当时较小的资本货物工业的影响比例为小。铁路建筑在世纪中，曾起过绝大的作用，此时则渐渐削弱，唯以八十年代铁路建筑高潮又再度回复，并扩展至亚非二洲，我们不能即谓铁路建筑曾到过饱和点。在危机前七年，美国的铁路，增加了一倍，而且在后四年中，即建筑了二万五千里。[100]一八七三年后，建筑计划骤然冻结，加上一八七三年与一八七四年的金融危机，立刻促成了停滞现象。复次，钢轨代替了铁轨后——耐久延年，使已修成的路轨不易损耗，因之未来修补的需求，大为减少。
对于英国工业言，最关重要的是国内需求的锐减，这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海外投资与铁路建筑订货减少。在一八七三年数年中，英国出口货的量，特别是价值，曾大为扩张。从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七三年间，对外贸易增加了三分之一强，一八七三年的全部输出比一八六零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钢铁的出口增加情形，尤为显著，以一八六八年与一八其二年间而论，即增加率百分之六十六，嗣于不知不觉中，惊人的逆流，遂使全局改观。一八七六年英国的出口值比一八七二年的高潮，即缩减了百分之二十五。向美国的输出，跌了一半，钢铁的输出，以量计算，跌落了三分之一，以值计算，跌落了百分之四十。[101]钢铁市场的崩溃情形，更为严重，虽然美国的铁路筑造，于一八七八年后，稳步恢复，并于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七年断续地活跃，但在七十年代后，美国所需的设备器材，都由其本国逐渐发达的钢铁业供应。诚如佶芬所云，英国的出库贸易，从来没有这样的锐减过。[102]一八八零年及一八九零年出口数字，虽曾两度恢复，唯直至廿世纪才超过了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三年的最高峰数值。而且出口减少，是表现于大量的有形入超。一八八三年的输出值，鱼油二亿四千万磅（在一八七九年只一亿九千一百五十磅），比十年前少一千一百磅，进口值约为四亿二千七百万磅，而十年前仅有三亿七千一百万磅。
“长期萧条”发生的原因，虽然不无模糊之处，其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影响，确是相当的明显。工商界人士鉴于物价与利润因竞争的原故而削减，遂倾向于限制竞争，保护市场的步骤，如物价与生产的协议方式。这正是生产集中的时代，尤以重工商为甚，因之便奠定了工商业集中所有权与控制的政策之基础。在德国与美国新型工业的集中制比英国为早。这是由于英国在十九世纪初，工业的结构，是循着个人主义的路线发展，根深蒂固，因而传统性坚强。经济结构亦如人体组织，恰如人老骨硬，运转不灵。在七十年代的美国，托辣斯已经是风起云涌，致于八十年代，立法方面予以限制，一八九零年的锡尔曼法案，更是彻底的为了制止“拘束商业的组合”。在德国，煤铁业的联合组织已于七十年代形成，三十年后此类组织的数目在煤铁及其他各业中，都大为增加，直至一九零五年，据当时“卡特尔委员会”称，全国的卡特尔已有四百个之谱。这一发展，据以为卡特尔辩护著称的李佛曼（Leifmann）所云：“是整个现代工业发展的产品，因为竞争与资本的风险都在增加，而利润下落。”[103]在英国，坚强的价格协议，到了廿世纪初，才占重要地位，即在钢铁方面，合并运动（比美国的规模要小）于九十年代的末期才开始。[104]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为了瓜分出口市场的国际钢轨制造协定，英国厂家参加的时期，与反对外货在国内倾销的所谓“公平交易”运动，都是始于八十年代。英国十九世纪末的萧条期内，生产能力剩余的程度，远较第一次战后的“第二次长期萧条”时期为小，而且主要是属于古典课本上所谓之剧烈减价竞赛的类型。第一次与第二次长期萧条的主要分别，是在它们中间的时期为了应付减缩的需求，垄断的政策是以限制生产，维持价格为目标，至于其他方面，两次萧条，是有很多地方可作比较的。我们在上面曾引过赫革斯辙教授的话，就是早几个世纪重商时代，是以“恐惧货物”见著的。在这个新时代里，同时在八十年代时已经有人称之为新重商主义的时代，逐渐表现出来也有类似的恐惧，但这次不是恐惧货物，而是恐惧生产能力。
十九世纪的最后廿年中，前几个世纪的重商主义又重新抬头，这次所注意的是对外贸易的势力范围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海外投资的势力范围问题。这是新时代的标志，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标志的前段是雏形资本蓄积时代，后端是产业资本主义。成熟的资本主义急于觅求投资范围的新出路，于是资本输出与资本货物的输出，便成为主要的特征。在八十年代殖民的经济价值，同时为欧洲三个重要国家所发现与注意，恰如吴罗甫（Leonard Woolf）所指出的：“在那十年中，五百万方里的非洲土地，六百万人口，全为欧洲国家所掠夺奴役。在亚洲，英国夺取了缅甸，马来半岛，与俾路芝斯坦；而法国则夺去安南与东京（Tonking），作为初步分裂中国的步骤。同时列强复在太平洋上争先恐后的夺取岛屿。”[105]北明翰与设斐尔德的工商业利益集团，开始提出失之桑榆收之东隅的要求，“以新的殖民地市场，补偿失去的美国市场”。