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周仁生 -> 周任辛集（2018年12月） 相关链接：郑超麟
近二十年来（1979-1998）我们与郑超麟之间的友情
〔说明〕此文作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份。文章的开头与上部分刊登于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通讯》二○○三年十二月第五期，署名为王国龙和周仁生，实际上是由周任辛所撰。
郑超麟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们无限悲痛。我们两人与郑超麟命运基本相同，友谊深厚，感情贴切，谈话随便。不论书信来往，或当面说话，他总是称王国龙为“阿龙”，称周仁生为“三楼五楼”，听起来仿佛日本人名字，其实是提篮桥监狱对囚犯的编号“3656”的谐音，前前后后叫了几十年了，舍不得不叫。
读了王观泉先生的《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1]》一文后，感触很深，浮想联翩。斯宾诺莎的名言，在半个多世纪前，彭述之、郑超麟等中国老一辈托洛茨基派经常用来告诫年轻一代。半个多世纪前，王30岁出头，周还只有20多岁。这句哲理名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还要活到老，学到老。追溯往事，自问总算没有完全枉学。自从1952年冬至节那个特殊事件发生以来，直到1979年的二十七年中间，借用老超的诗句，有时“雪花飘峻岭[2]”有时“骤雨袭扁舟”，我们当中的何资琛[3]、杨博、籍云龙[4]，都在“里面”被夺走了生命。我们两人（还有几位朋友）能与老超一样活着出来，可以说明斯宾诺莎名言中的“不要哭”，多少起了一点作用，当然也有偶然成分和其他因素。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们两人先后认识了老超，这就不说了，在那二十七年中，大部分时间也与老超一起，也不必多说，单从1979年直到老超逝世（1998年）前这20年间，虽然老超被安置在上海，我们两人回到了温州，但我们与老超之间的友情是比较深厚的。20年中头三年，我们两人每年去上海一次，1983—1990年，每两年或三年去上海一次；1990年后，只去过两次。计算起来先后共8次，王国龙单独去过两次，共10次，每次到上海，一住半个月或10天，除星期天老超另有安排外，他约我们每天上午八时去，下午四时回（我们两人就住在附近受安置的老友家里——黄鉴铜[5]、李培共有的房子）。八十年代，我们两人生活清苦，老超总是先把钱给黄鉴铜、李培，嘱咐他们为我们改善生活，而他自己生活也很清苦。说实话，我们两人内心非常感激，但我们有自偿能力，他的钱一概退回。
老超逝世前，托小周（履锵）捎信来说，如果他去世了，切不可匆忙赶来上海，有话生前都谈过了，死了也就无话可说，我们遵照他的嘱咐，把悲痛埋在心中。近来，突然心血来潮，回忆起20年中8次去上海，谈话时间约有80天，内容多么丰富，涉及的范围多么宽广，正经话说过之后，还有“杂闻”、“趣谈”，如果能想得起，记得下，不失为一篇别开生面的纪念文章。国内一些史家、学者或政府官员、领导人的子女去访问老超时，谈话时间多则一两天，少则几小时，哪有我们之间的从容自在，侃侃道来？
记得有一次，老超故意考我们：“有人问马克思，你一生最喜欢用的座右铭是什么？”我们毫不迟疑地答：“斗争！怀疑一切。”老超又问：“托洛茨基呢？”我们想了一下，知道这是老托自传《我的生平》里的一句话，但答不出来。他说：“一张白纸，一支笔。”我们反过来问他：“你老超呢？”他说：“与托洛茨基基本相同。”但又补充了一句：“有人交谈，彼此就能听得懂。”他说的是真情实话。老超每次知道我们要去上海了，头一天见面，总是说，你们来了，这是我生活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完全记下他的谈话。只因为王国龙是半个聋子，听不清老超谈的内容，只好在每次谈话后的那天晚上，由周把主要内容复述一遍，这便迫使周在听老超谈话时，写点简要笔记。想不到这样的笔记，连同不成样子的大、小笔记本以及散张的代用稿纸共有71页。有的字迹太潦草，有的被茶水沾湿了。不管怎么样，总得整理出来，留作纪念。但老超从来不喜欢别人替他写他的思想，写他的谈话，唯恐走了样，一定要给他看过、改过，甚至重新再写。现在，他去世了，这一切都办不到了。我们这里整理出来的只能算我们听到记下的，文责自负。
（上）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以1996年5月14日的谈话为主）
老超要我到书架上去取卡尔·马克思的《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他要我读一段恩格斯写的导言，然后说：你们把书拿回去再读一遍。
《马恩选集》出版第一版时，毛泽东不许发表恩格斯的导言。到了第二版，才准发表（或者收在《马克思全集》中）。
恩格斯临死前发表的《导言》这篇文章中，主张用选票进城——这是恩格斯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的教训。
1848年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到垂死阶段，资本主义并未灭亡。恩格斯晚年发现，他与马克思两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做成的论断是错误的。法、徳等资本主义国家还在发展，生产力并未充分发挥出来：
——战后20年了，苏共、中共仍在说“资本主义已到了垂死阶段”。我插说：“我们过去也是这样说的。”不对，事实不是这样。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也在发展。亚洲四小龙发展得更快。有人说，最近20年科技的飞跃发展等于过去的两千年，才推动资本主义向前发展。根据马恩观点，我认为这是倒因为果。应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向前发展，引起科技的飞跃发展。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曼德尔[6]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曾经提出，大意是：过去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失去殖民地，失去了廉价劳动力和天然原材料就会走向死亡，但二战后英、法、徳、日的资本主义体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向前发展的。其根本理由在于，资本主义宗主国要生存下去，便要寻找替代廉价劳动力和天然原材料的办法，因此，必须用技术密集型来代替劳动密集型，要用人造原材料代替天然原材料，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这种需求，便推动了科技的飞跃发展。事实已证明，资本主义本身确实具备这种能力。