同时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并呼吁政府，保护国内市场，而“开辟国外市场”最后还举杯庆祝：“贵宾们，商业与帝国是分不开的，因为让我们随便妄改一下，帝国就是商业”。[106]德国的作家，也以同样的心情，谈到德国“在欧洲以外的扩张政策，最初很和缓，嗣即坚定起来”，完全是工业生产与贸易增加的影响所致：谈到德国在近东的活动时谓：“我们在此地所作所为是与其他各地的行动是一致的，即觅取出口的新市场与海外投资的新势力范围”。[107]罗士德（Rostow）总结“长期萧条”中，资本家所得的经验教训的影响，如下：“它们开始觅求关税，独占，与资方联盟等方法，及积极帝国主义所保证的国外市场，作为逃避利润率降低的道路”。[108]为了推广投资范围，并觅求新的市场的刺激，以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当务之急，便是竞相瓜分世界尚未开发的地区，以建立特权区域特权市场。价格协议（世纪初制铁者中间，已相当普遍的应用过），与资本输出，已经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因之所考虑的新问题，与李嘉图时代产业界开路先锋多考虑的是迥不相同，于是所采取的策略，也就大相径庭了。
在英国，“长期萧条”的发展路线，略如上述，但其波及的地方，则不限于英国。德、俄、美均感受同样沉重的打击，唯法国，以工业化程度较浅，影响较小，而且比较顺利地度过难关。事实上最初德国所受的打击，较英国为重，同时自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七年，德国钢铁消耗量跌落了百分之五十。然而在这些国家里，萧条是循着不同的路线发展的。在帝俄，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初的萌芽资本主义，于七十年中的危机中，受到严重的挫折，这一次的萧条计延续了十年到十五年之谱。迨九十年代，因铁路建筑重整旗鼓，才迅速恢复繁荣，同时在投资的热潮里，工厂工人增加了一半，而工厂数目增加了一倍。[109]德国繁荣的因素，使之比其他区域恢复得快，而且恢复得力量也较为坚强。这是有其历史条件的，我们姑举一端，以为证明，即德国的产业革命那时方正开始，在统一以前，发展的范围是有限的。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二年的事件，是德国经济发展的转转捩点。十九世纪的后三十年中，显示着迅速的都市化；同时下半叶人口的平均增加率，比上半叶迅速。电气工业的成长，对于经济的恢复，是起着很重要的刺激作用，尤其是九十年代后期，更为显著，同时化学工业也起着相当的作用。美国“扩充的边疆”以其丰富的投资与市场机会，同时人口一面增加一面由移民加以补充，致劳力后备军不虞匮乏，给予十九世纪末美国资本主义，为大不列颠王国较为老大的资本主义所不能具备的恢复力量。[110]工商业乐观主义的精神，对于市场与劳力的供应有充分的信心，靠着本身在技术与工商组织方面的成就，几十年内都在坐享成果。铁路建筑在美洲大陆上，直至十九世纪最后几年，还在继续吸收资本与重工业的产品；至于人口，从欧洲的移民约为二千万人，自一八六零年至一九零零年人口约增加了两倍。在北美大陆上，直至二十年代的前十年当中，还在进行所谓“内部殖民运动”，这充分的说明了美国转而主义到新帝国主义的掠夺行为，比较迟缓的原因。
无疑地，新帝国主义给予英国资本输出的机会，是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一四年新繁荣阶段的主要因素。[111]印度的夏天，确是冲淡了“长期萧条”所遗留下来的印象。而且还恢复了在萧条时期晦暗已久的自由贸易的光泽，使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能使经济进步，维持永恒的信念，重新加强。虽然在九十年代及十九世纪末，社会主义于街头巷尾的议论中，又可以听到，而工党这个政治力量于一九零六年后，也成长起来。但在第一次战前的英国，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年，并没有十分动摇。
海外投资于八十年代，由于新殖民运动的鼓励，转向南美各地如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地及加拿大与印度，已经有些恢复。一八八七年投资活动之恢复，及一八九零年的崩溃；在阿根廷的土地投机，智利硝酸盐的开发，都是重要的因素，而且与对南美投资有关的贝灵（Barings）特别可以联系起来。[112]据霍柏森的估计，在一八八八年海外投资的数字又达到一八七二年的水准，换言之，又超过八千二百万磅的标准。但在九十年代，复缩减至七十年中的低水平。一八九四年仅有二千一百万磅，一八九八年则更减而为一千七百万磅。[113]在这些年里，美国还买回了许多前为英国所持有的证券。唯于一八九六年开始恢复时，这并不起什么作用。事实上，最初恢复时，出口还在降低，尤其是对南北美、澳洲，与南非的出口贸易，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同时在一八九七年与一九零零年间，美国输出数字陡增，致引起美国杂志许多文章的反映，称之为“美国对欧洲的侵略”。[114]一八九六年英国恢复得最重要的动力是自行车的发明，与北明翰自行车工业的繁荣，此外造船，国内铁路的局部扩充，以及电气建设，也都有一定的贡献。海外投资与国外市场，只是作维持复兴之用，特别是廿世纪初，又有新的滞销征象时，用以恢复活动。一九零四年却是英国海外投资开始走向高潮的一年。一九零三年脱兰斯瓦尔（Transvaal）借款之后，继之以日本借款，加拿大与阿根廷铁路借款。英国的资本，主要是流向加拿大、阿根廷，再度向美国、向巴西、智利、与墨西哥、至于去埃及、东西非、印度与中国的数额则较小。铁路、船坞、公用事业、电报、电车、开矿、拓殖、地产公司、银行、保险公司、贸易行都是投资高潮中的得意对象。然而，一九零六年霍柏森已经指出：“在过去数年中，在制造业与产业康采恩方面的投资，已在发展”，例如，加拿大的纺织，钢铁与造纸业，印度的苎麻，帝俄的纺织与制铁等是；同时“海外投资在制造业方面的障碍，都似已次第克服了”。[115]一九零六年的资本输出数字为一亿零四百万，超过了一八七二年与一八九零年海外投资的最高峰记录。一九零八年与一九零九年曾两度受挫，但于一九一三年复达二亿二千五百万磅。[11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英国海外投资约占英国资本家全部投资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每年的海外投资，还有些超过了国内净投资。[117]海外资本中的半数是投在英国的殖民地，其余的又以大部投在南北美。[118]一九一一年与一九一二年输出的资本，“比一八九零年与一九零一年间的总投资，还多百分之三十，而这两年的任何一年资本输出数字，比八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任何高峰年都多得多”。[119]
同时商品的输出也在增加，唯自一八九六年后复元的初期中，还较为迟缓。从一八九五年的二亿二千六百万磅（在一八九零年为二亿六千三百万磅），英国工农商品的输出，到了一九零零年已恢复至二亿八千二百万磅。这增加的数字，是由输向外国，与输向英国殖民地的数字平分的（南美有些地区，事实上是当时英国的势力范围，却被列作外国，因此戳殖民地的输出数字，显得比较小）。一九零六年年商品出口数字已达三亿七千五百万磅，而一九零一年正是密拆尔所云：“英国无疑地是世界各大国中最富有的”，[120]其商品输出数字为四亿三千万磅，其中三分之一是输向英国的殖民地。在这最繁荣的一年，钢铁的输出值，约当一八九五年的两倍强以，吨数计算，则只多百分之七十，比一八九零年及一九零零年的值约多百分之三十强，资本货物的输出与国外投资的关系，可于下列事实，得以解答：直至一九零四年钢铁的输出，只比九十年代中的吨数，略形增加，而在一九零三至一九零四年的数字，还较一八八七至一八九零年间者略低，但一九零四年后，输出的吨数，尤其是价值， 便有向上的趋势。机械的输出，尤以纺织机为甚，也在增加，而且一九零九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约当一八八一之一八九零年间者的三倍。紧随着钢铁机械之后者为造船，在一九零六年已经如《经济学人》所说的“空前的活跃”，造船吨位超过了百万大关。克兰夫谟教授曾作如下的评语：“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三年与一九零七年商品输出增加率百分之五十，主要的原因是投资增加……制造家或有制造家想法的人都为之庆幸——资源转向国外投资，而不作为重新修建不列颠的肮脏城市，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国外投资利益优厚”。[121]然而这不仅是资本货物工业，独占其惠而已。当时人们已充分认识到，繁荣的根源是来自海外。在一九零五年至一九零七年间，只是完全依赖国内需求的行业，曾有烦言而已。[122]虽然棉纱与纺织品，只占出口的三分之一（一八五零年的值只占百分之六十），但在一九零九年至一九一三年间全部匹头输出的码数，比一八八零至一八八四年者多百分之四十。[123]
廿世纪的前十年中，有许多因素使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前途，与十九世纪中宁静的日子完全不同，而且与暴风雨前夕，烈日当空的一八六七年至七三年也有出入。收入，人口比四五十年前的增加率大为减低。在廿世纪的前五年与大战前的四年前，英格兰，威尔斯与苏格兰的人口，增加还不到百分之九，而十九世纪中每十年的增加率为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三。[124]在这些年当中，资本的蓄积确进行得快得多。在第一次大战前的四十年（即一八七三年繁荣期至一九一三年），就业人数增加率百分之五十，而国内投资额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国外投资竟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六十五之巨。[125]