那么从恩格斯的《导言》一文中，我们能否得出一个结论，即社会主义革命口号提得太早了呢？试看：
二战前，苏联的工业生产发展得较快，但与英、美比较，仍旧落后。不过，她们之间还可以竞赛。到了80年代后期，苏联垮台了，证明苏联的生产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苏联的垮台不是叶利钦的政绩，而是生产方式不同所决定。
目前，就整个形势来说，资本主义势力仍然胜过社会主义势力。斯大林的苏联，毛泽东的中国，并不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还在后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说不通。《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两书，都讲到了这个问题。社会产品（不是商品）没有价值，没有价格，也就没有市场。
马、恩、列、托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商品、没有市场、没有阶级斗争。提出发展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距离马、恩、列、托的社会主义太远了。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经济是斯大林式的资本主义，与传统的资本主义不一样，斯大林式的资本主义是传统资本主义的后退。苏联的改革是把斯大林式资本主义改革为传统的资本主义。
一九一七年革命失败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多次浪潮
（多次谈话的综合）
老超后来就这两个问题，都写成正式文章。他跟我们谈时，正是他酝酿写文章的时候。老超说：
1917年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总结出，要从二月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不断发展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承认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全世界无产者没有起来响应，而苏联却产生了干部阶级，篡夺了十月革命的果实。这就是客观条件没有成熟的条件下，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就像是怀胎7个月要做产，如能善加保护，胎儿还可以活下去，搞不好了，7月胎便成了死胎。托洛茨基曾经打一个比喻，苏联社会是个过渡社会，充满矛盾，但已从（资本主义的）幼虫，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蛹，蛹即过渡社会，这个蛹可以前进，前进到破壳而出成为社会主义的蝴蝶，但也可以窒死在壳内，历史上已有无数的蛹死在壳内了。
历史上不同性质的社会，都不可能在一次战斗中完成，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经过几百年的酝酿和斗争才能形成，法兰西大革命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
列宁、托洛茨基都没有说过，社会主义革命要经过几次浪潮。巴黎公社暂且不说，如果以十月革命为第一浪潮，今后必然会有二次、三次浪潮。今天应该说是为社会主义二次革命浪潮作好理论上的准备。我们希望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取得成功。托洛茨基说，苏联是堕落了的工人国家。他认定斯大林模式很快就会让位于真正的马列主义——通过政治革命。但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只能让位于叶利钦政权。
陈独秀比我们看到更远。1934年陈独秀写信给第四国际，要改变保护苏联口号，说苏联已不存在革命制度了。老超说，我个人于1936年才看到，提出恢复十月革命口号。
二战后资本主义为什么有大的发展
（综合1981年、1992年、1996年谈话）
老超常说，他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要解释二次大战后为什么资本主义仍然发展的根本原因。
有人攻击列宁，说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并不是垂死阶段。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结论不符合实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有四个人，四本书都来解释这个问题。
1．希尔弗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在生产中的作用》。老超只是提出来，一直没有加以说明。
2．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垂死阶段，不是革命便是战争。列宁的解释，不是从《资本论》推断出来。列宁分析战争发生的原因有五点：（1）金融资本作用越来越大；（2）资本市场不断拓展；（3）殖民地瓜分完毕；（4）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走向战争；（5）缺（笔记上没有记下）。
3．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走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战争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不是必然的。
4．卢森堡的《资本积蓄论》。卢森堡完全根据《资本论》来推论的。但列宁、布哈林不同意她的前提。苏联解体后，卢森堡的学说更发展，自成一派，称为卢森堡学派，第四国际书记曼德尔仅仅不同意她的结论，但非常尊重她。在《未来社会主义》一书中，曼德尔大呼“伟大的卢森堡”。老超说，列宁与卢森堡是前提不同，结论一样。但用卢森堡学说来解释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仍能发展，更加合理。他说到此，要我去拿《资本论》第二卷（记忆十分准确）要我翻到679页，第二十一章《积累与扩大的再生产》，其中《积累中C的交换》这个小标题前，有两个公式，有两个数字。他十分准确地把数字报出来。
第一类：合计为7629；
第二类：合计为2229。
（我的笔记上正是这两个数字）
然后老超说，第一类（生产资料的生产成本）超过第二类（消费资料的生产成本）近三倍，这个倍数还会增加。马克思没有谈到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资本的出路在那里，但卢森堡谈到了。她说资本主义的发展要依靠前资本主义国家。老超指出中国、印度、埃及、拉丁美洲、亚洲国际都属于这一类国家。前资本主义国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包括资本输出和高科技生产设备的输出）。二战后资本主义仍然发展的根本道路便在这里。但卢森堡的公式很快会达到饱和，等到前资本主义市场消失了，资本主义社会便会走进死胡同，战争必然爆发，或者革命必然到来。（这结论是老超做出的。）
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
（综合多次谈话，内容基本相同）
主观能动性要适应客观规律，如客观规律不容许，强调主观能动性，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的原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毛泽东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实际上这是笑话。从哲学上来看问题：在《费尔巴哈论》一书中，马克思说过，唯心论也有好处，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但往往忽视了客观可能性。第四国际强调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缺主观革命力量，这个判断值得反思。马克思不强调主观能动性。恩格斯也说，个人有作用，但很有限。举了拿破仑第一为例，拿破仑生长在科西嘉小岛上，他终于完成了法兰西的统一事业。这不是主观能动性所决定的，而是客观规律所容许的。没有这个拿破仑，会有别的拿破仑。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现象很快会消失，这是乐观主义的估计，客观环境不是如此。法兰西革命胜利后，封建势力多次反扑，主观上力图挽回败局，但客观条件不允许，资本主义仍然获胜。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有限的，但不能违抗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香港青年写信给老王（指凡西）说唐宝林的书是正确的，你们老一辈要负责任。老王表示难过。老超说，我说这话不一定完全对。如果我们无能，则托、陈也无能。但不能说托、陈主观上是无能的。应当用客观条件来分析。女记者戴晴说中国托洛茨基者是理想主义者，大概是指的是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政纲无法在中国实现。
谈中共内部的团结和斗争
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之前，全党看起来是团结的。但在召开八大时，党内已经有两种倾向表现出来，而外人则不知。根据统计材料表明，1956年距离第二次大战结束已有11年。资本主义各大国工业农业生产都有发展，有的国家发展得更快，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已露出端倪。但中共仍然推行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重用苏联顾问。斯大林模式生产方式远远不如传统资本主义。二次大战前，中国经济本来落后，到了1956年召开八大时，与先进国家比较，差得更多了，尽管中国也有明显进步。毛泽东仍坚持采用斯大林模式，刘少奇、邓小平也包括周恩来在内主张向西方学习，主张“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的都是好猫”。话是邓小平讲的，刘、周以及其他领导人都有这个意见。除毛泽东外，领导人的多数主张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了。矛盾出现，问题难以解决。周恩来聪明一点，他提出“四个现代化”口号，既可以抛弃斯大林模式，得到刘、邓的支持，而毛泽东也可以接受，“四个现代化”何等动听，堂而皇之的口号！到了56-57年，苏联有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中国出现了所谓右派，毛泽东便看清了。老超说：“我的朋友谢山说中共内部斗争从庐山会议开始，我则认为要推前到56年开始。”这些矛盾露头，就奠定了今后一切党内分歧、党内斗争的基础，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刘、邓聪明，在幕后支持彭德怀。而彭德怀轰大炮，那时，多数干部实际上是拥护刘、邓的，但毛泽东的威力大，仍能把彭德怀打下去，仍然推广斯大林模式。于是三面红旗出来了（如果是斯大林，他不会这么做）——造成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无数无辜的人惨死了。毛不是不知道失败，但他仍坚持斯大林模式，直到死亡。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实现了八大路线。