其次，国内外投资虽然发展得相当快（如与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五年的情况比较，是慢了一些），同时生产设备，每十年约增加百分之廿，但各方面的迹象都在先是着工业降低成本的改进是相当的迟缓。克兰夫谟指出，煤炭工业，“自一九零零以来，比停滞的效率还坏”，以劳动生产率计算，建筑业的效率，从一八九零年至一九一一年间，也在降低，至于棉纺“机器的经济条件，还是老早以前的”。“自一八八六年年至一九一三年间，鼓风炉及其附属物并无基本上的改进。无论是棉纺或钢铁工业，都没有增加劳动生产率的任何改进”。[126]有两位近代的作家论及钢铁工业，所得的结论为自一八七零年后，“大不列颠的工业，绝对的或相对的都落在其余世界的后面”：其特点是“忽略技术的发展”，并“缺乏弹性”，同时企业家“不肯大量的投资，使之有适当基础的机械化”，结果“长期忽略了设备与组织的发展”。[127]
再次，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与世界其余各地间的物物交易比率即进口与出口的比率，是对英有利的，到了大战前的十年，局面便翻了过来。这一趋势当时还不十分显著，人们也可能认之为以前趋势的暂时受挫。但以其影响了进口食粮与原料价格，同出口制成品价格的比率，因之在这方面任何的变动，都会起着重要作用的。这个价比，直接通过原料价格，间接通过工人生活资料价格，与工业品售价的比较，先会影响工业成本，从而影响利润。这个变化，使着久享工业先进条件的英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为之改观。上面已经谈过，十九世纪的资本输出，主要的是为了发展交通与原料的生产。海外投资，使原料之供应便宜，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言，是有助于国内的投资，因之，扩大国际贸易的范围，就是扩大这方面的利益。然而这仅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迨世界其他各地的发展，由原料之生产，进而为制造工业，或甚而为生产资本货物的工业时，那么最先进的工业国的出口制成品与原料的交易比率，便不再对于前者有利了，也可能对于后者有利，于是最先进的工业国，在世界发展初期，所恃以维持繁荣（以利润计算）的来源之一，便被剥夺了。
关于对工业获得劳力的价值各种影响中，更重要，更新颖，同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在不同的场合，使资产阶级焦虑的一个因素，现在为各方所重视的，这就是劳资问题，或称之为社会问题或阶级斗争问题。有时资方拟以威胁镇压手段，以使工人就烦，有时又用甜言蜜语加以引诱，并标榜扩大生产中，阶级利益的调协。但在十九世纪末，工人比任何以前时代更有组织。新工会主义包括了非技术工人，同时工人涉足政治，使新时代里的政府不得不承认集体交涉的合法，并开始制定小规模的最低工资率。这些年里，工会运动风起云涌，其权威与人数之强大，为前所未有，其对工业的影响，简直是空前同时也是维克多利亚时代的钢铁与棉纺工业巨子们所做梦也不能想象得到的，假若是他们活在世间，也许会觉得无限惊恐，而认为是上天掌管惩罚之神加给他们的罪责呢。
[1] 陶因比（Arnold Toynbee）：《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讲话》，页八七。他说：“工业革命令人最惊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人口增加的特殊速度，十八世纪末人口每十年约增加百分之十，十九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则约为百分之十四，而一七五一年以前每十年最多增加百分之三。”
[2] 席克思（J.R.Hicks）：《价值与资本》，页三零二。
[3] 自一八八七年陶因比的《讲话》发表以后，算是第一个使用《工业革命》一词者，据毕鲁斯云：“这个名词的流行始于《讲话》的刊行，（见《历史》，卷十四，页一二五）”事实上，恩格斯于一八四五年在他的《一八四四年英国工人阶级的情况》（一八九二年版，页三，页一五）一书，已经用过这个名词，他说：“其在英国的重要性，正如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一样”；这个名词的起源，应归功于他。（见曼透克斯：《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页二五）这个名词早于一八二零年左右即在法国作家中流行过。（见A.Bezanson论文，载哈佛大学《经济季刊》，卷三六，页三四三）
[4] 《资本论》，卷一，页三零八，页三七八。“产业革命出发点的机器，以同时使用许多工具的机器结构，代替了同时只能使用一种工具的工人，而且不论是使用那种动力，只以一种动力推动”。（见页三七零至三七一）
[5] 《工业的哲学》，一八三五年版，页二零至二一。安·由尔对于工厂所下的定义：“工厂是在自动调节的动力指挥之下……一个包括着各种机械与智慧的机构的大自动机械，在不停的有节奏的活动”。（见上引著作，页一三）
[6] 上引著作，页一九三。
[7] 上引著作，页九零至九一。
[8] 上引著作，页四至六。
[9] 鄂宾：《机械发明的历史》，页二五一。
[10] 同上，页三零七至九。
[11] 见第四章第一节。
[12] 见第四章第一节末。
[13] 曼透克斯：上引著作，页一九九。
[14] 同上，页二零一。
[15] 同上，页一九五。鄂宾教授强调：“十六与十七世纪许多工业之所以不能大量应用动力，成本与事实上的可能性同技术上的困难，是同样重要的”，因此当时的发明，只是辅助人力畜力之不足，“对于整个工业的结构，并无影响”。