老超在另一次谈话中说：回顾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退潮，发展经济重要得多。所以多数干部拥护刘、邓是客观的必然。刘、邓的主张实际上比毛的斯大林模式强得多。毛的威信逐渐降低，这是因为毛的斯大林模式违反客观要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要解决党内这个巨大分歧。事实表明，庐山会议，彭德怀的反抗，并没有得到刘、邓的支持，彭不是从理论上提出反抗，而只是反映了现实生活。刘、邓反过来站在毛一边，反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历史重演，周恩来本来是分享刘、邓思想，但站在毛一边，反对刘、邓。
归根结底，老超说，中国1949年革命是一次革命，但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成了干部阶级领导的革命。
我们问老超可否谈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内部的团结和斗争。老超说，凡明显的你们都知道了。不明显的，许多人都猜来猜去，我们没有可靠的信息、材料，也不过是猜。根本的一条，凡无原则的党内斗争，从人事问题上看不出来，大分化，大组合，还有倒戈分子，……老超没有讲下去，只是说，我们坚持站在积极的改革派一边。
关于托洛茨基—陈独秀派一案
毛泽东对托陈案的指示共有16个字：“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摧毁组织，挽救青年。”指示无用，下面不执行。1952年冬至节那天，全国一网打尽。温州也杀了一个。以前杀王实味（他不是托洛茨基派，只是一个同情者），毛泽东发脾气，杀王的安徽籍中共党员检讨多次，据说贺龙承担责任，内部人知道的也很多。实际上，杀王实味是为了宣传，使老百姓知道，“托派”十恶不赦。1972年我们12个人调动位置，从狱内调到狱外（实际上就是软禁——周）。许多干部反对。说“托派”太坏。毛要周恩来出来传达意见。周恩来说应当放的，杜沧白[7]（畏之）在狱中检举陈伯达有功；郑超麟不认罪，再关下去也不认罪。有干部说，如果再搞反革命组织怎么办？毛说再捉起来。（老超说，以上都是听来的。）
老超有一次具体地说：“我写信中央要求平反，上海市公安局讨厌我，我不管，又给十三大写信平反，我的要求平反信，在港刊上发表了。市局王科长说：这回马虎一点可以，下次不行。后来有不下七八个外国人，也有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来看过我，政府没有干涉。”
老超说：“政府不准我活动，我年纪大了，也不愿意再活动了，我写文章是有权利的。喻守一说，你可以这样做，因为在狱内是不会让你写的。但我的主要工作，要求法律上平反。国民党时代不必如此做，释放了就是无罪。但共产党政府不同，不平反在社会上受歧视。”
在苏联，托洛茨基早在1988年平反了。上海《解放日报》于1988年8月6日刊出一条消息，标题是《苏联平反三十年代四大错案》。小标题是《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恢复名誉》。不久后，中央派人来和老超谈话，上海市局陪同。老超说，《解放日报》已说苏联托洛茨基派平反了，那位中央来的人不相信，《人民日报》没有登。老超说，《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刊登的是同一消息，一个字也没有错漏，只是《人民日报》没有小标题。上海市局的负责人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托陈案当然也是冤错案，要求平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老超常说：“国有冤案，治者之耻。”现在要求平反，比过去容易多了。《毛选》、《邓选》中对托陈派的注解，早已修订了，把性质改变了，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支持给托陈平反的人，也越来越多。前几年，北京有位老干部向上海政府反映，要求为托陈派平反，上海市很有礼貌地说：我们无权，要看中央。“有些新朋友也认为，中国托陈派只不过是思想问题，而不是有罪无罪问题，思想问题可以讨论，谁是谁非应由实践来检验。”
老超坚决表示：在法律上不平反，死不瞑目。他讲了一个故事。许多年前，有一位做父亲的，知道儿子判了无期徒刑，父亲知道儿子是冤枉的，坚决不肯死。一年复一年过去了，老父亲更加年老了。望眼欲穿地等待儿子回来，终于某年某日，儿子释放回来了，但不是无罪释放，而是有悔改表现。老父亲也不管，仍然把儿子接回来，还买好一套新衣服，放在隔壁房里，老父亲叫儿子到隔房换上。等到儿子换好衣服回来看父亲，父亲已经死了。老超说，哪天平反，我才瞑目。（而1998年8月1日老超与世长辞。他定是死不瞑目的。）
谈陈独秀
郑超麟写有专著《陈独秀论文集》，曾寄安徽出版社，久未决定出版与否。他对陈独秀深有研究，对他个人的方方面面了解得相当透彻。他对我们有关陈独秀的谈话，后来都见之于他的论文。已经一目了然。这里我们只突出几点：
1．西湖会议证明陈独秀不是机会主义，陈给维经斯基的信（有档案可查），表明他反对加入国民党。
2．独秀不是二次革命论者，1923年前后有此说法，1925年后无此说法，现在坚持这种说法的人是别有用心的。
3．老超肯定沈寂[8]的论文，说他提出独秀组织岳王会是一创举，因此证明辛亥革命前不止三派：保皇派、排满派、共和派，还有独秀的民主派。理由是独秀、章士钊、苏曼殊坚决不参加同盟会，而主张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
4．有人批评老超，从来不谈独秀的缺点，老超不以为然。他说在抗战问题上我就写文章狠狠批评了独秀。有人引两句诗赞扬王独清与陈独秀：“世人皆浊他独清，世人皆丑他独秀”，我认为这不是对他们的尊敬，而是在他们脸上抹黑，只可当作笑话来谈。
5．前几年，又不少论者，要把陈独秀与托派分开，或说陈独秀不是托派，或说他后来不是托派。前者缺乏历史知识，不值一驳，后者是“天方夜谭”。在陈独秀身边陪同他直到临终有一位叫何资琛的，就是陈独秀最信任的托派弟子。陈后来虽没有参加组织，但一直关心着托派和托洛茨基学说，他有不同意见，不满托派中的某些人，也说过反对列、托的话，这能证明他不是托派吗？美国“多数派”反对托洛茨基有错误，不愿自称托派，而称第四国际，难道第四国际能与托洛茨基分开吗？
（下）
杂闻趣谈
每次正经话谈过之后，总在上午11时左右。利用午饭时间，我们两人便与老超闲谈。老实说，我们很爱听老超的杂谈。他有过丰富的经历，现在也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们有时还故意挑逗他说些风趣的话。在这种场合，有时候熊安东送菜来，有时秀云[9]送菜来。1992年之后，小周替我们买菜。偶然也有杜沧白、苏渊雷在座。这里写的杂闻、趣谈，主要是供老朋友们看，有啥写啥，不加思考了。