[16] T.S.Ashton：《工业革命时期的钢铁》，页一六三。
[17] 阿伦（G.C.Allen）：《北明翰与黑乡的产业发展》（一八六零至一九二七年），页一一三至一一四。
[18] 同上，页一五一。
[19] 克兰夫谟：《现代英国的经济史：铁路时代》，页三三、九九、一七五。
[20] 同上，页一七八。
[21] 同上，页三三至三五，页九四至九五，页一四三，页一九三。在一八七一年有纪录的靴鞋工厂，有一百四十五处，但总共所用的蒸汽，不过四百匹马力。动力仅用以担负重的工作，例如割切厚皮，或缝纫坚硬的地方，其余制鞋的许多程序，仍由场外工人担任。以靴鞋模型制定靴鞋之形状的工人与鞋匠，在工厂里是共同工作，不过差不多最后几步手续，都是在家里作。一八八七年诺坦普吞城，有一百卅家手工业作坊，雇用一万七千到一万八千工人。（参阅A.Adcock：《诺坦普吞的鞋子》，页四一至四五）我们知道在一八九零年代的前几年，工会宣称，有两个最大的部门取消厂外工作后，等于最后废除了苦工。（见全国靴鞋制造业工会月报，一八九一年三月份）
[22] 在北明翰，家庭工业的把头，有个绰号叫作“屠户”，因为他们善于压低工资，同时在制钉业里，“这种中间人，常是酒馆的老板，所付的物品工资是作价很高的烂货，于是销货时比诚实的雇主卖得便宜”，“此外七十年代的早期，在米德兰及西南部，包工开矿的狗腿子们，依然在实行着辅修的物品工资制”。（见克兰夫谟教授：《经济史》（自由贸易与钢铁），页四五六）支付工资的间隔拖长，也足以造成不幸，使着工人对高利贷者如把头、旅店老板、或普通店铺负债。在爱布瓦（Ebbw Vale），当时是按月支付现金工资，而在锐姆尼（Rhymney）有时是按三个月支付。（见上引著作，页四五七）马克思曾说过：“便宜的未成熟的劳动力之榨取，在近代制造业〔这是郭译本的译名，本书作手工业工厂——译者注〕，比在真正的工厂，还更无廉耻。……但这种榨取，在所谓家内劳动，又在比制造业更无廉耻，这是因为劳动者的反抗力因分散而减少了；因为有一群劫夺的寄生者，介在真正的雇主和劳动者之间；因为家内劳动到处须与同生产部门内的机械经营或制造业经营相竞争，因为劳动者的贫困，使劳动者不能有最必要的劳动条件，如空间、光线、通气设备等等”。（见《资本论》，卷一，页四六五）
[23] Allen：上引著作，页一四六，页一六零至一六五。
[24] 同上，页一五九。
[25] 同上，页一六六。
[26] 同上，页四四八。
[27] 《通史》，卷十四，页一二八。
[28] 关于蒸汽机、瓦斯机、内燃机以及纺织方面的发明，如何构成一系列的发展，可参阅：R.C.Epstein：《工业发明》，载哈佛大学《经济季刊》，卷一一，页二四二至二四六。
[29] 我们知道斯米顿（Smeaton）不得不使用直径廿八寸而差误达一小手指厚的气缸，同时瓦特因为使用差误达一寸的四分之三厚的气缸，而工作受到妨碍。一七七六年尉尔琴孙改进钻孔机器以后，鲍尔顿同瓦特才获得适当的气缸。同理，蒸汽机上的平衡大梁，经久都在使用着，因为不容易很准确的在弯曲处安置联杆器。（参阅鄂宾：上引著作，页三二零。）
[30] 曼透克斯：上引著作，页二二零。
[31] 美国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最后一次报告里，执行秘书曾列举了各世纪的“主要产业发明”，如下：
第十世纪——六件
第十一世纪——四件
第十二世纪——一零件
第十三世纪——一二件
第十四世纪——一七件
第十五世纪——五零件
第十六世纪——一五件
第十七世纪——一七件
第十八世纪——四三件
第十九世纪——一零八件
第二十世纪（截止一九二七年）——二七件
（见《最后报告书》，页一零五）
[32] 李嘉图：《论马尔萨斯》，页一六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李嘉图写道：“人口的一般发展，是受到资本增加，以及对于劳力需求，与工资上升的影响”。（页五六一）换言之，只要贸易自由，食物内输没有问题，对于劳力的需要增加之后，供应自然会与之配合的。
[33] 十九世纪郎卡郡百分之十的居民，籍隶爱尔兰。（参阅克兰夫谟：《历史科学国际委员会刊》，一九三三年，页六零二。）
[34] 克兰夫谟：上引著作，页五三至五五。马先尔（T.H.Marshall）：《经济季刊》的《经济史增刊》，一九二九年正月号。G.T.Griffith：《马尔萨斯时代的人口问题》，页二八，页三六。在一七五一年联合王国的人口约为七百万，迨一八二一年约七十年后，人口倍增；到了一八三零年已超过一千六百万人。克兰夫谟认为十八世纪末，死亡率降低的原因为天花与败血症的根除，改良灌溉，婴儿与母亲疾病的减少，以及新法接生的开始。（参阅道·乔治：《十八世纪伦敦的生活》，页一至六一。）
[35] 见陶逊：《现代德国的演进》，页二六六。保守党人向立法院建议的办法，有严格限制佣工介绍所的活动，禁止为农村劳动者介绍工作，对破坏合同者严惩，限制发给工人车票，并禁止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在未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许可前，离家他去。
[36] 同上，页二七三。这个差价也许夸张了流动性受限制的结果，因为东德工资低廉还有另外的两个原因，一则波兰的劳力可以越界补充，再则“贵族党”需用劳力孔殷的时候，可以士兵参加农忙的工作。
[37] 曼透克斯：上引著作，页二一七。