老超说：北伐时期或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内，中共党内流行一句时髦的话：“你是陈独秀主义，他是孙中山主义。”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笑着说，凡同自己的女秘书恋爱，后来变成了夫人的叫做孙中山主义，凡同自己夫人的妹妹谈恋爱，然后变成第二夫人的都叫做“陈独秀主义”。
有来访的人问，抗日战争时期，你的“革命失败主义总应该说不通了”。老超说，怎么说不通，毛泽东也主张失败主义。他背出1935年10月毛泽东写的清平乐《六盘山》中的诗，其中有：“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毛泽东的苍龙，就是指国民党和蒋介石。敌人在国内，还不应该提出“革命失败主义吗？”
在提篮桥监狱中，一次小组讨论后休息时间内，尹宽突然对老超诉苦说：“周恩来曾把赵济[10]、濮清泉（濮得志）两人从监狱内提出来接见，邓小平曾到监狱内去接见汪泽楷。听说还请他们吃顿好饭。这太不公平了。恩来和小平都是你和我的老朋友，从来就没有接见过。”老超说：“不过少吃两顿好饭就是了，他们说我们两人不认罪。”
有一位老干部打电话给晓芳[11]，要去拜访她爷爷。那老干部因好奇而来访的。当他看到老超房间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照片中有周恩来，还有郑超麟，那老干部对老超说：“今天我看到了你，如同看到了周总理。”老超摆摆手说：“我和周恩来不是一个人。”（老超意思是双关的。）
龙华烈士墓改建，要老超出主意，因为他两次坐过龙华监狱。同来的有一位副主任，大约五十多岁的妇女干部。她要老超谈两次坐牢情况。老超说，第一次坐牢四个月，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坐牢；第二次坐牢三年，是以托派身份关进去的。即刻那位女副主任大为惊奇说：“国民党也抓托派？”老超有点不高兴，对她说：“不仅坐牢，还要杀头。我们的李平就是被杀的，坐牢就更多了。”她听了哑口无言，好像无法理解。
我们三人有一次谈到蔡元培、陈独秀。老超突然抓一抓头皮，你们知道中国有三只很著名的兔子吗？那就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他们都是兔年生，刚好相差12岁。苏联也有两只兔子，与陈独秀同年生，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托洛茨基。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事，一只兔子想咬死两只兔子（指的是斯大林要消灭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这里老超说的可能是兔子或是猴子，笔记上兔子旁打了个“？”[12]。
老超说：“有一次靳树鹏请我吃饭。他说我很穷，不要我请，由李培推车送我去。我们只能进二级餐馆，一级挤不进。席间，谈起平反问题。靳树鹏要我写信给邓小平，要求平反，我不愿意写，‘要求’总是不光彩的。所谓要求，无非是要求他们表示反对托派反错了，并不要求他们赔偿我们因二十七年监狱而造成的物质损失，不过是今后处境更好一点。我相信迟早要平反。”李培那天也陪座，他告诉我们说，老超还谈到谢觉哉曾做过他的秘书，要求平反也可写信给他，但老超表示不写。[13]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作者到日本推销她的著作，她在一次会议上致辞之后，有日本人问邓榕：“郑超麟身体好吗？”邓说：“好”。又问：“邓小平和郑超麟有联系吗？郑是托派呢！”邓榕说：“他们老一辈的事，我不知道。”
有一次老超谈到平反事时，说如果托派平反了，王凡西就可以回来了。这就给共产党增添麻烦，要给王凡西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市局人员曾动员老超写信给王凡西，叫王回国。也可安排王任客座教授，老超婉言谢绝，说王妻已去信，凡西也不回来，他说，如果平反了，王自然会回来。
1965年文革前，尹宽因病保外就医。后来老超得到一个消息告诉我们说：1967年，尹宽下场悲惨，上吊死了。[14]（注：1965年，尹宽回家前，上海市局派人召集所有在押托派12个人，要尹宽说几句话，尹宽说话的主要内容是：“过去我们反对毛泽东，有一点是反错了，那就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事实证明毛泽东成功了，我们失败了。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能有今天，你们将来同样也有这一天。”尹宽说完，市局负责人要大家表态。轮到郑超麟说话了。他说：“尹宽是我的带路人，带路两次，一次带我到共产党去，另一次带我到托派去。我现在应该是感激他呢？抑或是怨恨他呢？我已经想过了，还是应当感激他。”）
中篇小说《重轭》作者周梅森来看老超，说以后一定寄书来，并一定常常来访，表示敬佩。但他告辞后，不见寄书来，人也不来访。老超认定有人劝他要戒备。熊安东插话说，周梅森看过《大参考》，他发现南朝鲜大谈马克思主义，并有托洛茨基派数千人，北朝鲜则哑口无言。墨西哥只有托派，却没有正式共产党；日本与斯里兰卡有托派，势力也不少？这是为什么？周曾看过托派档案，他问：“你们当中也有人表示假投降的吗？”
老作家施蛰存给老超来信，称赞他是“穷三百年唯一人”。施只知道绮纹是周扬的笔名，却料不到原来是郑超麟，大为惊异。他请老超和侄女把德国诗人集译成中文。有人信中还提到苏东坡还不如他云云。老超笑着说，大概我活不到1992年元旦了。
这天杜沧白在座，他说常去苏州女儿家住几天。儿子与他一同住，房子太小了。阎明复的弟弟来找他，为杜解决房子问题，后来总算解决了。杜联想二十年代，中共地下机关有一只共用的小摇篮，第一个坐小摇篮的是彭述之的女儿莉莉，第二个坐的是汪泽楷的大儿子，第三个坐的是老杜的大儿子。讲到这里他发了个感叹，现在武汉大学生物系主任就是汪泽楷的儿子，与赵世炎妹妹的女儿结婚，解放后就与汪泽楷分清界线了。又讲了个新闻，说刘伯庄（托陈派）的妻子，原来是夏之栩的丫头，刘伯庄死后，仍回到夏之栩家去，与夏同住到现在。
老超与我们午饭时，总爱喝一点花雕黄酒，晓芳给爷爷有个饮酒定额，最多三小杯，酒杯大小也是规定好了。有一次我给他斟第三杯时，大概只有七成左右，他不声不响地慢慢喝光了。喝光之后，又要我再斟，我说已经三杯了。他以眼睛向我示意，并说，你刚才斟第三杯没有“满”吗？（满是福建音。）我是心中有数的，又给他斟满了一杯。他高兴地笑了，明天最好也是这样。毛泽东不是很自豪地说过“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吗？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半个聋子王国龙没有听清楚，问老超笑什么？我重述老超的话，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1996年，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作准备，中央电视台记者与一位周恩来的侄子一起来采访老超，并录了像，录像任务完成后，他们与老超谈起来。周的侄子说，到上海来首先采访的是张瑞芳与你郑老，周的侄子要老超谈谈对周恩来的印象。老超说，别人都说好话，我好话、坏话都说吗，可以吗？回答说可以，我们自会节选。老超说，你伯父很像五代时的冯道，可做五代丞相，立于不倒之地。接着周的侄子表示，你的意见可以参考，我伯母邓颖超有时也说伯父有点像和事佬。老超自觉说得太重了，便来了个转弯。我还得感谢你的伯父。他到上海来，凡与公检法干部谈话时，提篮桥监狱长对我说，每一次都问他们郑超麟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多照顾。恩来对我不错，第一次国民党抓我时，他设法营救，这次坐牢，他还关照我。
邓小平女儿邓榕采访老超时，同来的还有上海市委几个女干部，问起张锡媛。老超对邓榕说：“张锡媛很漂亮，追求的人不少，你爸爸有一次受到拒绝，不禁大哭起来。”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采访完毕，老超把他的《回忆录》交给邓榕，请她代转邓小平。但他在书上的题词是“赠给邓希贤[14a]同志”，下署名郑超麟。他说称邓希贤为同志，无碍，那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代邓名希贤，大家都是少年共产党的同志。然后，老超对邓榕说，你这次回去，必定会被你爸爸大骂一顿。邓榕问为什么？老超答复：“你爸爸会骂你，什么人都可以去访问，你为什么来访问我郑超麟这个人呢？”邓榕说：“他不会骂的，下次我还要来看你郑伯伯。”
80年代初，陆定一的女儿，在上海市委及政协干部陪同下来访问老超，开头称呼是“郑老先生”。老超看她的脸相，听她的话音，又知道姓陆，便问你是不是陆定一的女儿。她一怔，便说：“你认识我啊！”老超答，不认识，听你的话音，看你的脸相，便猜出来了。然后陆的女儿便改称老超为郑伯伯了。但采访的目的，老超没有告诉我们。1996年陆定一去世了。我们刚好在上海，老超说，陆定一去世后我要请客。我们问是否在托派平反问题上少了一个阻力呢？老超说，不是的，他是否是阻力，不得而知。只因为陆定一是个好人。他与我曾共事三年，不是他领导我，而是我领导他，我们相处得很好。现在我是为怀念旧情而请客的。
法国学者布鲁耶写了《托洛茨基传》，已在前苏联出版，布鲁耶只是研究托洛茨基的，后来他自愿加入法国托洛茨基派。他写《托传》是献给一位名叫J.V.海热诺尔（Jean Van Heijiner）的。后来这位海热诺尔发疯了，用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
一位女干部名叫黎明，很关心老超的生活。她是从《郑超麟回忆录》中知道她的亲生母亲的情况。据说她是林彪的女儿。老超没有其他要求，只希望《回忆录》能出第三版，黎明表态说，你们老一代共产党的子女都可以帮忙，包括瞿秋白的女儿，罗亦农、赵世炎、王若飞、刘伯坚等人的子女，我回去试试看。
《中共人物传》出版1—50卷后。中央文献委员会召集党史工作者开会，决定再出51—100卷。有党史工作者提问，为什么没有列入陈独秀？负责人答曰：我们要写陈独秀，但可以放入另册。党史工作者起哄，怎能把陈独秀与张国焘等列在一起。文献委员会委员自行商量后，当场拍板，将陈独秀列入51—100卷，才平了公愤。接着还提到郑超麟，也列人51—100卷。老超说暂由华校生执笔写郑传。
有一次杜沧白来看老超，我们四人一起聊天。杜沧白说了一句笑话。我们托—陈派中，解放后有人投靠北京，我们坐了牢。其实福兮祸兮很难说，投靠北京的早已命归西天，坐牢的倒还活着。耿坚白是独秀时代的一位省委书记，解放后应周恩来之邀，在北京担任要职。文革中七斗八斗，已被斗死。还有一位姓刘的，也是独秀时代的重要领导者，他先由刘少奇邀请，后由安子文邀请，要他到北京去，刘拒绝去，但仍依靠刘少奇、安子文的关系，去乡村教书。文革中指控他与刘少奇、安子文有联系，被群众枪杀了。汪泽楷也是独秀时代省委书记，解放后投靠北京，在湖南师范大学任副校长。反右时被抓进去，判刑5年，死于劳改，连尸骨也找不到。
上海拍摄的电视剧《开天辟地》写好了，是为了纪念1991年建党70周年的。以陈独秀为主要线索。因为好奇，剧组人员来看老超，来了四个人。他们说当今世界上居然还有人与陈独秀是老朋友，谈得很高兴。老超对剧组的人说，你们敢把上海三次暴动真实历史写进去吗？现在已找到三次暴动的原始记录。暴动委员会主任是陈独秀，负责军事的是周恩来，赵世炎负责工会运动，罗亦农应付国民党，汪寿华负责应付青红帮。第三次暴动胜利了，罗亦农在大会发言，说暴动胜利应归功于我们的领袖陈独秀，当时大家把陈独秀举了起来。这段真实历史与过去宣传的作对比，简直是南辕北辙，你们敢写进去？剧组人员说，我们一定写进去，上海会通过。老超说上海通过也没用，要中央通过。剧组人员坚决表示，中央通不过，我们不拍。
我们两人陪同苏渊雷来看老超。老超很高兴，他知道苏在1940年曾为托洛茨基写过悼词。苏对老超说，“命长就是最大财富，我们两人从孙文看到六四风波”。苏渊雷抬头看见墙上挂着老超、刘静贞和他们的儿子弗来的相片，站起来，走到照片前合掌拜了三拜，泪水夺眶而出。我们送走了苏渊雷之后，老超问我们，午饭后苏先生做了个动作，你们看清了吗？他在做什么？我们把上述实情告诉他，还把路上苏渊雷对我们说的话告诉他。苏的话充分表达在他赠给老超的诗中：“《玉尹残集》把诵频，天荆地棘一超麟。ABC读少年事，丁字碑传客泪新。孤愤酸情谁得遣，童鸟病妇难为春。彭陈不做声名在，硕果仅存偃骞身。”（注：诗中第二句原为“天荒地老一超麟”，事后在《新民晚报》副刊时苏渊雷说“天荆地棘一超麟”，是为了和第八句“偃骞身”相呼应。）老超十分感动。