[38] Lilian Knowles：《十九世纪的工业与商业革命》，页三一至三二。作者认为：“劳力缺乏，再加上国外对本国货物日在增加的需求，是采用机器的最大动力”。
[39] 我们知道安·由尔认为，机器的主要优点为以易于支配的劳动，代替了“不易支配”的劳动，而且由于女工与童工的雇用，给生产程序，带来了新的纪律。
[40] 孔宁翰：《成长》（现代），卷二，页六一九。
Gaskell：《工匠与机器》，页三二至三三，页九四至九五。
Radcliffe：《制造业的起源》，页九至十。
Chapman：《郎卡郡的棉纺工业》，页二四至二五。
马克思：《资本论》，卷一，七七四。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新人的发迹，是受了四乡银行迅速发展的帮助，同时苏格兰银行制度，对于苏格兰新工业的早期发展，可能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41] 孔宁翰：上引著作，页六一八；曼透克斯：上引著作，页二七一。
[42] J.Lord：《资本与蒸汽动力》，页九一，页一零八。
[43] E.Roll：《工业组织的一个早期经验》，页一零至一一。
[44] 《发明与工业人物》同《工业界的传记》。在斯迈路的《工程师的生活》里，他所举的工程师，如Stephenson，Metcalf - Telford，是工人家庭出身；Edwards - Sineaton - Brindley - Rennie，都是农家或乡绅子弟。其余五人则来自中上阶级。
[45] 斯迈路：《工业界的传记》，页一五九，
[46] 《工业界的传记》，页一一四。
[47] 斯迈路：《发明与工业的人物》。
[48] 参阅恩文为达尼尔斯：《棉纺工业的早期历史》所作的序文。
[49] 同上
[50] 李嘉图：“资本的蓄积，如果没有使工资上扬的因素经常作祟，是不会使利润下落的。倘工资基金二倍三倍甚而至四倍的加上去，雇得所需要的人手，本应无问题的；惟以食粮不能随之增加，于是同价值的基金不足以维持同量的劳力。只要食粮增加无问题，资本怎样蓄积，也不会改变利润率或工资”。（见《原理》，页三九八至三九九）
[51] 《资本论》（恩文版）卷一，页三零四至三零五，页五七七。
[52] 在这里必须指出，此处所说的是工资与产品全部价值比较，相对的降落（这两个数量的差额扩大）。这并不就是说劳动力便宜的比例，较产品（每单位的价值降落）为大。如果劳动力与产品同比例的落价，全部工资与全部产品的价值间之差额，仍要扩大，因为发明可以增加每个工人的产量。
[53] 《资本论》，卷三，页二九零。
[54] 《资本论》，卷一，页六二五至六三五。
[55] 席克思：《工资论》，页一二五。他写道：“生产原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对于发明，是有刺激作用的，尤其是以节约涨价的那一种原素为目的之发明。过去几个世纪中，欧洲历史的特征是资本增加的速率，比劳力为迅速，因而鼓励了节约劳力的发明。”（页一二四至一二五）
[56] 席克思教授于建议“诱致”的发明可划分为新的方法与旧方法时，心目中所想的，可能与我们的解释相同。他所指的新方法，如果早已知道的话，即在“价格没有变动以前，也是有利的”而旧方法则不然。（见上引著作，页一二六）
[57] 其对利润的影响，是表现于每个工厂所用的劳力数量的变化；换言之，在现行的需求情况下，所用工人的数目变化，而不是表现于每个工人的剩余价值率。
[58] 这两个名词不同的用法，关键是在于劳动者食物的消费包括在内与否。朗菲德对“不事生产的消费”，所下的定义为“商品经过消费之后，价值完全消毁，不能再转化为其他商品。这类的消费包括人们从财富中所得到的各种享受”。（见《政治经济学讲话》，伦敦政经学院翻印本，第八号，页一六四）栖聂对“生产的消费”所给的定义为“商品消费之后，可以产生较远期的产品”，并包括工人与其家庭的生活必需品。（《政治经济科学大纲》，一九三八年版，页五四）密勒指出：“生产劳动者是唯一的生产的消费者”，并且说：“只有维持与增加社会上生产力的消费是生产的消费；无论是土地、资源、生产手段，或人民的生产均属之。”（《原理》第一篇，三章，页五）
[59] 曼透克斯：上引著作，页二二一。
[60] L.W.Moffit：《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卷一，页一九一。
[61] 奈失：《英国产煤工业的兴起》，卷一，页一九一。
[62] 曼透克斯：上引著作，页一零二。
[63] 同上，页一零三至四。
[64] 克兰夫谟：上引著作，卷一，页一五二至一五三。
[65] 同上，页四二五，页四三一。
[66] 泰晤士报，一八四四年十月三日。
[67] Tooke and Newmarch：《物价史》，卷五，页三五七。
[68] L.H.Jenks：《资本的迁移》，页三三二，页四一三。
[69] 同上，页一七四。
[70] 同上，页二零七。本书作者说，在一八六九年约有五万英国的股票债券持有人，平均持有一千五百磅的印度保证铁路证券。“印度局是铁路公司真正财政代理人，并且在市场银根紧的时候，出面借款，以弥补资本的需要”。（见页二二零）
[71] D.L.Burn：《制钢的经济史》，页七八。
[72] A.K.Cairncross：《大不列颠的国内与海外投资》（一八七零年至一九三零年），页三三三。（本书系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存剑桥大学图书馆）
[73] 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制度》。
[74] 《经济危机理论的论文集》，页一四八至一四九。
[75] 这意思是说，每单位时间内，投资的增加是常数的绝对数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货物市场的扩张程度，是配合折旧需求的。在投资增加速率不变的情况下，他事均等，整个的收入是没有理由增加的；同时除非用在消费方面的收入比例增加，资本家所得到的收入是不能增加的，资本货物数量的增加，只是减少每单位工具所能得到的利润（因为每单位工具所适用的强度减弱，而且生产工具对劳动力与产品的比例增加）。我们所泛称的“繁荣因素”不仅应起着不变，而且甚至应起着递增的影响，以抵销提高收入中消费比例的困难。反过来如投资率与整个收入，都在增加，那么资本货物增加的影响，在刺激投资（直接或通过消费）的因为没有增加，以抵制滞销的情况下，是要逐渐妨碍投资的。
[76] 这些刺激的因素，不是对消费，而是直接对投资起着作用，以加速度的技术发明，去刺激加速度的投资率，以抵制滞缓的消费（与我们上述的投资率不变之假定不同）。
[77] 《英国工人阶级的情况》，第二版序言。
[78] 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旧工会主义者，坚强地反对富有斗争性的新公会主义者，致使工人阶级的队伍分裂；同时也可以说明，廿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中，工人贵族传统之所以不易去掉的原因。
[79] 所谓“资本蓄积的速度”是指经过相当时间后，资本量与其他因素成长情况比较而言，例如劳力的供应与技术上的适当的变革；今日许多学者称其比较结果为“资本边际生产效能递减的趋势”。而不是指没单位时间内，投资率对于利润边幅的影响高低而言。利润率下落的情况，应加区别：一种是在萧条开始前市况初并无变化，生产设备全部开工，亦无问题，而利润率下落；另一种是有许多因素使生产设备根本无法全部开工，致利润率下降。
[80] 《自一八六零年联合王国的工资与收入》，页三四。
[81] 准兹（G.T.Jones）：《递增报酬》，页八九。
[82] D.L.Burn：上引著作，页二一。
[83] D.H.Robertson：《产业循环的研究》，页三三。Colin Clark估计，从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至一八七五与一八八五年间，联合王国的实际资本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增加了一倍。（见《经济进步的情况》，页三九三，页三九七。他又估计六十年代，在国民所得中储蓄所占的比例，为百分之十六或十七）。
[84] 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据已有的资料，货币工资上升了约百分之十五。矿产物价指数从八六上涨至一三一，这表示生产的初期阶段，已有充分就业的徵象，于是W.W.Rostow曾作这样的结论：“高的劳动力与原料成本，开始侵袭了贸易的利润。”（见《经济史评论》，一九三八年五月号，页一五四）。Lothian Ball在“工商业萧条皇家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说：“劳力的价格与铁价，已经上涨到这种程度，使我认为在前几年中，铣铁的成本，也可以说各种铁的成本，上升了一倍（见《皇家委员会报告》，页死灵，问题一九二三）”。然而Burn却表示：“只看成本的报告书不能即认为：在危机时，工资偏高，致钢铁贸易困难时，价格不足以弥补成本”，其实工资是与物价行动一致的，而不是高过物价（见上引著作，页四一）。
[85] 《经济学人》，一八七二年，正月廿七日。
[86] 《Official Papers》，页五一。
[87] 关于货币的解释，近有人说：“长期萧条期中，没有一个主要特点可以严格的说是银行体系的反映。当时短期资本市场的趋势，是供应充裕的。”（见Rostow：《投资与长期萧条》，载《经济史评论》，一九三八年五月号）。Bell在“工商业萧条皇家调查委员会”前作证时说：“购买力不够并不就是货币不够，因为银行里有大批不用的资金。”（答复蒲徕斯教授问题，第一九九八号）。《经济学人》当时是非常反对一般物价下落是由于货币的原因的看法（见一八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88] 卫尔斯：《最近的经济变革》，页二八。
[89] 如果售价与产量增加后并未降低，或至少以劳动量计算，没有随着实际成本之降低，作适当的减价，则纵使工资不变，或甚至于提高，都不会影响利润率的。因之如已知售价降低数与劳动生产率提高数，则最后的结果视下列变数而决定：资本有机构成的比例变化，货币工资的比例变化，与（每单位时间）总利润与最初情况下工资总额的比例。
[90] 《经济调查与研究》，卷二，页一零一。“失败最显著的工业，就是以少量剩余资本，开发落后地区者。”
[91] 同上，页一零二。以土耳其、埃及及秘鲁的证券而论，一年之内贬值了一亿五千万磅。
[92] Rostow：上引著作，页一五四。
[93] 同上。