老超除结识温州诗人苏渊雷外，他还通过我们两人与温州另一位诗人莫洛[15]成了文友。92年、96年我们两人在上海时，我一再告诉老超，诗人莫洛真难得，阿龙八十寿辰时，他特地为之设宴祝寿。我和思敬都陪座。他们两人本来很熟悉，但过去政治上针锋相对，现在友谊却长存。老超听得入神，说：“如同楼适夷[16]一个样。”当即表态说，“我已托沈文铨[17]在苏州文宝斋制了三幅联，决定一送莫洛，二送王观泉，三送替我照相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此后凡老超出书，必亲笔题词送莫洛。老超并不喜欢白话诗，但曾把莫洛的一首白话诗改写成古诗[18]，要小周寄来赠给莫洛。老超终于结识了温州两位著名诗人[19]。（老超辞世后，莫洛向我们表示，遗憾未识世纪同龄人郑超麟一面。）
老超提到苏渊雷的《钵水斋文史丛稿》，问我们可知道为什么会取“钵水斋[20]”之名，阿龙多少懂一点，我学识浅薄，急忙要老超解释一番。老超说，从前有个和尚叫龙树，人称龙树大法师，他要招收门徒，在庙门外树下放一个钵，钵内盛满水。很久很久无人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有一个人来了，放一枚针进去，龙树大法师得知，便收他做门徒。因为这叫做“一针到底，钵水精神”。钵水精神不容易啊！
我们两人每次到上海，老超都会把老朋友的近况告诉我们，他谈得最多的是楼适夷、范用、朱正。实际上，我们不认识他们。老超说，范用力尽可能要帮助我们出版多伊彻的中译本《先知三部曲》。提到朱正，老超便说，为出版《玉尹残集》和支持六四学生运动，他丢掉了湖南出版社社长的乌纱帽，上头支持他的人李冰封[21]却度过了难关，而朱正休闲在家，从来不叹一声气。王国龙说，他对靳树鹏、王观泉的印象特别深，实际上都是受老超的影响。老超从来不会只褒不贬，他告诉我们做人的原则，不能只说好话，他对彭述之贬多褒少、对陈独秀贬少褒多，对何资琛、尹宽又褒又贬，对濮清泉写陈独秀思想时，几乎要痛骂他一顿，但心中仍有怀旧之情。但是奇怪的是，我们确实没有听到过老超贬过靳树鹏、王观泉。我曾写信小周要他转告老超，单他的文章题目《三生花草梦苏州》就值美金万元，他乐不可支，实际上，这不合他做人的原则，内心里必定会说“三楼五楼”又在捧场了。由此可看出，老超对靳、王两人的评价是破天荒的。
老超不同意唐宝林写的《中国托派史》，与凡西两人分别写文章反驳，语气严厉，看样子决不罢休，这桩“公案”还闹到日本去，老超、凡西要日本研究陈独秀的刊物编者或者出版唐的日文《中托史》的出版者一定把他们的反驳文章刊出去。有南方朋友来信说唐的《中托史》有些观点我们当然不同意，但他拥有大量资料，史实基本客观，对读者有好处。我和王国龙当面对老超提意见，人家是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能跟我们有一样的看法吗？我举了李显荣的《托洛茨基评传》为例，李在书中骂托的话还少吗？70年或80年代托陈派问题是个大禁区，冰冻三尺，李显荣的笔只能在骂中提出托洛茨基反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很多是正确的。过去除了我们之外，谁敢说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上是正确的呢？对《中托史》你与凡西意见都提了，不必再纠缠下去，老超是同意的，后来他告诉我们，他还力劝刘平梅[22]不必争论下去。有一次老超对唐来信中提到，今后编《陈独秀研究动态》要有三新：新动态、新史料、新观点，老超听后，深表赞赏。
有一次一个叫张戎的美籍华侨，偕同她的美国丈夫前来访问老超，共谈两小时。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很敏感：（1）你认识毛泽东吗？同他的关系怎样？（2）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有没有讲话？（3）上海三次罢工谁领导？是陈独秀？是周恩来？周的态度究竟是怎样？（4）陈独秀和毛泽东的关系？（5）你听说过汪精卫很重视毛泽东、周恩来，曾企图拉拢毛和周，但都拉不过去。老超说，这次谈话问多答少。
老超谈1932-33年福建十九路军举行起义，当时陈铭枢的智囊团中有托陈派杜畏之（沧白）、任曙、严灵峰（后来严投降国民党）三人，颇有影响，受影响的人还包括陈友仁。陈在公开演说中，有时引证托洛茨基的话，提出托洛茨基怎么说……后来托派临时中央处罚了杜畏之他们。听老超这番话后，我与王国龙私下讨论，这是我们的关门主义，不会成大事。
老超有一次突然笑起来说，周恩来、邓小平、谢觉哉在世时，我都不给他们个人写要求平反信，理由有以下几点（1）写了无效；（2）他们很忙，没有时间管平反事（当然戈尔巴乔夫也很忙，匆匆促促平了反，但平反不久，苏联解体了，是个凶兆）；（3）中国反对派势力远不及苏联，中共认为可以慢慢来；（4）现在中共的焦点是在民运人士、天安门六四事件，我们退居历史后台了。
对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他写过文章，阐明自己的态度，他当然支持学生运动。但老超说，我们与他们不同，他们是追求一般民主，或者美国式民主，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终极目标建立无阶级、无条件民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我以前提到的二次革命浪潮就是这个意思。
凡老超谈到有关第四国际书记曼德尔的某些意见，谈到彭述之有关的话，我们两人保持沉默，不与争论，一则怕伤了老人的心，二则避免再走错误的老路。当然，其中有杂闻、趣谈。我们一概略而不谈。
王国龙补充：老超说，温州戴立夫[23]先生，虽是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但他思想进步，胸怀开阔，眼光锐利。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戴先生的家在上海，他曾接待了不少共产党员人。有一次他接待的是中共领导人之一李立三，与李立三有组织联系就是我（指老超）。因此我对戴立夫深有好感，而且对他的道德、文章极为敬佩。
[1] 出自斯宾诺莎《政治论》。原句为“不要笑，不要哭，不要恨，要理解”。
[2] 郑超麟《临江仙·不是人间偏我老》句，刊《玉尹残集·晚年诗词》。原词如下：“不是人间偏我老，只嗟壮志难酬，百年坎坷一身留。雪花飘峻岭，骤雨袭扁舟。 遥望前程如锦绣，春风丽日当头。衰翁跋涉意何求？虞渊追夸父，渴死亦甘休。”在《勤奋20周年》一文中也多次引用此词。
[3] 何资琛，出生年月不详。湖南安乡县人。又名何之瑜、贺松生。早期中共党员，后加入托派。一九五二年被捕，后死于提篮桥监狱。
[4] 籍云龙，生卒不详，曾任托派上海地区的负责人，托派领袖彭述之的助手。一九五二年冬被捕，判无期徒刑，后死于狱中。
[5] 黄鉴铜（？-1987年），又名黄铜烈。广西壮族人。受史唐影响加入托派，曾任托派少数派的五名中央委员之一。一九五二年冬被捕，始终未判。一九七九年恢复公民权，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6] 或译孟德尔、门德尔。全名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23-1995)。二十世纪下半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之一，一九四六年以后，成为了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第四国际）的长期领导人（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曾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曼德尔长波理论的提出者。
[7] 杜沧白，即杜畏之，原名屠庆祺。一九二六年在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春，因批评李立三盲动主义路线，六月被开除出党，随后，他参加了托派“无产者社”。在托派中央机关连遭破坏之后，约于一九三二年退出托派。解放后因“托派案”被捕并被判处重刑。
[8] 沈寂（1933- ）江苏常州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会长。
[9] 邹秀云，又名邹丽萍，也有些老朋友叫她秀英。苏州人，托派丁毅去香港前的妻子。本人未加入托派，但却是地下刊物的印刷者。王国龙、周任辛赴上海看望郑超麟时住在她家。
[10] 赵济（1902-1994年）云南人，早期中共党员。北伐时曾任第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加入托派。建国后肃反时入狱，一九七九年恢复自由，同年受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从事研究及撰写文史资料工作，直至去世。
[11] 即郑晓芳，或作郑晓方，郑超麟的侄孙女。
[12] 蔡元培一八六八年生（丁卯年）；陈独秀一八七九年生（已卯年）；胡适一八九一年生（辛卯年）；托洛茨基一八七九年生（已卯年）；斯大林一八七九年生（已卯年）。按中国的传统说法，都属兔。
[13] 谢觉哉已于一九七一年逝世。
[14] 此说不实，尹宽是生病去世的。
[14a] 邓的曾用名。从少年留法、留苏到1926年回国到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职，邓使用的都是这个名字。1927年7月。邓来到武汉，为在“白色恐怖”之下隐藏身份。邓希贤改名为邓。
[15] 马骅（1916年-2011年），笔名莫洛。浙江温州人。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历任盐城中学训导主任、《浙江日报》副刊主编、温州中学副校长、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杭州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温州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温州市文联主席、温州市第四、五、六届政协常委。著有诗集《叛乱的法西斯》、《渡运河》等，散文诗集《生命树》、《大爱者的祝福》、《梦的摇篮》等，文艺传记史料集《陨落的星辰》，专著《写作基础知识讲话》等。
[16] 楼适夷（1905-2001），男，原名楼锡春，现代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浙江余姚人。中共党员。早年参加太阳社，曾留学日本，一九三一年回国，从事左联和文总的党团工作，建国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顾问，《译文》编委。
[17] 沈文铨（？-2010），苏州人。托派外围组织“翼社”发起人之一。一九五二年冬被捕后判五年徒刑。因不认罪，被加刑十年。后来上诉，取消加刑。但被强迫在劳改农场就业。
[18] 郑超麟把莫洛的散文诗《绿叶上的诗》改写成一首七绝：野游得句无处写，绿叶权宜作小笺。晨霜任它滋笔迹，朝暾照字更鲜研。
[19] 指苏渊雷和莫洛两位。
[20] 《东方星报》刊陈若茜《苏春生：钵水斋里思“雅会”》，记“钵水”一词源自《大唐西域记》中佛教典故“提婆拜见龙树，鉢水投针”，而苏老取其“钵水投针，一针到底”之意。
[21] 李冰封（1928-），福建福州人。一九七九年起，历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湖南教育出版社社长，编审。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
[22] 刘平梅（1920-2007）抗日胜利后，在广东一带教书为生，宣传托洛斯基主义，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搜捕，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家中被捕，一九七九年被正式释放，回到广州后开始研究中国托派史，二○○三年在香港出版《中国托派党史》。
[23] 戴立夫（1864-1937)，温州永嘉人，甲午战争后往湖北学习武备，戊戌政变后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二四年一月加入国民党，并作为浙江代表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在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浙江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后被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曾任黄埔军校二期管理处处长。戴立夫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一九二五年曾在上海成都路的住宅掩护中共领导人李立三脱离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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