[94] 苏格兰铣铁价，其在一八七三年值五磅十七先令三便士者，到了一八八四年则仅为二磅二先令三便士，而铁轨的价格，于一八七四年与一八八零年间跌了一半（见《皇家调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柏尔的发言，页四三）。
[95] 卫尔斯：上引著作，页二八。
[96] 鲍莱：上引著作，页八，页一零，页三零，页三四。
[97] 《皇家调查委员会最后一次报告书》，页八。
[98] 同上，页九，页十七。
[99] Rostow：上引著作，页一五零。事实上，在一八七三年后，再度于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七九年，当事业人口超过百分之十时，工资确曾降低，但整个期间，降低得有限，在这样大的萧条时期，降低得如此之少，确是出乎意料之外。
[100] 克兰夫谟：上引著作，卷三，页三八一。
[101] 佶芬：《调查与研究》，卷一，页一零四至一零六。
[102] 同上，页一零五。
[103] Dawson《现代德国的演进》，页一七四。
Levy：《工业德国》，页二至一八。一九二五年时德国卡特尔的数目，据说已经有三千个之多。
[104] Burn：上引著作，页二二九。
克兰夫谟：上引著作，卷三，页二二一。
[105] Leonard Wool：《经济帝国主义》，页三三至三四。
[106] 见一八九六年六月十日，在伦敦召开的帝国商会会议上的演讲词；一八九四年六月廿二日在北明翰的演讲词；吴罗甫：《帝国与非洲的商业》，页一八。在后一次的演讲里，他说：“我绝不放弃我们控制印度的机会，这是我们最大最有价值的雇主。为了同样的理由（即创造市场的需要），我赞成继续占领埃及；同时为了同样的理由，我怂恿政府……利用所有合法的机会，向正在接触文化与商业的大非洲，扩充我们的势力与控制”。
[107] Dawson：上引著作，页三四五，页三四八。
[108] 同上，页一五八。
[109] 李亚琴寇（P.Liaschenko），上引著作，卷一，页四三八。
[110] 美国地理意义的边疆于七十年代，已无可扩充，惟独经济意义的边疆，直至十九世纪末，还在继续不断地进行中。
[111] 这段时期就是熊彼得长期波动运动中，所谓之向上去的阶段；而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六年是前次波动运动中，向下去的阶段。他的“发明”理论使他认为这新的繁荣期是与电气发明有关。（见《经济循环》，卷一，页三九七）。
[112] 密拆尔（W.Mitchell）：《经济循环》，页四七至四八。
[113] 霍柏森：《资本输出》，页二零四。据Cairncross的估计，一八八八年的数字有七千二百四十万磅，一八九四年与一八九八年的数字也较低，计一千七百万磅与一千四百万磅。
[114] 密拆尔：上引著作，页六四，页六九。密尔读到这个名词的起源，谓系最初为Vanderlint在《Scribners》杂志一篇文章里所首创。
[115] 霍柏森：上引著作，页一五八至一六零。
[116] 霍柏森：上引著作。克兰夫谟：上引著作，卷三，页五三。Cairncross修正了霍氏的数字，修正后的数字都较低，惟相差得有限，例如，一九零六年为九千九百八十万磅，一九零七为一亿三千五百廿万磅，一九一三年有二亿一千六百廿万磅。（见上引著作，表一四）。
[117] Cairncross：上引著作，页二二三，霍柏森所给的数字较低（见上引著作，页二零七）。
[118] Cairncross：上引著作，页二四七。
[119] 克兰夫谟：上引著作，页六一。
[120] 上引著作，页七九。
[121] 见上引著作，页五三。当时建筑业还有失业现象，与九十年代建筑业的扩张，及就业情况，形成对照，并说明了国内外投资是相互竞争的，（Cairncross颇强调此点）。
[122] 同上，页五二。
[123] 同上，页六六。
[124] 在一九一四年前出生率为每千人为二十四弱，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差不多为每千人为三十四之谱。一九一零至一九一二年年每个妇女的净生产率为一·一二九，而一八八零至一八八二年为一·五二五（见D.Glass：《人口政策与动态》，页一三）。
[125] Cairncross：上引著作，页二二三。所引数字如下，从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一四年国内投资由五十亿磅至九十二亿磅，国外投资则自十一亿增至四十亿磅。Colin Clark估计联合王国的实际资本，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或九十年代末，几增加了一倍，同时从一八九五年至第一次大战，又增加率百分之四五十。（见《经济进行的情况》。页三九三）。
[126] 克兰夫谟：上引著作，页六九至七零。
准兹：《递增的报酬》，页九八。
[127] T.H.Burnham and G.P.Hoskins：《英国的钢铁》（一八七零年至一九三零年），页七零，八零，一零一，一四八，一五五。这两位作者把英国工业的“内在保守性”，归咎于家族公司的持续，领导人“没有专门的训练”，“接受遗产者的安全感”，“保持年高的董事的显著趋势”，以及“没有工厂管理与工头的训练”。（页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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